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闽执复7号
【裁判摘要】根据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上海坤孚三方于2018年4月27日达成的执行和解第六条“执行和解过程中，上海坤孚承诺对福建坤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由上海坤孚向龙岩中院提交担保书"之约定及同日上海坤孚向龙岩中院提交的《执行担保书》第六条“我公司承诺被执行人福建坤孚于执行和解约定的任何一期履行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时，我公司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内容表明，上海坤孚系对被执行人福建坤孚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承担保证责任，在福建坤孚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前提下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有明显的担保执行和解协议履行的意思表示，并非无条件地自愿代替被执行人福建坤孚履行债务。因此，复议申请人上海坤孚的担保行为应属《执行和解规定》第十八条而非《变更、追加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故本案应适用《执行和解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龙岩中院适用《变更、追加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川执复354号
【裁判摘要】执行法院冻结的是到期债权而非收入，在第三人提出异议（冻结款项已经被其他法院提取）的情况下，执行法院不能执行到期债权——涉案诉讼过程中，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7）川19财保19号民事裁定及（2017）川19执保2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中润医疗、中润实业在秦巴新城公司的权益（债权）4000万元。该民事裁定冻结的是中润医疗、中润实业在秦巴新城公司的到期债权，并非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一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作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第二款“该他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申请执行人请求对异议部分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利害关系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处理”、第三款“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权，该他人予以否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第一款“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履行通知必须直接送达第三人”、第二款“履行通知应当包含下列内容：⑴第三人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其对被执行人所负的债务，不得向被执行人清偿；⑵第三人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⑶第三人对履行到期债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⑷第三人违背上述义务的法律后果”、第63条“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第67条“第三人收到人民法院要求其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履行，造成已向被执行人履行的财产不能追回的，除在已履行的财产范围内与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可以追究其妨害执行的责任”的规定，执行法院如需执行中润医疗、中润实业对秦巴新城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4000万元，应按上述程序执行。但执行法院对中润医疗、中润实业在秦巴新城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进行保全后，未表述已按执行到期债权的方式执行。
摘要2：（续）直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37条“有关单位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被执行人收入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支付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限期追回；逾期未追回的，应当裁定其在支付的数额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将中润医疗、中润实业在秦巴新城公司的到期债权按收入予以执行，该（2020）川19执91号责令协助单位追款通知书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1：【摘要】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王某申请对签名进行鉴定，但未按照鉴定机构的要求提供立据时间前后的笔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王某应提供立借条前后的笔迹，无正当理由而未提供，结合担保人刘某的陈述，应认定借条上的签名为王某本人所签，王某应为共同借款人。因此判决李某、王某共同偿还张某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刘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80号
【裁判摘要】因抚昌实业公司的股东出资期限为2038年1月26日，目前均未届出资期限，中建华夏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抚昌实业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形。发生案涉债务后，虽投资发展公司和科技集团公司进行了股权转让及变更，但中建华夏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抚昌实业公司以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因此抚昌实业公司的股东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的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情形。二审判决认定中建华夏公司要求抚昌实业公司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702号
【裁判摘要】“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构成公司人格混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九条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的裁判要点为，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关联公司相互之间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与该指导性案例的基本案情相类似，其裁判要点应作为本案审理的参照。第一，根据现有证据，本案可以认定鹿业发展公司和海南省鹿场人格混同。首先，鹿业发展公司与海南省鹿场存在财产混同。．．．．．．由此可见，两公司对该土地共同享有权益，二者财产明显混同。其次，鹿业发展公司和海南省鹿场存在财务混同。海南省鹿场为鹿业发展公司补缴灵山土地的相关税款，《海南省社会保险费通用缴款书》和两公司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可证明两公司为共同的员工共同缴纳一份社保，可见二者在财务上是混同的。再次，鹿业发展公司和海南省鹿场存在人员混同。鹿业发展公司和海南省鹿场存在一人同时或者前后兼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农牧业总公司、鹿业发展公司和海南省鹿场亦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均出具《证明》称该两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足以证明两公司在人员上是混同的。综上，鹿业发展公司和海南省鹿场在财产、财务、人员等方面均有混同，足以认定二者人格混同。．．．．．．因此，虽然鹿业发展公司与海南省鹿场表面上是彼此独立的公司，但两公司之间已实际构成了人格混同，其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因此，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的基本案情相类似，原审判令鹿业发展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14642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徐×、林××、杨××是否应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出资不实承担责任问题。该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997年6月5日，国丰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从1500万元增加到4000万元时，徐×在国丰投资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林××、杨××在国丰投资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其三人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即徐×、林××、杨××应尽到合理的谨慎义务。在国丰投资公司增资到4000万元期间，杨××同时作为登喜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法定代表人的权限和职责，认定杨××明知登喜富公司增资不实，其也有能力监督登喜富公司缴纳出资，但杨××未催缴股东登喜富公司出资，明显违反了董事的勤勉义务，使公司未能在资本充实的情况下经营。．．．．．．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杨××应对涉案债务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本案情况，该院认定杨××的责任范围为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时出资不实的本金800万元及利息。另，公司的经营活动存在风险，不能把所有的经营不利后果都归结于董事未尽勤勉义务，且公司法未对董事的勤勉义务作出明确规定；故在验资报告书、公司财务报表均显示资金到位的情况下，林××、徐×对监督各股东出资已经尽到了合理的谨慎义务，杨××对监督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的出资亦已经尽到了合理的谨慎义务；华融资产主张林××、徐×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增资不足部分，杨××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增资不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董事的连带清偿责任问题。对于徐×、林××的连带清偿责任问题，一审已作充分详尽的论述，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做重复。关于杨××的连带清偿责任，一审以其同时具有登喜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而认定其应对涉案债务在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时出资不实的本金800万元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董事承担“相应”责任，应有证据加以证明，并依据过错程度确定责任范围，权责相应，而不能仅因其同时具有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推定其违反法定义务。本案国丰投资公司债务的产生，是在（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案件中，就深圳天大实业有限公司对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南山支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进一步追究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不实的责任，其承担主体是其股东即登喜富公司，再进一步，因董事杨××具有登喜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而追究监管责任并无法律依据。本案债权人华融资产仅提供了初步证据，登喜富公司因无法完成举证责任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其增资不实乃是法律上推定的事实，而该证据已经时隔二十多年，远远超过会计法规定的财务凭证最长保存时间，此种情况下，因公司无法举证而要求董事承担未尽忠实勤勉义务的责任，对董事而言过于苛责。杨××对登喜富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该项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注解】《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４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规定董事承担“相应”责任，应有证据加以证明，并依据过错程度确定责任范围，权责相应，而不能仅因其具有董事身份或者股东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推定其违反法定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313号
【裁判摘要】出租人将房屋另外出租给他人，原承租人主张“两次出租价款差额”来计算原承租人的预期利益损失不予支持——丰伟公司能否实际获取分租或转租收益，会受到其经营策略、租赁市场活跃程度、次承租人的履约能力及履约意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即使案外人的整体承租价格可作为其中一项参考因素，依据该承租价格与《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价格计算得出的租金差额并不当然等同于丰伟公司的预期利益损失，丰伟公司主张依约计算其违约损失，缺乏充分理据。
《广东丰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杨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民终60号
【摘要1】未经原权利人同意的出租合同是否有效？——本案中，案涉《租赁合同》是广州市杨箕公司与丰伟公司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虽然广州市杨箕公司上诉主张与丰伟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未经过民主表决、未经三资交易平台公开交易，但即使未经过民主表决、未经三资交易平台公开交易，该种情形亦不属法律、法规规定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广州市杨箕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广州市杨箕公司与丰伟公司签订的案涉《租赁合同》依法有效，原审判决对广州市杨箕公司提出的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解读１】（１）诉争物业登记在联社名下；（２）联社系天河区公司开办人（出资人）；（３）天河区公司为广州公司股东之一；（４）广州公司与丰伟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解读２】丰伟公司起诉请求：1．广州公司向丰伟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2032590.8元；2．广州公司向丰伟公司退还人民币200万元履约保证金及利息；3．联社与天河区公司对广州公司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解读３】一审判决：一、广州公司向丰伟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2000000元及相应利息；二、广州公司向丰伟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0000元；三、驳回丰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2：【解读４】二审判决：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初31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初31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初31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州限公司向丰伟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2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四、驳回丰伟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2】租赁物还未施工建设的租赁合同不属于预约合同，一方违反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广州市杨箕公司与丰伟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时，虽然案涉租赁物还未施工建设，案涉租赁物的具体面积也未确定，但是案涉《租赁合同》约定了租赁物交付期限、租金标准、违约责任等租赁合同主要条款，且并未约定双方后续需要另行签订正式租赁合同，租赁物建成后也可以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确定租赁物的具体面积及租金，故案涉《租赁合同》并不属于预约合同，双方均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087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赣基公司、贺××能否共同作为承包人向发包人主张剩余工程价款的问题。首先，贺××借用赣基公司的资质签订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名义上的承包人是赣基公司，实际上的承包人是贺××，赣基公司与贺××作为一个整体为共同承包人，对发包人负责。．．．．．．关于如何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案涉工程价款金额的问题。根据本院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可参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计付工程价款。本案中，当事人虽约定以政府职能部门核定造价为基础下浮32%结算工程价款，但据顺洋公司与赣基公司、贺××之间另案民事判决的记载，顺洋公司系以借款的方式向赣基公司、贺××预付工程款并按月计收利息，且双方还约定赣基公司、贺××需承担相应的税费，故经综合衡量各方当事人的权益以及导致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过错程度等因素，二审判决在保留发包人总造价7%合理利润的基础上，酌情确定发包人应按双方均认可的结算造价下浮7%向赣基公司、贺××支付案涉工程价款，系裁量权的合理行使，处理结果相对公平。
【裁判摘要２】联合体成员之间可以签订有效协议约定内部成员的责任分担问题——本案事实表明，案涉工程系由顺洋公司、中水八局与案外人中科琪林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共同承接，顺洋公司为项目投资方，中水八局、中科琪林公司为项目施工方，中水八局为联合体施工主承担方；此后，顺洋公司设立了项目公司耀龙公司，耀龙公司承接了顺洋公司专属之外的其他权利义务，成为联合体的一员。上述联合体的任一成员为了案涉工程所签订合同的权利义务，理应由联合体全部成员共同享有及承担。故此，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工程发包人的权利义务应由联合体成员共同承担，案涉履约保证金50万元系耀龙公司代表联合体向赣基公司、贺××收取；遂判令中水八局作为发包人应向赣基公司、贺××支付剩余工程价款，退回履约保证金及支付债务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顺洋公司、耀龙公司对中水八局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正确。至于中水八局再审主张依其与顺洋公司之间的约定不应承担发包人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此系联合体成员之间内部责任的分担问题，不影响联合体成员外部责任的连带承担。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2432号
【摘要】虽然《道路工程专业分包合同》中约定，按下浮32%结算涉案工程价款，但赣基公司、贺××及作为业主方的道管处在二审期间一致确认涉案工程的利润率不高于7%，若按下浮32%结算涉案工程价款，将导致顺洋公司、中水八局、耀龙公司与赣基公司、贺××之间的权益严重失衡，有悖公平原则。因此，应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并综合本案案情，对下浮32%结算涉案工程价款的约定予以调整。本案中，顺洋公司代表联合体与xx公司签订的协议中明确约定，严禁将涉案工程转包和违法分包，在此情况下，顺洋公司、中水八局为获取不当利润，仍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赣基公司、贺××，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而赣基公司、贺××为达到承接涉案工程的目的，故意降低工程价款，亦有一定过错。本院酌定按涉案工程总造价下浮7%确定赣基公司、贺××应得的工程价款。
摘要1：尊从法律关系被告不能对主法律关系当事人提出反诉
【裁判书字号】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291号民事裁定书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二终字第291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反诉应当是本诉被告对本诉原告提起的诉讼，反诉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当事人的范围。张××、张×提出反诉要求本诉第三人赵××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反诉的规定。同时，张××和张×已就涉案的股权转让纠纷，以尊贵公司和赵××为被告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西中民四初字第00649号立案受理，目前正在审理中。一审裁定对张××、张×的反诉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解读】
（１）原告尊贵公司；（２）被告张××、张×１、张×２（张××、张×１担保人）；（３）第三人赵××（原告担保人）、中金公司。
（２）一审诉讼请求：被告张××、张×１连带返还尊贵公司支付的合同订金2000万元及利息，连带支付违约金3500万元，保证人张×２对上述订金及其利息和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３）庭审过程中，被告张××、张×２（担保人）提出反诉，请求判令：1.尊贵公司向张××、张×２支付违约金3500万元；2．赵××对前述违约责任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诉讼费全部由尊贵公司承担。
【注解１】被告以本诉第三人为反诉被告提起诉讼不符合反诉规定。
【注解２】对反诉不予受理裁定可以上诉——尊贵公司因与张×１、张××、张×２、赵××、中金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庭审过程中，张××、张×提出反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对张××、张×的反诉不予受理。张××、张×不服一审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摘要1：解读：破产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经法院决定的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包括经理、监事等管理人员）。
解析：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承担下列义务——（１）保管义务（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２）工作和回答询问义务（根据人民法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３）列席会议义务（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４）不得离开住所地义务（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５）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从业限制（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摘要2：【注解】（１）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１８条第２款之规定，清算义务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有权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３款规定：“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３）《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１８条第２款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3款的规定，判定债务人相关人员承担责任时，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相关主体的义务内容和责任范围，不得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的规定来判定相关主体的责任。”
摘要1：解读：（１）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法院可以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１２６条、第１２７条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拘传、罚款），或者参照《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追究责任（拘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１２条对不配合清算的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２）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清算职务，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管理人有权起诉请求责任主体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并将因此获得的赔偿归入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未主张上述赔偿，个别债权人可以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上述诉讼）。
摘要2：【注解】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导致无效清算，不应当承担《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第２款规定的待遇履行清算义务的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终51号
【裁判摘要１】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属于约定不明应当依法确定管辖法院——《委托协议》《补充协议》对于争议解决条款，均约定为“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各方均应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款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故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裁判摘要２】关于睿鹏合伙企业诉中科招商公司的诉讼应否合并审理问题。睿鹏合伙企业以中科招商公司与中科发明公司系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单××，二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为由，起诉中科招商公司应对中科发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与依据《委托协议》《补充协议》《质押合同》起诉中科发明公司、单××、深圳前海合伙企业承担合同违约责任及担保责任，虽请求权基础不同，但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并具有合并审理的事实基础,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当合并审理的情形。中科招商公司关于两诉系不同法律关系，不构成共同诉讼，不能合并审理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87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无权对离婚判决中财产分割、债务承担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鉴于第三人撤销之诉是针对生效裁判提起的诉讼，其起诉条件较普通诉讼更为严格，须同时具备主体、程序、实体等条件要求。第一，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仅限定于有独立请求权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要求第三人与申请撤销的生效裁判内容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普通债权人原则上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中，李某享有的是普通金钱之债，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给予特别保护的债权，虽然离婚诉讼部分裁判内容有可能影响沈某的偿债能力，对其造成事实上、经济上不利影响，但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对离婚诉讼标的亦不具有独立请求权，离婚诉讼生效判决结果也仅对沈某和王某的权益产生影响，并未侵害李某的绝对性民事权益，其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第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目的是对因故未能参加诉讼可能受到生效裁判拘束的第三人提供事后救济途径，以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错误生效裁判所侵害。因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的对象是已经生效的裁判内容，其效果上与审判监督程序基本相同，故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最后的司法救济程序应当以没有其他救济途径为必要前提。本案中，李某以其向沈某出借款项属于沈某和王某夫妻共同债务、101号房屋为沈某单独所有却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判给王某损害其合法权益等为由，就离婚诉讼民事判决第一、第六判项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诉请主要目的是保障其债权的实现。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的规定，即便离婚诉讼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李某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沈某和王某二人主张权利，享有法律赋予的救济途径，
摘要2：（续）并非只能通过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解决争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258号
【裁判摘要１】中标通知书具备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合同成立——就案涉34号商铺，钟××于2007年6月11日通过招投标程序中标，《中标通知书》已确定了租赁物、租金价格以及租赁物面积，已具备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效力。且钟××于2007年6月22日向赣研所交付了店面押金以及预付租金，故可以认定双方以《中标通知书》为基础就34号商铺成立租赁合同关系。……钟××与赣研所基于《中标通知书》就34号商铺成立的租赁合同以及就36号办公楼签订的2010年3月9日《租赁经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裁判摘要2】承租人行贿出租人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减少租金、延长租期的租赁合同无效——钟××为了在承租赣研所不动产中获得更大私利，行贿刘××，刘××则利用自身职权为钟××谋取不正当利益，两人相互勾结配合，采取违反正当程序之手段签订一系列合同，通过减少租金、延长租期等方式，不断损害赣研所的合法利益。故就34号商铺，双方签订于2007年6月11日《中标通知书》之后的系列合同，就36号办公楼，双方于2010年3月9日《租赁经营合同》之后签订的系列合同，属于钟××与刘××恶意串通且损害了赣研所的正当的原有合同利益，应认定为无效。
【裁判摘要３】出租人诉请返还房屋、恢复原状但未诉请解除租赁合同，是否可视为当事人诉请当然包含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赣研所在诉讼中要求钟××、林××返还房屋、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已包含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二审法院以民事诉状送达之日为赣研所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并无不妥。
【裁判摘要４】关于林××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因案涉租赁合同虽然是钟××与赣研所签订，但钟××与林××系夫妻关系，两人以案涉租赁物共同投资经营，以34号商铺经营赣州汇龙康大药房(林××为投资人)，以36号办公楼经营赣州汇康酒店有限公司(林××、钟××为股东)。因此，对案涉合同解除后果，应当由钟××、林××共同承担。钟××、林××申请再审认为林绍忠并非本案当事人，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民终517号
【解读1】赣研所一审诉请：1.确认赣研所与钟××及其代理人签订的相关租赁合同、租赁经营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2.判令钟××、林××夫妇立即向赣研所返还其占用的全部房屋(××××)，拆除违章搭建、恢复原状，并共同向赣研所赔偿直至该等房屋返还占有之日止的租金利益损失[××××]；3.判令刘××对钟××、林××前述租金利益损失赔偿之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用由钟××、林××、钟××共同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赣研所与钟××于2010年1月1日签订的关于34号商铺租赁合同和2012年4月2日、2012年4月10日、2012年12月31日签订关于36号办公楼租赁合同无效；二、钟××、林××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向赣研所返还位于赣州市青年路34号12栋一至二层商铺以及位于赣州市房屋(具体房屋、范围以本判决判项一中所涉租赁合同约定和当事人实际交付为准)；三、驳回赣研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３】二审判决：一、维持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撤销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9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原告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变更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原告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与被告钟××于2010年1月1日签订的关于34号商铺租赁合同和2012年4月2日、2012年4月10日、2012年12月31日签订关于36号办公楼租赁合同无效”为确认上诉人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与钟××2007年11月18日(由赖××代表钟××)、2009年1月1日、2010年1月1日《青年路34号第12栋一至二层商用店铺租赁合同》以及2010年4月1日的《租赁经营合同》、2010年4月2日《租赁经营合同》、2010年4月10日《补充协议》、2010年12月31日《〈租赁经营合同〉补充协议》无效；四、上诉人钟××、被上诉人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上诉人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租金15648620.87元以及租赁物占有使用费(×××)；五、驳回上诉人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5号
【裁判摘要】虽然民事调解书并未约定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债权人依法有权要求债务人向其支付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起算的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该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应当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停止计算——关于合肥高新主张的64785937.99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是否应当确认为普通债权的问题。本案中，合肥高新请求确认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的依据是合肥中院于2013年4月12日作出（2013）合民二初字第00221号民事调解书项下江西赛维对安徽赛维的保证债务。根据该调解书约定的内容，截至2013年3月31日，安徽赛维拖欠合肥高新借款本金10亿元，利息51275221.03元。在安徽赛维以其持有的合肥赛维100%股权作价12111.1万元抵偿上述债务中等额欠款后，安徽赛维尚欠合肥高新剩余债务930164221.03元，应于2014年10月15日前偿还，江西赛维、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后因安徽赛维、江西赛维、彭小峰等均未履行该调解书项下的义务，合肥高新于2015年1月19日向合肥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第二条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分期履行的，自每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履行期间的，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根据上述规定，虽然民事调解书并未约定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合肥高新依法有权要求安徽赛维、江西赛维、彭××等向其支付自2014年10月15日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起算的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2015年11月17日，
摘要2：（续）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江西赛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据此规定，该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应当自2015年11月17日停止计算。因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安徽赛维、江西赛维、彭小峰在2015年11月17日之前已经实际部分或全部清偿了该930164221.03元的债务，申请人合肥高新关于其所申报的调解书项下未履行的930164221.03元的债务本金为计算基数，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自2014年10月15日至2015年11月17日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合计64785937.99元应予确认为普通债权的申请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申请人江西赛维关于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不适用于非执行程序的诉讼理由，并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破产债权确认之诉案件受理费按件１００元收费——（１）一审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2929369.09元，由合肥高新承担。（２）二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760453.33元，由合肥高新承担。（３）再审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摘要1：——在建工程抵押权的范围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依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19号
【裁判观点】在建工程抵押权是物权法规定的一种单独的抵押权类型，除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另有约定外，其抵押物范围不仅包括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还包括规划许可范围内已经建造的和尚未建造的建筑物。在建工程抵押权的登记方法，包括在抵押合同上作记载或者在房屋登记簿上作记载两种方式。在登记机关未设立房屋登记簿、亦未明确在抵押合同上记载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方法的情况下，因当事人的抵押合同及相关登记申请材料和登记机关出具的收件单等文件均已载明登记类型为在建工程抵押登记，且该等文件均在登记机关存档以备利害关系人查询，故应当认定登记机关在收件、审核时将此项业务作为在建工程抵押登记业务加以办理的行为，即完成了“记载”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的工作，在建工程抵押权即已依法设立。登记机关颁发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的法律效果是使权利人取得了证明其权利状况的权属证书，在与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以登记机关的不动产登记为依据判断在建工程抵押物的范围。
摘要2：【摘要】主债务人破产后，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及于保证人——关于马××、楼××的保证责任范围问题。本案中金汇信托公司的债权范围因主债务人三联集团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而确定为254,867,898.2元。马××、楼××作为保证人，基于保证债务的从属性，其所承担的债务范围不应大于主债务人。故原审判决在确认金汇信托公司对三联集团公司的债权利息计算截止到2015年8月17日人民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申请之日止的同时，判令保证人马××、楼××在2015年8月18日之后继续按年利率24.4%向金汇信托公司继续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亦严重损害了保证人马××、楼××的合法权益，本院予以纠正。（备注：变更判决为，马××、楼××对浙江三联集团有限公司254,867,898.2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774号
【裁判摘要】烟草公司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主张中石化公司及中石化河南公司应当承担濮阳市石油公司的连带清偿责任，其主张不能成立。该条规定：“破产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债权人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未受清偿的债权，依法继续承担清偿责任。”首先，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濮阳市石油公司目前仍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尚未终结破产程序，本案不应适用该条款；其次，上述法律规定内容系针对破产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而本案中石化公司、中石化河南公司既非濮阳市石油公司的保证人也非连带债务人，亦不应适用该条款。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主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人向主债务人申报债权同时又起诉保证人的保证纠纷案件，法院应当受理；（２）在具体审理并认定保证人应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时，如需等待破产程序结束的，可裁定中止诉讼；法院如径行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应当在判决中明确应扣除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可以分得的部分。
摘要2：【注解１】（１）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未限定必须以破产程序终结为前置程序和前提条件；（２）债权人可以在破产程序终结后６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而不受原约定保证期间限制）。——参考案例：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582民初9384号
【注解２】企业破产申请被受理后，执行法院中止执行的对象应是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并非对其他被执行人中止执行，执行法院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债务人进行强制执行未违反法律规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460号
【注解３】破产程序尚未终结，在债权人已经申报债权并得以确认的情况下债权人能否起诉连带责任保证人？｜（１）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债务人破产不应当构成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程序障碍；（２）“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指的是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最后期限，即债权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超过六个月提出权利主张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从该条规定的内容分析无法得出债权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前不得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意思。——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676号
【注解４】债权人能否在申报全部债权的同时起诉连带债务人？｜《企业破产法》并未有限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２３条的规定精神，破产债权确认之诉与担保之诉并不互斥。——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终816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12民终483号
【裁判摘要】追回重整方案中未明确披露的应收款项，债务人仍然可以主张破产抵销——《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规定：“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可以向管理人主张抵销。”本案中，(2015)泰靖园民初字第944号民事判决，判决广宇河北分公司、吴××归还刘栋借款本金60万元及相关利息，广宇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神龙公司、张××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执行中，神龙公司被法院扣划869575元。后神龙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应当认定广宇公司在神龙公司破产申请受理前对神龙公司负有债务，而广宇公司对神龙公司享有债权2450万元，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广宇公司可以向神龙公司管理人主张抵销。本案神龙公司认为不可以抵销的主要理由是广宇公司明知存在本案讼争的债务，但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神龙公司重整程序之前未向管理人主张抵销，故重整程序终止后广宇公司不能再主张抵销。对此，本院认为，神龙公司被法院扣划案涉款项后，其仅仅在相关财务账册中进行了记载，重整程序中，江苏中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中显示“欠款对象名称为吴××，账面数869575元”，故应当认定重整程序中，管理人并未披露上述款项系神龙公司代广宇公司偿还的款项，管理人也未向广宇公司主张过上述款项，现神龙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在代偿相关款项后，告知过广宇公司、广宇河北分公司或向广宇公司、广宇河北分公司追偿过。故神龙公司认为广宇公司、广宇河北分公司明知存在本案讼争的债务而怠于行使抵销权这一理由不能成立，广宇公司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以其对神龙公司享有的债权向管理人主张抵销。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554号
【裁判摘要１】夫妻一方在对外承建工程中所负侵权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关于余某承担的8589159.13元的债务是否属于曾某与余某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本案中，余某与曾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承建工程的过程中发生火灾，经生效判决承担赔偿8589159.13元的债务，该笔债务产生的原因为财产损害赔偿，自然不存在曾某签字同意或事后追认的问题。从余某与曾某2011年11月1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可以看出，双方的共同财产除住房、汽车等生活类财产外，还包括土地、林地、铺面、泰和公司股权等生产经营性资产，应视为曾某与余某共享了生产经营的利益。余某对外承建工程属于正常的生产经营，由此产生的债务亦应视为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曾某仅主张发生火灾时，双方感情不和，处于分居状态，不足以证明余某所负债务为个人债务，亦不足以对抗债权人。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余某承担的8589159.13元债务为曾某、余某的夫妻共同债务，曾某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2】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1.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2.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3.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2016）藏01民初88号案件的诉讼标的为财产损害赔偿，诉讼请求为判令曾某同余某共同赔偿四丰公司损失8531407.5元；而本案诉讼标的为夫妻共同债务，诉讼请求为余某对四丰公司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判令曾某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并予以实体判决，并无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9民初559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王××作为皓麟商贸公司的唯一全资股东，有将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严格区分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负有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皓麟商贸公司财产的举证责任。2014年8月5日，王××领取了皓麟商贸公司的拆迁补助款6620178元，但未将上述款项转入公司账户。．．．．．．王××作为皓麟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其代皓麟商贸公司领取了拆迁补偿款，一直未将该款项转入公司账户，亦未对这笔款项的去向和使用情况作出合理解释及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王××在应当且亦能够将皓麟商贸公司的应收款项转入公司账户时，未将领取的皓麟商贸公司应收的拆迁补偿款转入公司账户，而是转至其个人指定的其他账户，该行为充分说明王××未尽到严明将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分离的法定义务，滥用了公司法人人格。同时，根据王××及皓麟商贸公司关于皓麟商贸公司自公司被拆迁后即未实际经营的主张，王××上述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导致皓麟商贸公司未能清偿所负杨××的债务，故王××应当对皓麟商贸公司所负杨××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1民终11200号
【裁判摘要】股东并非破产清算程序中清算义务人，无保管财务账簿、公司财产的法定义务，对公司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恒和公司上诉主张九位被上诉人对欣力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基本理由有二，一是九位被上诉人作为欣力公司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账簿灭失，无法进行全面清算；二是九位被上诉人与欣力公司构成财产混同。本院认为，第一，九位被上诉人不存在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包括清算义务及保管账簿义务的行为，理由为：1.欣力公司系经人民法院审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在进入之前，该公司并未现法定解散事由，九位被上诉人作为公司股东，尚无需因此组织对公司进行清算。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进入破产程序后，破产清算事务亦由人民法院指定的管理人主导，负有协助配合义务的亦非全体股东，而是法定代表人和经人民法院决定的财务负责人等经营管理人员，亦非九位被上诉人。2.九位被上诉人包括两名董事、一名监事在内，均不负责管理公司账簿，既非法定代表人，也非经人民法院决定在破产清算中负有协助配合义务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且***作为公司控股股东，亦确认公司账簿等均由其掌管，九位被上诉人并未掌管，恒和公司虽对此持有异议，亦无证据佐证，因此，九位被上诉人对公司账簿亦无保管义务。第二，恒和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九位被上诉人与恒和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恒和公司主张欣力公司账册下落不明，无法全面清算，且欣力公司被股东过度控制，故应当认定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民再103号
【裁判摘要】1.孙×无需承担通普公司未尽清算义务的侵权赔偿责任。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一款、《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承担未尽清算义务侵权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其未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而本案，通普公司系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海福公司申请裁定受理而直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无证据证明通普公司存在公司法规定的应当自行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之情形，故通普公司股东孙×无需承担清算之义务，亦无需承担未尽清算义务所对应的侵权赔偿责任。2.孙×需承担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财务资料等灭失的侵权赔偿责任。《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该规定并未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作出区分对待，也没有明确只有“保管公司财务资料”的股东才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当然，怠于履行义务中的义务主体并不专指保管公司财务资料的人。同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系于2019年9月1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第319次会议原则通过，而本案二审判决于2019年7月11日作出，上述会议纪要的规定对本案二审判决并无指导意义。故孙×要求人民法院将侵权赔偿责任限定在“负有保管公司财务资料”的股东范围内之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令孙×作为通普公司股东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苏民再454号
【裁判摘要】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本案中，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基于与绿汀公司、于××、王××、同德公司、一信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张上述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并基于与绿汀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主张对抵押物行使抵押权。《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合同项下争议应向债权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最高额抵押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合同项下争议应向抵押权人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由此可见，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绿汀公司等在合同中并未约定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即没有仲裁协议。其次，《回购型保理业务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不适用于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绿汀公司之间的纠纷。《回购型保理业务合同》系由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与东润公司签订，因此该双方之间的纠纷应当按约提交仲裁解决。绿汀公司等并非上述合同仲裁条款的当事人，担保合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恒丰银行苏州分行以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恒丰银行苏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1、一信公司归还贷款本金9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和复利；2、一信公司承担律师费用损失836709.89元；3、绿汀公司、于××、王××、同德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恒丰银行苏州分行有权对绿汀公司提供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5、本案诉讼费用由对方当事人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恒丰银行苏州分行的起诉。
【解读３】再审裁定：一、撤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5民初490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威海两岸绿汀置业有限公司、于××、王××、威海市同德渔具有限公司的起诉；三、驳回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威海一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
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湘01民辖终186号
【裁判摘要】以房抵债协议系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是买卖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方式，不适用专属管辖规定——根据原审原告即被上诉人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和相关证据，原审被告江苏南通二建集团东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越建设公司)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多份购买工程车辆的《产品买卖合同》，并就其中部分合同的货款支付与上诉人一起达成了《三方抵房协议》。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将涉案合同的债权转让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又与东越建设公司及案外人辽阳浩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抵房协议》，定以房产抵偿债务。因抵债房产一直未能办理产权，被上诉人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东越建设公司支付货款并要求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本案是因《产品买卖合同》的货款支付问题而发生的纠纷，虽然当事人签订了以房抵债的协议，但以房抵债只是买卖合同债务的履行方式，债权人依据以房抵债协议主张的权利系债权而非物权，故本案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能适用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规定。东越建设公司系《产品买卖合同》的债务人，其与被上诉人以及案外人辽阳浩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抵房协议》中约定:抵房协议是《产品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不可分割。双方如发纠纷，按《产品买卖合同》约定的纠纷解决办法处理。因涉案的几份《产品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为“各自可向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是“向出卖人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合同中的出卖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的住所地位于原审法院辖区内，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15民初1422号
【裁判摘要】保理融资交易过程中没有发生应收账款转让，性质上应属借贷法律关系，双方约定的保理手续费、保理融资利息，均应视为借款利息——保理是一项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是否具有真实的应收账款转让关系，是判断构成保理法律关系的关键要素。被告陆通公司虽与原告签订《有追索权保理合同》，但双方并未具体约定所转让应收账款的金额、付款期限等要素，原告亦未向本院提交应收账款的交易合同、发票、货运证明等证明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相关证据。保理合同签订后，双方未将应收账款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各到期融资款亦始终由被告陆通公司负责归还。综合上述情况，原告给予被告陆通公司的融资，目的在于出借资金后获得固定收益，性质上应属借贷法律关系，双方约定的保理手续费、保理融资利息，均应视为借款利息。原告认同其与被告陆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据此调整借款本金、利息及逾期利率，于法不悖，本院予以准许。故被告陆通公司应向原告归还尚未清偿的借款本金23,370,261.77元、截至2019年2月22日的利息447,562.54元、逾期利息817,336.52元以及自2019年2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原告与被告林××、刘××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理应依约履行，故被告林××、被告刘××应在最高债权限额5,500万元的范围内对被告陆通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陆通公司与原告签订了《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承诺为其与原告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5,500万元，并对抵押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上述约定合法有效，相关抵押权依法设立。现被告陆通公司未能依约还款，原告有权要求被告陆通公司在最高债权限额5,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2民终7892号
【裁判摘要】超过法定期间出具的一人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不予采信——信盛公司于2019年4月8日之前均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沈×为该公司唯一股东，并于2018年10月19日之前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主张的8597号案件所涉事实均发生于2017年，沈×在此期间系信盛公司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任。首先，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沈×在一审中自认信盛公司2017年度未依法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其于二审中提交上海XX事务所于2021年7月12日制作的信盛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间，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其次，信盛公司并无公司专用银行账户，仅有沈×个人银行账户管理公司开支，存在唯一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的可能性。沈×在审理中表示其名下信盛公司是以咨询、出租WIFI业务为主、天某以广告编辑业务为主、C公司负责网络系统开发运营、A公司经营旅游业务（包括周某、签证、机酒预定）。沈×还表示其名下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尾号1824）为现金管理账户、沈×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尾号8878）为收款账户（涉及WIFI业务、签证业务、机酒预定业务）、沈×名下招商银行账户（尾号2597）为付款账户（90％退WIFI押金、10％退周某和签证）。可知沈×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尾号8878）、招商银行账户（尾号2597）均同时管理了信盛公司、A公司的业务款收支，存在关联公司之间财产混同的可能性。再次，根据信盛公司向朱××发送的《解聘通知书》，可知信盛公司曾计划将朱××调换到周某等OP主管岗位，而周某属于A公司的业务范围，存在关联公司之间业务混同的可能性。最后，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沈×名下各银行账户的流水，沈×名下各关联公司之间、以及关联公司与沈×之间的财产存在混同且无法区分。综上，沈×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作为唯一股东与信盛公司之间财产相互独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应对信盛公司对外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198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约定的担保条款不具有担保效力，应当认定为自愿加入该债务而非对该债务的担保——邓州金川公司关于《协议书》没有担保意思的再审申请事由成立，但案件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案不应当再审。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保证是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或者约定条件成就的情况下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时，由其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担保方式。案涉《协议书》在2015年4月16日签订时，邓州市昆仑职业培训学校(以下简称昆仑学校)对辛××的借款债务已超过清偿期限两年多。因此，虽然《协议书》明确将邓州金川公司约定为“担保方”，但《协议书》中有关邓州金川公司对昆仑学校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约定，应当认定为邓州金川公司自愿加入该债务，而非对该债务的担保。《协议书》对辛××债权确认判决不同结果的约定，应当认定为邓州金川公司加入昆仑学校债务所附的生效条件。现生效判决已确认了昆仑学校对辛海辰的借款债务，邓州金川公司承担清偿责任的条件已经成就，故邓州金川公司应根据《协议书》的约定，作为债务加入人对昆仑学校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原审法院将《协议书》认定为保证协议，并据此判令邓州金川公司对昆仑学校的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确有不当，但要求邓州金川公司对昆仑学校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处理结果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01民终11097号
【裁判摘要１】约定质保金５年保修期满２年后返还应当按照质保金最长的返还期限２年返还——案涉质保金的返还期限，因钱江公司和天行公司在《补充协议（一）》约定质保金在保修期（5年）满二年后返还，该约定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建质【2016】295号）关于“质保金系缺陷责任期内建设工程出现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和“缺陷责任期一般为1年，最长不超过2年”等规定，即质保金最长的返还期限应为2年，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8】20号）第八条规定，钱江公司应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满2年后即2018年12月2日前向天行公司返还质保金。
【裁判摘要２】承包人破产实际施工人能否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支付工程款？——钱江公司拖欠天行公司的质保金实质为工程款且履行期限早已届满，天行公司管理人对钱江公司直接向李××支付工程款未提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8】20号）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钱江公司应在欠付天行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可扣除其他实际施工人可得工程款）对李××应得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8民终1171号
【裁判摘要】（１）个别清偿被撤销后原抵押人仍应承担担保责任；（２）抵押物登记已注销、抵押物已被交易但全部交易收益归抵押人所有，抵押人应在抵押合同约定的最高余额内以抵押物的交易价值为限承担补充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的个别清偿行为被撤销，主合同债务恢复且为主合同担保的抵押权登记已注销，抵押人对主合同债务应否承担责任，如果承担应为何种责任。第一，本案抵押合同应予恢复。第三人物保属于符合破产撤销权行使条件下应予恢复原状的撤销利益。首先，在第三人为破产债务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对债权的个别清偿具有双重的偏颇效果，对获得个别清偿的主债权人为一重，对担保人则为另一重。虽然债权人对担保人的追偿之债属于或然之债，但该债权实际上在担保关系成立时就已经产生，属于破产受理前的既存债权，我国破产法第五十一条允许担保人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该债权同样将因对主债权人的个别清偿而归于消灭，因而也具有偏颇效果。如果不允许恢复抵押合同，则无异于禁止主债权人保有偏颇清偿却允许担保人保有。这有违破产法公平清偿债务的立法宗旨。其次，我国担保法第一条规定，担保制度的立法目的，就是通过担保合意将主债务不能履行之风险转移至担保人。破产程序中个别清偿制度撤销债务人对主债权人的个别清偿，但不应也不能否认担保法对风险转移的制度安排。并且根据我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是否办理抵押权登记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虽然本案中抵押物登记已注销，但这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第二，被上诉人承担的应是补充责任。虽然抵押物登记已注销、抵押物已被交易，但全部交易收益归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应在抵押合同约定的最高余额内以抵押物的交易价值为限承担责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然而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抵押合同有效但抵押登记注销情形，法律对担保人的责任形态未作明确规定，本案当事人也未约定承担连带责任，故原抵押人应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在抵押合同约定的3220000元最高余额内以抵押物交易价值为限承担补充责任，根据被上诉人二审中陈述的原两套抵押房产交易金额不少于3000000元，应以3000000元为限承担补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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