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06号
【裁判摘要】关于案涉《勘察设计及设备采购总承包合同》解除原因及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问题。2006年12月20日，腾龙芳烃公司与中南设计院签订《勘察设计及设备采购总承包合同》，后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厦门市人民政府宣布缓建案涉项目，国家相关部委批准案涉项目迁址建设，该事件属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一审法院认定该事件构成情势变更，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6号
【裁判要旨】房屋价格较大幅度的上涨虽然可能超出当事人的预见，但仍属于正常商业风险，不应以此为由调整交易价格。
【裁判摘要】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义务，变更合同约定须经当事人协商一致，或是具备法定事由时由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本案租售合同包含有租赁和买卖两重法律关系，其中买卖关系约定于合同签订四年后履行，期间房屋市场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约定到期，市场价格高出约定价格近三倍，属于合同订立后出现的重大变化。对此，双方当事人并未能通过协商予以变更，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主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请求变更合同的条件为，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本案中房屋价格较大幅度的上涨虽然可能超出当事人的预见，但仍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故以房屋价格出现较大上涨、继续履行显失公平为由主张调整交易价格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合同对违约责任的约定并非赋予邵某某任意解约权，而依据安某对履行合同所持态度、所做准备及履行合同后其所能获得利益等情况，应确认安某未违约，一审对邵某某解约通知不产生解除合同效力的认定亦无不当，合同应继续履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07号
【裁判要旨】有关征收及拆迁行为是由政府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强制行为，符合不可预见性、不可避免性、不可克服性等不可抗力的基本特征，不能归责于双方当事人。
【摘要】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是由而解除合同，装饰装修残值之外的其他损失也可适用公平原则由双方分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合同解除时，双方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导致合同解除的，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由双方按照公平原则分担”，即在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而解除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公平原则分担损失，虽然该条款针对的是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但公平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装饰装修残值损失之外的其他损失，亦适用公平原则判令作为受益人的洪山村委会、三鸿公司予以补偿，符合上述法律原则和规定的精神。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79号
【裁判要旨】双方的前期履行行为均不符合出让合同约定，构成双方违约，但双方均未依据合同约定追究对方的违约金责任，而是采取变更合同、继续履行的方式填补损害、实现合同目的，受让人追究出让人迟延交付的违约责任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裁判摘要1】《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违约责任兼顾填补损害和惩罚违约双重功能，法定的几种违约责任方式可以择一适用，也可以同时适用，但以达到填补损害、惩罚违约的目的以及不超过当事人合理预见范围为限度。本案中，大连市国土局和富泰公司的前期履行行为均不符合《出让合同》的约定，构成双方违约，但双方均未依据合同约定追究对方的违约金责任，而是采取变更合同、继续履行的方式填补损害、实现合同目的。大连市国土局按《补充合同》约定履行了交付净地义务，使得富泰公司获得B区地块项目开发的合同目的得以实现；而富泰公司至今未完成A、C区地块的拆迁和项目开发，也客观上影响了政府对A、C区地块的土地收益以及项目规划的实现。案涉土地出让合同属于双务合同，权利义务应对等，在富泰公司未全面完成己方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该公司追究大连市国土局迟延交付净地的违约责任，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2】大连市国土局应否向富泰公司返还因逾期交付导致土地使用年限减少相应的土地出让金——本院认为，富泰公司受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目的系进行房地产项目的开发销售，土地使用权最终要分割转让给购买房地产的消费者，富泰公司所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也将通过房地产买卖转由购买房地产的消费者承担。大连市国土局已按《补充合同》约定履行了交付B区地块的合同义务，富泰公司取得了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完成该地块的开发销售，该地块项下的国有土地将随其上附着的房屋分割成若干独立单元，形成分别的土地使用权而为购买房屋的消费者享有，消费者支付的购房款中包含了70年土地使用权的对价，富泰公司不承担土地使用年限减少的损失，其无权向土地出让人主张返还相应的土地出让金。
摘要2：
摘要1：——无权处分共有房产致买卖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
【裁判要旨】夫妻一方以自己名义转让登记在自己名下的共有房屋，配偶明确表示不同意转让，经审理房屋买卖合同不存在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法院应认定有效，但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的，不应予以支持。法院应释明买受人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善意买受人有权要求出卖人承担包括赔偿房屋差价损失在内的违约责任。计算房屋差价损失时，应综合考虑出卖人的可预见程度和买受人对诉讼结果的合理预期，以不同意一方配偶到庭作出拒绝转让房屋之表示的时间为节点计算房屋差价损失，因诉讼持续而扩大的损失，买受人应自行承担。
【案号】一审：（2014）朝民初字第2763号；二审：（2016）京03民终716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084号
【裁判要旨】买受人预期违约，出卖人要求继续履行，若房屋买卖合同不存在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买受人应当继续履行。
【摘要1】政府审批行为不属于不可抗力——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规划局出具规划意见的行为不属于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刘某拟开发的昆仑御苑开发项目为商业性开发，其中的广场用地应属商业开发的配套项目，规划设计变更均需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刘某作为开发商应当具备了解拟开发土地规划变更的经验和能力，而政府部门的批复是一种行政行为，并非临时决定，不具备突发性，一定程度上可以预见，故政府审批行为不属于不可抗力，即使政府规划行为对于刘贵开发房地产造成一定影响，也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的范畴，刘某以发生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但是该规定主要是指一方当事人发生上述情况时，对方当事人享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虽然刘某已经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并且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继续支付购房款的义务，但金港湾公司和杨某并不认可，且在诉讼中提出了反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刘某应当支付剩余购房款项。经审查，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故原判决责令刘某继续履行合同，向金港湾公司和杨某支付剩余购房款，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申738号
【裁判要旨】房屋买卖浩特签订时房屋被查封，至解除查封时房屋价格发生巨大变化且买受人丧失购房资格的，因签订合同时买受人具有购房资格且出卖人未在查封期间主张解除合同对房屋价格变动具有一定的预期的，房屋买卖合同继续履行。
【裁判摘要】《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系2009年3月3日签订，因当时北京市尚未出台限购政策，冷洪岗当时具有购房资格，故编号为c95084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网上签约行为的效力并不影响本案《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其次，虽然自签订《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至房屋被解除查封，房屋价格变动极大，但期间田泽强可以采取要求解除合同等方式避免将来继续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且田泽强之妻代其出具《承诺书》时已经对房价变动有一定预期。故田泽强以继续履行合同明显不公平、造成不公平的原因是田泽强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且不属于商业风险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2民终11150号
【裁判要旨】房屋买卖合同中对首付款及解押时间约定冲突，导致解押款支付约定不明的，买受人在磋商中为履约作出的退让性表示不宜作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依据。
【裁判摘要】首先，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宣某某一方第一次支付购房款的期限为“网签后一个工作日，且2016年10月15日前”，该约定为第一次款项的支付设定了两个条件，即网签后一个工作日及2016年10月15日前，上述两个条件看似并不冲突，但因涉案房屋存在抵押，按照行政主管部门的交易流程必须先解除抵押才能办理网签，而双方并未就解押款项由何方负担进行约定，并就此产生争议；其次，双方在争议产生后，虽多次磋商，但均没有达成补充协议，现各方对争议所持意见仅能通过录音证据予以考量，从录音中可以看出宣某某、王某虽对我爱我家公司人员所述应在2016年10月15日前支付第一笔首付款有表示同意的言语，但同时也有就合同约定不明确的部分提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并确定违约责任的要求，故仅依据该项表示，本院难以认定买卖双方在争议发生前就第一笔首付款曾有2016年10月15日前支付的约定；再次，2016年10月15日后，宣某某方与戴某某方亦曾多次接触就合同的履行继续协商，宣某某方表示了希望继续履行的愿望，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从中可以看出双方对合同的解除都产生了一定的预见，宣某某方为求得继续履行在录音中做出的退让性表示，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宜作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依据。综上，本院认定涉案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对首付款支付及解除抵押问题约定不明，且双方无法就此达成补充协议亦无法依据其他合同条款和交易习惯予以确认，是致使合同未能履行的根本原因，宣某某、王某对此不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其支付违约金有误。现，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判决宣某某、王某与戴某某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及其补充协议解除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不予再行审查，对一审法院判决宣某某、王某支付违约金的判项予以撤销。
摘要2：【解读】合同约定不明，房屋买受人在磋商中国为履约作出的退让性表示不宜作为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依据。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90号
【裁判要旨】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以贷款方式付款，因国家政策变化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解除合同并不承担违约责任。
【裁判摘要】鉴于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曹买卖对于银行贷款政策的变化是可预见的，因此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以担保贷款方式付款、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款本金及其利息或者定金返还买受人。”同时，根据本案案情，涉案房屋的按揭贷款手续尚未办理，按揭相关费用未实际发生，因此，曹买卖主张解除涉案的《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由协力公司返还其购房款78994元及利息，由永信公司返还购房契税款5850元、律师代办按揭费820元，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同理，协力公司主张曹买卖支付违约金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答：对于你所提及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比较普遍。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在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出卖人拒绝履行合同，导致买受人需要另行购买相类似的房屋，则其需要支付的另行购房成本就同其之前签约的购房成本之间存在明显的价值之差，此种房屋差价是由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造成的，可以作为守约方所遭受的损失。
至于你所提及的问题，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已经约定了固定违约金的情况下，能否判决违约方承担房屋差价的违约责任，则涉及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问题。对此，属于事实认定问题，应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加以处理。当然，如果人民法院能够认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则可以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违约金予以调整，以房屋差价作为非违约方的损失，由违约方对你予以赔偿。
摘要2：
摘要1：——变更抚养费应符合法定条件
【裁判要旨】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故子女要求增加抚养费的，应重点审查何为法律规定的“必要时”的前提条件，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8条所列3种情形加以判断。对于夫妻双方经人民法院调解协议离婚，并就子女抚养等问题已经在协议中加以明确，子女短期内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子女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不增加抚养费将导致子女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的，均应尊重先前裁判的既判力，不应轻易变更。
【案号】一审：（2014）东陵少民初字第00105号；二审：（2014）沈中少民终字第00144号
摘要2：【提示】自行抚养子女一方变更抚养费的，应符合法定条件——抚养问题已在法院调解离婚协议中明确的，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在法定情形，否则，增加抚养费诉请不应支持。
【裁判要旨】
①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判断未抚养子女一方是否应支付抚养费，应着重审查何为“必要时”。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8条规定了3种情形：
A.原定抚育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
B.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的；
C.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的。本案父、母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约定女儿由母自行抚养，并就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作出明显有利于母方约定。双方离婚不满一年，女即诉请支付抚养费，但在法院审理期间，其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③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民事行为后果有足够认知能力，对自行抚养女儿可能带来的经济负担，应有足够预见和判断，其在离婚调解协议中自愿与父约定自行抚养女儿，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足以表明其愿意承担独自抚养女儿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裁判规则】夫妻双方经法院调解离婚，并就子女抚养问题已在协议中明确的，子女短期内诉请增加抚养费，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子女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均应尊重先前裁判既判力，不应轻易变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民申字第1622号
【裁判要旨】采矿权拍卖公告载明的资源储量与实际情况不符，但出让人已事先进行风险提示的，受让人无权以此为由请求解除采矿权出让合同返还出让价款并赔偿损失。
【裁判摘要】冕宁县国土资源局采矿权拍卖挂牌出让公告上明确说明“以上采矿权范围内由有资质地勘单位作过地质勘查或资源储量核实工作，但因地勘工作程度较低，仍存在一定风险，竞买人应仔细研阅拍卖文件、踏勘现场，自行承担竞买及采矿风险。”由此可知，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在拍卖伊始就已经明确说明了采矿权竞买的风险，并声明不对竞买和采矿风险承担责任，亦即不对拍卖标的矿山提供担保。因此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已经进行了风险提示，且该公告中明确载明了竞买冕宁县拖乌玛什斤硅石矿的详细竞买信息，即出让面积为0.061平方千米，保有量332+333资源量为3.4万吨。这与周某甲、周某乙其后进行的鉴定存在不符的情形。但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已经明确说明地勘工作程度较低，开采存在风险，周某甲、周某乙应该仔细阅读拍卖文件，实地勘察现场。本院认为，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定周某甲、周某乙在明确知悉其竞买的标的只有初步勘探，事实可能与初步勘探不符的情况下，自愿承担竞买所带来的商业风险，并高价购得涉案矿山。购得矿山后的具体情况与拍卖时不符，为其可以预见范围内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对于周某甲、周某乙认为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风险提示无效，凉山州国土资源局不能免责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99号
【提示】隐名股东是否可以阻却其他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执行行为？
【裁判要旨】股权代持的风险不应由债权人负担，债权人对名义股东的财产判断只能通过外部信息，股权信息是可获得的，但代持关系却无从得知，属于债权人无法预见的风险，不能苛求债权人尽此查询义务，风险分担上应向保护债权人倾斜。此外，实际出资人既然选择隐名，固有其商业利益考虑，既然通过代持关系获得了这种商业上的利益，或者在显名的情形下不能获得的利益，则也必须承担此种代持所带来的固有风险。
摘要2：
摘要1：解答：鉴定人出庭费用预见在当事人在收到鉴定人的书面答复后仍有异议后，不预交视为放弃异议，双方均有异议分摊预交。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怀中民一终字第607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水木天成”项目，属于商业行为，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公司在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时应当能够预见相应的风险，《房屋认购协议》系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制定的格式合同，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没有获得开发用地，导致项目开发未成，不属于法律规定情势变更的情形。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主张因政府行为致使项目搁浅，不能归责于上诉人，缺乏事实依据。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双倍返还定金。
摘要2：
摘要1：——合同解释方法的适用标准与裁判规则
【裁判要旨】受预见能力、语言表达、利益维护等因素影响，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具体条款和用语产生争议，需要法官通过合同解释予以明确。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基础上，应对各类解释方法进行分析，了解其不同功能和价值，确定相互之间的逻辑运用关系。对争议条款的合同解释，应以合同所使用词句所表达的文义解释为基础，结合合同文本的相关条款，通过整体解释明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借助合同目的解释进行判断印证，同时还要以交易习惯、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等确定争议条款的真实含义，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确保公平合理地认定合同内容。
【案号】一审：(2014)深中法涉外初字第111号；二审：(2016)粤民终1553号；再审审查：(2017)最高法民申1408号；再审：(2017)最高法民再370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04民终379号
【裁判摘要】黔江供电公司在京百实业公司的“罗家坝生态农业园”内架设电力设施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落实国家的农用电设施改造政策，满足当地数百户农户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而这种需求主要体现为生存需求；并且，其架设的电力设施已经通电使用，而这种连续性的生存需求在已获得持续性满足时不能随意断绝；况且，京百实业公司对该园区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毕竟系当地农户让渡获得，而受让农用地的农业生产企业还是应当满足当地农户必要的最低限度的需求。因此，尽管黔江供电公司在该园区架设线路的行为，已经对其现实的生产造成了实际损失，并给将来的发展造成了可预见的不良影响，但是，鉴于这种损失和影响按照普通人的标准判断属于可承受的范围，京百实业公司仍然应当容忍，并给予必要的便利。由此可见，原判驳回京百实业主张拆除其电力设施的请求，并无不妥。当然，黔江供电公司架设线路的行为对京百实业公司造成的损失，京百实业公司可另行主张补偿。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24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的共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款项分配属其内部法律关系。
【裁判摘要】本案中天元公司、华新公司、康大公司和汶源公司共同作为股权转让方与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书》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作为共同转让方向青鸟公司出让兴和煤矿的100%股权，并共同接收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其在协议中并未明确各自的权利主张份额。在协议的实际履行中，亦是由四方转让主体共同指定代收代分配人，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并未按照四方主体的股权比例分别支付股权转让款。四方股权转让主体系作为权利共同体主张权利，现汶源公司已经注销，其诉讼主体资格已经丧失，由其清算义务人徐某、姜某某和其他三方股权转让主体诉请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价款并无不当。至于共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款项分配亦属其内部法律关系，不影响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向该权利共同体承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533号
【解读１】股权受让人不能证明转让人虚构隐瞒公司实际情况的，不得以转让人严重违约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解除合同。
【摘要】所谓情势变更，系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发生重大变化而使合同的基础动摇或者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会显失公平，因此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则。通常而言，情势变更的适用需具备以下几项要素：1、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即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确实发生变化。2、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3、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即由除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意外事故所引起。4、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5、须情势变更使履行原合同显失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提出情势变更的事由系因兴和煤矿所在区域不再进行煤矿改扩建工作的审批，因政策原因导致其年产120万吨/年的改扩建目的不能实现。而从查明的事实可知，2011年11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即已下发了《关于对硫磺沟矿区和南山景区煤矿进行综合整治的通知》（新政函[2011]312号），该时点早于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时，表明在合同成立之前，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所主张的情势变更事由已经出现。且如前所析，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股权转让方刻意隐瞒相关政策性文件，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亦具备获知该政策规定的能力和途径。既然该事由出现在合同订立之前，就并非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亦表明其知晓可能产生的相应风险，并自愿予以承担。
【解读２】受让人主动的情势变更事由在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前已经存在，不能证明转让人隐瞒相关情况不应解除合同。
摘要1：【裁判要点】
1.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存在一定界限。首先，以保险人“询问”为限。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以保险人询问为前提，以保险人询问的事项为限。其次，以投保人“明知”为限。投保人“明知”应同时具备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要件，客观上应明确是否存在应当告知的重要事项（被保险人是否患有保险人询问的疾病），主观上应明确投保人是否实际知晓该重要事项。
2.保险人作为设计相应险种的专业机构，应当预见相应险种所针对的受众对所涉险种的相关知识存在认知上的不足，在承保之时应进行诚信询问并通过前置健康体检筛查等方式尽到审慎核保义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87号
【裁判摘要１】新光集团主张本案适用情势变更的主要依据是安徽省人民政府与淮北市人民政府签订的《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目标责任书》、杜集区人民政府《关于金石公司矿井关闭退出的批复》和《关于依法推进淮北金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关闭退出工作的实施意见》，但上述三份文件均形成于2016年，在案涉股权转让完成四年之后。．．．．．．新光集团作为从事煤矿经营的企业对于经营煤矿的商业风险应有所了解，其所提出的国家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变化，并不属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情形，而是新光集团受让金石公司股权后在经营过程中的商业风险。
【裁判摘要２】新光集团主张因转让金石公司股权所涉及的石台煤矿储量和采矿权价值与实际情况存在巨大差距，淮北矿业集团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故新光集团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现淮北矿业集团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已将其持有的金石公司股权变更至新光集团名下，履行完毕其合同义务。新光集团仅以煤炭储量发生变化为由拒绝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有关先履行抗辩的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新光集团所主张的享有先履行抗辩的理由不能成立，并据此依据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判决新光集团给付淮北矿业集团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国家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
摘要1：【案号】广州海事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广海法初字第288号
【裁判摘要】《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解除合同，但并未规定不可抗力具体包括什么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一般而言，自然灾害、战争、社会异常事件及政府行为等被认为属于不可抗力。本案租赁合同的标的物是国家划拨的土地，被告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湛江市政府回收土地导致租赁合同无法履行，该情形属于因政府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301号
【裁判要旨】土地转让方根本违约导致受让方不能取得土地应赔偿受让方土地溢价损失——土地转让方根本违约导致受让方不能取得土地，根据《合同法》第１１３条规定，应赔偿受让方损失，赔偿损失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预期利益（即土地溢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所规定的违约损害赔偿，系填补因一方违约行为而给对方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本案中，艺术学院一地二卖的差价即土地溢价，不仅仅是艺术学院可预见的损失，而且已经现实地确定。故原判决判令艺术学院应当向左右公司赔偿土地溢价损失并无不当。《联合开发合同》第五条第一款所约定的“全部损失”与上述合同法中违约损失的含义并无不同。艺术学院有关合同中的“全部损失”仅指实际损失的认识，系对合同的错误理解。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民商事主审法官会议纪要（第1卷）
01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利息不应得到支持、不宜轻易以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财产不明为由认定抵押合同不成立——法律问题一合同的违约责任条款不仅约定了违约金，还约定了如违约方未在约定期限内支付违约金须另行支付违约金的利息，合同当事人依据该约定主张违约金利息，是否应予支持——法律问题二《抵押担保合同》虽未列明抵押物的具体名称和位置，但根据相关资料可以明确抵押物的范围，是否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以抵押合同对抵押财产约定不明为由认定抵押不成立；02认定合同是否解除不应拘泥于当事人明确提出该诉讼请求，预见合同履行不能则无权主张可得利益损失——法律问题一当事人未明确提出解除合同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径行认定合同解除，并判令当事人承担合同解除的相应责任——法律问题二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经预见合同履行不能，其是否有权向违约方主张可得利益损失；03破产程序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影响——法律问题破产程序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影响及本案再审终结诉讼的审理路径；04对合同性质应结合在案证据予以综合判断——法律问题案涉合同条款性质和效力的判定；05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当事人之间对内部责任的划分对承包人不具有约束力——法律问题受让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部分区域开发经营权的受让方是否应与转让方对整个项目的工程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06不动产买受人所享有足以排除执行之民事权益的认定——法律问题在连续交易不动产但均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形下，如果被执行人及其后手均主张自己因生效法律文书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而最终交易方已向其前手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不动产，此时最终交易方作为案外人所提出排除执行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07另案查封之后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的能否排除执行——法律问题另案查封之后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的能否排除执行；08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的认定——法律问题甲银行是否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09债权人请求涂销抵押登记的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法律问题乙银行作为一般债权人，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能否请求涂销抵押登记；10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出租——法律问题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能否出租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
摘要2：（续）11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的过错认定与责任——法律问题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的过错认定与责任；12合同标的物已使用情形下，购买人提出产品质量异议的认定——法律问题买卖合同标的物虽存在质量瑕疵，但已投入使用且产出产品合格，买方以质量问题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并请求承担违约责任，应否予以支持；13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起诉条件的认定——法律问题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起诉条件的审查判断；14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案件不应径行判令被挪用资金的最终受让人承担返还责任——法律问题刑事案件仅认定了被挪用资金的走向和资金的最终受让人（案外人），民事案件中是否可以径行判令资金最终受让人返还该笔资金；15对当事人就再审裁判提出申诉的处理——法律问题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案件再审后，当事人进行申诉的，是否予以正式立案审审查；16公文书证真实性的证明责任——法律问题公文书证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人民法院如何审核认定公文书证的真实性；17在承包人与发包人约定以银行贷款走账的情形下，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认定——法律问题承包人与发包人约定以银行贷款走账，承包人是否因此丧失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18再审审查中发现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处理——法律问题再审审查中发现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如何处理；19恶意串通行为之认定——法律问题恶意串通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理解和把握；20绝对控股股东以法定代表人名义撤回对外投资的效力及责任承担——法律问题绝对控股股东以法定代表人名义撤回对外投资的效力及责任承担；21共同抵押中对各项抵押财产担保债权数额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法律问题按份共同抵押的认定问题——可否根据《抵押合同》所附《抵押财产清单》确定共同抵押人应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22虚增诉讼标的规避级别管辖的处理——法律问题虚增诉讼标的规避级别管辖的应如何处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21号
【裁判摘要】裁判基准时｜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一般只能以行为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为标准——行政行为作出、被诉请人民法院审查、人民法院对其合法性作出裁判，必然存在时间间隔，以上述不同时间作为裁判基准时，将可能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得出不同结论。一般而言，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根据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作出的，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一般也只能以该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为标准，而不能以所依据的事实、证据或法律发生变更为由，认定原行政行为合法亦或违法。否则，将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有损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当然，基于行政行为性质的不同，行政诉讼的裁判基准时也相应有所区别。但是，对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已于行为作出时确定并实现的，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就仅与处分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有关，而不能以行政机关当时无法预见到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作为认定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依据。
摘要2：【摘要】本案中，根据原浙江省杭州市房产管理局杭房拆许字〔2006〕第03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案涉房屋已被列入拆迁范围，因拆迁双方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原浙江省杭州市房产管理局作出《24号裁决书》，杭州市政府以此为前提作出《8号决定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8号决定书》作出后，案涉房屋也已于2008年5月22日被强制拆除。因此，对《8号决定书》是否合法，只能根据该决定书作出当时的情形作出判断，即便此后《24号裁决书》被依法撤销，也不能仅以该撤销的事实，否定杭州市政府当时作出《8号决定书》的合法性。因此，再审申请人陈某某、张某某认为《24号裁决书》被撤销后将导致《8号决定书》违法，于法无据。．．．．．．再审申请人陈某某、张某某通过主张《8号决定书》违法进而主张杭州市政府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不符合上述规定，不具备相关起诉条件。因此，一审裁定驳回陈某某、张某某的起诉，二审裁定驳回其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30号
【裁判摘要】以不属于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的情形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书》时对协议项下地块区域尚没有取得旧城改造批复的事实属于明知，对该地块上房屋是否能够被征收以及所涉土地能否进行出让处于不确定状态亦属明知，在此情形下双方签订《协议书》，对协议约定地块及房屋因征收及土地出让等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给案涉协议的履行可能带来的风险应该有预见。2016年《安居工程会议纪要》相比2013年《安居工程会议纪要》确定的案涉地块区域范围虽然有所扩大，但因双方签订协议时所涉旧城改造区域尚未确定，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作出征收决定，故应认定2016年该旧城改造区域范围较2013年发生的变化未超出双方应该预见的风险范畴，不符合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情形。物资公司、大连中海公司以此为由主张本案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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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22号
【裁判要旨】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将其适用情形与正常商业风险相区分。
【裁判摘要】《投资建厂加工球团矿合同》中约定球团矿标准用量也反映双方对钢材市场需求变化的预判，翼钢公司作为专业的冶炼企业应当知晓在双方20年的合作期内钢材市场需求变化并将影响球团矿的使用数量，钢材价格下跌、需求不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的情形，翼钢公司关于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28号
【裁判摘要】政策文件并未使合同履行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之规定，适用情势变更应具备的条件包括：有情势变更的事实即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如果继续维持合同效力，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本案中，各被告在诉讼期间提交的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其内容旨在“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并未具体涉及对有关石油企业的政策调整。各被告在诉讼期间提交的《辽宁银监局办公室关于辖区内银行机构建立债权人委员会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主要内容是“为落实银监会关于建立债权人委员会的部署和要求，……确保债权人委员会各成员步调一致…”而制定的，并提出要“切实加强金融债权管理，加大辽宁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力度”，亦未提到对相关石油企业的支持措施。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案的合同履行中已发生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重大变化”。其次，本案所涉合同为《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法律关系为借款及担保法律关系，盛京银行民主支行作为出借人出借款项，石化物资公司、沈阳中油物资公司、天津钢管公司、上海中油公司作为借款人和担保人，对所借款项偿还贷款本息及承担担保责任，权利义务对等，并不存在明显不公平的情形。因此，本案各被告主张本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03号
【裁判摘要】天龙公司主张本案发生了南坪东环高架路穿过该地块、政府规划调整、南坪街道办事处搬迁滞后等事由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储备用地”等客观情况，属于“情势变更”情形，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本案中合同无法履行的直接原因是天龙公司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而天龙公司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直接原因是其未按时缴纳土地出让金。虽然本案客观上也存在南坪东环高架路穿过该地块、政府规划调整等影响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但并不是合同不能履行的直接和根本原因。上述原因属于合同之外第三人的原因，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情形，不能成为天龙公司的免责事由。因此，天龙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天龙公司与政府之间发生的影响合同履行的事由，应由其与政府另行协商解决，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7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明知《资产转让协议》签订前政府已将部分矿区划入饮水水源保护区范围，案涉煤矿位于水源保护区不属于情势变更——太原煤运公司上诉还主张案涉煤矿位于水源保护区无法开发属于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合同履行不能。经查，在案涉《资产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2009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即已下发文件，将麻地湾煤矿和黑山岔煤矿部分矿区划入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太原煤运公司明知案涉煤矿违约水源保护区，仍与麻地湾煤矿、安泰隆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故案涉煤矿位于水源保护区不属于合同签订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之客观情形，不属于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8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42号
【裁判摘要】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应由当事人提出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必须严格区分情势的重大变化与正常市场风险，并应由当事人提出请求。煤炭市场不景气以及价格涨跌属于正常商业风险，对此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均应当预见。且刘某某与瑞丰煤矿均未以情势变更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并同时上诉主张本案不属于情势变更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关于刘某某解除合同的实际原因是因为现在煤炭市场不景气，并非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实现，鉴于刘某某已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双方所签《煤矿治理项目转让协议书》由于情势变更予以解除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65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