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18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和保证人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债务人即使认可债权人的主张，保证人仍然享有抗辩权。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一审判决认定曹某实际出借576万元，债务人朱某某对此未提起上诉，故该认定对朱某某有约束力。陈某某则对借款金额提起上诉，故二审判决根据债权人提供的证据认定陈某某只需在曹某实际出借的360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亦保护了陈某某的合法权益。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001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二审判决认定王某某享有凯瑞公司股东权益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二审判决系根据合作协议、公司验资报告和工商登记等证据认定该项事实，缪某某、赵某某、李某某虽然申请法院调取银行划款进账凭证等证据，但该证据即使可以证明王某某的出资系借款所得，与本案争议法律关系亦不属于同一范畴，不影响本案关于王某某系凯瑞公司股东事实的认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37号
【裁判摘要】中铁物流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录音证据，虽然超过举证期限提交，但该证据对本案处理有重大影响，原审法院采纳该证据符合上述规定。际誉仓储公司对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申请鉴定，亦未举示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原审法院结合行程单等证据认定中铁物流公司已主张提取货物的事实及时间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最高法行再11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所谓“同一事实和理由"是指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依据的主要证据、事实和理由，与被撤销的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事实和理由基本相同，从而造成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直接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相抵触的情形。如果生效判决仅仅是以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行政行为，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据新的证据，补充认定相关事实，完善决定理由，重新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相同的行政行为，不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行政行为的情形。
【摘要】本案中，原行政行为1号处理决定根据争议山林所在片区已经分割到户的事实，推定1979年茶溪生产队分成茶溪、岩咀两个生产队时，争议山林已分割、分配给杨某某，并根据杨某某1985年的自留山证，决定争议林地所有权归杨某某户所在的茶溪组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归杨某某。生效的57号行政判决撤销1号处理决定的理由是，1号处理决定推定争议山林已经划给杨某某，并根据杨某某1985年自留山证确认争议山林权属，证据不足。新晃县政府依据57号行政判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依法重新进行调查和现场勘查，结合调查、现场勘查取得的新证据，综合分析判断、采信证据，认定林业三定时期，茶溪组、岩咀组对上层溪片区的山林，通过抓阄方式分割到组，又协商分配到户，杨某某分得争议山林；根据现场勘查，杨某某1985年自留山证“上层溪"山林四至中的“上至盖龙种"，实际为右至界线，并根据上述新的事实和理由，决定争议山林林地所有权归××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归杨某某。3号处理决定并非“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该决定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一、二审判决认为3号处理决定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情形，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摘要2：【解读】县政府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的过程中，依法重新进行了调查和现场勘查，结合调查、现场勘查取得的新的证据，综合分析判断、采信证据，县政府根据新的事实和理由作出的处理决定并非“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802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之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与被申请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在行政复议受理审查阶段，只要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够起到初步证明作用，即能够证明其与被申请的行政行为可能具有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可，复议机关依法应当予以受理。这里所讲的“利害关系”应当以“可能性”为标准，并非要求申请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申请复议的主张能够得到支持，这与进入实体审查阶段时的证据认定标准是有区别的。本案中，冯某某按照广东省国土资源厅的要求，提供了《选择建房者领取搬迁分散安置费、预缴建房款协议（补充协议）》复印件等有关补正材料，已经提供了初步的证据证明其与103号《建设用地批准书》批准建设项目之间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具有提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以冯伟洪不具有利害关系为由作出4号不予受理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及4号不予受理决定，责令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依法受理冯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38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在赔偿、补偿案件中，通常情况下应当由原告对损害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因被告原因导致无法举证时，举证责任发生转移，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无论是原告承担还是被告承担举证责任，都不意味着另一方可以免除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因防城区政府未依法申请强制执行超越职权强制拆除，故对于江某某等人被拆除时屋内财产情况，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其未对案涉房屋中的财产造成损失。防城区政府提供强拆现场视频与《财产物品登记表》，证明该府在拆除过程中，当场对涉案房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点登记并搬出置放，已尽到妥善安置的义务。《财产物品登记表》虽未取得江某某户的人员签名与认可，也未邀请基层组织在场见证，但能够与现场视频资料相互印证，可予采信。防城区政府强制拆除行为程序存在瑕疵，但未对江某某户的财物造成实际损害，不存在需要赔偿的情形。在防城区政府已经提交相应证据的情况下，江某某等人仍然认为存在财产损失，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江某某等人主张有财产损失及生猪被压，但根据江某某等人一审诉讼请求及其提供的证据材料，《丢失或被损坏财物清单》系单方提供，且列明的物品和数量前后不一致，并未列明详细价值，亦无其他证据可予佐证；提供的照片拍摄日期早于强制拆除行为发生的日期，且缺乏原件核对，与申请人主张的财产损失并不吻合。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江某某户成年家属在拆除现场一起搬运财物。如果存在物品和生猪被压埋在废墟内的事实，其在场家属却不当场提出异议，亦不符合常理。一、二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有关证据审核认定的要求，综合全部在案证据，认定江某某户提出的赔偿请求不能成立，判决驳回江某某等人的赔偿请求，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93号
【裁判摘要】判断投资权益转让价格是否合理，需要将受让人支付的对价与债务人对被投资企业的权益以及市场交易价格相比较——据隧道公司与华南（香港）公司1996年3月16日签订的合作合同，华南路桥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及路桥项目总投资人民币2.59亿元均由华南（香港）公司投入。隧道公司以特许专营权不作价投入。隧道公司按合同约定从华南路桥公司获取利润，并非依据固定比例的股份分红，合同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接近20%，且2002年8月9日隧道公司认缴金额占当时注册资本总额20%，综合华南路桥公司的性质，国富公司主张的20%股权应当表述为投资权益更为妥当。原判决依据在案证据，认定园林中心承担债务的行为可以视为支付了人民币1481.7万元的转让对价，有较充分的依据。该问题的关键是，该人民币1481.7万元是否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可见，判断价格是否合理，需要将前述园林中心支付的对价人民币1481.7万元与隧道公司对华南路桥公司的权益，以及市场交易价格相比较。原审查明，2002年8月9日华南路桥公司申请增资，隧道公司认缴人民币9878万元，截至2004年10月31日，隧道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1481.7万元，截至2005年12月28日隧道公司对华南路桥公司投入为人民币4939万元。暂不论特许经营权的特殊价值，仅以隧道公司累计投入人民币4939万元与视为支付转让对价的人民币1481.7万元相比，已明显不合理。此外，参考2007年麦格理国际基础设施基金有限公司间接收购华南路桥公司81%股权权益时支付对价为人民币39.57亿元（对国富公司在广东高院再审时主张的收购价格，其他各方均无异议），可以推算隧道公司的投资权益价值数亿元。因此，2004年园林中心以人民币1481.7万元受让隧道公司在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的行为已符合“明显不合理低价”情形。
摘要2：【摘要１】市政园林局既作为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市政园林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又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履行出资人的职责。隧道公司转让股权是执行出资人的决定，而非执行行政决定。广东高院再审认定隧道公司根据市政园林局的决定转让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的行为属于民事行为，应受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纠正了二审判决关于案涉股权转让性质为国有企业执行行政机关行政指令的认定，是正确的。
【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或者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可见，予以撤销的债务人行为有三种，即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及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园林中心主张其没有恶意，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并没有将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作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之一。本案无需对债务人隧道公司与第三人园林中心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进行评判，而应当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审理：1.国富公司所持债权是否合法有效；2.隧道公司向园林中心转让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是否为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3.该转让行为是否对国富公司造成损害。
【解读１】应予撤销的债务人行为有三种：（１）放弃到期债权；（２）无偿转让财产；（３）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解读２】《合同法》第７４条并没有将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作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之一，无需对债务人与第三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进行评判。
【解读３】债权人撤销权应当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审理：（１）债权是否合法有效；（２）是否为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３）该转让行为是否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立案审判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一)（2018年12月4日）
一、关于管辖权相关问题（一）约定管辖相关问题（二）地域管辖相关问题（三）级别管辖相关问题（四）专属管辖相关问题（五）集中管辖相关问题（六）法院依职权审查相关问题（七）其他管辖权相关问题；二、关于法院主管相关问题；三、其他程序性问题
1.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中，当事人可以书面约定管辖法院，“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如何判断？2.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债权转让后发生争议的，原合同约定的“一方当事人住所地”应如何认定？3.原合同没有管辖协议约定，也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点，债权转让后发生争议的，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 4.合同约定的合同履行地应如何认定?当事人对于某项合同义务履行地的约定能否认定为对合同履行地的约定？ 5.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双方就管辖法院达成一致意见的，能否依据该协议确定管辖？6.管辖权异议程序中，当事人双方对涉案合同是否存在约定管辖条款存在争议的，如何处理？7.合同存在效力瑕疵时，能否依据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8.当事人约定管辖时笼统约定由“某省法院”或者“某市法院”管辖的，如何处理？9.当事人约定管辖时明确约定由“某地某某法院”管辖，但案件级别管辖不符合当地级别管辖标准的，如何处理？10.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仅以变更、撤销、解除合同或确认合同效力为诉讼请求的，如何确定管辖？11.当事人主张因侵权行为受到经济损失的，能否以原告账户所在地或原告住所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 12.双方均为外籍且在国外缔结婚姻，原告以被告经常居住地在国内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被告经常居住地法院是否有管辖权？13.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以合同未成立为由否认存在合同关系进而否认合同履行地作为管辖连接点的，如何处理？14.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如何确定管辖？15.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住所地”应如何认定？16. 名誉权纠纷、信息网络侵权纠纷等侵权纠纷中，侵权行为发生时到起诉时，原告住所地发生变化的，起诉时原告住所地法院是否有管辖权？17.诉讼标的额如何确定？18.当事人提出反诉的标的额超出本诉级别管辖的标的额时，如何处理？19.涉及驰名商标的案件如何确定级别管辖？20.民事诉讼中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情形主要有哪些？
摘要2：21.很多婚姻家庭类纠纷会涉及不动产的分配及权属问题，是否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22.委托贷款合同纠纷属于何种案由，如何确定管辖？ 23.立案阶段及管辖权异议审查阶段是否需要对被告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查？24.因期货、基金交易等行为引发的合同纠纷，能否以第三方支付机构为共同被告并确定管辖？25.在管辖权异议阶段，法院审查的范围是否限于当事人提出的异议理由？26.当案件法律关系的性质影响案件管辖的确定时，如何处理？27.在审理管辖权异议案件时，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基本证据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与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不一致的，如何处理？28.实践中，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买卖合同等三类合同容易混淆且合同性质的认定对管辖有较大影响，应如何予以区分？29.受诉法院依职权审查管辖有何时间限制？30.先受案法院在立案审查阶段以本院无管辖权为由对案件裁定不予受理，当事人又以相同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诉至另一法院，后受案法院认为作出生效不予受理裁定的法院有管辖权时，如何处理？31.第三人是否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32.多个被告分别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如何处理？33.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但在管辖异议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及仲裁条款时，法院是否需要对仲裁条款进行审查？34.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何种情形下可视为当事人放弃仲裁协议？35.涉及军队房地产腾退、拆迁安置纠纷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36.当事人享有司法管辖豁免的如何处理？案件起诉时享有特权与豁免人员职务已终止的当事人是否享有司法管辖豁免？37.涉落私政策案件是否受理？ 38.公务员因退休、辞退等提起诉讼是否受理？39.涉村民自治案件是否受理？40.仅针对政府机关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提起的诉讼，是否受理？41.针对信访事项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受理？42.当事人针对不具有相应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履责之诉，是否受理？43.当事人针对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管理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受理？44.当事人针对行政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是否受理？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主要包括哪些行为？45.当事人不服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民事裁定，能否提出异议？46.当事人不按时交纳反诉费用的，能否视为反诉未成立？47.上诉人主张上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1：【解读】房屋权属证书、房屋登记簿或者房屋登记证明已被生效法律文书作为定案证据采用，不属于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拘束的不予受理情形。
摘要2：【注解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８条规定，土地权属登记（包括土地权属证书）在生效裁判和仲裁裁决中作为定案证据，不属于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拘束的不予受理的情形。
【注解２】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执行裁定、仲裁裁决等生效法律文书将房屋权属证书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但未对该登记行为合法性作出评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该房屋登记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应当区分证据的合法性和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作为民事诉讼证据的房屋只是对其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并未对房屋登记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并不羁束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
【注解３】如果前诉中法院对作为证据认定的土地权属登记行为采取了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审查标准进行审查，该事实是否属于既判力范围？——原则上，前诉作为证据认定的土地权属登记不具有既判力，利害关系人不服该认定可以直接对该土地权属登记单独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82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2011]42号）相关规定，民事案由是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是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案件管理的重要手段，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由此，案由主要体现了法院对案件法律关系的认知，而非对案件作出实体处理的依据，案由的变更不等于法律适用有误。
【裁判摘要２】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滥用诉权案件中起主导作用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海隆公司起诉请求判令东信公司、王某某赔偿因滥用诉权、不当保全而造成的损失，一、二审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认定造成本案实际损失的侵权行为是东信公司滥用诉权。在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东信公司滥用诉权的系列诉讼中，王某某虽然不是相关案件的原告和财产保全申请人，但其曾作为东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行使诉权，其不再担任东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不再是东信公司股东后，仍然以东信公司员工的名义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王某某参与相关诉讼活动，不仅是履行职务行为，也体现了其个人意志。一、二审法院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认定王某某作为东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相关诉讼的最终受益人之一，在相关诉讼过程中起到了积极和主导作用，与东信公司形成了共同意思联络，与海隆公司损失的产生具有因果关系，符合共同侵权的要件，故判决王某某作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民申6594号
【裁判摘要】关于贬值损失，因受损车辆为新车，贬值损失实际存在，经鉴定案涉车辆存在贬值损失125200元。四方公司因上述损失，同时起诉了侵权责任人王××及相关保险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先由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鉴于保险公司已经在交强险限额内理赔完毕，应当由中顺公司在三者险项下予以赔付，但因租车费及车辆贬值损失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故应当由王××予以赔偿。原审法院据此并结合各方诉辩主张以及所提交的证据，认定由中顺公司赔偿四方公司拖车费、车牌办理费用及车载物品损失，由王××赔偿四方公司车辆贬值损失及租车费并无不当，所核算的金额亦符合法律规定。王××关于四方公司相关损失已得到赔偿，其无权再行主张权利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王××质疑鉴定机构资质，不认可车辆贬值损失鉴定意见，但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反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183号
【裁判摘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工程总价以政府审计部门审核造价为结算价”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合法有效——经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部分就合同价款明确约定，“本合同价款采用可调价格合同方式确定，合同价款调整方法：以（2009）【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及相关配套文件执行。材料价格按当地市场价。工程总价以政府审计部门审核造价为结算价。”以上约定中，（2009）【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及相关配套文件是工程价款的计价方式，由政府审计部门审核确定工程总价是约定由专业第三方机构审核工程价款的真实性，审计部门审核亦应按照约定的计价方式取费，二者并不冲突。弘立公司申请再审以《邀请招标文件》中无以政府审计部门审核造价为结算价的要求并据此认为本案工程价款不应以政府审计部门的最终审计结论为计算依据的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采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工程总价以政府审计部门审核造价为结算价”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合法有效。并且案涉工程属于拆迁还房安置小区工程，涉及到公众利益，约定工程总价由政府审计部门审核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合理性。另外，弘立公司报送给审计部门的《竣工结算书》，天泽公司在《竣工结算报告》上签章仅是同意以该结算价款报送给审计部门，并不能据此认定天泽公司同意以该价款作为最终结算依据。而弘立公司申请再审认为其提交的《竣工结算报告》系按照约定的工程价款计价方式取费，应提交专业的第三方中介机构鉴定意见予以证明。在无有效证据认定本案工程价款的情形下，原审判决驳回弘立公司关于工程款给付的请求并无不当，亦不影响其在审计结论作出后另行依法主张权利。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302号
【裁判摘要】根据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在骆××与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骆××于2015年4月至2018年10月间多次向曾××借款，总金额达人民币12000万元。2018年11月，骆××向曾××出具《债权确认暨还款承诺书》，明确“骆××所借得款项主要用于购买家庭共同房产、公司经营、家庭生活等事项”，“骆××承认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同意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骆××保证配偶李×对此债务无异议”。在上述借款形成期间，李×与骆××之间的银行账户有众多款项往来，李×亦曾斥资人民币1100余万元购买广东省深圳市的房产并进行证券投资。二审判决基于李×无固定工作及固定收入、其生活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于骆××的经营收入等情况，综合在案证据，认定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借款人向出借人保证“配偶对该债务无异议”的，是否影响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多次向出借人高额借款。期间，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承诺书，表明“所借款项用于家庭生活”“同意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保证配偶对此债务无异议”等意思。同时，在上述借款形成期间，借款人与其配偶之间银行账户有众多款项往来，其配偶亦曾斥资巨额款项购买房产、投资等。法院基于借款人配偶无固定工作及固定收入、其生活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于借款人的经营收入等情况，综合各项证据，可以认定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系属夫妻共同债务。
摘要1：【案号】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粤12行终134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被上诉人作出的肇公积金罚字[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是对上诉人致美公司没有履行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设立公积金账户、为职工缴纳公积金的行为进行处理，属于行政处理行为。被上诉人根据原审第三人赵××的投诉，对上诉人是否存在违反公积金管理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先后向上诉人发出《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肇公积金查[2017]1号）、《行政处理告知书》（肇公积金罚告字[2017]1号）、《补充提供材料通知》（肇公积金通[2017]5号），告知上诉人拟处理的内容及相关权利，程序合法。虽然在上述《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行政处理告知书》中参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并不能据此认为本案属于行政处罚行为。被上诉人根据（2015）肇端法民三初字第417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12民终48号民事判决书、原审第三人的投诉资料、上诉人的《行政处理陈述书》和《关于对等的相关意见》等证据，认定上诉人存在从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等违反公积金管理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中，因上诉人从未缴纳住房公积金，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限期缴存，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和《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号)第六条“单位补缴住房公积金(包括单位自行补缴和人民法院强制补缴)的数额，可根据实际采取不同方式确定：单位从未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原则上应当补缴自《条例》(国务院令第262号)发布之月（1999年4月）起欠缴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单位未按照规定的职工范围和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应当为职工补缴。单位不提供职工工资情况或者职工对提供的工资情况有异议的，管理中心可依据当地劳动部门、司法部门核定的工资，或所在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上诉人认为超过两年期限，不应补缴的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根据查明的事实，限期上诉人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应当适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
摘要2：（续），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但被上诉人在肇公积金罚字[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遗漏援引该条文作为处理的依据，属于适用法律上的瑕疵。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欠缴原审第三人的住房公积金全部按照原审第三人离职前十二月的平均工资核算，不符合《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号)第六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撤销该部分处理决定，并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判决，处理得当。
【解读】责令补缴住房公积金属于行政处理，不是行政处罚，没有时效限制，也不适用《行政处罚法》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80号
【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加盖“假章”应认定为单位真实意思表示——首先，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以《借款合同》上加盖的该公司公章系刘××私刻为由，主张《借款合同》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不应承担《借款合同》项下义务。本院认为，合同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综合签约人在签约之时是否具有代表权、合同相对人对签约人的代表权是否进行了谨慎审查等情形进行判断；合同上公章的真假并非判断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唯一依据。根据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借款合同》订立时，刘××系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诚信托公司审查了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中铁九局集团成都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已经尽到了其合理注意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中诚信托公司为非善意相对人、刘××的行为系履职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承担，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关于原审法院未查明《借款合同》上公章的真假、依据伪造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以及未准予其调取证据的申请违反法律规定等主张，均不能成立。其次，本案中，尚无证据证明刘××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且即便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但在无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或国家利益等情形下，《借款合同》并不具有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法定情形。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并无不当。再次，如前所述，案涉《借款合同》应属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应当履行《借款合同》项下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关于案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的主张不能成立，亦无不当。最后，根据本案证据，足以认定刘××以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名义与中诚信托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刘××涉嫌犯罪行为不影响中铁九局成都工程公司应当向中诚信托公司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与刘××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本案不应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浙嘉商终字第128号
【裁判摘要】首先，双方业务系持续交易而非即时结清形式，且昊欣公司并不持有送货单等对账凭证，其在收取并抵扣凤祥公司开具的15份票面总金额为1477870.08元的增值税发票后仅收到1180000元货物，却从未向凤祥公司要求交付剩余货物，显然不符合常理。更何况，其对已付1180000元所对应的货物交付明细无法说明，也无法就双方滚动交易中该款项以何为据进行支付等给出合理解释。其次，2014年3月26日凤祥公司向昊欣公司发送律师函催讨货款，该函明确了欠款金额，但昊欣公司在回函中并未就欠款一事提出异议，反而仅就产品质量问题及如何解决进行了说明，如其在抵扣增值税发票后一直未收到载明的相应货物，则其在凤祥公司催讨货款时的该种反应也显然不符合常理。最后，尽管昊欣公司对凤祥公司提供的大部分出库单不予认可，但其认可的两份出库单所载数量、金额与送货当月经其抵扣的增值税发票所记载的数量、金额一一对应，也可以印证凤祥公司主张其系根据出库单开具发票，双方以发票进行结算的说法。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昊欣公司已收到经其抵扣增值税发票上所载货物并无不当，昊欣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应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
摘要2：【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浙民申字第1988号
【摘要】关于一、二审认定凤祥公司已交付1469290元货物是否具有事实依据的问题。凤祥公司为主张其已交付货物提供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及发货单，昊欣公司抗辩认为已收到相应增值税发票，但其非依发票付款而系按实际发货数量付款，所付118万元已结清货款。首先，本案双方之间在2012年至2013年间存在持续业务往来，昊欣公司已收到部分货物且支付了部分货款，在没有对账凭证的情况下，其作为经营者对没有收到相应货物就收取凤祥公司开具的146929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予以抵扣，其中风险显而易见，昊欣公司却未曾向凤祥公司催讨过剩余货物，不合情理。其次，根据双方往来的函件内容，昊欣公司仅是对货物质量问题有异议，从未对货物有无交付及数量等问题提出过异议。特别是凤祥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向昊欣公司发送了案涉货款的催款函后，昊欣公司在回函中并未对凤祥公司是否已经履行货物交付义务及数量提出异议，只是提出了质量异议，并称解决了质量问题后方能对货款进行核算，说明其对货物已经交付等并无异议。再者，既然昊欣公司尚需对货款进行核算，则必有核算的依据。昊欣公司既不认可增值税发票系核算凭证，亦不能提交送货单等核算凭证，甚至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已支付118万元货款的依据，显然难圆其说。此外，昊欣公司认可了凤祥公司提交的双方之前曾经交易的2012年9月12日的两份出库单，该两份出库单所载数量、金额与送货当月已经抵扣的增值税发票中所记载的货物数量、金额能相互对应。在昊欣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结算依据的情况下，一、二审综合现有证据，认定凤祥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系双方结算依据进而认定昊欣公司收到增值税发票所载货物，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
【注解】一审法院“参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企业必须在购进的货物已经验收入库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对货物尚未到达企业或尚未验收入库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作为纳税人当期进项税额予以抵扣；”——《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已于２００９年失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81号
【裁判摘要】签订合同日期为抵押权注销同日，抵押权注销第二日双方重新抵押权登记设立，能否认定租赁关系在抵押权设立之前？——2015年6月25日，上述《项目融资借款合同》项下的抵押权注销。同日，根据合同显示，狮虎能源公司与扬科狮虎公司签订《租赁合同》。2015年6月26日，上述《基本额度授信合同》项下的抵押物上的抵押权登记设立。狮虎能源公司作为借款人及抵押物的出租人，本应知晓和预见其房产、土地即将被再次登记抵押，却在旧抵押权注销当日、新抵押权登记前一日与扬科狮虎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客观上存在以设立租赁权方式阻却抵押权实现的可能，故原审法院基于本案的特殊情况，认为不可直接认定《租赁合同》上显示的签订日为租赁权成立之日，即不可直接认定租赁权在抵押权设立之前成立，并基于此进一步审查《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符合常理。从合同签订的情况来看，因《租赁合同》签订的时间点特殊，扬科狮虎公司有义务提供更加充分的证据证明《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签订方式、签订过程等基本情况，但其在案件审理中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佐证合同签署于2015年6月25日抵押登记注销后至2015年6月26日抵押登记设立前这一期间，故上述合同的签订时间存疑。从该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故原审法院基于现有证据，认定双方之间未形成足以有效对抗抵押权之租赁关系，扬科狮虎公司不足以证明其已于查封前实际占有使用租赁房屋，并无不当。
摘要2：宁德扬科狮虎进出口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闽民终1337号
【解读】扬科狮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在扬科狮虎公司租赁期限内，中止对承租的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东侨工业集中区工业北路×号（狮虎项目工厂区）的房地产［房产证号宁房权证东侨字第××、20××62号，土地证号宁政国用（2013）第4443号］进行拍卖；2、确认扬科狮虎公司与狮虎能源公司签订的关于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东侨工业集中区工业北路9号（狮虎项目工厂区）的房地产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837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关于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是否应认定为无效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1998年12月31日巧鸟乡工业公司自愿承担本案争议债务；2000年2月1日农行锦州开发区支行制作申请剥离不良资产报告，将本案争议债权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其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又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于×，于×又转让给高××，高××又转让给赵××。国家实施不良债权剥离政策的目的不仅要使金融机构顺利转轨，也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国家财政补贴等方式使各方受惠。关于巧鸟乡工业公司的性质问题，因该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并无登记档案，多名证人在原审中也表示巧鸟乡工业公司为该乡政府下设管理企业的职能部门，原一、二审法院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情况，同时结合本案证据认定巧鸟乡工业公司为国家机关，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鉴于案涉不良债权转让时债务人巧鸟乡工业公司为国家机关性质，原审法院依据《会议纪要》第六条、第七条之规定，认定长城公司与于×、于×与高××、高××与赵××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均为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辽民终754号
【摘要】一审法院认为，《纪要》第十二条规定：“《纪要》的内容和精神仅适用于在《纪要》发布之后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涉及最初转让方为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相关案件。”《纪要》第六条规定：“在审理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等法律法规，并参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重点审查不良债权的可转让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存在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转让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一)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纪要》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后，对于受让人直接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受让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受让人通过再次转让而取得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转让人、转让人与后手受让人之间的系列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本案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长城公司辽宁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一审案件，应当适用《纪要》的规定。本案中，虽然本案债务的原债务人为六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但由于工业公司接收本案债务后，债务转移到工业公司，而工业公司系原巧鸟乡政府下设管理企业的职能部门，其没有独立的财产，不能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承债行为应由其主管机关原凌海市巧鸟乡人民政府(变更后的松山巧鸟办)所承继，因此，农行锦州开发区支行剥离不良资产，将本案债权转移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时，本案债务主体实为国家机关原凌海市巧鸟乡人民政府(变更后的松山巧鸟办)，根据《纪要》第六条规定，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长城公司辽宁分公司)与于×签订的关于本案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根据《纪要》第七条规定，于×与高××、高××与赵××签订的关于本案债权转让的合同亦无效。
摘要1：【裁判摘要】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首先，关于案涉《认购书》是否属于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的问题。麦雅公司于2010年1月13日取得案涉商铺所在楼盘的房屋预售许可证，张××与麦雅公司于2011年1月19日签订了案涉09号商铺的《认购书》，萧越雄与陈权胜于2011年10月19日签订了案涉10号等5套商铺的《认购书》，后将10号商铺赠与张××。一审法院于2013年4月9日作出（2013）惠中法立保字第4号裁定预查封案涉房产。一审法院于2014年8月15日在查封房产上张贴了公告，于2015年5月6日作出（2014）惠中法执字第282号之四执行裁定，预查封了案涉65套房产，预查封期限为三年。从时间来看，案涉09、10号商铺的《认购书》签订时间均先于人民法院查封。从内容来看，《认购书》中载明了当事人名称、商品房基本情况、价款及付款方式等内容，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麦雅公司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原判决认定其为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华建公司、华建惠州分公司关于《认购书》性质上是以房抵债协议，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关于张××是否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的问题。原判决根据张××提交的证据认定其在查封前已交纳案涉房产管理费及将案涉房产出租给案外人，认定其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案涉房产，并无不当。占有属人对物的关系，表现为人对物的事实上的控制和支配。该条件是否满足，关键应看购房人对房屋是否有事实上的控制和支配情形。本案中，张××将案涉商铺出租，是对房产进行处分的表现，足以证明其已占有案涉房产。华建公司、华建惠州分公司没有提供证据推翻原判决认定的该事实，其关于张××没有合法占有案涉房产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第三，关于张××是否已支付购房款的问题。
摘要2：（续）张××虽然没有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向麦雅公司实际交付所有房款，但以房抵债亦是支付购房款的一种形式，且张××确有证据已将相关款项支付给陈权胜或其指定的账户，在麦雅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并出具了收款收据的情况下，原判决认麦雅公司于2012年9月6日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张××交付的案涉商铺款项1377420元，说明张××已支付完案涉商铺的全部价款，并无不当。华建公司、华建惠州分公司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以房抵债存在虚构债务等情形，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相关事实，其关于以物抵债不产生针对交易不动产的物权期待权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案涉房产未办理过户登记是否因张××自身原因造成的问题。案涉房产因设立了抵押以及被人民法院查封，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故原判决认定非因张××自身原因导致未能办理过户，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父母子女共同购买房屋，如父母名下用于多处房产，未成年女子不属于购房消费者——吴××购买案涉房产时未满18周岁，与其共同购买案涉房产的王×名下有多套住房，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第规定的第二项条件。吴××不能以其对案涉房产享有的物权期待权对抗在案涉房产上设定的抵押权。二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吴××不能排除对案涉房产的执行并无明显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保险人可以向对物业设施负有安全、维护、保养、维护、管理责任的业主（出租人）及物业公司共同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未来岛投资公司作为业主对本案火灾起因主要是由于吉汇公司电工对仓库高压电控系统进行保养时操作不当所致也应当负有责任，属于业主未来岛投资公司未完全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这种行为的后果既可以构成合同违约，也可以构成侵权，是两个行为的竞合。同时，根据《租赁合同》第6.1条的约定，“在租期内，业主或业主指定的管理公司应负责厂房、外围区域，以及附件2规定的相关设备、设施和公用事业设施的物业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及不定期的保养维护、修理、清洁、绿化和保安。业主应当对管理公司的作为和不作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人保公司向未来岛管理公司和未来岛投资公司追偿是有法律依据的。人保公司关于未来岛投资公司为诉争仓库电气、消防设施设备维修保养的法定义务人，其对未来岛管理公司未尽注意、提醒和督促等管理、监督义务，对火灾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以及按照《租赁合同》第6. 1条的规定，未来岛投资公司应当对未来岛管理公司的作为和不作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2249号
【摘要】根据施耐德公司与未来岛投资公司签订的本案《租赁合同》的约定，未来岛投资公司作为业主与未来岛管理公司共同负责对案涉仓库的物业管理，并承担连带责任。未来岛投资公司在再审申请中提交的由施耐德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系该公司作为承租人和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人支付的保险赔偿金后所作出的单方陈述。该《情况说明》虽然载明原《租赁合同》第6.1条关于未来岛投资公司指定物业管理公司及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不再执行，但从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出发，该证据不足以推翻当事人之前签订的《租赁合同》的效力。因此，原审判决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和《火灾原因认定书》、《火灾事故责任书》等证据，认定未来岛投资公司应当对未来岛管理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1：【裁判摘要】《租赁合同》特别约定：租赁期内因国家或当地政府需征用上述租赁厂房时，国泰公司应按政府部门规定的时间将租赁厂房退还谢××，本合同自动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国泰公司投入建设、改造和装修部分和营业损失等赔偿金归国泰公司所有。后《租赁合同》一方的谢××变更为诚实公司，泰格公司并于2018年10月11日出具书面的《厂房转租同意书》，允许诚实公司将以上厂房及宿舍转租，据此，应认定泰格公司知悉以上《租赁合同》并应予以认可，故《租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应确认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因2019年11月25日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政府发布宁区政(2019)13号《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塔南片区改造项目)》，所决定征收用地范围包括国泰公司所承租的以上厂房、宿舍。故国泰公司有权依《租赁合同》取得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因泰格公司与宁德市蕉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塔南片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塔南片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书》，泰格公司已取得包括土地补偿、房屋补偿、补贴、二次装修评定价值、移装费、机器设备搬迁(含不可搬迁设备)、构筑物及广告版、花木、搬家补助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近期签约腾空奖励费用，合计220105112元。泰格公司所取得的以上款项中，包括国泰公司应取得的拆迁补偿款。根据公平原则，国泰公司应承担将已实际取得的属于国泰公司的拆迁补偿款支付给国泰公司的责任。根据东侨收储中心提供的《二装及附属物价格评定表》，可确定国泰公司机修车间补偿费25045元，办公室补偿费255565元，宿舍补偿费119355元；《构筑物价值评定表》可确定国泰公司构筑物价值：5＃一层02钢、5＃一层03钢、5＃二层03钢、5＃一层04钢共计115188元；东侨收储中心提供的《企业拆迁-机器设备拆迁补偿评估明细表》，可确认国泰公司机器设备拆迁补偿费76120元。一审法院根据以上证据，认定泰格公司应支付国泰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包括：机修车间补偿费25045元，办公室补偿费255565元，宿舍补偿费119355元，5＃一层02钢、5＃一层03钢、5＃二层03钢、5＃一层04钢构筑物补偿费115188元，机器设备拆迁补偿费76120元，广告牌补偿费30035元，根据国泰公司提供的光盘内容，确认地面金刚砂垫层补偿费23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此次火灾事故造成侵权所依据的证据认定问题。承德市公安消防支队作出的承公消火认字【2011】第0004号火灾事故认定书经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其是火灾事故认定意见，本身并不确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不是一种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故侵权事实还需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公安部消防局沈阳火灾物证鉴定中心第SY2011110号技术鉴定报告和第SY2011120号技术鉴定报告结论认定火灾后送检的残留物是二次短路熔痕，即带电体在外界火焰或高温作用下，绝缘层失效形成的熔化痕迹。再结合证人证言等证据，二审判决依照法律规定，全面、客观地进行审核，对证据的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排除火灾事故认定书孤证效力，对火灾成因进行真实、客观地分析，最终公正的认定本案事实。
摘要2：【案号】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承民终字第00688号
【摘要】公安部消防局沈阳火灾物证鉴定中心文件［鉴定中心（2012）02号］关于《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关于解答鉴定报告问题的函》的回复中明确了：一次短路熔痕定义为“铜铝导线因自身故障于火灾发生之前形成的短路熔化痕迹；”二次短路熔痕定义为“铜铝导线带电，在外界火焰或高温作用下，导致绝缘层失效发生短路后残留的痕迹。”参照上述一次短路熔痕的定义和二次短路熔痕定义，本案中，承德市公安消防支队送检的承德市文飞汽车修理有限公司、承兆祥钢材市场经销处、承德博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库房火灾现场残留物，经公安部消防局沈阳火灾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均为二次短路熔痕，证明送检的材料不是铜铝导线因自身故障于火灾发生之前形成的短路熔化痕迹，而是发生火灾后铜铝导线带电，在外界火焰或高温作用下，导致绝缘层失效发生短路后残留的痕迹。．．．．．．关于承德市公安消防支队火灾原因认定书的效力问题，虽然是承德市公安消防支队作出的，但其不是确认民事责任和义务的依据，其在民事诉讼中只能是人民法院审查证据。本案中，2011年5月15日至25日承德市公安消防支队的“火灾现场勘查笔录”中勘查情况共分为环境勘查、初步勘查、细项勘查、专项勘查四个部分。在细项勘查“厨房内现场勘查情况”中，对于因火灾烧毁的有关物品名称，进行了详细登记和载明，但对于厨房内有可能引起火灾的煤气罐却没有登记和载明，也没有对引起火灾是否与煤气罐有因果关系的分析意见，更没有参考自己对现场目击证人作的询问笔录，即作出了火灾事故认定书，该火灾事故认定在遗漏了主要证据，未参考现场目击证人询问笔录的情况下，作出的火灾事故认定书存在较大的瑕疵，且火灾事故认定书与公安部消防局沈阳火灾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2份技术鉴定报告相悖，故河北省公安消防总队维持承德市公安消防支队火灾事故认定结论，本院不作为证据采信。原审法院依据承德市公安消防支队的火灾事故认定书，判决文飞公司赔偿博堃公司因火灾受到的损失证据不足。上诉人文飞公司关于火灾原因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上诉人博堃公司请求文飞公司赔偿损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没有消防机构的火灾原因认定书，法院可以根据其他证据认定事实——关于案涉推土机起火原因等问题是否应由消防部门作出事故认定结论以及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的证明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火灾事故认定书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除外。”依照上述规定，消防部门进行火灾事故调查，作出火灾事故认定书，系依法履行职务行为，同时火灾事故认定书系人民法院处理火灾事故案件的关键证据，但并非唯一证据。本案中，亿丰公司在推土机发生起火后并未报请消防部门进行调查认定，诉讼中为查清本案事实申请对推土机起火原因等问题进行司法鉴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河北宣化公司、张家口亿隆公司关于只有火灾事故认定书才是合法有效证据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其以此否定司法鉴定结论有效性的主张亦不能成立。诉讼中，司法鉴定机构苏州华碧微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在作出鉴定结论的同时，已附加出具了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许可证和鉴定人员的执业资格证书，明确载明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具备司法鉴定资质。并且河北宣化公司、张家口亿隆公司虽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故一审法院对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用人单位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拒不向行政机关提供证据，事后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向法院提供一般不予采纳。
摘要2：【注解１】用人单位在行政程序中未提供证据能否在诉讼中提供？——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５９条的规定，原告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必须同时具备以下３个条件：（１）被告必须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２）原告应当依法按照被告的要求向被告提供证据；（３）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拒绝提供证据（最重要条件）。
【注解２】原告在行政程序拒不提供证据而在行政诉讼程序中提供可不予采纳（《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５９条）——（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依照法定程序要求用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相关证据，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向行政机关提供证据，事后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向人民法院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不予采纳；（２）但是用人单位如果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交而在行政诉讼程序中提交了有利于职工的证据应当允许。
【注解３】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行政诉讼中提供的其在行政程序因正当理由未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该证据认定其主张的事实。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5月14日原、被告在钢材《出库单》上不含税价格、价款的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原、被告在钢材交易过程中，原告出具的钢材《出库单》上均注明“以上价格为不含税，现款价”等内容，该内容应当系双方为促成交易而作出的关于钢材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意思表示真实且已经实际履行，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并不违反《宪法》、《合同法》及《增值税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应为有效约定。原告主张确认原、被告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5月14日供应钢材《出库单》上不含税的货物价格、价款约定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所诉的税款21,7837.27元是否应当由被告承担的问题。原告出具的《出库单》中除载明其向被告所供钢材的型号、吨数、单价及价款金额外，还同时注明“以上价格为不含税，现款价”的内容，据此应当确认《出库单》所载明的钢材价格、价款为不含税的交易价格、价款，至于交易税款应当由哪一方承担，双方没有约定。．．．．．．其次，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6〕36号”通知规定，在2016年5月1日之前，被告系营业税的纳税人而不属于增值税纳税人，原告在此之前所缴纳的涉案销售钢材税款，被告依法不能享受增值税抵扣利益，原告诉请被告支付2016年5月1日之前的涉案税票税款183,134.21元（217,837.27元-34,703.06元），实际上增加了被告的购货成本，使其货物交易利益明显受损。．．．．．．2016年5月1日之后，虽然被告公司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而且原告于2019年1月7日及同年1月14日开具了3张购货方名称为被告公司、税款为34,703.0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因原告并未将该3份税票交付给被告，致使被告在客观上不能享受相应进项税、销项税额抵扣利益，在双方没有约定税款负担的情形下，原告主张此34,703.06元税款由被告负担的诉讼请求，既不符合《增值税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同时也有悖于公平、诚实信用的民事活动原则，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税款34,703.06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钢材买卖交易发生于2006年12月10日至2007年5月14日期间。一审在卷证据《出库单》上均注明“以上价格为不含税，现款价”等内容，但对于税款由谁负担，并未进行约定。在双方没有约定税款负担的情形下，上诉人兴发公司依据其提交的《纳税申报表》、增值税发票等纳税凭据，主张涉案税款应由买方即被上诉人负担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其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有力证据证明其主张，且上诉人兴发公司长期滞后的申报、纳税行为有违企业应当及时缴纳税款的相关税法规定和一般缴税习惯，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案情及在卷证据，认定上诉人承担案涉税款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电子汇票系统对汇票到期日的提示付款申请没有应答信息，对提示付款后的追索信息显示为“非拒付追索”尚不足以证明承兑人拒绝付款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凡有下列原因之一的，即为具备了行使追索权的实质要件:1.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2.汇票于到期日前被拒绝承兑;3.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于汇票到期日前死亡或逃匿;4.承兑人或者付款人被依法宣告破产;5.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本案中，2019年2月26日，龙腾公司已将案涉6份票面金额合计100万元的电子商业汇票兑付材料提交给承兑人宝塔财务公司，该公司亦出具《回执函》表示将根据相关流程尽快审核答复。．．．．．．从宝塔财务公司《回执函》和前述《公告》、《警情通报》的内容看，并未涉及到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或拒绝承兑以及宝塔财务公司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的情形，故龙腾公司尚不具备行使追索权的实质要件。虽然电子汇票系统对案涉6张汇票到期日的提示付款申请没有应答信息，对提示付款后的追索信息显示为“非拒付追索”，但该内容尚不足以证明承兑人宝塔财务公司拒绝付款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五条：“持票人不能出示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提供其他合法证明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但是，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责任”规定，龙腾公司仅凭《回执函》、《警情通报》、《公告》及电子汇票信息系统显示的内容向前手行使追索权依据不足。故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龙腾公司丧失对成丰公司、中汇公司的追索权并无不当。龙腾公司可待宝塔财务公司拒绝付款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１）著作权人将专有使用权授予他人，对于发生在专有使用权范围内的侵权行为，专有使用权人、著作权人均可以单独起诉，也可以共同起诉；（２）合同中使用“独家使用权”等类似表述可以根据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等，结合在案证据认定是否属于专有使用权——对于将涉案作品的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授予他人后，苏州天堂卡通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的问题，本院认为，著作权人将专有使用权授予他人，对于发生在专有使用权范围内的侵权行为，专有使用权人、著作权人均可以单独起诉，也可以共同起诉，合同中使用“独家使用权”等类似表述的，可以根据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等，结合在案证据认定是否属于专有使用权。本案中，根据苏州天堂卡通公司与海宁云逸公司订立的《动画作品授权协议》，并结合该协议的订立目的和影视行业的交易习惯，能够认定苏州天堂卡通公司向海宁云逸公司授予了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用使用权。但上述授权行为并不当然排除苏州天堂卡通公司作为著作权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权。即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苏州天堂卡通公司作为著作权人对发生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有权单独提起诉讼。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苏州天堂卡通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裁判摘要２】著作权人将专有使用权授予他人的，只有著作权人能够证明存在实际损失，其关于损害赔偿的主张方能得到支持——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但是著作权人将专有使用权授予他人的，只有著作权人能够证明存在实际损失，其关于损害赔偿的主张方能得到支持。本案中，在涉案侵权行为发生之时，苏州天堂卡通公司已将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有使用权授予了海宁云逸公司，故在其提交的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被诉侵权行为受到的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中律师出庭及证据保全公证的情况，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民申4520号
摘要1：解读：（１）“独家使用权”的“独家”通常具有仅此一家，别无他家之义，但尚不足以得出“独家”代表了排除权利人本人在内的含义；（２）合同中使用“独家使用权”等类似表述但未明确约定许可方式为独占许可还是排他许可，可以根据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等，结合在案证据认定是否属于专有使用权还是排他使用权。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从事工程造价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第三十八条规定：“未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出具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无效”。案涉工程价款无论从实际已付款数额还是双方争议的价款数额来看，都已经超过5000万元。一审法院将案涉工程项目作为一个整体委托哈工大咨询公司鉴定时，哈工大咨询公司不具备鉴定案涉工程的资质。哈工大咨询公司在一份委托书项下作出27个单体工程鉴定意见书，不符合委托要求，存在规避前述规定要求的资质等级限制的情形。并且该27份鉴定意见书属于民事诉讼法上的证据类型。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不具备鉴定资质，对该鉴定意见不予采信，符合证据认定规则。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