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房屋继受人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权益？
摘要1：解读：房屋原买受人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规定的排除强制执行权益，继受人亦应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其有权提出排除强制执行。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48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480号
【裁判要旨】国有工业用地上厂房不是商品房，不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案外人无权以购房消费者身份排除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诺客公司所购案涉房屋是国有工业用地上的厂房，不是商品房，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诺客公司不能依据前述规定主张购买商品房的消费者的相关权益，不能依据前述规定请求排除执行。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诺客公司购买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原因在于其购买前，该房屋已设立有其他人的抵押权登记。诺客公司购买案涉房屋没有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忽略了他人权利障碍，导致所购房屋因存在他人抵押权而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故未办理过户登记是因买受人诺客公司自身的原因。因此，一审判决关于诺客公司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其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认定并无不当。诺客公司关于其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件，有权请求对案涉房屋排除执行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5号
【裁判摘要】购房者将商品房住宅出租不影响其作为购房消费者认定——《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系针对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条件所做的规定，该条规定的“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应当做宽泛理解，不管是单纯的居住房还是商住两用住房，只要是有居住功能的，即应视为用于居住的房屋；这里的“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通常是指买受人在被执行房屋所在地长期居住，而在同一地点其名下无其他能够用于居住的房屋。本案中，案涉房屋系商品住宅，具有居住功能，符合“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的要求。虽然案涉房屋目前被出租，但不能以此否定该房屋系用于居住的房屋性质。长城资产贵州公司以案涉房屋用于经营而未实际居住为由，主张案涉房屋不符合“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的条件，依据尚不充分。同时，根据东街社区居委会的《证明》载明的内容，买受人张×户籍所在地在安顺，在外地没有长期的正式的工作，只是短期务工，且其本人名下除案涉房屋外没有其他具有居住功能的房屋，可以认定其符合“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条件。故一审认定张青所购案涉房屋系用于居住且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并无不当。
摘要2：
【笔记】购房者将所购房屋出租对于购房消费者身份认定是否有影响？
摘要1：解读：购房者将所购房屋用于出租，并不影响“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的房屋性质，不影响购房消费者身份的认定。
摘要2：【注解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９条第２项规定购房消费者条件之一：“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１）规划用途上用于居住，或者规划用途虽然非用于居住但实际用于居住，属于“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２）虽然规划上用于居住，但购房者购房目的并非用于居住，则不属于“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９条第２项规定购房消费者条件之一：“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 ”：（１）买受人（不包括配偶、子女等）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２）在房屋所在地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4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409号
【裁判摘要】房屋是否属于居住的标准是政府规划主管部门规划批准的房屋使用性质——《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中规定的“用于居住”，其标准是政府规划主管部门规划批准的该房屋的使用性质。经查，李××所购房屋性质为居住用房。故交行陕西分行提出的李少杰无法证明案涉房屋已交付、已居住、已占有使用等理由，均不能否定李××所购房屋是居住用房。．．．．．．本院认为，《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中规定的“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系买受人在被执行房屋所在地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一、二审法院已查明李××在陕西省西安市无其他房产，故认定李××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并无不当。交行陕西分行再审申请提出，该条规定的“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仅包括购房者本人，还应包括购房者的配偶、子女名下也都没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该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是第２７条规定的“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的司法解释，故第２９条与第２７条并不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67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675号
【裁判摘要１】案涉房屋未经竣工验收合格，不具备交付条件，虽然杜××与银陇公司在2016年5月3日办理了交房手续，但不能将该行为认定为对案涉房屋的合法占有。
【裁判摘要２】关于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买受人自身原因"主要包括对他人权利障碍、政策限制的忽略以及消极不行使登记权利等。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至一审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前，案涉小区可以办理网签备案手续，杜××签订购房合同时间为2015年10月23日，案涉房屋被查封时间为2016年6月21日，杜××在此期间一直未办理网签备案，系怠于行使权利，应认定为系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67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二条关于“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的规定，案涉工程中有部分房屋已经出售、回迁给“村民"，且已交付使用，故中建一局对该部分房屋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摘要2：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湘民申4450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湘民申4450号
【裁判摘要】经查，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于2015年8月28日，宁远金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时间为2016年6月23日，且买受人李××在合同签订后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前已经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其购买房屋的权利应当优先于银行在建工程抵押权，不能因为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就否认公司之前的所作出的有效民事行为。原审法院根据《2015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9条“取得了房屋预售许可或者销售许可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在建工程抵押取得银行贷款后，又同买受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买受人依约支付了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房地产开发商不能偿还银行贷款，抵押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行使抵押权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买受人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其购买房屋的权利优先于银行抵押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的精神，综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李××的涉案房屋买卖权优先于银行抵押权并无不当，宁远金泰公司主张原审法院认定普通债权优先于抵押权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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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摘要】本案系破产管理人以网络拍卖的方式处置破产财产，不属于《拍卖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调整范围，意思自治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应以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和法理裁判，买受人悔拍后责任的承担应以拍卖公告和拍卖须知载明内容为准，从而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再379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再379号
【裁判摘要】本案约定的逾期交房违约金标准尚未“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不应调低。第一，损失的范围，应当包括逾期期间的租金损失和已付购房款按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审判决仅将租金作为损失计算不当。一方面，商品房的主要属性是居住使用，逾期交房使买受人的居住使用利益受损，买受人被逾期交房后的损失必须包括该房屋的租金损失。另一方面，开发商逾期交房时，买受人已支付的购房款就相当于为开发商提供了逾期期间的贷款，买受人可以主张已付款在该期间的利息损失。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出卖人逾期办证情形，可按逾期贷款利息标准计算损失，那么，确定逾期交房损失时也应结合上述逾期办证违约责任的规定，将买受人已支付款项的利息一并计入。第二，对于约定违约金标准是否“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应当由主张过分高的一方对过分高的事实进行举证，但亿豪公司未完成这一举证责任。就商品房买受人的租金损失一项而言，本案迟延交房时间为2013年至2014年，亿豪公司仅提供了仙游县2010年的房屋租金最低指导价标准。该指导价不足以证明违约时当地的房屋租赁市场行情，不能作为认定违约时的房屋租金损失之依据。再加上利息损失一项，亿豪公司显然未证明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事实。第三，对比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开发商逾期交房、逾期办证和买受人逾期付款三种违约金标准可见，开发商的逾期交房违约责任轻于买受人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重于开发商的逾期办证违约责任。上述标准符合《福建省房屋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十二条之规定，对双方亦公平合理。综上所述，林武松与亿豪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亿豪公司逾期交房造成的买受人损失应当包括房屋租金损失和已付购房款在逾期期间的贷款利息，其主张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五逾期交房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但未完成举证责任。该约定合法且公平合理，应为适当。
摘要2：【解读１】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五逾期交房违约金不属于“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解读２】逾期交房违约金标准的损失范围，应当包括逾期期间的租金损失和已付购房款按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赣民终28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赣民终28号
【裁判摘要】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九条“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关于“逾期超过30日后，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解除合同的，出卖人应当自买受人解除合同通知达到之日起60日内退还全部已付款，并按买受人累计已付款的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的相关约定可知，富隆城公司逾期交房超过30日，数字证书公司依约享有合同解除权，可以要求富隆城公司返还已支付的全部购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数字证书公司、富隆城公司虽在2016年2月18日开始通过函件对因逾期交房引致的合同履行和赔偿事宜进行协商，因双方无法在违约赔偿和交房时间上达成一致，数字证书公司在2016年4月18日向富隆城公司寄送《解除合同通知》，明确表示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的补充协议，并要求退还购房款、赔偿一切损失，是在履行合同赋予的正当权利。……已查明，数字证书公司于2016年4月18日向富隆城公司当时的法定住所地和案涉商品房南昌富隆城工程项目部所在地均寄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但富隆城公司均拒绝接受邮件。数字证书公司又通过江西省赣江公证处公证邮寄送达《解除合同通知》，富隆城公司仍拒收退回。在此期间，数字证书公司通过委托专业律师向包括法定代表人在内的富隆城公司相关负责人发送信息通知解除合同并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第三次邮寄送达解除合同通知。数字证书公司还在江西省豫章公证处两名公证员的见证下，向富隆城公司当时的法定住所地和南昌富隆城项目部两处留置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数字证书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通过《江南都市报》刊登《解除合同公告》,公开向富隆城公司送达解除合同通知，并通过委托专业律师向包括法定代表人在内的富隆城公司相关负责人发送信息告知《解除合同公告》见报事宜。综上，数字证书公司不仅向富隆城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而且还采用邮寄送达、留置张贴、短信通知、公证送达、登报公示等多种合理适当的方式，穷尽其能使用的送达途径，使得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有效传递到达富隆城公司。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富隆城公司均否认收到合同解除通知书，明显与事实不符，富隆城公司单方的否认并不能阻却解除合同条件的成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摘要2：（续）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数字证书公司依约享有合同解除权，在本案进入诉讼阶段之前，合同解除通知已送达到富隆城公司，且富隆城公司既未对数字证书公司主张合同解除提出异议，也未在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故在此情形下，原审判决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在数字证书公司起诉前已依法解除，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维持。
【解读】数字证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富隆城公司返还数字证书公司购房款1924.384万元，并以数字证书公司实际损失为限支付违约金269.409万元(截止2016年5月30日)；……一审判决：一、富隆城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数字证书公司购房款1924.384万元；二、富隆城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数字证书公司因提前支付第二期购房款624.384万元时所产生的损失21.4万元；三、富隆城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数字证书公司已支付购房款总金额1924.384万元的利息损失（×××)；四、驳回数字证书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76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769号
【裁判摘要】以物抵债并适用于《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保护的是商品房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而以物抵债协议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物的交付仅为以物抵债的实际履行方式，与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产生的物权期待权具有基础性区别，在完成不动产法定登记之前，以物抵债协议并不足以形成优先于一般债权的利益，不能据此产生针对购买不动产的物权期待权。主要理由有三：第一，以物抵债协议当事人不具有购买不动产的意思表示。即便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其基础也是以物抵债，法律关系未发生实质变化，如果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履行，抵债受让人仍然可以主张原债权；第二，公示公信原则是物权变动中的一项基本原则，物权期待权缺乏公示，应严格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适用范围，不宜扩大解释；第三，抵债受让人享有物权期待权损害债权平等原则。已到清偿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有平等受偿权，如果赋予抵债受让人物权期待权，能够排除强制执行，则导致当事人自行确认并签订清偿协议的债权优先于经过司法机关确认并采取执行措施的债权受偿，扰乱债权清偿顺序，损害债权平等受偿原则。本案中，从闵××与金福地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的原因来看，虽该合同具有房屋买卖合同的外在形式，但据其自认实质上是冲抵云南远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昆明承达混凝土有限公司，以及昆明承达混凝土有限公司与金福地公司之间的三角债关系。基于债的平等性原则，闵××对金福地公司的债权并不较本案所涉执行债权更具有优先实现的价值利益。故此，原审在认定以物抵债并不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情况下，判决闵××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69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693号
【裁判摘要】已以物抵债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本案中吴××应受该条保护。首先，吴××所用债权系个人通过出卖PVC管等材料取得的合法债权，该债权与案涉房屋的实际价值大致相符，结合合同签订时间以及吴××对房屋实际占有的时间，不存在吴××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情形；其次，吴××以抵债方式所购房屋系金福地公司抵偿给云南建工第四建筑公司用于支付工程款，云南建工第四建筑公司的工程价款本就优先于王××的债权；再次，吴××以抵债方式所购房屋系其在当地的唯一住房，吴××自购买后即实际居住、使用涉案房屋至今，故其以抵债方式购买房屋目的并非单纯的消灭金钱债权，也是为解决其居住使用的需求。吴××与金福地公司签订的是《商品房购销合同》，有现实的居住需求且购房后一直居住使用的情形下，不能仅以购房价款系通过债权抵扣而认定其不属于商品房买受人，故对王××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吴××的异议是否符合前述司法解释条文规定的条件问题。首先，吴××于2012年4月30日与金福地公司签订了书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而案涉房屋于2014年4月22日被人民法院查封，合同签订时间在查封之前。其次，吴××于2014年4月22日前领取了案涉房屋钥匙、小区门禁卡并开始缴纳物业管理费，结合案涉房屋产生了水电气的用量以及吴××对案涉房屋进行了自我装修的事实，可认定吴××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合法占有案涉房屋。再次，吴××以个人债权抵扣了房屋价款，金福地公司已向其出具了购房款收据，且吴××也通过现金和刷卡的方式缴纳了房屋维修资金、契税、印花税、配套设施费用，故可认定吴××已支付全部价款。最后，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的原因系因金福地公司未履行房屋登记义务，而非吴××本人的原因。据此，本院认定吴××的异议符合该条文规定的条件。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11号
【裁判摘要】以物抵债可以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本案朱××与天水公司于2006年12月5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将诉争房屋即天津市西青区梨双路69号3号楼108号房屋抵偿工程款1320320元给实际施工人朱××，天水公司为朱××开具了购房款收据；诉争房屋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原因在于天水公司，朱××对此并无过错；朱××于2013年2月28日办理了房屋入住手续，早于2013年4月3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房屋的时间，且实际占有诉争房屋至今。综合上述事实，本案应当参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认定朱××对诉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2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223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之间基于借款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被以房抵债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所取代，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陈××的执行异议符合上述规定。第一，涉案房产被人民法院查封之前，陈××与东骏公司就已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阳江市阳东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房产中心进行了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第二，陈××已支付了合同全部价款。陈××与东骏公司、郭××琴、谭××、腾美公司、富美居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以23套商品房的房款16471432元抵顶借款16471432元，即陈××已实际支付了涉案房产的全部价款。第三，东骏公司于2013年10月10日将涉案房产交付陈××使用，陈××进行了装修，可见在法院查封涉案房产之前，陈××已经合法占有了该房产。钟××提出的“陈××并没有占有涉案房屋"的主张，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第四，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非因陈××的过错。陈××与东骏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东骏公司负有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义务。但案涉北惯新城一期房地产项目至今仍未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导致一直无法办理产权登记。另外，预告登记是房屋权利人的权利而非义务，陈××未进行预告登记不具有可归责性，没有主观过错。钟××主张陈××未对涉案房屋办理预告登记存在过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6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3620号
【裁判摘要】以物抵债受让人并非属于《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的不动产买受人范围，并不能适用该条的规定予以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有关“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规定，康×依法应对案涉6号楼1单元501室商品房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诉讼中，康×就其对案涉6号楼1单元501室商品房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并符合该条规定的四个要件。康×认为通过抵顶行为以及委托案外人代为支付剩余购房款的行为，应视为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文本意看，该条规定的是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的权利保护问题，以物抵债受让人并非属于前述不动产买受人范围，并不能适用该条的规定予以保护。本案中，康×于诉讼中提供的《以房抵付工程款协议》《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商品房预售合同补充协议》等证据表明康力商砼公司与中天嘉合公司就以房抵顶混凝土货款达成合意，康×应支付的合同价款实为康力商砼公司的混凝土货款。康×取得案涉房屋是基于康力商砼公司与中天嘉合公司之间的混凝土货款抵顶。案涉《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商品房预售合同补充协议》等协议实为消灭康力商砼公司与中天嘉合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最终实现债的清偿，这与购买不动产而订立的买房合同存在差异，并不能适用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也不能据此认定康×享有物权期待权。
摘要2：
第三人撤销之诉最新类案裁判规则8条
摘要1：【目录】规则一：第三人撤销之诉专属管辖和破产债务人民事案件专属管辖发生冲突时应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规定。规则二：对于已生效的公司对外诉讼的裁判文书，股东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规则三：民事调解书对未参加本案诉讼的继承人的财产份额作出处理，损害该继承人民事权益的，该继承人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则四：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让利达成调解协议转让资产，且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受让人对债务人调解目的及因此会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属明知或能够预见，可以认定调解书内容错误并损害债权人民事权益，应予撤销。规则五：生效判决认定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导致作为该抵押物买受人实现权利存在障碍的，买受人具有诉的利益，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则六：基于保全行为对前诉标的享受权利的债权人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则七：受虚假诉讼损害的普通债权人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则八：抵押权人有权就指向同一的建设工程涉及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案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74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744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虽已有一套期房但无证据证明其在该期房居住生活，不能认定案外人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2010年11月12日,丁××与鸿源先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丁××购买鸿源先科公司开发的鸿源生态新城Ａ幢05层13号商品房,面积为101.39平方米,总价款444899元。鸿源先科公司分别于2014年2月28日、2014年11月1日分别开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载明收到丁××交付的Ａ栋513号购房款224899元、220000元。2014年7月30日,丁××就案涉商品房向税务机关缴纳契税13346.97元。北海鸿源生态新城物业管理处于2017年7月1日出具《证明》,载明“鸿源生态城业主丁××于2012年6月入住本小区Ａ栋513号”。案涉房屋首次被查封期间届满后未续封，该次查封效力灭失，2011年11月3日案涉房屋再次被查封。经北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从2016年8月8日至2017年8月25日止,丁××除金海岸大道66号大都金沙湾6幢2单元1501号(预售许可证:北建房预字第2××6号)(此套为期房)外,没有其他不动产登记记录。虽然丁××名下登记了一套房屋,但该房屋为期房,并无证据证明当时丁××在该房居住生活,故不能因此认定丁××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其购买案涉商品房显然系为改善其居住环境,可以理解为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由此，结合丁××提交的物业费收缴登记表等证据材料，基本可以认定丁××作为购房消费者针对案涉房屋提出的执行异议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不论工行云南路支行是否对案涉房屋享有抵押权，丁××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均可以对抗案涉执行，一、二审判决未支持工行云南路支行继续执行案涉房屋的诉求，并无明显不当，工行云南路支行的该项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摘要2：
（2017）辽民撤5号；（2018）最高法民终235号
摘要1：金钱债权的申请执行人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载《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3期，第72页】
【裁判要旨】为实现金钱债权的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物所涉及的支持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法定优先受偿权的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申请执行人的法定条件应包括主体资格审查、实体性条件审查以及是否存在虚假诉讼考量等。如果金钱债权的申请执行人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对诉讼标的不存在独立的实体性权利，且金钱债权在工程承包人优先受偿后仅在单纯的事实上、经济上可能受到影响，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果金钱债权申请执行人不能举证证明发包人与承包人存在恶意串通、虚假诉讼损害债权人利益，则进入到强制执行程序的债权不能对抗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案号】一审：（2017）辽民撤5号；二审：（2018）最高法民终235号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235号
【摘要１】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判断标准应予以严格限制，要求其与案件处理结果要有权利义务性关系或法律上的牵连关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通常分为辅助性第三人、被告型第三人和原告型第三人三类，辅助性第三人在诉讼中纯粹是辅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并防止判决对己不利的裁判结果，它并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型第三人实际上是应当参加诉讼，并最终需要承担部分或全部民事责任的第三人；原告型第三人，作为第三方原告而参与诉讼，享有同原诉的原告共同权益的第三人。本案中，德运公司在亚宸公司和圣鑫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不依附于任何一方主体存在，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查明案件事实也没有起到任何辅助作用，不属于辅助性第三人。德运公司在（2016）辽民终1049号案件中没有被判处承担民事责任，不属于被告型第三人。圣鑫公司在与亚宸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作为承包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德运公司对亚宸公司的债权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故德运公司不符合原告型第三人的情形。因此，德运公司也不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德运公司从主体资格方面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２】法律明确规定给予特别保护的债权，可以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包括：法律规定的享有法定优先权的债权，主要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船舶优先权；法律规定享有法定撤销权的债权，主要有债权人的撤销权、破产债权撤销权。对于普通金钱债权，原则上不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中，德运公司主张的债权并不在第三人撤销之诉民事权益保护范围之列。另外，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德运公司主张其债权已经进入执行阶段，经过司法拍卖流拍后应当以物抵债，不应受到其他权利的干扰。本院认为，拍卖成交或者依法定程序裁定以物抵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时转移。本案中，德运公司是案涉房屋的申请执行人，但不能据此认定其对案涉房屋有专属的债权或物权权利。虽然客观上圣鑫公司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后，德运公司债权的受偿可能受到影响，但是单纯事实上、经济上的影响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德运公司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体性条件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绍越袍商初字第189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绍越袍商初字第189号
【裁判摘要】司法拍卖公告规定交易过程中产生税费借由买受人承担，可理解为买受人以纳税主体名义支付税金，纳税主体仍是原来纳税人，并未违反国家强制法律、法规规定——我国税收法律规定纳税主体，明确的是向国家、地方应缴纳税款的主体。但纳税主体将这部分税金与他人约定，由他人承担，可理解为他人以纳税主体的名义支付税金，纳税主体仍是原来的纳税人，并未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的规定，故被告抗辩将原告应缴的税费约定由其承担，违法国家强制性规定，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拍卖会资料中的特别规定已提醒竞买人提前了解标的情况，包括税、费。特别规定同时写明标的在权属转移或办证过程中所涉及的（包括拍卖前、后）由原产权人、买受人（即产权受让人）双方所应缴纳的所有税、费[包括了产权变更费用及水、电、物业等其他标的自身可能隐含存在的其他一起欠缴（或补交）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及支付。而拍卖会资料系针对不特定的竞买人公示的材料，应作为拍卖的条件认定。对于机器设备这些动产而言，拍卖及本院出具（2011）绍越执民字第358-2号执行裁决书即为动产的权属转移行为，税务部门因为拍卖而征税也是因为有权属转移的事实，故本案国税、地税所征的税应属于拍卖会资料中的特别规定关于买受人应承担税费的范围。因被告作为买受人未及时承担而代为缴纳税款，且在原告告知后已明确拒绝，故税及滞纳金应由被告承担。计税的机器设备等动产的成交价以本院说明为准。原告管理人已就国税、地税两单位申报的债权审核，最终由本院民事裁定书确认，原告也依确认结果支付，现原告要求被告按照约定清偿，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12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1298号
【裁判摘要1】执行异议之诉审查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执行异议之诉作为与执行异议衔接的后续诉讼程序，是一个独立于执行异议的完整的实体审理程序，其价值取向是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通过实质审查的方式对执行标的权属进行认定，进而作出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判断，以实现对案外人民事权益的实体性执行救济。基于二者的关联性和共通性，在针对执行异议之诉具体审查标准的法律规定或者司法解释出台前，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可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的相关规定，对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进行审查认定。《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5条指出，《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应当支持商品房消费者的诉讼请求：一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是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人民法院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时，可参照适用此条款。但是，基于二者审查方式和判断标准的不同，在案外人异议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关于可以排除强制执行认定标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也不宜当然认定案外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而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实质审查，并依法作出是否支持案外人诉讼请求的判断。
摘要2：【裁判摘要２】而根据一般生活经验，购房人交易前了解当地商品房限购政策以及案涉房屋查封保全情况并不需要特殊的专业知识或者能力。因此，肖×基于对网站信息的信任且未见案涉房屋的查封公告、封条等，认为其不可能知道案涉房屋已被预查封的情况，且在购房中已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故不存主观故意和过错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37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371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东澳公司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是基于胡××、吉×的投资行为，而胡××、吉×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是基于司法拍卖。而案涉房屋之所以被司法拍卖是因为当时的房屋登记所有权人郑××将房屋抵押给银行无力还贷所致。至于郑××与鹏欢公司之间的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均不影响随后的司法拍卖效力。换言之，基于司法拍卖的权威性、公信力，被执行人是否为案涉房屋真实所有权人，一般不影响通过司法拍卖取得的涉案房屋所有权。案涉房屋所有权因司法拍卖从郑××名下转到竞买人时起，即便鹏欢公司向郑××主张返还案涉房屋，也会因事实上或法律上无法履行，而不能得到支持。进而，东澳公司接受投资入股，从司法拍卖买受人胡××、吉×处最终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故原判决以鹏欢公司与郑××的买卖合同无效为由，认定东澳公司取得涉案房屋的基础法律关系灭失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笔记】执行法院驳回案外人执行异议未告知其救济途径应当如何处理？
摘要1：解读：（１）执行法院驳回案外人执行异议但未告知其救济途径，案外人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执行申诉，由上级法院撤销案外人执行异议裁定书，重新作出裁定；（２）在案外人救济程序未完成之前，对司法拍卖买受人起诉不予受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最高法民申11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最高法民申1109号
【裁判摘要】经营性房屋是否符合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条件？——关于王××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问题。王××一审时主张，其与国泰分公司于2012年9月19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永吉县口前镇阳光丽景小区4号楼5、6、7、8号网点，并一次性交付了全部购房款。王会杰二审及申请再审时主张本案表面上是“购房”实为工程款优先权实现后的房屋再交易，应优先于常春的普通债权，国泰分公司只开购房收据不经手购房款，购房款由姳源公司直接交付给施工单位吉林尉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的规定，王××并不属于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建设工程的承包人，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王××并未实际支付合同价款给被执行人国泰分公司，而是支付给施工单位吉林尉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亦未实际占有该四套案涉房屋，且四套案涉房屋均为网点，即为经营性用房，不属于用于居住的房屋。因此，王××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证据明显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浙温执异终字第67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浙温执异终字第67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至圣公司承担温州华奇装饰五金有限公司应缴纳的2798554.41元所得税问题，2013年7月9日温州产权交易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物权属、费用负担及手续办理情况告知书》明确约定，“拍卖标的所有（使用）权证转移至买受人名下应由买卖双方交纳的一切税、费（包括…被执行人所得税等）均由买受人承担。”“拍卖标的交付前，被执行人应缴、应退的所有税、费（包括被执行人的所得税、被执行人拖欠的各种税费及拖欠的水电费、滞纳金等）均由买受人承受。相关税费情况竞买人需自行向有关部门进行了解”，且买受人即上诉人至圣公司已就告知事项签字确认。原审考虑上诉人至圣公司在竞拍前向瓯海区地税局所了解的“温州华奇装饰五金有限公司”欠税为0的情况，无法掌握了解公司所欠增值税情况，现将2012年温州华奇装饰五金有限公司销项税额2215265.74元增值税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城东支行抵押权之后优先于无担保债权受偿。现上诉人至圣公司认为所得税应以“温州华奇装饰五金有限公司2013年6月期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为计算依据(不需要承担所得税)，而不能依据瓯海国税局在竟拍后所调整的企业资产负债为计税依据。温州华奇装饰五金有限公司应缴纳的2798554.41元所得税是基于农业银行城东支行申请对其抵押物强制拍卖所产生。原审依据《拍卖物权属、费用负担及手续办理情况告知书》第二大点第1点约定，认定该所得税应由上诉人至圣公司承担，并无不当。
摘要2：浙江至圣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等诉温州市瓯海区国家税务局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案
【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民申1198号
【摘要】被执行人需要补缴的增值税与所得税虽然均由瓯海国税局事后核定，但是，其中所得税系厂房增值部分与调增利润以及企业以往亏损累积、抵扣后计算确定，除了与调增利润相关外，还与厂房拍卖行为密切相关。据此，原判认定被执行人企业所得税基于抵押物被强制拍卖而产生，因而确定该部分税款由至圣公司承担；同时基于公平合理的考虑，对于被执行人应补缴的增值税判定在拍卖款中参与分配而不是由至圣公司承担，该种处理已经考虑至圣公司的利益，符合本案实际。至圣公司在再审申请中否认被执行人应补缴的所得税与厂房强制拍卖行为的关联性，并以“对被执行人需要补缴的增值税与所得税做区别对待，属于自相矛盾”为由，对原判提出相关异议，亦不予采纳。
【注解】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上诉权——上诉人至圣公司诉称：原审将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即上诉人，在该判决中已经实质性的“判决”了上诉人承担义务，其错误的事实认定，已经侵害了上诉人的权利，故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34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343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基于法院作出的“办证”判决属于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不产生物权变动效力——张××基于与金港公司签订的《店铺展位合同书》经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08)新民一初字第357号民事判决确认合法有效，该判决判令金港公司为张××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并支付违约金，上述判决属于给付判决，张××基于这一判决享有的权利，属于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该判决本身并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二审判决认定张××对涉案店铺享有的权利属于债权请求权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张××主张其对争议商铺享有物权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虽然未超过期限但执行标的物执行终结且特定标的物转让给第三人已不存在排除执行的可能，对执行异议之诉不予支持——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涉案店铺在执行程序中经三次流拍后由天力公司受让，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情形，故案外人张××在执行程序终结前均得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张××提出异议时，执行案件全案尚未执行终结，故其所提案外人异议符合上述法定期限。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不动产、有登记的特定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该不动产、特定动产的所有权、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三条规定：“拍卖成交或者依法定程序裁定以物抵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时转移。”廊坊中院于2013年7月1日作出（2011）廊民执字第46-3号执行裁定，将包括张××购买商铺在内的38套商业门市房抵偿给天力公司。根据上述规定，涉案商铺的所有权在上述抵债裁定送达申请执行人天力公司时起即发生转移。并且，天力公司也已于2013年11月8日完成了涉案商铺过户登记。此时，涉案商铺的所有权已经转移，特定标的物的执行程序已经完毕。
摘要2：（续）天力公司其后又将涉案商铺转让给了第三人且办理了过户登记。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制度目的是通过正当程序判断是否应当排除对特定标的的执行。而当异议指向的特定标的物的执行已经终结，特定标的已转让给第三人之后，已不存在排除执行的可能，即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已经不能对张××的权利进行救济，其可通过诉讼或其他程序向案件当事人主张权利。
【裁判摘要３】适用法律确有瑕疵但裁判结果并无不当不属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如前所述，张××提出案外人异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限要求，二审判决认定张跃林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时间已过法定期间，适用法律确有瑕疵。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规定，只有导致裁判结果错误，才能构成“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事由。二审判决适用法律虽然存在瑕疵，但其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故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
【笔记】执行标的物已由买受人转让给第三人，案外人还能否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摘要1：解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虽然未超过期限但执行标的物执行终结且特定标的物转让给第三人，已不存在排除执行的可能，对执行异议之诉不予支持。
摘要2：
【笔记】申请办理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手续是否以纳税前置为条件？
摘要1：解读：申请办理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应当提交相关税费缴纳凭证，否则不动产登记部门不得办理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申请办理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应以纳税前置为条件。
摘要2：【注解１】当事人未缴纳相关税费，不动产登记部门可以拒绝办理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即使是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生效的法律文书。
【注解２】在司法拍卖中所产生的应当由被执行人承担的土地增值税等税费未缴纳，买受人申请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时提供不出土地增值税等税费完税或者减免税凭证，不动产登记部门不予办理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手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87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875号
【裁判摘要】执行和解除协议本质上属于合同范畴不必然导致物权变动，未依法变更登记或未交付前不能排除对抵债务的强制执行——本案中，李××基于与翔达公司在另案执行程序中达成的和解协议，主张对案涉26套房屋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该和解协议系李××与翔达公司意思自治的结果，本质上属于合同的范畴，并不必然导致物权变动。同时，李××与翔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经过备案登记，但备案登记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方式，不是预告登记，不能产生物权效力。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规定，本案中，李××提交的维修基金发票、商品房备案单、商品房包销合同等证据，只能证明李××与翔达公司在案涉26套房屋被查封前存在着以房抵债的执行和解行为，因李××并未办理入住手续,亦未缴纳水、暖、电费和物业费等费用，原审法院认定李××并未占有案涉房屋，不予支持李××对案涉26套房屋排除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民辖终240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民辖终240号
【裁判摘要】（１）被诉请求行为的实施与网络有关但不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不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５条规定；（２）商标侵权案件中“侵权结果发生地”不是管辖连接点，也不能将网购收货地作为管辖连接点——第一，关于本案是否可以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本院认为，上述规定中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指的是侵权人利用互联网发布直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的行为，主要针对的是通过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以及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行为，即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等均在信息网络上，并非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与网络有关即可认定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本案中，根据科丰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包括徐××制造、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但根据科丰公司提交的公证书记载，徐××在淘宝网店中展示了被诉侵权产品的图片，科丰公司在该网店购买了被诉侵权产品，徐××在线下完成发货等事宜。上述交易中，淘宝网仅是双方交易的媒介，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仅与网络相关，不属于通过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及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故被诉侵权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本案不应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确定管辖。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第二，关于本案是否可以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十条。民诉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的，从其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侵权行为的实施地某某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某某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院认为，在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由于附着了商标或者其他权利的商品具有大范围的可流通性，如何确定侵权行为地有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案件的特殊性。在商标侵权案，除了大量侵权商品的储藏地以及海关某某工商等行政机关依法查封某某扣押侵权商品的住所，仅侵权行为的实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可以作为管辖依据管辖依据，而不再依据侵权结果发生地确定管辖。
摘要2：（续）至于通过网络购物方式取得被诉侵权产品，虽然形式上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买卖合同"并无区别，但权利人所提出的侵权主张并非仅针对这一特定的产品，而是包含了特定权利的所有产品。因此，在侵害商标权案件中，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将网购收货地作为管辖连接点。本案为侵害商标权纠纷，虽然科丰公司通过淘宝网购买被诉侵权产品后，在浙江省温州市接收了装有被诉侵权产品的快递，但浙江省温州市作为网购收货地不是本案的侵权行为实施地，不能据此确定本案的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