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协议约定财产归一方所有但未经物权登记，能否对抗第三人债权？

首先，该问题实质在于离婚协议约定财产归一方所有，未经物权登记能否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如果离婚协议约定的财产归属能够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结果，即具有对抗第三人债权的物权效力；如果不能，则不具有对抗第三人债权的物权效力。

《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离婚协议约定财产归一方所有但未经物权登记的，原则上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关键看是否存在“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

《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根据该规定，夫妻可以约定财产归一方所有，但是该约定只是“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言外之意对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如欲对第三人产生约束力，则必须以“第三人知道该约定”为条件。

因此，从《婚姻法》第19条规定来看，并没有明确该条款属于《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律另有规定”之未经登记发生物权效力的情形，也难以得出离婚协议约定财产归一方所有能够对抗第三人债权的结论。相反，《婚姻法》第19条第3款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以“第三人知道该约定”为对抗条件，否则只能在夫妻之间产生约束力。

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支持离婚协议约定财产归一方所有未经物权登记能够对抗第三人债权的相关判例，典型的判例如：（2016）京0115民初11974号、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0）越法刑执异字第227-1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执复议字第101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内民一终字第00158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鲁民一终字第150号等。 

值得关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2017年第3期刊登的公报案例《付金华诉吕秋白、刘剑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该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尤其值得引起关注。在该公报案例中法院认为：“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则上以登记完成为生效要件。夫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对不动产归属的约定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一方仅可基于债权请求权向对方主张履行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契约义务。在不动产产权人未依法变更的情况下，离婚协议中关于不动产归属的约定不具有对抗外部第三人债权的法律效力。”

因此，离婚协议约定财产归一方所有但未经物权登记的，不发生物权效力，但对内具有约束力（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4年第12期（总第218期）刊登的公报案例《唐某诉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继承纠纷案》），对第三人债权不具有对抗效力，除非第三人知道该约定。

夫妻双方所签离婚协议中对不动产归属的约定未经登记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效果，离婚协议中关于不动产归属的约定未经登记不具有对抗外部第三人债权的法律效力，除非第三人知道该约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２０２０修正）

　　第二十八条【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条件】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物权法》

　　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以及所有权可不登记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

《婚姻法》

　　第十九条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付金华诉吕秋白、刘剑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3期（总第245期）】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则上以登记完成为生效要件。夫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对不动产归属的约定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一方仅可基于债权请求权向对方主张履行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契约义务。在不动产产权人未依法变更的情况下，离婚协议中关于不动产归属的约定不具有对抗外部第三人债权的法律效力。

·（2016）桂1202民初985号；（2016）桂12民终1547号；（2018）桂民再10号

——案外人的民事权利排除强制执行的审查

【裁判要旨】夫妻双方离婚后，一方因个人债务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能否执行另一方按离婚协议已取得的财产？此类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要通过分析案外人对涉案标的享有何种民事权益，该民事权益与执行依据所确认的申请执行人所享有的民事权益相比较，是否具有优先于申请执行人民事权益的效力，以此来判定案外人对涉案标的所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否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

【案号】一审：（2016）桂1202民初985号；二审：（2016）桂12民终1547号；再审：（2018）桂民再10号

【解读１】涉案财产为不动产（以房屋为例）的情形：（１）若申请执行的是抵押权等优先受偿权，则不能排除强制执行；（２）若申请执行的是普通金钱债权，可有条件排除强制执行：Ａ．若涉案房屋登记在被强制执行一方名下或者夫妻双方名下，双方离婚后，经过产权变更登记的，可以对抗强制执行；Ｂ．若涉案房屋原登记在非被执行人一方名下，离婚协议亦约定该房屋归其所有，双方离婚后，无需产权变更登记的，可以对抗强制执行。

【解读２】涉案财产为动产（以汽车为例）的情形：（１）若申请执行的是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则不能对抗执行；（２）若申请执行的是金钱债权，离婚协议生效后，若涉案动产没有交付非被执行人一方，动产的所有权未转移，故不能对抗执行；若已交付该方占有，其已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可以对抗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915号

【裁判摘要】离婚协议约定房屋归一方所有但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虽然周××１与周××２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产归周××１所有，但是双方未进行不动产物权的转让登记，物权的转让不发生效力，涉案房产仍属于周××１与周××２夫妻共同所有。．．．．．．本案涉案债务虽然属于周××２个人债务，但是涉案房产属于周××１与周××２夫妻共同所有，人民法院可以执行。因此，一审法院驳回周××１关于排除对涉案房产执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处理结果亦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813号

【裁判摘要】虽然王××与刘××于2014年12月1日协议离婚时约定五小房屋归刘××所有，但当时五小房屋已处于人民法院查封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关于“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二）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的规定，王××不能对已查封的五小房屋进行处分。离婚协议关于五小房屋归属的约定不具有对外效力，亦不能对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原审法院基于上述事实认定刘××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322号

【裁判摘要】房屋登记在夫妻一方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名下，由夫妻一方出资购买，夫妻双方协议分割该房屋并经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机关备案，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另一方物权基于离婚洗衣主张对房屋的所有权排除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我国不动产的物权变动一般应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本案中，案涉房屋并未登记在陈××名下，其基于《离婚协议书》对案涉房屋的约定主张案涉房屋所有权，虽然该《离婚协议书》经过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机关备案，但该备案行为无法发生物权变动效力，故本案仅凭该《离婚协议书》无法发生案涉房屋的物权变动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该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享有公司财产收益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法人财产具有独立性，公司股东不能因为股东身份当然取得公司财产，法律也禁止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因此即使购买案涉房屋实际出资人是谢坑铜金矿，也不能因谢坑铜金矿系王××一人全资成立，王××就取得该公司的法人财产，况且谢坑铜金矿仅是能新公司的股东之一。陈××据此主张案涉房屋是王××和陈××夫妻共同财产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结合案涉房屋登记在能新公司名下的事实，案涉房屋系能新公司的法人财产，不是王××的个人财产，陈××作为能新公司的财务人员主张离婚后一直占有该财产的申请再审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王××作为谢坑铜金矿股东在《离婚协议书》中对能新公司的法人财产不具有处分权，因此陈××基于《离婚协议书》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民事权益。陈××作为抵押物共有人在抵押合同上签字的行为不能发生案涉房屋的物权变动效力，该抵押合同也不足以证明陈××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审判决认定陈××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由于陈××不是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不符合该条法律规定的情形，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40号

【裁判摘要】在夫妻一方不能证明财产属于个人财产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协议分割共同财产不产生物权变动效力，不能排除强制执行——关于焦××是否有权要求停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的问题。．．．．．．本案中，焦××并未举证证明其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焦××购买的案涉房产，虽已付清全部购房款，但焦××并未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不能证明该房产归其个人所有。其次，案涉房产系焦××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购房首付款290余万元系从牛××的银行账户中支出，且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亦共同使用焦××银行账户，故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此外，焦××虽提交夫妻婚内财产协议，但并未提交该协议原件而无法核实，退一步讲，即便该协议属实，依法只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由于焦××、牛××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宏宇公司对该协议知晓，故该协议并不能证明案涉房产已归焦××个人所有。因此，宏宇公司有权对牛××与焦××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共同房产申请执行。综上，焦××不能证明案涉房产归其个人所有，宏宇公司申请查封该房产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焦××要求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907号

【裁判摘要】夫妻协议分割财产不能合理说明财产分割与债务承担不对等的原因，应当认定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对财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无权排除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涉案房产系张×与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为夫妻共同财产，涉案债务亦形成于张×与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014年5月22日张×与李×协议离婚并签署离婚协议书，约定大部分财产归张×所有。涉案房屋系张×已分得的6套房产中的1套，于2015年被执行法院查封，而张×在2018年才提出书面异议。本案诉讼中，张×和李×所发表的质证意见等基本一致，但不能合理说明财产分割与债务承担不对等的原因，张×亦未提交李×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其利益的证据。作为执行依据的（2015）日商初字第42号生效民事判决查明并认定张×在“再次补充说明”上注明“同意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对于该事实无须再次举证、质证。一、二审法院认定张×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089号

【裁判摘要】盖××主张其与崔××约定涉案房屋产权归其所有并已经登记在其一人名下，盖××系该房屋的实体权益人。本院认为，夫妻有关财产归属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涉及到夫妻之外第三人利益时，该约定能够产生对抗第三人效力的前提条件是第三人知道夫妻之间约定内容，而第三人是否知道约定内容，举证责任在于夫妻一方。本案中盖××或崔××均未能举证证明杨××明知涉案房屋产权的约定，故原判决对盖××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涉案房屋2014年12月30日被法院查封，盖××与崔××2016年8月16日登记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有关该房屋归盖××所有的约定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也不足以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崔××作为被执行人，法院可以查封崔××与盖××共有的涉案房屋。

·唐某诉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继承纠纷案  

【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4年第12期（总第218期）】

【裁判摘要】夫妻之间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双方通过订立契约对采取何种夫妻财产制所作的约定，是双方协商一致对家庭财产进行内部分配的结果，在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应当尊重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双方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履行，优先保护事实物权人，不宜以产权登记作为确认不动产权属的唯一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088号

【裁判摘要１】邵某某在与关某某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自己名义购买案涉房屋并登记在自己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该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关某某与邵某某所签《离婚协议书》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4日，并经民政部门备案，该《离婚协议书》真实可信。关某某与邵某某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案涉房屋归关某某所有，属于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合法处分，真实有效，关某某可根据约定向不动产登记机关请求变更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共有人关于共有财产归属的约定并不必然导致不动产所有权的变动。关某某请求确认不动产物权已发生变动，最终取决于是否在不动产登记机关办理了合法有效的权属变更。关某某直接通过本案诉讼的方式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的条件并不完备。因此，原审法院对关某某请求确认其对案涉房产享有所有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分析异议人所主张的权益内容及影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查范围。首先，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关某某与邵某某于2011年8月4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并登记离婚，该《离婚协议书》备案于婚姻登记部门，具有法定效力。王谋和与邵某某债权债务发生于2014年9月29日，即关某某与邵某某离婚3年后。关某某再审审查中提及邵某某在与关某某离婚后、债务发生前已与郑某某结婚。王某和对关某某前述主张并未提出异议，该情形可以合理排除关某某与邵某某具有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虽然王某和提出关某某与邵某某协议离婚涉嫌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但未举示相应证据，不能予以认定。其次，根据《离婚协议书》，关某某取得了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过户登记的权利，但因双方离婚时约定案涉房产在双方子女邵某某18周岁后归邵某某所有，而《离婚协议书》未约定子女抚养费负担。从家庭伦理及善良风俗的常理判断，关某某关于由男方负责出租房屋，租金用于邵某某生活学习使用，以及邵某某因出国留学及未满18周岁，因而未过户的陈述，较为符合情理，不能就此径行认定关某某存在严重主观过错。因此，原审法院仅以关某某未办理产权登记、不涉及其生活保障以及未占有案涉房屋为由，驳回关某某诉请，依据不足。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再2号

【裁判摘要】第一，本案系配偶一方依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请求排除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房产的执行，并非基于房屋买卖关系提出的排除执行请求，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进行审理。配偶依据离婚协议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综合审查认定配偶与被执行人之间就涉案标的所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判断配偶对涉案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合法权益，而非仅仅凭借涉案标的的权利外观判断是否应予执行。二审法院径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仅凭涉案房屋的物权登记认定孙莉对涉案房屋不享有排除执行的合法权益，认定事实不清且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第二，人民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产采取执行措施，被执行人的原配偶以双方已经离婚且案涉房屋已经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约定归其所有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如其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其对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没有过错，且离婚财产分割行为早于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务形成时间的，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637号

【裁判要旨】《物权法》第九条（《民法典》第２０９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民法典》第２０８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夫妻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房屋归子女所有，但在协议签订后并未将房屋变更登记至子女名下的，现该子女仅凭上述约定而主张房屋所有权依据不足，该房屋并未发生物权变动。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530号

【裁判要旨】作为被执行标的物的房屋，在男女双方协议离婚时，已约定归一方所有。因房屋本来就登记在该一方名下，故无须另行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其即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在执行申请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证明上述离婚协议存在恶意串通规避债务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判令不得执行该房屋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226号

【裁判摘要】父母离婚协议约定房屋归子女所有但办理过户登记不能以此对抗强制执行——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刘××提交案涉房产档案、离婚协议书、林××证人证言等证据，用以证明案涉房产在刘芳邑父母离婚时约定归刘××所有，案涉房产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后其委托亲属对案涉房产进行实际管理。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关于“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案涉房产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刘××主张通过父母离婚协议书约定的受赠方式取得案涉房产，但其因自身原因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并未取得案涉房产所有权。刘××主张依据离婚协议书已取得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但其仅依据夫妻内部处分行为排斥对外法定公示物权效力，并无依据。另外，案涉房产用途为商用，并非住宅，总面积达1340平方米，不属于为保障刘××最基本生活居住条件用途。因此，刘××对案涉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鉴于案涉房产仍然登记在刘××１名下，对作为登记的权利人财产予以执行并无不当，刘××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912号

【裁判摘要】根据已查明事实，案涉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光路（二段）××号院××××号1至2层38号商铺（产权证号:Ｘ京房权证兴字第××号）登记在钟××和张××两人名下，二人对案涉商铺各占50%份额。2011年5月18日张××与钟××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案涉商铺归钟××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离婚协议关于案涉商铺归钟××所有的约定，对钟××与张××均具有约束力。钟××可以基于该离婚协议约定，享有要求张××将案涉商铺过户登记至其本人名下的请求权。但钟××与张××离婚协议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系其双方内部约定，在所分割的房产未办理过户登记前，该商铺的物权并未发生变动。钟××以离婚协议的约定主张排除民生银行北京分行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与张××之间的金钱债权的执行，应当满足离婚协议真实、离婚协议订立于人民法院查封之前以及非因自身原因不能办理过户登记的要件。本案中，张××与钟××2011年5月18日签订离婚协议，该协议的签订在张××为以食为天公司的债务进行连带保证之前，也在法院查封案涉商铺之前，亦无证据证明离婚协议关于案涉商铺归钟××所有的约定系虚假或伪造，故可认定该离婚协议真实有效。但钟××与张××于2011年5月18日离婚，至法院2017年查封案涉商铺时，近六年时间里未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从时间上看，钟××对办理案涉商铺产权变更登记持消极态度。虽然在离婚时，因案涉商铺上仍有抵押担保，客观上不能办理过户登记，但是离婚后，钟××仍然以张××名义用案涉商铺抵押贷款，表明钟××珠对案涉商铺不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持放任态度，其对案涉商铺未办理过户登记存在过错，故钟××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对案涉商铺的执行，二审判决的相关认定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解读】当事人以离婚协议的约定主张排除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权的执行，应当满足离婚协议真实、离婚协议订立于人民法院查封之前以及非因自身原因不能办理过户登记的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090号

【裁判摘要】离婚协议约定房屋归一方或子女所有具有生活保障功能能够排除普通债权执行——原审查明，2009年11月30日，邓××与李×签订的离婚协议书载明，案涉房屋归李××所有。离婚协议书中对案涉房屋的约定虽然不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但案涉房屋作为邓××与李×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在婚姻关系解除时约定案涉房屋归儿子李××所有，具有生活保障功能。李××享有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2016年，顺德丰公司基于金钱债权请求查封案涉房屋。综合比较李××的请求权与顺德丰公司的金钱债权，李××的请求权具有特定指向性，且该权利早于顺德丰公司对邓××所形成的金钱债权，李××的请求权应当优于顺德丰公司的金钱债权受到保护。顺德丰公司主张邓××提交的离婚协议书无效，但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支持。顺德丰公司还主张本案应以本院(2017)最高法民申3915号民事裁定作为参考的主张，因该案与本案案情不同，其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不存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对于顺德丰公司提出本案不能比照执行该条法律规定的主张，亦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

【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6期(总第236期)】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是关于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时如何处理的规定。由于执行程序需要贯彻已生效判决的执行力，因此，在对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上，应坚持较高的、外观化的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要高于执行异议之诉中原告能否排除执行的判断标准。由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应当在如下意义上理解，即符合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不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也未必不成立。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异议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并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

【裁判规则】案外人基于执行债权形成前与被执行人签订的《离婚协议》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能够阻却对该房产的执行。

【摘要】在本案中，钟某某与林某某于1996年7月22日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讼争房产归钟某某及其所生子女所有，该约定是就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分配的约定，在诉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钟某某及其所生子女享有的是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与王谋的请求权在若干方面存在不同，并因此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

首先，从成立时间上看，该请求权要远远早于王谋因与林某某股权转让纠纷所形成的金钱债权。债权的成立时间尽管并不影响债权的平等性，但是在若干情形下对于该债权能否继续履行以及继续履行的顺序产生影响。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针对出卖人就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的继续履行问题明确规定，在均未受领交付且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的继续履行请求权就优先于其他买受人。以此类推，在本案情形，至少不能得出王光成立在后的债权具有优先于钟某某成立在前的债权的结论。

第二，从内容上看，钟某某的请求权系针对诉争房屋的请求权，而王谋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诉争房屋只是作为林某某的责任财产成为王光的债权的一般担保。在钟某某占有诉争房屋的前提下，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的精神可知，其要求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也应当优于王某的金钱债权。

第三，从性质上看，王谋与林某某之间的金钱债权，系林某某与钟某某的婚姻关系解除后发生的，属于林某某的个人债务。在该债权债务发生之时，诉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钟某某与林某某之间的约定而不再成为林某某的责任财产。因此，在王某与林某某交易时以及最终形成金钱债权的过程中，诉争房产都未影响到林某某的责任财产。在此意义上，钟某某的请求权即使排除王某债权的执行，也并未对王某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

第四，从发生的根源上看，讼争房产系钟某某与林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合法建造而产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在钟某某与林某某婚姻关系解除之时约定讼争房产归钟某某及其所生子女所有。从功能上看，该房产具有为钟某某及其所生子女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与王某的金钱债权相比，钟某某及其子女享有的请求权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055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因案涉房屋登记在秦××名下，尽管根据刘××和秦××之间的离婚协议约定，案涉房屋离婚后归刘××所有，并由刘××负担离婚后的贷款按揭。但离婚协议中关于夫妻财产分割的约定，系双方的内部约定，在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前，该房屋的物权并未发生变动。因此，一审法院为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对登记在秦××名下的案涉房屋予以查封，并无不当。本案刘××作为一审原告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以离婚协议的约定主张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请求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屋。刘××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应当同时满足离婚协议真实、离婚协议签订于人民法院查封之前以及非因个人原因未能办理过户等要件。．．．．．．本案二审判决基于上述事实，认为尽管本案离婚协议签订于人民法院查封之前，但该离婚协议的真实性存疑，判决驳回刘××排除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申346××2号

【裁判摘要】（１）民事调解书的落款时间在夫妻双方协议离婚之后，债权人主张夫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没有事实依据；（２）由于房产存在贷款导致离婚后无法办理过户属于客观原因无法办理房产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在2016年1月16日，王××１与汤××第二次协议离婚，双方约定案涉房产归王××１所有。而确认王××２与汤××之间案涉债务的(2018)闽0782民初1653号民事调解书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14日，系在王××１与汤××协议离婚之后。王××２主张王××１与汤××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由于案涉房产存在贷款，导致王××１与汤××离婚后无法办理过户至王××名下，属于客观原因无法办理案涉房产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王××２亦无法证明案涉债务系王××１与汤××的夫妻共有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62号

【裁判摘要】夫妻协议离婚分割财产但未办理过户登记，夫妻一方有权基于离婚协议排除强制执行——民事诉讼法设立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保护相关民事主体对标的财产所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保护其不因标的财产被强制执行而遭受不可逆的损害。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比较有关权益的形成时间和权益的内容、性质、效力以及对权益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是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因此，判断本案中刘××就案涉房产所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就应从权利的形成时间、权利内容、权利性质以及对权利主体的利害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从本案查明事实看，刘××与郑×于2012年12月18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并登记离婚，该《离婚协议书》盖有民政部门公章并备案于婚姻登记部门，具有登记公示的效力。根据《离婚协议书》，刘××即取得了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过户登记的权利。但因双方离婚时该房屋尚存在按揭贷款未全部偿还而被办理抵押登记，刘××在未全部清偿按揭贷款并办理解押的情况下，无法申请办理过户登记。对此，不能认定刘××存在主观过错，该情形属于非因刘××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该离婚协议是双方在离婚时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处分行为，是一种债的关系，刘××据此针对该房产享有的为债权请求权。刘××与郑×协议离婚以及对案涉房屋的分割早于郑×对周××所负的债务近两年，可以合理排除刘××与郑×具有恶意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虽然周××提出刘××与郑×协议离婚涉嫌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但未举示相应证据，不能认定刘××与郑×的离婚系逃避债务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刘××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办理过户的权利与周××对郑×的保证债权均为平等债权。从权利内容看，周××对郑×磊享有的保证债权的实现以郑×实质上所有的全部合法财产作为责任财产范围，并不单一地指向案涉房屋；而刘××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请求办理过户的权利则直接指向案涉房屋本身，其权利针对性更加强烈。从对相关民事主体的利害影响看，男女双方之间的离婚协议，往往基于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统筹安排，有关财产的分割也往往涉及到其他有关义务的承担，另外还包含了情感补偿、子女抚养以及对一方生存能力等因素的考量，在财产分配上对于抚养子女一方作适当倾斜的情形较为常见。此类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如无明显的不正当目的，亦未严重损害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则既为法律所允许，也为风俗所提倡。保证债权的权利保护，主要体现为交易的平等性和自愿性，并不涉及情感补偿、生活利益照顾等因素，在对相关民事主体的利害影响上，不及于离婚财产分割。另外，夫妻离婚时对共同财产的分割，经过一段时间后，在有关当事人之间以及相关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关系，如果不存在合理的必要性，不宜轻易打破这种稳定的社会关系。本案的基本案情与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50号案件所认定的事实具有高度相似之处，基于相类似案件作相同处理的内在裁判要求，本案亦作与该案相同的裁判，认定刘××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777号

【裁判摘要】离婚协议分割财产在先，夫妻一方对外承担担保责任在后。在没有证据证明夫妻双方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况下，夫妻一方依据离婚分割协议排除另一方债权人的强制执行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之规定，上述涉案债务不应认定为成××与张××的夫妻共同之债。鉴于案涉离婚协议发生于2008年，而成××承诺对外承担担保责任发生于2011年，即离婚协议在先，夫妻一方对外承担担保责任在后。在没有证据证明张××与成××双方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况下，原审判决支持张××关于停止对案涉房产强制执行的请求亦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９）最高法民申2423号

【裁判摘要】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在首付款支付方名下，另一方仅享有要求对方支付还贷款项及其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的债权，对该不动产不享有无权，首付款支付方有权排除执行——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执行异议之诉的实体权利判断仅限于对执行标的提出的权利主张，本案中万里公司要求确认该债务为赵××与王×的夫妻共同债务，并非针对执行标的提出的争议，该主张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故原审认定该债务未经审判不能确认为王×与赵××夫妻的共同债务的基本事实并不缺乏证据证明。本案原审已查明，案涉房产系赵××婚前购买，并取得产权证书，登记在赵××个人名下，并无其他共有人，赵××为此涉案房屋的合法权利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王×作为未进行产权登记的一方，对房屋所享有的并非物权,而只享有相应部分的债权,而物权优于债权，据此，原判决认定赵××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基本事实并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511号

【裁判摘要】夫妻共同财产被法院查封在先，另案判决夫妻分割财产在后，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执行标的于2014年6月20日被查封，李××与崔××于2018年3月21日被判决离婚并分割财产，故李××依据该生效法律文书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能得到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13号

【裁判摘要】夫妻通过离婚协议分割共同财产对约定归其所有的财产享有直接支配的物权，优先于另一方债权人的债权请求权，有权排除强制执行——原审已查明，本案所涉执行标的即登记于张××名下的位于广东省珠海市××（××一品居）地下室二层A031、A032、A033号车位，系张××与张××１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财产，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张××与张××１离婚时对上述财产进行了分割，根据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第二条第3项关于“双方各自名下的其他财产（包括机动车）归各自所有”的约定，上述财产归张××个人所有。从权利属性上来讲，张××对上述财产享有直接支配之物权。而武××对上述财产申请执行，系基于其与张××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该权利并非源于对上述财产的直接交易关系，而是源于对张××１财产的债权请求权。从两种权利取得的时间来看，张××与张××１签订离婚协议在前，武××起诉张××１在后。另外，现有证据也不能推定张××与张××１存在利用离婚逃避债务的情形。因此，两种权利相比较，张××对执行标的享有的物权应当优先于武××的普通债权予以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2号

【裁判摘要】成立在先的离婚协议中的房产分割约定可以排除成立在后的债权强制执行——关于张××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张××虽不能直接确认为案涉房产所有权人，但其对该房产享有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该请求权可以排除人民法院根据万××的申请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理由是：一方面，从两种请求权产生的时间来看，张××对案涉房产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2008年其与成××签订的离婚协议产生，而万××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2011年成××出具的担保《承诺书》产生。张××的请求权成立在前，其与成××不存在通过离婚协议预定转移、逃废此后成清波可能发生的担保债务。万××的请求权与张××的请求权相比较，在时间上不具有优先性。另一方面，从两种请求权的性质和内容来看，张××享有的是针对案涉房产要求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而万××享有的是针对成清波的一般金钱债权，该金钱债权并非基于对案涉房产公示的信赖而产生。具体而言，成××为富源贸易公司向万××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时，未将案涉房产设定为抵押担保物，万××亦并非基于成××名下登记有案涉房产而同意其为借款人富源贸易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因而，万××的金钱债权请求权与张××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权比较，在性质和内容上亦不具有优先性。故张××关于停止对案涉房产强制执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777号

【摘要】鉴于案涉离婚协议发生于2008年，而成××承诺对外承担担保责任发生于2011年，即离婚协议在先，夫妻一方对外承担担保责任在后。在没有证据证明张××与成××双方系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情况下，原审判决支持张××关于停止对案涉房产强制执行的请求亦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165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在诉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刘××享有的是将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是基于2012年其与郑×合法有效的《离婚协议书》产生，且该《离婚协议书》已在相关民政部门登记备案。而周××享有的请求权是基于2014年与郑×之间的债务产生，故刘××的请求权不仅早于而且优于周××的请求权。同时，从两种请求权的性质和内容来看，刘××享有的是针对案涉房产要求变更登记为所有权人的请求权，而周××享有的是针对郑×的一般金钱债权，该金钱债权并非基于对案涉房产公示的信赖而产生。具体而言，郑×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时，周××并非基于郑×名下登记有案涉房产而同意其为借款人提供保证。因此，周××的金钱债权请求权与刘××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请求权比较，在性质和内容上亦不具有优先性。故原判决在审理中参照相关案件精神，综合考量上述因素等，支持刘××关于停止对案涉房产强制执行的请求，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