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043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案涉土地在1999年之前属于集体土地，原由再审申请人张某某１的父亲张某某２使用，张某某２于1997年死亡，虽然张某某１于1959年从该土地所在村民组迁出，但在其父亲死亡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依法继承其父所有的房屋产权，从而与房屋所在土地的行政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根据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人证言以及封丘县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封丘县人民政府于1999年颁发案涉土地使用权证时，案涉土地上张某某１父亲张某某２的房屋仍然存在，且封丘县人民政府未能提供案涉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征地手续。在此情况下，一、二审法院以张某某１、原某某与被诉颁证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为由，驳回张某某１、原某某的起诉，认定事实不清，应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当事人因继承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产权从而与房屋所在土地的行政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6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据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针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即为再审申请人认为武昌区政府未履行查处职责而提起的履行职责之诉。但是，提起履行职责之诉，对于原告来讲，需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对于被告来讲，需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再审申请人认为武昌区政府具有查处城中村改造建设中违法强拆行为的法定职责，从而向武昌区政府提出查处申请，系因为其认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改造建设工作的意见》（武政办〔2009〕36号）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和旧城改造等工作的通知》（武政〔2009〕37号）中均规定区人民政府是城中村改造建设的责任主体。对此，本院认为，上述两份规范性文件虽然明确规定了城中村改造建设工作的责任主体为区人民政府，但是，从上述两份文件对武汉市各区人民政府在城中村改造建设中的具体职责规定来看，这里所谓的“主体责任”，其具体内容是组织推进落实包括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在内的城中村改造的各项建设工作。上述文件并没有对区人民政府就违法拆除行为如何查处，查处的内容、程序、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在法律规范均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武昌区政府不具备对涉案事项进行查处的法定职责，再审申请人向武昌区政府提出的申请亦缺乏相应的请求权基础。原告是否具有请求权基础、被告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固然可以在实体审理中查明，但在事实情况和法律状况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亦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没有必要仅仅因为“拒绝”了一个没有实体法上请求权基础的申请而使一个明显不具有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卷进诉讼当中。
摘要2：【解读】提起履行职责之诉，被告明显不具有法定职责的可径行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07号
【裁判摘要１】起诉行政不作为应遵循“成熟原则”——法谚云：“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所以，过于迟延地请求法律救济将不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在有些情况下，过早地请求法律救济，同样不被法律所允许。就行政诉讼来说，通常都是针对一个行政处理提起诉讼，这就存在一个起诉时机问题。按照成熟原则，行政程序必须发展到适宜由法院处理的阶段才算成熟，才能允许进行司法审查。起诉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就是如此。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通常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有些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作出了专门规定。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未作专门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则统一设置了两个月的期限。如果行政机关超过法定期限未履行职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可以提起诉讼；反之，如果法定履行职责的期限未届满就提起诉讼，就属于起诉时机不成熟，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或者裁定驳回起诉。当然，如果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期限之内就作出拒绝决定，则不受履行职责期限的限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即时针对拒绝决定提起诉讼。
【裁判摘要２】按照《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未履行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依照下列规定计算：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没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满60日起计算。本案中，再审申请人王某某于2013年10月28日向宣城市城管局电话举报，要求该局履行查处违法建设的法定职责。因法律、法规并未就查处违法建设的履行职责期限作出规定，根据前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再审申请人最早可在宣城市城管局接到其履行职责申请满60日后，方可申请复议。因此，王某某于2013年11月8日即以宣城市城管局不履行查处职责为由向宣城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不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宣城市政府驳回王守保的复议申请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亦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确实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本款规定的“紧急情况”，通常强调的是时间紧迫、事项重大，而且错过了这个时间就不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06号
【裁判摘要１】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但被诉行为应当限于“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换句话说，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之所以能够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不是因为它本身属于行政机关，而是因为它在有些情况下，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行使了某种行政管理的职权。因此并非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作出的所有行为都能够在行政诉讼中挑战，可诉的行为仅限于那些既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依据，在性质上又属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
【裁判摘要２】就各级人民政府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只是在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第二十条规定：“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可以对居民委员会有关的下属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这些指导、支持、帮助等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指导。通常情况下，行政指导因其不具有羁束力和强制力，不能成为撤销之诉的对象。基于同样的道理，也不能通过提起一个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要求判令行政机关履行行政指导职责，因为，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要求作出的行为必须是一个法律行为，但行政指导显然并不属于这样一种旨在设定某种法律后果的个别调整。对于本案来讲,更为关键的是，该法并没有将针对居民委员会的行政指导职责赋予像太原市政府这样的设区的市政府，更没有规定设区的市政府有直接责令居民委员会调整其成员福利待遇的法定职责。在一个行政机关明显不具有原告所申请履行的法定职责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原告曾经提出过申请并且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而就此拥有了诉权。针对一个明显没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起履行职责之诉，属于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解读１】行政指导不属于履行职责之诉的行为——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要求作出的行为必须是一个法律行为，但行政指导显然并不属于这样一种旨在设定某种法律后果的个别调整。
【解读２】对没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不能提起履行职责之诉——针对一个明显没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起履行职责之诉，属于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注解】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要审查当事人申请行政机关履行的是否属于其法定职责——在一个行政机关明显不具有原告所申请履行的法定职责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原告曾经提出过申请并且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而就此拥有诉权。
摘要1：问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
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２４条第１款、第２款之规定，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诉行为仅限于“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对于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的其他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2：【解析】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作出的可诉的行为仅限于（１）既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依据；（２）在性质上又属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行为。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豫行终2348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九）项关于“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本案中，被诉标的即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向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作出金政函（2015）39号《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关于依法办理房屋注销登记的函》受到已生效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行终130号行政裁定所羁束，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陈某某诉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撤销一案
【案号】（２０１７）最高法行申３６４７号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典型行政案件裁判观点（２０１７－２０１８）》法律出版社Ｐ２５９－２６１
【要旨】法律之所以不允许在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情况下再行起诉，是因为生效裁判已经对诉讼标的产生了既判力，再度争执不仅有可能造成矛盾判决，也有违一事不再理的原则，造成司法资源的无畏浪费。所谓诉讼标的，当然不能等同于行政行为本身，而是指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表明的请求法院判决实现的权利主张。因此，不同的原告针对同一个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并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属于同一个诉讼标的，因为同样一个行政行为也许对某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不构成侵犯，却有可能对另一个的合法权益构成侵犯。但是，一个不可诉的行政行为之所以不可诉，源于行政行为本身的性质，与原告是谁关系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已经生效裁判认定一个行政行为不可诉，其既判力也及于其他嗣后提起的诉讼。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012号
【裁判摘要】撤回起诉后能否重新起诉，各国立法并不统一。有的国家和地区规定，“诉经撤回者，视同未起诉”。因此在起诉期限届满之前，还可以重新提起诉讼。但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对于撤回起诉后重新起诉采用比较严格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由此可知，在行政诉讼中，对于撤回起诉后重新起诉，以不允许为原则，以允许为例外。例外的情形主要包括：第一，重新起诉时有新的事实和理由，且仍在法定期限内的；第二，原告因未按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而按自动撤诉处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再次起诉，并依法解决诉讼费预交问题的。
摘要2：
摘要1：解读：行政诉讼原告撤回起诉后以不允许重新起诉为原则，以允许重新起诉为例外。例外的情形主要包括：（１）重新起诉时有新的事实和理由，且仍在法定期限内的；（２）原告因未按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而按自动撤诉处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再次起诉，并依法解决诉讼费预交问题的。
摘要2：【解析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６０条第２款之规定，准予撤诉的裁定确有错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申请撤销原准予撤诉的裁定，而非针对后诉驳回起诉的裁定申请再审。
【解析２】（１）行政诉讼撤回起诉后一般不得再起诉；（２）除外情形：有不同事实和理由。
【注解】行政诉讼——原告撤诉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不予立案。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鄂行终314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庞某某向湖北省公安厅提出申请，要求该厅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的规定，制定具体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细则或者标准属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的行政复议决定，对庞某某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一审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正确。庞某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规范颁布之诉——庞某某诉湖北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８）最高法行申５３５号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典型行政案件裁判观点（２０１７－２０１８）》，法律出版社，Ｐ２６６－２７０
【解读１】基本案情：庞某提起本案诉讼，根本目的是要求湖北省公安厅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４６条的规定，制定具体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细则或者标准。一审法院认为制定具体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细则或者标准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驳回起诉；二审法院也以不予受理的行政复议决定对其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为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解读２】《行政诉讼法》第１３条第２项规定直接针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不予受理针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提起的诉讼，既包括不予受理请求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起诉，也包括不予受理请求判令行政机关制定、发布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26号
【裁判摘要】本案属于政府对集体土地及其上房屋实行的征收，征收公告在性质上属于对本案第7号征收决定的法定送达方式，自公告规定的期限届满之日为征收决定向被征收人送达之时。但本案征收公告并没有载明公告期限，所谓的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2015年12月13日—2016年1月11日），是征收搬迁期限并非公告送达期限，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征收公告期满日为2016年1月11日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案属于征收公告上没有载明何时公告期满的情况，参考《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认定被征地农民“知道”征收土地决定有关问题的意见》（国法[2014]40号）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土地公告有确定期限的，可以认定王某自公告确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知道征收土地决定;征收土地公告没有确定期限的，可以认定王某自公告张贴之日起满10个工作日起知道征收土地决定。本案征收公告张贴之日为2015年12月13日，满10个工作日为2015年12月25日，即2015年12月25日为王某知道第7号征收决定之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故王某2016年7月5日在另案征收公告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和2016年7月18日提起本案诉讼，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行政诉讼起诉期限。本案二审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维持一审法院驳回王某起诉的裁定，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征收公告张贴之日不能作为被征地农民知道征收土地决定之时——（１）征收土地公告有确定期限的，可以认定申请人自公告确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知道征收土地决定;（２）征收土地公告没有确定期限的，可以认定申请人自公告张贴之日起满10个工作日起知道征收土地决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７０５８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已明确《蜀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对被征收人房屋实施征收补偿决定的公告》（蜀政征告字【2015】4号）是将对被征收人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在被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是一种程序性行政行为，并未对被征收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不具有可诉性。
【裁判摘要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的规定，在一审法院庭审中已对黄某说明并明确询问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被拒绝的前提下，黄某再以对法律法规的认知程度非常有限为由提出应允许其变更诉讼请求，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正当理由。原审法院不予准许黄某变更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７０条规定：“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１）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必须在起诉状送达被告之前；（２）原告在起诉状送达被告之后变更诉讼请求必须有正当理由。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45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有相应的“事实根据”是起诉应当符合的法定条件之一。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晋行终313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上诉人周某某在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7）晋06行初60号行政案件时，又于2017年11月7日以相同的诉讼标的、相同的诉讼目的向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虽然周某某于2017年12月12日在（2017）晋06行初60号行政案件庭审中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但其在2017年11月7日向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2017）晋06行初60号行政案件的诉讼请求仍未改变，上诉人周某某明知（2017）晋06行初60号行政案件正在审理，又以相同的诉讼标的、相同的诉讼请求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浙行终587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诉讼标的为兰政征字[2017]1号《兰溪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另案当事人何某某已就兰政征字[2017]1号《兰溪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及相应的复议决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并已由本院作出（2018）浙行终1238号行政判决，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已经法院司法审查所确认，其效力及于被诉行政行为所涉的所有利害关系人。据此，可以确认本案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原审据此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185号
【裁判摘要】一般认为，既判力的界限可以分别表述为时间范围、物的范围以及人的范围。就时间范围而言，通说认为，既判力的基准时为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确定判决仅对基准时之前发生的事项具有既判力，对基准时之后的事项没有既判力。正是基于这一原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明确了一种既判力排除的情形，该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所谓“新的事实”，实质是指在既判力基准时之前没有发生的新事由，并且由于不具有可预料性，当事人在前诉中对此不可能予以主张。比较典型的例子如，“请求赔偿后发性后遗症损害的诉讼”，由于在前诉中对后发事由不可能预料并主张，原告就可以基于后发后遗症提起再诉，不受前诉既判力的遮断。这也意味着，后诉中基于新事由提出的诉讼主张因与前诉具有可分性，从而也就形成了与前诉不同的可以另行起诉的诉讼对象。本案中，利民公司在后诉中的诉讼主张与前诉中的诉讼主张并无二致，都是请求判令周口市政府因违法重复许可赔偿其经济损失。其所称“新的事实”，只不过是原鉴定机构对于其经济损失重新作出的司法会计鉴定，就其性质而言，应当属于针对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之前就已存在的“旧的事实”所提供的“新的证据”。对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法律并非没有提供救济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就将其作为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情形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更将“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明确为该类“新的证据”的其中一种。利民公司对此规定并非不知，只是因为不慎耽误了申请再审的期限，只是因为对是否“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心存顾虑，就否认这一法定救济途径，确实难以获得本院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183号
【裁判摘要１】被告错误是否导致起诉期限中断？——本案中，侯某某尽管主张在房屋被拆除不到两个月时曾给吕梁市中院寄出有关立案的快递，但针对另一被告的起诉并不能带来本案起诉期限中断的效果，其也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起诉期限扣除和延长的法定情形。
【裁判摘要２】所谓“提出新的诉讼请求”，通常是指，在不变更诉讼请求同一性的前提下追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例如，针对被告作出的同一个行政行为，在原来提出的撤销请求的基础上追加赔偿请求、将原来提出的撤销请求变更为确认违法请求，或者只是单纯对于请求金额作出增减。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具体的请求发生了变化，但请求的基础并未发生变更，因而可以在一个诉讼程序内审理新请求，旧请求的诉讼资料或证据资料可以被用于新请求的审理。
【裁判摘要３】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对原告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尽管可以将新旧行为合并审理，但却不是通过原告在同一个诉讼中“提出新的诉讼请求”，而须原告首先针对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另案提起诉讼，再由人民法院斟酌是否适宜合并审理。本案没有另案提起诉讼固有缺陷，但基本符合合并审理的其他要件，离石区政府对此亦没有提出异议，因此并无予以纠正的必要。
【裁判摘要４】发回重审规定的理解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将案件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受到严格限制。必须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仅限于“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即使“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也不是必须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第二审人民法院也可以自己“查清事实后改判”。而且，法律还强调，“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体现的是对于诉讼程序的成本考量，有利于减轻当事人诉累，避免案件终审不终。值得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关于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规定，针对的基本是案件仍需要重新作出实体判决的情形，如果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实体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在撤销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同时，既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迳行驳回起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6553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规定：“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因本案郝某某在一审继续审理后申请撤销第一项“确认协议无效”的诉求，并变更诉讼请求为由渭滨区政府等连带赔偿因房屋被拆造成的损失。其对诉讼请求的变更已改变被诉行政行为基础法律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该变更申请不符合法定变更条件，对其变更诉求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4033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规定“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在一审起诉状送达被申请人后，对诉讼请求进行“细化变更”，实际上是增加了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查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42号
【裁判摘要１】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进行调解，不只适用于一审和二审过程中，在立案、执行以及审查再审申请和再审审理的各个阶段均可随时进行。就可以调解的范围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将其限定于“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用意是为了排除“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没有调解余地”的情形。对调解余地的判断，不仅要看行政机关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是否具有裁量权，更要看双方当事人特别是行政机关就调解标的是否具有处分权，且调解结果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裁判摘要２】调解过程和调解协议内容不公开，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调解保密原则意在保护调解过程中产生的当事人敏感信息，不仅双方当事人应当保守调解秘密，人民法院亦应受到约束。但该司法解释第八十六条第三款对调解协议内容不公开还规定了例外情形，这就是，“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公开的除外”。合议庭认为，将本案的调解协议内容公开，不仅没有当事人敏感信息被披露的危险，而且通过对双方当事人理性与合作态度的宣传，可以引导行政机关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引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更理性地行使诉讼权利，进而在全社会营造减少诉讼、增进和谐的风气。因此，本院决定在准许再审申请人撤回再审申请的同时，将本裁定予以公开。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81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这里所说的全面审查，意在强调不仅要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进行审查，也要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这是因为，在撤销诉讼中，理由具备性的核心要件就是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二审法院对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的审查，自然离不开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是，所谓全面审查，不能超出一审法院的裁判范围，不能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原告的诉讼请求恰恰决定了一审法院的裁判范围。
【裁判摘要２】《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法律之所以规定可以“部分撤销"，就在于有的行政行为具有可分性。所谓行政行为的可分性，是指一个行政行为可以分离成几个不同的相对独立的部分，当其中一部分可能不生效力、无效或不合法时，其余部分仍可以有效存在。对于可分的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以只针对其中一部分提起撤销诉讼，在此时，该行政行为的一部分在性质上就属于被诉的行政行为本身，对于该一部分合法性的审查，就是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全面审查。
【裁判摘要３】所谓诉讼请求，就是原告向法院提起的要求审理和判决的申请。诉讼请求不仅可以界定法院的审理范围，也便于对方当事人在此范围内提出攻击防御的方法。如果原告欲要求法院审理此范围以外的请求，就必须通过另行起诉或通过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来实现。而在诉讼中提出新的诉讼请求，通常须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以及法院的准许，更为重要的是，不能在任何环节随意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的规定，“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在一审期间提出新的诉讼请求尚有如此限制，在二审阶段提出，更为法律所不允。
摘要2：
摘要1：解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１３条之规定：（１）一般债权人对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其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２）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４条之规定，（１）预告登记权利人、（２）抵押权人、（３）采取司法强制措施的债权人以及（４）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债权人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注释１】债权人原则上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1）一般债权人一般没有起诉房屋转移登记的原告资格（理由：房屋所有权人买卖房屋可以获得对价，对价可以偿还债务，房屋转移登记并不影响债权实现）；（2）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赋予房屋登记机构审查房屋买卖交易价格的职责以及房屋所有权人负债情况（除非一般债权人已经转化为特殊债权人的情形）。
【注释２】债权人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判断标准——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对于当事人主张的债权应当依法应予保护或者依法应予考虑，即对债权人的保护已经成为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法定权益或者行政裁量的考虑因素，行政机关与债权人之间已经产生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债权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注解１】行政机关批准公司股权转让行为与公司普通债权人不具有利害关系，一般债权人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142号
【注解２】行政法律关系在前，民事法律关系在后，民事行为介入已经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民事行为的主体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1）行终字第2号
【注解３】（１）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２）通常情况下，债权人并不具有基于其享有的债权而对债务人的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除非债权人对该房屋本身已经享有区别于其他普通债权人的需要保护的特别权益，且该特别的权利和利益于行政机关作出转移登记行为时已经知晓并应当予以考虑。——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行申168号
摘要2：【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特定债权人对不动产登记行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1）以房屋为标的物的债权已办理预告登记的；（2）债权人为抵押权人且房屋转让未经其同意的；（3）人民法院依债权人申请对房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已通知房屋登记机构的；（4）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恶意串通的。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098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争议的实质问题为涉案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还是国有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据该条，建设使用集体土地必须经过法定征收程序。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下列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从文意上，该条似可理解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即在通常所说的“农转非”情况下，原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在性质上随之转化国家所有，而无须经过征地审批程序。这一上下位法律规定在文义上产生的歧义，导致一段时间内，我国各地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整体“农转非”后，对于相应的集体土地是否需要另行征收，认识不一，做法多样。为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土资源部于2005年3月4日联合颁发了《关于对第二条第（五）项的解释意见》（国法函[2005]36号）（以下简称“意见”），对该问题解释如下：该项规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其成员随土地征收已全部转为城镇居民，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剩余的少量集体土地可以依法征收为国家所有。由此明确了，即使在“农转非”情况下，相应的集体土地仍须经过征收程序方能在性质上转化为国有土地。
【裁判摘要２】对于该意见出台之前，一些没有经过征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五项的规定直接使用集体土地的行为，不宜简单认定为违法。理由在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的规定，行政诉讼之于行政机关的作用，主要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其不谨慎地适用法律。因此，如果特定行政行为的“违法”，并非出于行政机关对法律的无知或是蔑视，而是因为法律规定本身的冲突或歧义，超出了行政机关对依法行政所应尽到的谨慎注意义务，则对此类行为的处罚将显得极不合理，且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初衷不符。
摘要2：【注解】（１）根据《行政诉讼法》第１条的规定，行政诉讼之于行政机关的作用主要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其不谨慎地适用法律；（２）如果特定行政行为的“违法”并非出于行政机关对法律的无知或是蔑视，而是因为法律规定本身的冲突或歧义，超出了行政机关对依法行政所应尽到的谨慎注意义务，则对此类行为的处罚将显得极不合理，且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初衷不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15号
【裁判摘要１】农村家庭成员对其以户为单位所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亦应当落实在相应的土地登记中。而李某某作为涉案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之一，既未取得涉案宅基地使用权证，也未被纳入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范围，这就意味着其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在严格意义上并未得到法律认可，其相关合法权益在土地的使用、流转、征收、补偿等法律关系中，都将无法得到周延的保护，从而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本身就是对李某某合法权利的损害。因此，被诉颁证行为与再审申请人李某某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其可以作为适格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摘要２】至于被申请人提出的自颁证行为作出至本案起诉时，已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本案起诉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李某某系因家庭纠纷并导致民事诉讼之后，于2016年3月24日申请查阅涉案宅基地使用权证时，方才得知被诉颁证行为。其于2016年3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摘要2：【解读１】农村家庭成员对其以户为单位所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应当落实在相应的登记中。
【解读２】一审请求：撤销安阳县集用（2007）第××××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并责令安阳县人民政府立即将该集体土地使用证变更到李某某名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58号
【裁判摘要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这是因为，如果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属于一种实体处理决定，在性质上与维持原行政行为并无不同；而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在性质上属于对行政复议申请的程序性驳回，既不属于维持原行政行为，也不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因为行政机关并没有对被申请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实体认定和处理。
【裁判摘要2】在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情况下，当事人有两种法律救济手段可以选择：一种是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因为可能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实质上仍是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复议机关尽管没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但在法律没有规定行政复议必须是前置程序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当事人直接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且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还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争议。另一种是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如果当事人坚持认为复议机关应当受理其复议申请，也可以以复议机关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但是，无论是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还是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都不涉及另一机关作共同被告问题，因为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按照立法本意，本款所说的“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仅指未就实体处理作出决定。“复议机关不作为”，既包括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任何决定的消极不作为，也包括复议机关明确作出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的积极不作为。
摘要2：【裁判摘要3】虽然法律规定了上述两种救济手段，但却不可以同时进行，而应当选择其一。这是因为，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目的是要求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直接的诉求虽然是要求人民法院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决定，但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的效果，则必然导致复议机关同样要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如果同时起诉原行政行为和复议机关不作为，就会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造成人民法院和复议机关的重复劳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还违反了司法最终原则。司法最终原则是指，行政复议活动虽然是行政争议的重要救济方式，但却不是最终裁决，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才是最终决定。据此，行政复议法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除外。” 司法最终原则也决定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当是一种先后关系，而不能针对同一个争议同时进行这两种法律程序。因此行政复议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又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就本案而言，人民法院的正确处理方式应当是告知原告只能择一而诉，要么起诉原行政行为，要么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5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区分复议机关的驳回复议申请究竟属于因理由不成立而驳回，还是因不符合受理条件而驳回，应当适用实质性标准。名为驳回复议申请，甚至名为不予受理决定，但事实上对复议请求作出了实体审查的，也应当定性为驳回复议请求，进而构成对原行政行为的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488号
【裁判摘要１】《信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可见，在我国，信访制度相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而言，是一种具有补充性的纠纷解决途径。这种补充性体现为，只有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法定途径不予或不应受理的情况下，当事人的相关诉请被纳入信访事项才是适当的。
【裁判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九）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依据上述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针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三款，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同时规定，申请人或原告必须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才能适格地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而在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类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的拒绝作出致使申请人或原告的权利受到侵害，是其与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产生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必要条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权利”应当是通过法律规范明确赋予申请人或原告，且并非明显不属于被告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只有该“权利”存在，申请人或原告所提申请对有关行政机关才能产生法律上的效果，从而使有关机关的处理与申请人或原告产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简言之，在申请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类的复议或诉讼中的，申请人或原告的诉权必须以相应的请求权规范为基础，而不能如同在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类的复议和诉讼中一样，仅仅因为其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就当然的享有复议申请权或诉权。否则，再审申请人随便向一个无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一个臆想的申请，就可以将该机关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行政争议当中，显然有违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立法初衷。
摘要2：【解读】在申请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类的复议或诉讼中的，申请人或原告的诉权必须以相应的请求权规范为基础，而不能如同在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类的复议和诉讼中一样，仅仅因为其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就当然的享有复议申请权或诉权。否则，再审申请人随便向一个无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一个臆想的申请，就可以将该机关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行政争议当中，显然有违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立法初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289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因行政协议具有两面性，既有作为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性”的一面，也有作为公私合意产物“合同性”的一面。故行政协议既是一种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是一种合同，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因此，对于行政协议无效的判断，既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城关镇政府是否具有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行政主体资格｜．．．．．．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确实属于行政行为“重大且明显违法”因而无效的情形之一，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乡镇一级政府也确实不是国家征收土地以及进行征地补偿、安置的实施主体，但是，行政权力可以委托，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专业性方面的特殊要求，行政机关可以将某一事项的一部或全部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下级行政机关乃至私人组织具体实施。涉及国家重大利益以及涉及公民重要权利的领域以外的具有给付、服务性质的行政行为，尤其是以协商协议方式实施的行为，更是如此。
【裁判摘要３】虽然一般认为，受托主体接受委托后仍应以委托主体的名义实施行为，但只要委托主体不是转嫁责任，对委托予以认可，并能承担法律责任，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委托关系成立。．．．．．．虽然《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但如果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参加诉讼更便于查清案件事实，人民法院可以允许其以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受托主体的诉讼参加并不可能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不能认定为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裁判摘要４】请求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是一种附带请求，一方面限于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另一方面应当在提起行政诉讼时就一并提出附带审查的请求，即使有正当理由，也应在一审法庭调查结束之前提出。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564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由此可知，行政协议虽然与行政机关单方作出的行政行为一样，都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但与单方行政行为不同的是，它是一种双方行为，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通过平等协商，以协议方式设立、变更或者消灭某种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行政协议既保留了行政行为的属性，又采用了合同的方式，由这种双重混合特征所决定，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当与协议相对方平等协商订立协议；协议一旦订立，双方都要依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当出现纠纷时，也要首先根据协议的约定在《合同法》的框架内主张权利。另一方面，“协商订立”不代表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是一种完全平等的法律关系。法律虽然允许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缔结协议，但仍应坚持依法行政，不能借由行政协议扩大法定的活动空间。法律也允许行政机关享有一定的行政优益权，当继续履行协议会影响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实现时，行政机关可以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不必经过双方的意思合致。
摘要2：【裁判摘要２】通说认为，行政机关既然选择以缔结行政协议的方式“替代”单方行政行为，则应于缔结协议后，切实避免再以单方行政行为径令协议相对方无条件接受权利义务变动。如果出尔反尔，不仅显失公平，亦违背双方当初以行政协议而不是单方行政行为来形塑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合意基础。固然，基于行政协议和行政管理的公共利益目的，应当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单方变更权或解除权，但这种行政优益权的行使，通常须受到严格限制。首先，必须是为了防止或除去对于公共利益的重大危害；其次，当作出单方调整或者单方解除时，应当对公共利益的具体情形作出释明；再次，单方调整须符合比例原则，将由此带来的副作用降到最低；最后，应当对相对人由此造成的损失依法或者依约给予相应补偿。尤为关键的是，行政优益权是行政机关在《合同法》的框架之外作出的单方处置，也就是说，行政协议本来能够依照约定继续履行，只是出于公共利益考虑才人为地予以变更或解除。如果是因为相对方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行政机关完全可以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尚无行使行政优益权的必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72号
【裁判摘要１】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一个协议，到底属于行政协议，还是属于民事合同，有时的确较难判断。．．．．．．但通说认为，协议的属性应由协议本身客观判断，协议当事人的主观意思并不能作为判断标准。当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据此，认定行政协议的客观标准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第二，协议的内容涉及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第三，协议的目的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
【裁判摘要２】合同相对性与第三人效力｜．．．．．．民事合同原则上仅具有相对效力，其权利义务关系仅可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行政协议既采民事合同之形式，合同相对性原则亦应遵循。但行政协议之所以属于“行政"，自有其不同于民事合同之处。当行政协议属于补充或者替代诸如征收拆迁这样的单方高权行为，当行政协议具有针对诸如竞争者、邻人等第三方的效力，则不应简单地以合同相对性原则排除合法权益受到行政协议影响的第三方寻求法律救济。
【裁判摘要３】行政协议的功能是为了丰富行政机关的行政手段，增进行政相对方的合作与信任，扩大解决问题的弹性余地，如果法律、法规没有作相反规定，行政机关原则上有权以协议方式活动，但却不能通过协议方式扩大法定的活动空间，使之成为规避依法行政的特殊领地，更不能借此减损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与救济权利。
【裁判摘要４】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应当有请求权基础，也就是行政机关具备当事人所申请履行的特定职责。这个请求权基础，有可能来自一个行政协议的约定，但更多情况下来自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仅仅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就否定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属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