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皇民二初字第2757号；（2011）沈中民二终字第2739号
摘要1：反立约人规则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解释中的适用分析
【裁判要旨】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中，倘若对合同条款的解释既可能有利于立约人，又或者有利于反立约人时，则按照有利于反立约人的意思进行解释。对格式合同文本提供者即拆迁安置补偿义务人进行适当约束，倾向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
【案号】（2011）皇民二初字第2757号；（2011）沈中民二终字第2739号
摘要2：
南宁市××运输有限公司不服不予受理其反诉裁定一案
摘要1：【裁判摘要】本诉与反诉间需存在关联性，具体表现为两者应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法院受理的本诉请求系租赁合同纠纷，而反诉请求系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两者系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反诉请求不属于法院已受理案件中的反诉的范畴，即反诉的争议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追加相关人员参加诉讼亦未将两案合并审理并无不当。从诉讼主体上，反诉虽然是向原告提出，但案件的审理必然牵涉到与本案处理存在利害关系的其他当事人参加诉讼，将导致其反诉请求涉及的反诉主体与本诉主体不具有完全的对立互换性以及特定性，反诉请求涉及的当事人超过本诉的诉讼主体。因此，反诉虽然与本诉存在一定的牵连，但其反诉不完全具备反诉主体的对立互换性和特定性，不符合反诉所需的诉讼主体条件，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受理其反诉请求，告知其另案主张并无不当。故一审法院对南宁市东宇运输有限公司的反诉不予受理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
摘要2：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佛中法民五终字第75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佛中法民五终字第75号
【提示】双方签订拆迁房屋产权补偿合同，约定升平百货公司拆除霍光建筑面积合计23.14平方米地房屋，以建筑面积15平方米商铺产权作为补偿。后百货公司拟用包含走道、楼梯等公摊面积在内共15平方米建筑面积商铺（实际面积为10平方米左右）给拆迁人。双方就置换商铺“建筑面积”是否包含走道、楼梯等公摊面积发生纠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拆迁人请求按套内面积15平方米补偿商铺无充足证据证实，不予支持。二审法院认为，我国拆迁立法精神在于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拆迁房屋的产权置换实行等价有偿原则，如果原建筑面积不包含公摊面积，那么补偿置换建筑面积也就不应包含公摊面积，在约定不明的情形下不得擅自降低补偿标准、缩小补偿安置范围，变相损害拆迁人的利益。如补偿商铺建筑面积包含公摊面积，将大大缩小实际补偿房屋的面积，这与霍光订立合同时的合理预期不符，也使双方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遂依据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改判按照套内建筑面积15平方米商铺补偿给拆迁人【摘自吴宝庆主编《房地产纠纷裁判标准规范》P10-11，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佛中法民五终75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2：无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04）碚行初字第23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04）碚行初字第23号
【裁判摘要】原告亚细亚公司应首先区分出哪部分是因《开发项目转让补偿合同》被确定无效后造成的，哪部分是因被告区国土局的违法颁证行为造成的，才能确定被告区国土局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小。原告亚细亚公司应先通过民事程序确定其与合力公司所签订的《开发项目转让补偿合同》无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后，再确定被告区国土局是否承担份额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
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北京市海淀区××××建设经营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上诉案
摘要1：——经有权人民政府批准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按照补偿合同性质处理
【法理提示】划拨土地使用权人将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具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资格的受让方后，起诉前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决定将土地使用权直接划拨给受让方，应按照补偿合同性质处理。
摘要2：【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0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201页】
【解读】本案海天公司正是基于与京门公司之间的补偿关系方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证，其认为自己是从政府处原始取得土地使用权缺乏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28号
【裁判要旨】直接证据较间接证据一般应认定具有更强证明力——对于同一案件主要事实的数份证据相互矛盾，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存在问题的情况下，直接证据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应认定直接证据具有更强的证明力。
【裁判意见】虽然当事人对一方违反合同是否应支付相应的损失赔偿问题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但违约责任的承担并不以当事人有明确约定为前提。
【裁判规则】债权让与后，受让人取代让与人成为合同关系的新债权人，同时从权利随之移转。如果债务人违约，受让人同样可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来源：《债权让与后，受让人对债务人享有与让与人相同的权利——评刘岩与吉林市昌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指导案例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６３页。
【解读】债权让与后受让人对债务人享有与让与人相同的权利，如果债务人违约同样需要对受让人承担违约责任——本案拆迁公司受开发商昌茂公司的委托与粮油供应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为有效合同，刘某在支付对价后粮油供应公司将其在拆迁安置协议中享有的权利全部转让给刘某并通知了昌茂公司。法律效果：（１）法律地位取代，受让人刘某取代让与人粮油供应公司而成为合同关系的新债权人；（２）从权利随之移转，让与人粮油供应公司在原合同关系中享有的从权利转移为受让人刘某享有，刘某依法有权行使原为粮油供应公司享有的各项权利（昌茂公司超期还迁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由此给拆迁相对人造成的损失；粮油供应公司因超期还迁无法经营给职工生活补贴属于损失范围，相关权利由刘某承继后应由违约方昌茂公司向刘某支付）。
××集团诉××公司曲解合作开发为拆迁补偿拒不按约定给回还建面积房产案
摘要1：【提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所签合同的性质问题——该合同是拆迁补偿合同还是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民终字第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民终字第9号
【提示1】名为房地产合作开发实为用地补偿合同纠纷的处理。
【提示2】衡量补偿价款是否显失公正的标准，应当按照商业用地的价值来衡量，尊重当事人自己的约定。
【裁判摘要】涉案土地本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后可以作为第三产业用地，具有商业属性，但仍然不属于可以直接进入房地产开发市场的国有出让土地。因此，当事人所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本质上不是合作建房，而是建设用地的补偿合同。这种用地补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地征地补偿，不能按照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
【裁判观点】合同双方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及补充合同，合作一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但合作另一方已无资金投入建设，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合同已无法履行，应予解除。合作另一方应对此承担过错责任，赔偿给合作相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对合作一方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再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0）民终字第1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0）民终字第113号
【提示1】名为双方联合开发合同，实为补偿合同的认定
【裁判摘要1】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条款》中没有约定政府以其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共同办理合建审批手续，利润分成或房屋产权分割，不符合一方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联建特点，双方约定委托方出资委托建设拆迁安置和建设，委托方支付建设费。由于建设方未实际履行建设项目内容，双方当事人只是对动迁安置费用发生争议，因此，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条款》的内容及已履行部分情况看，该《协议书》及《补充条款》名为双方定向开发，实际为用地补偿性质。
【裁判意见1】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基本要求是转让方拥有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并安置法律规定可以转让土地使用权；受让方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是通过转让取得而不是通过政府出让或者政府行政划拨。
【提示2】土地补偿合同中涉及市政公用设施用地面积补偿的约定无效，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当事人按照过错程度分担。
【裁判摘要2】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条款》中涉及的380平方米污水泵站面积，属于市政公用设施性质，其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均属于国家，该《协议书》及《补充条款》中涉及的380平方米污水泵站用地面积内容无效。双方签订《协议书》及《补充条款》时，均明知该项目用地中380平方米污水泵站属于市政公用设施，导致《协议书》及《补充条款》中涉及80平方米污水泵站用地内容无效，双方当事人均有过错，因此，造成300万元污水泵站迁建费，应由双方分担。
【裁判意见2】
①污水泵站属于市政公用设施性质，其所有权及经营权属于国家所有。它的性质归属决定了当事人无权对污水泵站进行拆迁，也无权对污水泵站占有的土地要求拆迁费用，故合同中关于污水泵站动迁安置的约定因违反法律规定无效，其他部分的约定，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应认定有效。
②关于污水泵站的300万元迁建费的分担问题：
A.污水泵站属于市政公用设施，双方对此明知，却仍将污水泵站的动迁安置费用约定在合同中，导致合同中这部分面积的动迁安置条款无效。
B.对于无效的约定，一是互相返还，恢复到合同签订的原始状态。二是对无效造成的损失，由过错方予以赔偿。此条款的无效，导致的损失就是甲方支付的300万元污水泵站迁建费，因双方在
摘要2：
十、合同纠纷
摘要1：66、缔约过失责任纠纷67、确认合同效力纠纷68、债权人代位权纠纷69、债权人撤销权纠纷70、债权转让合同纠纷71、债务转移合同纠纷72、债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73、悬赏广告纠纷74、买卖合同纠纷75、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76、拍卖合同纠纷77、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78、临时用地合同纠纷79、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80、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81、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82、房屋买卖合同纠纷83、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84、供用电合同纠纷85、供用水合同纠纷86、供用气合同纠纷87、供用热力合同纠纷88、赠与合同纠纷 89、借款合同纠纷90、保证合同纠纷91、抵押合同纠纷92、质押合同纠纷93、定金合同纠纷94、进出口押汇纠纷95、储蓄存款合同纠纷96、银行卡纠纷97、租赁合同纠纷98、融资租赁合同纠纷99、承揽合同纠纷100、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01、运输合同纠纷102、保管合同纠纷103、仓储合同纠纷104、委托合同纠纷105、委托理财合同纠纷106、行纪合同纠纷107、居间合同纠纷108、补偿贸易纠纷109、借用合同纠纷110、典当纠纷111、合伙协议纠纷112、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113、彩票、奖券纠纷114、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纠纷115、农业承包合同纠纷116、林业承包合同纠纷117、渔业承包合同纠纷118、牧业承包合同纠纷119、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120、服务合同纠纷121、演出合同纠纷122、劳务合同纠纷123、离退休人员返聘合同纠纷124、广告合同纠纷125、展览合同纠纷126、追偿权纠纷127、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
摘要2：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
摘要1：【83、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1.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是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拆迁房屋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补偿方式和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等事项达成的协议。2.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终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发生的权利义务纠纷。
摘要2：无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赣立终字第17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赣立终字第17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高速公路公司、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项目办因修建公路压覆鑫云公司所拥有探矿权的矿区而引发的纠纷，虽压覆涉案矿区确因修建公路所需且须经相关部门批准，但鑫云公司认为该压覆行为给其在该矿区的相关利益造成了损失，侵害了其合法民事权益，故本案应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行为，即属于侵害探矿权的侵权责任纠纷。高速公路公司、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项目办上诉提出本案应按照相关行政程序先行处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双方就压覆矿区的相关补偿并未签订合同，本案不属于履行补偿合同引发的纠纷，高速公路公司、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项目办上诉提出本案系双方在履行补偿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与案件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侵权行为地即涉案矿区所在地、原审被告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项目办住所地均在江西省宜春市所辖范围内，故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赣立终字第61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赣立终字第61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沪昆客专江西公司因新建铁路压覆丰广实业公司所拥有探矿权的土矿而引发的纠纷，虽压覆土矿确因修建铁路所需且经相关部门批准，但该压覆行为给丰广实业公司在该土矿的相关投资造成了损失，侵害了其合法民事权益，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行为，即本案属于侵害探矿权的侵权责任纠纷。本案中，双方就压覆土矿的相关补偿并未签订合同，本案不属于履行补偿合同引发的纠纷，也非沪昆客专江西公司上诉提出的属于铁路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合同纠纷和与铁路运输有关的纠纷，即本案不属于由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的案件。即使按照《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南昌铁路运输两级法院受理民商事纠纷案件范围的规定》（赣高法（2003）83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南昌铁路运输两级法院受理民商事纠纷案件范围的补充规定》（赣高法（2007）136号）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为铁路企业的侵权纠纷案件可以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但并非由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当事人也可以选择有管辖权的地方人民法院起诉。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侵权行为地在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2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21号
【裁判要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因此案涉《土地有偿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取决于协议约定转让划拨用地使用权是否经过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订立《土地有偿转让协议书》后，受让方办理完成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表明政府以行为的方式同意划拨地转让，《土地有偿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协议性质转化为补偿合同。即使政府出具函件说明转让划拨土地未经其批准法院亦不予采信。
【裁判摘要】关于《土地有偿转让协议书》的性质与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案涉刘长山路17号地块系划拨用地，二建公司与阳光壹佰公司签订《土地有偿转让协议书》转让的刘长山路17号土地使用权性质上属于转让划拨用地使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因此，案涉《土地有偿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取决于协议约定转让划拨用地使用权是否经过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济南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要求，对于案涉刘长山路17号地块，采取先由济南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从二建公司收回，再由济南市国土资源局通过招拍挂方式与阳光壹佰公司签订出让合同，向阳光壹佰公司出让案涉刘长山路17号地块使用权。该事实也表明济南市人民政府实际同意二建公司将案涉刘长山路17号地块使用权转让给阳光壹佰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关于“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同意转让，并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的合同可以按照补偿性质的合同处理”的规定，二建公司与阳光壹佰公司签订的《土地有偿转让协议书》性质上转化为补偿合同，协议约定转让的划拨用地已经济南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故案涉《土地有偿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在本案一审期间，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向一审法院出具复函说明二建公司与阳光壹佰公司之间转让划拨土地未经其批准，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解读】政府通过招拍挂方式将划拨土地使出让给受让方即视为同意划拨地转让，不必再单独批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3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313号
【裁判摘要】未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无权提起再审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的规定，案件当事人有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提出再审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综合上述规定，未被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无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提出再审申请。本案系王××以沈河区城建局、沈河区政府为被告而提起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王××的诉讼请求为二被告支付安置补偿费用并赔偿其损失。本案中，丽嘉百货虽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了原一、二审诉讼，但其并非案涉《回迁安置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原审亦未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第五十六条规定，丽嘉百货无权对本案申请再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最高法行申21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最高法行申2117号
【裁判摘要】户口迁入农村不等于取得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户口虽迁入农村，但未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主议定程序接纳或与该组织未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联系或依赖该组织所有的土地作为其生活基本保障的，仍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案中，金××之母蔡××系陈家坪组村民，金××2008年出生时随父亲金××１将户籍登记在安徽省定远县，2017年6月以未成年人投靠其母的名义将户口迁入陈家坪组。2018年8月望城区政府决定征收陈家坪组土地，2018年11月金××之母所在的家庭户签订了拆迁腾地补偿合同，金××未被列入安置补偿对象。金××以其属于陈家坪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望城区政府、望城分局对其进行补偿安置，但未提交陈家坪组通过民主议定程序接纳其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证据。一、二审法院以金××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陈家坪组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联系或依赖该组土地作为其生活基本保障为由，未支持其要求补偿安置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金某1、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资源行政管理:其他(资源)二审行政判决书
【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湘行终462号
【摘要】认定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从我国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以成员权理论为基础，以是否依法登记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形式要件，以是否实际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为实质要件，考虑是否需要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作为生存保障及是否在其他组织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等因素，一并进行综合判断。金某1出生时并未落户在望城区，其于2017年6月5日以夫妻投靠子女随迁的方式随母落户。铜官街道办事处与蔡××签订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时，金某1在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拥有相关生产资料，与集体经济组织未形成作为成员应该具备的权利义务关系。金某1在本案中提出望城区政府、望城区自规局对其安置的请求，应予驳回。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43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431号
【裁判摘要１】从2010年4月1日《协议书》的表述看，并不能明确得出1200万元补偿款所对应的补偿内容为何。．．．．．．可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烟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认定基于合同目的，《协议书》应包括案涉宿舍楼拆迁，显属对合同目的的片面解释，在逻辑上不能周延。
【裁判摘要２】证人与当事人存在诉讼纠纷对该方作出不利证言无其他证据作证不能采信——关于颜某的证言，由于颜某在本案一审中出庭作证时，鑫龙公司与颜某之间因颜某对鑫龙公司负有债务到期未偿还发生纠纷并正在诉讼之中，颜某因此与鑫龙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作出的不利于鑫龙公司的证言，在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不应采信而得出鑫龙公司负有拆迁案涉宿舍楼的事实认定。
【摘要】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焦点是鑫龙公司是否负有对36户职工宿舍楼进行拆迁的合同义务，刘××等9人是否因鑫龙公司未完成对该宿舍楼的拆迁而应返还给牟维飞1200万元补偿费。具体分析如下：第一，从2010年4月1日《协议书》的表述看，并不能明确得出1200万元补偿款所对应的补偿内容为何。．．．．．．在《协议书》约定不明的情况下，鑫龙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对自己搬迁自己的财产设定义务，与一般合同当事人通过合同处分自己权利的做法相符，而在鑫龙公司并非专门从事拆迁事务的企业的情况下，若要认定鑫龙公司为自己设定了拆迁并非属于其自己所有也未占有和使用的财产的合同义务，则当事人需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协议书》约定的鑫龙公司的义务，即应解释为其搬迁自己财产。．．．．．．可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烟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认定基于合同目的，《协议书》应包括案涉宿舍楼拆迁，显属对合同目的的片面解释，在逻辑上不能周延。第二，在牟××竞拍案涉土地和房产时，鑫龙公司已经租赁该块土地和厂房经营使用，并且在租赁期限届满后，作为重组方对案涉土地和厂房的原所有权人龙口棉纺织厂进行了重组，负责接收棉纺织厂职工。
摘要2：（续）因此，牟××与鑫龙公司就案涉土地和房产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虽然在《协议书》签订时租赁已经到期，但据此即推定补偿内容包括鑫龙公司搬迁经营损失和设施损失等不符合常理，显然罔顾本案上述基本事实，存在重大逻辑缺陷。第三，关于颜某的证言，由于颜某在本案一审中出庭作证时，鑫龙公司与颜某之间因颜某对鑫龙公司负有债务到期未偿还发生纠纷并正在诉讼之中，颜某因此与鑫龙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作出的不利于鑫龙公司的证言，在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不应采信而得出鑫龙公司负有拆迁案涉宿舍楼的事实认定。第四，本案无论是委托合同纠纷，还是拆迁补偿合同纠纷，抑或无名合同纠纷，均为一般合同纠纷，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故牟××作为一审原告，应当对其主张刘××等九人返还1200万元补偿款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牟××所提交的证据中，仅有颜某的证言与1200万元对应的鑫龙公司合同义务是否包括36户职工宿舍楼拆迁存在直接关联，其他证据均与该待证事实没有直接关联，而且如前所述，颜某的证言不应采信而得出鑫龙公司负有拆迁案涉宿舍楼的事实认定。在这种情况下，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1200万元对应的鑫龙公司负有的合同义务中包含对案涉宿舍楼完成拆迁，无法达到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的程度，故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烟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基于错误的举证责任分配得出的事实认定，应予纠正。第五，．．．．．．可见，从《协议书》的履行事实，亦得不出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应由鑫龙公司承担的结论。
【解读】双方对《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即“牟××按约定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双方存在争议，该约定并未明确载明拆迁内容是否包括涉案36户职工宿舍楼。牟××主张1200万元是对原棉纺织厂36户职工宿舍楼搬迁安置和拆除警务室的补偿款，刘××等九人则主张是对鑫龙公司经营损失、搬迁重建、成套设备及管线、变压器等附属设施、租赁期内新建的仓库和车间的补偿以及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前期可得利益损失的补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0万元补偿款中是否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178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依职权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中，如行政机关已经明确拒绝履行法定职责，说明原告已经知道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存在，即应开始计算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规定起诉期限的目的是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诉权，避免相关行政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种，其产生的法律后果与作为类的行政行为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也需要对当事人的起诉期限加以限制。在依职权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中，如行政机关已经明确拒绝履行法定职责，说明原告已经知道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存在，即应开始计算起诉期限。本案因原高阳镇政府2008年将463-2号、463-3号合同原件收回，并就案涉房屋搬迁补偿事宜与周××签订了463号补偿合同。周××等3人上访过程中，昭君镇政府、兴山县政府又分别于2011年9月8日、2011年12月14日作出信访处理意见与信访复查意见，明确对周××等3人的补偿要求不予支持。因此，周××等3人最迟在2011年12月14日就已经知道被诉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行政诉讼法修改前起诉期限已经届满的，应当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周××等3人于2017年6月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周××主张当地法院此前不受理此类纠纷，其多年信访，因此未超过起诉期限。本院认为，周××等3人并未提供曾经到法院起诉，法院未予受理的证据，该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冀民申1001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免证事实未经质证不属于再审事由——刘××１以建投公司、征收办为被告提起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诉讼、刘××１与刘××２会确认赠予合同效力纠纷诉讼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为证，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依法属于免证事项，刘××１以相关证据未质证为由主张本案应予再审于法无据。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