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工伤条例》第14条第（三）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问题：职工在工作过程中因与他人发生口角被打伤能否认定为工伤？
摘要2：【注解１】（１）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项并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可以参考《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第16条的规定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原则进行认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反之，则应认定为工伤。（２）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对《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作适度从宽解释，不能要求“纯洁的受害人”，即只有在暴力伤害中完全无过错的受害人才能够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最高法行再68号
【注解２】当事人所遭受的暴力伤害与其履行工作职责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连续不构成工伤。——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8657号
摘要1：——当事人有关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约定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申字第593号民事裁定书
【提示】对账单本身不能构成一个履行期限不确定的、新的协议，其中约定的当事人之间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约束的内容应认定无效。
【摘要】当事人对既往交易的清算形成的对账单可以从宽解释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对账单本身不能构成一个履行期限不确定的、新的协议，对账单中约定的当事人之间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约束的内容，即使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也因因其违反《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强制性规定而认定无效。
【裁判意见】
①对账单可以从宽解释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一种表现形式；
②对账单不能构成一个履行期限不确定的、新的协议；
③对账单约定的当事人之间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约束的内容应认定无效。
【裁判要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当事人不得就诉讼时效的延长、缩短等自行约定，亦不得事先抛弃诉讼时效利益。当事人关于排除诉讼时效适用、变更时效期间或预先抛弃诉讼时效利益的约定，依法当然无效。
【裁判意见】 “若债务未得履行，则每满两年自动延续诉讼时效”的约定无效。
【争议焦点】当事人对既往交易的清算形成的对账单可以从宽解释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对账单本身不能构成一个履行期限不确定的、新的协议，对账单中约定的当事人之间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约束的内容，即使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也应因其违反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强制性规定而认定为无效。
摘要2：
摘要1：【观点】诉讼时效的规定其法理基础是督促请求权人及时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是为了惩罚怠于行使请求权的请求权人。请求权人在诉讼时效内积极向法院主张权利，其表现形式为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撤回起诉不应该视为自始未起诉，不论是否撤诉，请求权人提起诉讼的行为已经完成，其已经表明积极行使了请求权。请求权人起诉本身也即意味着其没有放弃权利，也没有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撤回起诉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暂时不行使请求权。起诉行为一旦产生即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另外，从保护权利人请求权方面来说，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应做有利于权利人的从宽解释。从宽解释，当事人在撤回起诉后诉讼时效立即中断。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具有要求还款的对账单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断；（２）缺少要求还款的对账单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摘要2：【注解１】（１）原《民法通则》第１４０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诉讼时效中断——“提出要求”解释上包括“提出确认债权”之类的意思表示而不仅仅限于“提出履行要求”；（２）《民法典》第１９５条第１项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诉讼时效中断——因此，基于《民法典》之规定，对账函应当具备“提出履行请求”才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而不能因对账等“提出请求”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
【注解２】（１）基于原《民法通则》第１４０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诉讼时效中断之规定，当事人对既往交易的清算形成的对账单可以从宽解释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一种表现形式；（２）在《民法典》第１９５条第１项，明确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诉讼时效中断之背景下，“当事人对既往交易的清算形成的对账单可以从宽解释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具有适用性。
【注解３】（１）债务人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向债权人作出抵销债务表示的，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２）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主动向债权人发函核定借款本息（并主张抵销）的行为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5号
【裁判摘要】《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前句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据此，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就会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民法通则》该条仅规定“提出要求”就会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并没有明确规定必须“提出履行要求”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主要原因是1986年制定1987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时间较短，不利于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债权。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所以该条规定，只要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提出要求”，这种要求只要具备主张债权的意思，诉讼时效就中断。“提出要求”，解释上当然包括“提出确认债权”之类的意思表示，而不仅仅限于“提出履行要求”。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民法通则》的本意。因为“提出确认债权”，当然包括了主张债权的意思，否则就没有必要确认债权。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司法实践中对《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前句规定的“提出要求”就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解释不能太严，而应从充分保护债权人的角度从宽解释。司法实践中也是一直这样把握的。
摘要2：【摘要】本案中，作为对账函件的《企业询证函》，虽系第三人博瑞会计师事务所发出，但该事项系被上诉人常乐堡矿业公司委托其进行，所发函件上加盖有上诉人常乐堡矿业公司公章，表明博瑞会计师事务所是受被上诉人常乐堡矿业公司的委托发出函件，且该函件已经送达上诉人圪针崖底村办煤矿。这一事实表明，被上诉人常乐堡矿业公司要求上诉人圪针崖底村办煤矿确认，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其欠被上诉人常乐堡矿业公司的本金为23930万元，该意思表示已经到达上诉人圪针崖底村办煤矿。虽然该函件上注明“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但发出载有欠款数额的函件，要求债务人圪针崖底村办煤矿盖章确认本身，就是债权人常乐堡矿业公司主张债权，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债权人常乐堡矿业公司会要求债务人圪针崖底村办煤矿盖章确认其债权？债权人常乐堡矿业公司委托第三人博瑞会计师事务所向债务人圪针崖底村办煤矿发出《企业询证函》，应当认定为是《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提出要求”的方式之一。由于案涉《企业询证函》系在本案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发出，上诉人圪针崖底村办煤矿已经收到，故应当认定本案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其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4年3月24日重新计算。本案被上诉人常乐堡矿业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常乐堡矿业公司所诉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正确，应予维持。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因此认定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情形为工伤需要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履行工作职责三个条件。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看，认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各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是否为“履行工作职责”是本案核心焦点。 (一)关于刘×受到暴力伤害是否因履行工作职责所致的问题。本案情形是否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关键不在于职工所受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在于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的关联性是否足以达到认定工伤的程度。根据(2015)高新刑初字第147号刑事判决书及附案询问笔录等在案证据，刘×与刘××在涉案纠纷发生前并不认识，二人并无个人恩怨。涉案伤害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刘×在工作中需使用塔吊机吊运钢材，在催促过程中与塔吊指挥人员刘××发生争执，在双方第一次争执打斗未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刘××为报复刘×返回宿舍取刀后将其刺伤。从伤害事件发生的初始因素来看，刘×是在履行其工作职责，虽然刘×处理工作纠纷的方式方法欠妥，但从客观行为上看刘×在经过第一次打斗后并无与刘××继续争执的相关表现，其在笔录中自述找刘××的目的是配合其完成工作任务，说明刘×始终具有完成工作职责的主观意愿。二人之间的争执打斗系因工作原因引起，刘××心生怨气产生犯意致刘×受伤，且前后两次争执打斗时间连续、地点均在工作场所之内，具有较为明显的连贯性。换言之，刘×的伤害后果是工作原因与刘××的故意伤害行为共同导致，其中刘××的故意伤害行为虽是直接原因，但刘×受伤与工作原因之间亦具有因果关系，不能将刘××刺伤刘×归因于私人恩怨而否认刘×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故二被申请人关于“刘×受伤系私人恩怨所致不应认定为工伤”的答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工作纠纷发生后处理不当是否属于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职工之间因履行工作职责发生争议时未能正确处理纠纷，甚至存在行为不当情形时能否认定为工伤，需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具体分析。正如二审法院所言，因履行职责发生争议时，劳动者应以恢复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状态为目的，并以适度的方法和手段达到该目的，行为不应超过合理、必要的限度。
摘要2：（续）但二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严重不当的行为会阻却履行工作职责与受到暴力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导致其不被认定为因‘履行工作职责’”，该认定对受到伤害的劳动者而言过于严苛。首先，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并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可以参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关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第十六条关于“故意犯罪的、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或者自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规定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原则进行认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高新刑初字第14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刘×对纠纷的发生并无明显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上述事实表明，刘×对于暴力侵害行为的后果并无明显过错。其次，二人因工作纠纷发生争执后，双方均未能冷静处理确有一定过错，但刘×的过错并不应导致其受到暴力伤害，不足以阻却对履行工作职责的认定。况且二被申请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二人系因涉案工作纠纷之外的其他个人恩怨导致伤害后果的发生。最后，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作适度从宽解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旨在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该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立法意旨是为了保护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后的救济。从制度价值的角度适用本款对是否属于工伤进行认定时，不能要求“纯洁的受害人”，即只有在暴力伤害中完全无过错的受害人才能够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这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立法意旨有违。故本案情形不能成为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
【解读】《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项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反之，则应认定为工伤。
摘要1：解读：（１）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项并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可以参考《工伤保险条例》第１４条第６项、第１６条的规定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原则进行认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反之，则应认定为工伤。（２）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对《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作适度从宽解释，不能要求“纯洁的受害人”，即只有在暴力伤害中完全无过错的受害人才能够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
摘要2：【注释１】职工受到意外伤害不能认定为工伤情形——（１）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受到意外伤害；（２）职工对意外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注释２】职工对受到意外伤害后果的发生仅负次要责任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注解】当事人所遭受的暴力伤害与其履行工作职责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连续不构成工伤。——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8657号
摘要1：【裁判摘要】符合正确导向的司法认定宜从宽把握｜判断救助行为是否见义勇为不应该要求必须事迹突出而要看被救助者是否身处现实危险、救助者是否冒着危险实施救助——根据《福建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第七条的规定，见义勇为的确认，由行为发生地县级公安机关负责。原告在游泳中听到金×ד救命”的呼喊声后，险情已经发生，原告及时将金××托至一旁浅水区，使其脱险，确实保护了他人的人身安全，原告的行为符合《福建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第三条、第六条第（四）项的规定。被告于2007年7月16日作出的编号为2007004《见义勇为行为确认结果通知书》，对原告申报见义勇为的申请不予确认，但未说明原告的行为不符合《福建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规定的情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作出的编号为2007004的《见义勇为行为确认结果通知书》。二、被告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