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律师事务所代理同一案件风险提示
摘要1：【风险提示】同一律师禁止双方代理；禁止为两名以上同案被告辩护，也不得代理同案两名以上刑事被害人。同一律师事务所不同律师可以为同案不同被告辩护，但不宜在同案民事、经济、非讼案件中双方代理。对于同一律师事务所不同律师能否在刑事案件同案中作为被告人辩护人和受害人代理人没有明确规定，根据利益冲突原则应当不行。
摘要2：无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鲁行终字第48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鲁行终字第48号
【裁判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规定，在办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刑事案件中，对走私行为人涉嫌偷逃应缴税额的核定，应当由走私犯罪案件管辖地的海关出具《核定证明书》。海关出具的《核定证明书》，经走私犯罪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可以作为办案的依据和定罪量刑的证据。走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核定证明书》有异议，向走私犯罪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提出重新核定申请的，经走私犯罪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同意，可以重新核定。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海关向刑事案件办案机关出具《核定证明书》，经相应的办案机关审查确认，可以作为办案的依据和定罪量刑的证据。海关出具《核定证明书》的行为既不是发生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也不是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因此，不符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
具体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包括：作出主体必须是行政主体，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必须送达当事人。海关向刑事案件办案机关出具《核定证明书》，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不向当事人送达，不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
日照海关出具《核定证明书》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复议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确定完税价格”的纳税争议可以向海关申请行政复议的情形。确定完税价格的纳税争议是海关在行政管理领域行使行政职权时发生的，海关与纳税义务人直接发生法律关系，海关对纳税义务人作出确定完税价格的具体行政行为后，直接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日照海关出具《核定证明书》的行为是应走私犯罪侦查机关委托，在刑事案件中向相关办案机关提供的证据，并不是要向当事人征收税款，其在法律关系、法律属性、强制执行力等方面完全不同于确定完税价格的纳税争议。
日照海关出具《核定证明书》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复议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确定完税价格”的纳税争议可以向海关申请行政复议的情形。确定完税价格的纳税争议是海关在行政管理领域行使行政职权时发生的，海关与纳税义务人直接发生法律关系，海关对纳税义务人作出确定完税价格的具体行政行为后，直接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日照海关出具
摘要2：【裁判要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暂行办法》的效力级别属于部门规章，对该规章的审查不属于行政复议机关的职责范围。
民商诉讼风险：委托人向鉴定机构提供鉴定材料法律风险
摘要1：【风险提示】委托人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鉴定材料负有真实性、完整性的法律责任。因委托人提供伪造、虚假的鉴定材料或者故意隐瞒鉴定材料导致虚假鉴定的，有可能涉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或者虚假诉讼罪。代理律师作为委托鉴定的委托人，应当确保所提供的鉴定材料具有真实性、完整性，否则将承担因虚假鉴定的相应法律责任。除非能够确保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否则代理律师不应当作为委托鉴定的委托人向司法定机构提供鉴定材料。
摘要2：无
丁某某1受贿案
摘要1：【案号】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醴法刑初字第387号
【裁判摘要】⑴串通拍卖行为与串通投标行为二者概念不同。串通拍卖是指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利益的行为。串通拍卖则是指在拍卖过程中，竞买人之间相互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二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无包容关系。⑵调整的法律规范不同。依照《招投标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拍卖法》第六十五条则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可见，对严重的串通投标行为，《招投标法》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拍卖法》对串通拍卖行为仅规定了行政处罚。故从立法本意上看，二者不能混同。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对被告人丁某某1串通拍卖的行为不宜认定犯罪。1997年刑法将串通投标行为纳入刑法第223条的调整范围，但实际上，1990年5月国务院《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出台时就已经明确了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方式有“协议、招标和拍卖”三种。对已经明确的三种土地出让方式，97刑法并未将串通拍卖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畴，且此后的修正案亦未对串通拍卖行为入罪做修改。⑷刑法的解释原则的要求。刑法的解释是指对刑法规范含义所作的阐明。对串通投标做出扩张解释延伸至拍卖领域有滥用刑罚权之嫌。2002年5月9日，国土资源部以11号令发布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明确了“招、拍、挂”属于三种不同的土地出让方式；2007年国土资源部以39号令颁布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亦再明确“招、拍、挂”三种土地出让方式。最高法院或者最高检对此亦未作出相关司法解释。《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六条对串通投标案中的投标人亦未作扩大解释。综上，不宜将被告人丁某某1伙同他人串通拍卖获利的行为以串通投标罪论处。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指控的该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本院认为应予以采纳。
摘要2：
朱某某等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案
摘要1：【案号】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金义刑初字第2867号
【裁判摘要】被告人朱某某、吴某某获得土地使用权后，未按出让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开发和利用，就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将土地作价非法转让、倒卖牟利，其实质是倒卖土地使用权，故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朱某某没有以牟利为目的转让土地使用权，以转让股权的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合同是有效的，股权转让不等同于土地转让，不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辩护意见，与法不符，不予采纳。
摘要2：
温某某、王某某、王某某犯逃税罪二审刑事判决书
摘要1：【案号】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陕08刑终2号
【裁判摘要】对于王某某及其辩护人所持温某某、王某某１与王某某约定股权转让所有税费由温某某、王某某二人承担的辩护理由，经查，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法律规定的义务，王某某与温某某等人的约定不能免除王某某的法定义务，故王某某及其辩护人所持该辩护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浙0381刑初64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浙0381刑初64号
【裁判摘要】逃税罪犯罪主体是纳税人及扣缴义务人。根据《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规定，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股权转让方为纳税人，以受让方为扣缴义务人。具体到本案，被告人陈某某与阮某协商后，由陈某某先收购华达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后转让给阮某。2010年12月10日陈某某收购股权与2011年1月5日阮某收购陈某某股权是两次交易，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在2010年12月10日至2011年1月5日，阮某无法以实际受让人身份享有股东权利，双方不属于委托、代理关系，不能认定阮某是陈某某收购其他股东股权的实际受让人。综上，虽然阮某口头承诺代缴税款，但其并不是第一次股权转让时的实际受让人，不符合扣缴义务人法定条件。辩护人提出应认定阮某为扣缴义务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阮某虽不是扣缴义务人，但其与被告人陈某某以欺骗、隐瞒手段共同实施逃税行为，应以共犯依法处罚。
【摘要】被告人陈某某作为扣缴义务人，被告人阮某在已与被告人陈某某口头约定承担税款的情况下，两人为少缴税款，在明知实际交易价格远高于资产评估价值时，以评估价值申报纳税，逃避税款，且均在明知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后仍未补缴，应以逃税罪追究刑事责任。本院认为，被告人阮某、陈某某结伙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数额，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逃税罪。
摘要2：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二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摘要1：１.无锡F警用器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检例第81号）
【要旨】民营企业违规经营触犯刑法情节较轻，认罪认罚的，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检察机关应当督促认罪认罚的民营企业合法规范经营。拟对企业作出不起诉处理的，可以通过公开听证听取意见。对被不起诉人（单位）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应当依法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２.钱某故意伤害案（检例第82号）
【要旨】检察机关应当健全量刑协商机制，规范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形成过程。依法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通过出示有关证据、释法说理等方式，结合案件事实和情节开展量刑协商，促进协商一致。注重运用司法救助等制度措施化解矛盾，提升办案质效。
３.琚某忠盗窃案（检例第83号）
【要旨】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一审法院采纳从宽量刑建议判决的案件，因被告人无正当理由上诉而不再具有认罪认罚从宽的条件，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出抗诉，建议法院取消因认罪认罚给予被告人的从宽量刑。
４.林某彬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检例第84号）
【要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涉黑涉恶犯罪案件依法可以适用该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检察机关办理涉黑涉恶犯罪案件，要积极履行主导责任，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查明案件事实、提升指控效果、有效追赃挽损等方面的作用。
摘要2：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法官调任政府法制机构工作担任诉讼代理人是否适用﹤法官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请示》的复函
摘要1：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法官调任政府法制机构工作担任诉讼代理人是否适用﹤法官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请示》的复函(2004年6月18日 国法秘函[2004]167号)
【摘要】《法官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其中的担任“诉讼代理人”包括担任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诉讼代理人。因此，法官从人民法院调任(包括调离)后，不论担任何种职务，都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包括不得代表政府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
摘要2：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辽民申5273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辽民申5273号
【裁判摘要】未对当事人提交指导性案例予以论述说理应予重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九条“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例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但与新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相冲突或者为新的指导性案例所取代的除外。检索到其他类案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作出裁判的参考。”第十条“公诉机关、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之规定，对于再审申请人提出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第24号指导案例案件基本事实、争议焦点及法律适用具有高度相似性，应同案同判的理由，原一、二审法院未予论述说理，应参照该指导意见重新予以审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78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开发房地产关系与投资回报关系与区别——从《协议书》内容看，《协议书》主要约定朱××１、朱××２承包经营项目土地、其余三方退出公司后有关项目利润及投资款的分配事宜，并无各方出让土地使用权、共担风险等内容的约定。因此，本案法律关系不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的特征。民事案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人民法院应当以当事人之间真实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为依据确定案由，如前所述，本案法律关系并不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的性质，因此即便各方在一审中均认为本案为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亦不影响本案案由的确定。且经查2017年9月29日一审庭前会议记录及2017年11月16日一审庭审笔录，各方当事人并未明确认为本案为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故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为投资回报关系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将案由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一审判决书在查明事实部分写明：“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综合全案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本院认为，虽然一审法院未在裁判文书中列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清单，亦未写明证据的采信情况，但一审法院已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查明及案件处理结果。
【裁判摘要３】依据《实施细则》第九条关于“各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及第十一条关于“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引述指导性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在裁判理由中回应是否参照了该指导性案例并说明理由”的规定，一审判决未在裁判理由中回应是否参照了该指导性案例确有不妥，但本案并不适用该指导性案例，故一审判决未予回应并不影响裁判结果。
摘要2：【解读】一审法院认为：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龙宇公司是由朱××１、朱××２及案外人刘××双方各自自主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独自投资、独自经营、自享收益、自担亏损风险。对朱××１、朱××２分营的项目土地，《协议书》约定一期项目建设余下工作及二期项目由朱××１、朱××２独自承包经营，并约定由朱××１、朱××２包干利润、自担风险，协议中各方并没有共担风险的约定，不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特征，朱××１、朱××２宣主张本案是合作开发法律关系，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李×、黄××、何××、叶×主张的投资回报关系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因该法律关系没有完全对应《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具体案由，故本案定为合同纠纷。
胡某某强奸罪刑事二审刑事判决书
摘要1：【案号】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黔23刑终233号
【裁判摘要】对于该车是否属于犯罪工具应予以没收，虽然胡××系在该车内对被害人王某某实施了强奸犯罪，但根据被害人陈述及胡××的供述，该车并非为实施强奸犯罪而事前准备，平时主要用途为家庭生活，不应认定为犯罪工具。据此，本院对胡××所提该上诉理由及辩护人所提该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一审对该车予以没收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96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962号
【裁判摘要1】无论民间借贷、还是金融借款，年利率24%以内的借款收益是合法的、受保护的，可不认定为“过高”——实践中，借款成本或贷款收益通常要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而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并非计算损失的唯一标准；是否系合理标准，则需结合具体案件情形予以考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就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第2条指出，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因此，无论民间借贷、还是金融借款，年利率24%以内的借款收益是合法的、受保护的，可不认定为“过高”。
【裁判摘要2】违约方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不能以守约方没有就其所遭受损失进行举证为由主张违约金过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违约方请求调减违约金，是主张变更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法律关系，故根据前述规定，元阳公司应对“支持该主张的基本事实”负证明责任，而非信远公司。故元阳公司关于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远超信远公司所遭受到的损失，而且信远公司也没有就其所遭受到的损失进行举证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3】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公司客户委托贷款合同》第13.2条约定，元阳公司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应当承担信远公司和交行五羊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相关费用。而元阳公司虽认为信远公司主张的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缺乏依据、并非必然发生、是信远公司故意扩大损失，且属于违约金范畴等，但元阳公司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与案涉合同的约定亦明显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0〕24号)第十条规定，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提交其他类案作为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元阳公司于本案中提交的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1民初881号民事判决并非指导性案例。元阳公司虽认为保全保险费用不是案涉债权实现的合理、必要支出，但该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信远公司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时选择何种担保方式，以及该选择是否合理、必要，产生的费用是否与债权实现相关等，均应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予以分析、评判。两案所涉合同在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承担问题上的约定并不相同，故就“财产保全责任险”费用的承担问题无法参照、参考。一审法院综合全部案件情况后，以信远公司主张的法律服务费、评估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等，均属于因元阳公司违约，信远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未超出合理范围，且信远公司已提供实际支出的证明为由，判令元阳公司向信远公司赔偿上述费用，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
内蒙古××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逃税、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案
摘要1：【案号】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内25刑初2号
【裁判摘要】被告人张×作为乌海市××物流公司的财务保管人员，将应当保管、提供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故意销毁，涉及金额达1597901244元，已构成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予以支持。辩护人认为张×主观上没有销毁其保管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故意，是由于意外原因丧失的，所以不构成该罪的辩护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以采纳。其他辩护意见，亦没有证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以采纳。
摘要2：
袁某逃税案
摘要1：【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浦刑初字第3707号
【裁判摘要】根据逃税罪的法律规定，首次实施逃税犯罪的，除满足逃税行为特征、数额的规定外还需具有经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后，不履行纳税义务、不接受处罚的行为，方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袁×采用隐瞒、欺骗手段逃避缴纳税款的行为发生在2007年前后，不履行税务机关作出的追缴处罚决定的行为则发生在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生效之后。其犯罪行为处于持续状态，跨越了刑法修正案（七）的施行日期，根据跨法犯的处罚原则及司法实践，应当适用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辩护人还提出税务机关在调查中发现犯罪行为的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而已作行政处罚决定的就不应再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本院认为，按照前述逃税罪的法律规定来看，本案的侦办程序并不存在辩护人所说的问题。被告人袁×的行为如果理性地止步于税务机关向其追缴欠税的阶段，并履行了缴税义务，接受了行政处罚，就不再构成逃税罪。因此税务机关在发现其欠缴税款行为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追缴欠缴税款是合法有据的，若在此时即移送公安机关反倒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而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前提条件也正是基于被告人袁×逃避缴纳税款并在税务机关作出追缴税款决定后仍不履行缴税义务的行为。
摘要2：
王某斌玩忽职守案
摘要1：【案号】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同刑终字第126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王某斌作为城区地税局西街税务所的专职税管员，发现管税企业存在大量欠税情况后，已向税务所所长樊某丽作了汇报，并连续多次向欠税企业留置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欠税单位云冈实业公司、东方广场公司及时申报并缴纳税款，属于履职行为；至于涉税单位云冈实业公司、东方广场公司欠缴税款4653308.1元，城区地税局已连续五年在大同日报公告两单位的欠缴税款情况，属于应当缴纳或追缴的税款，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经济损失”，不符合玩忽职守罪“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法定要件，故上诉人王某斌及辩护人所提无罪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0)高民终字第86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律师所指派的律师是为了维护其委托人的合法权利，向特定主体提供鉴定材料，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披露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侵犯他人商业秘密所采取的手段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他人商业秘密，以及披露以前项手段获取的商业秘密。从本案诉争的××律师所指派的律师实施的具体行为看，查阅并复制卷宗材料是法律赋予辩护人的一项权利，其获取上述材料的方式正当、合法。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人有权为被告人搜集证据，并向法庭举证，以免除或减轻被告人的罪责。侵犯商业秘密罪成立的前提是商业秘密成立，而××律师所指派的律师为反驳该前提，将宁波××厂提交的材料提交给有知识产权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以委托鉴定的方式论证商业秘密是否成立，该行为系其履行辩护人的职责，是合法的。所谓披露，指对外发表、公布，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所指的披露还要求披露人具有主观恶意，而××律师所指派的律师是为了维护其委托人的合法权利，向特定主体提供鉴定材料，显然不具有主观恶意，也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披露行为。××律师所的涉案行为并未侵犯宁波××厂的商业秘密，宁波××厂关于××律师所侵犯其商业秘密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上海一律师遇利益冲突继续代理被罚，状告司法局！法院判了
摘要1：【摘要】被告认定原告在担任乙公司法律顾问期间，又担任该公司总经理张某涉嫌职务侵占罪的辩护人，该行为违反了《律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故根据《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 (三)项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摘要2：【法条链接】《律师法》第三十九条 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