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基本原则
摘要1：刑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刑法法始终而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具有指导意义与制约作用的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平等原则、罪刑均衡原则）。
摘要2：
罪刑法定原则
摘要1：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主义、合法性原则、法定原则）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摘要2：
彭某某故意杀人案——被告人吸食毒品后影响其控制、辨别能力而实施犯罪行为的，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
摘要1：[第431号]彭某故意杀人案——被告人吸食毒品后影响其控制、辨别能力而实施犯罪行为的，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
【裁判摘要】行为人因吸毒后产生神志异常而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裁判要旨】
①刑法并没有规定被告人吸食毒品后影响其控制、辨认能力而实施犯罪行为的，不负刑事责任。法律只规定醉酒的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举轻以明重，吸毒的人犯罪，也应当负刑事责任。吸食毒品后犯罪应负刑事责任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②被告人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其实施杀人行为时虽在辨认、控制能力上与没吸食毒品时有区别，但其当时出现精神障碍，并非精神病发作的原因，而显然是受吸食毒品的影响，被告人并非刑法意义上的精神病人。被告人吸食后的责任能力问题，不影响其对自己吸食毒品后的危害社会行为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对被告人吸食毒品后的责任能力不需要作司法精神病鉴定。
摘要2：
宋某某、平某某抢劫、盗窃案
摘要1：[第739号]宋某某、平某某卫抢劫、盗窃案——对共同犯罪中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如何决定限制减刑
【裁判摘要】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而根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可以罚当其罪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裁判要旨】
①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决定限制减刑，应当遵循三项基本原则：
一是罪刑法定原则。根据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仅在三种情形下可以同时决定限制减刑：（1）累犯；（2）因实施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7种具体犯罪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3）因实施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对除此三种情形之外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执行的，一律不得限制减刑。
二是罪刑相适应原则。限制减刑应当仅适用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但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限制减刑又偏轻的案件。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决定是否限制减刑，要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犯罪的起因、动机、目的、手段等情节，犯罪的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因素，全面分析量刑情节，严格依法适用，确保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对于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需限制减刑，就能做到有效制裁犯罪的案件，绝不应当对被告人限制减刑。
三是有利于严格执行死刑政策原则。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适用限制减刑，针对的是以往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而不是以往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
②对共同犯罪中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必要时可依法决定限制减刑。是否限制减刑，关键看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
A.如果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犯罪性质和情节恶劣，或者是累犯或者有前科，表现出较大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在符合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B.如果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犯罪手段和情节一般，也没有前科，不能认定其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则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就已经体现严惩，并能实现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主犯之间的量刑平衡，自然也就不应当再对其限制减刑。
【裁判规则】共同犯罪中对判处死刑缓刑执行的被告人，可以根据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必要时决定限制减刑。
摘要2：
使用变造的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是否成立信用卡诈骗罪？
摘要1：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使用变造信用卡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但可以成立诈骗罪。
摘要2：
张某某、李某某等非法经营案
摘要1：【案号】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东刑一终字第12号
【裁判要点】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公开预售墓穴和骨灰存放格位并以销售额为依据确定销售人员奖金的经营行为，不具有传销所具有的交易上的隐蔽性、成员身份取得以购买产品为条件、成员间形成“上下线”关系等特点，不属于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活动。尽管这种行为违反了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但是刑法没有将此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能认定行为人的该种违法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要旨】传销构成要件：①传销是“发展人员”；②传销是“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③传销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④传销组织的成员间关系为“上线”与“下线”；⑤传销组织的上线工作人员工资随下线的数量及销售额的增加而不断增加；⑥传销的销售方式具有一定的私密性。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八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０六九次会议通过 法释〔一九九九〕十二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已于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８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０６９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１９９９年７月３日起施行。
【摘要】对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摘要2：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关于对居民小组下设生产队认定问题的批复》（公经［２００７］９３８号，２００７．０４．２９答复福建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宜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５日）类推适用于“居民小组”以及其下设的生产队。在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居民小组”以及其下设的生产队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其他单位”。
【解读】本解释只是针对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利用村委会成员的职务便利。
李某某组织卖淫案
摘要1：【审理法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日期】2004.04.30 【案件字号】(2004)宁刑终第122号
【裁判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04）秦刑初字第11号
二审裁定书：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宁刑终第122号
【裁判摘要】组织卖淫罪，是指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组织男性从事同性交易，构成组织卖淫罪。
【解读】我们认为，“卖淫”，就其常态而言，虽是指女性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男性从事性交易的行为；但随着立法的变迁，对男性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女性从事性交易的行为，也应认定为“卖淫”；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状况的变化，“卖淫”的外延还可以、也应当进一步扩大，亦即还应当包括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同性从事性交易的行为（为论述方便，以下简称此种卖淫行为为“同性卖淫”）。对“卖淫”做如上界定，并不违背刑法的解释原理和罪刑法定原则，相反，是刑法立法精神的当然要求，主要理由是：
（一）如上所述，至今，刑法本身及相关立法、司法解释均未曾对刑法中“卖淫”一词的内涵作出过明确界定，均未曾明确限度“卖淫”仅限于异性之间的性交易行为。鉴此，认为“卖淫”也包括同性卖淫，并不与现行立法和有效刑法解释相抵触；或者说，至少在形式上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二）由种种原因，辞典，尤其是非专业性辞典对某一刑法用语的解释，往往与我们对刑法用语所作的规范解释不尽一致。有的甚至与刑法本身规定相冲突。
（三）我们认为，《刑法》所规定的“卖淫”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是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的人出卖肉体的行为。至于行为人的性别是男是女，以及其对象是异性还是同性，均不是判断、决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卖淫”所要考察的因素。
（四）根据刑法解释原理，对刑法用语，应当适应社会发展，结合现现实语境，作出符合时代一般社会观念和刑法精神的解释。这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相反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当然要求。
摘要2：
【笔记】串通拍卖是否构成串通投标罪？
摘要1：【要旨】串通投标罪是否包括串通拍卖行为，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从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出发，串通投标罪不应包括串通拍卖行为，但目前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串通拍卖构成串通投标罪的判例。
摘要2：
黄某某、郭某某等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摘要1：黄某某、郭某某等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非法收购、出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动物的情节认定
【裁判要旨】
1．司法解释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相关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驯养繁殖物种可成为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
2．涉案动物被列入CITES附录Ⅱ，但司法解释附表中仅有同科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无同属或同科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遵循刑法谦抑理念，不得参照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执行。
3．涉案动物被列入CITES附录Ⅰ、附录Ⅱ，但在司法解释附表中无同属或同科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无可供参照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得类比参照与其同目的国家一、二保护野生动物的认定标准执行。
【案件索引】
一审：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3刑初695号（2017年9月19日）
二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刑终1835号（2018年4月12日）
摘要2：
丁某某1受贿案
摘要1：【案号】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醴法刑初字第387号
【裁判摘要】⑴串通拍卖行为与串通投标行为二者概念不同。串通拍卖是指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利益的行为。串通拍卖则是指在拍卖过程中，竞买人之间相互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二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无包容关系。⑵调整的法律规范不同。依照《招投标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拍卖法》第六十五条则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可见，对严重的串通投标行为，《招投标法》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拍卖法》对串通拍卖行为仅规定了行政处罚。故从立法本意上看，二者不能混同。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对被告人丁某某1串通拍卖的行为不宜认定犯罪。1997年刑法将串通投标行为纳入刑法第223条的调整范围，但实际上，1990年5月国务院《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出台时就已经明确了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方式有“协议、招标和拍卖”三种。对已经明确的三种土地出让方式，97刑法并未将串通拍卖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畴，且此后的修正案亦未对串通拍卖行为入罪做修改。⑷刑法的解释原则的要求。刑法的解释是指对刑法规范含义所作的阐明。对串通投标做出扩张解释延伸至拍卖领域有滥用刑罚权之嫌。2002年5月9日，国土资源部以11号令发布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明确了“招、拍、挂”属于三种不同的土地出让方式；2007年国土资源部以39号令颁布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亦再明确“招、拍、挂”三种土地出让方式。最高法院或者最高检对此亦未作出相关司法解释。《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六条对串通投标案中的投标人亦未作扩大解释。综上，不宜将被告人丁某某1伙同他人串通拍卖获利的行为以串通投标罪论处。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指控的该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本院认为应予以采纳。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