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破产撤销权期限内债务人债务加入行为能否行使破产撤销权？
摘要1：解读：破产撤销权期限内债务人债务加入行为属于单纯负担行为，客观上导致债务人责任财产减少，有违公平清偿原则，与《企业破产法》第３１条规定５项行为在作业和性质上一致，属于可以行使破产撤销权的范围。
摘要2：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01民终3926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01民终3926号
【裁判摘要】挂靠人缴纳的投标保证金不应纳入挂靠人的责任财产排除强制执行——根据张××提交的2015年8月17日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活期存款对账单查询明细，结合一审张××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该40万元系张××通过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向章丘市东方建设工程招投标有限公司交纳的投标保证金。根据张××于2015年7月22日与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该款项系张××借用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账户向章丘市东方建设工程招投标有限公司账户汇入的投标保证金，如未中标，投标保证金退还张××。据此，该款项独立于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财产，除用于特定目的以外，不能挪作他用，故，该款项已不再是一般的种类物，而成为实现特定用途的特定物。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对该40万元不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不应纳入济南市历城区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责任财产而被其他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
摘要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民再70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民再70号
【裁判摘要】（一）破产撤销权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实现公平清偿的价值。通过对债务人相关行为的撤销，以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条规定，表明了对债务人特定情况下的个别清偿行为（即偏颇性清偿行为）应予以依法撤销的立法意旨。《破产法解释二》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对《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作了总体属于限缩例外情形倾向的解释，该司法解释还强化了管理人怠于行使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民事责任；债务人濒临破产状态下的债务抵销行为，有可能损害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实质是一种偏颇性清偿行为。为此，《破产法》第四十条对债务人濒临破产时抵销权的行使作了有别于一般民法上的抵销权的规定，旨在落实《破产法》对偏颇性清偿的规制。《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以抵销方式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其抵销的债权债务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抵销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通过对《破产法》第四十条的严格解释，排除了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行为人行使民法上抵销权的法律效力。审判实践中，应准确把握破产撤销权制度的价值导向和立法、司法解释的意旨，严格适用。商业银行在依法维护金融债权过程中，应制定合理合规的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充分评估《破产法》有关破产撤销权、抵销权规定对其相关风险控制和资产保全措施的影响，避免相关措施因违反《破产法》的规定而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情形的发生。（二）《破产法》和《破产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对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制，都是以债的合法存在为前提，而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则无特别的要求。工行瑞安支行以其和新亚公司在行为时不存在主观恶意作为再审理由，没有法律、司法解释的依据。
摘要2：（续）（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保护存款安全的规定、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对于扣款还贷的约定内容以及抵销属于观念交付而不是现实交付等规则和法理层面，二审法院阐明了工行瑞安支行扣款行为不属于可以对抗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法定或约定抵销行为的理由，有相应的依据。结合《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对《破产法》第四十条有关抵销权行使的限缩解释的意旨，工行瑞安支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不产生对抗新亚公司管理人破产撤销权主张的效力。（四）工行瑞安支行在本案中的扣收款项行为在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有相应的约定，新亚公司对工行瑞安支行扣收款项行为亦有相应的预期，与新亚公司主动实施的个别清偿行为对债权人整体的公平清偿利益的损害有相同的效果，应认为符合《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偏颇性清偿行为的构成要件。因此，若本案对该笔划收款项行为的撤销并非否定工行瑞安支行所享有债权的真实性。
【裁判摘要２】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四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以抵销方式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其抵销的债权债务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该抵销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三个月属于除斥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但该条款适用的前提须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以抵销方式对个别债权人的清偿。结合本案，在新亚公司管理人起诉前，新亚公司并未与债权人工行瑞安支行以抵销方式对案涉款项进行清偿，且工行瑞安支行的扣划行为亦不构成法定的抵销，因此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法定期限。其次，工行瑞安支行系在一审诉讼中才提出抵销的抗辩，被申请人管理人据此提出抵销无效的诉请。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申请人新亚公司管理人提起本案的诉讼未超过三个月的除斥期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59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591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因错误申请保全的损害赔偿责任性质是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侵权责任，财产保全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将来生效判决的执行，因此只能在申请人对出现财产保全的错误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方可认定为申请人的保全申请确有错误。申请保全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不能仅以当事人的诉请最终得到法院支持的结果作为判断标准，而要根据其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考察其提起的诉讼是否合理，或者结合申请保全的标的额、对象及方式等考察其申请财产保全是否适当。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类似于“工程计价”“停工损失”等问题在起诉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不能仅依据法院生效判决支持的金额少于诉讼请求及保全财产金额而得出雷××具有故意提高诉讼请求金额以增加保全财产金额的恶意。因此，俊江公司以此主张雷××在起诉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不能成立。
摘要2：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闽09民终72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闽09民终72号
【裁判摘要】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在案涉若干案件执行过程中，在王××结欠吴××本金及利息共计97万元以上的情况下，吴××与王××签订还款协议，约定王××还款45万元，其余本息予以减免，吴××系以放弃该部分债权的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事后，王××将还款协议约定的45万元汇至梁溪法院，用以履行吴××自愿加入的另案执行担保债务，汤××之债权未能从中获得清偿，显然影响债权人汤××的债权实现，且吴××不能够反证证明其仍有足够的财产清偿债务，其行为无害于该债权。因此，债权人汤××请求撤销吴××与王××签订的《还款协议》，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予以确认。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3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最高法民终327号
【裁判摘要】债权不同于一般财产的特点，债权转让不仅涉及到合同相对人，还牵扯债权人与债务人、债权出让人与其他债权人之间等多方面的法律关系。这些关系是否对债权转让产生影响，是案件审理中必然涉及的问题。因此，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行使权利时，法院还应对受让人受让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青海高院作出的（2017）青01民初6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曹×对百生公司所欠四维公司6857732.42元及利息违约金2784239.36元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5）青民二初字第28号民事调解书认定曹×对百生公司所欠四维公司3000万元及利息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5）青民二初字第46号民事调解书认定曹×对民和义德商贸有限公司所欠青海天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30000000元及利息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上述案件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因各被申请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均作出终结执行的裁定。鉴于曹×不能证明其有其他责任财产可以承担相关债务的情况下，仍将其24000000元债权以严重低于债权金额的价格1000元转让给信瑞公司，曹×的行为明显导致其清偿资力减少，以至于这种不利影响无法满足其清偿其他债权的要求。故一审法院认定曹×主观上存在低价处分财产权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恶意亦无不当。鉴于信瑞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转让对价的合理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本院不持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的精神，案涉《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信瑞公司基于无效合同要求张××、郑××、张×承担还款责任不能得到支持。故一审法院直接判令驳回信瑞公司对张××、郑××、张×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摘要2：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民终112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民终112号
【裁判摘要】公司减资前股东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即使构成减资未通知特定债权人也不可直接要求追加规定为被执行人——公司未清偿到期债务一般不导致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除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等规定的法定情形。《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关于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法院“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的规定，是指向“未按章程规定的期限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本案中创齐公司就100万元的出资期限是2024年7月23日，三股东不存在没有按章程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没有适用该条款的余地。至于《公司法》第三条规定的是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权利主体是公司，不是公司的债权人，亦不能成为追加三股东为被执行人的理由。同时本案涉及的是能否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针对的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实施的执行行为，并非确定实体法上的责任，《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无论从内容规定还是适用范围上，都不是本案追加被执行人的直接法律依据。又因本案系执行人当事人适格与否的纠纷，考虑到原先注册资本的出资期限还未届满，无追加被执行人的余地，已如上述。慧想公司庭审中提及创齐公司减资行为损害了其债权，本院也注意到创齐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减资，客观上减少了将来的公司责任财产，与交易相对方预期不符。但该情况已不属执行当事人适格纠纷案件的调整范围，慧想公司可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救济。
摘要2：
【笔记】法院冻结属于被执行人股权形式判断标识是什么？
摘要1：解读：法院冻结属于被执行人的股权的形式判断标识分为——（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外部登记和内部登记均可以作为股权冻结的形式判断标识；（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内部登记作为股权冻结的形式判断标识。
摘要2：【注解１】执行程序中判断财产是否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应当遵循“形式判断”与“外观主义”（与真实权利状态高度盖然的外观标识判断财产权属）。
【注解２】对股权进行财产调查途径：（１）国家企业信息公式系统查询；（２）公司登记机关查询；（３）法院要求公司提供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以及财务状况等相关资料；（４）向依法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查询股权登记托管信息；（５）其他财产调查方式。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03民终1765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03民终1765号
【裁判摘要】借用他人账户进行经营活动是违法行为，案外人主张对账户内资金排除执行不予支持——货币作为一种动产，银行账户是货币占有的一种表现形式，涉案账户登记在被执行人福鑫公司名下，是其行使货币占有的一种方式，只要货币合法转入即属于法律规定的合法交付行为，资金所有权自交付时发生转移而成为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其所有权为被执行人所有。因此，涉案51.22万元在转入涉案账户后，即为被执行人福鑫公司所有。上诉人主张涉案款项之所以转入涉案账户，系因其不符合淮河公司新沂项目部的打款条件，而与福鑫公司、淮河公司新沂项目部达成协议，将涉案款项转入涉案账户。上诉人的此种行为实为借用账户行为，借用人与被借用人内部有关资金的约定不能阻却被执行人的债权人对该资金账户的执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24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246号
【裁判摘要１】《执行规定》是针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时如何处理的规定，而执行程序与执行异议之诉是不同的法律程序，原判决对于《执行规定》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理解为“即符合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不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也未必不成立。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并无不妥之处。
摘要2：【裁判摘要２】首先，从成立时间方面分析，该请求权远远早于王×因与林××股权转让纠纷所形成的金钱债权。债权的成立时间尽管并不影响债权的平等性，但在某些情况下对于该债权能否继续履行以及继续履行的顺序产生影响。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针对出卖人就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问题明确规定，在均未受领交付且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的继续履行请求权就优先于其他买受人。原判决以此类推在本案中至少不能得出王×成立在后的债权具有优先于钟××成立在前的债权的结论，是正确的。其次，从内容方面分析，钟××的请求权系针对诉争房屋的请求权，而王×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诉争房屋只是作为林荣达的责任财产成为王光的债权的一般担保。在钟××占有诉争房屋的前提下，原判决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精神，认为其要求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应当优于王×的金钱债权，也无不妥之处。第三，从性质方面分析，王×与林××之间的金钱债权，系林××与钟××的婚烟关系解除后发生的，属于林××的个人债务，基于以上情况，原判决认定在该债权债务发生之时诉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钟××与林××之间的约定而不再成为林××的责任财产，并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也就能够认定在本案中诉争房产没有影响到林××的责任财产。第四，从发生的根源方面分析，诉争房产系钟××与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合法建造而产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在钟××与林××婚烟关系解除之时约定诉争房产归钟××及其所生子女所有。从功能上看，该房产具有为钟××及其所生子女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即使存在王×再审申请中提出的钟××一时不在诉争房产中居住等情况，也并不影响该房产的此项功能。因此，与王×的金钱债权相比，钟××及其子女享有的请求权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原判决在综合考量上述因素的基础上，认为钟××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能够阻却对本案诉争房产的执行，钟××提起执行异议请求阻却对本案诉争房产执行的理由成立，判决停止对诉争的位于福建省上杭县和平路××号房产的执行，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注解】案外人基于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分配的约定，在诉争财产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之前，享有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
【笔记】不同案外人能否多次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摘要1：解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具有形成诉讼的性质，判决确定后形成判决对当事人具有形成力，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即判决生效后争议标的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１）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被判决驳回，因驳回判决不具有形成力，其他案外人仍然可以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法院应当予以受理；（２）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得到判决支持，因该判决具有形成力，导致现有执行法律关系的变更，执行标的已不得作为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予以执行，其他案外人再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缺乏诉的利益，法院应当不予受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3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31号
《黄某某与厦门双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946号
【摘要】股权受让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成立要件应当包括：其一，受让人与被执行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真实有效的转让合同；其二，受让人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完成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其可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其三，受让人在查封之前已足额支付转让价款或已依约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关于股权被依法查封后，受让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成立的要件|执行异议之诉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实体审理程序判断金钱债权申请执行人基于生效裁判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权利与异议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权利谁更具有优先性。申请执行人基于对被执行人享有合法债权，而对被执行人名下执行标的具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处置，所得价款用于清偿其债权的权利。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基本价值取向是基于公平原则，给予符合特定条件的异议人优于普通债权人的特别保护。基于执行异议之诉基本功能与价值取向，除存在法定优先权情形下，受让人提出对执行标的具有优先性因而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一般应当具备以下要件。1.受让人对执行标的权利应当是真实的，且该权利早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即已客观存在。真实性是受让人提出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如受让人对执行标的权利为虚假，则无保护之必要，遑论优先保护。人民法院查封之后，任何针对执行标的处分行为均应属无效，故受让人的权利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即已客观存在亦属于其异议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此，受让人与被执行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真实有效的转让合同。2.受让人已实际占有或控制执行标的。在受让人没有实际占有或者控制执行标的情况下，其所享有的仅是请求被执行人依约交付执行标的的权利，该权利属于债权请求权，而债权具有平等性，不能对抗强制执行。在受让人因被执行人的履约行为已实际取得对执行标的占有或控制后，受让人已经可以对执行标的进行占有、使用、收益，而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即不再享有上述权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人所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应当以其实际享有的财产或财产性权益为限。在被执行人因丧失对执行标的的占有或控制而对该执行标的不享有任何权益之时，即具有将该财产排除强制执行的可能，
摘要2：（续）也即受让人实际占有或控制执行标的是赋予其优先保护的实质要件。在转让对象系股权的情况下，在认定受让人实际控制执行标的要件时应当考虑到股权的基本特性。股权是股东或出资人对公司所享有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该权利行使的对象是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据此，股东名册是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依据。受让人能够实际行使股权的前提应当是公司股东名册已经变更、受让人已经作为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故受让人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完成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其可依据股东名册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3.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没有因转让行为而不当减少。首先，执行标的原本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系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处置，用于清偿债务的对象。受让人取得对执行标的占有或控制是基于转让合同关系，而在该基础法律关系中，被执行人转让执行标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转让价款。被执行人转让执行标的与受让支付价款构成对待给付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构成受领给付的基础。在受让人已经实际支付转让价款或者已依约支付部分价款、剩余价款交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形下，被执行人名下财产由该执行标的转化为转让价款，其责任财产范围并没有因转让行为而不当减少。考虑到受让人依约履行支付价款等合同主要义务的情况下，其有权继续保持受领给付状态，可以赋予其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而在受让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转让对价的情况下，受让人因未履行对待给付义务，缺乏对执行标的继续占有的基础。在该执行标的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时，即不应赋予受让人排除执行的权利。其次，执行异议之诉基本价值系公平原则。在受让人未支付价款且不愿意将剩余价款交付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况下，如赋予受让人优于对执行标的采取查封措施且已支付对价的债权人特别保护则有悖于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基本价值。再次，现行司法解释关于受让人能够排除执行的规定中均将转让价款的支付作为核心要件之一。2004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为《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0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00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和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都不享有权益，法院能否驳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本案的审查不仅包括案外人武汉亘星公司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亦包括申请执行人剑强人和公司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理由是否成立。因为申请执行人提出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须以被执行人对该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为基础。因此，针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许可的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同时，申请执行人亦应对其诉讼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也即是说，申请执行人申请对登记在案外人名下或案外人已经具备权利外观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的，应当对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范围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述，虽然武汉亘星公司对执行标的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但剑强人和公司诉请申请许可执行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武汉亘星公司关于二审判决准许执行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适用法律错误，应驳回剑强人和公司的诉讼请求的再审请求成立。
摘要2：【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鄂民终38号
【注解１】竞拍土地成交后未签订书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人不享有物权期待权无权排除强制执行——（１）采取招标、拍卖、协议等出让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合建设应当使用权出让合同；（２）竞拍预成交不同于书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人不享有物权期待权，无权排除强制执行。
【注解２】集体用地经政府决定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原土地使用人对土地开发前期投入并支付相关费用但未通过公开竞价或协议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原土地使用人”不能视为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不能排除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6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62号
【裁判摘要】夫妻协议离婚分割财产但未办理过户登记，夫妻一方有权基于离婚协议排除强制执行——民事诉讼法设立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保护相关民事主体对标的财产所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保护其不因标的财产被强制执行而遭受不可逆的损害。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比较有关权益的形成时间和权益的内容、性质、效力以及对权益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是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因此，判断本案中刘××就案涉房产所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就应从权利的形成时间、权利内容、权利性质以及对权利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从本案查明事实看，刘××与郑×于2012年12月18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并登记离婚，该《离婚协议书》盖有民政部门公章并备案于婚姻登记部门，具有登记公示的效力。根据《离婚协议书》，刘××即取得了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过户登记的权利。但因双方离婚时该房屋尚存在按揭贷款未全部偿还而被办理抵押登记，刘××在未全部清偿按揭贷款并办理解押的情况下，无法申请办理过户登记。对此，不能认定刘××存在主观过错，该情形属于非因刘××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该离婚协议是双方在离婚时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处分行为，是一种债的关系，刘××据此针对该房产享有的为债权请求权。刘××与郑×协议离婚以及对案涉房屋的分割早于郑×对周××所负的债务近两年，可以合理排除刘××与郑×具有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虽然周××提出刘××与郑×协议离婚涉嫌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但未举示相应证据，不能认定刘××与郑×的离婚系逃避债务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刘××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办理过户的权利与周××对郑×的保证债权均为平等债权。从权利内容看，周××对郑×磊享有的保证债权的实现以郑×实质上所有的全部合法财产作为责任财产范围，并不单一地指向案涉房屋；而刘××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办理过户的权利则直接指向案涉房屋本身，其权利针对性更加强烈。从对相关民事主体的利害影响看，男女双方之间的离婚协议，往往基于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统筹安排，有关财产的分割也往往涉及到其他有关义务的承担，另外还包含了情感补偿、子女抚养以及对一方生存能力等因素的考量，在财产分配上对于抚养子女一方作适当倾斜的情形较为常见。此类离婚财产分割协议，
摘要2：（续）如无明显的不正当目的，亦未严重损害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则既为法律所允许，也为风俗所提倡。保证债权的权利保护，主要体现为交易的平等性和自愿性，并不涉及情感补偿、生活利益照顾等因素，在对相关民事主体的利害影响上，不及于离婚财产分割。另外，夫妻离婚时对共同财产的分割，经过一段时间后，在有关当事人之间以及相关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关系，如果不存在合理的必要性，不宜轻易打破这种稳定的社会关系。本案的基本案情与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案件所认定的事实具有高度相似之处，基于相类似案件作相同处理的内在裁判要求，本案亦作与该案相同的裁判，认定刘××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29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292号
【裁判摘要】第三人撤销之诉是针对生效裁判提起的诉讼，一方面是为因故未能参加诉讼而没有获得程序保障、却可能受到生效裁判拘束的第三人提供救济途径，另一方面则是防止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他人诉讼可能导致的侵害。鉴于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法律稳定性，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原告适格性问题上，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者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民事权益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据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必须是原案诉讼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本案中，谢××所针对的原案之诉讼标的是刘××与刘×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原案法律关系发生的时间是2006年。谢××不是赠与合同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其将款项借给刘××并非基于对刘××享有案涉房屋权益的依赖，其更非对案涉房屋享有优先权的债权人。谢××作为刘××的普通债权人，对原案的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并非原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进而言之，原案的处理结果不会导致谢××承担法律义务或责任，谢××亦没有证据证明刘××与刘×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的情形。虽然谢××依据（2015）郴民一终字第1156号民事判决申请执行案涉房屋一半产权，原案的处理结果会影响刘××的责任财产情况，进而影响到谢××债权的实现，但这种利害关系仅为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而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谢××依旧享有对刘××的债权，故谢××亦非原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此，谢××不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最高法民申250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最高法民申2508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明知欠款未偿还的情况下，仍以子女名义购房，应据实认定债务人系《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实际权利义务人，涉案房屋作为家庭共有财产，应对家庭对外债务承担责任——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的是异议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不动产登记虽然是法律规定的权属证明文件，但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中，仍要根据当事人的权利来源、权利性质以及权利对债权实现的影响等来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足以排除执行，二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确定涉案房屋的权利人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涉案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由周××签订，购房款也系周××全款支付，周××１并未参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及购房款支付，二审法院认定周××系以其女周××１的名义购买诉争房屋，周××系涉案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实际买受人并不缺乏事实依据。周××１、周××、韩××关于父母赠与子女货币买房的陈述，与前述查明的周××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实际缔约行为人并直接向开发商支付房款的事实不符，其以此要求本案进入再审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周××以其女周××１名义购房以及周××１取得不动产权证的时间均要晚于周××２基于民间借贷所形成金钱债权的时间。周××、韩××在明知尚有欠债未予偿还的情况下，仍以其女周××１的名义购买涉案房屋，且在法院判决周××、韩××承担还款责任并申请强制执行后仍一直未能履行，其行为显然已构成对债权人的损害。因此，周××、韩××关于其经济宽裕、出资为子女购房未损害周××２债权的主张亦不能成立。二审法院认定在周××２与周××借贷以及最终形成金钱债权的过程中，出资购买涉案房屋并转移到子女名下严重影响到了周××与韩××的责任财产，对周××２债权的实现构成了重大不利影响，亦不缺乏事实依据。应据实认定周××系《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实际权利义务人，涉案房屋作为家庭共有财产，应对家庭对外债务承担责任，二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并无明显不当之处。
摘要2：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民终214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民终214号
【裁判摘要】资金来源于工程款及挂靠人存款的，挂靠人有权排除债权人对被挂靠单位账户资金的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的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必须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而案外人这一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其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且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会妨害其所享有的实体权益。故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应对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以及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是否妨害了案外人的实体权益进行审查。．．．．．．．关于对案涉账户资金能否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案涉账户资金应该排除强制执行。理由如下：首先，王××拥有案涉账户资金的实体权益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从外观和形式上看，案涉账户及账户内的资金名义上的所有人是三建公司。但是，王××是“武宁建材家居综合大市场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发包人和承包人主张工程款。王××以三建公司名义开立银行账户，用于支付工程项目的日常费用和收取工程款，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其次，欧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账户资金所有权不属三建公司。欧阳宗科申请执行案即欧阳宗科与三建公司、百合谷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欧阳××的身份正是实际施工人。也就是说，欧阳××也曾挂靠于三建公司，对建设工程承包市场的现状、三建公司与实际施工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清楚的；再次，欧阳××与三建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形成于2013年6月之前，王××以三建公司名义开立银行账户和以该账户名义收取工程款的时间在2014年12月以后。即欧阳××对三建公司的债权发生在前，案涉账户开设及存取资金在后。由此可以看出，欧阳××对三建公司的债权形成之时，案涉账户的资金并非三建公司清偿欧阳××债权的责任财产。排除对案涉账户资金的执行并不损害欧阳××的信赖利益。所以，原审法院排除对案涉账户资金的强制执行，优先保护王××对案涉账户资金的所有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粤执复52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分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可以追加总公司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分支机构，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法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法人直接管理的责任财产仍不能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法人其他分支机构的财产。”本案中，永安公司第二加油站作为永安公司的分支机构，广州海事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广州海事法院认定永安公司第二加油站不能清偿（2018）粤72民初350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准许申请执行人中行东莞分行追加永安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申请，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1591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和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可以并存，债权人可以同时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和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２）代位权诉讼已经得到法院支持，在次债务人实际履行清偿义务前，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３）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并得到法院支持后、次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前，不能当然免除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清偿责任及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关于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并得到法院支持后，次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前，能否免除债务人的清偿责任及保证人的保证责任问题。本院认为，从债权人代位权纠纷的请求权基础规范看，债权人可以同时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和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同时，债权人代位权不是形成权，即债权人单纯行使代位权，提起代位权诉讼并得到人民法院支持后，次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前，不能直接引起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法律效果，故也就不能当然免除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清偿责任及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具体评述如下：其一，设立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制度是为保障债权人实现其债权，也是为保持债务人的财产。如果按照债权平等原则，债权人只能代为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或者只能由债务人受领后加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那么，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并得到法院支持后，次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前，如免除债务人的清偿责任及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既不利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也不利于债务人的次债权的保护，这与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不符；其二，在次债务人未实际履行债务前，债权人无法实现债权受偿的目的。债权人代位权纠纷的请求权基础规范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债权人的代位权是指债务人怠于行使自己的到期债权，因此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可以诉请法院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以后，又向同一人民法院对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符合本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受理；
摘要2：（续）不符合本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告知债权人向次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另行起诉。受理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在债权人起诉债务人的诉讼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以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中止代位权诉讼。”根据该规定，债权人可以同时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和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即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和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可以并存。浦发银行忻州支行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不必然导致华融资产公司失去向债务人另行起诉的诉权。《合同法解释一》第二十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本案中，浦发银行忻州支行提起的代位权诉讼已经得到法院支持，在次债务人实际履行清偿义务前，即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的债务未实际清偿前，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提起普通的债权债务诉讼。原审法院在没有审查案涉债权是否已经实际履行的情况下，仅以“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条件是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为由作出裁判，适用法律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418号
摘要1：【裁判摘要】股东与公司约定撤回土地出资属于抽逃出资，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应为无效，无权排除执行——股东在将其财产向公司出资完成之后，该出资即成为公司财产的组成部分，而独立于股东的个人财产。根据《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公司对公司财产享有全部法人财产权。因此，出资一经形成公司财产，任何股东均不能以个人名义去支配该财产。根据《公司法》第四条的规定，股东此时依法享有的是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此外，《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因此，法律禁止股东未经法定程序而为的抽回出资行为。本案中，2016年1月5日，大邑酒厂与聚隆置业公司签订《撤销协议》，撤销土地投资开发合同，协议将案涉房地产过户回大邑酒厂，该约定显然有违《公司法》关于公司法人财产权、股东取回出资等规定，且该行为将减少聚隆置业公司的责任财产，可能损害聚隆置业公司其他债权人利益，二审判决据此认定该协议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55号
摘要1：——房屋买受人对房屋的请求权能够排除出卖人的一般金钱债权人对房屋的强制执行
【裁判观点】执行异议及复议程序与执行异议之诉是两个不同的审查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是执行程序中对案外人的异议进行形式审查的判断标准，并非是对案外人权利的最终确认，案外人实体民事权利的内容是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债务人将其房屋以市场价格出卖的行为，客观上导致其责任财产中的一部分从实物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但其责任财产的范围并未因此而不当减损，债权人的权利并未因此而受到损害，仍然有权就房屋价款中债务人的应有份额主张相应的权利。而房屋买受人的权利内容则以买受房屋这一特定财产为唯一客体，在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在履行合同义务的同时依法享有要求办理过户登记的物权期待权，得以排除出卖人的一般金钱债权人对房屋的强制执行。若将已经出卖但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房屋仍然作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则会不当增加其责任财产的范围并损害合法买受人的权利。
摘要2：【注解】《查封、冻结、扣押规定》是执行程序中对案外人异议进行形式审查的判断标准，不宜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适用。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鲁执复11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依法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２）投保人不能偿还债务又不自行解除保险合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有权强制代替被执行人对该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予以提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进行拍卖、变卖或者采取其他执行措施。”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的核心问题是：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是否属于投保人的财产权益，能否作为执行标的；投保人未解除保险合同情况下，人民法院能否对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强制执行。第一，本案所涉分红型人寿保险是兼具人身保障和投资理财功能的保险，其虽然是以人的生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但保险单本身具有储蓄性和有价性，其储蓄性和有价性体现在投保人可通过解除保险合同提取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这种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系基于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所形成，是投保人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并构成投保人的责任财产。同时，该财产权益在法律性质上并不具有人身依附性和专属性，也不是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物品和生活费用，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五条所规定的不得执行的财产。因此，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依法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中国人寿关于该类保险具有人身性，不能成为强制执行标的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二，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在性质上就是替代被执行人对其所享有的财产权益进行强制处置，从而偿还被执行人所欠的债务。根据《保险法》第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在保险期内，投保人可通过单方自行解除保险合同而提取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由此可见，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作为投保人所享有的财产权益，不仅在数额上具有确定性，而且投保人可随时无条件予以提取。基于此，在作为投保人的被执行人不能偿还债务，又不自行解除保险合同提取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以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有权强制代替被执行人对该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予以提取。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48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判断股东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需要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出发加以认定：形式要件包括上述规定的三种具体情形和一种兜底情形，实质要件则是“损害公司权益”；（２）仅举证股东从公司转走１６７５万元但未证明该转账损害公司利益不宜认定股东抽逃出资——刘×、黄××转出1675.8万元的行为是否属于抽逃出资。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主体，独立的享有财产权利并独立承担责任。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分属不同主体所有，股东在履行出资义务后，对应资产已属公司所有，从而股东享有相对应的股权。抽逃出资指股东未经合法程序而取回其出资财产，但依然保留其股东资格并按原有数额持有股权或股份。法律之所以禁止抽逃出资行为，是因为该行为减少了公司的责任财产，降低了公司的偿债能力，不仅损害了公司与其他股东的权益，更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等相关权利人的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判断案涉股东刘×、黄××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需要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出发加以认定。形式要件包括上述规定的三种具体情形和一种兜底情形，实质要件则是“损害公司权益”。具体到本案而言，青投公司提交的证据虽然证明了刘×、黄××有转账的行为，但青投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上述款项转出后损害青投公司权益，原审判决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及公平原则以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未予支持青投公司关于刘×、黄××转出1675.8万元的行为系抽逃出资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530号
摘要1：【裁判摘要】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冻结和扣划被执行人的养老金？｜人民法院有权冻结、扣划，但是，在冻结、扣划前，应当预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必须的生活费用——本案焦点问题为唐山中院向丰润区社保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被执行人的养老金是否适当。最高人民法法院（2014）执他字第22号《关于能否要求社保机构协助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养老金问题的复函》明确，被执行人应得的养老金应当视为在第三人处的固定收入，属于责任财产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冻结、扣划，但是，在冻结、扣划前，应当预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必须的生活费用。唐山中院向丰润区社保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被执行人的养老金并无不当。冻结的顺序应以法院向丰润区社保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时间先后顺序确定。唐山中院异议裁定认定丰润区社保局并非法律规定中的协助执行单位错误，复议裁定予以纠正正确。沈××提出其曾申请在丰润区社保局冻结被执行人养老金，但丰润区社保局答复丰润法院丰润镇法庭不可以查封，只能查封银行账户。但据此不能否定丰润法院并未完成在丰润社保局对被执行人养老金冻结的事实，也不能否定唐山中院在本案中的执行行为的合法性。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95号
摘要1：【裁判摘要】保证人死亡后其生前约定的保证义务如何承担？｜保证人死亡后虽然其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但其生前个人所负有的债务并不因死亡而免除，其遗产仍将作为生前所负担债务的责任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根据徐×与国开行、渤海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第二条、第三条的约定，徐×对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本金、利息、罚息等（以下简称主债权）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保证。因此，徐×应以其所有的全部个人财产对主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徐×死亡后，虽然其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但其生前个人所负有的债务并不因死亡而免除，其遗产仍将作为生前所负担债务的责任财产。唐××关于徐×死亡后不再承担保证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
摘要2：
【笔记】债权人撤销权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同时请求相对人向债务人承担返还财产等法律后果？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第５４２条规定主要强调撤销权的法律后果为债务人的行为归于无效（形成权说），若撤销权人仅主张撤销债权则法院不能直接判决受让人返还财产等责任；（２）《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４６条第１款规定“债权人在撤销权诉讼中同时请求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务人承担返还财产、折价补偿、履行到期债务等法律后果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３）因此，债权人在撤销权诉讼中可以同时请求债务人的相对人承担返还财产、折价补偿、履行到期债务等法律后果。
摘要2：【注解】撤销权胜诉判决能否回复物权以及撤销是否具有返还财产效力存在不同认识——（１）认为撤销权是形成权，撤销判决自动回复物权效力，被转移财产属于执行责任财产，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财产；（２）认为撤销权判决产生的是债权请求权，只有相对人履行或被强制执行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京02执复100号
摘要1：【裁判摘要】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情况下，法院可执行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情况下，大兴法院可否执行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兰天公司以其名下的涉案房屋及涉案土地使用权为案涉债权提供物的担保，因上述法律并未规定存在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情况下，债权人不得请求由债务人或者保证人承担责任，故大兴法院在轮后查封第三人兰天公司抵押物后，继续实施冻结债务人名下银行账户的行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另，相比较处置涉案房屋及涉案土地使用权而言，直接执行债务人名下的银行存款，亦符合便利执行的原则。据此，大兴法院未予支持复议申请人的该项异议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摘要2：
【笔记】能否强制执行碳排放权？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司法服务的意见》第２０条规定，碳排放权能够作为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予以强制执行，但受执行顺位的限制。
摘要2：
【笔记】执行法院能否要求税务机关直接划拨出口退税款？
摘要1：解读：（１）国家税务机关只是企业出口退税款的审核、审批机关，并不持有退税款项，执行法院不能要求税务机关直接划拨退税款；（２）执行法院可以要求税务机关提供被执行人在银行的退税帐户、退税数额及退税时间等情况，并依据税务机关提供的被执行人的退税帐户，依法通知有关银行对需执行的款项予以冻结或划拨。
【注释】退税款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可以执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以其基于股份代持关系取得的股份主张排除强制执行不予支持——首先，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法律关系看，股份代持关系本质上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从合同相对性原则出发，代持协议仅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债权请求权的效力，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其次，从信赖利益保护角度看，法定事项一经登记，即产生公信力，登记事项被推定为真实、准确、有效，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即使登记事项不真实、不准确，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善意第三人也可依照登记簿的记载主张权利。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前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体现了在商事领域应遵循的外观主义原则。虽然一般而言，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交易之外领域适用的绝对排除。尤其是在涉及强制执行程序中对名义权利人所代持的股份进行强制执行时，就更应当注意到申请执行人对于执行标的的信赖利益，并着眼于整个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予以考量。一方面，执行债权人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行为时，本身也存在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因为执行债权人在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时，基于对被执行人的总体财产能力进行衡量后与之进行交易，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名下的所有财产均是对外承担债务的一般责任财产与总体担保手段。另一方面，即使执行债权形成于股份登记信息公示之前，债权人不是基于股份登记信息与债务人进行交易，在执行阶段，仍存在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由于法律规定明确否定了超标的查封，申请执行人为实现对某项特定财产的查封，必须放弃对其他财产的查封申请，如果对该查封信赖利益不予保护，不仅对申请执行人有失公允，同时也损害了司法执行机构的信赖利益。因此，在案涉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与公示的名义股东不符的情况下，不应将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范围仅限于就特定标的从事交易的第三人，将其扩张到名义股东的执行债权人，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再次，从案涉股份未登记到实际权利人名下的原因看，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股份不能由他人记名。．．．．．．最后，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和实际出资人的权责与利益分配上衡量，
摘要2：（续）国家设立公司登记制度的原因在于公司的股东、经营状况等信息具有隐蔽性，公众无法知晓，将公司的必要信息通过登记的方式公之于众，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国家鼓励、引导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通过登记信息了解公司股东情况和经营情况，对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代持关系，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却难以知悉，属于其难以预见的风险，不能苛求其尽此查询义务，风险分担上应向保护债权人倾斜，制度以此运行则产生的社会成本更小。而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享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即使名义股东代持的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实际出资人依然可以依据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协议的约定，请求名义股东赔偿自己遭受的损失。从风险与利益一致性的角度看，实际出资人选择隐名，固有其商业利益考虑，既然通过代持关系，获得了这种利益，或其他在显名情况下不能或者无法获得的利益，则其也必须承担因为此种代持关系所带来的固有风险，承担因此可能出现的不利益。因此，由庹思伟承担因股份代持产生的相应风险和不利益，更为公平合理。此外，从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及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角度看，代持关系本身不是一种正常的持股关系，与公司登记制度、社会诚信体系等制度相背离，股东之间恣意创造权利外观，导致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不一致，在给实际出资人提供便利的同时，放任显名股东对外释放资产虚假繁荣信号，给公司的法律关系、登记信息带来混乱，增加社会的整体商业风险和成本，该风险和成本应当由实际出资人自行承担。．．．．．．综上，庹××就案涉股份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