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条【审理民事票据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

　　第六十三条【票据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票据当事人因对金融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票据法以及《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等有关票据管理的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

　　第六十四条【《票据法》的时间效力】人民法院对票据法施行以前已经作出终审裁决的票据纠纷案件进行再审，不适用票据法。

《票据管理实施办法》

　　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是票据的管理部门。

　　票据管理应当遵守票据法和本办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票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条　有票据法第一百零三条所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一）关于合同效力

　　31.【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在认定规章是否涉及公序良俗时，要在考察规范对象基础上，兼顾监管强度、交易安全保护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慎重考量，并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充分说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529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天策公司、伟杰公司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内容，明显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条关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的规定，对该《信托持股协议》的效力审查，应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规范目的、内容实质，以及实践中允许代持保险公司股权可能出现的危害后果进行综合分析认定。首先，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制定依据和目的来看，尽管《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在法律规范的效力位阶上属于部门规章，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关于“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并发布有关保险业监督管理的规章”的明确授权，为保持保险公司经营稳定，保护投资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加强保险公司股权监管而制定。据此可以看出，该管理办法关于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立法目的一致，都是为了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其次，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内容来看，该规定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本部门的职责权限范围内，根据加强保险业监督管理的实际需要具体制定，该内容不与更高层级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也未与具有同层级效力的其他规范相冲突，同时其制定和发布亦未违反法定程序，因此《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关于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规定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再次，从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危害后果来看，允许隐名持有保险公司股权，将使得真正的保险公司投资人游离于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之外，如此势必加大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妨害保险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加之由于保险行业涉及众多不特定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保险公司这种潜在的经营风险在一定情况下还将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进而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综上可见，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有关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一样的法律后果,同时还将出现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包括众多保险法律关系主体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本案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之间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天策公司依据该《信托持股协议》要求将讼争4亿股股份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

【解读１】代持保险公司股权协议违反《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性规定，协议无效。

【解读２】代持股协议虽然仅违反部门规章，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该协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代代持协议无效。隐名出资人无权依据无效的代持股协议请求名义股东返还股权、无权要求公司确认股东资格办理工商过户登记。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粤行终178号

【裁判摘要】票据行政诉讼案件适用票据法、票据行政法规时可以结合票据行政规章　的具体规定正确界定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八条规定：“支票的出票人不得签发与其预留本名的签名式样或者印鉴不符的支票。”2015年3月20日，上诉人广州市×××贸易有限公司签发了编号为3130443019270409，金额为2050000元、收款人为“广州××教育研究会”、签章为“广州市××家具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张××”的支票，因支票上的签章与其预留银行的签章“张××”不符，被广州银行东华西支行以“出票人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为由将该支票作退票处理。被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认为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之规定，同时考虑到上诉人在银行退票后，能积极采取补救措施，通过其他方式支付了支票票款给收款人广州××教育研究会等情形，根据《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签发空头支票或者签发与其预留的签章不符的支票，不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处以票面金额5%但不低于1000元的罚款；持票人有权要求出票人赔偿支票金额2%的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作出了对上诉人减轻处罚的决定，按上述支票票面金额3%给予上诉人61500元罚款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被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已经告知上诉人存在上述违法行为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亦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在核实了上诉人的申辩意见后，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复议予以维持并无不当，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关于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及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主张，其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京行申505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票据法》等相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人行上海分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负责当地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票据部分领域等金融业务活动的监管，对相关金融违法行为具有调查核实并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本案中，人行上海分行收到上海××公司的举报材料后，针对其反映的上海××置业有限公司虚假开户、违法开具银行本票等事项进行了调查核实，依据当时有效施行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及《上海市银行账户管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作出认定，对于所发现的违规行为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作出不再予以处罚的结论，故人行上海分行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所作被诉《信访回复》并无不当。中国人民银行所作（银）复决字[2016]第7号《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决定书》亦符合法律规定。故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海泰瑞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予以维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