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某与甲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上诉案
摘要1：张某某与甲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上诉案——在执行异议之诉中提起确权之诉的，确权之诉不受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十五天期限限制
【裁判要旨】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当事人对执行标的增加确权请求的，可以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不受在驳回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提起的限制。对该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
摘要2：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渝01行终310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渝01行终310号
【裁判摘要】王××遭遇交通事故时是否属于上班的合理时间即是否符合“上下班途中"。《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一）项、（三）项规定，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或者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上诉人举示的《劳动合同》、工伤认定调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证据，结合庭审笔录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认定王××在长安跨越公司工作，2018年4月7日18时许，乘坐公司为其配备的渝Ａ×××××号小型客车，19时55分许车辆行驶至沪渝高速公路出城方向1672KM处与前车发生追尾交通事故致其受伤，王××在此次交通事故中不承担事故责任的事实。上述证据相互映证，可以证明王××是为了4月8日能准时上班而提前于4月7日16时许从距离万州280余公里的家中出发前往公司。虽然事发当日不是上班时间（“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但因王××属于异地工作，居家与工作地相距较远，放假回家后提前一天返回职工宿舍，既符合其平时的惯常往返方式也符合常理，同时亦符合公司《关于对渝万往返乘车安排的通知》第三条“乘车规定：（8）返万时间原则上为假期最后一日，……"的规定。王××发生事故时是4月7日19时50分，已经是晚上，故其提前返回公司的时间处于合理范围内，并未过分提前超出必要限度。如果苛求王××必须于4月8日当天工作日上班出行，才构成《工伤保险条例》“上下班途中"的要求，那么王××须于当日临晨3时左右就要出发前往万州才能按时到达工作岗位，显然既不符合人体生理条件也不符合常理，更不利于对异地工作劳动者的保护。因此，王××事发当日提前返回公司宿舍休息，也是为了第二天能够正常上班不耽误，符合以“上下班为目的"基本条件，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应当认定其发生交通事故时处于上班的合理时间。因此，王××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
摘要2：（续）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一）项、（三）项之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上诉人作出的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同理，市人社局作出的渝人社复决字〔2018〕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亦属适用法律错误，同样应予撤销。上诉人认为王××不是正常上班时间而受伤不应认定工伤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黔06民终1217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黔06民终1217号
【裁判摘要】（一）关于双方诉争的土地及桃源土地分红应否纳入本案审理范围的问题。……一审法院未将该问题作为本案处理范围正确，并且一审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已指出了当事人的救济途径。谭某、陈某对该问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双方诉争的二轮摩托车等财产以及酒厂的分割应否纳入本案审理范围的问题。．．．．．．谭某、陈某的起诉已构成重复诉讼，一审法院未将该部分争议纳入本案处理范围正确。谭某、陈某对该问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一审对谭某、陈某所主张的斗车等财产的处理是否正确的问题。对该部分财产，由于谭某、陈某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财产在分家时被汪某3、汪某2占有，以及现处于何处，故一审法院根据举证规则，对谭某、陈某关于分割该部分财产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谭某、陈某关于该问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关于双方诉争的土地及桃源土地分红应否纳入本案审理范围的问题。以上土地，在第三轮土地承包中，已登记在汪某3及其妻的名下。由农村土地的登记，涉及农村土地的承包问题，不是单纯的不动产登记。如果当事人对该承包登记结果有异议，不能通过民事诉讼处理，只能通过其他途径依法救济。因而，一审法院未将该问题作为本案处理范围正确，并且一审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已指出了当事人的救济途径。谭某、陈某对该问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１）谭某、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位于石阡县土的承包经营权由谭某、陈某继续承包；2．判令下列财产归谭某、陈某所有：．．．．．．；3．判令谭某与汪山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修建的酒厂归谭某、陈某享有；4．本案诉讼费由汪某3、汪某2承担。（２）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谭某、陈某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01民终1369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01民终1369号
【裁判摘要】仅对一审无既判力部分内容不服提起上诉，不可能得到比一审裁判更为有利裁判结果的，应当认定不具有上诉利益——当事人起诉或上诉应当具有诉的利益，即法院有对诉讼请求进行审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换言之，即法院有必要且能够通过判决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当事人无诉的利益之情形下，当事人无权启动诉讼程序。既判力是指终局判决获得确定后，该判决即成为对诉讼请求判断规范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基准从而被赋予通用性或者拘束力。既判力原则上只产生于判决主文所表示的判断，判决理由中的判断原则上不产生既判力，有关诉讼请求的判断与推导出该种判断的其他认定应当区分开来，推导过程中的判断仅系得出最终裁判的手段，之于其他法律关系中并不产生实际意义。即裁判文书中有既判力的为裁判的主文部分，而不包括本院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到本案中，本院认为，本案一审由邓××对罗胜提起诉讼，要求罗×返还其多支付的款项，一审判决主文驳回诉讼请求本身对罗×是有利的，二审程序只有上诉人通过上诉可能得到比第一审裁判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上诉人方具有上诉利益，罗×作为原审被告对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不存在上诉利益。．．．．．．综上所述，罗×的上诉不具有上诉利益，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罗×的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11820元予以全额退还。
【摘要】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规定，这里的不服第一审判决，应当系指不服判决主文，而非对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不服。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由该条可知，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被当事人的相反证据推翻。即只有裁判主文出现错误时，需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或第三人撤销之诉来纠错。本案罗×对一审判决的不服，实际上是对一审判决关于双方之间经济往来款项抵扣的本院认为部分不服，甚至并不属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而此部分并非裁判主文，
摘要2：（续）并不当然产生既判力。如罗×认为该部分判断错误，可在其与邓××的其他法律关系中举示相应的新证据予以推翻，就本案而言，罗×上诉不可能得到比第一审裁判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故本院认为罗×的上诉不具有上诉利益，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邓××起诉请求：1.罗×立即返还邓××多支付的款项802006.55元；2.本案诉讼费由罗×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作投资经营协议》虽名为投资协议，但协议约定罗×享有固定收益，不承担经营风险，前述约定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其投资款实际系出借的借款本金，固定收益实际系借款利息。故双方之间实际形成的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截至2019年4月9日，经抵扣涉案借款本金尚余98941.33元。故，邓××并未超额还款，对于其要求返还超额还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邓××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820元，减半收取5910元，由原告邓××负担。”
【解读３】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由邓××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邓××向罗×的转款并非全系偿还罗×借款，一审法院认定邓××的欠款金额错误。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津01民终3291号
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津01民终3291号
【裁判摘要】手机MAC地址信息属于个人信息｜搜集用户手机MAC地址信息可以不经过用户同意属于用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工具，该产品为违法产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招财宝产品是否违法。招财宝产品可以不经用户同意搜集不特定人手机MAC地址信息，关于手机MAC地址信息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虽被上诉人称搜集到的手机MAC地址信息为一串代码没有价值，但手机MAC地址信息与其他信息结合可以获取该手机用户的电话号码，因此，手机MAC地址信息属于个人信息。关于如何规范收集个人信息，《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招财宝产品搜集用户手机MAC地址信息可以不经过用户同意，属于用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工具，招财宝产品为违法产品。一审法院未认定招财宝产品的违法性，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成都九正公司与天津和合公司签订的5份《招财宝产品分销协议》及《招财宝产品分销协议补充协议条款》《退款协议书》，与璧合科技公司签订的《“招财宝产品分销协议”补充协议》，其内容为买卖非法获取不特定人的个人信息的产品，违反了《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成都九正公司与天津和合公司签订的《招财宝产品分销协议》《招财宝产品分销协议补充协议条款》，成都九正公司与璧合科技公司签订的《“招财宝产品分销协议”补充协议》均属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合同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亦予以纠正。
摘要2：【摘要】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均已意识到产品可能会涉嫌违法，双方继续订立并履行合同的行为实为一种试法行为。在其该种行为被认定为违法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任何一方欲通过诉讼得到司法保护的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因此，本院对成都九正公司要求天津和合公司、璧合科技公司回购产品并返还保证金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对天津和合公司因出售招财宝产品所取得的货款325680元、保证金50000元以及成都九正公司购买的276套招财宝产品均予以收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4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41号
【裁判摘要１】凯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圣凯诺公司将改制分配所得的资金9045395元划转给凯瑞公司；2.圣凯诺公司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暂计11511638元（其中17045395元，按年息24%计算，从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1月23日，计7419650元；9045395元，按年息24%计算，从2016年1月24日起至起诉之日止，计4091988元)；3.圣凯诺公司清偿代为垫付的货款及诉讼费50万元；4.圣凯诺公司移交固井设备立罐6个、地罐2个；5.挂名股东杨成完全退出凯瑞公司；6.圣凯诺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裁判摘要２】一审法院判决：1.圣凯诺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凯瑞公司9045395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1月23日，按本金17045395元计算；从2016年1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本金9045395元计算。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2.驳回凯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摘要３】再审判决：一、撤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终808号民事判决及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民初99号民事判决；二、定边县圣凯诺油井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定边县凯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3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定边县凯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再审判决根据违约行为时间分别计算利息：（１）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２）在2019年8月19日之后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摘要2：【摘要1】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凯瑞公司提出其代圣凯诺公司支付货款及诉讼费50万元的请求，因该事实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主张。关于凯瑞公司要求圣凯诺公司移交固井设备立罐6个、地罐2个的请求，因圣凯诺公司否认该设备分给凯瑞公司，且凯瑞公司所举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凯瑞公司要求圣凯诺公司将其委派于凯瑞公司中的挂名股东杨×完全退出凯瑞公司的请求，因其涉及案外人权利义务，不属人民法院调整范围，不予支持。
【摘要2】（１）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145509元，由圣凯诺公司负担140000元，凯瑞公司负担5509元。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45509元，由圣凯诺公司负担72754.5元，凯瑞公司负担72754.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817元，由圣凯诺公司负担。（２）圣凯诺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陕08民初99号民事判决，改判圣凯诺公司向凯瑞公司支付300万元。2、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用由凯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三、一审法院对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所作出的决定明显不合理。（３）二审认为：对于圣凯诺公司上诉提出的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分担明显不合理的问题，经查，凯瑞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金额为2100万元，并据此预交案件受理费145509元。一审判决支持凯瑞公司诉讼请求金额1000余万元，而决定由圣凯诺公司负担140000元，凯瑞公司负担5509元不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纠正。
【摘要3】《承诺书》载明：原圣凯诺公司应付凯瑞公司款项17045395元，经双方协商并征得凯瑞公司主要大股东同意，经清算后应付凯瑞公司1100万元，分两次付清，2016年1月25日前付800万元，下欠300万元于2016年3月25日前付清，圣凯诺公司负责配合凯瑞公司变更原注册股东不再享有股东权利和义务，如凯瑞公司股东提出反悔，凯瑞公司将退回上述款项等内容。当日圣凯诺公司用银行承兑汇票付凯瑞公司800万元，其余内容未履行。 再审认为，．．．．．．一、二审判决认为《承诺书》系附条件约定，圣凯诺公司在2016年3月25日前未付清全部款项，未将股东杨×退出凯瑞公司，故所附条件未成就，《承诺书》未生效的理由系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应予纠正。圣凯诺公司仍应依据《承诺书》的约定继续支付剩余300万元。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渝02民终457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渝02民终457号
【裁判摘要１】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中南石油公司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诉讼费用由中南石油公司负担。．．．．．．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或者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而本案是在该司法解释施行后才立案受理的，故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相关规定。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本案中，李××作为中南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施行后，依据前述规定向人民法院诉讼请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其主体适格。中南石油公司上诉主张李××已因案涉股东会决议的作出而被罢免，失去了中南石油公司董事长及董事的身份。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李××正是基于案涉股东会决议的作出侵犯其权利而提起诉讼，只有在案涉股东会决议成立的前提下，李××才不具备中南石油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身份，因此，在本案生效民事判决作出前，李××仍然是中南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及董事，且至今中南石油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仍为李××。中南石油公司还上诉主张即使李××与案涉股东会决议的形成具有诉的利益而成为适格主体，李××亦仅能就涉及其利害关系的决议内容申请撤销，而不能请求确认整个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此，本院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的规定针对的是整个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李××请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全部内容不成立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３】关于除斥期间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仅规定，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需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中，李××系诉讼请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此，现行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当事人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是否受60日期限的限制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李××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施行后，以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为由，并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其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其次，李××诉讼请求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其权利的行使并非属于形成权的范畴，因此亦不受法律规定的一般除斥期间的限制。
【裁判摘要４】《中南石油公司章程》第三十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代表全部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须经代表表决权的股东一致通过。中南石油公司持有70%股份份额的股东中石化公司既未参加案涉股东会会议，也未就决议事项行使表决权。因此，案涉股东会会议作出的决议并未经过全部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的规定，案涉股东会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该决议不成立。中南石油公司上诉主张案涉股东会会议召开前已发函告知中石化公司，并表明“逾期或者不到会视为放弃股东权利，全权授权富成兴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权利的放弃必须明示，中石化公司并未明确表示将股东表决权授与富成兴公司行使，事后中石化公司也未予追认。富成兴公司在召开股东会会议前是否发函告知中石化公司，不影响案涉股东会决议未经代表全部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事实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
【裁判摘要1】当事人一审抗辩意见已经获得一审法院支持，二审中改变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另，光明公司主张放弃其在一审要求抵扣税款的抗辩意见，变更为要求承包人按约提供发票。但光明公司的抗辩意见已经获得一审法院支持，现要求承包人提供发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2】当事人一审否认对其不利事实，案外人提起诉讼胜诉后，当事人在二审中又上诉自认对其不利事实不予支持——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滥用诉讼权利。本案中，申××及朱××、万××在一审庭审中多次陈述与刘××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了结，刘××所收款项为替桓大公司收取，并非归还其对刘××的欠款。正是由于申××等人的一再否认，才致恒大公司认可刘××的收款与申××等人的借贷无关，从而引发刘××另行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形成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9)渝0120民初8612号案。现在本院二审庭审时，申××提交了借条、委托支付函、承诺书等证据，拟证明光明公司支付给刘××的300万元系抵扣其欠付刘××的债务。上述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申××在一审中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否认。二审中，恒大公司也不认可300万元已作为工程款支付给了申××。申××在一审中的陈述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或受欺诈、胁迫等情形，为诉讼中的真实意思表示。现由于刘××提起另案民间借贷诉讼，且另案一审已判决申××等人承担还款责任，申××为获得有利于本方的另案最终判决，并在总体上获益，欲推翻其在一审中主张的行为有违诉讼诚信，属滥用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后果。其次，申××对争议的300万元不具有上诉利益。为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耗费以及对各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保障，当事人仅对未获一审法院支持的诉讼请求具有上诉利益，有权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提起上诉。本案申××关于将300万计为未付工程款应予支付的诉讼请求已经获得了一审法院支持，其对该300万元已不具有上诉利益，不应在二审中获得支持。最后，本案不能损害案外人刘××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刘××并未参加本案诉讼，且已提起了另案诉讼，并获得了一审判决，如本案二审直接认定刘××接收300万元为冲抵借款将有损刘××的程序权利。同时，刘××在案涉款项收取中，除了争议的款项之外，还代表
摘要2：（续）桓大公司收取了其他多笔工程款，申××所举证据也未能充分证实刘××对300万元的收款行为是代表桓大公司还是其本人。综上，申××关于光明公司支付给刘××的300万元为已付工程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３】桓大公司主张其收到的25万元安全措施管理费已经支付给了第三人朱××、万××。．．．．．．本院认为，关于第1项，桓大公司提交了转账明细等证据，经质证朱××、万××认为该证据未能证明案涉转账有二人的授权。本院认为，桓大公司举示证据只能证明其与万××１之间的交易往来记录，未能证实万××１所收款项受本案的当事人申××或者第三人朱××、万××授权，故桓大公司所提其支付给万××１的20万元应当认定为已付工程款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４】承包人因实际施工人对外合同被判决承担责任后进入执行，已付执行费以及迟延履行利息不能视为已付实际施工人工程款——2.(2020)渝01民终8645号民事判决书还应当扣除执行费、迟延履行利息5130.62元。．．．．．．本院认为，．．．．．．关于第2项，申××等人认为该费用系桓大公司未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产生，并非本案必须产生的费用。本院认为，桓大公司主张费用系其未积极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导致，并非本案必然发生的费用，桓大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５】承包合同无效，约定的管理费和承包人支出的差旅费承包人可以要求实际施工人适当承担——桓大公司因涉案工程的工程管理、完善竣工资料等产生差旅费234,379元。4.申长松应当按照工程总造价的1%支付管理费，还应当扣除470,430.36元。本院认为，……关于第3、4项，鉴于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且桓大公司在案涉工程施工中对工程竣工、移交等事宜有过一定的参与，并实际支出了部分费用，一审法院酌情按照工程价款的0.5%支持了其部分主张，已综合考虑其差旅费及管理费。因此，桓大公司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６】被挂靠方仅负有将收取的工程款支付给挂靠方的义务而非与发包人承担共同付款责任。
【裁判摘要７】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方）已取代名义上的承包人作为实际承包人与发包人成立事实上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应当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1民终10886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1民终10886号
【裁判摘要】关于路易公司主张宋××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路易公司称宋××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阻扰正常办公和车辆运营，导致公司经济损失7万余元。因此，该诉讼时效应当从2019年1月起算，路易公司称应当从2020年3月起开始计算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该经济损失争议系在宋××和路易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发生，路易公司在仲裁及一审中系基于双方劳动关系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定已过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路易公司称该损失系侵权损失，本案应当适用侵权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路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宋××赔偿路易公司经济损失71523.38元；2、宋××协助路易公司申报雇主责任险(×××)；3、宋××退还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为其缴纳的社保4481.35元；4、宋××退还路易公司为其垫付的医药费共计30132.49元。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路易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三判决：驳回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杨文彬与被上诉人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相关法律问题请示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杨文彬与被上诉人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相关法律问题请示的答复（［２０１４］民二他字第３号，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３日）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系针对《企业破产法(试行)》而作的司法解释，现《企业破产法(试行)》已被《企业破产法》替代，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根据《企业破产法》对非债务人财产的范围已经作出重新界定，在无其他规定情况下，应结合《企业破产法》及该条司法解释规定对债务人财产进行认定。
摘要2：【注解】《企业破产法》施行后应当以《企业破产法规定二》第２条之规定认定不属于债务人财产的范围。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第二条【非债务人财产】下列财产不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
（一）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承揽、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他人财产；
（二）债务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
（三）所有权专属于国家且不得转让的财产；
（四）其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
【笔记】原告能否以法院判项表述不明确、不具体导致无法执行为由提起上诉？
摘要1：解读：原告诉请被告继续履行合同，立即将土地过户给原告，法院判项仅继续履行合同，未明确被告将土地过户给原告，原告可以以法院判项表述不明确、不具体，将导致案件在执行阶段无法执行为由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变更判项。
摘要2：
【笔记】当事人对法院依职权移送管辖裁定能否提出管辖权异议和提起上诉？
摘要1：解读：（１）当事人对于法院依职权移送管辖裁定不允许上诉（属于不允许上诉的裁定）；（２）当事人对于法院依职权移送管辖有异议的，可向受移送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摘要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01民终7465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01民终7465号
【裁判摘要】对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提起的诉讼不予受理裁定可以提起上诉——换言之,卞××民可以基于自己的主观认识提起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诉,但这并不等于说法院就必须受理该诉讼。能否受理，还要看其是否提交了可以证明其具备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资格的证据材料，这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所规定的起诉必须有“具体的事实和理由”的真实含义。现卞××没有提交证明其具备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资格的证据材料，故一审法院对其提起的诉讼不予受理是正确的。综上，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8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83号
【裁判摘要１】胡×是否为提起本案执行异议的适格主体｜据原审查明，胡×与集成广福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购买集成广福公司开发的案涉房屋，并按合同约定向集成广福公司全额支付了购房款，集成广福公司亦向胡彬出具了收款收据并办理了备案登记。后虽因胡×欲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其子耿X名下而申请注销了案涉合同备案，但不表明双方有解除案涉《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注销备案登记行为也不发生案涉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胡×仍为案涉房屋购销合同的权利人，其作为案外人以对案涉房屋享有合法权益为由，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执行异议之诉是人民法院对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争议适用审判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诉讼制度。富滇银行西山支行一审诉讼请求涉及财产权益争议，本案属于财产类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富滇银行西山支行主张本案应按照非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富滇银行西山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继续执行昆明市XXX区广福城XX地块XX幢XX层XX号房产，价值2,056,150元。（２）判决：驳回富滇银行西山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49元，由富滇银行西山支行负担。（３）二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249元，由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西山支行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33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335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法律法律效力的裁定不包括按撤回起诉、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再审针对的裁判文书应当是二审法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裁定。本案中，二审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系按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关于“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并不包括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本案二审裁定并不属于可以申请再审的范围。
摘要2：【注解】按撤回起诉／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不能申请再审。
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粤12行终134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粤12行终134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被上诉人作出的肇公积金罚字[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是对上诉人致美公司没有履行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设立公积金账户、为职工缴纳公积金的行为进行处理，属于行政处理行为。被上诉人根据原审第三人赵××的投诉，对上诉人是否存在违反公积金管理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先后向上诉人发出《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肇公积金查[2017]1号）、《行政处理告知书》（肇公积金罚告字[2017]1号）、《补充提供材料通知》（肇公积金通[2017]5号），告知上诉人拟处理的内容及相关权利，程序合法。虽然在上述《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行政处理告知书》中参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并不能据此认为本案属于行政处罚行为。被上诉人根据（2015）肇端法民三初字第417号民事判决书、（2016）粤12民终48号民事判决书、原审第三人的投诉资料、上诉人的《行政处理陈述书》和《关于对等的相关意见》等证据，认定上诉人存在从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等违反公积金管理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中，因上诉人从未缴纳住房公积金，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限期缴存，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和《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号)第六条“单位补缴住房公积金(包括单位自行补缴和人民法院强制补缴)的数额，可根据实际采取不同方式确定：单位从未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原则上应当补缴自《条例》(国务院令第262号)发布之月（1999年4月）起欠缴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单位未按照规定的职工范围和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应当为职工补缴。单位不提供职工工资情况或者职工对提供的工资情况有异议的，管理中心可依据当地劳动部门、司法部门核定的工资，或所在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上诉人认为超过两年期限，不应补缴的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根据查明的事实，限期上诉人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应当适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
摘要2：（续），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但被上诉人在肇公积金罚字[2017]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遗漏援引该条文作为处理的依据，属于适用法律上的瑕疵。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欠缴原审第三人的住房公积金全部按照原审第三人离职前十二月的平均工资核算，不符合《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号)第六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撤销该部分处理决定，并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判决，处理得当。
【解读】责令补缴住房公积金属于行政处理，不是行政处罚，没有时效限制，也不适用《行政处罚法》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
（2016）苏06行终622号
摘要1：【载《人民司法·案例》2017年第14期，第99页】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为了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相对人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行政协议的主要特征为协议主体一方恒定是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签订行政协议的目的是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目标。行政协议签订、履行过程中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即保障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目的不被改变。在履行协议过程中，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需要单方改变、解除协议，甚至可以依法单方作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
【案号】 一审：（2016）苏0682行初15号；二审：（2016）苏06行终622号
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人民政府与陈某等因不履行行政协议纠纷上诉案
【案号】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苏06行终622号
【摘要】关于协议约定的第1项内容，即由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给付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违法建筑残值回购款39.8万元。．．．．．综上，基本高于实际残值的39.8万元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该约定并无变更或撤销的情形，本院对其合法性、有效性予以认可。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无视其作为一级人民政府理应发挥的诚信引领示范职责，在协议签订之后又以协议内容侵犯公共利益而主张无效的上诉理由，明显有悖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协议约定的第2项内容，即由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支付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1.75万元搬迁费。鉴于搬迁费用确系房屋拆除过程中必需支出的实际费用，且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也未就该数额不合理作出实质性辩解。本院对该项约定的合法性、有效性予以认可。关于协议约定的第3项内容，即由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为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调整用地并办理建设审批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第五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本案中，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作为乡、镇人民政府并无调整利用土地以及实施建设审批的终局法定职权，其在案涉协议中所作出的上述约定明显超越其法定职权。
摘要2：（续）而且，南通市国土资源局对案涉违章建筑的处罚决定中，明确责令被上诉人陈某1对其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全部自行拆除。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在对此明知的情形下仍在协议中同意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对现厂房进行四址不变维修，既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与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相悖。因此，双方当事人所作第3项约定属于无效约定。关于协议约定的第4项内容，即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对案涉协议负有保密义务，否则应退还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41.55万元及孳息。由于行政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行政机关因实现行政管理目标所支付的费用属于公共支出，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上诉人张芝山镇政府在该条款中约定被上诉人陈某、陈某1如违反保密义务即剥夺其依照合同约定享有的补偿权利没有法律依据，这一约定同样因违法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故协议中3、4条款的无效并不影响1、2条款的效力。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苏01行终746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苏01行终746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认定行政协议的标准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二是协议的内容涉及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三是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本案中，案涉协议的甲方为禄口街道办，显然属于行政机关；协议约定的对建筑物进行拆迁、交付土地、支付拆迁补偿款等内容，均属于行政职权的范畴；协议的目的是为S340道路建设工程，明显也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因此，本案诉争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被上诉人提出的要求上诉人继续履行协议的诉讼请求，也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称其并未启动征地拆迁程序，故在签订协议时也没有行使行政权力。上诉人的这一解释只能说明其在签订协议之前的相关行政手续是否完备，并不能否定案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
【裁判摘要２】经查，案涉协议系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充分协商后签订，上诉人在签订过程中曾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并就如何计算被上诉人的停产停业损失形成了内容详细的会议纪要。即便该计算方法与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一致，亦属于上诉人自愿选择的结果，且上诉人作为曾多次处理拆迁补偿事宜的行政机关，应当对于如此约定的相应后果有清楚的认识。被上诉人在拆迁过程中与行政机关签订协议，其基于该协议产生的信赖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协议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其内容应当得到履行，上诉人存在未完全履行该协议的情形，且其不履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３】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签订于2017年4月9日错误。经查，2017年4月9日是案涉协议打印的落款日期，上诉人三名签字人员中有一人名下签署有2017年6月2日，被上诉人未签署日期，但称其盖章和签字之日就是2017年4月9日。在协议文本已经打印完毕，并且被上诉人已经签字盖章的情况下，如上诉人所言其迟至一个多月后才签字盖章，不具有合理性。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并未签署日期，目前也无法判断三人签名的时间是否一致，故不能根据其他工作人员的签署日期来确定上诉人的签署日期。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协议的签署日期为2017年4月9日，双方应当自该日起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上诉人未按期履行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浙行终13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浙行终13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违法但有效”——本案中，争议焦点为：一、临港管委会与上诉人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是否合法。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在庭审举证责任分配中采用了行政机关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二、上诉人主张要求撤销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重新签订搬迁补偿协议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在庭审举证责任分配中采用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现具体分析如下：一、临港管委会与上诉人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是否合法。原审裁判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安委办［2012］61号等文件明确，临港管委会系由安吉县人民政府等以规范性文件设立并赋予相应职能的机构，其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实施行政行为。且该管委会于2013年12月30日被撤销后，更无权实施相关行为。临港管委会作出的涉案行政行为由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主体适格。但临港管委会在被撤销后却一直未注销公章，甚至于被撤销两年多以后的2016年1月22日仍与上诉人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该签约行为违法。虽然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追认该协议的效力，但这仅是对涉案补偿协议权利义务的追认，并不能改变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的事实。也就是说，被上诉人的追认行为只会影响协议的效力性审查，但无法改变协议的合法性审查结果。二、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是否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综上，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不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三、关于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效力。本案中，上诉人与临港管委会于2016年1月22日达成的《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对搬迁补偿金额、
摘要2：（续）搬迁安置方式、付款方式及期限、腾空与拆除等事项作出约定，协议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不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协议签订后，合同双方均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政府方面依约支付补偿款，上诉人领取相应补偿款。故涉案补偿协议系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自愿达成，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且补偿协议的内容未并损害上诉人的合法补偿权益。因临港管委会由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等设立，在被上诉人对涉案补偿协议予以追认的情况下，协议效力应予保留。综上，上诉人提出的撤销《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依法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审法院在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的情况下，仅以指正方式处理，未在判决主文中对其合法性作出裁判，未能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5行初41号行政判决；二、确认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等设立的安吉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与上诉人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违法；三、驳回上诉人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要求撤销《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依法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76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760号
【裁判摘要】以债权抵顶部分购房款不影响适用《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关于尹××是否在人民法院查封前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问题。据原审查明，．．．．．．2016年8月，东江公司与广福公司协商以房抵扣工程款，东江公司将其对广福公司享有的工程款债权1962314.59元转为尹××购买案涉商铺的购房款。2016年9月12日，尹××与广福公司就案涉商铺签订《购买协议》。案涉商铺于2017年7月20日被查封。富滇银行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购买协议》系尹××与广福公司串通倒签而形成的虚假购房合同，其主张该以物抵债协议不能体现双方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不能认定为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认定尹××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并无不当。关于尹结华是否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合法占有案涉商铺问题。本院认为，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占有是指对不动产的支配和管理，应以是否实际控制不动产为标准。．．．．．．本院认为，首先，尹××是基于合法有效的《购买协议》占有案涉商铺，案涉商铺虽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但尹××系根据广福公司的交房通知正常办理接房手续。其次，尹××接房后将案涉商铺出租给安济公司使用，可以证明案涉商铺已经具备了正常使用的条件，故原审认定尹××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并无不当。富滇银行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尹××是否已支付了全部价款问题。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东江公司与广福公司同意以房抵扣工程款，并将其对广福公司的工程款债权1962314.59元转为尹××购买案涉商铺的购房款，实质是东江公司以其对广福公司的债权作为尹××向广福公司购买案涉商铺对价的一部分，
摘要2：（续）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因此，尹＊＊已支付了案涉商铺全部价款。富滇银行称尹结华未支付案涉商铺全部价款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因尹××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问题。据原审查明，案涉商铺位于A8地块，因该地块上商铺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不具备产权证办理条件，故案涉商铺未办理所有权证并非买受人尹××的自身原因。综上，尹××对案涉商铺享有的权利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原审认定尹××对案涉商铺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并无不当。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赣民辖终128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赣民辖终128号
【裁判摘要１】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苇禾保理公司与振兴电子公司签订的主合同《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约定“凡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理商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本案中，保理商苇禾保理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在江西省××××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规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苇禾保理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也在上述同一地址，直至2018年5月23日苇禾保理公司才将住所地变更为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9号博能中心1001-1002室。在变更地址前，上诉人深圳欣迪盟公司与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签订了《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依法应由双方签订《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时保理商苇禾保理公司住所地所在地新余市内人民法院管辖。又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案件受理后，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的影响。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受理本案，此时苇禾保理公司登记的住所仍为江西省××渝水区××号，之后当事人住所地的变更不影响原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因此，上诉人深圳苇禾公司请求将本案移送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上诉提出本案系因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无法行使商业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票据纠纷，但又未提交被上诉人无法行使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权利的相关事实和证据，在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依据其与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主张权利的情形下，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主张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票据纠纷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将本案移送振兴电子公司所在地江苏省泰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理由不成立。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苏05行终415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苏05行终415号
【裁判摘要】用人单位并未在职工入职后及时为其办理参保预登记手续而是在工伤事故发生后才为其办理参保手续社保中心无义务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的相关规定，被认定为工伤的职业病人员，用人单位在该职工从业期间依法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分别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未依法为该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工伤保险经办规程》（人社部发[2012]11号）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要为本月申报缴费期结束后新招录的职工及时申报并补缴工伤保险费，登记部门根据其填报的《参加社会保险人员登记变动申报名册》及相关资料，为其办理职工参保预登记，并在下月申报缴费期办理职工参保登记手续。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工伤后，用人单位应及时到业务部门办理工伤职工登记，填写《工伤职工登记表》，并提供以下证件和资料：……。上诉人广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昆山人社局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支付一次性工伤伤残补助金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杨××在发生工伤事故时，上诉人尚未为其办理参保手续，即双方在事故发生时并未建立工伤保险关系。上诉人称杨××于2018年7月12日入职，工伤保险费系按月缴费，其于2018年7月31日为杨××缴纳工伤保险费在合理期限内。但根据《工伤保险经办规程》（人社部发[2012]11号）第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为本月申报缴费期结束后新招录的职工及时申报并补缴工伤保险费，登记部门根据其填报的《参加社会保险人员登记变动申报名册》及相关资料，为其办理职工参保预登记，并在下月申报缴费期办理职工参保登记手续。而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在杨××入职后及时为其办理参保预登记手续，而是在工伤事故发生后，才为其办理参保手续。因此，被上诉人以杨××发生工伤事故前，未办理参保预登记手续，双方未建立工伤保险关系为由，拒绝支
摘要2：（续）因此，被上诉人以杨××发生工伤事故前，未办理参保预登记手续，双方未建立工伤保险关系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并无不当，其并无义务向杨××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闽09行终110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闽09行终110号
【裁判摘要】收回土地的价格是基于双方协商“同意”，不同于国家建设征收、收回的情形，不适用免征土地增值税的情形——关于本案是否属于免征土地增值税的情形。本院认为，《土增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征土地增值税：（一）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二）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收、收回的房地产。”《土增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条例第八条（二）项所称的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是指因城市实施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被政府批准征用的房产或收回的土地使用权。因城市实施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搬迁，由纳税人自行转让原房地产的，比照本规定免征土地增值税。符合上述免税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须向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提出免税申请，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本案上诉人主张其符合上述《土增税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免征情形。但该免征土地增值税适用于“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收、收回的房地产”，且按照国家有关征收的法律规定，国家建设需要征收或收回的土地价格系由征收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确定补偿安置方案予以确定，该征收价格一般不因被征收人的意志转变。而涉案宗地系因闲置，原福安市国土资源局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闲置土地认定书》，认定因政府原因导致上述地块闲置。2018年1月19日，福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与大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合同》，约定大运公司同意将上述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由福安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按8409.11666万元的价格收储，该收回土地的价格是基于双方协商“同意”，不同于国家建设征收、收回的情形。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土地收回，可以适用上述免征的情形。上诉人对此所提上诉无理，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遗漏审查复议申请事项及其法律后果问题。《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七十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全面审查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证据、法律程序、法律依据和设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的合法性、适当性。”本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时要求撤销城南分局所作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并要求“免征土地增值税，或者确认申请人应缴土地增值税为0元”。上诉人在主张其土地增值税额问题中，明确提出城南分局遗漏扣除金额2089.926465万元，包括：房地产开发费用8473296.23元、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65968.42元、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金额加计20%扣除金额1236万元（6180万元×20%），还进一步明确主张其系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应适用《土增税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第（六）项加计20%扣除。而被上诉人所作行政复议未就上诉人是否可以按“房地产纳税人”适用《土增税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第（六）项加计20%扣除进行认定，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存在程序违法。该程序违法必然造成上述有关税额是否可以加计扣除处于不确定性。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若原税务机关根据被上诉人所作的行政复议决定重新作出税务处理，上诉人需先缴纳税款始得行使行政复议权。也即被上诉人该点程序违法直接对上诉人产生实际影响，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条所规定的及时、便民原则。......综上，被上诉人作为城南分局所属的税务局，依法具有行政复议的职权。虽然被上诉人所作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原税务处理机关的结论，并责令重新作出税务处理；但被上诉人行政复议违反法定程序，未就上诉人申请的税务处理事项进行全面审查，且该程序违法对上诉人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本案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复议决定。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苏03行终118号
摘要1：【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苏03行终118号
【裁判摘要】发票领购是用票单位和个人取得发票的法定程序，是发票投入使用的第一步。领购发票不仅仅是一种申领和发放发票的行为，更是税务机关依相对人的申请依法赋予其使用发票权利的一种行政措施。税务机关有权依法赋予用票单位和个人使用发票的权利，用票单位和个人获得使用发票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后续环节依法开具和保管发票的义务。领购发票只是使用发票的开始，发票管理相对人一旦获得发票的使用权，就可以根据自身经营业务的需要自主安排发票的使用，这种使用经常处于税务机关的管理控制和监督之外，为防止发票被不正当使用，税务机关对发票使用的管理不能仅依赖事后的检查监督，还应加强事前的制度预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需要领购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税务登记证件、经办人身份证、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样式制作的发票专用章的印模、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发票领购手续。主管税务机关根据领购单位和个人的经营范围和规模，确认领购发票的种类、数量以及领购方式，在5个工作日内发给发票领购簿。”依据上述规定，用票单位和个人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发票领购手续，税务机关应按照领购发票的单位和个人的经营范围和规模确认领购发票的种类及领购方式。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领购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要求按照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资格领取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上诉人如实提供二手车交易市场的有关证件、资料以核定供票资格，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市场是指依法设立，为买卖双方提供二手车集中交易和相关服务的场所。”第四条规定：“二手车经营主体是指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从事二手车经销、拍卖、经纪、鉴定评估的企业。”第二十六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应当为二手车经营主体提供固定场所和设施，并为客户提供办理二手车鉴定评估、转移登记、保险、纳税等手续的条件。”本案上诉人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是：二手车销售、市场设施租赁；农用机械销售，汽车信息咨询服务。由于二手车销售企业和二手车交易市场企业均可以领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申请人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包括二手车销售但未包括二手车交易、二手车市场管理服务的经营范围。
摘要2：（续）因此，上诉人以二手车交易市场主体的身份向被上诉人申请领购发票，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没有提供材料证明其具有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条件的情况下未向上诉人发放发票的行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徐州市建伟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与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再审行政裁定书》【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苏行申1298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需要领购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税务登记证件、经办人身份证、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样式制作的发票专用章的印模、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发票领购手续。主管税务机关根据领购单位和个人的经营范围和规模，确认领购发票的种类、数量以及领购方式，在5个工作日内发给发票领购簿。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应当为二手车经营主体提供固定场所和设施，并为客户提供办理二手车鉴定评估、转移登记、保险、纳税等手续的条件。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建伟公司向原车税分局申请领取《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原车锐分局依法应当对申请领购发票的纳税人，应结合其经营行业、经营项目、经营规模，对申请领购发票的票种、版别、数量认真进行核对和确认，故原车税分局作出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建伟公司提供二手车交易市场的有关证件、资料以核定建伟公司的供票资格，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建伟公司提供的工商营业执照中载明的经营范围为“二手车销售、市场设施租赁；农用机械销售，汽车信息咨询服务”，并未包含二手车交易，故建伟公司以二手车交易市场主体身份向原车税分局申请领购《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缺乏事实根据。建伟公司请求法院责令原车税分局为其发放《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建伟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2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2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金××为了解其房屋被征收的相关情况，向西岗区政府申请信息公开，故其提出本案信息公开具有保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故被诉告知书与其具有利害关系。其针对被诉告知书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上述规定。审查当事人是否具有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是否具有滥用诉权的主观故意，应从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数量、周期、目的以及是否具有正当利益等角度综合分析。根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无法得出金××长期恶意反复提起大量诉讼的结论，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金××起诉所基于的事实不清、理由不充分。故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确有不当。
摘要2：【摘要】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金××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围绕西岗区政府于2016年3月2日对其作出的西政补[2016]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证据、依据及作出的过程。金××已针对该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该案正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中。金××又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形式要求获取西岗区政府在征收补偿决定中的证据、依据和作出过程等信息，实质上还是对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性存在质疑，鉴于其已针对征收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其本次诉讼已明显偏离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功能，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宗旨。在西岗区政府作出被诉告知书后，金××提起包括本案在内的多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案件，以期达到扩大影响、反映诉求的目的，这些诉讼并不具有依法应予保护的诉讼利益，原审法院裁定驳回金文博起诉并无不当。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注解】不能以当事人已经提起另案行政诉讼，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明显偏离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功能，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宗旨为由认定滥用行政诉权驳回起诉。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闽06行终89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闽06行终89号
【裁判摘要】税务行政诉讼中纳税人可以请求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本案中，《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明确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审批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国税函〔2015〕154号）系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税务机关出口退（免）税管理工作规范（1.0版）〉的通知》（税总发〔2014〕155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抓好〈全国税务机关出口退（免）税管理工作规范（1.0版）〉落实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15〕29号）要求，对全省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审批层级问题作出的具体运用解释，属对税务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规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符合规范性文件的属性特征。上诉人福建汇鑫公司主张《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明确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审批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国税函〔2015〕154号）属规范性文件，申请一并审查《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明确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审批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国税函〔2015〕154号）第三条规定的合法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本案可一并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摘要2：【注解１】福建汇鑫公司不服，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撤销漳州市国家税务局作出的漳国税复决字〔201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责令漳州市国家税务局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及时办理出口退税。另查明，2016年4月23日，福建汇鑫公司向原审法院邮寄《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申请书》，申请对福建省国家税务局闽国税函[2015]154号《关于明确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审批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注解２】二审上诉请求撤销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2016）闽0602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撤销被上诉人漳州市国家税务局《行政复议决定》（漳国税复决字〔2015〕2号）；责令被上诉人正确履行行政复议监督职责，责成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办理出口退税；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浙温执异终字第67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浙温执异终字第67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至圣公司承担温州华奇装饰五金有限公司应缴纳的2798554.41元所得税问题，2013年7月9日温州产权交易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物权属、费用负担及手续办理情况告知书》明确约定，“拍卖标的所有（使用）权证转移至买受人名下应由买卖双方交纳的一切税、费（包括…被执行人所得税等）均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标的交付前，被执行人应缴、应退的所有税、费（包括被执行人的所得税、被执行人拖欠的各种税费及拖欠的水电费、滞纳金等）均由买受人承受。相关税费情况竞买人需自行向有关部门进行了解”，且买受人即上诉人至圣公司已就告知事项签字确认。原审考虑上诉人至圣公司在竞拍前向瓯海区地税局所了解的“温州华奇装饰五金有限公司”欠税为0的情况，无法掌握了解公司所欠增值税情况，现将2012年温州华奇装饰五金有限公司销项税额2215265.74元增值税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城东支行抵押权之后优先于无担保债权受偿。现上诉人至圣公司认为所得税应以“温州华奇装饰五金有限公司2013年6月期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为计算依据(不需要承担所得税)，而不能依据瓯海国税局在竟拍后所调整的企业资产负债为计税依据。温州华奇装饰五金有限公司应缴纳的2798554.41元所得税是基于农业银行城东支行申请对其抵押物强制拍卖所产生。原审依据《拍卖物权属、费用负担及手续办理情况告知书》第二大点第1点约定，认定该所得税应由上诉人至圣公司承担，并无不当。
摘要2：浙江至圣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等诉温州市瓯海区国家税务局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案
【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民申1198号
【摘要】被执行人需要补缴的增值税与所得税虽然均由瓯海国税局事后核定，但是，其中所得税系厂房增值部分与调增利润以及企业以往亏损累积、抵扣后计算确定，除了与调增利润相关外，还与厂房拍卖行为密切相关。据此，原判认定被执行人企业所得税基于抵押物被强制拍卖而产生，因而确定该部分税款由至圣公司承担；同时基于公平合理的考虑，对于被执行人应补缴的增值税判定在拍卖款中参与分配而不是由至圣公司承担，该种处理已经考虑至圣公司的利益，符合本案实际。至圣公司在再审申请中否认被执行人应补缴的所得税与厂房强制拍卖行为的关联性，并以“对被执行人需要补缴的增值税与所得税做区别对待，属于自相矛盾”为由，对原判提出相关异议，亦不予采纳。
【注解】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上诉权——上诉人至圣公司诉称：原审将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即上诉人，在该判决中已经实质性的“判决”了上诉人承担义务，其错误的事实认定，已经侵害了上诉人的权利，故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赔申85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赔申852号
【裁判摘要１】对生效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并责令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不服可以申请再审——再审申请人苍南县东兴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化工公司)诉被申请人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苍南县政府)、浙江省苍南县钱库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钱库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浙03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一、苍南县政府及钱库镇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东兴化工公司财产损失3万元，并互负连带责任；二、驳回东兴化工公司的其他赔偿请求。东兴化工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2019)浙行赔终62号行政赔偿判决：一、撤销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二、责令苍南县政府以及钱库镇政府在判决生效后90日内依法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东兴化工公司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东兴化工公司据以主张厂房的损失，因案涉厂房未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国土、建设部门的审批，亦未办理产权登记，东兴化工公司要求按照合法建筑的标准进行赔偿，依据不足。但十余年来，国土、住建、乡镇等有权查处违法建设的部门未对此依法予以调查处理，且在案涉厂房扩建、重建过程中，所在地的钱库镇政府、安监部门明知亦未予以制止。二审法院据此认为，案涉厂房虽不等同于合法建筑，但考虑到案涉厂房形成的特殊性，以及苍南县政府、钱库镇政府对东兴化工公司财产造成侵害的过错程度，在有关强制行为被确认违法后，东兴化工公司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赔偿，故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东兴化工公司相关赔偿请求予以纠正，考虑案涉厂房及附属设施的合理损失，尚需苍南县政府及钱库镇政府进一步调查、认定，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作出行政判断，故责令苍南县政府及钱库镇政府限期作出行政赔偿决定，并无不当。
摘要2：《苍南县东兴化工有限公司、苍南县人民政府城建行政赔偿赔偿判决书》【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9)浙行赔终62号
【摘要】涉案厂房未经国土或规划部门依法审批，不能等同于合法建筑；但其系历史形成，2006、2007年间上诉人开展的扩建、重建中，当地镇、安监等部门明知但未予制止，当地国土、住建、乡镇等有权查处违法建筑的部门对从事危某品仓储的上诉人，在10余年间亦未能依法予以调查处置。2017年4月钱库镇政府张贴的涉案通知，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所规定的对违法占地或建设的行政处罚决定，该《通知》自述系“行政指导性行为”；同时明确上诉人在2017年4月22日前未退还占地或自行拆除的，“相关部门将依法予以立案处理”;。在2017年4月28日实施强制拆除涉案厂房前，相关部门既未立案亦未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在实施强制拆除中，无公证、见证、笔录等。涉案行政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情节明显较重。苍南县人民政府以及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建筑未经合法审批，并无不当，但仅以此为由对上诉人主张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一律不予赔偿，未予考虑涉案建筑物形成的特殊性、涉案强制行为的违法性，以及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财产权造成侵害的过错程度，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苍南县东兴化工有限公司错误执行赔偿行政赔偿赔偿裁定书》【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浙03行赔初10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人苍南县东兴化工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收到苍政复决字[2020]10号赔偿决定书，于2020年10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的三个月起诉期限。因此，起诉人的起诉不符合立案条件，本院不予立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对苍南县东兴化工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不予立案。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沈中行终字第973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沈中行终字第973号
【裁判摘要１】税务处理决定被撤销而要求返回已缴纳税款争议不适用纳税争议之复议前置规定——本案系被上诉人基于税务处理决定被撤销而要求返还其已缴纳的税款,该情形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条所规定的“纳税争议”,故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所规定的需经复议前置才可依法起诉的情形。被上诉人具有本诉原告主体资格,原审认定正确。
【裁判摘要２】本案涉及两个税务处理决定。经审查,两个决定虽决定补缴金额不同但系针对同一对象存在的相同事实作出,2012年的处理决定因“事实叙述不清、法律适用不妥”被撤销之后,上诉人针对相关事实及适用法律尚未给出最终处理意见,故2012年的处理决定虽被撤销,但被上诉人因该决定所补缴的516,862.02元,并不必然发生即时返还的效力。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关于行政机关履责期限的规定,上诉人撤销先前决定尚需作出新决定的,新的决定应在撤销决定作出之日起六十日的合理期限内作出。本案中,上诉人2013年1月31日撤销了2012年的处理决定,直至2013年6月4日才作出新的处理决定,已经超出六十日的合理期限,上诉人超出六十日至作出新的处理决定期间未予返还被上诉人已缴税款的行为,缺少事实前提,没有法律依据,应该确认违法。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要求确认上诉人在撤销决定作出之日起10日内未返还其已缴全部税款的行为违法。经审查,上诉人系基于“事实叙述不清、法律适用不妥”作出撤销决定,通过该撤销理由尚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已缴税款是否超过其应缴纳税额。故被上诉人依据上述规定要求上诉人于10日内返还其已缴全部税款,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１】（１）2012年11月20日被告作出第二稽查处(2012)155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第二稽查罚(2012)15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２）2013年1月31日被告撤销了2012年11月20日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３）2013年6月4日被告作出第二稽查处(2013)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为原告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存在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应补缴增值税,不加收增值税滞纳金,补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对原告已缴纳的增值税滞纳金111,948.01元予以退回,对原告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404,914.01元未做处理。2013年6月8日被告为原告办理了退还增值税滞纳金111,948.01元的退税手续,并经上级税务机关审批后将上述税款退还给原告。（４）原告认为被告应依法返还原告缴纳的增值税、增值税滞纳金、企业所得税及企业所得税滞纳金,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未按规定返回原告税款516,862.02元的行为违法。
【解读２】一审判决：判决确认被告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未按规定退还原告税款516,862.02元的行为违法。二审判决：确认上诉人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自2013年1月31日起超出60日至2013年6月4日作出新的处理决定之前未返还被上诉人沈阳东管冶金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已缴税款516,862.02元的行为违法。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鲁06行终324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鲁06行终324号
【裁判摘要】国税函【2009】698号文第七条规定“非居民企业向其关联方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其转让价格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调整。”；59号文第五条规定：“企业重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一）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且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二）被收购、合并或分立部分的资产或股权比例符合本通知规定的比例。（三）企业重组后的连续12个月内不改变重组资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四）重组交易对价中涉及股权支付金额符合本通知规定比例。（五）企业重组中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在重组后连续12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59号文第七条规定：“企业发生涉及中国境内与境外之间（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股权和资产收购交易，除应符合本通知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才可选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一）非居民企业向其100%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民企业转让其拥有的居民企业股权，没有因此造成以后该项股权转让所得预提税负担变化，且转让方非居民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承诺在3年（含3年）内不转让其拥有受让方非居民企业的股权；（二）非居民企业向与其具有100%直接控股关系的居民企业转让其拥有的另一居民企业股权；（三）居民企业以其拥有的资产或股权向其100%直接控股的非居民企业进行投资；（四）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核准的其他情形。”上述国税函【2009】698号文是规范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的专门文件，规定了股权转让的定义、所得的计算方法和相关反避税规定。上诉人与意迩瓦投资公司的吸收合并，直接导致张裕集团股东的变化，其实质就是意迩瓦投资公司将其持有的张裕集团的股权转让给了意迩瓦控股公司，被上诉人对其认定为股权转让，对其作出的《通知书》，符合国税函【2009】698号文和59号文的相关规定。意迩瓦投资公司将其持有的张裕集团的股权转让给了上诉人，是“子公司”将股权转让给了“母公司”，不符合59号文第七条第（一）项规定，也即不符合59号文规定的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应当适用的条件。上诉人主张本案交易应适用59号文规定的特殊税务处理的规定，依据不足。《通知书》并不违反中意税收协定、中意投资协定、中芬投资协定的相关规定，
摘要2：（续）上诉人主张《通知书》存在选择性执法问题亦无事实依据。原审判决引用72号文佐证《通知书》并无不当。
【注解】非居民企业吸收合并其１００％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民企业导致中国居民企业股权被转让能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非居民企业吸收合并其１００％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民企业，形式上是吸收合并，但其导致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从子公司转移至母公司，故属于资产收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第７条规定非居民企业资产收购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情形是母公司向子公司转让中国居民企业的股权，因此，非居民企业吸收合并其１００％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民企业导致中国居民企业股权被转让不能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