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2018）
摘要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
摘要2：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2021修正）
摘要1：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2014年12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4号公布，根据2021年6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1号修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4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423号
【裁判摘要】（１）违约金的请求权人无须证明因对方违约给自己造成损失及损失的数额；（２）违约方如果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３）违约金调整事项属于法院自由裁量权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违约金是双方当事人预先估计的损害赔偿总额，实质是约定的损害赔偿金。作为违约金的请求权人，无须证明因对方违约给自己造成损失及损失的数额。违约方如果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案涉《固装木制作合同书》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为合同总金额的日万分之三，即年利率10.8%，对于资金占用利息来说，并不过高。而且，一、二审判决是以欠付款项而非合同总金额为基数计算的违约金，已经对双方利益进行了适当平衡。违约金调整事项属于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范畴，二审判决的认定并不存在明显失当之处，永安公司的该项再审主张，依据不足。
摘要2：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01民终9199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渝01民终9199号
【裁判摘要】债权转让未有效通知债务人，应收账款被冻结不能排除法院执行——坤廷公司转让《商品经营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债权是将《合同法》明确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予以转让，但该情形下债权转让合同本身的效力如何，《合同法》未作进一步明确规定。……就本案而言，债权转让合同本无法对重庆新世纪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但其后，重庆新世纪公司在厚朴金控保理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中进行了盖章确认，该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是在重庆新世纪公司与坤廷公司之间达成了新的合意，对《商品经营合同》中坤廷公司不得转让合同项下债权的约定予以变更和废除；与此同时，债权转让合同对重庆新世纪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故无论厚朴金控保理公司与坤廷公司之间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该合同对重庆新世纪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应为其盖章确认的落款时间即2015年6月30日。……本案中当事人自愿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可以产生债权转让事实的公示效力，即在有关的权利冲突中，作为判断相关当事人是否善意、无过错的一个考察因素。……故司法查封作为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的特别措施，基于债权人的积极保全债权的合法行为及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和支持，使申请查封的积极债权人突破了债权保护的平等性而对查封财产享有了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的优先性。故就本案而言，渝中区法院司法查封坤廷公司应收账款的时间在先，坤廷公司转让应收账款债权对债务人重庆新世纪公司生效在后，厚朴金控保理公司不得以其受让应收账款债权为由对抗在先查封应收账款债权的权利人，但对满足查封金额100万元之外的剩余应收账款债权享有权利。
摘要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1民终7222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1民终7222号
【裁判摘要】债权转让已经通知债务人可以对抗法院执行——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本案中，根据《保理合同》的约定，中建金林公司将其对ABB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农投保理公司，由农投保理公司向其提供融资服务。《保理合同》中约定保理期间为2014年8月26日至2019年8月25日，中建金林公司应当将保理期间内与ABB公司所产生的全部应收账款无条件地全部转让给农投保理公司，故中建金林公司应当将其与ABB公司在上述保理期间内基于租赁合同关系产生的租金收益全部转让给农投保理公司。……综合上述，本院认为，中建金林公司和农投保理公司已经通知了ABB公司应收账款转让事宜，再结合案涉应收账款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农投保理公司合法受让了中建金林公司对ABB公司的合法债权，ABB公司在保理期间内支付的租金收益即应收账款应属农投保理公司所有并无不当。综上，针对应收账款700万元的强制执行妨害了农投保理公司的合法权益，应予停止。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20)最高法行再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20)最高法行再1号
【裁判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五十四条规定，在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和区域内，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粘土砖，违反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继续生产、销售的，由地方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国办发（2005）3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规定，要分批禁止或限制生产、使用实心粘土砖，并逐步向小城镇和农村延伸。到2010年底，所有城市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明确将砖瓦24门以下轮窑以及立窑、无顶轮窑等土窑列为淘汰类产业。根据前述规定，全面停止粘土实心砖生产，是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基本导向，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行政机关为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依法实施的关闭、取缔、强制拆除粘土实心砖砖厂等行政行为。但是，落实国家全面停止粘土实心砖生产政策，也要区分不同情况，依法作出处理：对于责令停止生产时尚拥有合法的生产经营手续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的财产损失依法给予补偿；对于责令停止生产时已经不具有合法生产经营手续的，则应当依法予以取缔；需要强制拆除砖窑等设施的，则应当依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强制拆除。
【裁判摘要2】对违法采矿行为的取缔，属于行政处罚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三十九条规定，行政机关按照一般程序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告知被处罚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汉寿县政府对祝家岗砖厂作出取缔的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鉴于撤销对祝家岗砖厂的取缔行政处罚，将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依法应当判决确认取缔行为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
摘要2：【裁判摘要3】本案中，法律并未授予任何行政机关对违法采矿予以取缔的行政处罚行为有权自行强制执行，汉寿县政府或者沧港镇政府并无强制执行的法定职权。祝家岗砖厂被强制拆除，属于行政机关超越职权，强制拆除的实施之前，亦未催告履行、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未给予祝家岗砖厂陈述权和申辩权，严重违反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定程序。鉴于强制拆除行为系事实行为，并无可撤销内容，依法应当确认违法。
【裁判摘要4】本案中，祝家岗砖厂取土制砖的采矿许可证已经过期，采矿许可证过期后继续取土烧制粘土砖的生产行为，属于违法生产经营活动。违法取粘土生产出来的未烧制的砖坯，属于违法所得，并非合法权益；烧制粘土砖的轮窑、制砖机等机器设备的残值，在合法经营期限届满时，原本属于祝家岗砖厂的合法财产。但是，用于非法生产粘土砖后，轮窑、制砖机等机器设备成为非法生产经营活动的工具。取缔违法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决定，当然包含对违法行为所使用的专门工具的销毁，否则取缔将成为无强制执行内容的处罚，亦无法彻底根除违法取土烧制粘土砖行为。轮窑、制砖机等机器设备等违法生产活动的专用工具，亦不属于应予赔偿的合法权益损失范围。
【裁判摘要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也就是说，只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或者共同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才是适格被告。政府组织、协调相关职能部门配合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活动的，政府的组织、协调行为，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行为，都不属于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形，不是被诉行政行为案件的共同被告。
（2017）鲁01行初1016号；（2018）鲁行终1145号
摘要1：【载《人民司法·案例》2021年第8期，第99页】
【裁判要旨】在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行政机关对约定内容事先没有作出明确界定，协议签订后又不能作出合法有据的解释，此种情形下应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一方有利的解释，以防止行政机关借签订协议之名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诚信守约是协议双方应当遵守的基本要求，在行政机关未能提供证据或依据证明行政协议依法无效或被撤销，或者存在其他不应当履行的正当事由时，应认定协议合法有效，行政机关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如果行政协议确实存在可变更的情形，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程度的非基于行政优益权的变更权实属必要，但行政机关为此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案号】一审：（2017）鲁01行初1016号；二审：（2018）鲁行终1145号
摘要2：【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8)鲁行终1145号
【裁判要旨】对诉请行政机关继续履行协议的案件的审查，应当从行政协议的行政性和协议性出发，准确把握价值取向和裁判尺度，即重视协议的安定性和稳定性，审慎认定协议效力，对协议内容作正当解释，把握合约性审查规则。（1）行政协议具有安定性，行政协议的安定性和稳定性是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过程中应予重点考量的价值。行政协议一经签订，对协议双方均有拘束力，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协议。某种意义上，契约安定性优于形式上的合法性。（2）诉请履行行政协议案件，不能仅因行政机关未提供签订协议的依据，即认定协议无效。行政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的体现，诚信守约是协议双方应当遵守的基本要求。在行政机关未能提供证据或依据证明行政协议依法无效或撤销，或者存在其他不应当履行的正当事由时，应认定协议合法有效。（3）在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行政机关对约定内容事先没有作出明确界定，协议签订后又不能作出合法有据的解释，此种情形下应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一方有利的解释，以防止行政机关借此反悔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4）行政机关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但在行政相对人确实存在欺诈、胁迫等主要归责于相对人的事由，或者协议内容可能显失公平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下，行政机关应当享有一定的单方变更或解除权。
【注解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历城区政府并未提供证据证实雪山指挥部与赵××签订涉案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具有合法依据。因此，历城区政府成立的雪山指挥部与赵××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没有合法依据。据此，历城区政府成立的雪山指挥部与赵××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行为，应当判决确认无效。
【注解２】二审法院认为：区政府在履行行政协议时将拆迁安置房视为福利分房并以重复安置为由不履行拆迁安置协议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改判继续履行。
（2017）辽民撤5号；（2018）最高法民终235号
摘要1：金钱债权的申请执行人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载《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3期，第72页】
【裁判要旨】为实现金钱债权的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物所涉及的支持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法定优先受偿权的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申请执行人的法定条件应包括主体资格审查、实体性条件审查以及是否存在虚假诉讼考量等。如果金钱债权的申请执行人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对诉讼标的不存在独立的实体性权利，且金钱债权在工程承包人优先受偿后仅在单纯的事实上、经济上可能受到影响，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果金钱债权申请执行人不能举证证明发包人与承包人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损害债权人利益，则进入到强制执行程序的债权不能对抗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案号】一审：（2017）辽民撤5号；二审：（2018）最高法民终235号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235号
【摘要１】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判断标准应予以严格限制，要求其与案件处理结果要有权利义务性关系或法律上的牵连关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通常分为辅助性第三人、被告型第三人和原告型第三人三类，辅助性第三人在诉讼中纯粹是辅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并防止判决对己不利的裁判结果，它并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型第三人实际上是应当参加诉讼，并最终需要承担部分或全部民事责任的第三人；原告型第三人，作为第三方原告而参与诉讼，享有同原诉的原告共同权益的第三人。本案中，德运公司在亚宸公司和圣鑫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不依附于任何一方主体存在，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查明案件事实也没有起到任何辅助作用，不属于辅助性第三人。德运公司在（2016）辽民终1049号案件中没有被判处承担民事责任，不属于被告型第三人。圣鑫公司在与亚宸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作为承包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德运公司对亚宸公司的债权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故德运公司不符合原告型第三人的情形。因此，德运公司也不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德运公司从主体资格方面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２】法律明确规定给予特别保护的债权，可以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包括：法律规定的享有法定优先权的债权，主要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船舶优先权；法律规定享有法定撤销权的债权，主要有债权人的撤销权、破产债权撤销权。对于普通金钱债权，原则上不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中，德运公司主张的债权并不在第三人撤销之诉民事权益保护范围之列。另外，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德运公司主张其债权已经进入执行阶段，经过司法拍卖流拍后应当以物抵债，不应受到其他权利的干扰。本院认为，拍卖成交或者依法定程序裁定以物抵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时转移。本案中，德运公司是案涉房屋的申请执行人，但不能据此认定其对案涉房屋有专属的债权或物权权利。虽然客观上圣鑫公司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后，德运公司债权的受偿可能受到影响，但是单纯事实上、经济上的影响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德运公司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体性条件
(2017)浙01法赔第1号；(2017)浙委赔第3号
摘要1：——依法查封、扣押赃物、赃款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载《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6期，第97页】
【裁判要旨】国家赔偿法实行赔偿法定原则，法院裁判错误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是国家赔偿的前提。依法查封、扣押赃物、赃款，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案号】赔偿决定：(2017)浙01法赔第1号；审判决定：(2017)浙委赔第3号
摘要2：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冀01民终8772号
摘要1：【案号】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冀01民终8772号
【裁判摘要】约定不得转让债权的基础合同不得用于保理融资，否则对基础合同债务人不发生债权转让的效力——中兴公司、运通设备公司与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签订的《2013年中国联通宽带接入网PONFTTH终端采购框架合同》明确约定，“卖方不得单方向第三方转让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者部分买方应付账款，否则该转让行为无效，对于卖方确需转让本合同项下买方应付账款的，双方应就该转让事项签署书面补充协议，书面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冠中商业保理公司对于上述合同约定系明知，其如欲合法受让运通设备公司对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享有的案涉债权应就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并取得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的同意。冠中商业保理公司为证明债权转让的相关事实提交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否认收到运通设备公司和冠中商业保理公司送达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同时对《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加盖的其公司内设部门印章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2008年启用部门印章的通知、印模以及运通设备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出具的《确认与承诺书》，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加盖的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内设部门印章不具有真实性，且《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中没有签收人的签字，因此，冠中商业保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受让运通设备公司对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享有的案涉债权通知了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并取得了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的同意。因运通设备公司与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在合同中约定运通设备公司不得单方转让合同项下的买方应付账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冠中商业保理公司与运通设备公司之间案涉债权转让对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不发生效力。一审判决驳回冠中商业保理公司要求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清偿案涉应收账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辖终17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辖终17号
【裁判摘要】协议管辖指向管辖明确但不符合级别管辖规定，如果能够确定唯一的级别管辖法院的，该约定管辖条款应视为有效——本案系合同纠纷，中信保理公司与国创兴业公司在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保理合同》第二十一条中约定，“凡因本合同履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管辖，通过司法手段解决。”，该合同中还载明“本合同于2012年4月2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签订”。该约定中双方当事人对地域管辖的选择明确具体，指向北京市东城区。本案涉及当事人的约定管辖条款中地域管辖选择合法有效，但级别管辖不符合当地级别管辖标准的，该管辖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从尊重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出发，同时考虑到在纠纷发生前当事人双方均无法预见今后争议的标的额，要求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约定级别管辖法院有违常理且在实践中比较困难。因此，如果按照当事人双方对地域管辖的约定，结合案件性质、诉讼标的额等，能够确定唯一的级别管辖法院的，该约定管辖条款应视为有效。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1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结合北京市各中级法院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地域管辖的分工等，能够确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为唯一的级别管辖法院，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03民辖终3383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03民辖终3383号
【裁判摘要】涉案《保理合同》约定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为“凡因本合同履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通过司法手段解决”。在该《保理合同》落款处注明“本合同于2017年3月26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签订”。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合法有效，故原审法院作为合同签订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皖民申1521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皖民申152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223号民事裁定认定，陆××自出生以来一直无民事行为能力，其与刘××签订的合伙协议未得到其法定代理人事前同意和事后追认，属无效协议。虽然陆××与刘××之间不存在书面合同关系，但陆××无证据证明其委托刘××支付购买案涉矿山的款项，也无证据证明其多年来向刘××支付工资，双方存在雇佣关系。陆某代理陆××对矿山进行投资、管理，矿山一直由刘××经营、管理，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因陆××与刘××均不能证明各自准确、具体的出资份额，原审法院视为等额享有并无明显不当。
摘要2：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渝01民辖终246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渝01民辖终246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基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不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被上诉人重庆明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将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列为共同被告起诉，依据法律规定，因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的管辖。涉案主合同系被上诉人作为丙方与重庆畜产恒利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甲方、重庆三鼎动力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乙方于2016年12月8日签订的《最高额债权转让合同》（合同号：2016明德转让合同字029号），第八条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中协议约定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应为有效，对当事人双方均有约束力。甲方重庆畜产恒利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位于重庆市江北区辖区，故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03民特906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03民特906号
【裁判摘要】仲裁条款系争议解决条款，只有在争议发生时才涉及到效力确认的问题，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机构是否明确，应根据纠纷发生时仲裁机构的存续情况进行审查——本案所涉《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虽然不一致，但广州市乾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申请仲裁时，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与深圳仲裁委员会已于2017年12月25日起合并为“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也就是说原协议中约定的深圳市仲裁委员会和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均指向唯一确定的“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目前受理该案的也是该仲裁机构。仲裁条款系争议解决条款，只有在争议发生时才涉及到效力确认的问题，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机构是否明确，应根据纠纷发生时仲裁机构的存续情况进行审查。目前，本案所涉《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为同一个仲裁机构，故不存在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的情形。故申请人主张涉案仲裁条款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争议的仲裁条款具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且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该条款系有效的仲裁条款。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03民辖终576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03民辖终576号
【裁判摘要】仲裁协议约定仲裁机构不明确但发生争议时仲裁条款能够明确指向唯一的仲裁机构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本案涉案《技术开发(委托)合同》上仅约定“争议可提交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甲方为深圳菩提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其住所地在深圳市宝安区。因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与深圳仲裁委员会已于2017年12月25日合并为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仲裁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该地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根据该规定，本案发生争议时，涉案仲裁条款能够明确指向唯一的仲裁机构。该约定合法有效，故本案应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
摘要2：【案号】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粤0306民初2822号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赣民辖终128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赣民辖终128号
【裁判摘要１】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苇禾保理公司与振兴电子公司签订的主合同《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约定“凡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理商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本案中，保理商苇禾保理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在江西省××××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规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苇禾保理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也在上述同一地址，直至2018年5月23日苇禾保理公司才将住所地变更为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9号博能中心1001-1002室。在变更地址前，上诉人深圳欣迪盟公司与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签订了《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依法应由双方签订《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时保理商苇禾保理公司住所地所在地新余市内人民法院管辖。又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案件受理后，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的影响。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受理本案，此时苇禾保理公司登记的住所仍为江西省××渝水区××号，之后当事人住所地的变更不影响原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因此，上诉人深圳苇禾公司请求将本案移送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上诉提出本案系因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无法行使商业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票据纠纷，但又未提交被上诉人无法行使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权利的相关事实和证据，在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依据其与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主张权利的情形下，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主张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票据纠纷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将本案移送振兴电子公司所在地江苏省泰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理由不成立。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11民辖终184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11民辖终184号
【裁判摘要】 经查，2018年7月25日，天津随行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8年8月3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津0116民初3282号民事裁定，认为双方在《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中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协商不成的，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乙方”即天津随行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天津随行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册地虽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1988号2-1507，但并未在此实际经营，据该院审查核实的情况以及天津随行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反映，天津随行付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九如巷×××号”，故该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本案移送至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理。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收到移送的案卷后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受理，未对该案的管辖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管辖作出的移送管辖裁定已生效，济宁兖州区顺风物流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不应再处理，故一审管辖权异议裁定不当，应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2019）苏1111民初164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由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2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234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所谓合同转让，既包括合同部分权利义务转让，也包括全部权利义务转让。前述司法解释关于协议管辖条款效力问题的规定，并未对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的情形作出例外规定。吉运公司、刘现考关于合同部分转让不适用前述司法解释的主张，没有依据。涉案《协议书》第十四条约定，因协议产生的所有纠纷，由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内容明确，合法有效，债权转让协议亦未约定排除适用或另行作出约定。因此，《协议书》债权受让人中广投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基于前述约定行使案件管辖权，符合法律规定。至于吉运公司、刘现考所称同一合同不同部分权利义务分别转让多人时，适用前述司法解释可能引发当事人规避管辖协议的问题，并非本案实际情形。
【裁判摘要２】债权转让虽包含以房抵债内容但实际系因应收账款受让清偿引发合同纠纷而非基于不动产权利确认而形成物权纠纷，不受不动产管辖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本案是因受让债权清偿引发的合同纠纷，而非基于不动产权利确认、分割或相邻关系而形成的物权争议。涉案合同具体条款中虽有以房抵债的内容，但本案作为合同争议的基本性质并不因此改变。吉运公司、刘××关于本案应按不动产纠纷进行专属管辖的上诉意见，依法不予采信。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民初20号
【摘要】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首先，中广投公司是以涉案债权受让方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其所依据的吉运公司与加油宝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第十四条明确约定，因协议产生的所有纠纷，由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确认为有效。2017年3月10日，中广投公司与加油宝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中广投公司受让加油宝公司与吉运公司《协议书》中的部分债权，而《债权转让协议书》亦无约定排除适用该管辖权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故中广投公司可依《协议书》约定的原告所在地确定管辖法院。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津民辖116号
摘要1：【案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津民辖116号
【裁判摘要】破产申请受理裁定之前已经启动诉讼程序且未终结，应当由原审理法院继续审理不应移送至破产法院——双方依据合同约定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诉讼，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2018年7月3日，被告海兴基晟电子有限公司向河北省海兴县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该院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裁定，受理海兴基晟电子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1日将案件移送河北省海兴县人民法院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本案中，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在具有管辖权，且立案在先的情况下，将案件移送河北省海兴县人民法院处理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处理不当。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03民辖终1789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03民辖终1789号
【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经审查，上诉人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8日作出（2015）鄂猇亭民破（预）字第00002-1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被上诉人湖北星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申请，并指定宜昌欣立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湖北星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现管理人已接管债务人的财产，故原审法院应继续审理本案。原审法院以没有管辖权为由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管辖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鲁16民辖终167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鲁16民辖终167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被裁定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诉讼应当由破产法院受理，不能再依据协议管辖条款确定案件管辖——青岛星瀚信德贸易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10月12日向邹平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青岛星瀚信德贸易有限公司要求上诉人瑞高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返还保证金并要求被上诉人上海锐彤实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原审法院受理案件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应当依据双方的协议确定本案的管辖法院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案件裁判要点汇编200则（下）
摘要1：十三、主要行政管理领域（一）不动产登记111.《土地登记规则》土地登记程序112.《土地登记办法》集体土地登记程序113.《土地登记办法》国有土地登记程序114.土地权属证书仅是土地权利的确认115.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存根，效力等同于证书原件116.不存在土地权属争议的，才能登记、颁证117.房屋登记机关应尽审慎审查义务118.第三人善意取得的，违法房屋、土地登记应确认违法，保留效力119.换发证行为不可诉120.知道土地登记异议公告，不能认定知道或应当知道土地登记（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121.棚户区的界定122.房屋征收决定的作出程序123.征收项目只要相关部门经审查认为符合相关土地、规划即可，并不要求其必须取得相应法定手续124.评估时点不能机械认定为征收决定作出日125.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126.被征收人不配合入户评估，不对评估报告申请复估、鉴定，承担不利后果127.主张要以经营用房补偿，应提供证据证明128.取得营业执照的住宅应适当给予经营补偿129.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的条件130.就近路段的含义131.政府应当制定非普惠的补助和奖励办法132.集体土地征用后地上房屋拆迁可以按照征收条例执行133.强制拆除损失举证责任的转移134.房屋承租人一般不具有对征收行为起诉的原告资格135.何种情况下可直接对实际产权人补偿136.享受国有公房或国有单位产权房租赁权的承租人与征收决定具有利害关系137.承租人若有物品损失，与强制拆除行为之间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138.模拟征收相关程序（三）集体土地征收139.笼统诉征地行为属于被诉行政行为不明确140.省级政府征地决定属于最终裁决，省级政府对该征地决定的复议决定亦属最终裁决141.省级政府征收土地决定属于行政复议范围142.未对征地决定进行实体审查的复议决定可诉143.征地公告一般不可诉，但与征地批复内容不同可诉144.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一般不可诉，除非公告内容与方案不同145.对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过程中确定的土地补偿有异议不能直接起诉146.征收土地方案公告的具体方式在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一般应在被征收地张贴公告147.对集体土地给予征收补偿是县级以上政府的职责148.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收回主体是集体经济组织149.土地补偿分配资格确认
摘要2：150.安置补助费一般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则补偿给所有人151.征收部门与实际行使所有权的村民小组签订土地补偿协议不违法152.集体土地征收不能直接按照征收条例规定的程序和标准进行安置补偿153.强制拆除行为主体的推定154.集体土地承租人作为地上附着物的所有人有权提起履行补偿职责之诉155.被征收人知晓征地行为的推定158.起诉期限届满原所有权人即丧失对被征收房屋土地的权利（四）山林确权159.林木林地权属争议不同情形及其救济途径160.山林确权处理的要求和原则163.权属调处受理程序164.土地证无法确定争议地权属，仍属土地权属确权争议165.林权证无交叉、重叠，应请求撤销对方林权证，不应申请确权166.权属纠纷如经调处达成协议，则按照协议确权；如根据协议仍不能确权，则应当综合分析认定证据确认权属167.原则上应当将争议土地确权给长期管理使用争议土地的一方当事人168.使用其他农民集体土地满二十年的，可取得土地所有权169.未使用其他集体的土地满二十年如何处理170.林权证是林权纠纷处理的主要依据，应将其作为证据审查（五）收回土地171.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条件172.确定闲置土地应当以宗地为单位173.无偿收回土地应查明政府是否有过错174.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标准的基准日175.国有农场收回后补偿176.国有土地收回生效后，原土地使用权人与政府对该土地上的其他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六）违法建筑拆除177.无证房屋不等于违法建筑178.违法建设治理可以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未必一定拆除179.违法建筑拆除应依照法定程序进行180.拆除违法建筑中的责成行为是内部行为，不可诉（七）行政协议181.行政协议案件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诉讼标的为行政协议行为182.行政协议违法不属于具体明确的诉求，法院应当对当事人释明183.审理行政协议案件，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184.行政协议行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签订协议需在裁量权范围内185.行政协议能否以口头的方式订立（八）村民相关问题186.乡镇政府不履行对村委会监督义务可诉187.乡镇政府对村规民约、村民决议有责令改正的权力188.村民决议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成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89.村委会不履行义务，提起民事诉讼的，不能再申请乡镇政府监督190.村民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且应经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案件裁判要点汇编200则（上）
摘要1：一、受案范围1.信访答复的可诉性2.催告履行行为不可诉3.内部请示、批复一般不可诉4.会议纪要的可诉性5.政府机构的撤并不可诉6.发生在诉讼法施行前，当时法律未特别授权可以起诉的行政行为，不可诉7.明显不属于复议范围，复议机关作出的不受理行为，不可诉8.原行为不可诉，予以维持的复议决定，亦不可诉二、原告9.利害关系的含义10.起诉人需初步证明其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11.相对人以外的人若有利害关系也可起诉12.企业如何起诉13.合伙企业如何起诉三、被告14.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可以作为被告15.被告不适格，且在释明后仍不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16.二审发现被告不适格如何处理17.复议机关程序性驳回，如何起诉及被告如何确定18.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适格被告四、诉讼代理人及负责人应诉19.负责人应诉并非绝对，不出庭不影响庭审进行20.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原则上属于该社区、单位五、管辖21.高院级别管辖22.提级管辖应由法院裁量23.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案件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六、起诉期限24.起诉期限的含义和诉讼时效的区别25.起诉期限属于法院主动审查事项26.二年起诉期限的适用27.最长起诉期限28.一般起诉期限与最长起诉期限的适用情形29.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认定30.村民小组长知道行政行为，一般即可视为村民小组已经知道31.起诉期限的扣除32.政府指引民事诉讼耽误的起诉期限，应当扣除33.确认无效之诉仍然有起诉期限。现已改变（2020）最高法行再341号34.修法前行政不作为的起诉期限七、起诉条件35.立案登记制背景下，仍须对起诉条件进行审查36.起诉四个法定条件37.起诉应明确被诉行为，证明被诉行为存在40.不作为的起诉条件41.法院的释明义务42.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羁束43.重复起诉的认定44.撤诉后再行起诉的正当理由45.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不明确的，只有选择其一46.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对原行为和复议行为应择一而诉47.一行为一诉讼系对法律的错误理解48.行政机关错误告知不影响起诉条件的审查49.一部分人选择诉讼，一部分人选择复议，如何处理50.丧失的诉权不能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重新取得51.无诉讼行为能力必须由法定代理人起诉
摘要2：
【笔记】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能否成为行政诉讼被告？
摘要1：解读：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可以作为被告。
解析：（１）行政诉讼中，只有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实施的行为，才可能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的行政行为；（２）只有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才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
摘要2：【注解】《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诉工商登记案件适格被告问题的答复》（[1999]行他字第３号，１９９９年４月９日）：“外商投资企业不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五条的规定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商登记行政案件，由被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4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41号
【裁判摘要】无效行政行为不受起诉期限限制——本案争议焦点是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之诉是否受起诉期限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2015年5月1日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从上述司法解释可以得出，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即无效行政行为，自始、绝对无效，不因时间推移而具有合法效力。当事人对2015年5月1日之后作出的行政行为可以随时提起确认无效请求，不受起诉期限限制。同时，为避免出现当事人滥用确认无效诉讼请求以规避起诉期限制度的情况，原告一方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属于无效情形举证，被告一方亦可提出证据否定对方主张。人民法院应当对行政行为是否属于无效情形进行审查，认为行政行为属于无效情形的，则不受起诉期限限制；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原告予以释明。经释明，原告变更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并审查是否符合撤销之诉的起诉期限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案涉《住宅房屋附着物征迁补偿协议书》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12月15日，再审申请人王××陈述该协议实际签订时间为2017年7月6日，时间节点均在2015年5月1日之后。因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王××请求确认2015年5月1日之后签订的行政协议无效，不受起诉期限限制。一、二审裁定以王××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不予立案，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注解】重大且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即无效行政行为自始、绝对无效，不因时间推移而具有合法效力。
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12民破5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12民破5号
【裁判摘要】恒强房地产公司只是曾××向江××借款的保证人，并不是江××的直接债务人。且江××对曾××、恒强房地产公司所主张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然作出一审判决，但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恒强房地产公司所承担的保证责任仍未确定。且债务人曾××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佛山市公安局于2016年7月21日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曾××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嫌疑，江××可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二款“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的规定，认为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前提是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江××在未确定与恒强房地产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申请对恒强房地产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江××申请恒强房地产公司破产清算的请求裁定不予受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皖1102行初3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皖1102行初3号
【裁判摘要】目前税收征收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的退税情形中没有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被撤销后，应退回之前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合同被撤销或有效无效不是决定税款是否退还的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各级地税机关负责其征收范围内的地方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本案天琴公司、金数码公司及科瑞欣（香港）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书》，约定天琴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天洋公司70%股权转让给金数码公司。金数码公司也按约定支付了3566万元股权转让价款给天琴公司，天长市地税局向天琴公司征收股权转让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7147289.45元，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后天长法院判决撤销了天琴公司与金数码公司于2012年9月5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书》，天琴公司向天长市地税局提出退税申请。该请求是否属于天长市地税局退还天琴公司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目前税收征收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的退税情形中也没有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被撤销后，应退回之前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本案中，虽然天长法院判决撤销了天琴公司与金数码公司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书》，从合同法规定上来看，该协议以及股权转让行为自始无效。就股权收购双方应互相返还，或向对方赔偿损失。但从行政法律关系上来讲，合同被撤销或有效无效不是决定税款是否退还的关键，退税要于法有据。天琴公司向天长市地税局书面提出退还企业所得税的申请，天长地税局作出《批复》，其答复在合理期限内。滁州市地税局收到天琴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该行政复议符合法定程序。天琴公司在庭审中阐述的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2005]130号《关于纳税人收回转让的股权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中所述的退税，不符合本案的情形。
摘要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
摘要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
【摘要】
一、关于租金收入确认问题
根据《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租金收入，应按交易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中，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根据《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出租人可对上述已确认的收入，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
出租方如为在我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且采取据实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的非居民企业，也按本条规定执行。
二、关于债务重组收入确认问题
企业发生债务重组，应在债务重组合同或协议生效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三、关于股权转让所得确认和计算问题
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
四、关于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收入确认问题
企业权益性投资取得股息、红利等收入，应以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日期，确定收入的实现。
被投资企业将股权（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的，不作为投资方企业的股息、红利收入，投资方企业也不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的计税基础。
五、关于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计税基础确定问题
企业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由于工程款项尚未结清未取得全额发票的，可暂按合同规定的金额计入固定资产计税基础计提折旧，待发票取得后进行调整。但该项调整应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12个月内进行。
六、关于免税收入所对应的费用扣除问题
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企业取得的各项免税收入所对应的各项成本费用，除另有规定者外，可以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七、企业筹办期间不计算为亏损年度问题
企业自开始生产经营的年度，为开始计算企业损益的年度。企业从事生产经营之前进行筹办活动期间发生筹办费用支出，不得计算为当期的亏损，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8号）第九条规定执行。
摘要2： 八、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业务招待费计算问题
对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包括集团公司总部、创业投资企业等），其从被投资企业所分配的股息、红利以及股权转让收入，可以按规定的比例计算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岩行终字第74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岩行终字第74号
【裁判摘要】应纳税额分担协议不会导致纳税义务转移——本院认为，2011年2月28日，上诉人苏潮滨与原审第三人苏俊兴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1）闽民初字第3号《民事调解书》的形式确认了该事实。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九项规定，财产转让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故苏×兴是本案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苏×滨是该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苏×滨作为扣缴义务人，负有代扣代缴该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税款的义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本案中，被上诉人以苏×滨自愿承担本案50%税款为由要求苏×滨继续履行，但无法提供该认定所适用的法律依据，本院亦未发现相关法律对此有作出规定，且上诉人苏×滨对被上诉人的该行为也明确提出了异议，故被上诉人以《补充协议》的约定来认定苏×滨应继续履行缴纳纳税义务人剩余未缴个人所得税及相应滞纳金违背前述法律规定的税收法定原则，《补充协议》的约定属另一民事法律关系，不能成为被上诉人的执法依据。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