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经营场所正门的商业匾额上突出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商标的行为，已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宝骏公司在其经营店铺正门的商业匾额上突出使用与涉案商标相同的商标，根据上述商标使用的含义，宝骏公司的这种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把宝骏公司一般轮胎产品销售者的身份与米其林轮胎这种特定产品来源联系在一起，让相关公众误以为宝骏公司是经米其林集团总公司合法授权许可的、只销售米其林轮胎商品的销售商；进一步的，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店内销售的其他商品的来源与米其林品牌之间产生混淆，或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因此，宝骏公司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经营场所正门的商业匾额上突出使用与涉案商标相同商标的行为，已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建筑材料生产者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是否具有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对上述法条规定的“利害关系”既不能过分扩大理解，认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利害关系，也不能过分限制理解，将“可能性”扩展到必须要有充分证据证实被诉行政行为影响其实体权利。对于“利害关系”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案件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予以确定，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定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的重要标准。具体而言，在确定原告资格时，要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作为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行政实体法应当作为一个体系进行整体考察，即不能仅仅考察某一个法律条文或者某一个法律法规，而应当参照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该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和性质，来进行综合考量，从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对“利害关系”作出判断，以提高行政争议解决效率、降低当事人维权成本。《产品质量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根据该法第四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生产者、销售者须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会受到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作出的包括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产品、并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本案中，广东省住建厅作出的10号处罚决定认定浈江建筑公司未按规定进行检验，使用了不合格的科彩牌电线，对浈江建筑公司处以罚款。结合广东省住建厅在作出行政处罚过程中认定的证据，案涉的不合格电线系由××电线厂生产。广东省住建厅虽然是对产品使用者就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由于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属于产品范围，该处罚决定认定科彩牌电线不合格，客观上也是对建筑材料的产品质量作出负面评价，必然对该产品的生产者产生不利影响，即生产者可能会因此承担《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因此，××电线厂与10号处罚决定具有利害关系。
摘要2：（续）二审认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建设工程质量监管的对象、处罚对象均不涉及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运输等环节，《条例》也没有规定进行处罚时负有一并考量和保护相关建筑材料生产单位、销售单位相关民事权益的义务及告知义务，因此××电线厂欠缺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并据此裁定驳回东联电线厂的起诉。二审的上述观点，系将对建设材料的处罚行为孤立地放在《条例》中进行分析，忽视了该行为同时对建设材料的生产单位也会产生包括行政法意义上的不利影响，没有结合《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管与产品质量监督存在竞合的情形进行综合考量，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裁判观点】
1.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能否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这一客观要件和销售者无主观过错这一主观要件。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是指销售者通过合法的进货渠道、通常的买卖合同等正常商业方式取得所售产品。对于客观要件，销售者应当提供符合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对于主观要件，销售者应证明其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上述两个要件相互联系。如果该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遵从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取得所售产品的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乎交易惯例，则可推定该销售者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即推定该销售者无主观过错。
2.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为了进一步提高损害赔偿计算的合理性，在确定实际损失或侵权所得的赔偿数额时，人民法院可以在一定事实和数据的基础上，根据案情运用裁量权确定计算赔偿所需的其他数据，确定公平合理的赔偿数额。根据上述方法酌定的赔偿数额，可以不受法定赔偿最高或者最低限额的限制。
摘要2：【裁判摘要】公司为员工出具授权委托书但未提供合法劳动关系证明该员工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诉讼代理人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四)当事人的工作人员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和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本案二审期间，全高达公司向本院提交《民事授权委托书》，委托伍××为其公司诉讼代理人，并在该《民事授权委托书》中注明伍××系其公司的技术顾问。但伍××并未提交其与全高达公司具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证明材料，亦未提供其系公司技术顾问的相应证据，故依法不能作为全高达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二审诉讼。
摘要1：【裁判摘要】不排除电气故障的汽车火灾应当承担产品质量包括产品缺陷赔偿责任——本案中，许×举证证明了案涉车辆在购买后不足半年尚在保修期内就发生自燃，并提供了无锡市滨湖区消防大队作出的《火灾事故认定书》，该事故认定书认定案涉车辆起火部位位于车辆发动机舱处，起火原因为排除外来火种引发的火灾，排除遗留火种引发的火灾，排除雷击引发的火灾，无法排除汽车故障引发的火灾。通过上述证据，可认定案涉车辆起火原因可以排除放火、遗留火种以及雷击因素造成，也可以反映涉案车辆具有缺陷的高度可能性。至此，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未完成举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就本案的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虽然现有证据无法确定案涉车辆具体存在何种缺陷,但可确定案涉车辆起火点在汽车内部,且是由于车辆本身问题所引起,作为产品销售者的睿邦公司应当对产品质量包括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解读：购买者从合法渠道购得且并不明知产品侵害他人著作权可以类推适用《著作权法》第５９条规定的合法来源抗辩免除侵害著作权责任。
解析：我国《著作权法》未规定使用合法来源抗辩的主观要件，但是《商标法》第６４条第２款关于合法来源抗辩的规定中明确了“不明知”的前提，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而言，可以参照解释。
摘要2：【注解１】（１）对于合法来源的认定不要要证明侵权产品系合法取得，同时应当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没有尽到必要注意义务合法来源抗辩不能成立，即使有合法来源但未尽到必要注意义务仍然构成侵权）。——参考案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辽民终511号；（２）著作权合法来源抗辩成立应当满足主观状态为“善意”。——参考案例：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782民初4996号
【注解２】能够证明合法来源的发行者应当停止侵权但不承担赔偿损失法律责任。——参考案例：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锡知民终字第0039号
【注解３】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不免除支付维权合理开支责任｜（１）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权利人维权合理开支仍应得到支持（如权利人追加侵权商品的制作者、生产者为被告，则相关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应由制作者、生产者负担；如权利人仅起诉销售者，即使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其仍应承担权利人的维权合理费用）。——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25号；（２）合法来源抗辩仅免除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而权利人为获得停止侵权救济的合理开支仍应得到支持（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情形下，不能免除支付维权合理开支的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1781号
摘要1：——著作权法上合法来源的认定
【裁判要旨】销售者系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复制品的发行者”，其主张合法来源抗辩的，除证明被诉侵权产品系合法取得外，还应证明其主观状态为善意。
【裁判摘要】著作权合法来源抗辩成立应当满足主观状态为“善意”——原告向本院提交了涉案美术作品的登记证书，该美术作品具有独创性，在没有充足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原告系涉案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且该作品已公开发表，其权利受我国法律保护。．．．．．关于被告厦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责任，其虽然提供了侵权产品来源于被告义乌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证据，但涉案美术作品系知名美术作品，其在京东商城店铺内发布的产品链接上明确标注“猪猪侠”，向被告义乌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购买侵权产品的价格畸低，其抗辩不构成著作权法上的合法来源抗辩，本院不予采信，故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观点】
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能否成立，需要同时满足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这一客观要件和销售者无主观过错这一主观要件。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是指销售者通过合法的进货渠道、通常的买卖合同等正常商业方式取得所售产品。对于客观要件，销售者应当提供符合交易习惯的相关证据。对于主观要件，销售者应证明其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上述两个要件相互联系。如果该销售者能够证明其遵从合法、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则，取得所售产品的来源清晰、渠道合法、价格合理，其销售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合乎交易惯例，则可推定该销售者实际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其所销售产品系制造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即推定该销售者无主观过错。此时，应由权利人提供相反证据。在权利人未进一步提供足以推翻上述推定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被诉侵权产品系“三无产品”可以作为认定销售商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考虑因素之一，但其既非合法来源抗辩不成立的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与否的判断，仍须回归到商业语境，落脚到产品的取得是否符合商业惯例、提供的证据是否符合交易习惯。
摘要2：【摘要】根据前述已查明的事实，张××合法来源成立，不应承担赔偿经济损失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合法来源抗辩仅免除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而维权合理开支系因侵权行为而发生，权利人为获得停止侵权救济的合理开支仍应得到支持。换言之，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情形下，不能免除支付维权合理开支的责任。因此，张××仍应支付董××为本案维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