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摘要1：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7年第3号公布，根据2008年12月1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第78次主席会议《关于修改〈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决定》修订）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1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19号
【裁判摘要】
一、有限合伙企业中，如果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诉讼权利时，不执行合伙事务的有限合伙人可以为了合伙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二、资金信托设立时，受托人因承诺信托而从委托人处取得的资金是信托财产；资金信托设立后，受托人管理运用、处分该资金而取得的财产也属于信托财产。
三、信托财产的确定体现为该财产明确且特定。信托财产的确定要求其从委托人的自有财产中隔离和指定出来，而且在数量和边界上应当明确，以便受托人为实现信托目的对其进行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上存在权利负担或者他人就该财产享有购买权益，与信托财产的确定属不同的法律问题，也不当然影响信托财产的确定。
四、当事人以信托财产上存在权利负担或者他人就该财产享有购买权益，主张信托无效的，不能成立。
摘要2：
受托人管理运用信托资金所获财产，亦属信托财产——资金信托法律关系中，信托人从委托人处取得的信托资金及其管理运用、处分该资金而取得的财产均属信托财产
摘要1：【实务要点】资金信托设立时，受托人因承诺信托而从委托人处取得的资金是信托财产；资金信托设立后，受托人管理运用、处分该资金而取得的财产亦属信托财产。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第19号
摘要2：
营业信托纠纷
摘要1：【315、营业信托纠纷】1.营业信托，主要是以法人（机构）为受托人，个人或者法人以财产增值为目的，委托营业性信托机构进行财产经营而设立的信托。2.营业信托纠纷，是指信托当事人之间因营业信托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司法实践中，营业信托纠纷主要表现为因资金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和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而产生的各种纠纷。
摘要2：【注解】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９４条规定“资产管理产品的委托人以受托人未履行勤勉尽责、公平对待客户等义务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请求受托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由受托人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义务。受托人不能举证证明，委托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营业信托纠纷中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须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21.营业信托纠纷中受托人的举证责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京执复106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京执复106号
【提示】被执行人公司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变更、追加已转让股权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裁判摘要】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公司股东按照其公示的承诺履行出资的义务，是相对于社会的一种资本充实义务，其应正当行使变更出资金额、期限以及转让股权的权利，不能对公司资本充实造成妨害，从而损害公司债权人基于其公示的承诺和公司注册资金数额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否则即构成出资不实。本案中，许某某在浙江优选公司设立时，承诺在2014年10月15日前履行剩余300万元出资义务。在浙江优选公司与金谷信托公司签订《信托计划合作框架协议》、《资金信托合同》后，南某某将4500万元股权中的4000万转让给与浙江优选公司共同签订《信托计划合作框架协议》的担保机构台州首信担保公司、浙江众志担保公司，继续约定并承诺未到位的出资由各股东在2014年10月15日前出资到位。2013年12月，出现了作为担保机构的台州首信担保公司、浙江众志担保公司“无力先行偿付贷款本息”、浙江优选公司“无力履行《资金信托合同》约定的差额补足义务”的情况，浙江优选公司与金谷信托公司签订了《资金信托合同补充协议》，顺延该期信托计划。但约半年后，南某某、许某某、台州首信担保公司、浙江众志担保公司等浙江优选公司的股东作出关于申请延迟缴纳注册资金的股东会决议，并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将除首期出资2000万元外的3000万元的出资期限从2014年10月15日延迟至于2032年10月15日。这在客观上对浙江优选公司资本充实造成了妨害，并损害了金谷信托公司基于许曦文公示的承诺和浙江优选公司的注册资金数额而产生的信赖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构成出资不实。在浙江优选公司已经法院生效裁定认定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金谷信托公司以许某某出资不实，应在在设立公司时的未实缴出资额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主张，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金谷信托公司提出的许曦文亦应在未出资额的利息范围内承担责任并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股东为逃避承担责任，通过修订章程迟延缴纳出资时间，违反了诚信原则，损害债权人利益，在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下，公司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的认缴期限加速到期，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笔记】场外配资合同是否无效？
摘要1：解读：场外配资合同无效。
摘要2：【注解１】何谓场外配资合同法律上无明确界定。
【注解２】场外配资合同是指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约定融资方向配资方交纳保证金，配资方按杠杆比例，将自有资金、信托资金或其他来源的资金出借给融资方用于买卖股票，并固定或按盈利比例收取利息及管理费，融资方将买入的股票及保证金让与给配资方作担保，设定警戒线和平仓线，配资方有权在资产市值达到平仓线后强行卖出股票以偿还本息的合同。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民再54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民再54号
【裁判摘要】名为借款实为场外配资，因违反证券管理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本案黄某向邓某某借款的行为符合民间借贷的要素。但是黄某向邓某某借钱的目的是为了借用邓某某的证券账户炒股，双方先后约定了80万和40万的警戒线和平仓线，在账户市值低于40万，而黄某又不能补齐资金的情况下，邓某某进行了平仓处理。其行为实质是场外融资炒股。所谓场外股票融资是指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约定融资方向配资方交纳一定现金或一定市值证券作为保证金，配资方按杠杆比例，将自有资金、信托资金或其他来源的资金出借给融资方用于买卖股票，并固定收取或按盈利比例收取利息及管理费，融资方将买入的股票及保证金让与给配资方作担保，设定警戒线和平仓线，配资方有权在资产市值达到平仓线后强行卖出股票以偿还本息的合同。本案黄某向邓某某借钱炒股的行为符合场外股票买卖融资合同的表现特征及实质要求。虽然目前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场外配资合同的明确规定、及对该种行为和合同效力的禁止性规定，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和《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来看，该行为是不应该提倡的，该行为的存在会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的秩序，并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损害。因此，本案的性质应该认定为合同纠纷（无名合同）。但因邓某某出借其个人股票账户给黄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第五条“证券投资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严格遵守证券账户实名制要求开立证券账户。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不得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买卖证券”的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本案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94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941号
【裁判摘要】场外配资合同是指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约定融资方向配资方交纳保证金，配资方按杠杆比例，将自有资金、信托资金或其他来源的资金出借给融资方用于买卖股票，并固定或按盈利比例收取利息及管理费，融资方将买入的股票及保证金让与给配资方作担保，设定警戒线和平仓线，配资方有权在资产市值达到平仓线后强行卖出股票以偿还本息的合同。案涉《借款合同》虽然满足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即自然人、法人进行资金融通，但其配资目的是进行证券交易，且配资方和用资人约定的保证金制度也是围绕证券交易与股票账户所专门设计的，不能将场外配资合同视为民间借贷来处理。案涉合同符合场外配资合同的基本交易结构和法律特征，故原审法院在全面实质审查后将案涉《借款合同》认定为场外配资合同并无不当。证券配资有着特许经营属性，除依法取得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与客户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外，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与用资人的场外配资合同，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修正)》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认定为无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终18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终180号
【裁判摘要】大庆农商行与百瑞信托签订案涉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百瑞信托为通道向通茂公司发放贷款，刘××等对通茂公司所负债务提供担保。翌日，济南农商行的员工李××又以该行名义与大庆农商行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受让大庆农商行对通茂公司享有的债权。因通茂公司未履行债务，大庆农商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济南农商行支付转让款1.8亿元及相应违约金，或通茂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8亿元及相应利息，刘××等对通茂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大庆农商行如认为已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了济南农商行，则不再对通茂公司享有债权，自然不应再向通茂公司提出主张。反之，如其向通茂公司主张债务，则表明其认为尚未将债权转让给济南农商行，当然也无权再向济南农商行提出主张。可见，大庆农商行不能基于择一的法律关系同时向通茂公司和济南农商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一并受理对该二人提起的诉讼，既违反了实体法上有关债权转让的规定，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合并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有关“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之规定，合并诉讼以诉讼标的相同或同一种类为前提。但大庆农商行对通茂公司、济南农商行提起的诉讼，分别基于原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债权转让关系。这是两个相互独立且相互排斥的法律关系，依法不属于能够合并诉讼的情形。一审法院合并受理后，本应对这两个诉讼进行一并审理，但其仅对大庆农商行对济南农商行的诉讼进行了审理，并未对通茂公司及相关担保人应否承担责任作出认定，也遗漏了诉讼请求。大庆农商行主张，其提起的是备位诉讼。且不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尚未明确承认备位诉讼制度，即便当事人可以提起备位诉讼，其也仅是相同当事人在同一诉讼中提出的两个以上具有先后满足顺序的诉讼请求的预备合并。本案中，大庆农商行系针对不同当事人提出两个诉讼，不符合备位诉讼的法理。综上，一审法院先是受理了两个本不应合并受理的诉讼，受理后又遗漏了诉讼请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发回重审。重审时，应当向大庆农商行释明，告知其只能择一提起诉讼；经释明后如其仍然坚持一并起诉的，则应驳回其起诉。
摘要2：【解读】（１）债权人出借款项后又将债权转让，出借人同时起诉借款人和债权受让人请求借款人偿还本息或受让人支付转让款，债权人不能基于择一的法律关系同时向借款人和债权受让人主张权利，不能合并审理，原告坚持两个相互排斥的法律关系提起诉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２）我国民事诉讼法尚未明确承认备位诉讼制度，即便当事人可以提起备位诉讼，其也仅是相同当事人在同一诉讼中提出的两个以上具有先后满足顺序的诉讼请求的预备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