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5-29 19: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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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557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为了尽快复工、减少损失，保障各方权利而根据实际情况协商一致对工程进度款支付条件进行变更，不是背离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应为有效——关于《7月29日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虽然补充协议中约定的“07某地块一、二标段的合同价款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计价依据总额不再下浮；工程进度款支付变更为按照月进度报表80%支付，如泰斗公司不能按约支付，应按年18%利率计取所有未支付的工程进度款的利息"等内容对中标备案合同的约定确有变更，但究其背景与缘由，是因泰斗公司工程进度款支付不到位、所提供的混凝土不能满足现场施工进度需要等原因导致工程全面停工，当事人为了尽快复工、减少损失，保障各方权利而根据实际情况协商一致的结果，而不是背离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通过签订“阴阳合同"或者“黑白合同"，作为不正当竞争的手段损害其他竞争者的利益、破坏竞争秩序，或者串通投标，达到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目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并不相冲突。《7月29日补充协议》由一建公司与泰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泰斗公司在一建公司按该补充协议继续履行施工义务、案涉工程现已交付使用的情况下，主张协议无效，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关于缺陷责任期最长二十四个月的规定，并非法律关于质保金返还期限不得超过二年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承包人请求发包人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当事人约定的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届满。（二）当事人未约定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期限的，自建设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满二年……"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质保金的返还期限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进行了明确约定，即“质保金在分部工程两年质保期满后退还，防水质保金在五年防水工程质保期满后退还"，因本案工程尚有部分地下安装工程需待消防工程完毕后方可施工完成，且五年防水工程质保金的返还期限尚未届满。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未予支持一建公司质保金返还的请求并无不当。一建公司主张《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第二条关于“缺陷责任期一般为六个月、十二个月或二十四个月，具体可由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规定系法律关于质保金返还期限不得超过二年的强制性规定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返还工程质保金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6-18 15: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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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民再11号
【裁判摘要】关于魏桥公司应否支付王某某经济补偿金问题。本案中，王某某对于其曾书面申请公司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无异议，并认可书面申请上签名的真实性。在其未提供证据证实魏桥公司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行为时，应当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对其签字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虽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但在王某某自愿不予办理的情况下，其再以魏桥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原判决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21 11: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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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川01民终758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案涉违约条款的性质。案涉合同第八条“如20日内不能如数付清款项，甲方（红南桥建材公司）将按1‰按天支付乙方（兴然石粉厂）余款利息。”约定内容系对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进行的约定；案涉合同第十三条“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需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约定内容系对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具体数额的违约金的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案涉违约条款对违约后果的约定在性质上均具有违约金性质。
【裁判摘要２】关于如何确定本案的违约金标准问题。首先，如前所述，案涉违约条款均具有违约金性质，只是适用情形不同而已。案涉合同第八条的适用情形仅限于逾期付款的情形；案涉合同第十三条的适用情形包括逾期付款但不限于逾期付款的其他违约情形。本案中，红南桥建材公司逾期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兴然石粉厂选择适用或一并适用案涉合同的两个违约条款均符合合同约定。但是，一并适用该两条违约条款确已过分高于因违约给兴然石粉厂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数，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对案涉合同的违约金进行了确定，虽然表述为“利息和违约金”有所不当，但所确定的标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 日期： 08-08 19:2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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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不确定履行期限的确定规则（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7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案涉有关一定条件下支付剩余价款的约定是履行条件还是履行期限？
【法官会议意见】当事人对已经存在的确须履行的债务,约定当未来的某一不确定事实发生时履行, 此类约定形式上看是有关履行条件的约定,但就其本质而言则是有关履行期限的约定,只不过约定是不确定的履行期限。如何在诉讼中将不确定的履行期限确定下来,是司法的纠纷解决功能的必然要求。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可以商业人士的合理预期为标准确定合理的期限,该合理的期限就是履行期限。合理期限经过后,债务人仍未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即可请求履行。另一方面,鉴于不确定履行期限在期限的不确定性上近于条件,故可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5条有关条件拟制成就的规定,在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该不确定事实发生或该不确定事实确定不发生时, 视为履行期限已经届满，债权人可直接请求债务人履行义务。
摘要2：
- 日期： 08-19 10:1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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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条件合同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9民终81号
【裁判摘要】约定以售出款作为合同的付款条件无效——2018年5月14日，俞某某作为甲方与黄某某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公墓建造施工合同》，约定：“．．．．．．七、工程付款方式：以公墓售出款做师傅工资，按每月结算工程款，以实际验收为准。每个月借支不能超过工程款……”。．．．．．．本案俞某某与黄某某的法律关系承揽合同关系，黄某某完成承揽任务后，俞某某支付工程款是合同规定的义务。虽然诉争施工合同第七条约定，以黄某某所建造的公墓售出款作为合同的付款条件，但墓室能不能卖出、何时卖出黄某某与俞某某并不能确定。俞某某以一个不确定的期限作为支付工程款的条件，事实上造成了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侵害，俞某某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故应认定该约定的付款条件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苏民申4439号
【裁判摘要】员工调岗拒绝到新岗位报到视为旷工——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方能变更劳动合同的约定，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劳动者的劳动权与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二者不可偏废。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员工的工作岗位是企业用工自主权的重要内容，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劳动者对企业合理调岗予以配合，也是劳动关系人身从属性的具体体现。本案中，斯坦雷公司因组织架构调整，张某原有岗位取消，将张某调至同为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普通担当者”的其他岗位，劳动报酬及其他劳动条件并未作不利变更，该具体工作岗位的调整符合必要性、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张某有服从安排的义务。然而张某始终拒绝到新部门报到，经斯坦雷公司多次依据公司规章制度对其作出警告处理后，其仍然滞留原部门，甚至影响、妨碍其他同事工作，对公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影响，张某主张因斯坦雷公司阻扰造成其未能正常出勤，并要求按正常出勤享受工资待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最后，作为善良与诚实信用的劳动者应当知晓，到用人单位报到乃是提供新一阶段劳动的开始，在拒绝报到的前提下当无法正常提供劳动，张某主张未按公司要求报到不属于旷工既违反日常生活经验，也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斯坦雷公司《员工轮岗管理制度》第七条是关于“轮岗期间的薪资待遇的规定”，强调员工轮岗期间在新岗位上的薪资待遇仍按其《劳动合同》及斯坦雷公司《工资规定》执行，但拒绝服从公司的岗位安排且拒绝到新岗位报到的员工则只能享受待岗薪资待遇，并非规定拒绝服从公司岗位安排且拒绝到新岗位报到的员工可无限期待岗。因此，张某不满调岗决定拒绝至新岗位报到，且已经过一定待岗期间，在斯坦雷公司书面催促其报到，并明确否则将根据规章制度处理的情形下，张某仍然未至斯坦雷公司上班，一、二审判决认定该行为构成旷工，斯坦雷公司依据《赏罚规定》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合同属于合法解除，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9-28 09: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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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5民终7584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我国劳动法原理，退休年龄不能认为是被推定为劳动行为能力完全丧失的年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虽然赋予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已达法定退休年龄时享有劳动关系终止权，但终止权的行使并不意味着双方劳动关系到劳动者已达法定退休年龄时自动终止，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一方年龄不得高于法定退休年龄，只要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有劳动能力人员，均能成为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否则不符合法律规定精神。因此，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劳动合同并未终止，双方之间符合劳动关系基本特征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性质仍为劳动关系，只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否则用人单位可以随时终止用工关系，这些人权益无法保障，纳入劳动关系处理，才符合劳动法立法宗旨和客观事实。本案中，李某某在新虹利公司工作多年，已跨越其法定退休年龄，李某某提供劳务、新虹利公司用工符合劳动关系基本特征，未有证据表明李某某已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故李某某与新虹利公司之间仍存在劳动关系。据一审查明事实，李某某以新虹利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保为由，向新虹利公司递交书面报告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相关报告落款日期为2019年12月20日，但鉴于一审庭审时李某某表示是12月24日将报告交车间主任而一直未有回复，但其辞职权行使属形成权，书面通知到达用人单位即应生效，其诉请确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于2019年12月24日解除，依法应予支持。故一审法院相关裁判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2：【裁判摘要２】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支付经济补偿，则应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相关规定的立法目的。对此本院认为，相关规定是为促使用人单位诚信履行劳动合同法的基本义务，对用人单位存在有悖诚实信用并由此导致劳动者被迫辞职的行为，予以有针对性的立法规制。因此，因用人单位主观恶意未为劳动者办理社保手续、未履行社保费缴纳义务的，劳动者以此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主张经济补偿的，应予支持；其他非因用人单位原因导致相关情形发生的，则不应支持经济补偿。因为，一方面，从民事义务和社会义务角度看，因社会保险系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保障，缴纳社保也是用人单位强制性义务，故无论劳动者是否声明放弃该社会保障，用人单位义务均不能得到豁免，劳动者也享有随时要求用人单位缴纳社保费的权利。另一方面，从民事责任角度看，未缴纳社保属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应支付经济补偿金情形，即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费等情形，均以用人单位负有过错为基本特征，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经济补偿的请求权基础，实际是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中的过错。劳动者主要依个人意志未参加社保，随即又以此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索要经济补偿的，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李某某同其他部分员工一道，不愿缴纳社保，新虹利公司也以填表方式予以固定，并提交了相关证据证实。现李某某又以新虹利公司未缴社保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索要经济补偿，依法不应支持，故一审法院相关认定与处理并无不妥。社保追缴事宜李某某可向有关部门反映处理。
- 日期： 10-25 16: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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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复议决定书（2019）最高法司惩复6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十章关于“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规定，赋予法院对妨害民事诉讼的特定行为依法作出拘传、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的权力，以确保审判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对诉讼参与人等妨害民事诉讼可以依法予以罚款的情形作了明确规定，管辖权异议不在本条规定可以采取罚款等强制措施之列，且该条规定系完全列举的封闭条款，无“兜底条款”的规定，表明民事诉讼法对可适用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具体情形，系采限制性规定，无法外自由裁量的余地。鉴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属于公法制裁行为，需要严格贯彻“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对林某某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行为径直予以处罚，欠缺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项原则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和整个诉讼程序过程中，违反该项原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林某某在保证合同明确约定管辖法院的情形下提起管辖权异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江西高院（2019）赣民初54号之一民事裁定依法予以驳回，正是司法裁判贯彻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当事人因其滥用管辖权异议权利的行为已承担了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法律明确采取完全列举条款限制罚款强制措施适用范围的前提下，司法实践中并无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扩张适用该项强制措施的余地。故江西高院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课以罚款，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江西高院依据诚实信用条款对林某某提起管辖权异议的行为作出10万元罚款决定，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要旨】民事诉讼法第111条对诉讼参与人等妨害民事诉讼可以依法予以罚款的情形作了明确规定，且该条规定系完全列举的封闭条款，无“兜底条款”的规定，这表明法律对可适用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具体情形，系采限制性规定，无法外自由裁量的余地。鉴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属于公法制裁行为，需要严格遵循处罚法定原则，在法律缺乏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对林亚查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行为，径直依据诚实信用条款予以处罚，适用法律不当。
- 日期： 10-27 16:3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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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黔民终1125号
【裁判摘要】评估机构对于实际损失的评估结论可以作为赔偿的依据，但不宜再评估结论的基础上再上调违约金——大众房开主张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并就佳诚公司停业202天的损失申请评估，经一审法院委托评估，佳诚公司2014年10月31日至2015年5月22日的停业损失为7915850元，流动资金成本572853元，南关桥店员工人工成本1133182元及管理人员人工成本损失金额42631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守约方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现有财产的减损、灭失以及费用的支出，是一种现实的财产损失。间接损失即可得利益损失，是指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导致对方当事人本来可以获得的利益没有得到，即失去了原来可以预期取得的利益。本案中，评估意见中的停业损失和成本符合法律规定，且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所租买房屋用于超市经营，并未超出大众房开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的合理范围，评估意见应予采信。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佳诚公司的损失已经评估明确，应以评估结论作为大众房开违约赔偿的依据，结合佳诚公司已接收涉案房屋作经营超市之用，以及并无证据证明大众房开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况，本案不宜在评估结论的基础上再作上浮，即佳诚公司因大众房开迟延交房造成的损失为10048198元（7915850元+572853元+1133182元+426313元=10048198元）。一审判决上浮30%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314号
【裁判摘要】齐某某经与加格达奇区棚户区改造建设指挥部、加格达奇区晟吉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协商一致，三方签订涉案《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协议》，该协议系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并不存在显失公平及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可该协议的效力。原审法院据此判决确认涉案《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本案中，在该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加区政府仍未履行该协议，且该协议具有履行的现实可能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判决加区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按照就近安置的原则在棚户区范围内继续履行协议，符合上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具体到本案中，加区政府与齐某某签订《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协议》后，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加区政府未按约定的期限交付房屋，即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涉案协议未约定违约责任并不能成为加区政府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令加区政府承担逾期安置期间的违约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加区政府不承担违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结论显有不当，应予纠正。对于加区政府需要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的计算，需要原审法院结合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进一步查清有关事实并作出认定。
摘要2：【解读】行政协议违约责任的赔偿标准及承担方式——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后，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行政机关未按照约定的期限履行义务的即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协议中没有约定违约金条款或者定金条款，也不排除人民法院可以就行政机关的违约责任判决金钱赔偿。
摘要1：问题：《九民会议纪要》第４８条规定的“违约方起诉解除”与《民法典》第５８０条第２款规定的“合同僵局”有哪些区别？
解读：（１）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４８条之“违约方起诉解除”规定，违约方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必须符合“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三个条件；（２）根据《民法典》第５８０条第２款之“合同僵局”规定，存在非金钱债务不能履行的情形，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３）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人拒绝使用租赁房屋应当适用《九民会议纪要》第４８条“违约方起诉解除”规定，而不能适用《民法典》第５８０条第２款“合同僵局”规定（不属于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形）。
摘要2：【注解】《九民会议纪要》第４８条规定的“违约方起诉解除”不完全等同于《民法典》第５８０条第２款规定的“合同僵局”。
- 日期： 11-12 08: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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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民再821号
【裁判摘要】在一审法院未剥夺被告答辩权的情况下，发回重审亦与被告行使答辩权无关，一审法院重审时不应再接受被告的诉讼时效抗辩——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本案发回重审后人民法院应否接受钰科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诉讼时效的制度设计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同时之于义务人而言，诉讼时效是其享有的一种抗辩权，其行使抗辩权的行为并不导致实体权利消灭，如其不行使抗辩权亦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据此，义务人原则上只能在一审期间行使诉讼时效抗辩，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在二审期间提出。本案因发回重审，当事人经历了两次一审，人民法院应否接受钰科公司在发回重审时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重点在于审查人民法院在第一次适用一审程序审理本案时，是否剥夺或限制了钰科公司的答辩权利。经查，益佳公司起诉后，一审法院通过邮寄送达、公告送达方式向钰科公司送达相关诉讼文书，并且到钰科公司住所地张贴了传票，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并无不当，而且钰科公司称公司住所地一直有员工留守，故钰科公司在本案第一次适用一审程序审理时，其不参加诉讼不提出答辩意见的行为，应视为其放弃包括诉讼时效抗辩在内的答辩权，相应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钰科公司在收到原一审判决后，其在上诉中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但其提交的新证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国联通山东邹平城南新区营业所出具的证明均与诉讼时效抗辩无关，因此，在一审法院未剥夺钰科公司答辩权的情况下，钰科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系在二审中提出，本案发回重审亦与钰科公司行使答辩权无关，故一审法院重审时不应再接受钰科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否则既会消解缺席审判制度预设的法律后果，也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
摘要2：
- 日期： 11-25 08: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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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60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提出调整违约金主张后，由法院综合考量决定如何衡平当事人利益，并无必须由主张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特定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表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关于“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关于“当事人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当事人以反诉或抗辩的方式提出关于请求人民法院调减违约金的明确主张即可，并未对其加以更多义务负担。而前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的规定，亦表明当事人提出调减违约金主张后，由人民法院综合考量决定如何衡平当事人利益，并无必须由主张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特定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表述。本案中二审法院充分考量了案涉债权的来源及其基本性质以及金钱之债的特有属性，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除资金占用成本之外确有其他实际损失的情况下，综合认定案涉违约金标准过高应予调减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
摘要2：
摘要1：——职业碰瓷者能否获取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案号】（2019）苏0682民初5925号；（2019）苏06民终4524号
【裁判要旨】二倍工资支付的目的是对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所作出惩罚性的民事赔偿，以督促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职业碰瓷员工因其本身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且存在获得不法利益的恶意，公司不应支付具有惩罚性赔偿性质的二倍工资。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702号
【裁判摘要】“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构成公司人格混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九条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的裁判要点为，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关联公司相互之间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与该指导性案例的基本案情相类似，其裁判要点应作为本案审理的参照。第一，根据现有证据，本案可以认定鹿业发展公司和海南省鹿场人格混同。首先，鹿业发展公司与海南省鹿场存在财产混同。．．．．．．由此可见，两公司对该土地共同享有权益，二者财产明显混同。其次，鹿业发展公司和海南省鹿场存在财务混同。海南省鹿场为鹿业发展公司补缴灵山土地的相关税款，《海南省社会保险费通用缴款书》和两公司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可证明两公司为共同的员工共同缴纳一份社保，可见二者在财务上是混同的。再次，鹿业发展公司和海南省鹿场存在人员混同。鹿业发展公司和海南省鹿场存在一人同时或者前后兼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农牧业总公司、鹿业发展公司和海南省鹿场亦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均出具《证明》称该两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足以证明两公司在人员上是混同的。综上，鹿业发展公司和海南省鹿场在财产、财务、人员等方面均有混同，足以认定二者人格混同。．．．．．．因此，虽然鹿业发展公司与海南省鹿场表面上是彼此独立的公司，但两公司之间已实际构成了人格混同，其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因此，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的基本案情相类似，原审判令鹿业发展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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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2-29 09:0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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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2民终8676号
【裁判摘要】违约金酌减的考察因素。本案中，城建重工公司在诉讼期间与隆昌伟业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并撤回上诉，隆昌贸易公司按协议约定申请解除了对城建重工公司账户的冻结。而城建重工公司作为商事主体自愿给隆昌贸易公司出具和解协议并承诺高额违约金，但在账户解除冻结后城建重工公司并未依约履行后续给付义务，具有一定主观恶意，有悖诚实信用，有损诉讼秩序，一审法院判令城建重工公司依约支付80万元违约金，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观点】当事人双方就债务清偿达成和解协议，约定解除财产保全措施及违约责任。一方当事人依约申请人民法院解除了保全措施后，另一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履行和解协议，并在和解协议违约金诉讼中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1-08 10:1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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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341号
【裁判摘要】尊重可得利益的违约金条款，衡量违约金高低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本案再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乐府大酒店应否承担相应的可得利益损失方面的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中，案涉能源服务合同第七条第1款第1.8项约定：“乐府大酒店不得擅自解除或者终止合同，否则，除应赔偿直接经济损失外，还应根据合同约定的收费年限每年按合同约定的能源费用年包干总费用的20%计算赔偿中新能源公司可得利润损失”。该条款明确直接经济损失与可得利润损失均为乐府大酒店违约损失赔偿的内容，系双方对自己可能承担的违约后果的预先安排。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维护诚实信用的合同原则考虑，当乐府大酒店违约时，其应按上述合同约定向中新能源公司支付违约金。原二审判决认定投资和运营成本与可得利润损失属重复计算，系认定事实错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条规定：“认定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一般应当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这里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原审查明，2017年12月25日双方签订案涉能源服务合同并约定服务收费期限为15年，2018年10月乐府大酒店出现迟延付款、将中新能源公司驱离能源站等违约行为导致案涉能源服务合同解除。原一审兼顾本案合同解除双方过错程度、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与实际履行时间，参照双方关于可得利润损失的明确约定，酌情支持由乐府大酒店承担可得利润损失2,028,000元(1,690,000元×20%×6年)，符合公平原则。原二审法院认为违约金的认定仅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而作出否定守约方中新能源公司应获可得利润损失赔偿的违约金调整，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最后，针对可得利润损失这一部分。在双方签订的案涉能源服务合同第六页第七项中第一款1.8项明确约定了可得利润损失的计算标准，应为合同中约定的能源费用年包干总费用，也即169万的20％，乘以该合同约定的收费年限来赔偿。该款同时约定，采取这种计算方式的适用前提是乐府大酒店不得擅自解除或者终止本协议。本案中，乐府大酒店存在迟延付款的情形，亦将中新能源公司驱离能源站。因此，系乐府大酒店违约行为导致案涉合同的解除。而上述条款实际上是对于乐府大酒店的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考虑到本案中双方合同解除的原因及合同的履行时间，根据公平原则，参照双方关于可得利益损失的约定，一审法院考虑酌情支持由乐府大酒店承担可得利益损失2028000元(1690000元×20％×6年)。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可期待利益是一种推断的事实，并非约定。中新能源公司与乐府大酒店在订立合同时约定将能源费用年包干总费用的20%作为可得利润损失实际上是规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二审庭审中，中新能源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乐府大酒店支付的能源费的对价不仅包含中新能源公司提供的服务等，还包括《吉林省乐府大酒店污水源热泵工程合同书》所涉工程的工程款及利息和中新能源公司对能源站项目进行改造的追加投入。在合同解除，乐府大酒店应一次性给付中新能源公司能源站投资和运营成本4,546,431.36元的情况下，仍以能源费用年包干总费用的20%作为计算违约金的方式不妥，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现乐府大酒店要求调整违约金，人民法院应予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的规定，违约金的认定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因中新能源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损失，故二审法院对该部分违约金不予支持。
- 日期： 01-26 10:3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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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4民特732号
【裁判摘要】成都市仅有成都仲裁委员会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四川分会，并不存在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成都分会”相同名称的机构，故此，《XX飞机金属结构件加工及全机结构件和总体装配合同书》中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并不准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约定，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的，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成都分会”的名称与成都仲裁委员会的名称相去甚远，且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四川省仅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四川分会一家分会。因此，可以认定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成都分会”即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四川分会”。况且，鑫旌公司以仲裁申请人的身份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四川分会提出仲裁申请，接受了该会的管辖，现其又称选择的仲裁机构应为成都仲裁委员会，与其此前的行为相悖，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鑫旌公司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四川分会对该案没有管辖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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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01-26 10:4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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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04民特60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该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规定，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应当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异议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异议人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当事人之间在破产申请受理前订立有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应当向选定的仲裁机构申请确认债权债务关系。无论从文意解释还是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对上述规定进行解读后可知，民事诉讼与仲裁系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不能得出有关债务人的仲裁案件，亦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结论。海文众益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北京仲裁委员会对双方的涉案纠纷没有管辖权，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况且，在该仲裁案中，海文众益公司对北京仲裁委员会的管辖未曾提出异议，且提出了仲裁反请求，北京仲裁委员会就本案争议作出最终裁决后，其又以北京仲裁委员会对此无权管辖提出撤销仲裁的申请，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予以驳回。
摘要2：
- 日期： 02-07 16: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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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辽民终1212号
【裁判摘要】关于金厦公司与张××是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宋××、张××以金厦公司名义签订的借款合同，现没有证据证明金厦公司同意担保和事后对此追认，且金厦公司公章及董事会决议系伪造的，原审法院认定保证合同不是金厦公司意思表示双方未达成保证合意，保证合同未成立，金厦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正确。关于张××是否承担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实事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张××在一审诉讼时承认保证合同及借款借据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虽然其签字的身份是法定代表人，但张××明知自己不是法定代表人，还在担保合同和借款借据上签字，张××对造成担保合同未成立有一定过错，其应承担宋××不能履行判决部分的20%赔偿责任。本案朝阳银行长江支行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没有尽职审查张××是否是金厦公司法定代表人义务，其对担保合同不成立亦负有一定责任，因此，本案朝阳银行长江支行主张张××承担连带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445号
【解读】（2021）最高法民再49号朝阳银行、张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张××对宋××不能履行判决部分的70%承担赔偿责任。
- 日期： 02-10 09:1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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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保证责任
摘要1：【来源：人民法院报 | 作者：张美权 陈舒铭】
【摘要】执行程序中，在债务人与多个连带共同保证人一并作为被执行人的情形下，申请执行人申请放弃对其中部分连带共同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应当符合诚实信用原则、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未加重其他被执行人义务和申请执行人认可放弃的法律后果等限制条件，并经人民法院准许。
摘要2：
- 日期： 02-13 09: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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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897号
【裁判摘要1】关于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问题|2017年3月2日呼市资源局与金盛公司签订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虽然该合同一方签订主体为呼市资源局，但金盛公司在签订过程中并不受单方行政行为的强制，双方在签订过程中主要遵循的是平等、自愿、有偿原则。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采取招标、拍卖、协议等出让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亦在第四部分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项下合同纠纷中规定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并未明确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纳入行政协议的范围。因此，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认为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民事合同，并据此主张权利，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2】要求调整违约金属于法律赋予的抗辩权，不应作为诉讼请求要求人民法院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无论是主张违约金过低或过高要求调整时，人民法院均需先确定因违约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并以此为基础，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进行综合衡量。在守约方未提起诉讼主张损失赔偿且合同未陷入僵局、违约方未诉请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根据不告不理原则，人民法院不能主动审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情况，那么，违约方单方提起诉讼主张合同继续履行并调整违约金的诉请将没有用于衡量的损失标准。及于本案，一审认为金盛公司要求调整违约金属于法律赋予的抗辩权，在呼市资源局未提起诉讼要求其依约支付违约金时，不应作为诉讼请求要求人民法院调整，并无不当。况且，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4)
摘要2：（续）内民一初字第00013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就案涉地块的剩余土地出让价款、违约金的标准、土地出让金的利息计算等问题作出了处理，虽然作为该调解书一方诉讼主体的呼市收储中心与本案呼市资源局是两个独立的单位，但该调解书处理的事项与本案一致。若金盛公司对违约金的标准、土地出让金的利息计算等不服，应依法及时在法定期限内就该民事调解书申请再审。……据此，一审法院驳回金盛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解读１】金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金盛公司与呼市资源局于2017年3月2日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继续履行本合同，标的额为本金人民币26250万元，至2019年11月5日利息为33769531.2元；2.判决自2018年3月2日起算违约金，违约金调整为每日万分之一，至2019年11月5日为16012500元；3.判决呼市资源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庭审时，金盛公司增加了要求呼市资源局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的诉讼请求。
【解读２】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所涉合同的性质问题。．．．．．．本案所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系呼市资源局作为行政机构与公民、法人等签订的合同，具有行政合同的特征。关于金盛公司要求调整违约金的依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合同违约一方请求降低违约金，应在守约方通过诉讼提出要求违约方依据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时，违约一方可在诉讼中要求人民法院调整违约金。本案金盛公司作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约一方主体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认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要求调整为每日万分之一，其应在呼市资源局提起诉讼要求其依约支付违约金时提出，即金盛公司要求调整违约金属于法律赋予的抗辩权，不应作为诉讼请求要求人民法院调整。另，金盛公司所提继续履行合同、办理土地过户登记、支付土地出让金利息等请求，因呼市资源局未有拒绝履行或违约的事实和行为，金盛公司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理应积极履行约定义务，其不依约积极履行义务而提起该项诉求，一审法院不作审理。．．．．．．裁定驳回金盛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581954元，退予金盛公司。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川民再418号
【裁判摘要１】拟对外转让股权的股东不仅需要向其他股东（1）告知自己欲对外转让股权，还应当（2）告知受让人、转让数量、转让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主要内容（转让股东可以一次性告知全部内容，也可以分几次告知）；其他股东同意转让的情况下，其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并不丧失，转让股东仍须就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再次通知其他股东——为保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拟对外转让股权的股东不仅需要向其他股东告知自己欲对外转让股权，还应当告知受让人、转让数量、转让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主要内容。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七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不同意转让的股东不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其他股东主张转让股东应当向其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的规定，转让股东可以一次告知前述全部内容，也可以分几次告知。
【裁判摘要２】出让方反悔权——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转让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转让股东依据本规定第二十条放弃转让的除外。”第二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又不同意转让股权的，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其他股东主张转让股东赔偿其损失合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本案中，同昭公司章程对于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又放弃转让如何处理没有规定，全体股东也没有约定。在杨××主张优先购买后，钟××与朱××及钟××１、陈×、钟××２、付××、谢×、佳兴教育公司解除了《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两份《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并返还了收取的股权转让款。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条规定，对于杨××的优先购买主张，不应予以支持。．．．．．．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条规定的“不同意转让”应理解为放弃本次转让，而非永久放弃转让，也非无条件的放弃转让。当然如果以后转让股东再次转让股权，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仍享有优先购买权。
摘要2：【解读１】杨××起诉请求：1.确认钟××与朱××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无效；2.判令杨××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钟××拟转让于朱××的同昭公司0.1%的股权（即以0.8万元的价格收购钟家全0.1%的股权）。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确认钟××与朱××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无效；二、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同等条件向杨××出售其持有的同昭公司0.1%的股权（同等条件即向钟××支付0.8万元，在2044年4月8日前向同昭公司补足出资4.2万元）。
【解读３】二审判决：一、维持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1040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同等条件向杨××出售其持有的同昭公司0.1%的股权（同等条件即向钟××支付0.8万元，在2044年4月8日前向同昭公司补足出资4.2万元）"；二、撤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1040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钟××与朱××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无效"；三、驳回杨××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４】再审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解读５】一审判决（2017年12月18日）后，2018年1月19日钟××与朱××签订协议，约定解除《同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此外，钟××１、陈×、钟××２、付××、谢×、佳兴教育公司均与钟××签订了解除协议。
【解读６】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从钟××上诉状所附《通知书》内容可知，虽然钟××解除了与朱××的股权转让协议，但钟××并没有放弃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而是在一审法院判决支持杨××按同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以行使反悔权的名义，将股权转让价款提高至原协议约定价款的15倍继续对外转让股权，以此来阻止杨××等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钟××的行为既不符合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所谓行使反悔权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 日期： 02-28 08: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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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
【裁判摘要1】当事人一审抗辩意见已经获得一审法院支持，二审中改变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另，光明公司主张放弃其在一审要求抵扣税款的抗辩意见，变更为要求承包人按约提供发票。但光明公司的抗辩意见已经获得一审法院支持，现要求承包人提供发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2】当事人一审否认对其不利事实，案外人提起诉讼胜诉后，当事人在二审中又上诉自认对其不利事实不予支持——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滥用诉讼权利。本案中，申××及朱××、万××在一审庭审中多次陈述与刘××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了结，刘××所收款项为替桓大公司收取，并非归还其对刘××的欠款。正是由于申××等人的一再否认，才致恒大公司认可刘××的收款与申××等人的借贷无关，从而引发刘××另行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形成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9)渝0120民初8612号案。现在本院二审庭审时，申××提交了借条、委托支付函、承诺书等证据，拟证明光明公司支付给刘××的300万元系抵扣其欠付刘××的债务。上述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申××在一审中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否认。二审中，恒大公司也不认可300万元已作为工程款支付给了申××。申××在一审中的陈述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或受欺诈、胁迫等情形，为诉讼中的真实意思表示。现由于刘××提起另案民间借贷诉讼，且另案一审已判决申××等人承担还款责任，申××为获得有利于本方的另案最终判决，并在总体上获益，欲推翻其在一审中主张的行为有违诉讼诚信，属滥用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后果。其次，申××对争议的300万元不具有上诉利益。为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耗费以及对各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保障，当事人仅对未获一审法院支持的诉讼请求具有上诉利益，有权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提起上诉。本案申××关于将300万计为未付工程款应予支付的诉讼请求已经获得了一审法院支持，其对该300万元已不具有上诉利益，不应在二审中获得支持。最后，本案不能损害案外人刘××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刘××并未参加本案诉讼，且已提起了另案诉讼，并获得了一审判决，如本案二审直接认定刘××接收300万元为冲抵借款将有损刘××的程序权利。同时，刘××在案涉款项收取中，除了争议的款项之外，还代表
摘要2：（续）桓大公司收取了其他多笔工程款，申××所举证据也未能充分证实刘××对300万元的收款行为是代表桓大公司还是其本人。综上，申××关于光明公司支付给刘××的300万元为已付工程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３】桓大公司主张其收到的25万元安全措施管理费已经支付给了第三人朱××、万××。．．．．．．本院认为，关于第1项，桓大公司提交了转账明细等证据，经质证朱××、万××认为该证据未能证明案涉转账有二人的授权。本院认为，桓大公司举示证据只能证明其与万××１之间的交易往来记录，未能证实万××１所收款项受本案的当事人申××或者第三人朱××、万××授权，故桓大公司所提其支付给万××１的20万元应当认定为已付工程款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４】承包人因实际施工人对外合同被判决承担责任后进入执行，已付执行费以及迟延履行利息不能视为已付实际施工人工程款——2.(2020)渝01民终8645号民事判决书还应当扣除执行费、迟延履行利息5130.62元。．．．．．．本院认为，．．．．．．关于第2项，申××等人认为该费用系桓大公司未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产生，并非本案必须产生的费用。本院认为，桓大公司主张费用系其未积极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导致，并非本案必然发生的费用，桓大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５】承包合同无效，约定的管理费和承包人支出的差旅费承包人可以要求实际施工人适当承担——桓大公司因涉案工程的工程管理、完善竣工资料等产生差旅费234,379元。4.申长松应当按照工程总造价的1%支付管理费，还应当扣除470,430.36元。本院认为，……关于第3、4项，鉴于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且桓大公司在案涉工程施工中对工程竣工、移交等事宜有过一定的参与，并实际支出了部分费用，一审法院酌情按照工程价款的0.5%支持了其部分主张，已综合考虑其差旅费及管理费。因此，桓大公司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６】被挂靠方仅负有将收取的工程款支付给挂靠方的义务而非与发包人承担共同付款责任。
【裁判摘要７】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方）已取代名义上的承包人作为实际承包人与发包人成立事实上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应当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 日期： 03-24 09:5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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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出卖方在缔约过程中存在瑕疵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先合同义务；买受人以出卖方瑕疵行为拒绝履行付款义务，不符合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属于不当行使履行抗辩权；（２）出卖方对买受方不履行付款义务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买受方拒绝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但买受人有权请求变更合同价款。
摘要2：
- 日期： 04-12 08: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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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养殖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鲁民终1808号
【裁判摘要】因涉案合同载明的标的物为滩涂，且涉案滩涂系村集体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集体所有的或者全民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适用的水域、滩涂，可以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从事养殖生产”之规定，因此，姜××与长会口村委会之间的滩涂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长会口村委会在与姜××的租赁合同尚未届满的情况下，将涉案滩涂在内的海域、滩涂另行承包给万盈公司，致使姜茂聚承租的滩涂不能正常经营，并造成了姜××的损失。长会口村委会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构成违约，应当对姜××因此受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一审法院根据姜茂聚的申请，对姜××承包的滩涂面积及三年的经济损失出具了鉴定意见，本案应当依据该鉴定评估报告确定长会口村委会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因当事双方均未就上述期间捕捞、销售贝类所支出的成本申请鉴定，结合一审鉴定评估报告所确定的三年经济损失为805423元，姜××1年6个月的损失数额应为402711.5元。关于鉴定费用的负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案鉴定费是为查清案件事实所支出的必要的合理费用，姜××、长会口村委会对本案鉴定费平均分担为宜。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4）民提字第24号
【裁判摘要１】未经核准注册的商标不具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第4157840号商标迄今为止尚未被核准注册，无从产生注册商标专用权，王××持有的商标注册证显然系商标行政管理机关误发，王××无权据此对他人提起侵害商标权之诉。一审、二审法院在未查明第4157840号商标真实权利状态的情况下认定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的行为构成对该商标权的侵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对王××与第4157840号商标有关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市场活动参与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一方面，它鼓励和支持人们通过诚实劳动积累社会财富和创造社会价值，并保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财产性权益，以及基于合法、正当的目的支配该财产性权益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民事诉讼活动同样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一方面，它保障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当事人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善意、审慎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其相关权利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
【裁判摘要３】对于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歌力思公司拥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基础。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可知，歌力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最早将“歌力思”作为企业字号使用的时间为1996年，歌力思公司最早在服装等商品上取得“歌力思”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时间为1999年。此后，经歌力思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长期使用和广泛宣传，“歌力思”品牌于2008年即已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作为企业字号和注册商标的“歌力思”已经具有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对前述商业标识享有合法的在先权利。其次，歌力思公司在本案中的使用行为系基于合法的权利基础，使用方式和行为性质均具有正当性。王××认为，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吊牌上使用“品牌中文名：歌力思”字样的行为构成对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侵害。本院认为，商标的基本功能是区分商品和服务的来源。
摘要2：（续）本案中，从销售场所来看，歌力思公司对被诉侵权商品的展示和销售行为均完成于杭州银泰公司的歌力思专柜，专柜通过标注歌力思公司的“ELLASSAY”商标等方式，明确表明了被诉侵权商品的提供者。在歌力思公司的字号、商标等商业标识已经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而王××未能举证证明其申请注册的第7925873号商标同样具有知名度的情况下，歌力思公司在其专柜中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不会使普通消费者误认该商品来自于王××。从歌力思公司的具体使用方式来看，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外包装、商品内的显著部位均明确标注了歌力思公司在第18类女士手袋等商品上享有商标专用权的“ELLASSAY”商标，而仅是在商品吊牌之上使用了“品牌中文名：歌力思”的字样。由于“歌力思”本身就是歌力思公司的企业字号，且与其“ELLASSAY”商标具有互为指代关系，故歌力思公司在被诉侵权商品的吊牌上使用“歌力思”文字来指代商品生产者的作法并无明显不妥，不具有攀附第7925873号商标知名度的主观意图，亦不会为普通消费者正确识别被诉侵权商品的来源制造障碍。在此基础上，杭州银泰公司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行为亦不为法律所禁止。最后，王××取得和行使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行为难谓正当。第7925873号商标由中文文字“歌力思”构成，与歌力思公司在先使用的企业字号以及在先于服装商品上注册的“歌力思”商标的文字构成完全相同。“歌力思”本身为无固有含义的臆造词，具有较强的固有显著性，依常理判断，在完全没有接触或知悉的情况下，因巧合而出现雷同注册的可能性较低。歌力思公司地处广东省深圳市，王××曾长期在广东省广州市经营皮具商行，作为地域接近、经营范围关联程度较高的商品经营者，王××对“歌力思”字号及商标完全不了解的可能性较低。在上述情形之下，王××仍于2009年在与服装商品关联性较强的手提包、钱包等商品上申请注册第7925873号商标，其行为难谓正当。据此，王××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标权对歌力思公司的正当使用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构成权利滥用，其与此有关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综上所述，综合考虑歌力思公司的在先权利状况、使用行为的正当性以及王碎永取得和行使权利的正当性等因素，对王××所提歌力思公司、杭州银泰公司侵害其第7925873号商标权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4-19 11: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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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90号
【裁判摘要】违反诚信原则，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之后，试图借助司法资源来谋取不正当利益，法律不予保护——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以不正当方式取得商标权后，目标明确指向优衣库公司等，意图将该商标高价转让，在未能成功转让该商标后，又分别以优衣库公司、迅销公司及其各自门店侵害该商标专用权为由，以基本相同的事实提起系列诉讼，在每个案件中均以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及作为其门店的一家分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起诉，利用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门店众多的特点，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批量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优衣库公司或迅销公司及其众多门店停止使用并索取赔偿，主观恶意明显，其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其借用司法资源以商标权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行为，本院依法不予保护；优衣库公司关于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恶意诉讼的抗辩成立，予以支持。二审法院虽然考虑了指南针公司、中唯公司之恶意，判令不支持其索赔请求，但对其是否诚实信用行使商标权，未进行全面考虑，适用法律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1)知行字第45号
【裁判摘要】使用商标时刻意制造与他人商标之间的联系违反诚信原则，不能取得受法律保护的商标权益——《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对于使用时间较长、已建立较高市场声誉和形成相关公众群体的诉争商标，应当准确把握商标法有关保护在先商业标志权益与维护市场秩序相协调的立法精神，充分尊重相关公众已在客观上将相关商业标志区别开来的市场实际，注重维护已经形成和稳定的市场秩序。”争议商标的使用情况确实是应当考虑的因素，但这种使用应该是在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基础上的使用，且对其使用状况有较高的证据要求。本案中，华夏长城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达到其已经形成自身的相关公众群体的程度，而且其实际使用状况明显看出其仍然在刻意造成与日产株式会社的联系，而不是通过使用消除这种联系，形成自身商标的区别力，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京行终1754号
【裁判摘要】商标法对诚信原则进行具体规定的情形下，不宜直接适用诚信原则审理商标授权确权纠纷案件——2013年商标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条是有关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中的原则性条款，该条的立法精神已贯穿于商标法的具体条文中。在商标法的其他条款已对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对于诉争商标的授权确权审查不宜直接适用商标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摘要2：【注解】类似参考案例：（２０１９）京行终２７４１号；（２０１９）京行终２００３号；（２０１６）京行终２９２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