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建制运营特征及其法律关系分析
摘要1：【摘要】“代建制”作为市场细分的结果，一方面，政府委托代建的项目基本上集中在社会公益性建设项目领域，这将真正体现政府遵循市场规则，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职能转变要求；另一方面，政府行为的示范效应必将鼓励更多私人或多元化主体的投资项目采用此种运作模式，从而进一步扩大市场容量，为更多代建企业提供市场需求。厘清委托人与代建人以及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供求双方提供基本的游戏规则，无疑有利于降低和避免各方博弈中的风险。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偿还任务尚未落实的企业破产申请问题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偿还任务尚未落实的企业破产申请问题的通知（法〔2009〕389号）
【摘要】
自2007年6月1日起，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或转贷款的有关企业申请或者被申请破产的，人民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受理。
上述企业在2007年6月1日之前已签署转贷协议但偿还任务尚未落实的，应继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法发〔1997〕2号）第三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法发〔1997〕2号文件第三条应注意的问题的通知》（法函〔1998〕74号）的有关规定。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法发［１９９７］２号）【失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关于当前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应注意的问题的通知
【解读】
①最高人民法院法发［１９９７］２号第3条和法函〔1998〕74号文规定，借用外国政府贷款的企业或转贷款偿还任务尚未落实的企业，因属于政府的外债，其借入和转贷过程均为政府行为，由政府承担最终还款责任，故不论项目单位是何种性质的企业，在偿还此类任务尚未落实前，人民法院暂不受理其破产申请，也暂不受理债权人申请破产案件。
②2009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法〔2009〕389号对于人民法院受理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偿还任务尚未落实的企业破产条件进行了调整，按新的破产法生效时间进行划段调整，最终形成“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处理原则。
【注解】以新的破产法生效时间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为界限：（１）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之前，已经签署转贷协议但偿还任务尚未落实的，不受理破产申请；（２）自2007年6月1日起，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或转贷款的有关企业申请或者被申请破产的，法院应依照《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受理。
高某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村民委员会主任在村自行修建道路中收受他人贿赂的如何定性
摘要1：[第958号]高某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村民委员会主任在村自行修建道路中收受他人贿赂的如何定性
【裁判要旨】该工程系在村农民集体土地上进行的公共建设项目，县、镇政府虽然有经费补贴，但该工程建设仍属村民自治范畴的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村民委员会主任组织实施该公路硬化工程，是具体履行村民委员会对村集体事务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职责，不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在村自行修建道路中收受他人贿赂的，应以非法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
摘要2：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07）浦民一初字第273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宁终字号432号
摘要1：【问题提示】开发商因政府部门变更规划而未履行在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义务应否承担民事违约责任？
【要点提示】开发商因政府部门变更规划，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没有按照原先与业主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义务，其行为虽具有行政上的原因，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民事行为的违约性，开发商对此行为仍应承担民事违约责任。
【案例索引】一审：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07）浦民一初字第273号（2007年2月28日）；二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宁终字号432号（2007年5月31日）
摘要2：
试论政府行为可否成为违约方免责的屏障
摘要1：【摘要】在民事合同违约纠纷案中，不少违约的起因是政府行为，如各地政府相继出台的“限购令”，导致不少二次或二次以上购房者的房屋买卖合同面临违约的境况，又如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导致一方合同义务无法履行。司法实践中，如果合同中不存在政府行为属于免责事由的免责条款，那么，政府抽象行政行为一般都会被认定为不可抗力，而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为不可抗力时需要个案而论。
摘要2：
【笔记】因政府行为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是否构成违约责任？
摘要1：【要旨】（１）抽象行政行为一般属于不可抗力，不构成违约责任。（２）政府合法的行政征收行为属于不可抗力，不构成违约责任。（３）行政处罚不属于不可抗力，但因行政处罚而执行政府决定不履行合同不构成违约责任。（４）开发商因政府部门变更规划导致无法履行合同的，属于因第三人原因导致无法履行合同，而不属于不可抗力，开发商仍应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解读】审判实践中，判断政府行为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应当看两个方面：（１）政府行为是否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２）政府行为是否确实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了实质影响。只有符合以上两个条件，才能认定政府行为构成不可抗力。——《政府行为如果不构成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四川省攀枝花科技有限公司诉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例分析》，载《商事审判指导》（总第47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92页。
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怀中民一终字第607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怀中民一终字第607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水木天成”项目，属于商业行为，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公司在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时应当能够预见相应的风险，《房屋认购协议》系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制定的格式合同，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没有获得开发用地，导致项目开发未成，不属于法律规定情势变更的情形。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主张因政府行为致使项目搁浅，不能归责于上诉人，缺乏事实依据。湖南海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双倍返还定金。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4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40号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容积率是指一定地块内，总建筑面积与建筑用地面积的比值。容积率的调整需依赖于政府行为，并非当事人能够控制，即使案涉地块规划发生变化，容积率仍需要向规划部门申请变更才有可能产生变更的结果。．．．．．．从牟某某受让贵州财浪公司股权及项目价款看，牟某某受让案涉项目目的是进行房地产开发，容积率的大小与其需支付的合同价款有必然的联系。而贵州财浪公司股权和项目转让费是贵州财浪公司和项目现状转让的包干价，双方当事人签订《转让合同》时案涉地块的容积某某提交的《贵阳市城乡规划局征询土地出让主要规划指标及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筑规条字〔2016〕84号、85号）及附图载明案涉地块规划总用地面积，即规划红线范围内面积为54828㎡，牟某某以规划面积未达43000㎡为由拒绝支付转让款，依据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贵州财浪公司享有案涉项目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项目开发主体，在进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规划、开发手续当然应由贵州财浪公司负责办理，而非贵州万东公司。根据已查明事实，牟某某承担项目地块上现有的全部拆迁安置工作及相关费用。现案涉项目地块并未进行拆迁，尚不具备开工建设的条件，贵州万东公司对案涉项目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证件不存在明显过错。牟某某上诉主张案涉项目至今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证件，开发条件未成就，不应支付转让款，依据不足。本案中，贵州万东公司已配合牟映明完成贵州财浪公司60%股权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现已具备合同约定的第二批、第三批转让款支付条件。至今，牟某某仅向贵州万东公司支付2500万元，牟某某未在《转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完成支付相应转让款的义务，属迟延履行付款，一审判决据此认定牟映明构成违约，并无不当。
摘要2：
广州海事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广海法初字第288号
摘要1：【案号】广州海事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广海法初字第288号
【裁判摘要】《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解除合同，但并未规定不可抗力具体包括什么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一般而言，自然灾害、战争、社会异常事件及政府行为等被认为属于不可抗力。本案租赁合同的标的物是国家划拨的土地，被告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是湛江市政府回收土地导致租赁合同无法履行，该情形属于因政府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7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而免责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本案中，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其中要求攀钢公司在2013年6月“制定完善攀钢钛白粉厂搬迁、攀钢尾矿库闭库实施方案”。攀钢公司与攀枝花市人民政府签订《2013年环境保护工作目标责任书》的附件6载明，“攀钢钛白粉厂技改搬迁项目”，“2013年6月制定方案并启动实施，2015年2月关停现有老厂”。从上述文件来看，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为实现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总体目标，要求攀钢集团在全市环境综合整治总体目标的前提下，制定企业自身的技改搬迁方案。从目标责任书来看，攀钢公司的攀钢钛白粉厂技改搬迁的实施步骤应当是：一、制定方案；二、方案启动实施；三、关停老厂。其中方案的制定应当包括搬迁选址、搬迁补偿、人员安置、政府补偿等具体问题。上述方案制定的过程需要攀钢公司与政府协商，攀钢公司与合作企业包括攀化公司协商等。攀钢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其按目标责任书的要求于2013年6月制定完善了相应的搬迁实施方案，而是于2013年7月1日直接全面关停钛白粉厂，导致双方《合作总协议》事实上终止。这与政府文件、目标责任书的要求并不相符，也不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应当认定为攀钢集团单方擅自终止合同。因此攀钢公司关于解除《合作总协议》是因政府行为，属于不可抗力，应免除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关于其免责事由不能成立的认定，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是否构成情势变更而免责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攀钢公司没有举证证明继续履行合同会对其显失公平或存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形。
摘要2：【解读１】政府行为如果不构成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
【解读２】审判实践中，判断政府行为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应当看两个方面：（１）政府行为是否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２）政府行为是否确实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了实质影响。只有符合以上两个条件，才能认定政府行为构成不可抗力。——《政府行为如果不构成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四川省攀枝花科技有限公司诉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例分析》，载《商事审判指导》（总第47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92页。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7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71号
【裁判要旨】构成不可抗力的政府行为或者国家公权力行为应当限于超出合同双方控制范围或者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无法克服的情形。
【裁判摘要】对建峰公司主张的“政府行为或国家公权力”的理解,应符合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于涉案合同中的“政府行为或国家公权力的行为”的理解,应当与涉案合同第18条第（24）项约定的内容相适应，即应限于超出本合同双方控制范围或无法预见或无法避免或无法克服的情形，而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或国家公权力的行为均可构成涉案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否则，将导致涉案合同的履行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且，《第八次会议纪要》显示，“由于产品价格持续下滑，且设备未进行采购，醋酸及醋酸乙烯/聚乙烯醇装置停建”。此处提到的“产品价格持续下滑，且设备未进行采购”等原因均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并非当事人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或无法克服的情形。因此，一、二审判决均认定建峰公司不能继续履行涉案合同的原因不属于“不可抗力”，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9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91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效力审查范围：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包括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协议。行政协议具有两面性，既有作为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性”的一面，也有作为公私合议产物“合同性”的一面。因此，行政协议既是一种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是一种合同，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对于行政协议无效的判断，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一、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对涉案《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正是基于行政协议具有的“合同性"。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并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不过，一、二审法院忽略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对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未予审查，存有不足之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行政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襄阳市政府具有征收土地的职权，也有对被征收人予以补偿的法定职责。故，在襄阳市政府相关部门发布《征地告知书》、《听证告知书》，与村委会签订《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对房屋及附属物进行估价后，襄阳市政府委托襄阳市建投公司与喻庆年签订涉案《补偿安置协议》，并不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再审申请人主张襄阳市政府征收其土地没有征地批准文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涉案《补偿安置协议》应当无效。因本案的审查对象是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存有征地批准文件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故再审申请人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委托签订协议协议的行政机关是被告——2010年6月11日,喻××与襄阳市建投公司签订了农房征（2010）《襄樊市襄隆路改扩建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协议就被征收房屋现状、补偿安置、过渡期限及临时安置补助费、付款办法、搬迁期限、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喻××认为上述协议是其在无奈的情况下签订的，以襄阳市建投公司为被告，向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其与襄阳市建投公司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无效。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5年5月21日受理后，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2015〕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04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喻回××的起诉，主要理由是襄阳市建投公司与喻庆年签订的上述协议是受原襄樊市人民政府委托，系政府行为，该协议是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喻××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对该裁定在法定的上诉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2015年12月7日，喻××以有生效的民事裁定书为由，将襄阳市政府作为被告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喻××与襄阳市建投公司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53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537号
【裁判摘要】政府行为被认定为不可抗力应限于政府为了应对重大、突发的自然灾害、危及公共安全的各种社会事件等作出的具有宏观性应对措施，或者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作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政策调整等——通常情况下，不可抗力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一类是当事人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无论基于法律规定还是合同约定，政府行为均可能成为不可抗力的具体情形，但亦应符合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要件。换言之，应限于政府为了应对重大、突发的自然灾害、危及公共安全的各种社会事件等作出的具有宏观性应对措施，或者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作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政策调整等。如果政府出于一般社会管理需要，就社会生活中某一具体的事项作出的具体行为，并不具有社会影响的宏观性和全局性，在合同法领域则不能将该政府行为定性为不可抗力，而应属于商业风险的范畴。就本案而言，福州市人民政府出于为城市居民提供公共自行车这一社会公共产品的目的，决定与本案有关的项目立项，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该市政府后又取缔该项目。本案合同双方当事人作为商事主体，在签订合同时对此应有充分认识，并且福州市人民政府要求中止在建合同等行为，是针对场站公司、索天公司等特定主体作出的特定行为，亦不同于对社会产生普遍影响的政策性调整。因此，本案相关政府行为属于正常商业风险，并非当事人无法预见、不能避免或不能克服的情形。就双方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而言，案涉合同第13条对不可抗力的约定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一致，该条第二项列举的包含“政府行为、法律规定或其他适用的变化或者其他任何无法预见、避免或者控制的事件”在内的不可抗力情形，应理解为对不可抗力的举例说明，即该条约定的政府行为仍以符合不可抗力基本构成要件为前提。因此，原审认为场站公司主张不可抗力免责事由不成立，其应对索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笔记】政府行为能否认定为不可抗力？
摘要1：解读：（１）政府行为被认定为不可抗力应限于政府为了应对重大、突发的自然灾害、危及公共安全的各种社会事件等作出的具有宏观性应对措施，或者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作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政策调整等；（２）如果政府出于一般社会管理需要，就社会生活中某一具体的事项作出的具体行为，并不具有社会影响的宏观性和全局性，在合同法领域则不能将该政府行为定性为不可抗力，而应属于商业风险的范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09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公司股东起诉请求确认其他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不予受理|（1）其中一股东请求确认另一股东虚假出资的诉请并不构成具体的诉讼请求；（2）其中一股东起诉请求确认另一股东不享有股东资格，并未主张其与另一股东之间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其与本案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其中第一项为“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第三项为“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南塔村委会起诉提出的两项诉请为：1.确认市场开发服务中心所谓的现金投资2700万元为虚假出资；2.确认市场开发服务中心对南塔鞋城公司不享有股东资格。本院认为，在南塔村委会两项诉请中，确认市场开发服务中心虚假出资是其诉请市场开发服务中心不享有南塔鞋城公司股东资格的事实基础，并不构成具体的诉讼请求。南塔村委会与市场开发服务中心均是南塔鞋城公司登记的股东，南塔村委会起诉请求确认的是市场开发服务中心不享有南塔鞋城公司的股东资格，而不是请求确认其与南塔鞋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股东资格关系。一审庭审时，南塔村委会对其诉请解释为：按照股东名册、股东确认书等登记文件，市场开发服务中心对南塔鞋城公司是从形式上享有股东资格，但是如果经法院确认市场开发服务中心的出资为虚假出资，那么市场开发服务中心的股东资格应当丧失，故向法院提起请求。因此，南塔村委会起诉并未主张其与市场开发服务中心之间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据此，南塔村委会与本案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一审裁定认定南塔村委会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正确，二审法院认为“因此案有政府行为的介入，是行政行为主导的股权分配”，理由虽欠妥，但维持一审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判结果正确。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