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948号
【裁判摘要】承包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建筑工人利益实际受到损害，承包人对工程款优先权放弃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工程款优先权是建设工程施工人的法定权利，属于具有担保性质的财产权利。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精神，在不损害建筑工人利益的前提下，并不禁止权利人放弃或者限制工程款优先权。惠三公司主张其放弃案涉工程款优先权损害建筑工人的利益，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仅凭21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盛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惠三公司停工期间工作人员工资224000元及……”，不足以证明建筑工人利益实际受到损害。一、二审判决认定惠三公司在本案中对案涉工程款优先权的放弃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63号
【裁判摘要】在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情况下，部分股东同意放弃资本公积金转增权利，资本公积可以定向转增注册资本——关于三再审申请人是否已放弃案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问题。根据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华锐公司在2014年底面临股票暂停上市、公司债券无法兑付的双重风险。如无法妥善化解，华锐公司全体股东和债权人将遭受重大损失。在此情形下，华锐公司引入外部投资人富海中心、汇能中心，签订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由富海中心、汇能中心收购华锐公司部分应收账款，相关资金专项用于兑付要求回售的债券，同时华锐公司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将相关转增股份让渡给富海中心和汇能中心。华锐公司在上述背景下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非是为了向公司现有股东送股，而是为引入投资人富海中心、汇能中心而支付相应对价。三再审申请人对华锐公司当时面临的困境及华锐公司进行该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际意义系明知。其在2014年12月15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对《关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投了同意票，并就该转增股本事项分别出具了承诺函，承诺不可撤销地放弃该次转增股份的全部权利，相应转增股份由华锐公司直接向投资企业派发，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计入投资企业的股东账户等。后富海中心、汇能中心按约付款，华锐公司因此走出了2014年底面临的经营困境，三再审申请人作为华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已实际受益。据此，二审判决认定富海中心、汇能中心投入资金与华锐公司发起人股东让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互为因果，发起人股东同意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与其同意放弃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具有一致性和整体性，三再审申请人已放弃其按持股比例获得的转增股份，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017号
【裁判摘要】个人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及骗取资金的行为因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单位应承担民事责任——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该条司法解释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天宝公司申请再审时向本院提交的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刑初字第99号刑事判决载明的事实和法院认定情况，梁×利用其实际控制的普和公司、铉澈公司与启润公司签订《代理采购协议》，骗取启润公司资金用于归还其个人债务并构成犯罪。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梁×追究刑事责任后，其以单位名义对其他民事主体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该单位仍应依法承担。天宝公司为上述《代理采购协议》项下普和公司对启润公司所欠款项出具《担保书》的法律效力及天宝公司民事责任的认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民事法律规定确定。二审判决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对天宝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作出认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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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127号
【裁判摘要】超付工程款发包人以侵权为由主张返还不予支持——根据一审、二审法院已查明事实，润昌置业公司与南京中洲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生纠纷，现润昌置业公司依据侵权法规定请求判令南京中洲公司、芮××返还侵占财产并赔偿损失，陈××、芮××１承担连带责任。经一审法院释明，润昌置业公司仍坚持以侵权为由主张权利。润昌置业公司应就南京中洲公司、芮××存在侵权行为及其损失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均与案涉工程施工、工程造价确定及支付情况有关，不足以证明南京中洲公司及芮××的行为构成侵权，也不足以证明南京中洲公司及芮××的行为导致润昌置业公司产生约2000万元损失，二审判决未支持润昌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润昌置业公司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成立。．．．．．．至于润昌置业公司所称二审法院未对案涉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并进行庭审调查以进一步查明事实的问题，因润昌置业公司主张南京中洲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其应当就南京中洲公司存在侵权行为及损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其在侵权纠纷中请求法院对案涉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及调查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297号
【裁判摘要】因案涉预留地征地补偿及拍卖所得款项针对的是塔山村，而分配征地补偿费属于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案涉争议的预留地及转让款分配方案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二审法院据此驳回第四小组的起诉，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宁德市蕉城区城南镇塔山村民委员会第四生产小组、宁德市蕉城区城南镇塔山村民委员会所有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终1917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本案中，第四小组请求发放的款项属于预留地的拍卖款，而预留地来源于集体土地征收，涉案预留地的相关文件亦载明预留讼争土地给塔山村。预留地拍卖所得款项的使用分配属于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应按照上述法定程序进行处理。塔山村预留地拍卖款项中虽然部分已经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分配方案并实际进行了发放，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讼争的预留地拍卖款分配问题在第四小组起诉前已经经过村民会议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分配方案，即已经按照上述法定程序进行了处理，且讼争预留地具体属于哪一次或哪几次征地的预留地双方亦有争议，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起诉。
【解读１】第四小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塔山村委会向其支付土地转让款计43277797元。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塔山村委员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第四小组汽专线、立交桥预留地出让价款18320636元；二、驳回第四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83号
【裁判摘要１】胡×是否为提起本案执行异议的适格主体｜据原审查明，胡×与集成广福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购买集成广福公司开发的案涉房屋，并按合同约定向集成广福公司全额支付了购房款，集成广福公司亦向胡彬出具了收款收据并办理了备案登记。后虽因胡×欲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其子耿X名下而申请注销了案涉合同备案，但不表明双方有解除案涉《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注销备案登记行为也不发生案涉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胡×仍为案涉房屋购销合同的权利人，其作为案外人以对案涉房屋享有合法权益为由，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
【裁判摘要２】执行异议之诉是人民法院对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争议适用审判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诉讼制度。富滇银行西山支行一审诉讼请求涉及财产权益争议，本案属于财产类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富滇银行西山支行主张本案应按照非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富滇银行西山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继续执行昆明市XXX区广福城XX地块XX幢XX层XX号房产，价值2,056,150元。（２）判决：驳回富滇银行西山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49元，由富滇银行西山支行负担。（３）二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249元，由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西山支行负担。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556号
【裁判摘要】执行异议之诉是人民法院对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争议适用审判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诉讼制度。执行异议申请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涉及财产权益争议的，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即属于财产类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关于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计算方法是否正确问题。本院认为，执行异议之诉是人民法院对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争议适用审判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诉讼制度。富滇银行西山支行一审诉讼请求涉及财产权益争议，本案属于财产类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富滇银行西山支行主张本案应按照非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富滇银行西山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继续执行案涉车位，本案标的共计为13.5万元；2.判决案件受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朱××、广福公司承担。
【解读２】二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西山支行负担。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993号
【裁判摘要】原买受人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继受人亦应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案涉房屋虽由范×提出执行异议，鉴于系范×从范××处继受，故应在审查范××就案涉房屋是否能够对抗强制执行的基础上，综合判断范×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范×未提供范××在盘锦市的不动产登记查询证明，未证明范××在盘锦市区域内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综上，范××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益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可以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范×在辽宁省盘锦市无房屋所有权登记记录，其从父亲范××处取得案涉房屋，虽未支付对价，但父子之间赠与房屋的行为，符合一般生活常理。在范××就案涉房屋能够对抗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即便范×与龙驿公司达成购房合意发生在查封之后，应当视为范×继受了范××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因此，范×主张对案涉房屋排除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范×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终止(2016)晋执21号执行裁定书中枫丹白露家园B区1某-1-401室房屋的执行程序；二、解除该房屋的查封。（２）二审判决：原审案件受理费7441.34元，由被上诉人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441.34元，由被上诉人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负担。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5021号
【裁判摘要】冯××购买案涉房产目的是通过转卖回笼资金实现债权，不属于购买商品房用于居住的普通消费者。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不适用《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购买房产目的是通过转卖回笼资金实现债权，不属于购房消费者无权排除执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12号
【裁判摘要１】适用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不符但裁判结果正确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再审事由——案涉《保证合同》订立于《民法典》施行以前，本案第二审判决于2020年12月11日作出，并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已经生效，因此本案应适用《民法典》施行之前的法律、司法解释，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关于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规定。富嘉公司相关再审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第二审判决未适用《民法典》施行之后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而是适用了《公司法》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其在说理部分阐明了第二审法院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法律适用的理解，虽与《民法典》施行之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精神不符，但裁判结果正确，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裁判摘要２】在保证合同纠纷案件中，原告起诉请求继续履行合同，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无效的，应当向原告释明变更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释明后，当事人按照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归纳为案件争议焦点，组织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辩论；第一审人民法院未予释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对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出判决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当然，如果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范围确实难以确定或者双方争议较大的，也可以告知当事人通过另行起诉等方式解决，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明确。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没有释明并直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申请再审的，本着如有其他途径对原告的权利进行救济，尽可能不对生效裁判进行再审以维护生效裁判权威的理念，应当驳回再审申请，并告知当事人另行依法主张返还财产或者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本案中，第二审判决就《保证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没有向当事人释明，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直接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违反了《会议纪要》第36条的规定，没有达到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目的，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存在重大瑕疵，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富嘉公司的该项再审主张不能成立。富嘉公司可以就《保证合同》无效后升达股份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另行起诉。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民终701号
【解读】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承担保证责任；二审认为保证合同无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摘要1：解读：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３６条第２款“第一审人民法院未予释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对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出判决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的规定，二审判决合同无效的，二审法院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民再103号
【裁判摘要】1.孙×无需承担通普公司未尽清算义务的侵权赔偿责任。根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一款、《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承担未尽清算义务侵权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其未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而本案，通普公司系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海福公司申请裁定受理而直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无证据证明通普公司存在公司法规定的应当自行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之情形，故通普公司股东孙×无需承担清算之义务，亦无需承担未尽清算义务所对应的侵权赔偿责任。2.孙×需承担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财务资料等灭失的侵权赔偿责任。《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该规定并未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作出区分对待，也没有明确只有“保管公司财务资料”的股东才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当然，怠于履行义务中的义务主体并不专指保管公司财务资料的人。同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系于2019年9月1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第319次会议原则通过，而本案二审判决于2019年7月11日作出，上述会议纪要的规定对本案二审判决并无指导意义。故孙×要求人民法院将侵权赔偿责任限定在“负有保管公司财务资料”的股东范围内之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依据《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判令孙×作为通普公司股东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168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对一审判项未上诉且二审裁判未改变一审判决对该问题的判定，当事人就该问题提出再审不予审查——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而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且二审判决未改变一审判决对其权利义务判定的当事人，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经查，谭××等5人在原审诉讼中未对该问题提出抗辩，一审判决后，亦未就上述问题提出上诉，一般应视为其接受一审判决就该问题作出的裁判。此种情形下，本院二审程序未审查该问题，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现谭××等5人提出的此项再审申请主张，与其在本案一、二审诉讼期间行使处分权的行为相悖，且二审裁判未改变一审判决对该问题的判定，故本院对谭××等5人此项申请再审事由依法不予审查。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再379号
【裁判摘要】本案约定的逾期交房违约金标准尚未“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不应调低。第一，损失的范围，应当包括逾期期间的租金损失和已付购房款按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审判决仅将租金作为损失计算不当。一方面，商品房的主要属性是居住使用，逾期交房使买受人的居住使用利益受损，买受人被逾期交房后的损失必须包括该房屋的租金损失。另一方面，开发商逾期交房时，买受人已支付的购房款就相当于为开发商提供了逾期期间的贷款，买受人可以主张已付款在该期间的利息损失。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出卖人逾期办证情形，可按逾期贷款利息标准计算损失，那么，确定逾期交房损失时也应结合上述逾期办证违约责任的规定，将买受人已支付款项的利息一并计入。第二，对于约定违约金标准是否“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应当由主张过分高的一方对过分高的事实进行举证，但亿豪公司未完成这一举证责任。就商品房买受人的租金损失一项而言，本案迟延交房时间为2013年至2014年，亿豪公司仅提供了仙游县2010年的房屋租金最低指导价标准。该指导价不足以证明违约时当地的房屋租赁市场行情，不能作为认定违约时的房屋租金损失之依据。再加上利息损失一项，亿豪公司显然未证明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事实。第三，对比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开发商逾期交房、逾期办证和买受人逾期付款三种违约金标准可见，开发商的逾期交房违约责任轻于买受人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重于开发商的逾期办证违约责任。上述标准符合《福建省房屋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十二条之规定，对双方亦公平合理。综上所述，林武松与亿豪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亿豪公司逾期交房造成的买受人损失应当包括房屋租金损失和已付购房款在逾期期间的贷款利息，其主张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五逾期交房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但未完成举证责任。该约定合法且公平合理，应为适当。
摘要2：【解读１】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五逾期交房违约金不属于“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解读２】逾期交房违约金标准的损失范围，应当包括逾期期间的租金损失和已付购房款按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2民再45号
【裁判摘要】庭审中，法庭将谢××邮寄被退回的EMS邮件原件交洪××代理人查对，邮件封面写明系“解除合同通知书”，改退批条签注“拒收”。对此，洪××辩称邮寄地址是其身份证地址，房子年久失修无法住人，其没住在那里，拒收的备注是邮递员任意写的，即使其拒收也不代表其看到这个内容。谢××认为，洪淑琴“拒收”就证明邮件已经到达，解除合同的函件内容其也有短信告知并对短信内容做了公证。另外，在洪××第一次起诉时，其在答辩、举证时均通知了对方解除讼争协议。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房屋买卖协议是否已经解除”。．．．．．．嗣后，谢××发函给洪××解除合同，在谢××向洪××发函提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洪××时，《房产买卖协议》已经解除，此后谢××将房产另行出售系对其财产行使处分权，并无过错。二审判决中认定“谢××在法院尚未对争议作出生效判决的情况下，于2014年4月将该房产出售，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存在过错。考虑到双方对矛盾纠纷的解决均有过错，根据公平原则，应认定双方各自承担相应责任。”系属法律认定错误。合同解除与否，取决于解除的法律要件是否成就，而不是法院诉讼程序是否终结。在谢××无过错的情况下，二审判决适用“公平原则”确定法律责任有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洪××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的诉求不应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132号
【裁判摘要】本案原审法院亦查明，杨×在本案中系基于抵债行为而受让案涉房屋，杨×的行为并不能改变其在本案中为普通债权人的地位，故二审判决依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七条“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认定杨×的权益并不能排除强制执行的基本事实并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程序亦不违法。杨×与思凯房产公司签订的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明确约定案涉商品房用途为“办公”，且以股权抵扣购房款，该合同实质为“以物抵债”协议，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基于生存权问题购买的商品房，其不属于商品房消费者。故二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性质非住宅用房”的事实也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亦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744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虽已有一套期房但无证据证明其在该期房居住生活，不能认定案外人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2010年11月12日,丁××与鸿源先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丁××购买鸿源先科公司开发的鸿源生态新城Ａ幢05层13号商品房,面积为101.39平方米,总价款444899元。鸿源先科公司分别于2014年2月28日、2014年11月1日分别开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载明收到丁××交付的Ａ栋513号购房款224899元、220000元。2014年7月30日,丁××就案涉商品房向税务机关缴纳契税13346.97元。北海鸿源生态新城物业管理处于2017年7月1日出具《证明》,载明“鸿源生态城业主丁××于2012年6月入住本小区Ａ栋513号”。案涉房屋首次被查封期间届满后未续封，该次查封效力灭失，2011年11月3日案涉房屋再次被查封。经北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从2016年8月8日至2017年8月25日止,丁××除金海岸大道66号大都金沙湾6幢2单元1501号(预售许可证:北建房预字第2××6号)(此套为期房)外,没有其他不动产登记记录。虽然丁××名下登记了一套房屋,但该房屋为期房,并无证据证明当时丁××在该房居住生活,故不能因此认定丁××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其购买案涉商品房显然系为改善其居住环境,可以理解为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由此，结合丁××提交的物业费收缴登记表等证据材料，基本可以认定丁××作为购房消费者针对案涉房屋提出的执行异议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不论工行云南路支行是否对案涉房屋享有抵押权，丁××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均可以对抗案涉执行，一、二审判决未支持工行云南路支行继续执行案涉房屋的诉求，并无明显不当，工行云南路支行的该项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111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属于侵权责任纠纷；若认定侵权责任成立，应当审查申请人申请保全之行为是否满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即主观上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侵权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鉴于北山房地产公司无视双方就案涉工程竣工后进行结算所签补充合同或协议的明确约定，不考虑案涉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的客观事实，并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明显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损失的情况下，贸然提起该案诉讼，向北山建设集团公司请求赔偿3528万多元损失，而结果仅被支持了24万多元的维修费，而且该24万多元维修费亦是因北山建设集团公司的自认而获得支持。由此，二审判决认定北山房地产公司主观上存在大幅、盲目扩大其诉请的给付标的，并申请财产保全，冻结北山建设集团公司的银行存款基本账户及案涉工商银行账户，导致北山建设集团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并无不当。．．．．．．关于损失问题。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冻结被申请人的银行账户及账户内资金，必然影响被申请人的资金运转和使用收益，造成相应的损失。至于具体损失的认定，二审判决基于被冻结资金数额、依据账户被冻结期间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核算直接经济损失为330353.56元，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明显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经查，北山建设集团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收到一审判决书，并于2020年2月4日向一审主审法官短信表达了上诉的意思表示，一审主审法官同意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原因待法院诉讼服务窗口恢复后办理上诉事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七条中规定：“依法顺延诉讼期间。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耽误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诉讼期限，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申请顺延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疫情形势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情况综合考虑是否准许，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及防控措施打破了正常的诉讼秩序，相关法院诉讼服务窗口也因此处于关闭状态，北山建设集团公司于收到一审判决书的15日内向一审法官表达了上诉的意思表示，一审法官表示同意，之后其在法院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上诉状并缴纳上诉费，并没有怠于行使上诉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24号
【裁判摘要】【裁判摘要１】挂靠人与实际施工人签订合同，挂靠人承担支付责任，被挂靠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发包人在欠付范围内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本案中，展辉哈密分公司明知法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将本企业的资质证书等出借他人，仍允许丁××借用其资质，并向丁××出具授权委托书，且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展辉哈密分公司委派丁××为案涉项目现场展辉哈密分公司代表，负责施工现场的项目管理工作。丁××虽以自己的名义与吕×签订施工合同，但施工合同系在复印的工程施工合同上签订，吕×根据合同内容有理由相信丁××签订施工合同系代表展辉哈密分公司，展辉哈密分公司在施工合同签订中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因展辉哈密分公司已注销，相应责任由展辉公司承担。本院综合工程施工合同及施工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情认定丁××向吕×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展辉公司在欠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范围内承担30%的赔偿责任。．．．．．．昌融达利公司作为发包人，仅在欠付展辉公司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吕×承担责任。．．．．．．展辉公司主张丁××借用其资质与昌融达利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昌融达利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吕×系依据其与丁××签订的施工合同，要求展辉公司、丁××、昌融达利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责任，并不涉及工程施工合同，二审判决未认定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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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423号
【裁判摘要】（１）违约金的请求权人无须证明因对方违约给自己造成损失及损失的数额；（２）违约方如果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３）违约金调整事项属于法院自由裁量权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违约金是双方当事人预先估计的损害赔偿总额，实质是约定的损害赔偿金。作为违约金的请求权人，无须证明因对方违约给自己造成损失及损失的数额。违约方如果主张违约金过高，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案涉《固装木制作合同书》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为合同总金额的日万分之三，即年利率10.8%，对于资金占用利息来说，并不过高。而且，一、二审判决是以欠付款项而非合同总金额为基数计算的违约金，已经对双方利益进行了适当平衡。违约金调整事项属于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范畴，二审判决的认定并不存在明显失当之处，永安公司的该项再审主张，依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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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申字第771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以虚假诉讼促成民事和解以恶意处分财产导致第三人债权无法实现，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符合要件——澳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假借中建六局之名提起32号案恶意处分财产，导致刘××债权无法实现。32号案调解书明显存在错误且损害刘××的民事权益，二审判决予以撤销，于理相合，于法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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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辽行申1162号
【裁判摘要】脑出血的原因既可能是“原发性”也可能是“诱发性”，无法排除因工作原因诱发脑出血摔倒的情形不予认定工伤证据不足——《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程××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突发脑出血和摔倒的事实均无异议，故能否认定工伤的关键因素在于程××突发脑出血是否系因工作原因导致。由于脑出血的原因既可能是“原发性"也可能是“诱发性"，而用人单位葫芦岛华兴锆钛有限公司在工伤调查核实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程××系“原发性"脑出血，亦未向葫芦岛市人社局提出对程××突发脑出血的病因鉴定申请。在此情况下，原一、二审法院认为无法排除程××系因工作原因诱发脑出血摔倒的情形，从而认定葫芦岛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证据不足并无不当，其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判决撤销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责令葫芦岛市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亦无不当。
摘要2：程某某诉撤销不予认定工伤行政二审判决书
【案号】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辽14行终5号
【摘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经查，本案各方当事人对程××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突发脑出血和摔倒的事实均无异议，争议焦点为程××突发脑出血是否因工作原因所致，即程××的脑出血是“原发性”还是“诱发性”。关于两名上诉人认为程××系疾病不是受到伤害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函待程洪××脑出血的原因确定为“原发性”还是“诱发性”后，才能判断程××突发脑出血的性质是“疾病”还是“由于工作原因导致脑出血这样的伤害后果”。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的，用人单位不认为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现程××认为系工伤，葫芦岛市华兴锆钛有限公司认为系自身突发脑出血摔倒，故葫芦岛市华兴锆钛有限公司在上诉人葫芦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查核实过程中应承担举证责任，而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程××突发脑出血的原因系其自身突发疾病所致，亦未向人社局提出申请就程××所受伤害进行病因鉴定，故无法排除工作原因诱发程洪国脑出血摔倒的情形，程××的住院病历不能证明程××脑出血的原因为“原发性”还是“诱发性”，上诉人葫芦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据此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932号
【裁判摘要】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后，是否意味着应当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之前的状态，行政机关作出将当事人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前状态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应当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作出撤销判决的理由具体判断。如果生效行政判决彻底否定据以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从根本上否定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合法性，则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恢复到撤销前的状态，行政机关根据该生效行政判决，作出将当事人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前状态的行政行为，属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如果生效行政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理由，仅仅是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或者认为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等，需要有权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则不能认为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需要恢复到撤销前的状态，即便是撤销判决未在判决主文中作出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判项，也是需要行政机关依职权重新进行处理。在此情形下，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之前状态，与生效行政判决内容不一致，是行政机关自行判断作出的新的行政行为，不属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政行为。
摘要2：【摘要】本案中，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撤销2007年3月29日海南省工商局变更登记的理由是，国浩公司未在海南省商务厅批复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全部对价，24号复函确认京灏公司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自动失效；（2009）琼行终字第1号生效行政判决撤销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的主要理由是，国浩公司已经按约定向北大青鸟公司支付人民币5亿元整，不再为并购京灏公司承担其他付款义务，且24号复函是两个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往来公文，不能看作是撤销国浩公司并购京灏公司行政许可的决定。两相对照，生效行政判决显然是彻底否定了被诉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的全部事实和理由，撤销判决的法律后果应当是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前的状态。据此，一、二审判决认为海南省工商局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的恢复工商登记行为，是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符合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北大教育公司和北大公学公司主张，（2009）琼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撤销的是1号撤销变更登记，并不是工商变更登记行为，海南省工商局根据24号决定而非生效行政判决作出被诉恢复京灏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但是，由于（2009）琼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是彻底否定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的事实认定和决定理由，判决结果是要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至撤销前的状态。所以，无论是24号决定，还是被诉恢复京灏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都是根据（2009）琼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作出的行政行为，均属于不可诉的行政行为。
摘要1：【案号】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渝0106行初84号
【裁判摘要】对政府审计报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审计报告存在的问题如下：一、被告未将苗木移植搬迁费用纳入审计范围错误。．．．．．．二、被告作出的审计报告减审2604194.27元缺乏依据。．．．．．．综上，被告作出的审计报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审计局作出的长审报（2015）79号审计报告。二、责令被告重庆市长寿区审计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60日内重新作出审计报告。
摘要2：【注解】关联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86号《诚通凯胜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诉重庆长寿林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案》认为：由于重庆市长寿区审计局2015年9月15日作出的长审报[2015]79号《审计报告》已为生效裁判撤销，二审判决系以该审计报告作为计付工程款的依据，故显属不当。
摘要1：谢某某、罗某某等与谭某某合伙协议纠纷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粤高法民二申字第947号
【裁判摘要】合伙人身份确认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民事诉讼中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自己的合法民事权益的法定期限，一般适用于债权请求权。本案中，谭××提起本案诉讼以确认其合伙人的身份以及其在合伙财产中的合法份额，而非向谢××、罗××行使债权请求权，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亦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闽民终字第76号
【裁判摘要】合伙企业筹备期间合伙人抢先设立与合伙企业同业竞争的企业构成合伙人竞业禁止义务违反——从双方合伙过程来看，双方于2010年3月1日订立《协议书》约定共同创办桐木桐景茶厂（后协商更名为“武夷山市桐木桐福茶厂”），而后投资、建厂房，目的显然是为了设立合伙企业。但何××、李××在明知合伙体将成立合伙企业的情况下，却在合伙体厂房建成后，抢先于2011年8月29日以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村皮坑竹山洲厂房为经营场所注册成立了个体工商户“武夷山市金易茶厂”。此行为不仅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何××、李××的行为显然属于违约，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在本案诉请判令被上诉人立即自行注销其擅自设立的武夷山市桐木金易茶厂，并履行与上诉人共同到工商部门继续办理武夷山市桐木桐福茶厂工商登记的合同附随义务。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在一方违约的情形下，守约方有权选择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对上诉人的该部分请求予以支持。上诉人另外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利息、可得利益等经济损失20万元，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可得利益损失的客观存在，故本院亦仅对利息损失予以支持。何××、李××于2011年8月29日设立武夷山市金易茶厂后，实际上占用了上诉人投入的资金而物化的厂房、设备等合伙财产。上诉人的投资总额为1233233．56元，其中，双方确认合伙期间生产出成本价值为230621.25元茶叶，上诉人自认已收到的成本价值为127639.88元茶叶并进行了销售，尚余102981.37元茶叶在被上诉人处，故可视为双方已对此部分合伙财产作出处理，不属于被上诉人所占用的资金范围，不应计算利息。即何××、李××应按1002612.31元金额，以银行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从2011年8月29日起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
摘要2：【解读】二审判决：．．．．．．三、何××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自行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销武夷山市金易茶厂，并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与程×共同办理合伙企业（原预登记名称为武夷山市桐木桐福茶厂）的工商登记手续。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972号
【裁判摘要】合伙协议并没有约定退伙条款，马××主张的合伙协议第四条实质上是股份转让限制条款，无退伙情形的约定。童××在一审期间请求解除合伙关系，马保才表示同意，并在庭审笔录签字认可，其后来出具《异议书》也只是对于合伙财产的清算及分割存在异议，对于合伙关系的解除并未提及。因此，应当认定其在庭审中自认的“同意解除合伙关系”，由此双方的合伙关系解除。即使马××未同意，因合伙关系是建立在合伙人自愿合作的基础上，童××已无合伙意愿，因此应当解除合伙关系，二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2029号
【裁判摘要】被税务查封财产不得抵押进行纳税担保——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因国托公司未按照税务机关确定的期限缴纳税费，第一稽查局查封了国托公司名下“八里银海”项目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后国托公司拟用该“八里银海”项目中的第六号整栋楼对税务处理决定书确认的应补缴税款及滞纳金提供纳税担保，第一稽查局作出（2013）1号复函，以国托公司提供的上述纳税担保抵押物已被其查封为由，认为国托公司提供的纳税担保抵押物不符合条件，对其提出的纳税担保申请不予受理。国托公司提出纳税担保申请时，“八里银海”整体项目仍处于被查封状态，当然包括其中的第六号整栋楼，因而该栋楼属于《纳税担保试行办法》第十七条第五项规定不得抵押进行纳税担保的财产类型，二审判决认定第一稽查局作出的（2013）1号复函并无不当，是正确的。
摘要2：海南国托科技有限公司与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纳税担保复函纠纷上诉案
【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3)琼行终字第209号
【摘要】海南国托公司以其开发建设的“八里银海”项目中的第六号楼作为抵押担保物向省地税第一稽查局提出纳税担保申请，而“八里银海”项目此前已被省地税第一稽查局全部查封，至该公司提出纳税担保申请时，“八里银海”整体项目仍处于被查封状态。根据《纳税担保试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11号）］第十七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法被查封的财产，不得抵押进行纳税担保。据此，海南国托公司拟提供担保的第六号楼不得用于抵押进行纳税担保。省地税第一稽查局作出（2013）1号复函，认为该公司提供的纳税担保抵押物不符合条件，不予受理其纳税担保申请，并无不当。且该公司提出纳税担保申请之前已就“八里银海”项目向中国银行海口龙珠支行进行抵押借款2.1亿元，并办理了土地他项权利登记，现其申请纳税担保，但并未提供“八里银海”项目第六号楼在涤除上述银行抵押权之后还存有多少价值的证据材料，故省地税第一稽查局不予受理其纳税担保申请，结果亦无不妥。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5121号
【裁判摘要】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少缴税款追征期限为３年——2001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本案中，伟华公司转让物业少缴税款，并非伟华公司在纳税申报时少申报或虚假申报，而是由于清远市地税局在稽查过程中改变计税方式导致，因此属于“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情形。根据上述规定，税务机关的追征期限应为三年。虽然清远市地税局对伟华公司作出清地税处[2014]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是在2014年9月1日，但伟华公司就本案所涉转让物业分别于2009年3月及2010年9月进行纳税申报，清远市地税局在一审期间提交的《税务检查通知书》和《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表明，清远市地税局于2011年4月25日即已经开始对伟华公司2009及2010年间应补缴的税款追征，可见，清远市地税局追征该税款的行为并未超过三年的期限。二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伟华公司关于清远市地税局就转让物业追征税款已超过三年追征期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并不是以股权未交易标的的相对人，不再适用商事外观主义中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隐名股东有权排除强制珍惜——本案中，根据一审、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登记在吴××名下4663410股山鹰股份股票实际系由林××出资购买，且林××亦实际享受该股票分红，故该股票名义为吴××所有，但实际权利人应为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上述两条规定均源于商事外观主义基本原则，即相对人基于登记外观的信任所作出的交易决定，即便该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亦应推定该权利外观真实有效，以保证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持交易安全。故上述规定中的“第三人”以及“善意相对人”均应是指基于对登记外观信任而作出交易决定的第三人。本案中，林××系案涉股票登记权利人吴××的金钱债权的执行人，并不是以案涉股票为交易标的的相对人。虽然林××申请再审称，其是基于对吴××持有案涉股票的信赖，才接受吴××提供担保。但林××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此外，上市公司隐名持股本身并不为法律、行政法规所明文禁止，林××作为隐名股东持有山鹰股份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因此，一审、二审判决林××对案涉股票享有能够排除林××申请执行的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