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若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时，应提交起诉方（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的约定具有法律依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解析：

（１）“若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时，应提交起诉方（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的约定，系将原告住所地作为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进而确定管辖法院，内容具体明确，双方也未就其他连接点作出约定，该约定并没有违反协议管辖有关规定；

（２）认为诉讼前存在双方起诉而有两个原告的可能性作为判断管辖条款无效的理由，系对相关规定的曲解；认定协议管辖条款违反唯一性原则以及管辖上不确定，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理解与适用１】管辖协议约定不明确时的处理．．．．．．对于管辖协议不明确的处理，《民诉解释》作出了具体规定，其第三十条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管辖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由此可见，法律对当事人之间的管辖约定采取了从宽的态度。从尊重当事人管辖合意和尽快确定管辖的目的出发，在当事人管辖协议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该管辖协议不属于必然无效，应当综合考量全案情况，包括当事人的合意内容、合同类型等因素，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如果能够明确指向的，应当认定为有效；如果不能明确的，就属于约定不明确，应当认定为无效。如果在起诉时，已经确定哪一方为原告，则“发生争议时可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这样的关系约定认可适用。而在约定了两个以上人民法院均可管辖的情况下，只要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合同纠纷原告方就可选择其中一个法院提起诉讼。当然，如果当事人管辖协议不明确，在确定管辖权的阶段无法判明，需要经过实体审理后方能明确的，如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由守约方所在地法院管辖”，则该管辖协议因无法执行，应当认定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Ｐ４６１－４６２

【理解与适用２】第二，当事人之间约定不明确或者不具有唯一性的管辖协议并不当然无效。根据《民诉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因民华公司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时，约定的“原告方所在地法院”即有了确定性，故该协议条款约定内容明确，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的管辖权约定条款。第三，协议选择多个管辖法院的可采取“先受诉法院管辖”的规则来解决。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先受诉法院管辖”的规则，即“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即便按照恒丰银行所主张的“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的约定可能会因双方当事人同时提起诉讼而造成二个以上不同区域的法院都有管辖权。根据上述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同时提起诉讼而造成管辖竞合的情况，完全可以依照“先受诉法院管辖”的规则来解决管辖权的冲突问题，没有必要认定管辖协议无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Ｐ４６２－４６３

法条链接：

《民事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３５【协议管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三十五条３６【共同管辖】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十条　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

　　管辖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

经典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358号

【裁判摘要】“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的协议管辖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涉案《定向资产计划受益权转让协议》第十条约定：“甲乙双方之间发生的关于本协议的一切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需诉讼的，由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管辖。”民华公司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时，约定的“原告方所在地法院”即有了确定性。故该协议条款约定内容明确，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合法有效的管辖权约定条款，应当作为认定本案管辖权的依据。至于上诉人恒丰银行主张的双方约定的管辖条款未明确级别管辖，依法应为无效管辖约定的主张，本院认为，级别管辖主要解决上下级法院之间就审理一审案件范围的分工问题。只要当事人约定的地域管辖明确，在约定法院所辖行政区域内具有相应级别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协议约定行使管辖权。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涉案《定向资产计划受益权转让协议》关于地域管辖的约定，结合其级别管辖的受理案件标准，认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无不当。

【摘要】恒丰银行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二）原告所在地法院与原告住所地法院的概念和法律含义不同。原告住所地依法指原告工商注册登记的法定地址，其具有唯一性和特定性，而原告所在地可以是其法定地址也可以是其主要机构所在地、日常经营地等，并不具有住所地的特定和唯一性法律特征。因此，涉案合同的“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的管辖权约定也属于合同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协议约定不明确、不特定、不唯一，导致选择管辖协议条款无效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恒丰银行认为，原告所在地与原告住所地并非相同概念，对此法院认为，对于民华公司所在地，在民华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的《定向资产计划受益权转让协议》中已予以了确认，民华公司的住所地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察路15号,恒丰银行无证据证明民华公司还存在其他所在地或住所地。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93号

【裁判摘要】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合同第十三条第2.1项约定“若无法解决，则任何一方有权向原告方所在地法院起诉。”该约定不违反民事诉讼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故三建公司作为原告可向其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421号

【裁判摘要】华电新疆公司与中瑞华林公司及案外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十条约定：“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任何争议，三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的则向原告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华电新疆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了诉讼费，有华电新疆公司缴纳本案诉讼费2447473.22元的缴款书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亦将该事实写入裁定。中瑞华林公司上诉称华电新疆公司未缴纳诉讼费缺乏事实依据。中瑞华林公司称华电新疆公司起诉时，针对本案诉讼请求的实体请求权尚不成立，但该问题属于实体审理问题，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审查的内容。华电新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中瑞华林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终字第518号

【裁判摘要】根据原审原告福州宏键公司的诉讼请求、所述的事实理由及起诉提供的《购销合同》等证据材料，其系作为出卖人诉请买受人厦门国贸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而提起诉讼，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讼争《购销合同》第六条第2项约定，“本案合同若有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由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管辖。”上述约定对管辖法院的选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对协议管辖可选择法院范围的规定，应属有效。原审原告福州宏键公司住所地在福州市辖区，本案的诉讼标的额为16508028.9元，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虽然厦门国贸公司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本案前，已就同一份《购销合同》产生的纠纷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及本院（2013）闽民提字第50号生效民事裁定，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不享有管辖权。因此，厦门国贸公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的“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情形，故不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的时间作为判断该案和本案何为“立案在先”的依据。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根据级别管辖的规定将该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0日以（2014）厦民初字第217号立案受理，均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之后，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立案在先。综上，本案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2014）厦民初字第217号案件是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分别以不同的诉讼请求向不同法院起诉的案件，应当合并审理。本案的立案时间先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2条“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的规定，本案应由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234号

【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民初20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所谓合同转让，既包括合同部分权利义务转让，也包括全部权利义务转让。前述司法解释关于协议管辖条款效力问题的规定，并未对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的情形作出例外规定。吉运公司、刘现考关于合同部分转让不适用前述司法解释的主张，没有依据。涉案《协议书》第十四条约定，因协议产生的所有纠纷，由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内容明确，合法有效，债权转让协议亦未约定排除适用或另行作出约定。因此，《协议书》债权受让人中广投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基于前述约定行使案件管辖权，符合法律规定。至于吉运公司、刘现考所称同一合同不同部分权利义务分别转让多人时，适用前述司法解释可能引发当事人规避管辖协议的问题，并非本案实际情形。

【摘要】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首先，中广投公司是以涉案债权受让方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其所依据的吉运公司与加油宝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第十四条明确约定，因协议产生的所有纠纷，由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确认为有效。2017年3月10日，中广投公司与加油宝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中广投公司受让加油宝公司与吉运公司《协议书》中的部分债权，而《债权转让协议书》亦无约定排除适用该管辖权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故中广投公司可依《协议书》约定的原告所在地确定管辖法院。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闽民终字第551号

【裁判摘要】在排除经常居住地情形下，“公民所在地”即为“公民住所地”——该《借据》第8条约定，“未尽事宜友好协商解决，如发生纠纷，由出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出借人陈××的住所地在福建省安溪县，属泉州市辖区，陈××虽未在讼争《借据》上签名，但其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的行为，可视为其已接受《借据》中的管辖条款。上述主从合同的当事人一致约定由原告陈××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意思表示真实、明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属有效，应作为本案确定管辖的依据。结合本案的诉讼标的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协议管辖条款约定的原告住所地符合级别管辖标准的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公民的所在地一般以户籍为准，在排除经常居住地情形下，“公民所在地”即为“公民住所地”。讼争借据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389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约定“向原告住所地法院起诉”属于明确确定的有效管辖条款——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案涉管辖的约定是否明确、有效。上诉人认为，诉讼管辖的约定不仅需要确定，而且需要唯一，否则为无效。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对这一问题已经做出了明确。即为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管辖的约定在诉讼时能够确定即可，且不限于唯一。本案中，水电四局与中车公司签订的《新疆哈密东豪卓成二期49.5MW风电场工程风机塔筒及附属设备采购合同》第17.2款约定：“若争议经协商仍无法解决，双方同意任何一方可以向原告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约定的内容看，尽管约定时，哪一方为原告尚不确定，但一方因纠纷而提起诉讼时，“原告方住所地”则是明确确定的。中车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其所在地即为原告方所在地。当然，不排除类似约定情形下，出现双方分别向各自所在地起诉的情况，但这种冲突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予以处理，并不会导致约定无效。由上，案涉管辖约定不存在无效之情形。依据管辖之约定，本案应由提起诉讼的中车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原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46号

【裁判摘要】依据当事人住所地／所在地确定管辖法院不能直接以合同载明地址作为依据｜（１）选择“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作为管辖法院合法有效；（２）以合同载明公司地址认定公司住所地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艾思芙公司与梦迈公司通过签订《直播推广商品服务合同》，在第十条中选择“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作为管辖法院，该协议管辖条款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可以认定为合法有效。但是“原告所在地”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术语，结合商事交易习惯，进一步探究当事人的真实表意后，将“原告所在地”解释为“原告住所地”更合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法人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以案涉《直播推广商品服务合同》载明艾思芙公司地址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为由，认定艾思芙公司的住所地位于杭州市滨江区，适用法律不当。在起诉与受理阶段，在无其他证据材料用以证明艾思芙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情况下，登记注册地可以认定为艾思芙公司住所地。艾思芙公司登记注册地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为艾思芙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按照双方管辖约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