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287号
【裁判摘要】公房承租人与房屋强制拆除行为之间利害关系的考量｜一方面，从郑某某的不动产权益保护角度而言，郑某某已经提供了其与涉案房屋有关联的相关基础证据，人民法院即便不认可其完全意义上的产权，亦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审查对郑某某过去所交集资款、住房性质等作出实体认定、回应与考量，对涉案《租用公房凭证》《收款收据》的性质等作出司法判断。特别是对于被诉的组织实施强拆行为本身也应作出合理评价，而不宜仅以原告举证不足为由不作实体性审查。且在案证据显示，涉案房屋系1987年政府拆除相关简易房后安置于此，现又面临征收补偿定性问题，仓山区政府向郑某某提供的两种补偿安置方案（一种是继续按照公房租赁，另一种是补交差价获得新房产权）均涉及针对郑某某的政策执行，且在无法达成协议时宜作出补偿决定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并作为后续执行依据，且保留郑某某对此不服而申请救济的权利。而在未形成相关补偿决定情形下，原审法院仅以郑某某无房屋产权为由否认其与涉案房屋强制拆除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理据不足。另一方面，从郑某某的屋内动产权益保护角度而言，即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了“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除非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但是对于本案所涉强拆前郑某某一直使用的房屋中，是否有物品以及有何物品，行政机关如欲表明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就需要对强拆活动的基础事实作出合理释明（如强拆活动是否存在、由谁实施，现场是否制作清单、有无影像记录等），这是国务院有关执法全过程公开的要求和判断强拆程序正当性的要素。人民法院对此也应在实体审查中结合案情加以核实，且如果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时，还有权酌定。而本案原审期间没有形成这方面证据，而在本院组织的听证中，郑某某明确主张在强拆当时，其与丈夫在涉案房屋内，并且家具物品均在屋内，存在现场被埋压等情形。如果确系行政机关组织了强拆活动，则可能存在较为明显的程序不当问题，特别是对于合法建筑物的拆除，行政机关在实施强拆活动前至少要依法作出明确的执行依据且必须履行申请人民法院审查作出准予执行裁定之法定程序。而本案以原告举证不足、主体不适格的单一理由未触及上述宜审查事项，有必要通过启动再审全面作出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