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要点】
1.提单持有人是否因受领提单的交付而取得物权以及取得何种类型的物权，取决于合同的约定。开证行根据其与开证申请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持有提单时，人民法院应结合信用证交易的特点，对案涉合同进行合理解释，确定开证行持有提单的真实意思表示。
2.开证行对信用证项下单据中的提单以及提单项下的货物享有质权的，开证行行使提单质权的方式与行使提单项下货物动产质权的方式相同，即对提单项下货物折价、变卖、拍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2：【注解】（１）指导案例１１１号是在立法未规定让与担保的情形下，通过合同解释和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将作为非典型担保的让与担保转化为典型担保的质押，从而在否定债权人直接依据让与担保取得标的物的同时，认定债权人享有对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权利；（２）因建行荔湾支行直至诉讼时仍持有提单，尽管提单本身未记载“质押”字样，但债权人持有提单已经可以满足物权公示的要求，故认定提单债权已经设立，建行荔湾支行有权就提单项下货物优先受偿。
摘要1：——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的股权转让，其性质为股权让与担保。债务人未能清偿到期债权的，债权人不得径行取得股权、而应清算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9号
【裁判观点】
1．让与担保是大陆法系德、日等国经由判例、学说所形成的一种非典型的担保方式。我国经济活动和担保实务中亦多有运用。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在司法解释层面上对让与担保制度的规范和调整。我国司法实践亦应对让与担保予以回应和肯认。
2．当事人之间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具有变更股权的外观，但依据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转让目的、交易结构、股东权利行使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单纯的股权转让特点，而系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担保债权的目的，符合让与担保基本架构的，其性质应认定为股权让与担保。
3．让与担保是否违反物权法定原则的问题，已在物权法定原则的立法本意以及习惯法层面上得以解释；债务人为担保其债务将担保物的权利转移给债权人，使债权人在不超过担保目的的范围内取得担保物的权利，是出于真正的效果意思而作出的意思表示，不构成虚伪意思表示；而回避流质契约条款可能发生的不当后果，亦可为让与担保实现时清算条款的约定或强制清算义务的设定所避免。债务人未能依约清偿债务的，债权人不得径行取得股权。
摘要2：【解读】股权虽已变更登记至受让人名下，但该股权转让系以担保债权实现为目的，属于股权让与担保，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应为有效（现行法律尽管没有规定包括股权让与担保在内的让与担保，但也没有禁止此种担保方式。只要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让与担保本身就是合法的，应予保护）。
摘要1：——买卖型以房抵债合同的性质及效力
【裁判要旨】买卖型以房抵债合同订立于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其实质为非典型担保合同，一般认定为担保有效，但债务人不得基于该合同主张移转房屋所有权。若该合同订立于债务履行期届满后，则其实质为债务履行方式变更协议，一般亦认定为有效，债权人可以基于该合同主张移转房屋所有权；如债务人认为房屋价值远超欠款，可主张合同撤销权。
【案号】一审：(2014)浦民一(民)初字第18263号；二审：(2015)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283号
摘要2：
摘要1：——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股权让与担保行为的认定
【裁判要旨】在双方当事人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债务人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债务人将其所持公司股份转让给债权人，股权转让款由债权直接转化，且债权人仪按照原债权数额收取固定分红而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事后又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应认定为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让与担保的行为。让与担保作为法律未规定的非典型担保行为的一种，应结合当事人的本意、立法目的等，综合认定该行为的效力。
【案件索引】一审：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5）澄商初字第00446号（2015年10月13日）；二审：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民终字第01094号（2016年4月5日）
摘要2：【要旨】股权让与当行为的实质是通过让与股权所有权的方式担保债务的履行，而非一般的股权转让行为。双方约定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作为债务的担保，系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种担保方式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解读１】（１）双方一致认可原存在２５０万元的借贷关系未归还借款；（２）结合“陈某某将其在弘润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顾某某后，顾某某不参与弘润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并且享受每年不低于15％的保底分红”的内容，则说明顾某某为了保证自己的债权得以实现，要求债务人陈某某将股权转让给自己。该行为实质是通过让与股权所有权的方式担保债务的履行，而非一般的股权转让行为。双方约定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作为债务的担保，系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该种担保方式应认定为合法有效。（３）担保仅是为了保证主债务的履行，在双方当事人存在原借款合同关系的情况下，陈某某应首先履行归还借款的义务，而非强制顾宝良接受弘润公司的股权。退一步讲，即使陈某某无法清偿到期借款，也不能直接以其持有的弘润公司的股权直接变更登记给顾某某以用于抵偿结欠顾某某的债务，系因此行为符合流质契约的性质，应认定无效。（４）综上，《股权转让协议书》无解除的必要性，但陈某某应向顾某某偿还借款250万元及利息。
【解读２】在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而享有保底分红，应理解为股权让与担保。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0259号
【裁判摘要１】诉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种司法救济权利，其在当事人所提之诉具有适法性，且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况下产生，在纠纷得到司法最终解决之后丧失。这意味着一个纠纷只能产生一个诉权，当事人不能就同一个诉权向不同的法院行使，也不能向同一法院反复行使，即同一诉权只能有一次诉讼系属。诉讼过程中，诉讼系属因纠纷的解决而随诉权一并消灭，并转化为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二者相继发生，互相配合，从时间和空间上防止了当事人对同一案件进行重复诉讼，以实现司法资源合理配置和诉讼经济的目的。
【裁判摘要２】由于诉讼系属针对的是原告的起诉行为，因此，判断后案是否系属于前案的时点，也应当以起诉时为准，即：如果原告起诉时，其诉请系属于前案，则丧失对本案的诉权；如果原告起诉时，前案诉请已经发生变化，其诉请不再系属于前案，则可以依法行使诉权。
摘要2：【解读】虽非典型的重复起诉，但由于前诉的当事人包含了本案的当事人，故本案争议内容已经系属于前案，当事人就此再次提起诉讼已经丧失诉权，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解读：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基本相同，前诉的当事人包含了后诉当事人，但两案当事人（即被告）不完全相同，虽非典型的重复起诉，但由于后诉争议内容已经系属于前案，当事人就此再次提起诉讼已经丧失诉权，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1号
【裁判要旨１】原告增加诉讼请求是否必须重新为被告指定举证和答辩期？——原告增加诉讼请求时，是否需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取决于增加诉讼请求的具体情况。（１）如果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基于新事实或者新证据，原则上应给予被告指定新的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以便其能够对新增诉请所依据的新事实或者新证据作必要准备，以充分行使其辩论权；（２）如果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并非基于新事实或者新证据，而是在既有证据基础上对诉讼请求进一步明确或者扩充，则并非一律均需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
【裁判要旨２】当事人在庭审中将诉请的损害赔偿数额提高但并未提供新的证据，而是对其损害赔偿计算方法作了新的阐明。这种对诉请的损害赔偿数额的提高并非典型的增加诉讼请求的情形，并非必须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155号
【裁判摘要】公司提供让与担保无须股东会同意——非典型担保是否适用《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尚未明确，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的考虑，作为担保形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有效。
摘要2：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年第1期（总第279期）第15-43页】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33号
【裁判摘要】
（１）民间借贷合同是否已成立、生效并全面实际履行，应从签约到履约两方面来判断，出借人应举示借款合同、银行交易记录、对账记录等证据证明，且相关证据应能相互印证。
（２）当事人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方式为民间借贷债权进行担保，此种非典型担保方式为让与担保。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签订股权让与担保协议并依约完成股权登记变更后，因借款人未能按期还款，当事人又约定对目标公司的股权及资产进行评估、抵销相应数额债权、确认此前的股权变更有效，并实际转移目标公司控制权的，应认定此时当事人就真实转让股权达成合意并已实际履行。以此为起算点一年以后借款人才进入重整程序，借款人主张依破产法相关规定撤销该以股抵债行为的，不应支持。
对于股权让与担保是否具有物权效力，应以是否已按照物权公示原则进行公示作为核心判断标准。在股权质押中，质权人可就已办理出质登记的股权优先受偿。在已将作为担保财产的股权变更登记到担保权人名下的股权让与担保中，担保权人形式上已经是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股权的持有者，其就作为担保的股权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利，更应受到保护，原则上享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效力。当借款人进入重整程序时，确认股权让与担保权人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不构成《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所指的个别清偿行为。
以股权设定让与担保并办理变更登记后，让与担保权人又同意以该股权为第三人对债务人的债权设定质押并办理质押登记的，第三人对该股权应优于让与担保权人受偿。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八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利息标准为税前年23.5%，税后年18%，税赋由西钢公司承担，刘××按税后年息收取利息。．．．．．．二审中，闽成公司主张，西钢公司已不能纳税；闽成公司作为纳税义务人先行缴纳税款后有权向相对人另行追偿；鉴于西钢公司破产，闽成公司已无法追偿，请求二审改判借款8.75亿元的利息按税前年息23.5%分段计息，增加利息金额216967465.75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列借款合同中有关利率约定，主要为税前年23.5%（含营业税5%、城建税7%、教育附加5%、企业所得税25%），与税后年利率18%，二者为同一计息标准；但合同约定的是由借款人代扣代缴，而非出借人自行纳税；由借款人代扣代缴的约定中所蕴涵的商业风险应依约由借款人承担。出现借款本息不能清偿风险时，闽成公司请求改变合同约定的利息中所含税费的扣缴方式，意图化解或减少商业风险，缺乏合同依据，一审对上述借款合同确定的利率标准，即年利率税前18%标准，符合合同约定，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认可。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最高法行再118号
【裁判摘要】（１）法人企业将承包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的自然人，该自然人聘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工程时受伤，企业法人与劳动者之间并非典型的劳动关系而是法律拟制的用工主体责任关系，劳动者以法人企业为用工单位申请认定工伤，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２）行政复议机关仅以受伤职工签订调解协议并领取损害赔偿款为由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可能损害受伤职工的法定权利应予撤销；（３）受伤职工在认定工伤、鉴定劳动能力后，若通过调解实际获得的医疗费、损害赔偿款少于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有权要求补齐——《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本案中，东锐公司将承包的“一村山庄宴会厅”等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谢××，谢××聘用的周××从事承包工程时受伤，周××以东锐公司为用工单位申请认定工伤，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东锐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东莞市政府以周××已领取了谢××支付的损害赔偿款，其因工作遭受的事故伤害已获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不再具有工伤认定所保护的权利为由，撤销了《认定工伤决定书》。本院认为，东锐公司与周××之间并非典型的劳动关系，而是法律拟制的用工主体责任关系，周××在劳动仲裁机构认定其与东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下，对其能否要求工伤保险赔偿存在认识不足。而且，民事损害赔偿系周××在未进行伤残等级鉴定的情况下与谢××调解达成，赔偿金额可能低于工伤保险赔偿金额。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劳动者享有的法定权利，东莞市政府仅以周祖华签订调解协议并领取损害赔偿款为由，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
摘要2：（续）可能损害周××的法定权利，应当予以纠正。需要说明的是，周××在认定工伤、鉴定劳动能力后，若实际获得的医疗费、损害赔偿款少于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有权要求补齐。
【注解】受伤职工通过司法调解获得损害赔偿后还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劳动者享有的法定权利，职工在认定工伤、鉴定劳动能力后，若实际获得的医疗费、损害赔偿款少于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有权要求补齐。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甬商终字第1357号
【裁判摘要】关于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涉案《协议书》约定，如东来公司不按约归还本息，则徐××已登记备案的房屋归徐××所有。此约定是一种担保权的实现方式，但约定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所禁止的流质条款性质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该规定主要是基于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考虑，防止居于优势地位的债权人牟取不当暴利，损害债务人特别是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就本案而言，虽然双方所设立的是一种非典型的担保方式，但为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及确保破产债务人东来公司的其他债权人的公平受偿之目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一种担保权实现方式也应遵循物权法有关禁止流质的原则，且《协议书》也明确签订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真实的销售行为”，故原审法院对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作出的无效确认并无不当，即在东来公司不按约归还本息情形下，徐××不能以该《商品房买卖合同》请求对方交付该合同项下的房屋。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因此，《协议书》中上述约定条款包括《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前述意义上的无效，仅是双方所设立的非典型担保行为中有关担保权实现方式的部分内容，不影响该非典型担保方式作为担保行为的其他效力，即在如东来公司不按约归还本息情形下，徐××可以通过拍卖或变卖涉案房屋的方式担保其债权的实现。
摘要2：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庆商终字第372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为担保债务履行与债权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预告登记不能产生担保物权效力，债权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而不能享有别除权——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款项，被上诉人仁和公司为此与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双方的借款提供担保，并到肇源县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了共计37套房屋的预告登记。从形式上看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实质是仁和公司为所借款项向出借人即上诉人提供的一种担保。这种担保方式已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中进行了论述，该条款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根据以上条款，本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性质是一种非典型的担保合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到肇源县房产管理部门对37套房屋办理了预告登记手续，上诉人领取了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上诉人为此主张担保合同已经进行了登记备案，且预告登记具有排斥后来其他物权变动、保存顺位及破产保护的效力，故其应在破产程序中享有别除权。本院认为，别除权是指担保权人享有就特定财产不依照破产清算程序而优先获得清偿和满足的权利，法定担保物权能在破产程序中转化为别除权。本案的担保方式虽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所认可，但并非物权法规定的法定物权种类和内容，且预告登记在权利性质上属于物权化的债权，其与别除权的基础权利即担保物权存在区别，而其预告登记的效力是否享有法定担保物权的登记备案效力，该非典型担保方式是否如法定担保物权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法律并无明文规定。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股权让与担保的债务人在清偿债务前请求法院确认其股东资格，目的在于在尚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确认对已经转让抵押物的权利，不应得到支持——让与担保作为非典型担保的一种形式，系由债务人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如让与担保不存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无效事由，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作出相应交易安排的合同有效。但如果合同约定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则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参照物权法禁止流押、流质的强制性规定，亦应认定该条款无效，但流质条款的无效并不当然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让与担保作为一种权利转移性担保，以转让标的物权利的方式达成债权担保的目的。在股权让与担保中，债务人实质为案涉股权真实权利人，债权人形式上享有股权，实质享有担保物权。本案中，股权让与担保为从合同，其主合同借款合同系双务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均应依法依约诚信履行。债务人周××、邓××既不诉请确认上述“如未履行付款义务即丧失回购权”的流担保条款无效，也未主动清偿债务，同时也没有主张应以案涉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清偿债务，而仅起诉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股东资格，目的在于在尚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确认对已经转让抵押物的权利，其诉请不应得到支持，原审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并未明确承认让与担保制度，《九民会议纪要》第７１条是在不承认让与担保的前提下解决让与担保引起的纠纷的规定，《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６８条、第６９条仅仅就让与担保问题的处理提供更加明确的规则；（２）在《民法典》未明确承认让与担保制度的情形下，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让与担保合同有效，债权人不能请求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继续履行合同将财产权利转移至债权人名下。
【解析】债权让人担保合同不具有可强制履行性。
摘要2：【注解１】《九民会议纪要》第４５条规定“当事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抵债物尚未交付债权人，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交付的，因此种情况不同于本纪要第71条规定的让与担保，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其应当根据原债权债务关系提起诉讼。经释明后当事人仍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不影响其根据原债权债务关系另行提起诉讼。”
【注解２】《民法典》关于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流押或流质条款效力、有追索权保理的规定为让与担保处理提供了法律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已经全面承认让与担保制度——《民法典》第３８８条第１款规定“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将一些非典型担保物权纳入担保制度，再将物权公示制度运用于非典型担保方式，从而尽可能消除隐形担保——（１）考虑到《民法典》已经就所有权保留买卖、融资租赁以及保留的登记及其效力作了规定，但并未规定让与担保的公示，有理由认为《民法典》并未承认让与担保；（２）当事人订立的让与担保合同均可以理解为当事人是在抵押合同或者质押合同中约定了流押或者流质条款，让与担保则是当事人根据流押或流质条款完成了财产权利变动。根据《民法典》第４０１条、第４２８条的规定，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让与担保，债权人虽然不能主张标的物所有权，但可以就标的物优先受偿；（３）有追偿权的保理中保理人在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全部权利后仍有清算的义务，可解释为清算型让与担保中的清算义务，也可以解释为保理人关于债权让与的约定无效但可在保理融资款本息和有关费用范围内就应收账款受偿，即将当事人约定的债权让与担保转化为应收账款质押。
【注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政策文件（九民会议纪要）、司法解释关于让与担保的规定和《民法典》关于流押契约和流质契约的规定，都是将作为非典型担保的让与担保转化为典型的担保物权进行处理，而未明确规定承认让与担保制度。
摘要1：解读：（１）所有权保留应认为出卖人享有的所有权仅仅具有担保买受人未支付款项的担保功能；（２）取回权标的物并非归买受人单独所有，取回权标的物扣除买受人未支付的款项以及必要费用后剩余款项应返还买受人归买受人所有。
摘要2：【注解】所有权保留之取回权并非解除买卖合同，而是出卖人行使买卖合同价款的非典型担保物权的行为。
摘要1：【裁判摘要１】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问题……综上，案涉《差额补足协议》不具备保证合同的从属性特征,广州农商银行上诉主张该协议为独立合同,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2】对方提供法定代表人面签合同的照片无须再对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关于是否应当对《差额补足协议》上中×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进行鉴定的问题。广州农商银行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其员工与中×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周××面签《差额补足协议》的多张照片，上面清晰显示了周××代表中×公司签署《差额补足协议》的过程。即使周××未在《差额补足协议》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周××在该协议上的签字是真实的，仍然应当视为周××代表中×公司与广州农商银行签署该协议。因此，在中×公司未能举证推翻上述照片真实性的情况下，其申请对《差额补足协议》上该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缺乏必要性，一审法院对其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未经公司决议程序的差补协议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对外提供非典型担保的情形是否应当适用上述规定，立法未予明确。但根据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与本案相关事实，广东高院认为不足以认定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符合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第一，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担保行为涉及公司以及股东的重大利益，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作出的对外担保行为必须以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具体到本案，案涉《差额补足协议》对于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是纯负担合同，本案没有其他证据显示该三公司具有签订该协议的合理原因。因此，在对公司与股东利益的影响上，差额补足义务与担保责任是一致的，要求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应当经公司机关决议，符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适用范围进行目的性扩张的法律解释方法，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要求。第二，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该三公司均为上市公司。
摘要2：（续）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较封闭公司更高，法定代表人的道德风险更大，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监督的成本很高。而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应当符合公开披露的要求在三公司均未对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的事项予以公告的情况下要求广州农商银行作为纯获利益的一方，在签订协议时负有甄别三公司法定代表人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真实意思的注意义务，并未不合理地加重其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广州农商银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注意义务，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情形，因此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对三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理据充分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条，合同不成立时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应当参照上述规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就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该三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负有选任监督的责任，对其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符合当时的司法实践与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就广州农商银行而言，其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三公司签约代表人的权限进行审核的成本较低，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过错程度较大。一审判令广州农商银行及中×公司等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与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不符，应予调整。因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系各自独立与广州农商银行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相互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不符合共同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应当分别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根据各当事方的过错程度，广东高院酌定××公司、中×公司分别在95140万元（3171333333.33元×30%）的范围内对华翔公司不能清偿的案涉债务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企业间以担保为目的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
——企业间为担保借贷合同而签订的租赁合同不宜认定无效
【裁判要旨】企业间借贷行为，如不存在企业以放贷为主营业务且以此为企业主要利润来源的方式，以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等情形，应认定为借贷行为有效。对以签订租赁合同作为企业间借贷行为担保的新型担保形式，不宜否定此类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效力。
摘要2：【来源：《人民法院报》 2016年12月22日第6版：案例精选】
摘要1：解读：对以签订租赁合同作为企业间借贷行为担保的新型担保形式，不宜否定此类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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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作为借款担保，不能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排除执行——上述约定表明，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时，集洲房开公司与吴××之间的真实意思并非以转移房屋所有权为目的，而是通过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确保集洲房开公司能够全部返还购房款、违约金及违约滞纳金，在集洲房开公司不能履行还款义务时，吴××以取得房屋所有权受偿。吴××与集洲房开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符合非典型担保的法律特征。从《交房协议》内容看，双方仅约定了集洲房开公司两日内交房并支付逾期违约金，并未对主债务进行结算。《交房协议》仍系履行非典型担保的具体安排，集洲房开公司依据《交房协议》移交案涉房屋并未改变《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的非典型担保性质。吴××关于《交房协议》经过了双方重新协商和对账，确定了集洲房开公司欠付的本息总额、非典型性担保关系转变成了真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吴××与集洲房开公司之间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并无不当。因吴××不是真实的购房人，不属于法律、司法解释所保护的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人，故吴××关于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要件的主张，本院不再审查。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