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赔申2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赔申214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作出的赔偿或不予赔偿决定不具有可诉性——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宁××要求确认通化县政府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无效并予以撤销，要求被诉行政机关给予行政赔偿。不予赔偿决定作为先行处理行政赔偿请求的程序性行为，不具有脱离行政赔偿请求的独立可诉性，即使在诉讼请求中提出撤销不予赔偿决定，其实质仍是申请行政赔偿。
摘要2：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陕行终588号
摘要1：【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陕行终588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行政撤销决定是否具有可诉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五）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据此，行政行为是否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是适用该条司法解释需要重点判断的问题。所谓直接，是指法律效果必须直接对相对人发生，亦即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即导致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所谓对外，是指行政行为对于行政主体之外的人发生法律效果，行政机关之间或行政机关内部的意见交换等行政内部行为因欠缺对外性而不具有可诉性。从本案被诉50号撤销决定来看，尽管其中包括“撤销你区2011年4月21日《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批复》（宝金地批字[2011]03号）和土地出让合同，注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涉及权利义务的内容，但50号撤销决定同时还强调“由你区配合市级有关部门解决存在问题，按法定程序招拍挂土地”。因而，50号撤销决定并不具备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特点，在性质上属于宝鸡市人民政府向金台区政府下发的内部工作安排，其法律效果还须通过有关职能部门依职权针对特定相对人作出相应处理决定加以实现。且根据查明的事实，50号撤销决定作出后，金台区政府已经启动了相关工作，包括作出《注销土地登记告知书》，但至今还未对佳恒公司作出实质性的行政决定，佳恒公司持有的相关国有土地使用证至今仍未办理土地注销登记，亦未有行政机关依法定程序发布注销公告或办理注销登记。因此，50号撤销决定对佳恒公司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依法应当驳回佳恒公司的起诉。
摘要2：
【笔记】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1：解读：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告知书系行政行为，对建筑的合法性作出了否定性评价，给相对人增设了自行拆除的义务，具有行政可诉性，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注解】限期拆除通告是强拆行为前的过程性和阶段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8909号
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苏0706行审28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原审韩××的诉求系撤销东海环保局的东环函[2017]12号《关于商请东海县曲阳乡人民政府对桂林榨油坊进行断电查处的函》（以下简称案涉函件）并基于此要求东海环保局、曲阳乡政府给予行政赔偿。据此，本案的核心争议是案涉函件是否具有可诉性。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行为需要具有单方性、个别性和法效性等特征。单方性强调的是，法律效果系基于行政机关单方意思表示；个别性强调的是，行为的对象必须是特定之人和具体时间；法效性强调的则是，行为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所谓直接，是指法律效果必须直接对相对人发生，亦即行政行为一旦作成，即导致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所谓对外，是指行政行为对于行政主体之外的人发生法律效果，行政机关之间或行政机关内部的意见交换等行政内部行为因欠缺对外性而不具有可诉性。从本案被诉案涉函件来看，东海环保局并无直接对个人或组织享有的电力资源进行约束或管理的职权，案涉函件不具备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特点，该函件在性质上属于东海环保局向曲阳乡政府的内部工作安排，其法律效果还须通过有关职能部门依职权针对特定相对人作出相应处理决定加以实现。因此，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直接产生影响的应当是相关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案涉函件对韩××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故本案不符合受理条件，本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驳回起诉。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京行终1313号
摘要1：——协助停电函作为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认定
【裁判要旨】违法建设查处过程中，行政机关向供电服务企业作出《协助停止为违法建设提供供电服务的函》（以下简称《协助停电函》），属于一种内部行政行为，一般情况下不具有可诉性。但是，在《协助停电函》向违法建设用电人送达，并且供电服务企业事实上停止了供电的情况下，《协助停电函》作为内部行政行为产生了外部化的法律效果，对违法建设用电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此时，《协助停电函》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具有了可诉性。
【裁判摘要】门头沟区政府作出《停止供电函》的行为依法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金春公司具有针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门头沟区政府于2020年4月20日向门头沟供电公司作出《停止供电函》，要求门头沟供电公司配合大峪街道办对涉案建筑办理停止供电相关事宜。门头沟供电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向金春公司送达《停电通知书》，并在《停电通知书》中载明以门头沟区政府作出的《停止供电函》为依据，还向金春公司一并送达了该《停止供电函》的复印件。此外，门头沟供电公司向金春公司出示了《停电工作单》，该《停电工作单》上亦加盖了门头沟区政府的公章。尽管《停止供电函》是门头沟区政府向门头沟供电公司作出的，门头沟区政府并未直接向金春公司送达《停止供电函》，但《停止供电函》的内容涉及对涉案建筑停止供电问题，金春公司又是与门头沟供电公司就涉案建筑签订了《高压供用电合同》的用电人，且门头沟供电公司在送达《停电通知书》《停止供电函》的复印件并出示《停电工作单》的基础上对涉案建筑停止了供电，因此门头沟区政府作出《停止供电函》的行为对金春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该行为依法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同时，金春公司的权利义务受到该行为的实际影响，其与该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依法具有针对该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门头沟区政府认为《停止供电函》只是其向门头沟供电公司提出的建议，并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金春公司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摘要2：
【笔记】特种设备检验报告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1：解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出具的特种设备检验报告，系行政许可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2：【注解】行政许可核准类检验、检测、检疫行为本身不可诉——（１）特种设备出具检验报告属于行政许可——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可以作为行政许可行为对待（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故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可以作为行政许可行为对待）；（２）除此之外，《行政许可法》第４２条第４项规定的行政许可核准类检验、检测、检疫属于取得行政许可的条件，检验、检测、检疫行为本身不是行政许可，不具有可诉性。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95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公证机构作出的公证行为属于一般证明性质，均不具有可诉性——原武汉市江汉区公证处于2005年5月24日作出案涉公证书，徐××、乔×自认于2017年知道案涉公证行为，并提起本案确认违法之诉。对于当事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情形，案涉公证书作出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并未明确规定相应救济途径，当时有效的《公证程序规则》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仅规定了当事人可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诉，并没有赋予当事人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2006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将公证机构的性质定位于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明确公证行为系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内容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因公证行为造成损害的，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实施后，已明确公证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因此，无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实施之前，还是实施之后，公证机构作出的公证行为，属于一般证明性质，在诉讼中仅作为一种证据来对待，均不具有可诉性。徐××、乔×诉请确认案涉公证行为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其一并请求行政赔偿，亦无法律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1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公告》不是对特定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的具体决定，不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四平市政府于2017年12月28日发布《公告》的内容是对市区周边占用林地非法挖石的采石场一律关停并进行生态植被修复，并未明确需要关停的具体采石场。《公告》系行政机关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采石场提出的总体治理要求，就治理相关事项的公开告知，不是四平市政府对特定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的具体决定，不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所以《公告》不具有可诉性。
【裁判摘要２】行政机关向供电公司出具《通知单》责令其对当事人停止供电的行为可诉｜行政机关向供电公司出具的停电通知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四平市政府于2018年2月26日向供电公司出具《通知单》，主要内容系根据四平市政府主要领导指示，请供电公司对16家采石场停止供电，并拆除相关供电设施。《通知单》列明了要求供电公司停止供电的具体16家采石场，并在四平市政府官网上予以公布，万芳设备公司即在《通知单》所列明的16家采石场范围内。虽然《通知单》系对供电公司作出，但责令供电公司对万芳设备公司停电的行为对万芳设备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影响，万芳设备公司针对《通知单》提起撤销诉讼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
【笔记】公务员抚恤金发放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1：解读：公务员一次性死亡抚恤金的发放行为(包含作为与不作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注解１】（１）行政行为系指行政主体按照行政管理职责权限对外作出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为——《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１０项关于依法支付抚恤金的规定亦应在此意义上予以理解与适用；（２）认为发放的抚恤金不符合国家机关离退休人员病故的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３）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属于公务员人事管理中的工资福利保险事项，系基于公务员的权利义务而产生，由此产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89号
【注解２】主张返还抚恤金不当得利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１）公务员的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属于公务员人事管理中的工资福利保险事项，对行政机关公务员的亲属发放一次性抚恤金，亦应属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公务员权利义务决定的内部行为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２）但在本案中，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张的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该争议非行政机关内部事务，而是主张郑某死亡不符合领取国家抚恤金的情形，而其单位错误发放抚恤金给郑某的遗属，请求予以返还，故在此法律关系中，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郑志鹏系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参考案例：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闽0322民初797号
【注解３】（１）国家公务员所受工伤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２）民政部门对国家机关行政编制工作人员因公伤残的评残与审批行为、所属单位与行政编制工作人员的待遇发放行为，均属公务员管理范畴，不具有可诉性（不能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参考案例：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吉05民终712号
【注解４】公务员应当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公务员请求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参考案例：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皖02民终1273号
摘要2：【注释】（１）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已参加工伤保险——因认定工伤和工伤保险待遇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２）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未参加工伤保险——民事和行政均不可诉。
【注解】教师认为未依法补发超额退休金侵犯其合法权益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9254号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吉05民终71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国家公务员所受工伤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２）民政部门对国家机关行政编制工作人员因公伤残的评残与审批行为、所属单位与行政编制工作人员的待遇发放行为，均属公务员管理范畴，不具有可诉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由所在单位支付费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吉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由所在单位支付费用，具体办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另行制定。”首先，梅某作为国家公务员，其所受工伤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民政部门对国家机关行政编制工作人员因公伤残的评残与审批行为、所属单位与行政编制工作人员的待遇发放行为，均属公务员管理范畴，不具有可诉性。因此，梅某的起诉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关于梅某主张没有享受到国家规定的抚恤待遇如何解决的问题。2005年和201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均在第七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公务员保险制度，保障公务员在退休、患病、工伤、生育、失业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公务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伤残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2018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务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保险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第九十五条规定，“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下列人事处理不服的，可以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提出申诉：(七)不按照规定确定或者扣减工资、福利、保险待遇。”梅某认为所属单位或有关部门不按照规定确定保险待遇的，其有权进行申诉、控告，要求有关部门按照规定依法处理，而不得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
摘要2：
【笔记】补发证书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1：解读：补发证书行为可诉性——（１）如果补发证书记载的各事项与原证书记载事项完全一致，则补发证书行为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新的影响，不具有可诉性；（２）如果补发证书记载的各事项与原证书记载事项不完全一致，发生变动，则补发证书的变动部分可能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利害关系人可以对该补发证书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审理范围应限于补发证书记载事项的变动部分。
摘要2：【注释１】登记簿记载行为可诉范围——（１）相对人认为房屋权属证书与房屋登记簿记载内容不一致申请登记机构纠正或更正，登记机构不予纠正或更正的（倾向可诉）；（２）房屋登记机构更新房屋登记簿，更新后的内容与原房屋登记簿内容不一致性，相对人不服可选行为属于可诉范围；（３）房屋登记机构已对登记簿记载的内容注销或者更正，相对人对原登记行为不服属于可诉范围。
【注释２】登记簿记载行为不可诉范围——（１）房屋登记机构未改变登记簿内容的换发、补发权属证书，相对人对未改变的补发、换发权属证书行为提起诉讼属于不可诉范围；（２）房屋登记机构更新房屋登记簿，更新后的内容与原房屋登记簿内容一致的，相对人不服更新行为属于不可诉范围。
【笔记】行政许可是否具有可诉性？
摘要1：解读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条规定，行政许可决定或者变更、延续、撤回、注销、撤销行政许可等事项作出的有关行政行为及相应不作为具有行政可诉性。
解读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条规定，行政机关未公开行政许可决定或者未提供行政许可监督检查记录具有行政可诉性。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３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仅就行政许可过程中的告知补正申请材料、听证等通知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导致许可程序对上述主体事实上终止的除外。——（１）行政许可通知行为不具有可诉性；（２）但通知行为导致许可程序终止具有可诉性。
摘要2：【注解１】行政许可可诉性均以“侵犯其合法权益”为受理条件。
【注解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６条规定，行政许可办理期限届满之后方可起诉不予答复许可申请。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
摘要1：主动公开范围、重点内容、补充规定和不断增加（《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１９－２２条）；主动公开方式、平台、场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２３－２５条）；主动公开期限（《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２６条）；鼓励积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４４条）
摘要2：【注解】（１）起诉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不予受理；（２）行政机关拒绝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不具有可诉性；（３）起诉行政机关未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应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参考案例：行政审判案例第１０１号
【笔记】政府信息公开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1：解读１：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可诉性范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下列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１）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的；（２）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符合其在申请中要求的内容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当形式的；（３）认为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或者依他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４）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要求该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该行政机关拒绝更正、逾期不予答复或者不予转送有权机关处理的；（５）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注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可以一并或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解读２：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可诉性范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１）因申请内容不明确，行政机关要求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且对申请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告知行为；（２）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政府公报、报纸、杂志、书籍等公开出版物，行政机关予以拒绝的；（３）要求行政机关为其制作、搜集政府信息，或者对若干政府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加工，行政机关予以拒绝的；（４）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政府信息公开名义申请查阅案卷材料，行政机关告知其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的。
解读３：不履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义务不具有直接可诉性——（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义务，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告知其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２）对行政机关的答复或者逾期不予答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摘要2：【注解】（１）起诉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不予受理；（２）行政机关拒绝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不具有可诉性；（３）起诉行政机关未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应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参考案例：行政审判案例第１０１号
关××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未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案
摘要1：【裁判要旨１】起诉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不予受理——行政机关未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当事人经向行政机关申请已获得相关政府信息，但仍认为行政机关未履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义务或者未向社会公众公开相关政府信息而起诉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裁判要旨２】行政机关拒绝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不具有可诉性——当事人申请行政机关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答复拒绝向社会公众公开该政府信息，当事人不服而起诉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裁判摘要】本案中，关××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履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职责，应当先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答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在关××已经获取相关政府信息的情况下仍坚持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履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职责的，则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
摘要2：【注解】起诉行政机关未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应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63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公告只是一种单纯的公示行为，其目的是将公告中载明的内容进行告知发布，其本身并不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对被告知人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２）但是，如果公告为当事人设定了新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对该部分内容不服提起的诉讼应该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通常情况下，公告只是一种单纯的公示行为，其目的是将公告中载明的内容进行告知发布，其本身并不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对被告知人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但是，如果公告为当事人设定了新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对该部分内容不服提起的诉讼应该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具体到本案，89-1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只是将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的内容和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事项等进行了告知发布，没有为被征地人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不具有可诉性。
摘要2：
【笔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1：解读：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具有行政可诉性。
解析：（１）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行为属于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等过程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２）不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行为可能影响到被征收人复议或者诉讼请求的行使从而影响其合法安置补偿利益的实现，不公告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
【法律问题】征收补偿方案是否具有可诉性；登报公告是否具有告知当事人的效力、是否能免除当地政府的张贴公告义务。
【法官会议意见】征收补偿方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要尊重相对人的选择权，可以并诉也可以独立起诉。用媒体进行登报等形式的公告并不能免除政府应在当地进行张贴公告的义务,在考虑登报公告的效力问题上,未在当地张贴属于程序上的瑕疵,不应简单以此为由否定进行了告知的效力。本案中，结合当地征收工作开展的社会经验，以及过往案件的裁判标准，登报公告的告知效力可以得到确认。
摘要2：【注解】（１）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本身并不直接设定被征收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亦不对其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具有阶段性特点，不具有可诉性；（２）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涉及人数众多的不特定对象，具有一定普遍约束力，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具有抽象性，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268号
【笔记】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还能否起诉征收行为？
摘要1：解读：（１）被征收人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领取相应补偿费用且交出土地后,又起诉征收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２）但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保留提起诉讼权利,或者协议存在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损害国家利益等无效情形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官专业会议纪要(五)》】8.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
人民法院应当尊重依法订立的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补偿安置协议个别约定需要明确和调整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补偿安置争议。
被征收人已签订补偿安置协议、领取相应补偿费用且交出土地后,又起诉征收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但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保留提起诉讼权利,或者协议存在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损害国家利益等无效情形的除外。
摘要2：【注解１】被征收人接受补偿并自愿交出房屋，其后房屋被拆除的不应认定为是强制拆除行为，对拆除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5565号
【注解２】被征收人签订相关补偿安置协议后不能当然视为其与征收拆迁行为即不再具有利害关系｜（１）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如坚持认为征收行为违法，仍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认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被征收人即丧失相应原告主体资格，无权提起相关行政诉讼；（２）除非补偿安置协议对被征收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并取得相应之补偿，已经进行了明确约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4号；其他参考案例：(2017)最高法行申1145号、(2018)最高法行申5133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8909号
摘要1：【裁判摘要】限期拆除通告可诉性｜政府送达限期拆除通告后强拆房屋，通告是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前的过程性和阶段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根据本案业已查明的事实，2019年5月8日榆树市政府向马××送达了通告，限其五日内自行拆除建筑物，如逾期不自行拆除，政府将强制拆除。同月21日榆树市政府强制拆除案涉建筑物，因此该通告是榆树市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前的过程性和阶段性行为，马××已经对榆树市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另案提起行政诉讼，并已有生效判决确认榆树市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二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再9号
摘要1：【裁判摘要】调解书具体履行行为不构成新的事实（为履行调解书签订合同并未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构成新的事实），不具有可诉性，构成重复起诉——通过本案事实的查明，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仅是为实现调解书确定的房屋所有权归属而实施的具体履行行为，并未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便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包含的“以双方约定的建筑面积为准，其他面积属出卖人”的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金××承诺放弃部分面积，也属于双方在执行调解书过程中的和解协议，不构成新的事实，亦不具有可诉性。在金××申请执行调解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调解书，故原裁定与湖北高院（2014）鄂执复字第00024号执行裁定并无冲突。综上，本案影星公司的起诉构成重复诉讼，原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驳回影星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川行申30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工伤认定时效中止通知书》属于工伤认定程序中的程序性行政行为，如果该行为不涉及终局性问题，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没有实质影响的，属于不成熟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如果该程序性行政行为具有终局性，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并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的，则属于可诉行政行为，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申请人在工伤认定程序中，以岳××与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有争议为由中止工伤认定程序，岳××可就其与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按照法律规定申请劳动仲裁，待劳动关系问题解决后，工伤认定程序再行恢复。因此，本案中，中止工伤认定程序的行为不涉及终局性问题，对岳××的权利义务没有实质影响，不具有可诉性。岳××认为本案中不论第三人与其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都应当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符合即使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也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法定情形。
摘要2：
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湘0821行初90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是过程性行政行为还是具有终局性，是否属于可诉行政行为。该《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属于工伤认定程序中的程序性行政行为，如果该行为不涉及终局性问题，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没有实质影响的，属于不成熟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相对人提起XX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如果该程序性行政行为具有终局性，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并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的，则属于可诉行政行为，相对人提起XX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XX诉讼受案范围。《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XX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五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认定工伤，除存在违法分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以及个人挂靠用工的情形外，需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本案中，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原告系挂靠在本案具体确切的第三人名下的个人所聘用的务工人员。亦无相关生效裁判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书表明天煌公司与体冠公司之间的工程分包系违法分包；体冠公司亦具备用工主体资质。原告杨××主张本案认定工伤不需确认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成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发现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且无法确认的，应告知当事人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此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当事人。劳动关系依法确认后，当事人应将有关法律文书送交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该部门自收到生效法律文书之日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本案中，体冠公司与志恒公司均否认其为原告的用工单位，对此原告与体冠公司，体冠公司与志恒公司之间存在争议；且被告依据现有证据材料，亦无法确认原告的用工主体为何者。
摘要2：（续）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被告向原告制作并送达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系完成工伤认定所需的，确认劳动关系的前置程序，在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可依法恢复工伤认定程序。综上所述，被告所作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是过程性的行政行为，不具有终局性，对原告的实际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XX案件的受案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