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确认经济合同无效，并对财产纠纷作出处理决定后当事人一方逾期既不起诉又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的复函（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７日 法函［１９９３］２号）【废止】
【摘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确认经济合同无效，并对当事人财产纠纷作出处理决定后，当事人一方逾期既不起诉，又不履行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作为纠纷一方当事人据此向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因缺少法律根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摘要2：【备注】本篇法规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九批)的决定（发布日期：2013年1月14日，实施日期：2013年1月18日）废止（废止理由：原依据的经济合同法已失效，复函不再适用）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2004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18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4]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已于2004年7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1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7月20日起施行。
【摘要】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如果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在协助执行时扩大了范围或违法采取措施造成其损害，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摘要2：【备注】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废止（废止原因：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代替）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条第二款 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七）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11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负责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也未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重要法律制度，做好行政应诉工作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国办发〔2016〕5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行政机关要依法履行出庭应诉职责，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要带头履行行政应诉职责，积极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和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均不出庭，仅委托律师出庭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和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作出处理。本案中，衡阳市政府负责人未出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该机关主要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是否有正当理由，同时亦未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仅委托一名律师出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关于强化行政应诉工作监督管理的规定，对于衡阳市政府既无负责人出庭应诉、也不委托相应工作人员出庭的行为，应当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照行政诉讼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
摘要2：【摘要】征收补偿案件中房屋所有权存在争议情形下的审查方式——应当指出的是，曹某某、何某某直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行政机关对其所有的房屋拆迁行为违法，赔偿经济损失，实际上是对行政机关与唐某某户予以安置补偿的行为不服。判断该安置补偿行为是否有效，应当取决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包括部分案涉房屋是否已经卖给唐某某户，以及部分房屋是否存在倒塌重建以及重建后的权属问题，上述问题应当通过民事途径予以解决，一般情况下不属于征收补偿案件的审查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但是，即使当事人未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亦未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也可以在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将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基础民事争议作为证据进行审查，并以此为基础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种审理方式符合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一条所确定的立法目的，有利于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既可以提高审判效率，又可以实质性化解争议，减少当事人诉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曹某某、何某某未就房屋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亦未在本案中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但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对相关权属问题进行认定并进而对安置补偿问题的合法性作出裁判。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95号
【裁判摘要１】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修改为“行政行为”，目的是为了引入行政不作为、事实行为以及以行政协议为标志的双方行政行为，使行政诉讼法的适用范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但除此之外，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行为，仍需具有单方性、个别性和法效性等特征。单方性强调的是，法律效果系基于行政机关单方意思表示；个别性强调的是，行为的对象必须是特定之人和具体事件；法效性强调的则是，行为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所谓直接，是指法律效果必须直接对相对人发生，亦即行政行为一旦作成，即导致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所谓对外，是指行政行为对于行政主体之外的人发生法律效果，行政机关之间或行政机关内部的意见交换等行政内部行为因欠缺对外性而不具有可诉性。
【裁判摘要２】所谓多阶段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须有其他行政机关批准、附和、参与始能完成之情形。各行政机关之间，既可能是平行关系，也可能是垂直关系。后者一般如下级机关的行政行为须经上级机关批准才能对外生效，或者上级机关指示其下级机关对外作出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在存在复数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只有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那个行为才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其他阶段的行政行为只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程序。
摘要2：【裁判摘要３】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复数的诉讼进行合并审理，在诉讼法上称为共同诉讼。法律设置共同诉讼的目的在于节省法院与当事人的时间与劳动，而且也可以避免出现不同法院作出的裁判相互抵触的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共同诉讼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因同一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二是“因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其中后一种共同诉讼的具体情形，既包括复数当事人分别起诉，人民法院建议合并审理，也包括复数当事人合并提起共同诉讼，人民法院经审查予以认可。通常情况下，复数当事人无论是针对同一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还是针对同类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只要具备以下程序上的要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准许合并审理：第一，各诉讼的诉讼标的可以适用同一程序；第二，受诉法院对各诉讼标的具有管辖权；第三，没有其他专属管辖的规定，且没有禁止合并审理的规定。
摘要1：解读：（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实施前法律未规定由法院受理的案件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发生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３）因此，行政诉讼法实施前法律未规定由法院受理的案件不予受理，法规规定由法院受理的才由法院受理。
【注释１】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的房屋登记行为不可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条第３款）——（１）行政诉讼法实施前房屋登记案件并未有法律规定可以提起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部分其中不符合行政诉讼有关起诉条件不属于法院主管工作范围，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的房屋登记行为属于不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条件的情形。
【注释２】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登记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行政诉讼是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落实政策的历史遗留问题不能以合法性考量当时的政策，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日实施的行政诉讼法不能溯及既往）——（１）如果在登记发证以后又换发房屋所有权证，对（改变登记内容的）换发房证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２）但换发房证行为又涉及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产纠纷则不予受理。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当事人起诉的行政行为发生在行政诉讼法施行以前，起诉时行政诉讼法已施行且未超过起诉期限的，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答复》（[２００４]行他字第２１号，２００５年４月４日）
【摘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即已作出，故当事人的起诉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日实施的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必须遵守本法。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60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据此，本案应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即安徽省发改委，确定本案的级别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不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裁判摘要２】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确实对移送管辖作出了规定，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据此，移送管辖的前提是案件已经受理。而本案尚未被受理，原审法院在立案阶段即发现案件不属于该院管辖，可以迳行裁定不予立案，并不符合移送管辖的条件。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１３４条第３款规定：“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案件，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
摘要1：问题：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可复议）？
解读：（１）根据《行政复议法》第１０条第４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１３条规定“下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批准机关为被申请人。”内部行政行为可以申请复议，且以批准机关为被申请人；（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１９条规定“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以对外生效文书上署名机关为被告。
摘要2：【解析１】依法经批准的行政行为，（１）批准机关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内部行政行为可复议性）；（２）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行政诉讼被告（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
【解析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４条规定，行政许可诉讼案可以将署名机关和批准机关列为共同被告。
【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作出的行政行为经复议维持的案件如何确定被告问题的电话答复》（［２０１５］行他字第２４号。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备注：对应《行政诉讼法解释》第１９条】规定，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下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批准机关为被申请人。”鉴于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即将修改，对于个案的处理，你们可与海南省政府法制机关协商一致，在当地予以统一。
【注解】教师认为未依法补发超额退休金侵犯其合法权益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9254号
摘要1：解读：（１）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取狭义层面的利害关系，将利害关系人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内，即利害关系应当理解为切身的利害关系、现实的利害关系和直接的利害关系；（２）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１２条规定认定，具体包括６种情形。
摘要2：【解读】目前对于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范围仍然坚持“法定性”即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１２条规定的６种情形，而不能任意扩大（并非无限制）。
【注解】利害关系的含义：（1）“利害关系”是指行政行为在客观上已经或者必将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64号《程某某资源行政管理：土地行政管理（土地）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2）所谓“利害关系”应当是指被诉行政行为对起诉人的合法权益可能造成现实的、特别的直接损害或者不利影响——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239号《张某、张某某１、张某某２诉湖南省湘潭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行为及不履行行政监督职责案》。
【注释１】在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包括行政事实行为——这是由于在行政诉讼中可以一并处理行政赔偿问题。
【注解２】行政诉讼中的利益关系是直接利益关系——不包括间接利益关系（间接利益关系可以提供其他诉讼来救济）。
【注解３】（１）土地竞拍人与政府加油站规划原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２）但由于加油站规划许可文件具有排他性和时效性，当事人通过竞拍方式与涉案土地使用权形成特殊权益后与政府加油站原规划确认文件即形成法律上利害关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2020)最高法行申699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597号
【裁判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上述规定表明，通常情况下，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可以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在上述机构未能够依法履行相应职责的情况下，法律允许股东个人提起诉讼，但要符合公司法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前置程序。之所以设置这些前置程序，是因为一方面，从公司自身角度讲，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股东虽然是公司的创设者，但在法律上与公司属于不同的主体，公司的独立人格应该受到尊重。股东意志应当尽可能地通过公司自身的一系列制度形成公司意志并以公司的名义对外表达。另一方面，从行政诉讼的角度讲，在行政行为对特定团体及其成员的利益造成普遍影响的情况下，首先赋予其中受影响最深，事实上蒙受最大不利的主体以诉权，才能充分发挥诉讼的权利救济功能，更好的保护相关利害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一个针对公司作出的行政行为，虽然其也会对公司的组成人员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应当首先考虑由公司这个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同时也是受该行为影响最大的主体提起诉讼。本案中，周某某直接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经过了法律规定的前置程序，因此，周某某不具有本案适格原告资格，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2】至于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将本案中涉及的相关单位或个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移交相关执法部门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认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监察机关、该行政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认为犯罪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因周某某不具有适格原告资格，本案未进入实质审查阶段，人民法院尚无职权将相关材料移送，周某某如认为有关人员涉嫌犯罪，可向有关部门控告。
【解读】（１）通常情况下，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可以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２）在上述机构未能够依法履行相应职责的情况下，法律允许股东个人提起诉讼，但要符合公司法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前置程序。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9号
【裁判摘要１】不应将行政协议争议仅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１１项规定的四种情形——（一）从现行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看，对行政协议的起诉不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的四种情形，而应包括所有的行政协议争议。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规定，行政协议作为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其有上述规定情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请求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及《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行政协议。综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变更、撤销及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等，而不应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四种情形。（二）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之外的行政协议争议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是如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纳入民事诉讼，既造成了同一性质的协议争议由行政民事分别受理并审理的混乱局面，又增加了行政裁判和民事裁判不一致的风险，
摘要2：（续）不利于彻底化解行政协议纠纷；二是如相关行政协议争议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又因其行政性民事诉讼不予受理，极易造成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均不受理的尴尬局面，亦有悖于现代行政诉讼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无漏洞、有效的司法保护的主要宗旨；三是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排除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意味着有关行政协议争议游离行政法制轨道，既不能及时有效地依法解决相关行政争议，也不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故而，不应将“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违法变更、解除协议”四种情形设定为提起行政协议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作狭义的文义理解，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２】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某一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或者组织。在我国确定行政诉讼被告时，应当考虑以下四个要素：一是在程序上，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且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机关或组织；二是在实体上，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职责并作出行政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且该行为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机关或者组织；三是在组织上，属于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机关或组织，亦即行政主体；四是在方便性上，即使不属于行政主体，为便利当事人诉权的行使，通过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亦可将非行政主体的组织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本案集体土地征收系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并由征地服务中心具体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而征地服务中心受重庆高新区管委会领导，在原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的具体指导下，代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承担征地工作的事业单位，本身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亦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其实施补偿安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规定，结合本案征地服务中心作为代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承担征地工作的机构这一事实，本案可以认定由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委托征地服务中心实施了补偿安置，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1921号
【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对于评估机构在诉讼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对评估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罚。
【摘要】嘉森评估所接受新民市政府的委托作出的530号《评估报告》，严重违反评估程序，评估结论没有事实依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涉案紫叶稠李赔偿价格的依据。主要理由如下： (一)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十一条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首先明确评估目的。．．．．．．故530号《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目的不能成立。(二)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六条的规定，现场调查属于基本评估程序，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随意删减基本评估程序。．．．．．．故530号《评估报告》缺少现场调查程序。(三)530号《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8月28日，该评估基准日并非涉案紫叶稠李被强制清除的时间。．．．．．．评估报告以2015年8月作为评估基准日，涉案紫叶稠李在被强制清除时的价值难以准确体现。(四)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十九条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调查，获取评估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涉案紫叶稠李系3年生，在2012年春季经过一次平茬。嘉森评估所称在评估时系以1年生的苗条作为询价对象，未将涉案紫叶稠李按3年树龄的整树作为询价对象，询价对象严重失实。(五)530号《评估报告》采用的评估方法是市价法。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根据业务需要收集评估资料，并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其中评估资料应包括查询记录、询价结果、行业资讯、分析资料等形式。嘉森评估所在询问中称评估技术人员进行了市场询价，但不能提供准确的询价对象、询价方式、询价过程以及评估师如何通过具体的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初步评估结论及最终评估结论。评估结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六)根据《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编制和管理工作底稿。工作底稿包括管理类工作底稿和操作类工作底稿，其中操作类工作底稿应当包括市场调查及数据分析资料、相关的历史和预测资料、询价记录、其他专家鉴定及专业人士报
摘要2：（续）告等内容。嘉森评估所称开展了网络及电话询价、咨询行业专家等工作，但在询问中承认并未制作和保存任何工作底稿，无法证明其开展了相关询价、咨询专家等工作。(七)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第六条的规定，评估报告中应当提供必要信息，使评估报告使用者能够合理理解评估结论。530号《评估报告》的结论为，涉案紫叶稠李的现行市场价格为每株5元，但是在新民市政府2013年制定的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中紫叶稠李补偿价格为每株50元，二者价格存在十倍差距，但是评估报告中对此差距未作任何说明和分析。嘉森评估所作出的530号《评估报告》违反评估程序，评估结论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属于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第二款的规定，对嘉森评估所及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应当处以罚款处罚。
【解读】本案中，新民市政府在一、二审程序中，均未对涉案的紫叶稠李价格申请评估，在二审判决生效后，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论，明显不属于应当再审的“新证据”。
摘要1：【案号】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3804号
【摘要】150号《国土证》系定安县政府于1990年6月颁发，而冯某某等四人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9月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冯某某等四人提起诉讼的时间距150号《国土证》颁发之日起已经超过二十年，故对于冯行州等四人超过法定期限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因涉案土地于2000年7月、2017年9月两次进行了变更登记，并分别颁发了909号《国土证》和0001463号《不动产权证》，该两证所登记的内容与150号《国土证》的登记内容一致，面积与四至均未发生变化。因此，对冯某某等四人的实体权益产生影响的是1990年的初始登记行为。因冯某某等四人已丧失对初始登记行为起诉的权利，且初始登记行为已经生效，土地权属亦已明确，故颁发909号《国土证》和0001463号《不动产权证》并未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对再审申请人的权益亦未产生新的影响。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规定，并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有关“同一房屋多次转移登记，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首次转移登记行为及后续转移登记行为一并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就在先转移登记行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因保护善意第三人确认在先房屋登记行为违法的，应当裁定驳回原告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的起诉。原房屋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未就首次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对后续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精神，对冯某某等四人针对颁发909号《国土证》和0001463号《不动产权证》行为的起诉，也应裁定驳回。
摘要2：【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琼行终362号
【摘要１】经审理查明，1990年6月，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颁发150号证。．．．．．．2000年7月，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换发了909号证，该证载明的土地位置、土地使用者、土地用途、土地面积与150号证上记载的一致。2017年9月，定安县国土局向陈某某换发了0001463号证，该证记载的权利人、土地位置、土地用途、面积与上述两证记载的一致。冯某某等四人不服，于2018年9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颁发的150号证违法；2.确认定安县政府向陈某某颁发的909号证违法；3.撤销定安县国土局向陈某某颁发的0001463号证。
【摘要２】本院认为，首先，关于150号证的颁证行为。该证系定安县政府于1990年6月颁发的，而冯某某等四人对此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9月4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因冯吗某某等四人提起诉讼的时间距150号证颁发之日起已经超过二十年，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冯某某等四人超过法定期限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其次，关于909号证和0001463号证的颁证行为。由于两证的颁发系两次换证行为，所登记的内容与150号证的登记内容并未发生变化，即新证的换发并未改变原证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关于“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的规定，909号证和0001463号证的换证行为均不在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内，对于冯某某等四人为此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晋行再31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被强制拆除房屋所在的宅基地为集体土地，改造过程中用于城市公共道路建设用地，万柏林区政府主导辖区内城中村改造，组织整村拆除工作，故大井某社区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发生的征收拆迁行为，包括本案被诉的拆除行为，应由万柏林区政府按照征收集体土地相关法律规定承担责任。由于大井某社区并非行政主体，不享有《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征收实施权，更不享有《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权，其直接实施的拆除行为应视为接受万柏林区政府的委托，万柏林区政府对大井某社区实施的拆除行为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并承担拆除行为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万柏林区人民政府是本案被诉拆除行为的责任主体，属于适格被告。
摘要2：【裁判摘要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不享有强制执行权，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是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性依据——关于本案被诉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向不动产所在地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被征收人拒不搬迁时，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及时作出责令交出土地的行政决定，然后再依法催告、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过程中不享有强制执行权，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是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性依据。本案中，涉案房屋在被强制拆除前，被申请人并没有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履行相应程序，没有向再审申请人作出责令交出土地的行政决定，没有向再审申请人发出催告，也没有告知再审申请人可以行使复议、诉讼等权利，而是直接实施本案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既没有职权依据，也没有执行依据，明显违反了强制执行的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本案中，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实施后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依法应当确认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45号
【裁判摘要】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均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缘汇农业公司、京山县政府双方于2010年6月8日签订《关于处理京国用[2006]第335号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国有农用地问题的协议》，因缘汇农业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在新法施行前以民事诉讼途径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直接驳回缘汇农业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鄂民终971号
【摘要】本案双方当事人系因《335号地协议》的履行引发纠纷。该协议约定京山县政府无偿收回缘汇农业公司持用的京国用[2006]第335号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的228亩国有农用地，京山县政府另在京山县城市规划范围内无偿为缘汇农业公司置换100亩土地，如缘汇农业公司摘牌则京山县政府退还土地出让金，如第三方摘牌，则将剩余土地价款在扣除征地成本后拨付缘汇农业公司。上述约定系政府作为协议一方与享有土地使用权的法人企业之间就征地补偿事项作出的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十二条第十一项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关于“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的规定，本案所涉《335号地协议》在法律性质上应属行政协议。本案的特殊性在于缘汇农业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提起民事诉讼，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于2014年11月1日通过公布，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对2015年5月1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程序性规定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该条款虽未直接规定新法实施前人民法院以民事案件受理的行政协议纠纷应否按修订后的行政案件受案范围规定全部纳入行政诉讼范畴，并不再以民事纠纷案件予以立案受理，但该条款确立了在行政诉讼领域程序性事项适用新法的从新原则。本案双方争议的受案种类及范围问题属程序性事项，依据前述条款规定，本案应作为行政案件审理。故缘汇农业公司主张案涉协议权利应另行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420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因程××与永泰县政府成立的安置指挥部于2013年1月17日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书》而引发的案件，再审申请人程××的原审诉讼请求为确认该协议无效。对于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前形成的类似行政协议，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和人民法院处理此类纠纷的通常做法，一般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通过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方式寻求司法救济。再审申请人现针对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前的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相关法律依据不充分。原审法院认为上述协议不属于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可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形，并以此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并无明显不当。
摘要2：程某某、永泰县人民政府二审行政裁定书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闽行终字第629号
【摘要】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将行政协议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因此,原审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认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系对法律理解的错误，本院予以指正。本案上诉人程××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法院认定已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应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因涉案的拆迁安置协议书系于2013年1月17日签订，上诉人程××明知协议的具体内容并依约履行了协议，其于2015年8月才就该协议书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起诉期限，且其未能举证证明其超过起诉期限存在正当理由。故程××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原审裁定虽然理由不当，但结果正确，依法可予维持。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浙行终13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违法但有效”——本案中，争议焦点为：一、临港管委会与上诉人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是否合法。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在庭审举证责任分配中采用了行政机关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二、上诉人主张要求撤销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重新签订搬迁补偿协议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在庭审举证责任分配中采用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现具体分析如下：一、临港管委会与上诉人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是否合法。原审裁判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安委办［2012］61号等文件明确，临港管委会系由安吉县人民政府等以规范性文件设立并赋予相应职能的机构，其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实施行政行为。且该管委会于2013年12月30日被撤销后，更无权实施相关行为。临港管委会作出的涉案行政行为由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主体适格。但临港管委会在被撤销后却一直未注销公章，甚至于被撤销两年多以后的2016年1月22日仍与上诉人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该签约行为违法。虽然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追认该协议的效力，但这仅是对涉案补偿协议权利义务的追认，并不能改变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的事实。也就是说，被上诉人的追认行为只会影响协议的效力性审查，但无法改变协议的合法性审查结果。二、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是否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综上，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不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三、关于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效力。本案中，上诉人与临港管委会于2016年1月22日达成的《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对搬迁补偿金额、
摘要2：（续）搬迁安置方式、付款方式及期限、腾空与拆除等事项作出约定，协议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不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协议签订后，合同双方均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政府方面依约支付补偿款，上诉人领取相应补偿款。故涉案补偿协议系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自愿达成，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且补偿协议的内容未并损害上诉人的合法补偿权益。因临港管委会由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等设立，在被上诉人对涉案补偿协议予以追认的情况下，协议效力应予保留。综上，上诉人提出的撤销《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依法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审法院在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的情况下，仅以指正方式处理，未在判决主文中对其合法性作出裁判，未能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5行初41号行政判决；二、确认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等设立的安吉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与上诉人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违法；三、驳回上诉人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要求撤销《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依法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954号
【裁判摘要１】一般认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是因为其以行政主体名义实施了行政行为而成为被告，而行政主体概念与行政机关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一般认为，确定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可按以下思路依次进行：1.是否为行政主体，即行为人只有具备法律规定的行政主体身份和地位，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2.是否为行为主体，即行为人只有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了被诉行政行为或者有怠于履行职责的不作为行为，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3.是否为责任主体,即行为人只有能够以自己名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和诉讼后果，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由于行政权行使过程的多样性以及行政组织系统内部关系的复杂性，准确理解行政主体、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与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职能部门的关系，并依法确定行政诉讼的被告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并辅之以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名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因此，确定行政案件的适格被告，既要根据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名义和身份，也要依据其权力的来源，并结合所依据的实体法律规范，综合判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２】街道办事处以拆除危房的名义实施房屋拆除谁是适格被告？|（１）街道办事处实施的强制拆除系以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名义而实施，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应由房屋征收部门承担；（２）街道办事处超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范围，违法以拆除危房名义实施的房屋拆除行为，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各方对街道办事处以拆除危房的名义实施拆除的事实，并无异议，分歧仅在于谁是最终的责任主体并以此确定适格被告。具体而言：首先，街道办事处作为派出机关可以自己名义独立作出行政行为并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行署，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可以设立区公所，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街道办事处，分别作为同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与行政机关设立的行使该行政机关部分行政职权的派出机构不同，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派出机关是独立的行政主体，能够以自己名义独立作出行政行为并独立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街道办事处在有关人民政府未进行委托的情况下，其以自己的名义单独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对由此产生的诉讼，街道办事处是适格被告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宜以派出机关即相应的人民政府为被告。因此，否定街道办事处的被告主体资格，而主张一律以设立的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观点，不符合上述规定精神，也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范目的落空，也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其次，即使认定街道办事处实施的强制拆除，系以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名义而实施，对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应由房屋征收部门承担，而不应由作为征收主体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承担。……据此，街道办事处既非征收主体，也非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房屋征收部门，而只可能是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接受房屋征收部门的委托，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的被委托单位。因此，街道办事处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所从事的行为，由委托人房屋征收部门承担其后果，由此引发的诉讼，亦由房屋征收部门作为适格被告并承担相应责任。……再次，街道办事处超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范围，违法以拆除危房名义实施的房屋拆除行为，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法律责任。
摘要1：【案号】邵武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邵行初字第6号
【裁判摘要】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或者稽核比对以及抵扣进项税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在诉讼过程中，被告邵武国税局举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2010年1月1日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应在开具之日起180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认证，并在认证通过的次月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原告开封锅炉公司开具本案4张增值税发票的时间为2012年5月31日，属于2010年1月1日以后开具的，第三人正兴轮胎公司收到原告交付的发票时（2014年3月17日）已超过180天的认证期限。根据被告邵武国税局提供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逾期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50号）》第一、二条的规定，“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真实交易但由于客观原因造成增值税扣税凭证逾期的，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逐级上报、由国家税务总局认证、稽核比对后，对比对相符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允许纳税人继续抵扣其进项税额。客观原因包括如下类型：（一）因自然灾害、社会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增值税扣税凭证逾期；（二）增值税扣税凭证被盗、抢、或者因邮寄丢失、误递导致逾期；（三）有关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业务或者检查中，扣押增值税扣税凭证，纳税人不能正常履行申报义务，或者税务机关信息系统、网络故障，未能及时处理纳税人网上认证数据等导致增值税扣税凭证逾期；（四）买卖双方因经济纠纷，未能及时传递增值税扣税凭证，或者纳税人变更纳税地点，注销旧户和重新办理税务登记的时间过长，导致增值税扣税凭证逾期；（五）由于企业办税人员伤亡、突发危重疾病或者擅自离职，未能办理交接手续，导致增值税扣税凭证逾期；（六）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上述规定，逾期增值税扣税凭证只有存在六种客观原因，才可以逐级上报、认证、比对和抵扣税额，而且需要纳税人依法申请，作为主管税务机关无权主动为纳税人申报。
摘要2：（续）本案第三人正兴轮胎公司因未向被告提出用于认证抵扣的发票存在以上六种客观原因而导致凭证逾期的申请和相关证据，故被告无法启动逐级上报，由国家税务总局认证，比对的程序。被告应第三人要求向第三人开具“该发票已超过180天期限，无法认证”的确认证明没有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邵武国税局对第三人要求认证的增值税发票作出“该发票已超过180天期限，无法认证”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鉴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符合法定程序，故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该发票已超过180天期限，无法认证”的行政行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确定了行政复议维持原行政行为由复议机关和原行为机关作共同被告人民法院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审查一并裁判的新型制度——行政复议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手段，具有方便、快捷、成本低等优点，但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局限于当时的制度安排，行政复议维持率高、撤销率低，纠错能力不足，缺乏公信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制度上促使复议机关发挥监督下级机关的行政行为、救济公民权利的作用，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明确了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由复议机关和原行为机关作共同被告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第七十九条规定“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进一步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原告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决定的合法性。”依据上述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确定了行政复议维持原行政行为由复议机关和原行为机关作共同被告人民法院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审查一并裁判的新型制度。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第二十二条第一、三款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是指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改变原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但未改变原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的，视为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复议机关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但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除外。”
摘要2：（续）本案中，重庆市政府作出本案被诉渝府复〔2017〕2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第三人沙坪坝区政府超过15个工作日的法定答复期限为由，确认沙坪坝区政府2017年3月3日对余淑蓉作出沙公开〔2017〕15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程序违法，但并未改变该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依据上述规定，此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情形，余××应当以沙坪坝区政府和重庆市政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亦应依据上述规定对本案进行受理并审判。
【裁判摘要３】经过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依据上述规定，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为沙坪坝区政府和重庆市政府所在地人民法院，均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为了避免一事多头审理，也为了防止法院之间相互推诿或者争夺管辖权，依上述规定，本案依法应由最先立案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应予排除。
摘要1：【裁判摘要１】依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行政机关已经明示不履职的，一般起诉期限无法重新计算，适用通常起诉期限——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以启动是否需要当事人申请为标准，可分为依申请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依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两种。依申请不履职可以分为拒绝履行和不予答复两种，依职权不履职亦可分为明示不履行及默示不履行两种。前者指行政机关以明示的方式拒绝履行法定职责，后者是指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申请不予理睬、不作出明确答复或者行政机关不作出是否将作出行政行为的表示等。当事人知晓两种行为内容的时间不同，因此两种行为起诉期限起算点也应当有所不同，如果行政机关已经明确告知或通过其行为已经能够明确知道行政机关将不作出相应行政行为的，此时原告就已经知道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存在，即应开始计算起诉期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一审起诉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对依申请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规定六个月起诉期限主要考虑到在起诉期限届满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再次提出履责申请，行政机关有义务继续履行，否则仍然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此为行政机关新的不履责行为，与已超过起诉期限的前一个不履责行为不是同一个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以再次向行政机关提出履职申请，起诉期限仍可延续。但依职权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行政机关已经明示不履职的，一般起诉期限无法重新计算，因此，此种情况应当与提起撤销诉讼一样，适用通常起诉期限。
【裁判摘要２】本案，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及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是行政机关依职权应主动履行的职责。《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没有对征收补偿决定的作出期限进行明确规定。本案2015年6月3日，包河区房屋征迁证照确认小组在《合肥晚报》对被安置人员名单进行了公示,卫××未在公示名单中。卫××在其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说明中承认，此时卫××已经知道其未被安置，即其知道了被诉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存在。2015年8月10日、2015年9月2日，淝河镇政府、包河区政府分别在信访答复意见、信访复查意见中又再次明确对卫××良的安置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卫××于2018年1月24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包河区政府、淝河镇政府履行征收补偿职责，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裁判摘要３】卫××主张2017年1月29日其突然发病，发病期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该条规定的“被耽误的时间”主要包括由于不可抗力确实不能行使诉权的情形、当事人在起诉期限内通过法定途径主张相关权利，等待处理结果的情形或者基于信赖而等待相应处理结果的情形等。卫××虽然提供住院病历等证据，证明其患脑梗死等疾病于2017年1月29日至2017年2月16日入院治疗，但《出院小结》中记载，出院后应“注意休息，避免劳累，适当锻炼，生活规律，注意康复锻炼”。说明卫××患病修养期间并不耽误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且其亦可委托他人起诉，故卫××住院期间可以扣除在起诉期限外，但其他时间不应扣除，卫××仍超过起诉期限。卫××主张其未超过最长起诉期限，本院认为，最长起诉期限是针对当事人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情况下的规定，本案卫××已经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不适用最长起诉期限的规定。
【裁判摘要４】卫××主张其一直通过信访渠道主张权利，相关期间应予扣除。本院认为，当事人申诉信访所耽误的时间没有可以保护的信赖利益，属于当事人自身放弃通过法定诉讼途径解决争议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不属于应予扣除的期间。
摘要1：【裁判摘要１】（１）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事项作出的、具有直接执行效力、不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行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２）行政机关制定、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制定、发布行政法规、规章或者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也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事项作出的、具有直接执行效力、不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行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机关制定、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阜太政发（2001）10号文件，是太平区政府制定、发布的普遍适用于辖区内财政全额拨款的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中有关人员取暖费补贴的实施意见，该文件的实施对象不特定，并可以反复适用，属于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二审法院对王××的该项诉讼请求裁定不予立案受理，裁定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取暖费报销事宜的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对其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太平区政府于2009年12月25日召开区长办公会议，对太平区机关和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取暖费补贴报销事宜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形成了被诉的关于取暖费报销事宜的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是制定、发布有关取暖费报销事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内部程序性文件，未对外发生法律效力，对王××的权利义务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王××报销取暖费相关权利义务实际上是受到了太平区政府于2001年10月29日制定、发布，并发生法律效力的阜太政发（2001）10号文件的影响。据此，一、二审法院认为取暖费报销事宜的会议纪要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王××的该项诉讼请求裁定不予立案受理，亦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王××请求判令太平区政府给付取暖费及今后按年度报销取暖费，按照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该项诉讼请求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本案中，王××未提供曾向太平区政府提出报销取暖费申请的相关证据。同时，根据阜太政发（2001）10号文件的规定，太平区政府只是对取暖费补贴标准作出规定，并非取暖费报销的具体实施单位。取暖费报销的具体实施单位应当是太平区政府辖区内的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因此，即便王××能够证明其向相关部门提出过报销取暖费的申请，其以太平区政府为被告，提起请求给付取暖费的行政诉讼，仍然属于被告不适格。鉴于此，一、二审法院对王××的该项诉讼请求裁定不予立案受理，裁判结果应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承租人是否具有直接向征收人提出补偿请求的权利？｜（１）在房屋征收补偿案件中，一般而言，只有房屋所有权人才与征收行为和补偿行为有利害关系，可以针对征收行为或者补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房屋的市场化承租人通常并不与补偿行为有利害关系，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其与房屋所有权人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并按照法律规定和租赁合同的约定来解决所租赁房屋上的添附以及因征收而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或赔偿问题。（２）但是，补偿义务主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房屋承租人且承租人具有独立的补偿利益后，既不在其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或者作出的补偿决定中给付上述独立的补偿利益，也不另行与承租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或者作出补偿决定解决上述独立的补偿利益问题，则房屋承租人有权以自己名义主张上述独立的补偿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所谓“有利害关系”，可以理解为被诉行政行为有可能对起诉人的权利义务造成区别于其他人的特别损害或者不利影响，且起诉人无法通过其他有效方式寻求救济。在房屋征收补偿案件中，一般而言，只有房屋所有权人才与征收行为和补偿行为有利害关系，可以针对征收行为或者补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房屋的市场化承租人通常并不与补偿行为有利害关系，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其与房屋所有权人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并按照法律规定和租赁合同的约定来解决所租赁房屋上的添附以及因征收而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或赔偿问题。但是，补偿义务主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房屋承租人且承租人具有独立的补偿利益后，既不在其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或者作出的补偿决定中给付上述独立的补偿利益，也不另行与承租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或者作出补偿决定解决上述独立的补偿利益问题，则房屋承租人有权以自己名义主张上述独立的补偿利益。本案中，开平市政府曾与厉×协商解决相关独立于房屋所有权人的补偿事宜，已经明知承租人厉×在被征收房屋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添附并且依法经营隐没堂茶馆，也明知厉×在本次征收补偿中存在着独立于房屋所有权人的、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规定应当享有的添附补偿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等重大补偿利益。但是，开平市政府在与厉×协商未能达成协议后，迳行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
摘要2：（续）且该安置补偿协议也未约定有关隐没堂茶馆停产停业损失、装修费用等的补偿，其后又未就上述补偿问题另行对厉×(隐没堂茶馆)作出补偿决定，明显存在侵犯厉×(隐没堂茶馆)补偿利益的可能性。在开平市政府既未通过补偿决定也未通过安置补偿协议解决隐没堂茶馆独立的补偿利益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厉×(隐没堂茶馆)不具有直接向征收人提出补偿请求的权利而认定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二审法院以厉×(隐没堂茶馆)未通过涉案房屋所有权人(被征收人)向房屋征收机构提出相关的补偿要求等为由，分别驳回厉×(隐没堂茶馆)的起诉、上诉，属于错误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予纠正。
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发生在新法实施之前的行政行为应当从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选择法律及司法解释适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是指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不服某一行政行为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的时间限制。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制度的价值是多元的，一方面尊重长期存在的事实状态，维护社会秩序特别是公法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可以敦促当事人及时启动权利救济程序，及早解决行政纠纷，使不确定的行政法律关系尽快确定，从而提高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效率。大理市政府3号通告作出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而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将该规定修订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再审审查的争议焦点为：前述新旧司法解释对于同一起诉期限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蝶海月酒店等经营户2017年3月底至4月初知道涉案通知内容并于2018年6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出法定起诉期限。（一）适用1年起诉期限造成了当事人客观上起诉不能，影响行政诉讼法立法宗旨的实现｜ 本案中，如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并直接从蝶海月酒店等经营户知道大理市政府3号通告内容之日起计算起诉期限，其起诉期限在2018年3月底4月初即已经届满，亦即，该司法解释于2018年2月8日施行之后，蝶海月酒店等经营户仅剩一个多月的起诉期限，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其尚有一年多的起诉期限。如此，因新司法解释实施而导致蝶海月酒店等经营户在本案中的起诉期限严重缩短，而对此蝶海月酒店等经营户显然无法预知。故适用1年起诉期限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亦有悖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的制定初衷。
摘要2：（续）（二）适用1年起诉期限违反了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适用原则,不利于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第三部分规定了“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并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对于发生在新法施行之前的行政行为应当从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选择法律及司法解释适用。故虽然起诉期限属于程序性规定还是实体性规定尚有争议，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较长的情形下，本案也应从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行使诉权的角度，适用该司法解释有关2年起诉期限的规定，即使不能，亦应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施行后从施行日起重新计算1年起诉期限，而不应如二审法院简单地认定本案超出法定起诉期限。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第三十八条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也就是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应当初步证明其起诉符合起诉条件，即起诉有事实根据。对于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否则，提起诉讼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本案中，张××起诉请求嫩江县政府履行法定职责，将移民安置补偿款发放至移民安置地，但没有向一、二审法院提供其曾经向嫩江县政府提出申请的证据，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二审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１）超过６个月起诉期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再次提出履责申请，行政机关有义务继续履行，否则仍然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２）此为行政机关新的不履责行为，与已超过起诉期限的前一个不履责行为不是同一个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机关２个月履责期限届满之日起６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除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之外，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在两个月的履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行政机关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且没有作出处理决定的，其履责义务呈持续存在状态，不因为超过起诉期限而免除。超过六个月起诉期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再次提出履责申请，行政机关有义务继续履行，否则仍然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此为行政机关新的不履责行为，与已超过起诉期限的前一个不履责行为不是同一个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机关两个月履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张××未能提供其曾经向嫩江县政府提出申请的证据，一、二审虽裁定不予立案，但对其向嫩江县政府请求发放移民安置补偿款，并不具有拘束力，张××可以重新向嫩江县政府提出履责申请，并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期限，另行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裁判摘要１】对于下级法院接收起诉状但未依法立案可以选择向上一级法院直接起诉——对下级人民法院只接收起诉状但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的救济问题｜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行为发生在2012年12月间，经本院向福州中院调查核实，该院立案窗口2013年立案登记材料中载有王××起诉的相关内容如下：“登记号：619；日期：3.1；立案事由：行政诉讼；起诉人：王××等人；被起诉人：长乐市政府、长乐市铁路征迁指挥部、平潭县政府；办理情况：立案”；结合王××起诉时提交的起诉状复印件，能够认定王××曾于2013年3月1日就案涉行政行为向福州中院提起行政诉讼，且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福州中院未依法立案违法，应予指出。福州中院对本案已无管辖权，因此基于诉讼经济和便民原则，对福州中院未就王××的起诉不依法立案问题，本院不再予以纠正。为解决既不立案又不依法作出不予立案裁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也有类似规定。因此，对于福州中院接收起诉状但未依法立案问题，王××可以选择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直接起诉。
摘要2：【裁判摘要２】法院管辖权调整属于具有不能归责于原告自身原因的正当理由——本案中，因管辖权调整原因，王××于2016年7月11日再次向有管辖权的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虽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王××自身并不存在怠于行使诉权的情形，且其长期一直就相关纠纷向有关部门反映，因此不能让王××承担福州中院未依法立案而导致其告状无门的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才得裁定不予受理。因此，王××再次提起诉讼虽然超过法定期限但应当视为具有不能归责于其自身原因的正当理由，一审法院应当依法登记立案。一、二审法院以王××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证据证明曾提起过诉讼为由裁定不予立案和驳回上诉，构成认定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因管辖权调整原因，福州中院对本案已无管辖权，因此基于诉讼经济和便民原则，对福州中院未就王××的起诉不依法立案，不再予以纠正。
摘要1：【裁判摘要】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债权人是否具有对该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上述法条中规定的“利害关系"之重要标准。据此，影响原告主体资格是否成立的因素就可分为以下两种，一是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类型，二是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规定。只有当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恰好落入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的保护范围时，起诉人起诉该行政行为的原告主体资格才能被承认。反之，如果起诉人虽有某种权益，但并非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的，或者起诉人并不具有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需要考虑的权益，人民法院均不宜认可其原告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就债权人原告资格所作之规定，亦是遵循了上述原则。根据该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这主要是由于，债权是一种相对权，即债权的实现主要依靠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相对一方债务人履行义务；这种特点就决定了债权人如果要主张债权，一般情况下只能对债务人提出要求，而不能向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提出，这里的第三人也包括行政机关。故而，债权人通常不因其债权而与第三人形成法律关系，据此，债权人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通常亦不产生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换言之，虽然债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一项权利，而且行政行为不利于债权行使的情况亦可能在事实结果层面出现，但行政机关在进行特定领域的行政管理活动时，法律不会要求其因相对人的负债情况而异；除非，有相关的行政规范明确，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关于房屋登记机构为债务人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债权人是否具有对该转移登记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了四种承认
摘要2：（续）债权人原告资格的例外情况：（一）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已办理预告登记的；（二）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且房屋转让未经其同意的；（三）人民法院依债权人申请对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已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的；（四）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可见，通常情况下，债权人并不具有基于其享有的债权而对债务人的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除非债权人对该房屋本身已经享有区别于其他普通债权人的需要保护的特别权益，且该特别的权利和利益于行政机关作出转移登记行为时已经知晓并应当予以考虑。．．．．．．之后，卓锦公司以其作为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受损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永安市房产管理局向原审第三人长城公司颁发的永房权证字第××号、第××号、第××号、第××号、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上述《房屋所有权证》均由长城公司于2016年9月12日登记取得。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其所包含的法律直接规定的债权实现上的优先效力，通常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建设工程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2.建设工程已竣工或超过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3.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4.承包人在合理期限内对发包人进行催告，5.不属于“不宜折价、拍卖”的建设工程。因此，于房屋上是否可能存在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相关的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定之前，显然不属于房屋登记行政机关在审查第三人就该房屋申请转移登记时应当予以考虑并保护的范围。具体到本案，永安市房产管理局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被诉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时，显然无法考虑本院于2017年10月12日在后作出的（2017）闽民终312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卓锦公司所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之情形，并予特别的权利保护。综上，卓锦公司作为债权人提起的本案行政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情形。原审法院认定卓锦公司不具有原告资格并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5期（总第309期）第15-23页】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系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作为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属于典型的行政协议，该协议兼具“行政性”和“合同性”。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效力认定案件时，不但要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无效情形进行审查，还要遵从相关民事法律规范对于合同效力认定的规定。
【摘要１】行政协议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兼具“行政性”和“合同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二款规定：“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据此，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效力认定的案件时，首先要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情形进行审查，此外，还要遵从相关民事法律规范对于合同效力认定的规定。
【摘要２】由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与被授予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签订市政特许经营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可知，无效行政行为是指该行为存在“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形。“重大”一般是指行政行为的实施将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带来重大影响；而“明显”一般是指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已经明显到任何有理智的人都能够作出判断的程度。行政行为只有同时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该行为才能被认定为无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中，对行政行为无效情形亦作了例举式规定。该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 本案中，被诉协议约定了华隆公司在濮阳市特许经营管道燃气的区域、年限等内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
摘要2：（续）《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依据人民政府的授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具体实施。”据此，濮阳市城管局具有负责濮阳市包括城市供气在内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工作的职权。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的通知》中关于“城市市政公用行业主管部门代表城市政府与被授予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签订特许经营合同”的规定，濮阳市城管局作为城市市政公用行业主管部门，与华隆公司签订被诉协议，具有法律依据，因此，该协议不存在“签订主体没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超越法定权限”的情形。此外，该协议中也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或者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因此，本院认为，被诉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无效情形。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根据前述规定，“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或者“给予补偿”判决均是法律责任条款，适用前述责任条款的前提是要对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该条第一款的适用条件是被诉行政协议行为违法情形下的责任判决方式；第二款是被诉行政协议行为合法情形下的责任判决方式。责任判决方式不能单独适用。本案中，2018年5月25日潍坊高新区管委会出具《告知函》，明确因为国家法律政策调整，不再履行49号土地出让协议义务，协商补偿事宜。对于不履行协议义务行为的合法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对原告的赔偿或补偿问题。
【裁判摘要２】除非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另有规定，行政机关不能既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又承担协议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十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财产损害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直接损失”就是实际损失，包括已经发生的财产损失和必将发生的可得利益损失。未按约定履行协议义务行为违法，造成行政协议相对人合法财产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行政机关赔偿直接损失。本案中，潍坊高新区管委会未按照49号土地出让协议约定履行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义务行为违法，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应当返还刘××、刘×交付的土地出让金；同时，土地增值利益属于土地权利人的必得利益，由于潍坊高新区管委会补办征地手续过于延迟，未按约定履行土地出让协议约定的办证义务，并最终因土地出让法律程序改变导致土地受让人不能取得协议约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一、二审判决按照涉案土地2008年出让给他人的市场拍卖价款减去49号土地出让协议约定土地价款的差价作为直接损失予以赔偿，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认为，已支付土地出让金的利息损失包含在土地增值价值之中，二者不能重复计算，进而驳回刘××、刘×关于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续）至于违约损失，行政协议案件的赔偿责任实质是行政协议行为侵权的国家赔偿责任与行政协议违约责任的法律竞合。民事诉讼中，发生民事侵权与违约赔偿法律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一提起民事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行政诉讼只能是行政行为侵权的国家赔偿责任，除非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违约责任，更不能判决行政机关既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又承担协议违约责任。
【裁判摘要３】行政协议案件属于行政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当然要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实体法律规范，而不是既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又可以适用行政法律规范。民事法律规范仅仅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补充规则。即，行政法律规范没有规定的，在不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补充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案件时，往往会涉及协议本身的合法有效性问题。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或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协议无效。在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或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中，行政协议仅仅是案件的主要证据和依据，并非被诉行政行为。这与征收案件中，当事人对征收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理由是征收决定违法或无效，情形时一样的。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对作为本案证据的前置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进行审查。不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一般不宜否定其证据效力。行政协议作为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的一种方式，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判断其是否属于无效。进而判断协议约定内容是否可以作为判断被诉行政行为以行为是否合法的证据和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１】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如坚持认为征收行为违法，仍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认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被征收人即丧失相应原告主体资格，无权提起相关行政诉讼；除非补偿安置协议对被征收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并取得相应之补偿，已经进行了明确约定——关于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后能否对征地拆迁行为起诉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实践中，整个征收补偿过程约略可划分为征收行为、补偿行为和强制或非强制实施行为，其中补偿行为是征收行为的必然结果，也是实施行为的前提条件。由于征收行为、补偿行为与实施行为的分离，被征收人既可能认为上述三个阶段的行政行为均不合法，也可能仅认为征收过程中的某一行政行为不合法，因而提起行政诉讼。为了更好地推进征收补偿依法、有序、平稳进行，应当允许被征收人在对征收行为合法性保留异议权利的前提下，先行鼓励和引导其以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方式先行解决补偿问题，以减少纠纷。但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如坚持认为征收行为违法，仍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认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被征收人即丧失相应原告主体资格，无权提起相关行政诉讼；除非补偿安置协议对被征收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并取得相应之补偿，已经进行了明确约定。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宣××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即实际处分自己权益，因而征地拆迁行为对其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的错误理解，一审法院以此为由对宣××的起诉裁定不予立案，不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能否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提起的诉讼，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该规定并未以《行政诉讼法》实施日期为标准，来区分2015年5月1日之前或者之后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件的性质；且《行政诉讼法》作为行政诉讼程序的基本法，其条文主要系诉讼程序规定，实体规定较少，因此，《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的条款除非明确规定不溯及既往或者因条款性质不适宜溯及既往，原则上对有关受案范围、审理程序、裁判种类等属于法院裁判职权专属事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均应当适用该新的规定作出裁判。本案中，案涉补偿安置协议虽然签订于2015年5月1日之前，但如被征收人在2015年5月1日之后依法起诉，仍应当依据《行政诉讼法》上述规定，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理。二审法院将用于调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拆迁事项的《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作为裁判本案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拆迁行为的依据，并认为宣晓明所诉纠纷性质属于民事合同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上，《行政诉讼法》经修改于2015年5月1日实施以后，《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第二条即与《行政诉讼法》规定相抵触，应当不再予以适用。而对于2015年5月1日之前形成的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2015年5月1日之后提起诉讼的，也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立案，而不再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立案。
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机关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且没有作出处理决定的，其履责义务呈持续存在状态，不因为超过起诉期限而免除｜除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之外，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在两个月的履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行政机关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且没有作出处理决定的，其履责义务呈持续存在状态，不因为超过起诉期限而免除。超过六个月起诉期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再次提出履责申请，行政机关有义务继续履行。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与已超过起诉期限的前一个不履责行为不是同一个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除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之外，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在两个月的履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行政机关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且没有作出处理决定的，其履责义务呈持续存在状态，不因为超过起诉期限而免除。超过六个月起诉期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再次提出履责申请，行政机关有义务继续履行。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与已超过起诉期限的前一个不履责行为不是同一个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摘要2：（续）本案中，2007年恒山区政府将张××的煤矿关停，双方就补偿事宜一直在进行协商，并未签订补偿协议，恒山区政府始终未就是否给予张××补偿作出行政决定，恒山区政府的履责义务呈持续状态。2009年9月14日，鸡西市政府作出《关于鸡西市2006年和2007年关闭煤矿矿主上访问题的情况报告》，系鸡西市政府向黑龙江省督查组作出的报告，并非行政补偿决定，不能以此作为本案计算起诉期限的起算日期。2016年8月9日，恒山区安监局对张××作出《处理意见》，明确告知张××恒山区政府决定对其补偿100万元，建议张××走法律程序解决，此为恒山区政府、恒山区安监局就补偿问题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以此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日期。2016年11月18日,张××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二审认定本案超过起诉期限，维持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黑行终339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2009年张××已经知道恒山区政府决定给其补偿100万元的事实，张××因不同意该补偿标准而没有与恒山区政府签订补助协议。后张××一直到相关部门上访，但其一直没有到法院提起诉讼。其于2016年11月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一审裁定不予立案结果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