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6-10 08:5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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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67号
【裁判摘要１】民事诉讼中不宜简单以刑事判决所认定的有关事实原封不动作出事实认定而应综合判断——该刑事判决针对周××等人涉嫌刑事犯罪等法律事实所作的相关事实认定，与本案民事诉讼所涉法律事实并非同一法律事实。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关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所采信证据的证明标准以及证明目的并不一致，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所调整的亦非同一法律关系，各自具有其独立的诉讼制度功能。民事诉讼中不宜简单地以刑事判决所认定的有关事实原封不动地作出事实认定，而应结合当事人之间诉争的法律关系、与诉争事实有关联性的案件事实以及当事人的诉辩主张等综合作出判断。就本案而言，海熙公司申请再审主张“该刑事判决认定，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伪造工程签证单，取得被害单位海熙公司人民币2460481元”。经本院审查，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6刑终52号刑事判决查明，2011年周××授意他人在海熙御龙湾项目一期工程结算过程中制作一份编号为2011-017的虚假工程结算签证单，并伪造监理公司印章加盖在该签证单上，与海熙公司进行工程结算。海熙公司在扣除5％质保金后向东源公司支付2460481元。该刑事判决认为，“尽管周××等人实施了合同诈骗行为，但其伪造的工程签证，仅占涉案全部工程量中极小部分，且周永章继续履行了施工合同，完成工程施工任务并交付使用；在本案二审期间，其愿意从(2020)赣民终405号民事判决确定海熙公司应付的工程款中扣除这246万余元。”根据该刑事判决上述认定，周××系在海熙御龙湾一期工程结算过程中，通过伪造工程结算签证单的方式骗取海熙公司2460481元，而本案当事人之间有关工程款的纠纷系针对海熙御龙湾三期项目。虽然周××在刑事诉讼期间表示愿意从本案二审(2020)赣民终405号民事判决确定海熙公司应付的工程款中扣除这246万余元，但该刑事案件被告人周××并非本案的当事人，且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也未认定周××有权代表东源公司对于案涉工程款数额作出于己不利的让步。因此，海熙公司以相关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足以推翻本案民事判决为由申请再审，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当事人判决生效后另行单方委托有关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审核书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鉴定机构系在原审法院主持下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协商选定，鉴定机构以及鉴定人员均有相应资质，鉴定结论做出后鉴定人员多次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该鉴定结论并无程序瑕疵，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关于鉴定结论所涉项目的工程款数额是否正确，海熙公司在二审判决后另行单方委托其他鉴定机构针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核，并以该《结算造价审核书》作为再审的证据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经当事人协商确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在送交当事人后，鉴定人员就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内容作出解释、说明或者补充的，或者出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询问的，该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现海熙公司在二审判决后另行单方委托有关鉴定机构作出的《结算造价审核书》，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因此《结算造价审核书》所反映的事实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
- 日期： 06-10 09: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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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579号
【裁判摘要１】受托人已按照委托代建合同对代建项目进行投入，因委托人逾期付款造成利息损失应由委托人承担——关于毛集管委会应否支付泽明公司工程欠款利息问题。根据原审查明事实，泽明公司已经履行案涉《代建协议》约定的义务，且瓯越公司也认可泽明公司为工程施工投入资金，支付了工程材料款和农民工工资。根据《代建协议》约定，“乙方(泽明公司)全额出资建设本代建项目，项目建成后，甲方(毛集管委会)在双方约定时间内回购项目。”虽然该《代建协议》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而无效，但案涉工程已经通过竣工验收，泽明公司已经按照《代建协议》进行了投入。毛集管委会未按照《代建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工程款，拖欠工程价款造成泽明公司相应的利息损失，故二审判决毛集管委会向泽明公司支付工程欠款利息，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认定委托代建合同中委托人未支付受托人工程款欠款利息可适用建设工程法律规定——认定毛集管委会未支付的工程款利息，需要以案涉项目工程进度及工程款支付的过程为事实依据，故原审判决根据当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因此，毛集管委会关于本案不应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本案中，《代建协议》约定，“如甲方不能按期支付乙方工程款，超期期间承担应付工程款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并从超期之日起每天支付0.33‰的滞纳金”，故一、二审法院参照该约定计算工程欠款利息为11550945元，并无不当。毛集管委会申请再审主张其已经通过支付代建费的方式向泽明公司进行补偿，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毛集管委会的相关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
摘要2：
- 日期： 06-10 09:4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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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499号
【裁判摘要】首先，东升公司与治历公司具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案涉建设工程由东升公司实际建设完成，现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东升公司有权利向治历公司主张工程款。．．．．．．同时，硚口劳动就业局与治历公司之间系委托代建法律关系，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相关合同时是否招投标不影响委托代建合同效力，委托代建合同等协议的效力与东升公司主张工程款无直接关联，原审法院未予明确并无不当。其次，东升公司与治历公司签订《补充合同》时明知硚口劳动就业局与治历公司存在委托代建关系及《委托代建协议书》中的相关约定，且在二审判决书中显示东升公司认可《补充合同》只约束治历公司和东升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在《补充合同》只能约束治历公司和东升公司的情形下，该合同并不能直接约束硚口劳动就业局和东升公司。再次，硚口劳动就业局与东升公司之间签订了《施工合同》并备案，但未依法进行招投标，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在硚口劳动就业局已经向治历公司支付工程价款的情况下，东升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向治历公司主张权利，要求硚口劳动就业局承担法律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原审判决认为东升公司无权向硚口劳动就业局主张工程款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10 15: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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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甘行申15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再审申请人范某对凉州区公安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凉州区政府就该行政处罚决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案件。从再审申请书看，范某主要是对一、二审判决未支持其精神损害抚慰金诉讼请求不服而申请再审。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虽然均被确认违法，但确认违法的理由系因凉州区公安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时，办案超过法定期限，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而且一、二审判决也明确对范某予以行政处罚实体上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范某的合法权益并未受到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其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判决驳回该赔偿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11 08:2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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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沈中行终字第973号
【裁判摘要１】税务处理决定被撤销而要求返回已缴纳税款争议不适用纳税争议之复议前置规定——本案系被上诉人基于税务处理决定被撤销而要求返还其已缴纳的税款,该情形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条所规定的“纳税争议”,故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所规定的需经复议前置才可依法起诉的情形。被上诉人具有本诉原告主体资格,原审认定正确。
【裁判摘要２】本案涉及两个税务处理决定。经审查,两个决定虽决定补缴金额不同但系针对同一对象存在的相同事实作出,2012年的处理决定因“事实叙述不清、法律适用不妥”被撤销之后,上诉人针对相关事实及适用法律尚未给出最终处理意见,故2012年的处理决定虽被撤销,但被上诉人因该决定所补缴的516,862.02元,并不必然发生即时返还的效力。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关于行政机关履责期限的规定,上诉人撤销先前决定尚需作出新决定的,新的决定应在撤销决定作出之日起六十日的合理期限内作出。本案中,上诉人2013年1月31日撤销了2012年的处理决定,直至2013年6月4日才作出新的处理决定,已经超出六十日的合理期限,上诉人超出六十日至作出新的处理决定期间未予返还被上诉人已缴税款的行为,缺少事实前提,没有法律依据,应该确认违法。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要求确认上诉人在撤销决定作出之日起10日内未返还其已缴全部税款的行为违法。经审查,上诉人系基于“事实叙述不清、法律适用不妥”作出撤销决定,通过该撤销理由尚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已缴税款是否超过其应缴纳税额。故被上诉人依据上述规定要求上诉人于10日内返还其已缴全部税款,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１】（１）2012年11月20日被告作出第二稽查处(2012)155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第二稽查罚(2012)15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２）2013年1月31日被告撤销了2012年11月20日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３）2013年6月4日被告作出第二稽查处(2013)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为原告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存在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应补缴增值税,不加收增值税滞纳金,补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对原告已缴纳的增值税滞纳金111,948.01元予以退回,对原告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404,914.01元未做处理。2013年6月8日被告为原告办理了退还增值税滞纳金111,948.01元的退税手续,并经上级税务机关审批后将上述税款退还给原告。（４）原告认为被告应依法返还原告缴纳的增值税、增值税滞纳金、企业所得税及企业所得税滞纳金,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未按规定返回原告税款516,862.02元的行为违法。
【解读２】一审判决：判决确认被告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未按规定退还原告税款516,862.02元的行为违法。二审判决：确认上诉人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自2013年1月31日起超出60日至2013年6月4日作出新的处理决定之前未返还被上诉人沈阳东管冶金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已缴税款516,862.02元的行为违法。
- 日期： 06-11 11:2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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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粤07行终7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九条“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义务发生的当天”、第二十三条“增值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1个月或者1个季度。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纳税人以1个月或者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以1日、3日、5日、10日或者15日为1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5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1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的规定，纳税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粤行申113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义务发生的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根据以上规定，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申请人在2009年7月至2011年4月期间与里程公司发生加工承揽业务，其在当时已取得了经对方签字的送货单等，即取得了索取货款的凭证，发生了增值税纳税义务，申请人本应依法在当期会计帐簿中确认收入并依法申报纳税，但在此期间，申请人共有2809348.35元的含税销售额未在会计帐簿销售收入科目中列明，亦未在法定期限内进行纳税申报并缴纳相应税款。而且，2013年7月，申请人在实际取得2002498.12元货款收入后，仍然没有在会计帐簿中“主营业务收入”和“应交税金”等应当记录的科目中记录，在所得税核算时也没有将这些收入作为当年收入计算在内。同时，本案也未有证据显示千平公司具有延期申报及缴纳税款等情形，台山国税稽查局据此认定千平公司在帐簿上少列收入，未按实际收入依法申报纳税，构成偷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审、二审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 日期： 06-14 15:3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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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80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对公司对外担保条款自２００５年修正以来未发生变化，《九民会议纪要》统一裁判思路、规范自由裁量权，不涉及是否溯及既往问题——《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系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印发的旨在统一裁判思路、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规范性文件，而非新的司法解释。二审判决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并未援引《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相关条款，其在裁判理由部分根据《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具体分析法律适用问题，并无不当。最后，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蔡××、庄××在签订案涉协议书时，没有就担保条款内容对中邮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进行必要的审查，二审法院认定其不构成善意第三人、担保条款无效，亦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14 15:4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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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369号
【裁判摘要】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之前担保事项未经股东会或董事决议合法有效——毓慧公司同时主张该函未经其股东会、董事会决议通过因而无效。经查，2005年10月27日修正、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但在此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公司对外担保是否需由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并无明确的规定。而毓慧公司出具《不可撤销反担保函》的时间是2005年7月26日，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尚未通过实施，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原则，毓慧公司据此主张《不可撤销反担保函》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判决认定《不可撤销反担保函》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14 15: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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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866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１款关于公司担保的规定并未明确违反该规定是否必然导致担保无效，在九民会议纪要公布前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并不一致，担保公司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并未提起上诉亦表明其对一审判决关于担保效力认定的认可，在二审判决后又申请再审主张担保因未履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而无效有违诚信，理由不能成立——至于臻汇园公司主张该《保证函》未经公司股东会同意、担保无效的问题，因臻汇园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出具《保证函》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尚未公布施行(2019年11月8日公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并未明确法律后果，违反该规定是否必然导致担保无效，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公布前，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并不一致，且臻汇园公司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并未提起上诉，亦表明其对一审判决关于《保证函》效力认定的认可，臻汇园公司在二审判决后又申请再审主张《保证函》因未履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而无效，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有违诚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 日期： 06-16 11:2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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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闽行申644号
【裁判摘要】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受到伤害，没有证据证明非因工作原因导致伤害应当认定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证实事发当日舒××在洪锦公司锅炉房上班，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福建新时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闽新时代（2018）临法鉴字第780号《临床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对舒××致伤方式所作的鉴定结论，其鉴定意见“无法证明伤者舒××右肱骨中下段粉碎性骨折的致伤方式系生产过程中被板材运输机绞伤或弹出后受伤所形成”，仅能表明舒××的受伤无法证明系其自述的致伤方式形成，该证据以及再审申请人、三明市人社局提供的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舒××所受伤害是非工作原因导致，亦表明用人单位未完成举证责任。据此，三明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三明市政府作出维持三明市人社局不予工伤认定决定的复议决定，亦应予以撤销。原一审判决驳回舒叔华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三明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撤销三明市政府的复议决定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30 09:4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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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02民终8129号
【裁判摘要】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是否有利息约定。顾××主张，20万元的《借条》实际是对双方借款利息的约定，且王××交付顾师萍的支票金额可以佐证双方实际约定了利息。王××辩称，双方并未约定利息，《还款承诺书》中的50，000元罚金是应顾××要求所写。本院认为，若20万元的借条为100万元借款的利息，双方完全可以在100万元的借条上明确，而无需以借条形式出具，且20万元的借条落款日期也与顾××所述相悖。因此，对于顾××主张20万元作为借款利息，本院不予支持。顾××关于《还款承诺书》中双方约定的罚金是作为利息或违约金及其他费用的主张。本院认为，罚金与利息不仅属于不同的法律范畴，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律含义。顾××作为有过从商、投资经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经济用词具有比普通人更高的认识。且违约金与其他费用都属于民事范畴，而罚金却隶属刑法概念，不能由民事主体作出约定，顾××主张将罚金类推为违约金与其他费用，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顾师萍未举证证明双方对利息有过约定，本院对其主张的借款利息，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再审维持一审本金４６万元部分，一二审判决其余部分均予以撤销，并且判决王××按年利率６％支付资金占有期间利息及按年利率２４％支付违约金（累计金额２００余万元），朱×继承人在继承朱×遗产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义务。
【注解２】再审法院对于《还款承诺书》中每月付５万元罚金的性质显然是对不能按照还款而承担的责任，应当认定为双方对违约责任所作的约定，因约定过高按照年２４％计算。
- 日期： 07-05 22:2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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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民申3807号
【裁判摘要１】对原审法院依其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程序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作出裁判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第十二条的规定，只有原审人民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显著不当的，才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撤销或变更。下级人民法院依法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裁判结果，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２】履约保证金不属于破产财产有权主张取回权｜收取保证金仅享有占有权并未取得其所有权，保证金的财产权利人对履约保证金享有取回权——本案中，涉案履约保证金是瑞建公司为担保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而向发包方中房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在建设工程竣工并验收合格后，中房公司应当返还上述款项。瑞建公司在缴纳该笔款项时明确注明为“保证金"，中房公司收取该款项时亦已明知该款项的性质，中房公司对其仅享有占有权，并未取得其所有权。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亦明确约定履约保证金的孳息即利息（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由瑞建公司享有，进一步反映出该履约保证金的所有权尚未转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上述法律条款对货币担保的特定化形式作出了规定，其明确保证金是货币特定化的形式之一。据此，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履约保证金以保证金的方式已经将货币特定化，有相应依据。中房公司主张对汇入中房公司账户后的履约保证金享有所有权，该履约保证金没有特定化，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中房公司收受履约保证金后未将履约保证金予以妥善存管，不影响履约保证金的权利归属。中房公司上述不当行为产生的不良法律后果，不应由无过错方即瑞建公司承担。中房公司作为财产权利人，对涉案履约保证金享有取回权。原审判决支持瑞建公司要求中房公司优先偿还与涉案履约保证金等量价值的货币，这并不属于行使自由裁量权显著不当，也不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本院不宜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轻易撤销或变更并无显著不当的生效裁判文书。
摘要2：【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03民终3054号
【摘要】未在规定期限内主张取回权不丧失取回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权利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行使取回权，应当在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或者和解协议、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前向管理人提出。权利人在上述期限后主张取回相关财产的，应当承担迟延行使取回权增加的相关费用。本案中，瑞建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主张取回权，依法应承担相关费用。中房公司主张瑞建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主张取回权即丧失取回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7-09 15:5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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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民申字第1081号
【裁判摘要】（１）权利人行使破产取回权的权利基础必须是其对取回权的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２）追偿权系债权并非所有权或其他物权不能行使破产取回权——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在破产程序开始时，对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财产权利人可不依破产程序而直接向破产管理人主张取回。权利人行使破产取回权的权利基础必须是其对取回权的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京高法函［2007］24号《关于协助保管天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涉及原告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等相关案款的函》并非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不能发生免除银泰投资举证责任的效力，且该函所载明的“经核实，目前合同项下的此笔款项仍在本案各方当事人与天一证券的共管账户内由天一证券负责监管”的内容亦未被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该案终审判决即（2008）民二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所确认，银泰投资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也没有进一步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定金仍封闭于天一证券账户中，故银泰投资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京高法函［2007］24号函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定金构成特定化货币的主张依据不足。因银泰投资承担对远大集团的赔偿责任后取得的向天一证券追偿的权利系债权，并非所有权或其他物权，其以行使破产取回权为由要求天一证券从一亿元股权转让定金及利息款中支付银泰投资49986330.63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二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银泰投资以其享有破产取回权为由认为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与天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取回权纠纷上诉案
【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浙商终字第40号
【摘要】取回权是破产法上的一项特殊权利，其法理基础是民法上的物的返还请求权，即破产取回权是指权利人对其享有所有权的物的返还请求权，而不是债的返还请求权。因此只有所有权人或者其他物权人依照物的返还请求权，才能提出取回该财产的请求。本案银泰投资是否享有涉案1亿元股权转让定金的取回权存在重大争议，银泰投资上诉提出其享有该1亿元股权转让定金的取回权，主要理由是认为北京高院、最高法院的判决及北京高院的函件等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明确将本案取回权标的的所有权及取回权“设立、变更、转让”为银泰投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一般认为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仅限于法院作出的形成判决，给付判决、确认判决以及各种命令、通知等，都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就本案而言，北京高院和最高法院的判决、函件等不属于形成判决，并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结合生效判决的具体内容虽明确从便于行使追偿权和诉讼经济原则出发，银泰投资在承担赔偿远大集团款项后，可以向天一证券进行追偿，但并未明确将远大集团享有的存放于天一证券帐户内的1亿元定金的所有权直接转移至银泰投资，银泰投资认为其依据北京高院和最高法院的生效判决取得了对1亿元股权转让定金的所有权和取回权依据不够充分，原判认定银泰投资虽依据北京高院和最高法院的生效判决取得了向天一证券进行追偿的权利，但该权利系债权，而非物权或所有权并无不当。
【解读】法院发出协助函不具有确权效力，破产债权人不能据此主张破产取回权——（１）法院向破产管理人出具的协助付款函载明，证券公司负责监管的１亿元股权转让定金不属于破产财产，在银泰投资向远大集团支付赔偿款后，银泰投资有权要求证券公司从负责监管的１亿元款项中支付相应款项。（２）法院出具的协助函并非形成判决， 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无法达到确权的效果，银泰投资无权主张破产取回权。
- 日期： 07-10 10: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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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苏民申2120号
【裁判摘要１】所有权保留合同尚未履行完毕的判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三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标的物所有权保留，在标的物所有权未依法转移给买受人之前，一方当事人破产的，该买卖合同属于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有权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合同。据此，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尚未履行完毕的判断依据，在于出卖人尚未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至买受人、买受人尚未支付价款或者履行导致标的物转移给其的其他义务。
【裁判摘要２】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未支付全款即破产，标的物所有权尚未转移至买受人，买受人的管理人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剩余未支付价款属于共益债务——本院认为，本案破产申请后未实际履行的部分案涉合同应视为继续履行的合同，并未解除。综上，依照《最高人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一、二审判决确认鑫吴公司欠付扬光公司货款人民币11965628.55元的债务系共益债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7-11 23:0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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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80号
【裁判摘要】承包人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自竣工验收之日起超过６个月法定期间不予支持——忠成公司签署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意见表》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12日。该意见表显示，方泰公司承建的工程已按设计图纸及合同完成了全部工作内容,工程质量符合设计要求及预验收规范规定,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竣工验收结论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同意使用。整改落实情况为已整改完成。(2013)金民三(民)初字第1976号民事判决进一步确认涉案工程竣工日期为2012年3月12日。之后方泰公司仅对涉案工程进行了局部、零星的整改。涉案工程于2012年4月11日办理房屋产权证书。因此可以认定，涉案工程的竣工日期是2012年3月12日。根据批复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方泰公司据此认为行使优先权期限的起算点为2012年12月31日是错误的。首先，方泰公司与忠成公司已在补充合同中约定交付时间为2012年12月31日。该日期并非约定的竣工日期。事实上，交工日期与竣工日期性质不同。其次，即使该日期是约定的竣工日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也应当以2012年3月12日作为方泰公司行使优先权期限的起算点。因此，二审判决依据批复第四条、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认定方泰公司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7-13 18:0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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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苏民申6514号
【裁判摘要】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系实践性合同，在未实际履行、物权未转移的情况下，以物抵债的行为尚未完成，协议处于成立未生效的状态，当事人可以选择不履行，双方仍应按原有法律关系确定权利义务。本案中，案涉2套房屋办理的网签登记不产生物权转移的效力，房屋所有权仍属于恒生富通公司。现恒生富通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丁××申报债权称要求拿房，恒生富通公司管理人对该申报债权不予确认，不同意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确认丁××债权，表明恒生富通公司已不同意以案涉2套房屋抵偿借款债务，丁××与恒生富通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应按照原有的民间借贷关系来确定。一审中，法院已向丁××释明其与恒生富通公司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丁正祥仍坚持按商品房买卖关系主张权利，故一、二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7-16 06:4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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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116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执行异议之诉应当终结审查——本案系案外人郑××针对马××申请人民法院对怡海公司名下的房产强制执行的过程中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由于惠州中院于本案二审过程中受理了怡海公司破产重整申请，．．．．．．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本案中，惠州中院受理了怡海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说明怡海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针对怡海公司的强制执行程序应全部中止，涉案房产也应解除保全并中止执行。此外，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的相关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就本案而言，重整计划经惠州中院批准后，怡海公司现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果重整计划执行成功，包括郑××在内的各债权人的利益通过重整计划得以实现；如果重整计划执行不成功，则怡海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各债权人的债权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得以实现。可见，在怡海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期后，本案不再存在马××申请人民法院对怡海公司名下的房产强制执行的可能，故郑××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对涉案房产排除强制执行的基础和前提已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于郑××对涉案房产的利益可以通过破产程序实现，对本案不再具有诉的利益，其针对原二审判决提出的再审申请，即其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也就没有审查的必要，故本院对本案终结审查。
摘要2：
- 日期： 07-23 15:1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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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要旨】视听资料具备真实性、完整性，取得方式未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和法律禁止性规定，可单独作为案件事实认定依据。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2）朝民初字第18316号；二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终字第16720号
摘要2：
- 日期： 07-24 07:3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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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193号
【裁判摘要】挂靠借用资质无效并不导致内部合伙协议无效——首先，二审判决在认定权××、姜××、罗××之间合伙关系的基础上，适用《土地使用权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关于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规定认定合伙关系无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再次，个人合伙的内部关系与对外从事的交易行为应有区别，不能混同。《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作为合伙人内部的权利义务约定，对权××、姜××、罗××具有约束力，不存在无效的情形，故在合伙关系内部是合法有效的。至于他们从事房地产开发因借用施工资质而导致施工合同无效，并不影响合伙内部关系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根据该条规定，即使合伙人约定借用资质从事房地产开发，违反《土地使用权司法解释》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合伙人关于分配合伙财产的条款约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合伙协议也属于部分无效、部分有效的合同。合伙人也有权依据约定的分配比例，参与合伙积累财产的分配。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川民再267号
【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857号
【摘要】合伙组织借用资质开发房地产与出借资质公司之间不形成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和《项目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就开发案涉项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两份协议载明的合同甲方虽是中科公司，但《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将中科公司所占50%份额明确约定为“公司参与人权××占20%、姜××占30%”，权××、罗××、中科公司二审中也均认可两份协议的实际签订主体是权××、姜××、罗××，系三人合伙挂靠中科公司开发案涉项目。即《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签订时，权××、姜××、罗××对借用中科公司资质合伙开发案涉项目系明知。因此，上述两份协议因合伙目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且上述协议签订后，权××、姜××、罗××也未成立具有房地产经营资质的企业来开发案涉项目，而是通过权××与中科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开发协议》的方式，挂靠中科公司开发经营案涉项目。中科公司仅出借资质、收取挂靠费，不参与案涉项目的实际开发建设经营，权××、姜××、罗××才是案涉项目的实际开发经营者。故中科公司作为企业资质出借者，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中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 日期： 07-24 07:5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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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湘民再22号
【裁判摘要】挂靠关系不成立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的一方必须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本案城建公司没有对涉案项目进行投资和开发，而是与刘××形成挂靠关系，不属于涉案项目的开发者，不符合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的特点。刘××以城建公司名义，在拍得涉案土地的前后，与向××、刘××等人对涉案项目的开发进行投资、管理，现向××、刘××等人的诉讼请求是对涉案项目的利润分配，故本案应为合伙协议纠纷。一、二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 日期： 07-24 10:0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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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林某曾与陈某河等合伙协议纠纷再审案——合伙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解除的法律后果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28号
【裁判摘要】（１）合伙人均未取得采矿证签订合伙采矿协议仍属有效，能否实际取得采矿权证是合伙履行中的问题；（２）合伙各方在尚未取得采矿权证的情形下即进行无证开采属于合伙协议履行中的行为虽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但不影响合伙协议的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无论是陈××、林×与林××签订《股东协议》的约定内容，还是该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均体现的是法律规定的合伙合同所具有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的特征。本案《股东协议》应认定为合伙合同。．．．．．．（二）关于《股东协议》的效力问题。《股东协议》主要内容涉及陈××、林×、林××三方合作开发东泥沟煤矿，具体包括三方合伙投资总额、各自投资比例、投资款项用途，以及三方合作开发中各方权利义务等，上述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股东协议》应当确认为有效合同。至于能否实际取得东泥沟煤矿的采矿权证，是《股东协议》履行中的问题。合伙各方在尚未取得采矿权证的情形下即进行无证开采，则属于《股东协议》履行中的行为，虽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但不影响《股东协议》的效力。二审判决认定《股东协议》系采矿权转让，进而依照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认定该协议无效，适用法律不当。
摘要2：
- 日期： 07-24 10:1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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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80号
【裁判摘要】签订合同时是否有有效的探矿、采矿许可证，并非合同的生效要件——关于上述合同效力的认定。从《联营合同协议书》的内容看，双方约定韦××提供“原在铜坑矿近内投资窿道所有设备费用及现有巷道”，梁××提供“探采窿道海拔400米至海拔180米标高水平范围内所需投的一切资金”，还进一步约定韦××负责办理“探采窿道的有关事项所需的一切手续”，梁××方负责“窿道生产安全全部工作统一指导”等等。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探矿、采矿必须获得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取得相应的许可证。尽管签订该协议时兴发矿相关许可证已经过期，但双方当事人已经认识到了该问题并明确约定由韦××方负责办理相关手续，也就是说，本案当事人双方并非意欲违法采矿。事实上，由于国家政策调控，双方当事人为使开发矿产资源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积极采取措施，签订《补充协定》，申请加入富源公司，还通过并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获得了相应的许可证。可见，双方当事人签订上述合同的目的并非规避国家法律，进行非法探矿、采矿。上述合同是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因此，应当认定有效。签订合同时是否有有效的探矿、采矿许可证，并非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二审判决认定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应予指出。
摘要2：
- 日期： 07-30 11:5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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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新民申109号
【裁判摘要】上级法院不得两次发回重审的规定不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中发回重审的情形，审判监督程序中发回重审不属于不得两次发回重审的发回重审之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对第二款规定应当结合第一款的规定进行理解，第一款是针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不同情形，分别进行处理的规定。第二款内容亦是针对上诉程序中案件发回重审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情形的规定，并不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中发回重审的情形。而本案第一次发回重审，系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再审程序中将一、二审判决均予以撤销后，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重审后，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程序中仅作出一次发回重审的裁定。拓达公司关于二审法院两次发回重审程序违法的主张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错误理解，不能成立。故，原审法院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摘要2：
- 日期： 07-31 17:5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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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黔高民申字第922号
【裁判摘要】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行为的效力及于全体合伙人，《合伙企业法》第３１条对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的限制不属于交易相对人审查内容——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第二十七条同时规定：“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事务。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本案中，马××与王××二人合伙开办安龙县龙山雄鹰煤矿，在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上，明确载明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为王××，故王××依法有权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王××在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过程中，代表合伙企业与辛××签订兼并协议，将合伙企业的资产整体转让给辛××，王××对外行为的法律效力当然及于全体合伙人。至于王××执行合伙事务的行为是否符合合伙协议的约定及是否对其他合伙人构成侵权的问题，属于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问题，与合伙企业之外的第三人无关，该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二审判决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并无不当。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系对合伙企业内部合伙人的权利义务的规定，亦即合伙企业的重大事项应经全体合伙人共同协商一致，但该规定并未明确合伙事务的执行人所作出的未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的重大处分事项即为无效，二审判决对马××主张转让行为无效的理由不予采纳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 日期： 08-03 08: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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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94号
【裁判摘要】（１）法定代表人被免职但一直未予变更工商登记的，判决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２）公司股东并非办理或者协助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主体——本案争议的问题是宝塔房地产公司应否为韦××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宝塔房地产公司应当为韦××办理法定公司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理由如下：(一)宝塔房地产公司已经终止与韦××之间的法定代表人委托关系，韦××已经不具有代表公司的法律基础｜法定代表人是对外代表公司意志的机关之一，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具有公示效力，但就公司内部而言，公司和法定代表人之间为委托法律关系，法定代表人行使代表人职权的基础为公司权力机关的授权，公司权力机关终止授权则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职权终止，公司依法应当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案诉讼中，嘉鸿公司明确其知晓并同意公司决定，因此，可以认定宝塔房地产公司两股东已经就韦××免职作出股东会决议并通知了韦统兵，该决议符合宝塔房地产公司章程规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产生法律效力，双方的委托关系终止，韦××已经不享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宝塔房地产公司应当依法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二)宝塔房地产公司怠于履行义务，对韦××的权益造成了损害，依法应当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按照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1999年修正)第六条“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二)对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三)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以及第七条“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之规定，宝塔房地产公司只需提交申请书以及对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新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以及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即可自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摘要2：（续）本案中，韦××被免职后，其个人不具有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主体资格，宝塔房地产公司亦不依法向公司注册地工商局提交变更申请以及相关文件，导致韦××在被免职后仍然对外登记公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宝塔房地产公司相关诉讼中被限制高消费等，已经给韦××的生活造成实际影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除提起本案诉讼外，韦××已无其他救济途径，故韦××请求宝塔房地产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依法有据，应予支持。至于本案判决作出后，宝塔房地产公司是否再选任新的法定代表人，属于公司自治范畴，本案不予处理。综上，原一、二审判决以宝塔房地产公司未形成决议等为由驳回韦××的诉讼请求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另外，宝塔投资公司、嘉鸿公司仅是宝塔房地产公司的股东，且其已经就免除韦××法定代表人作出决议，依法也非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主体，韦××请求该两公司办理或协助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 日期： 08-03 16:4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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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181号
【裁判摘要】诉讼双方均未对一审查明事实进行上诉，二审法院在未查明一审判决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下对该事实予以纠正不当——陕鼓汽轮机公司的损失数额的问题。一审法院查明钱塘公司存续期间合计利润为7578851.41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诉讼双方均未对“合计利润7578851.41元”的事实进行上诉。二审法院在未查明一审判决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下，对一审法院查明钱塘公司“合计利润7578851.41元”予以纠正不当。
摘要2：【解读１】陕鼓汽轮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高××、程×向陕鼓汽轮机公司连带赔偿333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高××、程×共同承担。
【解读２】一审判决：驳回陕鼓汽轮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解读３】陕鼓汽轮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陕01民初469号民事判决，改判高××、程×向陕鼓汽轮机公司赔偿损失7578854.41元；2.本案的二审诉讼费用由高××、程×负担。
【解读４】二审法院查明，一审判决根据钱塘公司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数额简单相加得出钱塘公司存续期间合计利润为7578851.41元的结论不符合会计准则，予以纠正。
【解读５】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日期： 08-04 09:3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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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99号
【裁判要旨】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另一方即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审查发出合同解除通知的一方是否享有约定或者法定的解除权，不能仅以受通知一方在约定或者法定的异议期限内未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一事实就认定合同已经解除。
【裁判摘要】具体到本案中，军威公司虽于2017年9月22日向南通华晋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但该份通知书并不能产生解除涉案合同的效果。．．．．．．此外，鉴于南通华晋公司在收到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在该份通知书约定的异议期内即回函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加之以上所述，本案也不存在合同解除权异议超期的问题。南通华晋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之一系要求确认军威公司《解除合同通知书》行为无效，该诉讼请求的表述并不规范，结合南通华晋公司一审起诉状中所称“军威公司行使约定解除权已超过合理期限，并以实际行为表示放弃了约定解除权”的内容看，该诉讼请求实质是要求确认军威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如前所述，该诉讼请求具有法律依据，对其该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涉案《合作开发合同书》并未因军威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而解除，南通华晋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具有事实依据。但因南通华晋公司在起诉状中并未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且在一审庭审中表示该请求是指继续履行《合作开发合同书》。二审中又称继续履行仅指“A座办公楼所有权归南通华晋公司所有，协助将A座办公楼的产权登记在其名下”。前后陈述亦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二款“法律文书确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的规定，对其该部分上诉请求，本院在判项中不再予以表述。双方当事人应根据涉案《合作开发合同书》的约定，继续履行该合同，对于履行中所发生的争议，可以协商或依法予以解决。
摘要2：【解读１】南通华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军威公司单方解除合同无效，判令军威公司继续履行《合作开发合同书》，确认位于山西省太原高新区.43平米，地上24层，地上某某地下某某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归南通华晋公司所有并协助南通华晋公司办理产权过户变更手续；2.诉讼费由军威公司承担。
【解读２】二审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民初12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山西军威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9月22日向南通市华晋置业有限公司送达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三、驳回南通市华晋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 日期： 08-06 15:0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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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76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前述法律规定的判决、裁定存在错误的情形，系指生效裁判的处理结果存在错误，并不包括裁判文书在认定相关事实或论述法律意见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另外，人民法院在生效裁判文书中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如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则不能作为另案认定事实的当然依据。所以，本案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情况，并不必然对家品公司另行主张权益造成实质障碍。家品公司如果认为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依法提起上诉。其未依法提起上诉，视为认可一审判决。家品公司对于二审判决处理结果，亦无异议。在此情况下，其仅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为由请求再审本案，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8-11 19:5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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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申字第33号
【裁判要旨】在当事人对执行依据判项存在不同理解的情况下，执行部门应当先行征询原审判合议庭的意见，由原审判合议庭给出正式解释，再依据该解释实施执行行为，而不应由执行部门对存在巨大争议的民事判项径行作出解释。
【裁判摘要】本案执行依据即贵州高院（2007）黔高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仅明确违约金起算日期，而对截止日期并未明确表述，故双方当事人对该违约金系固定金额或浮动金额产生较大争议：被执行人认为系固定金额，即以300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05年6月30日起，计算至二审判决生效之日止；执行法院则依据申请执行人的请求而认定系浮动金额，即从2005年6月30日起，连续计算至2014年4月23日黔南中院作出（2012）黔南法执字第9-1号以物抵债裁定之日止。在当事人对执行依据判项存在不同理解的情况下，执行部门应当先行征询本案原贵州高院民事审判合议庭意见，请其对违约金金额计算方式作出正式解释，再依据该解释实施执行行为，而不应由执行部门对存在巨大争议的民事判项迳行作出解释。因此，贵州高院在执行复议程序中，应当在审判部门作出正式解释后，再对违约金金额计算方式作出判定结论。
摘要2：
- 日期： 08-19 19: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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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监字第207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提出损失赔偿金额过高，所主张损失类型也较为复杂，不宜通过执行程序直接予以认定，执行法院可以按照没有造成损失而确定迟延履行金数额——首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对被执行人处以迟延履行金的目的，一是对申请执行人损失予以补偿，二是对被执行人迟延履行行为予以惩戒。因被执行人泰邦公司已构成迟延履行，张家界中院裁定其支付迟延履行金，具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5条对于迟延履行金规定了两种计算标准：第一，已经造成申请执行人损失的，双倍补偿；第二，没有造成申请执行人损失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本案申请执行人金长润公司、兴嘉公司向张家界中院提出损失赔偿金额高达3亿余元，所主张损失类型亦较为复杂，不宜通过执行程序直接予以认定。因此，执行法院按照没有造成损失情形而确定迟延履行金数额，具有相应法律依据。对于迟延履行金数额的参照标准，系本案二审判决有关泰邦公司、兴荣公司未及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所应承担的违约赔偿金。案涉违约赔偿金与迟延履行金均因泰邦公司、兴荣公司未履行配合协助义务而应承担的责任，故该参照标准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因此，执行法院对于本案迟延履行金的计算标准与数额裁量，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