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摘要1：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7年第3号公布，根据2008年12月1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第78次主席会议《关于修改〈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决定》修订）
摘要2：
对“收益权”型信托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探讨
摘要1：信托公司通过设计以“收益权转让+溢价回购”为核心结构的信托计划，有效的绕开了监管红线，实现快速方便的投融资交易，最终实现信托资金的放贷。然而，收益权的内涵和外延至今并无法律上的定论，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也并未真正得到厘清。在信托登记制度不健全，动态监管手段僵化的大背景下，收益权信托项目成为大量高危企业融资的乐土，而其潜在的风险也通过信托不断被传导至相关领域且不断的积累，试想一旦积累的风险爆发，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对此不可不慎。与此同时，公证能否对此类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成为了争论的焦点。为此，本文拟通过对收益权信托性质和法律关系做些粗浅的分析，对公证强制执行机制参与收益权信托运作过程中的价值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对推动公证事业创新发展起到积极地作用。
摘要2：
对非典型担保的司法态度
摘要1：担保方式主要用于经济活动，尤其是融资活动，不仅传统借贷中需要担保，而且新型金融产品通常有担保的身影，如保理、福费廷、信托计划等。我国担保法规定了五种担保形式，只有保证、抵押、质押三种可用于融资活动，可供选择的担保方式显然不足，因此，形形色色的担保形式在实践中被创造、运用和推广，担保法规定之外的担保形式得以迅速发展。以担保法成文法规定为核心，笔者把保证、抵押等五种担保形式称为“典型担保”，而把担保法规定之外的担保形式称为“非典型担保”。即“典型担保”是指成文法有明确规定、法律适用清楚、担保效力易于确定、担保权利义务稳定的担保。“非典型担保” 则相反。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京执复106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京执复106号
【提示】被执行人公司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变更、追加已转让股权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裁判摘要】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公司股东按照其公示的承诺履行出资的义务，是相对于社会的一种资本充实义务，其应正当行使变更出资金额、期限以及转让股权的权利，不能对公司资本充实造成妨害，从而损害公司债权人基于其公示的承诺和公司注册资金数额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否则即构成出资不实。本案中，许某某在浙江优选公司设立时，承诺在2014年10月15日前履行剩余300万元出资义务。在浙江优选公司与金谷信托公司签订《信托计划合作框架协议》、《资金信托合同》后，南某某将4500万元股权中的4000万转让给与浙江优选公司共同签订《信托计划合作框架协议》的担保机构台州首信担保公司、浙江众志担保公司，继续约定并承诺未到位的出资由各股东在2014年10月15日前出资到位。2013年12月，出现了作为担保机构的台州首信担保公司、浙江众志担保公司“无力先行偿付贷款本息”、浙江优选公司“无力履行《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的差额补足义务”的情况，浙江优选公司与金谷信托公司签订了《资金信托合同补充协议》，顺延该期信托计划。但约半年后，南某某、许某某、台州首信担保公司、浙江众志担保公司等浙江优选公司的股东作出关于申请延迟缴纳注册资金的股东会决议，并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将除首期出资2000万元外的3000万元的出资期限从2014年10月15日延迟至于2032年10月15日。这在客观上对浙江优选公司资本充实造成了妨害，并损害了金谷信托公司基于许曦文公示的承诺和浙江优选公司的注册资金数额而产生的信赖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构成出资不实。在浙江优选公司已经法院生效裁定认定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金谷信托公司以许某某出资不实，应在在设立公司时的未实缴出资额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主张，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金谷信托公司提出的许曦文亦应在未出资额的利息范围内承担责任并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股东为逃避承担责任，通过修订章程迟延缴纳出资时间，违反了诚信原则，损害债权人利益，在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下，公司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的认缴期限加速到期，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014）民二终字第261号
摘要1：——以股权转让形式推出信托资金的效力认定及相关法律问题
【提示1】股权信托增资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影响信托资金通过股权转让方式退出。
【裁判要旨】公司暂处于被吊销营业执照的状态，但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公司法人制度及公司法理，并不影响信托资金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
【提示2】工商机关未做变更登记时，公司选出的法定代表人能否代表公司诉讼？
【摘要】信托公司作为兴安盟时光公司的唯一股东，其有权任命杨某某为兴安盟时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诉讼发生时，尽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该“变动事项”未办理登记，但这不影响对杨晓飞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认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该条虽对“未经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能否代表公司进行诉讼”，没有作出规定，但亦未明确禁止。且2015年2月4日起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但未完成登记，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要求代表法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因此，本案中，原审法院准许杨某某作为兴安盟时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加诉讼，并不违反我国公司法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摘要2：【来源】张雪楳：《以股权转让形式推出信托资金的效力认定及相关法律问题——（2014）民二终字第261号上诉人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新华××股份有限公司、兴安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商事审判指导》2016年第1辑（总第40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
【解读１】依据信托计划进行股权投资和清退，在清退出资时采取协议出让股权的方式符合相关规定，不同于企业借贷。
【解读２】信托公司可以通过股权协议转让、被投资企业回购等方式实现信托资金的退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1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198号
【裁判摘要】中国银监会颁布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信托公司从事信托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信托文件的约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中国银监会颁布《信托公司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第十五条规定：“信托公司在管理私人股权投资信托计划时，可以通过股权上市、协议转让、被投资企业回购、股权分配等方式，实现投资退出。”第二十条规定：“信托公司管理私人股权投资信托，可收取管理费和业绩报酬。”由上述规定可见，北方信托公司依据信托计划进行股权投资和清退，在清退出资时采取协议出让股权的方式，符合相关规定。根据信托计划进行股权投资和清退与企业之间借贷并不相同。北方信托公司将案涉资金投入禹丰公司完成增资入股、登记为股东后，即应承担持股期间出资人的责任。而企业之间借贷，出借人只是借款人的债权人，并非股东，不承担出借款项期间借款人股东的责任。而且，本案中，接受增资方为禹丰公司，受让股权方为云创公司，接受资金方和给付资金方并非同一主体，不能因股权转让事实认定北方信托公司与禹丰公司之间实质为企业之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北方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是滨奥公司，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信托资金的来源非法。依据相关业务规则，信托公司有权收取管理费，案涉当事人在合同中对该费用进行了安排。退一步而言，即使本案实质为企业之间借贷法律关系，但由于其约定的15.4%的行权费并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故也不能认为出借人非法收取高息。因此，申请人关于原审法院对北方信托公司以信托的合法形式掩盖发放高利贷的非法目的的事实没有查清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3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354号
【裁判摘要】信托计划面向公众投资者发行，投资范围仅限于特定股票，不符合场外配资的特征——场外配资业务主要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起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配资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本案中，虽然邱某某等六人与鼎新如意企业签订了《远期受让合同》，但是在案涉交易架构中，智赢4号集合信托计划仅有鼎新如意企业和浦发银行天河支行认购，并未面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且明确最终仅投资于天广中茂公司的股票。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案涉交易不符合场外配资业务的主要特征，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23号
【裁判摘要】国通信托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的具体数额，其在二审庭审中称其损失为差额补足款3.2亿余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属于其诉讼请求，并非实际损失数额。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因王某未履行差额补足义务致使国通信托公司产生实际损失的数额。通常情况下，国通信托公司的损失应为资金占用损失。王某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差额补足义务，国通信托公司既主张王某对国通信托公司投资于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资金本金、信托期限内8%的预期收益、信托计划终止至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之日10%的预期收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又主张王某从2019年2月12日起以应付未付补足款为基数按年利率24%支付违约金，其所主张的金额与资金占用损失相比过高。案涉合同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结合本案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的规定，本院对王悦关于调减违约金的请求予以支持。国通信托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向王某发出要求其付款的《通知函》，根据《差额补足协议》约定，王某应于国通信托公司发出付款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差额补足款，据此，王某应于2019年4月4日前向国通信托公司指定账户支付全部差额补足款。根据《差额补足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关于补足款计算公式的约定，王某应支付的差额补足款为320380523.39元。故本院将违约金改为以320380523.39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4月5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