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履行及时通知义务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保险条款无效。
摘要2：【注解】（１）根据《保险法》第２１条规定，保险人只能对因投保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部分不承担保险责任；（２）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履行及时通知义务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保险条款，与《保险法》第２１条的立法精神相冲突，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而言有失公平，依据《保险法》第１９条的规定应认定该条款无效。
摘要1：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发布十个保险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之三——驾驶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报险及法定报警义务致使事故的性质原因无法查清，保险人不予赔偿
【裁判要旨】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员不得离开现场的情形，在法律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即造成道路、供电、通讯等设施损毁的，驾驶人应当报警等候处理，不得驶离，在排除了人员伤亡等紧急情形后，因驾驶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报警义务，而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摘要2：
摘要1：——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保险人亦存在阻碍行为，应当酌情减轻投保人未履行的主观过错
【裁判摘要】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应当将其知道的或者应当知道的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向保险人进行如实告知。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的范围和内容有争议的，由保险人负举证责任。依据冯××提交的其与平安北京分公司业务员梁××的通话录音内容，冯××已经告知了田××有饮酒行为，但并无证据证明冯××对于田××的饮酒量是明知并且有意不告知，因此原审判决将冯××的主观过错认定为重大过失并无不当。平安北京分公司主张应认定冯××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注解１】投保人应当知道的事项范围且该事项属于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该事项，保险人依法享有保险合同解除权，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
【注解２】法定告知义务的主体不包括被保险人——人寿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对签订保险合同应当是知情并同意的，被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内容应视为投保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内容。
摘要2：
摘要1：2016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商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之二、上海法院金融商事审判案例精选（2011-2019）之六：甲保险公司诉丙代驾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保险人有权向有偿代驾人行使车辆损失保险的代位求偿权
【裁判要旨】车损险保险人向车主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后，可以向代驾公司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虽然《代驾服务协议》约定“代驾公司只负责保险责任之外的赔付责任”，但是交通事故系代驾公司驾驶员重大过失所致，该免责条款对当事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代驾公司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并非只要被告超过举证期限就必然产生视为被诉行为行为没有证据的法律后果；（２）即便是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被告逾期举证，如果案件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或者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人民法院也应当依法向被告行政机关或者其他知情人员调取证据从而查明案件事实。
摘要2：【注解】被告提供原告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证据并非用于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被告超过举证期限不应一律不予采信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纳。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9年第5期（总第271期）第30-42页】
【裁判摘要】
消防安全事关人身、财产安全，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确保建筑物消防安全是建设单位的法定义务。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购房人一般不具有检测所购房屋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的能力，难以适用一般商品买卖合同在标的物交付后买受人应当及时检验产品质量的规定。
案涉责任人在不同时期的数个行为密切结合致使火灾发生，侵权行为、致害原因前后接继而非叠加，责任人对火灾的发生均有重大过失，但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建设单位并非主动积极的行为致受害人权益受损，不承担主要责任。
物业服务企业依法或依约在物业管理区域内负有安全防范义务，应协助做好安全事故、隐患等的防范、制止或救助工作。第三人原因致损，物业服务企业未尽到专业管理人的谨慎注意义务的，应在其能够预见和防范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如果仅是未尽到专业人员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技术水平相当的注意义务为一般过失；（２）如果未尽到注意的是按照一般人或是普通人的标准就能注意到的事项为重大过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本案中，白××在执行恒瑞公司工作任务过程中造成案外人马×的受伤，恒瑞公司因此被判决赔偿马×288340.07元并承担该案诉讼费、鉴定费共计3600元，现恒瑞公司向白××追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白××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从民法的一般理论而言，过失是侵权人对应尽的注意义务的违反，如果侵权人能够预见到行为的侵害后果，并且本来能够避免其发生，但由于其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而没有避免，那么就认定其具有过失。在过失的分类上，根据注意义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果仅是未尽到专业人员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技术水平相当的注意义务，为一般过失。如果未尽到注意的是按照一般人或是普通人的标准就能注意到的事项，为重大过失。具体到本案中，根据白××的陈述，其送货时走的是货梯，是在货梯无法直达商场二楼时才选择由三楼走扶梯至二楼，说明白××对于送货应使用货梯是清楚的，且从监控视频显示白××在三楼进入扶梯前有所犹豫可以判断出其已意识到走扶梯存在的风险，但在此情形下白应山未选择分批次运送货物，在一次性运送货物高度超过扶梯高度时也未将货物固定或用手扶住，对该危险状态未尽到一般人的注意义务，该行为可以认定为存在重大过失，应当对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虽恒瑞公司未举证证明白××的工作职责中包含搬运货物，但是白××在前案诉讼中未提及该抗辩，且事故实际发生在其搬运货物过程中，该抗辩不能作为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关于白××的赔偿比例，结合恒瑞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就送货规范对白××有所培训的未尽到管理责任的情形以及事故发生距白××参加工作时间很短、白××的收入水平等综合认定，白××承担20%的赔偿责任。根据生效判决确认恒瑞公司的赔偿金额为288340.07元，而实际恒瑞公司已支付的赔偿金额为288340.07元的80%即230672.06元，恒瑞公司要求白××承担诉讼费、鉴定费的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白××应支付恒瑞公司赔偿款46134.4
摘要2：【解读】恒瑞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白××赔偿291940.07元及逾期利息(以291940.07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白××承担。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不应将交通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直接认定为具有重大过失，也不应将事故责任认定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划分，而应将其作为认定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者确定过失大小的重要证据材料；（２）对于重大过失的界定，目前尚无统一的认定标准，如果司法实践中对雇员主观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认定过于宽泛，势必将原本应由雇主承担的经营风险、责任转嫁到雇员身上，有违社会公平正义——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本案中争议焦点是席××驾驶电动三轮车和董某发生交通事故时，其当时的主观过错是一般过失还是重大过失。交管部门处理交通事故时，将责任划分为无责任、次要责任、同等责任、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该责任认定是对事故因果关系的分析，是对造成事故原因的确认，不应将全部或主要责任直接认定为具有重大过失，也不应将事故责任认定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划分，而应将其作为认定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者确定过失大小的重要证据材料。对于重大过失的界定，目前尚无统一的认定标准，如果司法实践中对雇员主观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认定过于宽泛，势必将原本应由雇主承担的经营风险、责任转嫁到雇员身上，有违社会公平正义。故是否具有过失，过失大小，都必须结合责任认定与客观事实综合判断。本案事故认定席××所驾驶的车辆刮撞依法在人行横道内通行的行人，但鉴于发生事故时车辆与行人具体刮撞部位以及事发地点是否属于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等客观情形均无法查实，仅凭席××的上述违法行为尚不能认定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故对于五六来约公司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的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该规定主要是解决对外责任的问题，对用人单位和工作人员的内部责任没有作出规定，但因用人单位基于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而获益，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并全部赔偿完毕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对工作人员向第三人承担的赔偿款，由用人单位适当分担。本案中，马××因交通事故造成徐××受伤，支付徐××赔偿款328627.52元，事故认定书认定马××负事故全部责任，说明马××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考虑到其系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柘城县老王集乡人民政府基于马××下乡开展扶贫工作而受益，故柘城县老王集乡政府应当对马××支付的赔偿款分担一部分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认为应由马××对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承担60%的责任，老王集乡政府承担40%的责任为宜。据此，柘城县老王集乡人民政府应当返还131451.01元(328627.52元×40%)。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之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故该案原告以追偿权纠纷提起诉讼，定性准确。而根据《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第四部分规定，追偿权纠纷系合同纠纷项下第三级案由，符合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故被告的该项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是否需要进行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的问题。韩×主张本案系用人单位代员工支付赔偿款后向员工追偿的劳动争议，应该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不应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三条“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知，劳动争议的仲裁处理是诉讼的先决条件和前置程序，但该条所述的劳动争议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和履行劳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本案韩×与固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并未产生劳动争议，固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死者家属进行赔偿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之规定向韩×追偿，本案系追偿权纠纷，无需经过劳动仲裁的前置程序。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本案是否需要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的问题。因本案系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因重大过失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用人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起诉要求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而形成的纠纷，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纠纷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和范围，故本案属于普通民事纠纷，无需进行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依法可以直接受理。被告提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需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一、顶善公司是否基于其与鑫海公司之间的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取得案涉票据以及是否给付了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票据规定》第二条规定：“依据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即出票人)以在票据未转让时的基础关系违法、双方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为由，要求返还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鑫海公司和顶善公司均认可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针对双方因民间借贷形成债务的偿还问题，2017年7月11日，鑫海公司与顶善公司签订一份还款协议，约定鑫海公司偿还顶善公司借款3475万元，其中用开具商业承兑还款3115万元。商承票号：0010006225462030，金额3115万元，到期日2017年8月10日。由上述事实可见，鑫海公司是为偿还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项下的债务而开具案涉票据给顶善公司，顶善公司是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取得该票据。票据金额3115万元是依据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借款利率计算的本息数额进行的确定，是当事人双方合意确认的数额。从符合当事人约定本意的角度分析，可以认定顶善公司取得票据之时支付了双方认可的对价。因此，顶善公司关于其与鑫海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债权债务关系，其取得票据合法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需予以指出的是，《票据规定》第十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依据《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出具案涉票据之时，案涉当事人之间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形成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债权债务总数额为2322.3212万元。扣除唐××替鑫海公司还款370万元，鑫海公司欠付顶善公司的借款本金和合法利息余额为1952.3212万元，并非票据载明的数额。根据上述规定，在鑫海公司对于双方之间存在的基础交易法律关系项下的债务数额提出异议、据此抗辩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在确定顶善公司依法能够得到支持的债权数额时，应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确定该数额为两者在基础法律关系项下的合法债权本息数
摘要2：（续）额。二、顶善公司是否为合法持票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案涉票据系由鑫海公司出具，票据上加盖了该公司印章。因在鑫海公司出具案涉票据之时，该公司的公章由顶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持有，故该公章系由郭××加盖。如前所述，2017年7月11日，鑫海公司与顶善公司签订还款协议约定，鑫海公司开具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用以偿还顶善公司借款。鑫海公司对签订该还款协议的事实并未否认，其根据该还款协议开具案涉票据用以偿还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鑫海公司也无充分证据证明郭××系以胁迫方式取得该公司公章。因此，鑫海公司仅以票据上的公章是由郭××加盖为由主张顶善公司是以胁迫方式取得案涉票据，事实依据不足，故对于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非直接前手可否以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进行抗辩？｜在票据真实有效且背书连续的情况下，非直接前手的票据债务人主张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或主张持票人取得票据不合法的，其应当承担“持票人是以欺诈、盗窃或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或者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举证责任，否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国投太平洋公司上诉认为涉案汇票实为安民木业公司与金涌公司合伙套取国投太平洋公司财产的行为，安民木业公司与金涌公司并不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因此金涌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票据纠纷若干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国投太平洋公司作为票据债务人，以真实交易关系不存在为由提出的该项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基础合同关系不真实，持票方应返还银行承兑汇票
【宗旨】未支付对价且取得票据存在重大过失不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非直接前手不能以持票人与直接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进行抗辩；（２）但可以根据《票据法》第１１条和第１２条提出抗辩——即未支付对价的持票人不能获得优于前手的权利（前手不享有票据权利，则未支付对价的后手持票人也相应不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具有《票据法》第１２条规定情形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注释１】取得票据权利可以不给付对价，但未支付对价的当事人不能获得优于前手的权利，亦即后手应继承前手的权利瑕疵和抗辩事由（《票据法》第１１条规定）。
【注释２】（１）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票据法规定》第13条只是规定票据债务人不能以票据法第１０条、第２１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２）但并未规定票据债务人不能以票据法第１１条、第１２条的规定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票据债务人仍然可以根据票据法第１１条、第１２条规定对无对价的票据持票人和非法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
【注释３】只要持票人出示合法持有且背书连续的票据，非直接前手不能以后手不能证明其与前手之间存在真实交易为由对抗持票人享有的票据权利。——其他参考案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新０１民终１１６０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鲁民申１４８０号；上海金融法院（２０２１）沪７４民终１４８９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鲁０１民终１１８９７号
【注释４】另外裁判观点：票据债务人主张持票人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讼争票据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持票人应对持票的合法性举证｜在票据背书连续情况下如有初步证据证明持票人取得票据不合法，持票人须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前手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否则持票人须承担败诉风险。——参考案例：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11民终836号
摘要2：【注解１】（１）根据《票据法》第１１条第１款规定，持票人不能证明其支付对价，持票人的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２）如前手因民间票据补贴而不享有票据权利，则持票人也不享有票据权利。——参考案例：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3)闽09民终409号
【注解２】通过单纯交付（而非连续背书）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应举证证明票据来源的合法性且在取得票据时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3民终323号
【注解３】直接前手有权以“持票人与自身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进行抗辩。——参考案例：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甘01民终1989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1）房民初字第01941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终字第10563号
【注解４】票据债务人能否主张直接前手对持票人抗辩？｜（１）票据债务人仅有权对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以基础关系进行抗辩；（２）如票据债务人非直接前手则无权主张直接前手基于基础法律关系对持票人进行抗辩。——参考案例：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苏09民终518号；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终60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公示催告期间，以公示催告的票据质押、贴现，因质押、贴现而接受该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以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以前取得该票据的除外”。本案中，大兴公司于2011年10月17日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2011年10月24日莱芜市钏锋矿业有限公司持案涉汇票向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遂终结公示催告程序。根据上述规定，山东钢铁莱芜公司在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除权判决以前，通过真实的交易关系取得案涉票据，其取得汇票行为合法有效。原判认定山东钢铁莱芜公司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不享有票据权利依据不足，应于纠正。故，山东钢铁莱芜公司作为案涉票据最后合法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失票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应向法院说明曾经持有票据及丧失票据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失票人一是在票据丧失以前最后持有票据的人；二是能够举证证明失票原因的人。而对最后持票人的涵义，应作宽泛解释，即不仅包括姓名或名称已被记载于票面上的权利人，而且包括基于票据权利人意思委托占有的保管人、代收款项人等，以及通过直接交付方式受让票据的人。票据受让人如能证明自己最后合法占有票据，亦可成为适格的票据权利人。本案中，广裕配件厂主张存在遗失票据的事实，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从案涉票据的背书内容来看，广裕配件厂从张家港中集圣达因低温装备有限公司处取得票据，但此仅能证明广裕配件厂曾合法持有票据，不能当然认定其系票据的最后合法持票人。即使广裕配件厂遗失票据，在其失票后一旦被第三人善意取得即失去票据权利，其失票受损的权利可向拾得或盗得等以恶意方式取得票据的人主张权利，而不应要求正当持票人返还，否则有违票据的流通性原则。综上，恒美纺织公司所举证据能证明其系通过支付对价方式且系在公示催告及承兑到期日前从其前手合法取得案涉汇票，广裕配件厂未能举证证明恒美纺织公司系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的手段，或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或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形，故恒美纺织公司系诉争票据的合法持票人，依法享有票据权益，广裕配件厂要求恒美纺织公司返还其合法取得的票据及项下款项依据不足，二审法院驳回其诉请的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支票的出票人在票据上未加盖与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而加盖该出票人公章的，签章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持票人胡×持有出票人志成公司签发的支票向银行提示付款，银行以“出票人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为由退票，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胡×是否有权向志成公司行使追索权要求其承担票据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出票人为单位的，支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不符合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或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盖章的，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第四十二条规定：“银行汇票、银行本票的出票人以及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在票据上未加盖规定的专用章而加盖该银行的公章，支票的出票人在票据上未加盖与该单位在银行预留签章一致的财务专用章而加盖该出票人公章的，签章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本案中，志成公司签发的支票上的公司签章与该司在银行预留签章不一致，尽管志成公司关于支票印签不符存在多种解释，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签章人志成公司仍应承担票据责任。胡×作为支票的合法持有人，有权依据票据记载的金额请求出票人志成公司承担票据责任。胡×主张其因与万忠之间的买卖关系取得案涉支票，有其提交的相关报价单、提货单若干，《结婚证》及“中山市××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工商信息”等为证，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胡×合法取得案涉支票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志成公司主张胡×取得票据存在非法手段或者恶意、重大过失，但未对此举证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外，志成公司主张案涉支票遗失但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提起诉讼，而是在银行退票之后登报公告遗失支票，不能免除其票据责任。综上，胡×有权向志成公司行使追索权要求该司承担票据责任。双方当事人对于票据追索金额及赔偿责任的计算方式无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汇票收款人名称与第一背书人名称存在区别系笔误所致，实质为同一法人，主体唯一且确定的，应认定票据的背书连续——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而票据的不连续应限定为票据记载或签章主体的实体不一致所造成的背书不连续。从案涉承兑汇票的记载来看，汇票收款人名称与第一背书人名称存在“设备”两字的差别系笔误所致，经审理查明该漏写在出票时即存在，并非润丰银行的原因所致。经查询工商登记资料，并不存在漏写“设备”后的“苏州普润德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因此该汇票的收款人与第一背书人实质为同一法人，主体唯一且确定，据此应认定票据的背书连续。润丰银行对该笔误既可通过要求出票人、收款人等配合出具更正说明等方式予以补救，亦可如本案通过行使票据追索权的诉讼方式寻求救济。江苏银行盛泽支行已在面查时告知润丰银行票据收款人与第一背书人名称不符，润丰银行称其贴现行为发生在其向付款行电查之后、面查之前，如依其陈述则面查毫无意义，因其陈述不符常理，故不予采信。润丰银行虽在贴现的审查环节存在过失，但该过失尚未达到票据法规定的“重大过失”的程度，因此该处书写笔误未致润丰银行丧失票据权利，应认定润丰银行通过贴现票据取得持票人的权利。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背书连续，形式要件完备，且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或质押，贷款人通过质押背书获得票据依法享有票据权利——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汇票具备票据具有的一般特征：首先，具有无因性，即票据一经签发，票据关系即与其发生前提的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再受原因关系的存废或效力有无的影响。这是保障票据信用和流通功能的现实需要，成为票据理论和立法的基础，被票据实践和各国立法所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也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故出票人华清公司与收款人斯特威公司是否有其他合同约定或是否已经另行通过其他方式完成交易，以及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与其前手斯特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抗辩事由，均不得对抗其后手即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因此华清公司主张斯特威公司约定其所出具汇票仅用于担保作用，不得转让、质押，该抗辩事由不能对抗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诚然，为防止不法分子滥用权利，利用票据无因性原则进行诈骗活动或者扰乱正常的票据流通秩序，平衡出票人、债务人（承兑人）及持票人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也作了适当的限制，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必须支付对价，并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后手以不法、恶意或重大过失从直接前手取得的票据，不享有票据权利。相对于票据的无因性，上述例外和限制，特别是重大过失的理解和把握应从宽掌握，否则将从根本上影响票据功能的发挥，否定票据制度历史形成的惯例，从而违背现代金融票据业务的发展趋势。因此，本院认为，后手未参与前手的实际交易，其对前手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审查应该也只能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即使事后发现前手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并非真实也并不必然构成过失。因此，票据法意义上的重大过失，应是侧重于票据本身真实性、记载事项的完整性、背书的连续性和文义规范性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涉案票据背书连续，形式要件完备，且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或质押，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通过质押背书获得票据，依法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2：（续）华清公司主张斯特威公司存在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恶意串通的可能性，进而主张票据失权。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的确不能排除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在向斯特威公司发放贷款时存在审查不严甚至内外勾结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华清公司与斯特威公司恶意串通以虚假票据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但这些所谓的“可能性”均无证据可以证明，故本院不予认定。本案中，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发放贷款的事实真实存在，发放贷款的前提是斯特威公司提供了包括华清公司出具的票据在内的担保，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现依据该票据主张权利，华清公司作为票据出票人，依法应当无条件付款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利息损失。
摘要1：【裁判摘要】非经出票、背书等票据行为而通过单纯交付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应举证证明票据来源的合法性且在取得票据时无恶意或重大过失——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通源公司作为最后持票人是否基于合法手段或者善意且支付了合理对价取得票据。通源公司行使追索权的关键在于审查通源公司是否属于涉案票据的合法持有人，并享有票据权利。票据权利的取得以占有票据为必要，并要求持票人合法、有效的持有票据。根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持票人取得票据权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持票人应支付对价，二是持票人取得票据的手段合法，三是持票人取得票据时主观上具备善意。本案中通源公司系非经出票、背书等票据行为而通过单纯交付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应举证证明票据来源的合法性且在取得票据时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审理中，通源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产品订货合同》《河间市巨祥橡塑胶制品经销处的证明》《销货清单》以及案外人出具《证明》《货物运输协议书》，证明其基于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取得了案涉的票据，但上述证据中的二份证明材料不符合证据形式的相关要求，销货清单亦系通源公司单方出具，而《货物运输协议》的内容亦存在诸多疑点，在通源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上述证据无法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故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通源公司为合法持票人。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四条虽规定了支票必须记载的事项，但出票人将有自己签章的空白票据交与他人，应视为其已授予持票人以该票据有关内容的补充权。如果持票人在行使付款请求权前仍未将必须记载的事项补充齐全，可以形成要件不完备为由认定该票据无效。但有关人员在行使付款请求权前已将有关内容补充齐全的，对于善意持票人来说，该补充与出票人的原始记载具有同等效力。即使补充内容超出出票人原始授权范围，出票人仍应对补充后的票据文义承担票据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对票据未记载事项或者未完全记载事项作补充记载，补充事项超出授权范围的，出票人对补充后的票据应当承担票据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出票人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案涉支票的出票日期在行使付款请求权前已经补记完成，且出票人未能证明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有恶意或重大过失，应认定该支票有效，出票人辉红公司对补充后的票据应当承担票据责任。
【裁判摘要２】如上所述，案涉支票为合法有效的票据，辉红公司开具涉案支票后又擅自作废该支票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一条“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之规定，且该作废方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宣告无效的方式，不产生除权的法律效力。本案中，转让人韩某在交付票据后即退出票据关系，不再是票据关系当事人。当庆生厂签名于该支票上后，该支票即转化为记名支票。此时，依据票据的文义性、无因性原则，该票据关系的当事人只有出票人辉红公司和持票人庆生厂两方，持票人庆生厂则当然有权向出票人辉红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出票人辉红公司不能以其与持票人庆生厂之间不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为由而拒付票款。
摘要2：【裁判摘要３】《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据此，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是对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提供的一种法律救济，不以持票人与出票人之间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为要件，而要以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曾经有效存在为要件。如前所述，案涉支票是庆生厂取得的合法票据。此外，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还需符合出票人因持票人票据权利的消灭而获得利益这一要件。然而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意味着支票金额仍归于出票人。而且如辉红公司提供的韩某在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所称，李××在没有签订借款合同或者收到韩某出借款项即交付支票予韩某，该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韩某亦未能出庭接受质询，情况说明的证明力因此减弱，不足以证明辉红公司因持票人票据权利消灭而没有获益。因此，庆生厂仍可向出票人即辉红公司主张相应的民事权利。
摘要1：【裁判摘要】代理付款人在公示催告期间解付票据款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票据可适用公示催告。《民诉法》第193条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向票据支付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此条虽只列举了申请公示催告的汇票包括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几种情况，但并没限制或排除被骗等原因丧失汇票的情况为保护失票人的合法权益，对民权石油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民权县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其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的公示催告对天津和平工行、天津珠宝金楼均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民权石油公司、天津和平工行、天津珠宝金楼均有过错，应分别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民权石油公司所持汇票被骗，致非法持票人解付票款，被骗行为与票款损失之间存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主张的3万元票款利息损失自负。天津和平工行在付款时需作形式上的审查。即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性和提示付款人天津珠宝金楼的合法证明，而在实际操作中天津和平工行工作人员既对汇票作了形式上的审查又审查了持票人的身份，在未对持票人身份严格审查的情况下，便告诉天津珠宝金楼汇票可解付，天津和平工行在公示催告期间对公告催告的票据错误付款，属重大过失行为应承担民事责任。天津珠宝金楼接受经背书转让的汇票，应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应核实持票人的真实身份，审查其合法有效证件，可天津珠宝金楼工作人员却未充分履行审查职责，未对持票人身份严格审查，轻信天津和平工行称该汇票可解付，便加盖公章，提示付款造成票款损失，亦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过错原则及责任划分对损失的3万元票款，天津和平工行，天津珠宝金楼按2∶1分担。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票据保全行为具备合理性，不存在主观过错的，不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为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系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申请财产保全错误造成对方当事人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所引发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该条的立法本意在于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不当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因此，对于“申请有错误”的理解应当不仅包括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与申请人诉讼请求之间存在差异，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未能全部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客观方面，亦应包括申请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等过错的主观方面。申请财产保全错误的损害赔偿责任，应适用一般侵权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而不能仅依据裁判结果来认定侵权责任成立与否。在乐声公司诉海创电器商行、胜玲商行票据纠纷一案中，乐声公司因票据遗失申请公示催告，后因海创电器商行申报权利终结公示催告程序而起诉要求返还汇票、确认票据权利。首先，从乐声公司的主观意愿看，其是因为遗失了票据，希望寻回汇票、行使票据权利而启动票据纠纷的诉讼，主观上不存在通过诉讼恶意限制海创电器商行行使票据权利的故意。其次，从乐声公司启动诉讼的注意义务看，乐声公司认为其与后手胜玲商行之间无交易关系，胜玲商行及其后手海创电器商行均不应享有票据权利，故起诉要求返还票据。虽然在票据纠纷的审理中，基于票据的无因性，法院确认海创电器商行享有票据权利，但在其后的乐声公司诉胜玲商行不当得利纠纷中，法院认定乐声公司与胜玲商行之间无交易关系，胜玲商行取得汇票无合法根据，应当返还不当得利。由此可见，乐声公司存在自身权益受损的客观事实，其提起票据纠纷而败诉，系诉讼路径的选择未受法院支持，但票据纠纷本身具有极强的专业性，乐声公司基于其权利受损的事实提出诉讼请求，已经尽到一个普通当事人应当具备的合理注意义务。要求当事人在起诉之初即对法律法规的认识理解作出与法院一致的准确认知，未免过于苛责；申言之，即使乐声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与法院最终判决认定的权利归属存在差距，该差距仍不足以证明乐声公司的诉讼行为存在过错。最后，从保全行为的合理性看，涉案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8月4日，汇票到期后持票人可行使付款请求权，海创电器商行作为持票人行使该权利将导致乐声公司提起的票据纠纷无法执行，故乐声公司针对诉争标的申请保全，
摘要2：（续）保全数额与诉讼请求数额相当，其保全行为具备合理性，不存在主观过错。
摘要1：【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证据，或者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提供的证据，并不产生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证据，或者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提供的证据，并不产生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程睿公司上诉主张中科丽景公司当庭提交的证据超过举证期限，原审法院组织质证属于程序违法。本院认为，原审法院不存在程睿公司上诉主张的该项程序违法的情形。首先，经核查原审法院的庭审笔录，中科丽景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包括涉案合同、微信聊天记录、告知函等有关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组织质证，经审查符合证据要求的，应予采纳。其次，本案并无证据证明中科丽景公司在原审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证据的情况，中科丽景公司在庭审中当庭出示证据，人民法院组织进行质证，符合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最后，如果程睿公司认为其不能当庭充分发表质证意见或者提供反驳证据，可以向原审法院申请给予相应的质证及进一步举证的期限，以充分保障其举证及质证权利，但以中科丽景公司逾期举证为由拒绝质证或者主张对方证据失权，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因此，程睿公司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当事人提供双方间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而对方不认可其完整性法院可以采纳该微信聊天记录打印机作为证据｜一方当事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机亦属于证据，对方当事人并未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仅对其完整性提出异议，而且该微信聊天记录系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该证据为双方当事人所持有，对方当事人能够核实证据的真实性，原审法院采纳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关于原审法院采纳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是否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程睿公司上诉主张，中科丽景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复印件，未提交原始载体，程睿公司无法进行质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属于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的打印件亦属于证据，经核查原审庭审笔录，
摘要2：（续）程睿公司并未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仅对其完整性提出异议，而且中科丽景公司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系该公司员工陈×与程睿公司员工郭×、“程睿公司刘工”之间的聊天记录，该证据为双方当事人所持有，程睿公司能够核实证据的真实性。二审中，中科丽景公司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公证，证据主要内容与原审提交的证据主要内容一致，程睿公司亦予认可。因此，原审法院采纳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裁判摘要３】“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是实施财产保全的条件之一，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提出保全请求，应当提交符合财产保全条件的理由及相应依据——关于原审法院未同意程睿公司财产保全的申请、未实施财产保全措施是否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是实施财产保全的条件之一，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提出保全请求，应当提交符合财产保全条件的理由及相应依据。程睿公司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的申请，但并未提交本案存在“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情形，原审法院未同意其财产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亦不存在程序违法。
摘要1：【裁判摘要】（１）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知识产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与财产权客体的具体类型无关;（２）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转让应当参考物权善意取得的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知识产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为保障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取决于其构成要件和价值目标，与财产权客体的具体类型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权处分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建立的是一套全方位的善意取得之制度，不仅仅是适用于动产与不动产，还可以适用于其他物权。因此，在没有例外规定的情况下，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转让也应当参考物权法关于物权善意取得的规定。善意取得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是善意的，所谓“善意”是指“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不知情是指对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了解，而是相信、信赖了物权享有的公示推定效力，如不动产的登记效力与动产的占有公信力；无重大过失是指对他人是否享有物权尽到了一般理性人在一般交易场合下的审查义务，而仍然无从发现真实权利状态与公示出来的权利状态不一致。第二，受让人支付了合理对价，即该物权的转让是一种有偿转让，且支付的对价符合交易习惯等。第三，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本案中，如前所述，乔××是涉案作品的推定著作权人，因此作为一般理性人的久邦数码公司有理由相信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乔××所有，进而相信乔××有权对涉案作品进行处分。久邦数码公司在网络上传播涉案作品的时候，潇湘书院已经与作者签订《文学作品独家授权协议》，可以认定久邦数码公司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主观上善意且无重大过失。久邦数码公司也已经将涉案作品上传至网络平台进行传播，足以证实潇湘书院已经将涉案作品交付给久邦数码公司。但是久邦数码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
摘要2：（续）因此，本案不符合善意取得的基本构成要件，久邦数码公司不能善意取得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未经许可在信息网络上传播涉案作品的行为侵害了花季文化公司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未参加前序普通程序审判，再审中提交新证据且未说明逾期提交新证据的理由，法院采纳新证据裁定再审，将对当事人依法予以训诫、罚款——捷顺公司申请再审并没有对其逾期提交新证据说明具有客观原因和合法理由。防止权利滥用，督促、鼓励当事人尽量在一审、二审期间积极充分地行使举证等诉讼权利，是我国现行民事法律的出发点和依规。审判监督程序设置的目的，在于救济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严重背离社会公平正义的错误裁判，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考虑生效裁判的既判力，高昂的司法成本以及日益紧张、捉襟见肘的诉讼资源。生效裁判作出后，对于当事人因自身主观原因没有在原审提交证据的，应依法予以必要的惩戒，否则将变相纵容乃至鼓励当事人违反诉讼诚信、滥用诉讼权利，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本案中，捷顺公司在一审、二审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均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相关证据，其理应知道不出庭参加诉讼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而放任这种不利后果发生。对此行为，捷顺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依照前述规定，本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可对捷顺公司的上述行为予以训诫、罚款。
摘要2：【案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复议决定书（2021）鄂01司惩复1号——最终罚款6万元。
摘要1：解读：再审申请人二审判决作出后提交的证人证言，如不能提交证据证明该证人在原审中存在无法作证的客观原因，不属于申请再审新的证据。
摘要2：【注解】（１）再审“新的证据”仅限于因客观原因而不能在原审提交的证据；（２）因主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在原审中未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再审”新的证据“。
摘要1：【裁判摘要】原判对于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将有偿委托合同认定为无偿委托合同），且原审人民法院未对部分基本事实进行过审理，应予再审——工行宜宾分行、中远物流公司及案外人聚长久公司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约定中远物流公司负责监管质物，而因质物监管产生的相关费用由聚长久公司承担。该合同为有偿委托合同，不因工行宜宾分行未直接承担给付监管费的义务，而改变合同的性质，故一、二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为无偿委托合同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由于法律对于有偿委托、无偿委托中受托人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以及举证责任划分完全不同。原判对案涉合同性质的错误认定亦直接影响对原、被告双方举证责任的分配。根据再审庭审情况，双方对于事实认定的争议焦点在于2013年11月7日后最低质物数量及处置情况，上述事实直接影响到是否存在保管物毁损的事实认定，但原判对于上述基本事实并未进行审理和认定。综上，因原判对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且原审人民法院未对部分基本事实进行过审理，故将本案发回重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带驾驶员租赁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致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主体是出租人还是承租人？｜在带驾驶员租赁机动车情形下，出租人提供的驾驶员受承租人的指令驾驶机动车，承租人正常指令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的，由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承租人不承担责任；承租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发布错误的指令，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如承租人强令驾驶员超速、疲劳驾驶等，承租人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此时承租人的责任认定可以参照新《道交损害赔偿解释》第一条进行认定——中铁第四公司与信丰物流公司签订《运输车临租合同》，约定由信丰物流公司提供运输车，其中也包括郭××所有的赣Ｂ×××××重型厢式货车，用于钢筋产品与半成品倒运。郭××在驾驶赣Ｂ×××××重型厢式货车从中铁第四公司施工工地由西往东逆向倒车进二环路过程中，与于××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于××受伤，双方车辆受损，经江西省赣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定，该事故郭××承担主要责任。根据《运输车临租合同》约定，信丰物流公司提供运输车和驾驶人员供中铁第四公司临租使用，原判仅根据郭××的陈述，即“事故发生时其是在中铁二十一局开车，有合同证明”，就认定郭××与信丰物流公司是劳务派遣关系、中铁第四公司是用工单位确有不妥，但本案事故是在中铁第四公司租赁使用过程中发生，且中铁第四公司如认为信丰物流公司、郭××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以依据《运输车临租合同》的约定，另行向信丰物流公司主张权利，还有其他法律救济途径，原判确定中铁第四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亦无不可。为减轻当事人诉累，本院对中铁第四公司申请再审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