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注解】（１）项目部对外签订合同并加盖项目部印章，是施工企业分支机构的行为，其后果由施工企业承担。（２）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或相关文件加盖项目部印章，对印章有对外签订合同限制或真实性有争议，须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订立合同过程，盖章之人是否履行职务行为、是否有代理权限、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及合同履行情况、交易习惯等因素进行判断。（３）在举证责任分配上，需由合同相对方举证证明印章由谁加盖、盖章之人有权代表或构成表见代理，或由主张有效的一方举证证明项目部曾经在某些场合使用过上述印章或与备案印章相符。
摘要2：
摘要1：【注解】（1）在正选鉴定机构明确表示无法鉴定的情况下，依次征询备选鉴定机构的意见。经摇号选择的鉴定机构均表示无法鉴定的，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重新选择鉴定机构或聘请若干专家组成鉴定组进行鉴定的，予以支持。各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认定申请鉴定事项无法鉴定。（2）申请鉴定事项无法鉴定的，应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和全案证据情况，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转让抵押不动产，买受人对未能办理过户登记不存在过错，有权排除执行——案涉抵押不动产销售引发的抵押权人优先受偿权与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权利冲突是执行异议之诉的一种典型形态。房地产开发中常因开发建设资金不足而需利用建设用地及在建工程抵押融资，在具备销售条件后又需销售以回笼资金偿还融资款，这时就需要抵押权人适度变更担保权利的实现形式。如果各方当事人都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进行交易操作，则是对各方当事人均无风险的交易活动。但是，如果开发商不诚信，将不动产虚假、低价销售或转移销售资金，则会危及抵押权人的权利实现，从而引发抵押权人和买受人之间的权利冲突。为解决此类矛盾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一般而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常因申请执行人享有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而得不到支持，但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也分别针对不动产和用于居住的商品房规定了除外情形,其中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符合该条规定的四个条件的不动产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即可对抗享有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的申请执行人的强制执行。诉争房屋为不动产,赵××、王×作为买受人的权利能否排除东方资产重庆公司作为抵押权人的强制执行,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关于是否在查封前签订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的问题。．．．．．其次，关于是否在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的问题。．．．．．．第三，关于价款支付问题。价款是否全部支付是买受人能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物权期待权最核心的问题。如果买受人将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到被执行人名下账户，则付款事实没有争议，争议点在于款项用途是否为不动产买卖合同项下的款项，买受人主张系诉争不动
摘要2：（续）产买卖合同项下款项,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买受人将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到第三人名下账户，则买受人应提交当时的证据证明该款项支付的是诉争不动产买卖合同项下价款，由于涉及第三人的实体权利，常需第三人通过到庭作证等方式参与诉讼以便查明认定相关事实；如果买受人以收款收据而主张现金交付的，则买受人应当就交付时间、地点、接受人情况及其经济能力、财产变动情况等充分举证，供人民法院综合判断。．．．．．．第四，关于未办理过户登记原因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由于抵押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对于已有抵押登记的不动产买卖，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或买受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是认定未办理过户登记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的两种情形。如未经抵押权人同意，除非买受人代为清偿债务以消灭抵押权，否则抵押权人对不动产上的抵押登记不负有涂销义务。但是,如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转让价款用以提前清偿抵押权人债务或提存的义务主体是抵押人，而非买受人，抵押人未将转让价款用以提前清偿抵押权人债务或提存的，仍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此时,抵押权人对不动产上的抵押登记负有涂销义务,除非抵押权人与买受人有约定或抵押权人有为买受人所知晓的相关声明。本案中，抵押权人东方资产重庆公司已向房管部门出具《抵押权人同意抵押房屋销售的证明》，抵押人中坤锦绣地产公司亦将其作为诉争房屋买卖合同的附件，赵××、王×对于诉争房屋的买卖产生合理信赖。虽东方资产重庆公司与中坤锦绣地产公司签订《监管协议》对销售回款进行监管，但该协议并不为诉争房屋买受人赵××、王×支付款项前所知晓，监管账户亦未在赵××、王×与中坤锦绣地产公司的买卖合同中约定为付款账号，中坤锦绣地产公司未将转让价款提存或清偿东方资产重庆公司债务，系中坤锦绣地产公司违反合同约定而严重失信，但也是东方资产重庆公司应当承担的合同风险，赵××、王×对款项支付亦无过错。因此，赵××、王×作为买受人，在购买诉争房屋过程中已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诉争房屋未能办理过户登记并非赵××、王×的原因。
摘要1：解读：（１）如果买受人将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到被执行人名下账户，则付款事实没有争议，争议点在于款项用途是否为不动产买卖合同项下的款项，买受人主张系诉争不动产买卖合同项下款项,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２）如果买受人将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到第三人名下账户，则买受人应提交当时的证据证明该款项支付的是诉争不动产买卖合同项下价款，由于涉及第三人的实体权利，常需第三人通过到庭作证等方式参与诉讼以便查明认定相关事实；（３）如果买受人以收款收据而主张现金交付的，则买受人应当就交付时间、地点、接受人情况及其经济能力、财产变动情况等充分举证，供人民法院综合判断。
摘要2：【注解】买受人在房屋被查封后支付的房款不应记入《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第２９条规定的“已支付的价款”。——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终39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本案工程是否存在非法转包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本条例所指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他人承包的行为。”本案中，金塔万晟公司于2013年9月20日向甘肃安装公司发出《通知》(金万电字［2013］第85号)载明：“......我公司决定对你承包合同的内容进行划片，并由我公司遴选出以下施工队伍参与该工程建设施工......我公司承诺，凡由我公司指定的施工队伍参与的施工任务，施工质量与安全由我公司监管并负责，与贵公司无连带责任”。从《通知》的内容看，仅说明金塔万晟公司作为业主要求甘肃安装公司在承包工程范围内，由金昌金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作为施工队伍参与案涉工程施工，但工程是否存在被转包或肢解后分包的事实并不能仅由此确定。甘肃安装公司承认案涉工程由不同的劳务施工队施工，但不认可其转包或违法分包的事实，华东电力设计院公司亦未能提交转包或分包的其他证据证实。原审对案涉工程是否转包的事实认定及举证责任分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案外人不能提供支付购房款转款凭证，法院不能推定其已经支付购房款——执行异议之诉不仅涉及案外人和被执行人的利益，还涉及到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人民法院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应全面考虑不同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充分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目的在于加强对作为弱势者的房屋消费者权利的特别保护，在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特殊情况下，将对房屋消费者生存权利的保护置于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债权人金钱债权的保护之上，赋予房屋消费者对买受房屋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实际上，该规定赋予符合一定条件的商品房买受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所享有的转移所购房屋所有权之债权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对房屋开发企业所享有的金钱债权的效力，是对债权平等原则的突破。同时，这一规定使此种情形下的买受人购买商品房的行为产生了对抗房屋开发企业金钱债权人效力，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但又缺乏足以产生公信力的公示方式，对交易安全和作为被执行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其他金钱债权人的利益影响巨大，也增加了被执行人和案外人通过执行异议恶意串通逃避强制执行的道德风险。因此，人民法院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对案外人权利予以特别保护时，应当从严审查、严格把握。如严格审查被执行人和案外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否真实有效，是否签订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是否倒签；所购商品房是否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限于买受人所购房屋所在地）；支付房屋价款的证据是否充分，付款事实是否真实，已支付价款是否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等等。在依法保护案外人合法权利的同时，也要切实防止被执行人和案外人恶意串通损害申请执行人利益的行为发生。关于本案二审判决认定郭××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是否缺乏证据证明问题。一审判决认定，郭××仅提交在合同签订当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取款175000元的银行取款凭证，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银行转账取款的收款方为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一方，即郭××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房屋价款且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房款的百分之五十，故郭××就涉案执行标的楼房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二审判决改判的理由是，虽然郭××不能提交向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缴纳房款的转账凭证及正规销售
摘要2：（续）发票，但其提交的存款及取款凭证、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的原始收据、穆××的证人证言、徐××的证人证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结合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的陈述，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在河间联社不能提供反证的情况下，能够推定郭××已支付全部房屋价款。本院认为，二审判决关于郭××已支付全部房屋价款的推定缺乏证据支持。第一，执行异议之诉涉及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仅依靠被执行人一方出具的收据或者对案外人付款事实的承认不足以认定已经支付购房款的事实。第二，对于一审判决驳回郭××诉讼请求的主要理由，即郭××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交的银行转账取款的收款方为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一方，二审判决未作分析。第三，二审判决对郭××提交的存款及取款凭证、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的原始收据、证人穆×的证人证言、证人徐××的证人证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以及众凯公司任丘分公司的陈述，如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郭××经支付全部购房款，未作分析。第四，执行异议之诉涉及申请执行人利益，对于案外人是否享有阻却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的事实，应采用较普通民事案件更高的证明标准，二审判决根据郭××提供的证据推定其已支付全部房屋价款，但并未对证据的质证、认证作分析认定。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应由案外人郭××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郭××未完成举证责任前，举证责任并不转移至河间联社。二审判决认定，在河间联社不能提供反证的情况下，能够推定郭××已支付全部房屋价款，不妥当。因此，河间联社关于二审判决认定郭××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人公司《审计报告》所附财务报表仅为发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财务报表附注等资料，不包括年度财务会计资料，该《审计报告》依据的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存疑不予予采信；（２）一人公司经营过程这个适用股东个人账户收取公司往来款项，股东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到公司往来款项后将该款项转付给公司，应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一个自然人或一个法人，在缺乏股东相互制约的情况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容易利用控制公司的便利，混淆公司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将公司财产充作私用，同时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规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在此情况下，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降低交易风险，公司法通过年度法定审计和公司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来加重公司和股东义务，加强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规制。本案中，首先，明兴发公司于2017年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则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进行审计形成年度报告。现明兴发公司未依法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足以令人对明兴发公司股东韵××的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明兴发公司财产形成合理怀疑。其次，明兴发公司股东韵××提交山西财信会计师事务所晋财信财审[2019]0103号《审计报告》，用以证明公司财产与韵建明个人财产相互独立。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说明称该报告系对明兴发公司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财务进行审计，但《审计报告》所附财务报表仅为明兴发公司2018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利润表及财务报表附注等资料，不包括2017年度财务会计资料。该审计报告不能反映明兴发公司2017年度财务状况。且在一审中一审法院要求韵××提交明兴发公司财务账册，韵××未予提交，该《审计报告》依据的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存疑，故一审法院未予采信该《审计报告》并无不当。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明兴发公司在对外经营过程中，有使用韵××个人账户收取公司往来款项的情形，与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应当通过公司账户结算的会计准则相悖，且韵××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到明兴发公
摘要2：（续）司往来款项后，将该款项转付给明兴发公司。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明兴发公司财产独立于韵××个人财产，应当由韵建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02号
【注解】如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存在未依法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的情况，则其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足以令人对其股东的个人财产是否独立于公司财产形成合理怀疑。
摘要1：【裁判摘要】当一人公司股东下落不明无法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等案件材料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人格混同时不能在执行程序中追加一个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适用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由股东承担举证责任。考虑到追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会对股东个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在此类案件的审查中应当在程序上充分保障涉案股东进行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本案中，博名创业公司申请追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民远物资公司股东王××为被执行人，鉴于执行程序的权利保障不同于诉讼程序，在民远物资公司及其股东王××下落不明，无法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等案件材料，且博名创业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民远物资公司与股东王××个人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形下，不宜在执行程序中追加王××为被执行人。综上所述，大兴法院裁定终结（2020）京0115执异65号案件的审查程序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公司由一人股东和该一人股东独资控制的公司共同设立，股东不能就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没有混同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应认定为个人独立企业，公司债权人有权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虽然重庆蓝宇公司系由股东蓝××与蓝东房产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但蓝东房产公司为蓝××一人独资控股的公司。因此，在雷××等四人提出重庆蓝宇公司与蓝××存在财产混同抗辩的情况下，蓝××应对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没有混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蓝××未完成相应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蓝××与重庆蓝宇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并无不当。．．．．．．重庆蓝宇公司虽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但其实质是由蓝××个人独资。又因重庆蓝宇公司与蓝××之间存在财产混同，故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认定本案可以直接执行重庆蓝宇公司财产，亦无不妥。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被执行人个人独资企业时变更、追加被执行人】作为被执行人的个人独资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其出资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个人独资企业出资人作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个体工商户的字号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字号经营者的财产。
摘要1：【裁判摘要】《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据134号文第一条规定，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进行偷税的，应当依照《税收征管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由此可见，纳税人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是违反《税收征管法》规定的偷税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案中，顺义国税局在税务检查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与3号刑事判决书以及17号不起诉决定书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中油国门公司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经营期间取得某公司开具的186份山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属虚开的发票，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且其进项税分别于2010年12月、2011年1月、2011年2月申报抵扣，故中油国门公司在客观上存在使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的行为。……关于中油国门公司主张其不具有偷税及虚开发票的主观故意的问题。依照《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综上，中油国门公司作为一家主要从事成品油销售业务的企业，理应知悉成品油销售业务及风险，同时具备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常识，呼某确系经过准许以中油国门公司名义从事该项业务，而对于非本单位员工、此前并不认识的呼某从事业务的具体情况，李××及徐某在接受调查时却一再表示不清楚、没问过。依照《税收征管法》及有关规定，综合考虑案件相关事实、情节和后果，本院对中油国门公司所持其不具有主观过错的主张不予支持。中油国门公司利用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属于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行为，顺义国税局认定中油国门公司该行为是偷税，以及认定中油国门公司存在为三家公司虚开发票的行为具备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京行申1402号
【摘要１】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从该规定所列举的情形看，当事人的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行政机关以构成偷税行为为由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对当事人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认定，并在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后就此承担举证责任。
【案号２】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京03行再7号
【摘要２】关于中油国门公司提出的在大宗原料交易中“指示交付”司空见惯，涉案交易模式是行业交易习惯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因该项主张涉及被诉处罚决定的合法性认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中油国门公司主张的“直销交易模式”是否符合市场交易习惯，需要结合顺义国税局提交的案卷证据进一步查明。
摘要1：【裁判摘要】签订合作协议不能否认劳动关系存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劳社部[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李××提交其银行转账明细载明水溢加公司向其支付款项，款项支付具有稳定性、持续性和周期性的特点，符合工资构成的形式；其次，李××提交的录音中，水溢加公司的股东王××与李××就工资标准及支付时间均予以确认；再次，李××提交的微信载明其工作时间按照水溢加公司的指示送水。基于以上事实，本院认为，李××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受水溢加公司的管理，从事水溢加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故李××主张与水溢加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应予支持。原审以李××未签字确认的《桶装水配员合作协议》，确认双方系劳动关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卷石轩公司在本案中还提交了签有“鲍××”字样的《承诺函》，用以证明廊坊建设公司处置给卷石轩公司的相关资产是无偿的。廊坊建设公司和廊坊投资集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对“鲍××”的签字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承诺函》上并未签署日期，卷石轩公司亦未说明何时以及如何取得该《承诺函》；其次，卷石轩公司在《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资产处置协议》上的签章方式均为签字盖章，而卷石轩公司提交的《承诺函》属于对《资产处置协议》中资产包处置的修改，而该《承诺函》上仅签有“鲍××”的字样，并未加盖卷石轩公司的公章；第三，卷石轩公司在本案中提交廊坊建设公司的《回复函》《沟通函》用以证明其与廊坊建设公司在资产处置过程中进行沟通，但是上述证据中双方始终没有提及《承诺函》或《承诺函》载明的相关事项。即便是卷石轩公司提交的2015年1月和2016年5月的录音中，亦未涉及《承诺函》或《承诺函》载明的相关事项。最后，即便该《承诺函》确为廊坊建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鲍××所签，该函承诺的内容为廊坊建设公司将华夏建通公司全部资产置换出上市公司并无偿交还给卷石轩公司。如一审法院前述论述内容，卷石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廊坊建设公司在相关资产处置中违反了《资产处置协议》的约定。卷石轩公司提交的《承诺函》的内容与其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之间没有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卷石轩公司提交的《承诺函》不予采信。对于廊坊建设公司、廊坊投资集团的相关鉴定申请亦不予准许。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廊坊建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鲍××出具的《承诺函》是否应予采信的问题｜案涉《股份转让协议》订立后，卷石轩公司、廊坊建设公司通过签订《补充协议一》及《补充协议二》，对股份转让的对价进行了明确调整。鲍××虽时任廊坊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承诺函》内容涉及双方股份转让对价的重大变更，涉及廊坊建设公司的重大利益，与之前订立的合同内容明显不符，廊坊建设公司并不认可，除该《承诺函》外，双方又并未订立其他合同进行确认。另外，从双方履约过程中的沟通情况来看，均未涉及《承诺函》中的重大变更问题，且该《承诺函》未载明或签署日期，形式上确存瑕疵。综上，一审法院未予采信鲍××出具的《承诺函》，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卷石轩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否定《承诺函》的效力是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当事人行为虽不完全符合合同约定，但不符合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不应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廊坊建设公司控制目标公司之后，未经卷石轩公司同意，报废相关固定资产及存货等处置行为，确与双方约定不符。关于卷石轩公司要求廊坊建设公司因固定资产及存货、不良资产等的处置不符合约定，应赔偿其损失的上诉主张，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股份转让协议》虽列明了龙腾文化大厦五十年经营使用权，但该部分资产并不属于本案资产处置的范围，以《股份转让协议》列明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资产处置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资产处置协议》中资产包虽列明了固定资产、存货、不良资产及账面债务，但并未进一步明确该部分资产的具体范围、形态及价值。《股份转让协议》附件列明的资产清单，也只对财产类型和总价做了约定，且均标注了应“以最终审计报告为准”，而双方在履约过程中并未实际审计。因相关资产价值和范围并不明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卷石轩公司相应诉请，并不违反举证责任规则。二审期间卷石轩公司虽然提出了对《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目标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负债的价值进行评估的申请，但也并未提供相关固定资产的数量、型号或购买依据，不良资产处置、负债偿还具体情况等进一步线索和材料。对卷石轩公司的该项评估鉴定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卷石轩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关于廊坊建设公司在固定资产及存货、不良资产等的处置上给其带来损失，应予相应赔偿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卷石轩公司对廊坊投资集团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廊坊建设公司违约，在卷石轩公司关于廊坊建设公司违反资产处置义务给其造成损失，应赔偿其2.6亿元及相应利息的主张，依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对卷石轩公司就廊坊投资集团提出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股东出资后公司将出资转出，外观形式上符合抽逃出资的行为特征，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２０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将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明责任分配给股东——原审已查明，根据贵阳银行来往账回单、贵阳银行账户详细明细查询及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等证据显示，朱××作为贵州玄武岩公司原股东，在2016年6月21日、22日分六笔向贵州玄武岩公司支付500万元出资款后，贵州玄武岩公司随即又分六笔转入北京强国者公司的银行账户。而对于该资金转出行为的合理性，朱××等人辩称系因贵州玄武岩公司与北京强国者公司签订了设备采购合同，但提交的贵州玄武岩公司与北京强国者公司签订的《玄武岩连续纤维制造成套设备订购合同》等证据，不能充分证实设备订购合同的真实性，其也未能补强证据。且无论朱××、易××还是贵州玄武岩公司，亦或北京汇金公司均主张或认可股东朱××现金出资500万已到位，而易××受让贵州玄武岩公司股权溯源于前述朱××的股权,但就出资到位情况，2019年12月4日贵州玄武岩公司的章程第十条又载有“易××现金认缴出资额500万......已于2017年12月31日前缴足”的内容，明显与朱××出资款已到位的诉讼主张矛盾。据此，原审认为朱××的行为在外观形式上基本符合抽逃出资的行为特征，属于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或利用关联交易将其出资转出，并不缺乏证据证明。．．．．．．原审判决已明确阐明，因案涉法律事实发生在2021年1月1日之前，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并依据(2014)《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将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明责任分配给朱××、易××以及引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判令易××承担责任，举证责任分配及法律适用均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应以认缴的货币是否存入公司账户或非货币是否办理转移手续为标准，并不以工商行政部门的备案确定——虽然《内资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显示贵州玄武岩公司章程及涉及的出资情况于2019年12月4日才进行备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规定，股东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应以认缴的货币是否存入公司账户或非货币是否办理转移手续为标准，并不以工商行政部门的备案确定，且非专利技术的权属通常没有明确的证明文件，亦无明确的法律交付手段，只能以被出资企业和出资方的出资协议或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为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孟××系劳动服务中心的职工。2015年6月19日19时38分，孟××从其工作打卡地点塘坊村惠民平价集贸市场打卡下班，后孟××在铜山区××马路××井村附近发生事故，摔倒在路边受伤。2015年8月28日，孟××向徐州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16年8月22日，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铜公交证字〔2016〕第082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主要内容为：“2015年6月19日晚23时40分，经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棠张派出所工作电话报案称‘在棠××牌坊村车站，一男子受伤躺在路边，摩托车损坏，疑似交通事故’。当事人孟××自述‘其驾驶二轮摩托车……被一同向后方来车刮碰，造成摩托车摔倒，人员受伤，肇事车辆逃逸’。经对报警人、出警人、120急救中心及其他知情人进行调查，无证据证实是否有肇事逃逸车辆，该事故成因无法查清"，而没有对该事故作出责任认定。2017年3月24日，孟××向徐州市人社局提交铜公交证字〔2016〕第082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徐州市人社局依职权，经对公安机关涉案事故的处警情况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后，在劳动服务中心没有提供有权机构出具的孟××负有事故责任或者举证证明孟××具有不得认定工伤的法定情形的情况下，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第15158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不违反《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工伤认定的相关规定。
摘要2：
摘要1：问：保险人与同一投保人再次签订同类保险合同时，在前一次投保时已尽明确说明义务的情况下能否免除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
答：．．．．．．保险人并不因同一投保人再次或多次签订同类的保险合同而能够免除其明确说明义务。
摘要2：【理解与适用】已说明过的免责条款是否仍须说明｜投保人就同一险种再次投保，且保险人在投保人上一次投保时已明确说明责任免除条款，在此情况下，保险人对该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仍不能减轻或者免除。．．．．．．实践中对于此种情形下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是否可以减轻或免除需要根据具体案件事实进行判断，如有证据证明投保人确实已经知道相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可以适当减轻保险人对其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４８－２５４页。
摘要1：【裁判摘要】保险人未按约履行保险赔偿责任应当赔偿资金占有费用等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根据深远发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出具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书》显示，中华联保公司已收到深远发公司的书面索赔申请，中华联保公司及中华联保宝鸡支公司作为保险人，未按约在等待期限内向被保险人深远发公司进行相应理赔，应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现深远发公司向中华联保公司、中华联保宝鸡支公司主张赔偿资金占用费，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据《索赔申请书》判令中华联保公司、中华联保宝鸡支公司承担资金占用费用并无不当，中华联保宝鸡支公司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535号
【摘要】中华联保宝鸡支公司主张深远发公司出借的5000万元资金非自有资金，理由是深远发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并认为，一个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的企业，不可能有8200万元的自有资金。但中华联保宝鸡支公司对此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明显仅仅是一种猜测。并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深远发公司不负担证明涉案资金系自有资金的举证责任。
摘要1：解读：（１）当事人以公司注册资本金额低主张非公司自有资金，该主张仅仅是一种猜测；（２）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公司不负担证明资金系自有资金的举证责任，由主张非公司自有资金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摘要】（１）发包人或者承包人认为在各项价款之间存在不平衡报价要求调整的，应当对存在不平衡报价承担举证责任；（２）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委托工程造价鉴定机构对于是否存在不平衡报价以及不平衡幅度出具专业意见。鉴定机构认定存在不平衡报价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区分合同解除的阶段以及造成合同解除的过错分别进行处理。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１３条第２款规定——（１）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司法解释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２）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
摘要2：【注解】“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的举证责任由投保人承担——应当有投保人举证证明保险人存在未说明、不实说明（错误说明或者夸大说明）及说明程度未达到通常人能够理解的“明确”状态等情形，由此可以推翻投保人签章的书面证据。
摘要1：解读：（１）保险合同约定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医疗支出超出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保险人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支出的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要求对超出部分拒绝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解析】保险合同约定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１）性质为保险人免责条款——未尽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不产生效力；（２）基本医疗保险以外的医疗项目支出——Ａ．保险人应当按照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赔付；Ｂ．超过基本医疗同类医疗标准的超出部分不予赔偿（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Ｃ．保险人仅以被保险人医疗支出超出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为由拒赔不予支持。
【注释】保险合同约定按照医保标准赔偿——（１）对超过医保标准的超出部分不予赔偿；（２）对超过医保标准之未超过部分仍应按照医保标准赔偿。
摘要2：【注解１】“医保标准”条款的实质是保险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１９条规定的无效格式条款。
【注解２】（１）保险合同约定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属于免责条款，应当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否则无效；（２）保险人有权对超过基本医保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超出部分拒赔（对于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外的医疗项目支出，保险人应当按照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赔付），无权以超出基本医保范围拒赔。
【注解３】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３）闽０９民终９４号——（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中国人保财险宁德分公司主张的对非医保费用免责问题，虽然人民财保宁德分公司提供了陈××签字的包括保险公司免责条款内容的合同，但是所提供的证据在证明其已经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证明标准上存在瑕疵，且陈××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对免责事由不清楚，而保险公司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尽到法定的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说明义务，因此，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产生效力。不能当然成为合同组成部分，中国人保财险宁德分公司有关免赔非医保费用的抗辩，不予采纳。（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超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是否应认定的问题。．．．．．．上诉人举证的电子投保单等虽有投保人的电子签名，相关保险免责条款也作了字体加粗等，但根据上述规定仍不足以认定为采取合理的方式。
摘要1：【裁判摘要】（１）非医保费用并非一概属于保险不予理赔范畴；（２）对于不在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但又属于受害人治疗所必要项目的，若保险公司主张不予理赔，应承担证明被保险人支出的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九条关于“保险合同约定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医疗支出超出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支出的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要求对超出部分拒绝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非医保费用并非一概属于保险不予理赔范畴，对于不在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但又属于受害人治疗所必要项目的，若保险公司主张不予理赔，应承担证明被保险人支出的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举证责任。本案人寿财保龙岩支公司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仅证明冯××种植牙费用28228.35元为非医保费用，不能证明该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故人寿财保龙岩支公司以种植牙费用28228.35元超出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有违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投保人通过电子投保方式在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如何认定保险公司是否已就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提示和说明？——围绕赵××的上诉请求，归纳案件争议焦点为：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免责条款是否产生效力，果××的停运损失应由谁承担。本案中，赵××通过电子投保的方式在人保葫芦岛公司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人保葫芦岛公司应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赵××作出提示和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人保葫芦岛公司辩称，赵××系通过手机识别二维码后进行实名认证，认证通过即进入人保公司官方通用平台，该平台网页详细列明了投保内容及免责事项等内容，只有达到系统设置的阅读上述内容时间，才能进入下一页面。人保葫芦岛公司主张，其以通过该网页提示和工作人员口头告知的形式向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予以提示和说明，并依据该保险合同条款中停驶损失属于间接损失之约定，主张对案涉停运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赵××对此持有异议，其主张没有看到保险条款，更没有看到免责条款，识别二维码后只看到了投保单并在投保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且签字后返到手机里的也只有投保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本案审理期间，人保葫芦岛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赵××点击二维码能够阅读保险条款及免责事项等内容，亦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免责条款向赵××作出提示和解释说明，且人保葫芦岛公司一审提交的四份载有赵××签名的保险资料与其二审中关于投保过程中投保人只需在最后签一个名的自认，无法印证。因此，人保葫芦岛公司未完成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一审法院判令赵××赔偿果××停运损失6000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４条规定，保险人预收保险费的情况下以是否符合“承保条件”来认定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１）符合承保条件的，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２）不符合承保条件的（保险人应承担举证责任），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应当退还已经收取的保险费。
【解析】根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规范指引》第６条规定——（１）保险人在“合理期限”内拒绝承保不承担保险责任；（２）保险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拒绝承保且符合“承保条件”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摘要2：【注解１】订立保险合同有关行为——（１）投保单（保险人接受保险单不能视为保险人同意承保）；(２）预收保险费（保险费交付不是保险合同成立必要要件，仅预交保险费尚不足以认定保险人同意承保）；（３）内部核保（保险人同意承保）；（４）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只是保险合同内容佐证）。
【注解２】在投保人预交保险费的情况下，认定保险人是否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关键在于保险合同是否成立（即保险人是否已经作出“同意承保”的意思表示）。
摘要1：——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保险人亦存在阻碍行为，应当酌情减轻投保人未履行的主观过错
【裁判摘要】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应当将其知道的或者应当知道的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向保险人进行如实告知。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的范围和内容有争议的，由保险人负举证责任。依据冯××提交的其与平安北京分公司业务员梁××的通话录音内容，冯××已经告知了田××有饮酒行为，但并无证据证明冯××对于田××的饮酒量是明知并且有意不告知，因此原审判决将冯××的主观过错认定为重大过失并无不当。平安北京分公司主张应认定冯××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注解１】投保人应当知道的事项范围且该事项属于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该事项，保险人依法享有保险合同解除权，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
【注解２】法定告知义务的主体不包括被保险人——人寿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对签订保险合同应当是知情并同意的，被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内容应视为投保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内容。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认定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发生效力，关键在于认定保险人是否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２）投保人在载有“保险人就免责条款已提示说明”的声明中签章应认定保险人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除非投保人能够举证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案涉保险单和投保单的特别约定条款均有“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确定，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700万人民币”的内容，该约定内容属于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故该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认定免责条款是否发生效力，关键在于认定保险人是否履行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投保单的特别约定内容均为加黑字体，华海公司通过对免责条款进行加黑的方式进行显著标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将免责条款和其他保险条款相区别，提醒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存在。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原审据此认定华海公司已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义务，并无不当。永益公司主张特别约定内容的字体与保险单其他内容字体一致，与客观事实不符。另据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投保单前部载明“若您已填写投保单并盖章，将视为对条款内容(特别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义务等内容)完全理解且无异议(其中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义务为加黑字体)”，投保单末尾用加黑字体载明“投保人声明：……本投保人已收到并详细阅读投保险种对应的贵公司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特别是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的提示和说明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申请投保。”也即案涉投保单已明确载明永华公司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以及说明，且永益公司对此完全理解，
摘要2：（续）永益公司在投保单上加盖公章对此确认。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对于永益公司在投保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应当原则上认定华海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除非永益公司能够举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用益公司主张投保单中的限额赔偿条款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在其加盖公章确认的情况下，其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主张，应认定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鉴于永益公司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华海公司未履行提示以及明确说明义务，故原审认为华海公司已履行提示以及说明义务，认定700万元限额赔偿的特别约定免责条款有效，据此判令华海公司赔付永益公司保险赔偿金700万元，并无不当。
摘要1：【摘要】盗刷信用卡诉请民事赔偿问题，要坚持以举证责任为中心，区分具体情形加以判定：第一，持卡人应对存在他人利用伪卡盗刷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由持卡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二，如持卡人能证明案发时真卡由其持有，人卡未分离，且持卡人不能在短时间内往返于己方所在地和盗刷地，或持卡人有其他案发时不在盗刷地的证明的，应认定盗刷事实的存在，因银行负有保障客户资金安全的义务，盗刷损失应由银行承担。
摘要2：
摘要1：——意外伤害保险纠纷中意外事故的司法认定
【裁判要旨】性窒息死亡是否属于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事故，应当根据是否符合外来性、突发性及非自愿性三项要素来认定。在案件审理中，应当由受益人就事故具有外来性和突发性，以及事故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要件承担举证责任；由保险人就自杀等故意免责事项承担举证责任。在保险人证明事故系由被保险人故意行为引发之前，可以推定事故具有非自愿性。
【案号】一审：(2015)建商初字第388号；二审：(2016)苏01民终5346号。
摘要2：
摘要1：——突发狂犬病致死属于意外伤害保险责任范围
【裁判要旨】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突发狂犬病导致死亡，在死亡原因属于被保险人自身疾病或意外伤害难以界定的情况下，应适用保险法上的近因原则，结合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对该类事故是否属于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作出认定。
【案号】一审：（2015）沭商初字第224号；二审：（2015）宿中商终字第264号
摘要2：【摘要】本案争点在于周乙因狂犬病死亡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范畴。对于被保险人周乙感染狂犬病的原因，现已无从查证，尽管周×、罗×不能证明周乙感染狂犬病的原因系被猫、狗抓咬，但从盖然性角度分析，被猫、狗等动物抓咬导致周乙感染狂犬病从而死亡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其他可能性。在感染原因确已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因被猫、狗等动物抓咬感染狂犬病的概率显著高于其他感染途径，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可以初步认定周乙系被猫、狗等动物抓咬导致感染狂犬病。被猫、狗等动物抓咬相对于被保险人自身原因而言，符合关于“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意外伤害的要件。尽管感染狂犬病毒发作后临床上称为“狂犬病”，但该相关症状实际上是意外伤害导致，导致死亡的最根本、直接的原因是意外伤害。被保险人因上述原因死亡的，应认定为意外伤害导致死亡，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条件。综上分析，可以认定周乙系意外伤害导致死亡，沭阳人寿保险公司在本案中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责任。
摘要1：【摘要】当事人约定以第三人的履行作为一方履行债务的条件，该约定是对债务人何时履行债务所作的约定，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不属于附条件或附期限的法律行为。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债务人负有确定的履行义务。就此而言，该约定形式上属于对履行所附的条件，但实质上则是对期限履行的约定。如果所附期限是确定的，则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履行；反之，难以确定当事人何时履行，即所附期限不明确的，依据《民法典》第511条第（4）项之规定，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履行，但是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所附期限是否明确，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应当由抗辩不应履行的债务人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2：【注解】以第三人的履行作为履行条件的约定属于附期限行为——（１）如第三人履行义务的期限可以明确的，自该期限之日起履行；（２）如果当事人履行期限不明确的，依据《民法典》第511条第（4）项有关“履行期限不明确的”有关规则处理。
摘要1：【裁判摘要1】双方订立的《土地租赁合同书》均没用“可转租”的文字表述，故上诉人巩××将承租物部分转租给吴××使用亦应事先取得出租人公××的许可，或事后取得其追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巩××应对其转租行为已取得公××的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负举证责任。因其未能提供上述相关证据，故对巩××称转租“符合合同约定，亦不损害被上诉人的任何出租利益”、不应据此解除其与公××订立的租赁合同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正确。
【裁判摘要２】转租合同的效力问题。巩××将租赁公培生的房屋再转租给吴××，并签订了转租合同，该转租合同的签订是巩××与吴××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款（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目前尚无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合同无效。故，巩××与吴××签订的转租合同不违反国家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因转租合同的基础合同（公××与巩××的租赁合同）的解除，而引起转租合同的解除，巩××与吴××波可另行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认定转租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