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关停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1：解读：关停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2：【注解】（１）“关停行为”包括下发相关通知、批复、督查送阅件、供电局停电、水务局停水等一系列行政行为，以起诉不符合“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起诉条件为由驳回起诉存在不当；（２）“关停行为”本身完全可以表现为一种行政事实行为，不宜苛求当事人必须择出其中的某一个具体程序性环节才允许起诉。
（2011）怀中行初字第4号；（2012）湘高法行终字第4号
摘要1：——对行政调解已达成有效协议的事项不能要求再次处理
【裁判要旨】经行政执法机关依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已就争议事项达成有效的和解协议后，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就该事项再次要求行政处理，相关部门不予处理，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相关部门履行法定职责的，人民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应支持。
【案号】（2011）怀中行初字第4号；（2012）湘高法行终字第4号
【摘要】根据《国务院批转林业部、民政部等部门〈关于调处省际山林权纠纷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以及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行政调解是林权争议处理的必经程序。林权争议经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在协议书上签名或者盖章，并由调解人员签名，加盖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印章，报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本案中，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经山林纠纷调处部门反复协调，双方已自愿达成协议。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自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在已经有了生效的、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的情况下，贵州永光村桐油湾组再次请求湖南省靖州县政府给予行政处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上诉人贵州永光村桐油湾组起诉湖南省靖州县人民政府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应支持。
摘要2：
实务锦囊//法官说：诉讼请求如何提出
摘要1：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3347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双方均在合同上加盖公章一般可推定双方就该合同达成合意；（２）一方明确表示合同并非其所签订，相对方既不能对合同订立提供相关证据也不能就合同履行及解除作出合理解释时不宜直接根据盖章认定双方就合同达成合意，应结合案件事实审查双方是否达成订立合同合意——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租赁合同是否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根据合同法的自愿原则，当事人达成合意是合同的成立的必备要件。本案中，虽然涉案租赁合同加盖有新诺亚公司的印章及葛某的签字，并且能确认该印章的真实性，但是新诺亚公司否认曾与峨嵋苑公司签订过租赁合同，亦否认葛某系其公司员工，并表示不清楚何人在租赁合同上加盖其公司印章，其没有意向和需求租赁涉案场地。第三人孙×亦否认涉案租赁合同系新诺亚公司与峨嵋苑公司签订，并否认合同签字为葛某本人所签。在法院要求峨嵋苑公司陈述合同订立过程的情况下，峨嵋苑公司表示不清楚合同磋商订立过程。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对于涉案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峨嵋苑公司未举证证明已将涉案场地交付给新诺亚公司，对于租金交纳情况，峨嵋苑公司先陈述新诺亚公司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后又否认收到过租金，峨嵋苑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履行租赁合同的行为。峨嵋苑公司主张合同已解除，但未向法院举证证明解除通知书上贾某1与新诺亚公司有何关系，亦未证明新诺亚公司与峨嵋苑公司办理过交接手续。综上所述，峨嵋苑公司未能就葛某的身份及签字情况作出合理的解释，亦未对涉案租赁合同的订立情况作出相应的陈述，峨嵋苑公司对于租金收取情况的陈述亦前后矛盾，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有过任何履约行为，因此，峨嵋苑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新诺亚公司与其有订立租赁合同的合意，峨嵋苑公司和新诺亚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不成立。峨嵋苑公司根据租赁合同要求新诺亚公司支付租金等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三中民终字第178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就杨××的无权代理问题，本院认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因此，在涉及无权代理与越权代理的纠纷中，如果行为人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出现的后果是合同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而非合同无效。据此，陈××以杨克飞无权代理为由请求确认杨××与岳××之间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就陈××主张杨××与岳××之间恶意串通侵害其权益一节，本院认为，当事人有责任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陈××仅依据案外人的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尚不足以使本院确信杨××、岳××降低租金标准，构成恶意串通；就杨××是否存在无权处分一节，本院认为，出租行为并非物权法领域中的处分行为，因此不适用该领域中的无权处分的相关规定。在陈××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杨××、岳××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存在其他无效情节的情况下，本院对陈××要求确认杨××与岳××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进而，对陈××基于杨××与岳××之间的商铺租赁合同无效而提起的杨××、岳××赔偿损失及岳晓强腾退房屋的诉讼请求，本院也不予支持。
摘要2：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皖08民初29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规定，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商标权人对该商标在核定使用商品范围内依法享有商标专用权，并受法律保护。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第三款规定：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许可人应当将其商标使用许可报商标局备案，由商标局公告。商标使用许可未经备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宿松县上岛咖啡店使用“上岛及图”注册商标，是经过与陈××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授权取得，而陈××虽不是“上岛及图”注册商标权人，但其于2006年12月22日与商标权人上海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已经约定陈××在该商标消亡之前均有权授权第三人在约定的区域内使用。被告与陈××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虽已超过国家工商备案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备案许可期限，但该期限应属管理部门登记的期限，《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约定的期限应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当该期限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期限不一致时，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予以认定。被告从陈××处获得涉案商标的许可使用权，应属善意取得，且陈××的许可使用经国家商标局备案，原告未举证证明其许可使用经商标局备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上海上岛咖啡食品有限公司与原告及陈××所签订的《“上岛及图”注册商标许可使用确认书》及陈××的《授权确认书》，签订的时间系2013年1月15日，但在确认书中将时间追溯至2007年6月7日起。该约定的内容显然对被告不公平，该确认书不得对抗本案被告。故被告在许可使用合同期限内的行为不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但自许可使用合同期限届满后，即自2016年1月1日起，被告使用上岛及图商标的行为已构成侵权。至2016年4月6日原告起诉，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使用“上岛及图”注册商标，且发生在原告享有独占许可的期限及区域内，显已构成侵害商标专用权。现原告请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摘要2：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沪行申70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在用人单位所在地为被派遣的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被派遣劳动者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务派遣单位即再审申请人建智公司派遣原审第三人戴××至企业注册地在广州市的美赞臣公司任促销员工作，按照上述规定，应在用工单位所在地即美赞臣公司的注册地广州市为原审第三人戴××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审第三人按照缴费地的相关规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因此，在原审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工伤后，再审申请人为原审第三人向被申请人市社保中心申请办理工伤保险待遇，被申请人经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办理情况回执，告知再审申请人其申请办理的业务不符合办理条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相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已对原审第三人的申请作出了裁决，保障了原审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2：【案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沪03行终786号
【摘要】上诉人建智公司为原审第三人戴××向被上诉人市社保中心申请办理工伤保险待遇，被上诉人经审查，认为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上诉人应在派遣原审第三人工作的用工单位所在地为原审第三人参加社会保险并在当地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故以上诉人在本市申领原审第三人的工伤保险待遇不符合规定为由，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办理情况回执，行政执法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相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已对原审第三人的申请作出了裁决，保障了原审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建智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01民终4616号
摘要1：【裁判摘要】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建智公司在上海市为戴××缴纳了相应社保。然而，在戴××发生工伤后，建智公司协助其申请社保赔偿时，社保机构驳回了建智公司的请求。建智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生效判决驳回了其的行政诉讼请求。有鉴于此，原审法院驳回建智公司的诉请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照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39号
摘要1：【裁判摘要】“神舟兴陇卡”作为甘肃银行发行的一种银行卡的种类名称具有区分银行卡“服务的功能内容”的作用，不具有识别银行卡的“服务的来源主体”的作用——思睿观通公司与金石公司起诉请求判令甘肃银行立即停止在其银行卡上使用“神舟兴陇”商标，停止发行带有“神舟兴陇”字样的银行卡，停止在其网站及其他商业宣传方面使用“神舟兴陇”商标，并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在银行卡业务领域发生的商标侵权纠纷。银行卡，是指由商业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者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在我国，作为银行服务的一项业务，银行卡服务的来源是银行，而不是其他民事主体，这是持卡人、商户及其他消费者共同知晓的，容易识别而不至于混淆。在本案中，甘肃银行在该行发行的借记卡左上方标注有宋体“甘肃银行神舟兴陇卡”字样，其中“甘肃银行”字体较大，“神舟兴陇卡”字体较小。根据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如前所述银行卡业务的特点，在“甘肃银行神舟兴陇卡”字样中起到识别服务来源作用的是“甘肃银行”字样，而不是“神舟兴陇”字样。“神舟兴陇卡”作为甘肃银行发行的一种银行卡的种类名称，具有区分银行卡“服务的功能内容”的作用，不具有识别银行卡的“服务的来源主体”的作用。这是判断本案是否构成侵犯商标权的关键所在。二审法院认定，“甘肃银行在银行卡上使用‘神舟兴陇’标识，起到在商业活动中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因此是商标性使用”，并且在此基础上判决承担侵权责任，显然不当，应予纠正。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甘肃银行不构成侵权，金邦达公司作为银行卡的生产者，亦不构成侵权，并且在此基础上驳回思睿观通公司及金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结果是正确的，应予维持。在本院以上分析澄清了本案纠纷的实质之后，至于甘肃银行对“神舟兴陇”是否构成在先使用，以及思睿观通公司和平凉汇丰公司、五谷公司对涉案注册商标是否具有使用目的，这些问题对于判断本案是否构成侵犯商标权，不再具有决定性意义，本院不予评述。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757号
摘要1：【裁判摘要】颁发林权证的行为属于行政确认而非行政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者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林权证的行为，系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并非行政许可。本案中，长治县政府虽针对范××１、范××２的长县林证字（2006）第00247号林权证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但颁发林权证的行为属于行政确认，一、二审认定林权证初始登记属于行政许可，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指正。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确定力和执行性，但对于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以及由于事实和法律的变迁而不宜再存续的合法行为，行政机关应当自我纠正，予以撤销或变更。．．．．．．根据上述事实，范××１申请颁证材料虚假，长治县政府为范广福颁发案涉林权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应予撤销。长治县政府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前，已书面告知范××１、范××２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结果正确，但适用行政许可法错误，本院予以指出。本案二审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驳回范××１、范××２诉讼请求不当，但案涉林权证确属应予撤销，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对范××１、范××２并无实质影响。为减少诉累，避免程序空转，本案不宜启动再审程序，范××１、范××２的再审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鄂民终526号
摘要1：【裁判摘要】绿兴合作社、李××与湖北智隆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2015）鄂宜昌中民二初字第00026号生效判决驳回了湖北智隆公司的诉讼请求，未确定宜昌三江公司作为业主方欠付施工方的工程款，即未确定湖北智隆公司仍享有案涉工程款债权。．．．．．．因此，绿兴合作社、李××与湖北智隆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因缺乏债权转让的基本前提存在债权而不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05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退还王×、周×6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是否已转移给明生元公司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王×、周×为承建案涉工程向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支付了600万元保证金，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依据其与明生元公司签订的《协议》，将该600万元保证金支付给了明生元公司。该协议因故不能履行时，明生元公司负有向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退还6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负有向王×、周×退还6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由于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系退还王×、周×600万元保证金的债务人，该债务的转移须经债权人王×、周×的同意。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王×、周×同意由明生元公司向王×、周×退还600万元保证金并据此免除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的退还义务。同时，王×、周×持有明生元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系明生元公司单方行为，也不能证明王×、周×免除了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的向其退还6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且原审中王×、周×也未明确同意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转移该600万元保证金的退还义务，故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向王×、周×退还6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并未发生转移。明生元公司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属于债务加入，王×、周×可以选择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与明生元公司共同承担该债务，也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承担该债务，一审依据王×、周×的诉讼请求判令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承担600万元保证金的退还义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摘要2：
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2民终290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条文的规定，首先是尊重意思自治，承包人与发包人有权就包括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进行讨价还价，建设工程价款作为私权，原则上允许当事人依法处分；其次是维护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立法目的，即承包人与发包人有权就事先放弃或限制建设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约定不得损害农民工等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导致建筑工人的工资权益受到损害。本案中，源天公司认为其与大兴公司约定及向仁化农信社承诺放弃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损害了工人的利益，是无效的。首先，源天公司作为承包人，其可以与发包人大兴公司约定放弃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这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虽然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市场地位可能不平等，导致缔约地位不平等。但对于此种不平等，只要不超出一定的范围和界限，法律和司法应当予以尊重。承包人和发包人主要是商事主体，在商事交易中，应着重维护契约自由、市场秩序、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这与民事交易中的价值取向有所区别。因此，对于源天公司事先与大兴公司约定部分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及向仁化农信社承诺放弃全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为，应予尊重。其次，源天公司不仅与大兴公司约定放弃其所负责施工的涉案工程一、二期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其还向仁化农信社出具《承诺书》，承诺放弃全部优先受偿权。源天公司认为其放弃的只是一、二期工程的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并未放弃三期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但其在出具《承诺书》时应能理解全部与“一、二期”的含义，且源天公司在《周田水电站土建二期工程施工补充协议》与《承诺书》中所作的表述并不一致，这反映其对自己放弃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有充分的认识。再次，如果损害了建筑工人的利益，即使承包人与发包人约定放弃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也不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但源天公司所提交的四份结算汇总表只是其单方提供的剩余工程结算尾款的汇总材料，反映的是与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结算，但不能据此证明源天公司拖欠了建筑工人的工资，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源天公司至今仍拖欠上述剩余工程结算尾款。
摘要2：（续）源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放弃涉案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会损害建筑工人的利益。一审法院对源天公司主张涉案工程折价或拍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商初字第00029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未经股东会同意处置重大资产行为的效力
【裁判书字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商初字第00029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就上市公司而言，其资产与负债情况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故包括处置重大资产在内的影响公司资产与信用的诸多事项需对全体股东进行公告披露，且就某些决定应在披露前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有效决议。如未经股东大会同意而处置重大资产，应属重大违规行为，因其侵害了众多投资者的利益，扰乱了证券市场的秩序，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安兴公司于2012年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向霞客公司分红1400万元，霞客公司于2013年亦实际取得该1400万元并入账。2014年7月，霞客公司同意就其获得的上述1400万元分红撤销并返还安兴公司，实际系处分霞客公司的重大资产，且会对霞客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等产生重要影响，该同意返还1400万元分红的行为应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才能予以实施。但霞客公司既未就上述事项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亦未就该事项进行披露，而直接在2014年7月的《股东会决议》中盖章，该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对霞客公司不发生法律约束力。霞客公司既已获取分红，则无义务向安兴公司返还该笔款项。故对安兴公司要求确认享有霞客公司 1400万元债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88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未届出资期限的原股东恶意将其股权转让应对转让前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责任——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六条指出，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因此，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中所称“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通常并不包括股东因出资期限没有届满而尚未完全缴纳其出资份额的情形。本案戴××、杨××转让全部股权时认缴时间尚未届满，尚不满足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情形。因本案尚未发生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法定情形，一审法院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适用法律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戴××、杨××上诉主张即使今日种业公司构成侵权，其在出资认缴期限届满之前已转让股权，无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不予认同。如上所述，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东的出资方式是认缴制，在该制度下，股东在公司存续期内以认购股权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并且对出资期限享有法定的期限利益。在出资期限没有届满前，原股东未实缴出资的情形一般不构成公司法上的出资瑕疵，公司法也没有禁止未届出资期限的原股东的转让行为。但是，任何股东均应依法善意行使其股东权利和义务。
摘要2：（续）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该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出资期限未届满而未缴纳出资的原股东明知存在侵权之债，为逃避债务而恶意转让其未届出资的股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不能实缴到位的风险，明显损害债权人利益，该恶意进行转让行为属于股东滥用其出资期限利益逃避债务的行为，对于转让之前的侵权之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首先，今日种业公司原股东戴××、杨××有逃避债务的恶意。．．．．．．其次，戴××、杨××的未足额出资行为与其经营行为的风险严重失衡，损害了债权人利益。．．．．．．综上，综合考虑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戴××、杨××为恶意逃避债务，在出资期限届满前恶意转让股权，目前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要求戴××、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因此，一审判决支持金土地种业公司关于戴××、杨××对上述20万元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注解】（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２款、第１８条第１款的规定中所称“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通常并不包括股东因出资期限没有届满而尚未完全缴纳其出资份额的情形；（２）在出资期限没有届满前，原股东未实缴出资的情形一般不构成公司法上的出资瑕疵，公司法也没有禁止未届出资期限的原股东的转让行为。但是，任何股东均应依法善意行使其股东权利和义务。如果出资期限未届满而未缴纳出资的原股东明知存在侵权之债，为逃避债务而恶意转让其未届出资的股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不能实缴到位的风险，明显损害债权人利益，该恶意进行转让行为属于股东滥用其出资期限利益逃避债务的行为，对于转让之前的侵权之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最高法行申27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人应当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本案中，李×主张曾当面向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提交关于投诉新华物业的相关材料，但未收到回复，故认为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未履行法定职责而向通州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对此予以否认。李×在行政复议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曾向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提出过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故通州区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驳回李岩的行政复议申请，并无不当。一、二审判决驳回李岩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 (2015)行监字第1731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德珑公司在已经丧失涉案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构筑物和附属设施所有权的情形下，对储备中心与唐银公司签订《收地协议》先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收地协议》无效，经终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后，德珑公司再次以保税区管委会和保税区规划房屋局为被告，请求确认储备中心与唐银公司签订《收地协议》的行为违法，德珑公司没有原告主体资格，系重复起诉，一、二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１）经仲裁裁决或者民事判决解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原土地使用权人与案涉土地不再具有利害关系，对行政机关涉案土地作出的相关行政行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２）原土地使用权不执行生效裁决继续占用土地不能以土地使用权人身份取得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2003）大仲字第0178号仲裁裁决解除了大连保税区土地管理局与德珑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合同》，并判令德珑公司将涉案土地交还大连保税区土地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自仲裁裁决作出之日起已经转移给大连保税区土地管理局，德珑公司至此已经丧失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德珑公司主张保税区管委会未实施收回土地、注销土地登记行为，因此并没有丧失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其主张与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不相符。本院认为，收回土地仅仅是物权转移后的具体实施行为，注销土地登记起到的也只是物权转移的对外公示作用，仲裁裁决生效后，即使有权的国家机关没有及时履行收回涉案土地、注销相关土地登记的法定义务，也并不影响仲裁裁决生效导致涉案土地物权转移的法律效果。因此，德珑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2014）大民三终字第712号民事判决确认，德珑公司已将地上构筑物及附属设施一并转让给唐银公司且已实际履行完毕，据此德珑公司对涉案土地上的构筑物及附属设施亦不再享有权益。
摘要2：【裁判摘要３】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土地储备中心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１３条规定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民事合同，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签订《收地协议》的行为，实质是储备中心与唐银公司进行土地和地上构筑物及附属设施转让的民事行为，储备中心并非行政机关，不行使行政职权，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交易行为，亦不存在受委托或者经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情形，与保税区管委会、保税区规划房屋局的行政职权没有关联性，不能视为两行政机关的行为。因此，德珑公司诉储备中心与唐银公司签订《收地协议》的行为并非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二审裁定驳回德珑公司起诉，并无不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新0203民初298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可以认定本案的漏水原因为，被告创艺舍公司将用于测试厨卫防水性能的蓄水试验用于测试疏导雨雪水的露台，测试方式与露台防水层设计功能和结构不符，其采用错误的测试方式是漏水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创艺舍公司要求对漏水原因进行鉴定的申请没有必要性，本院不予准许。融汇房地产公司对露台漏水没有过错，原告要求融汇房地产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第四，《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被告融汇物业公司作为案涉房屋所属小区的物业管理者，负有在其管理范围内采取预防和保障措施，保护业主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物业装饰装修和使用等方面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的规定，被告融汇物业公司对其服务范围内的装修活动负有监督、管理的义务，对可能造成业主人身和财产损害的装修行为负有监管、防范和制止的义务。被告融汇物业公司于2022年1月27日以《室内装修申请表》《房屋装饰装修协议书》的形式告知被告于×装修注意事项，写明“装修期间，甲方派管理人员按本协议对装修工程进行监督管理，如发现违规装修，甲方有权责令停工或恢复原状”，并当庭述称“露台不属于业主装修范围，露台贴瓷砖是违规行为”。融汇物业公司基于上述法律、法规和协议赋予的监管职责和其对露台装修活动法律性质的意见，应当按照其监管要求，将露台施工情况列为重点监管对象。露台蓄水试验具有渗漏的高度可能性，被告融汇物业公司事发前未按照监管职责巡检过202号房屋装修现场，未查看和过问露台施工情况，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和装修协议规定的监管义务，具有过错。融汇物业公司虽于事发后及时到场处理，但是不能免除其事前疏于防范和监管的责任，理应在其未履行监管义务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综合以上分析评判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的规定，融汇房地产公司对露台漏水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
摘要2：（续）被告创艺舍公司对露台防水性能采用错误试验方式、事前未通知试验时间、事中疏于监测渗漏情况，是损害结果发生和扩大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应承担70％的责任；被告于×、吕×作为202号房屋业主，在事前知晓其装修公司重做蓄水试验的情况下，未及时关注和查看其装修施工群内的消息，应在其对露台施工情况未履行合理注意义务的范围内承担20％的责任；被告融汇物业公司在其未履行监管和防范义务的范围内承担10％的补充责任。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民再340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土地出让方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受让方支付逾期违约金——关于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的问题。福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大鑫旺公司未按期支付土地出让金构成违约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大鑫旺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因此，本案系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04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34次会议通过)中关于“……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就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制定本解释。……”内容，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当为民事合同。大鑫旺公司主张案涉纠纷应适用行政案件相关程序，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２】违约系合同约定的法律事实，自违约事实(未按期支付土地出让金)产生之日起，违约金债权请求权人的该项请求权即已产生，并自此计算违约金债权的诉讼时效，而履行主合同义务并非违约金债务人同意履行支付违约金义务并不构成违约金债务诉讼时效中断——关于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及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首先，从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内容看，大鑫旺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的义务在前，福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交付土地的义务在后，大鑫旺公司应先履行其付款义务。虽然，2××9年9月24日签订《福清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之时，已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及土地交付期限，但变更协议中双方约定原出让合同中的其他条款均不变的情况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应由大鑫旺公司概括承受。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大鑫旺公司直至2018年6月8日才一次性付清土地出让金余款，显然构成违约，应承担逾期支付土地出让金的违约责任。其次，一二审判决以大鑫旺公司于2018年6月8日一次性付清土地出让金余款，应认定其同意履行义务致诉讼时效中断为由，对于2015年6月8日至2018年6月8日期间的违约金5384880.9元予以支持。该认定有所不当，应予纠正，主要理由为，违约系合同约定的法律事实，自违约事实(未按期支付土地出让金)产生之日起，违约金债权请求权人的该项请求权即已产生，并自此计算违约金债权的诉讼时效，而大鑫旺公司2018年6月8日付清土地出让金余额系履行出让合同项下的主合同义务，并非违约金债务人同意履行支付违约金义务，故并不构成违约金债务诉讼时效中断。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13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解除合作协议通知函》中保留通过法律措施等途径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行为，属于主张权利、阻却诉讼时效完成的中断事由，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最后一期履行期限为2014年12月。海韵集团于2016年9月8日向中铁高新发出《解除合作协议通知函》，以中铁高新已经严重违约为由，通知解除与中铁高新所签订的一系列融资协议，并保留通过法律措施等途径追究中铁高新违约责任。海韵集团发函解除案涉系列协议并明确声明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中铁高新违约责任的行为，属于主张权利、阻却诉讼时效完成的中断事由，自2016年9月8日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海韵集团于2017年8月1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中铁高新关于海韵集团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双方对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一致，对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基本达成一致，仅就融资安排费的支付存在争议，法院可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合同全部事实，结合法律、法规及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认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公平合理分配双方责任——从海韵集团发函请求免除3%融资服务费并解除合同，以及中铁高新要求海韵集团一次性支付300万元费用即同意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表明，双方对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一致，对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基本达成一致，仅就融资安排费的支付存在争议。一审法院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并综合全案事实，酌情判决海韵集团向中铁高新支付300万元融资安排费，对双方其他诉讼请求均未予支持，较为合理的平衡了双方实际利益，符合公平原则，金额不超过《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2301号
摘要1：【案号】诉请确认行政机关伪造证据行为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再审申请人超群繁育场起诉所称内容，再审申请人认为再审被申请人柞水县政府成立的柞水县两路办在征地补偿工作及相关诉讼中，伪造证据，侵犯其合法权益，请求法院确认伪造证据行为违法并赔偿其损失。一般而言，证据是认定事实的依据，事实是作出行政决定或者司法裁判的基础，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或者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中关于证据的认定有异议，应当通过对该行政决定或者判决、裁定申请救济来实现，而非专门针对相关证据举证、认证行为寻求救济，也就是说，对证据的的认定是通过对外生效的法律文书产生法律效果的，对证据相关问题的异议也需通过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异议实现。因此，本案再审申请人认为再审被申请人伪造证据导致其补偿权益受损，应通过对相关司法裁判进行救济或者提起诉讼请求再审被申请人依法履行征收补偿职责，而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伪造证据行为违法。一、二审法院认定本案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和上诉，其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245号
摘要1：【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行政机关完全依据政策进行决策的行为，人民法院无法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行政机关完全依据政策进行决策的行为，人民法院无法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伊通县政府对张×的口头辞退行为，是根据国家有关民办教师清理政策规定，结合当地实际，作出的政策性处理行为，人民法院对该行为无法进行合法性审查，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一并提起对规范性文件审查的前提条件是，被诉行政行为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本案中，张×请求对115号文件的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但其所诉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诉不能成立，一并对115号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当然也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一、二审裁定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立案，亦无不当。
【注解】民办教师辞退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临商终字第467号
摘要1：【裁判摘要1】双方订立的《土地租赁合同书》均没用“可转租”的文字表述，故上诉人巩××将承租物部分转租给吴××使用亦应事先取得出租人公××的许可，或事后取得其追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巩××应对其转租行为已取得公××的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负举证责任。因其未能提供上述相关证据，故对巩××称转租“符合合同约定，亦不损害被上诉人的任何出租利益”、不应据此解除其与公××订立的租赁合同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正确。
【裁判摘要２】转租合同的效力问题。巩××将租赁公培生的房屋再转租给吴××，并签订了转租合同，该转租合同的签订是巩××与吴××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款（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目前尚无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合同无效。故，巩××与吴××签订的转租合同不违反国家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因转租合同的基础合同（公××与巩××的租赁合同）的解除，而引起转租合同的解除，巩××与吴××波可另行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认定转租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08号
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强制拆除案件确认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不同于有关征收案件中的原告主体资格——行政强制拆除案件确认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不同于有关征收案件中的原告主体资格。在征收案件中，被征收人在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或者征收补偿决定作出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未起诉，或者起诉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被征收人对行政机关就征收后收归国家的土地予以出让、给他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等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因其已经获得安置补偿，与涉案土地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而在行政强制拆除案件确认诉讼中，即便实施征收的行政机关在强制拆除行为实施后与被征收人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或者作出征收补偿决定，被征收人在确认诉讼中仍与强制拆除行为有利害关系。被征收人请求确认行政机关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工农区政府系于2017年7月19日拆除来××的涉案房屋，后虽与来××签订了产权调换协议书，但来××作为被拆除房屋的所有权人，其与确认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书之前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性之间仍具有正当的利益关系，因此其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一、二审法院以来××已经丧失对涉案房屋的权益为由，认定其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存在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
【笔记】非合同当事人能否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摘要1：解读：（１）非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无权请求确认合同无效；（２）与合同约定事项具有法律意义上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诉讼，不因合同相对性原则而没有诉权。
摘要2：【注解１】符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条件均可提起合同无效之诉。
【注解２】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成立的，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法院不宜直接确认合同的效力）。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京03行终258号
摘要1：【裁判摘要】集体土地承租人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通顺达公司租赁使用涉案土地的权利，来源于其与庄子营村委会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案外人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驰公司）虽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该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无效，但本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的（2016）京03民终4448号《民事判决书》已终审判决驳回宝驰公司的诉讼请求，故在未经法定程序否定该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效力的情况下，顺义区政府核发17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直接影响通顺达公司对涉案土地的租赁使用。因此，通顺达公司与顺义区政府核发17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应当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最高法行再10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建筑材料生产者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是否具有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对上述法条规定的“利害关系”既不能过分扩大理解，认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利害关系，也不能过分限制理解，将“可能性”扩展到必须要有充分证据证实被诉行政行为影响其实体权利。对于“利害关系”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案件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予以确定，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定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的重要标准。具体而言，在确定原告资格时，要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作为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行政实体法应当作为一个体系进行整体考察，即不能仅仅考察某一个法律条文或者某一个法律法规，而应当参照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该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和性质，来进行综合考量，从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对“利害关系”作出判断，以提高行政争议解决效率、降低当事人维权成本。《产品质量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根据该法第四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生产者、销售者须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会受到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作出的包括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产品、并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本案中，广东省住建厅作出的10号处罚决定认定浈江建筑公司未按规定进行检验，使用了不合格的科彩牌电线，对浈江建筑公司处以罚款。结合广东省住建厅在作出行政处罚过程中认定的证据，案涉的不合格电线系由××电线厂生产。广东省住建厅虽然是对产品使用者就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由于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属于产品范围，该处罚决定认定科彩牌电线不合格，客观上也是对建筑材料的产品质量作出负面评价，必然对该产品的生产者产生不利影响，即生产者可能会因此承担《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因此，××电线厂与10号处罚决定具有利害关系。
摘要2：（续）二审认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建设工程质量监管的对象、处罚对象均不涉及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运输等环节，《条例》也没有规定进行处罚时负有一并考量和保护相关建筑材料生产单位、销售单位相关民事权益的义务及告知义务，因此××电线厂欠缺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并据此裁定驳回东联电线厂的起诉。二审的上述观点，系将对建设材料的处罚行为孤立地放在《条例》中进行分析，忽视了该行为同时对建设材料的生产单位也会产生包括行政法意义上的不利影响，没有结合《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管与产品质量监督存在竞合的情形进行综合考量，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最高法行再10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因不能归责于本人事由未参加诉讼第三人有权申请再审｜应当参加诉讼而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可以通过申请再审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１）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２）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的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据此可知，应当参加诉讼而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可以通过申请再审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第二，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合法权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所列举的情形，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具体包括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至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侵犯其合法权益，则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作为标准。本案中，英××因不服永福县政府5号处理决定及桂林市政府62号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白××、侯××１、侯××２及拉××、廖××并不知道该诉讼，直至2018年4月各申请人收到永福县林业局《林权登记有关事项告知书》及侯××１的转告，才知道本案一、二审判决结果。故申请人符合前述“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情形。其次，本案一、二审判决驳回英××的诉讼请求，维持了5号处理决定及62号复议决定的合法性。由于申请人提交了相应权属凭证，证明5号处理决定将属于申请人的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定给中×××所有，申请人与5号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申请人已经提交证据证明二审判决结果损害其合法权益，依法有权申请再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59号
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通常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一般应当是请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行政管理职责对外作出行政行为，直接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的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我国的一种基本行政诉讼制度。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虽有法定义务参与行政诉讼活动，但该义务的履行不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为前提，亦不以直接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目的。设立该制度的基本立法本意是，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通过出庭应诉，参与行政诉讼活动，直接面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了解本行政机关的执法情况，有效解决行政争议，有利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如果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也不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需要就此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规定的内部追责程序加以解决，而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实施的出庭应诉行为属于行政诉讼行为，并非行政机关出于行政管理目的履行行政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再审申请人所称朝阳区政府负责人在三个行政诉讼中未出庭应诉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范畴，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均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669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情况下不能简单适用被告举证原则，否则可能将不利后果转嫁给第三人——兰青商店以兰考县政府1998年3月28日为范××颁发的被诉契证违法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予以撤销。原审中，兰考县政府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诉契证的合法性。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据此，行政诉讼原则上由被告即行政机关承担证明行政行为合法的举证责任，但在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不能简单适用被告举证原则，否则有可能将不利后果转嫁给第三人，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可能因行政机关怠于举证而遭受不利的后果。因此，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本案中，被诉契证颁发于1998年，兰考县政府主张因年代久远且档案保管不善等原因，不能提供证明被诉契证合法性的证据。就申请人范××关于其通过转让方式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主张，其在原审中已经提交交易当时的见证人所作的证人证言，且其主张还可以申请修建房屋的相关人员出庭作证。因此，人民法院应当在要求当事人全面提供证据的基础上查清相关事实。此外，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为与行政相对人形成权利义务关系而作的意思表示，因此，行政行为作出和生效后应当保持相对稳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或变更，即行政行为应当具有确定力。行政相对人或者其他主体基于对行政行为的信赖和有预期的判断，作出一定的行为，从而获得的利益值得保护。因此，行政行为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有行政相对人信赖的前提下，原则上应当保持该行政行为的相对稳定，以实现行政秩序的稳定。本案中，申请人范××主张其在领取被诉契证后，基于对行政行为确定力的信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案涉土地上兴建房屋并一直居住至今。因此，人民法院应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在保证范××的居住权和兰青商店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作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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