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26号
【裁判摘要】就股权转让余款及利息支付、逾期付款责任等问题，双方形成了以下合意：即如果华澄公司在2012年5月31日前付清了余款，则合同继续履行，由华澄公司按照月1%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如果华澄公司至2012年5月31日仍未付清余款，则昌富源公司、皆荣公司、惠迪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华澄公司应承担按照股权转让总额的20%支付违约金、返还股权的违约责任。以上两种情形的约定属于选择性条款，不应同时适用。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华澄公司至昌富源公司、皆荣公司、惠迪公司提起一审诉讼仍未付清股权转让余款，依照双方以上约定，其应承担的是支付违约金并返还股权的责任。原审法院判决华澄公司支付违约金的同时，还判决华澄公司支付从2012年5月31日起至实际返还股权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261号
摘要1：【目录】1.施工合同无效，当事人主张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如何处理？2.施工合同无效，当事人主张以另行签订的结算协议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如何处理？3.欠付工程款利息的计付标准如何确定？4.项目经理以承包人名义实施确认工程量、签订买卖合同或租赁合同、对外借款等行为，效力如何认定？5.借用资质的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如何处理？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如何查明处理？7.施工班组以实际施工人身份主张权利，如何处理？8.在多层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情况下，实际施工人主张各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均承担付款责任，如何处理？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中“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受该咨询意见约束”，如何理解适用？10.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主张对涉案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如何处理？11.承包人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时间如何确定？12.工程款债权的受让人主张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一并受让，如何处理？13.因农村自建住宅引发的工程价款、工程质量等纠纷如何处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高金公司贷款对象主体众多，除了本案债务人德享公司以外，高金公司于2009年至2011年间分别向新纪元公司、金华公司、荟铭公司、鼎锋公司和顺天海川公司等出借资金，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以及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高金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不含专项审批）、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高金公司所从事的经常性放贷业务，已经超出其经营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出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金融业务活动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故依照上述规定也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
摘要2：【裁判摘要２】第一，工行星海支行出具的两份《银行保函》均载明如德享公司出现违约事项，工行星海支行在收到高金公司索偿通知后的7个法定工作日内无条件支付款项。可见，工行星海支行承担责任以德享公司违约为条件，不符合“见索即付”的法律特征。第二，独立保函开立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及保函申请法律关系，其仅承担相符交单的付款责任。独立保函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主张独立保函适用担保法关于一般保证或连带保证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案涉《银行保函》载明“以上担保责任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方式”，而连带责任保证为担保法所规制的保证责任承担方式，其前提为担保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因此，在保函开立人的责任承担方式上，案涉《银行保函》也不具有独立保函的法律特征。第三，高金公司起诉主张工行星海支行承担的也是连带保证责任，其向工行星海支行发出的《催告函》也载明“向我司出具了一份承担连带责任的银行保函”“贵行出具保函，属于《担保法》规定的保证”。综上，高金公司上诉主张案涉《银行保函》为独立保函，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保函具有独立担保的性质”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问题：在层层转包、分包的情况下，是只有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还是其他承包人、分包人也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
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第２款之规定，（１）层层转包和分包的实际施工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２）如果发包人已经向总承包人支付全部工程款，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则总承包人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３）如总承包人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则由总承包人下一级分包人或者转包人在欠付工程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依次类推，由发包人、分包人、转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范围。
摘要2：【解析１】发包人、总承包人、分包人不论是否与实际施工人存在合同关系，均应当在欠付下家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即发包人、总承包人、分包人是否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并非取决于合同相对性，而是取决于其是否对下家履行了付款责任）。
【解析２】另外观点：实际施工人请求无合同关系的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495号
【注解１】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实际施工人不包括借用资质及多层转包和违法分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申659号
【注解２】实际施工人向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应证明其实际施工人地位，并提供起诉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或者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20号
摘要1：问题：挂靠实际施工人能否向非合同相对方的发包方主张工程款？
解读：（１）挂靠的实际施工人无权要求被挂靠方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２）实际施工人根据事实上法律关系有权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
【解析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规定，实际施工人有权主张责任主体仅限于三类主体——（１）转包人；（２）违法分包人；（３）发包人，而不包括被挂靠人（被挂靠人并非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和发包人）。
【解析２】被挂靠方是否对欠付实际施工人工程款承担责任？——若被挂靠人与实际施工人之间不存在直接合同关系，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即使存在挂靠关系，实际施工人也不存在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而向北挂靠人主张权利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
摘要2：【注解１】挂靠人可以行使代位权为由直接向发包方主张工程款。——参考：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01民终11673号
【注解２】被挂靠方仅负有将收取的工程款支付给挂靠方的义务而非与发包人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495号
【裁判摘要】实际施工人请求无合同关系的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凤县人民政府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城乡建设公司，城乡建设公司将工程交由长城路桥公司施工，长城路桥公司又将工程交由杨某某(丰禾山隧道施工队)施工。杨某某主张本案工程款。一、二审判令长城路桥公司承担本案付款责任。杨某某再审申请认为城乡建设公司应当与长城路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城乡建设公司虽然多次向杨某某支付工程款，但该支付行为应视为城乡建设公司代长城路桥公司支付工程款。城乡建设公司与杨某某(丰禾山隧道施工队)无直接合同关系，双方并非本案合同相对人。杨某某要求城乡建设公司承担本案连带责任，无明确法律依据，原审对其该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928号
【裁判摘要】储蓄合同案件中银行不能以自身无过错而免责——在储蓄合同关系中，银行在对外付款时，要核实取款人的身份，尤其是在取款人并非存款人本人时，要核实有无合法有效的授权。本案中，沈阳农商行于洪支行未尽核实义务，在谢某没有取得合法有效授权的情况下向案外人付款，该付款行为不能导致案涉储蓄合同关系的消灭，科力经销部依据储蓄合同请求沈阳农商行于洪支行承担付款责任于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故原审判令沈阳农商行对沈阳农商行于洪支行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要旨】
（１）储户与银行签订存款合同并将货币存入银行后，双方据此成立存款合同关系，银行未依约向储户或者储户授权的主体支付款项，不能构成存款合同项下的有效清偿，储户可以基于存款合同请求银行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
（２）因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原则上实行严格责任，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认为存款合同实行严格责任，银行不能仅通过举证证明自身无过错而免责，而只能通过举证证明持卡人具有过错，才能减轻或免除自身的责任；
（３）储户预先收取较高利息，并不意味着储户在存款合同项下存在过错，该部分预先收取的利息应当在存款本金中予以扣减。
摘要1：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第２款规定的“实际施工人”原则上不适用挂靠情形的实际施工人。
【理解与适用】关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可否依据本条款向发包人提起诉讼的问题．．．．．．我们认为，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则上不适用于挂靠情形的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Ｐ４５０－４５１
【注释１】实际施工人包括３类——（１）转包合同的承包人（转承包人）；（２）违法分别合同的承包人（违法分承包人）；（３）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人）。
【注释２】
（１）《建工解释（一）》第４３条所指实际施工人仅指转包和违法分包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不包括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但不等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在履行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不能请求发包人支付工程价款；
（２）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的请求权基础是其与发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而非债的代位关系，无须以《建工解释（一）》第４３条为依据，以《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为依据即可，即：借用资质（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不能依据《建工解释（一）》第４３条规定主张权利，但可以依据民法典规定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481号《吉林省鑫源市政工程建筑有限公司、单某某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摘要2：【注解１】《最高法院民一庭：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且工程验收合格的，可以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约定折价补偿》最高法院民一庭法官会议讨论认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发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系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进行施工的情况下，发包人与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1）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２）在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且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
【注解２】挂靠人可以行使代位权为由直接向发包方主张工程款。——参考：(2020)苏01民终11673号
【注解３】借用资质的挂靠人属于实际施工人，其有权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参考案例： (2020)最高法民终1321号
【注解４】挂靠关系中挂靠人能否依据被挂靠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合同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主要取决于发包人在缔约时对挂靠关系是否知情：知情的，挂靠人可以基于事实关系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反之，则不可以。——参考案例：(2021)最高法民终985号
【注解５】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后，借用施工资质合同中的实际施工人（挂靠人）与发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协议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
【注解６】挂靠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发包人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发包人不是适格被告，不符合规定的起诉条件。 ——参考案例：(2020)最高法民终1205号
【注解７】挂靠的实际施工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规定情形。——参考案例：(2018)最高法民终391号
【注解８】（１）被挂靠方仅负有将收取的工程款支付给挂靠方的义务而非与发包人承担共同付款责任；（２）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方）已取代名义上的承包人作为实际承包人与发包人成立事实上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应当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参考案例：(2021)最高法民终72号
【注解９】挂靠人不能以实际施工人身份向发包人主张代位权。——参考案例：(2020)最高法民申689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68号
【裁判摘要１】涉及票据的法律关系，一般包括原因关系（系当事人间授受票据的原因）、资金关系（系指当事人间在资金供给或资金补偿方面的关系）、票据预约关系（系当事人间有了原因关系之后，在发出票据之前，就票据种类、金额、到期日、付款地等票据内容及票据授受行为订立的合同）和票据关系（系当事人间基于票据行为而直接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原因关系、资金关系、票据预约关系属于票据的基础关系，是一般民法上的法律关系。在分析具体案件时，要具体区分前述四种关系，不能混为一谈。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调解书作出于2015年6月9日，其确认的调解协议第一条第6款第（2）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或收款人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9月25日的商业承兑汇票”；第（3）项约定：“于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交付付款人为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或收款人为澳中财富（合肥）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并背书给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到期日不迟于2015年12月25日的商业承兑汇票”。同日，安徽高院组织中建三局一公司、澳中公司、文峰公司调解的笔录载明：承办法官询问文峰公司“你方作为债务承担者，对于加入本案和解协议的义务及后果是否知晓？”文峰公司代理人邵红卫答：“我方知晓”；承办法官询问中建三局一公司“你方对于安徽文峰置业有限公司加入本案和解协议承担债务是否同意？”中建三局一公司代理人付琦答：“我方同意”。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三方当事人在签订调解协议时，有关文峰公司出具汇票的意思表示不仅对文峰公司出票及当事人之间授受票据等问题作出了票据预约关系范畴的约定，也对文峰公司加入中建三局一公司与澳中公司债务关系、与澳中公司一起向中建三局一公司承担债务问题作出了原因关系范畴的约定。因此，根据调解协议，文峰公司在票据预约关系层面有出票和交付票据的义务，在原因关系层面有就6000万元的债务承担向中建三局一公司清偿的义务
摘要2：（续）。文峰公司如期开具真实、足额、合法的商业承兑汇票，仅是履行了其票据预约关系层面的义务，而对于其债务承担义务，因其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不能兑付案涉汇票，其并未实际履行，中建三局一公司申请法院对文峰公司强制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于此还需指出的是，文峰公司既是案涉汇票的付款人，亦是出票人，当票据未获付款时，可能产生的票据法律关系后果是中建三局一公司作为持票人依法可向作为出票人的文峰公司行使追索权。但是，该追索权是否确定产生以及应如何行使，在未经诉讼等实体处理程序确认前，执行程序无权认定，当事人亦不得要求执行法院据此直接执行。因此，中建三局一公司以文峰公司未支付票据款项作为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注解】（１）义务人履行票据签发义务仅为履行票据预约层面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票据原因层面的付款义务就此免除；（２）如果商业承兑汇票因票据付款账户余额不足、被冻结而不能兑付，持票人可要求义务人继续履行付款责任。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9民终1469号
【裁判摘要】二审另查明，泰禾物业公司系泰禾运营公司的唯一股东，持股100%。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泰禾物业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泰禾运营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一人股东为泰禾物业公司，对此，泰禾物业公司应举证证明泰禾运营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财产，但泰禾物业公司仅答辩称二者财产独立，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泰禾物业公司应对泰禾运营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摘要2：余某某、福建泰禾新世界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租赁合同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902民初1011号
【解读】原告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泰禾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原告租金××元；二、判决被告泰禾公司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三、被告泰禾公司应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10000元；四、被告泰禾物业公司对上述第一、第二项、第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五、判决被告中维公司对上述第一、第二项、第三项债务承担一般保证付款责任。事实与理由：．．．．．．被告泰禾物业公司系被告泰禾公司一人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其不能证明泰禾公司财产独立于其本身财产，应对被告泰禾运营公司的上述第一、第二项、第三项债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1民终3495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孟×在2012年11月24日、2013年2月28日及2013年10月10日签字确认的三份股东会决议及债务表，均系包括孟×在内的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以外的个人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此种自愿承担公司债务的行为并未损害公司利益。现有证据显示，自杭鼎公司成立至2012年11月24日期间，杭鼎公司共亏损2359万元，虽孟×在上述期间内确实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任经理一职，也即杭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杭鼎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亏损系孟×在履职过程中违反法定义务所造成。综上，杭鼎公司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要求孟×承担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孟×先后在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及债务表中确认其应承担的债务金额，并出具声明承诺归还杭鼎公司欠款，且于2014年1月30日归还100万元。故孟×承诺归还公司欠款的意思表示明确，其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孟×虽抗辩称其系受到欺诈而签订上述文件，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孟×的欠款金额，杭鼎公司依据孟×签订的最后一份确认文书——债务表，在扣除其已付款后主张欠款为430631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该款项的逾期利息，杭鼎公司主张自2013年11月1日起算符合债务表中的相关承诺，但其要求按照日利率万分之2.1计算利息，缺乏依据，本院将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
摘要2：【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申1646号
【摘要】孟×先后在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及债务表中签字确认其应承担的公司债务份额，并出具《声明》，承诺以其名下两套房产作抵押，担保归还公司的欠款，且于2014年1月30日已归还100万元。虽然案涉公司欠款系因各股东自愿承担公司亏损所形成，但均系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孟×对本人签名的真实性亦未提出异议，其主张股东会决议系用于公司增资，未实际执行，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亦与其声明及还款行为相悖，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认定孟×应当履行承诺，归还其对公司的欠款并无不当。
摘要1：解读：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承包人承担责任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承包人可能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工程款，否则对实际施工人的诉请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实际施工人起诉发包人支付工程款，发包人欠付承包人工程款由哪一方承担举证责任？|（１）发包人应当对其已付工程款数额承担举证责任；（２）发包人如果不积极举证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付工程款数额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按照转包人欠付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数额承担付款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14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
【裁判摘要1】当事人一审抗辩意见已经获得一审法院支持，二审中改变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另，光明公司主张放弃其在一审要求抵扣税款的抗辩意见，变更为要求承包人按约提供发票。但光明公司的抗辩意见已经获得一审法院支持，现要求承包人提供发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2】当事人一审否认对其不利事实，案外人提起诉讼胜诉后，当事人在二审中又上诉自认对其不利事实不予支持——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滥用诉讼权利。本案中，申××及朱××、万××在一审庭审中多次陈述与刘××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了结，刘××所收款项为替桓大公司收取，并非归还其对刘××的欠款。正是由于申××等人的一再否认，才致恒大公司认可刘××的收款与申××等人的借贷无关，从而引发刘××另行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形成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9)渝0120民初8612号案。现在本院二审庭审时，申××提交了借条、委托支付函、承诺书等证据，拟证明光明公司支付给刘××的300万元系抵扣其欠付刘××的债务。上述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申××在一审中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否认。二审中，恒大公司也不认可300万元已作为工程款支付给了申××。申××在一审中的陈述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或受欺诈、胁迫等情形，为诉讼中的真实意思表示。现由于刘××提起另案民间借贷诉讼，且另案一审已判决申××等人承担还款责任，申××为获得有利于本方的另案最终判决，并在总体上获益，欲推翻其在一审中主张的行为有违诉讼诚信，属滥用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后果。其次，申××对争议的300万元不具有上诉利益。为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耗费以及对各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保障，当事人仅对未获一审法院支持的诉讼请求具有上诉利益，有权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提起上诉。本案申××关于将300万计为未付工程款应予支付的诉讼请求已经获得了一审法院支持，其对该300万元已不具有上诉利益，不应在二审中获得支持。最后，本案不能损害案外人刘××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刘××并未参加本案诉讼，且已提起了另案诉讼，并获得了一审判决，如本案二审直接认定刘××接收300万元为冲抵借款将有损刘××的程序权利。同时，刘××在案涉款项收取中，除了争议的款项之外，还代表
摘要2：（续）桓大公司收取了其他多笔工程款，申××所举证据也未能充分证实刘××对300万元的收款行为是代表桓大公司还是其本人。综上，申××关于光明公司支付给刘××的300万元为已付工程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３】桓大公司主张其收到的25万元安全措施管理费已经支付给了第三人朱××、万××。．．．．．．本院认为，关于第1项，桓大公司提交了转账明细等证据，经质证朱××、万××认为该证据未能证明案涉转账有二人的授权。本院认为，桓大公司举示证据只能证明其与万××１之间的交易往来记录，未能证实万××１所收款项受本案的当事人申××或者第三人朱××、万××授权，故桓大公司所提其支付给万××１的20万元应当认定为已付工程款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４】承包人因实际施工人对外合同被判决承担责任后进入执行，已付执行费以及迟延履行利息不能视为已付实际施工人工程款——2.(2020)渝01民终8645号民事判决书还应当扣除执行费、迟延履行利息5130.62元。．．．．．．本院认为，．．．．．．关于第2项，申××等人认为该费用系桓大公司未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产生，并非本案必须产生的费用。本院认为，桓大公司主张费用系其未积极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导致，并非本案必然发生的费用，桓大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５】承包合同无效，约定的管理费和承包人支出的差旅费承包人可以要求实际施工人适当承担——桓大公司因涉案工程的工程管理、完善竣工资料等产生差旅费234,379元。4.申长松应当按照工程总造价的1%支付管理费，还应当扣除470,430.36元。本院认为，……关于第3、4项，鉴于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且桓大公司在案涉工程施工中对工程竣工、移交等事宜有过一定的参与，并实际支出了部分费用，一审法院酌情按照工程价款的0.5%支持了其部分主张，已综合考虑其差旅费及管理费。因此，桓大公司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６】被挂靠方仅负有将收取的工程款支付给挂靠方的义务而非与发包人承担共同付款责任。
【裁判摘要７】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方）已取代名义上的承包人作为实际承包人与发包人成立事实上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应当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摘要1：解读：被挂靠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不予支持。
【注释】出借资质的被挂靠人起诉发包人支付工程款具有诉权，但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注解１】被挂靠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苏审三民申字第333号
【注解２】挂靠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发包人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发包人不是适格被告，不符合规定的起诉条件。 ——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1205号
摘要2：【注解３】（１）挂靠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２）被挂靠人（承包人）无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20)最高法民终1269号
【注解４】（１）法律并未有就出借资质的承包人的诉权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出借资质仅涉及合同无效的认定，并没有因出借资质就不能起诉发包人结算工程款的限制性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亦未否定承包人基于合同起诉的权利）；（２）以出借资质的承包人不是实际施工人为由认定其与案件无利害关系，否定其诉权没有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再96号
【注解５】（１）被挂靠方仅负有将收取的工程款支付给挂靠方的义务而非与发包人承担共同付款责任；（２）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方）已取代名义上的承包人作为实际承包人与发包人成立事实上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应当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
【总结】被挂靠单位能否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裁判观点——
（１）第一种裁判观点：被挂靠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20)最高法民终1269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苏审三民申字第333号。
（２）第二种观点：被挂靠人有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再96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浙嘉商终字第128号
【裁判摘要】首先，双方业务系持续交易而非即时结清形式，且昊欣公司并不持有送货单等对账凭证，其在收取并抵扣凤祥公司开具的15份票面总金额为1477870.08元的增值税发票后仅收到1180000元货物，却从未向凤祥公司要求交付剩余货物，显然不符合常理。更何况，其对已付1180000元所对应的货物交付明细无法说明，也无法就双方滚动交易中该款项以何为据进行支付等给出合理解释。其次，2014年3月26日凤祥公司向昊欣公司发送律师函催讨货款，该函明确了欠款金额，但昊欣公司在回函中并未就欠款一事提出异议，反而仅就产品质量问题及如何解决进行了说明，如其在抵扣增值税发票后一直未收到载明的相应货物，则其在凤祥公司催讨货款时的该种反应也显然不符合常理。最后，尽管昊欣公司对凤祥公司提供的大部分出库单不予认可，但其认可的两份出库单所载数量、金额与送货当月经其抵扣的增值税发票所记载的数量、金额一一对应，也可以印证凤祥公司主张其系根据出库单开具发票，双方以发票进行结算的说法。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昊欣公司已收到经其抵扣增值税发票上所载货物并无不当，昊欣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应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
摘要2：【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浙民申字第1988号
【摘要】关于一、二审认定凤祥公司已交付1469290元货物是否具有事实依据的问题。凤祥公司为主张其已交付货物提供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及发货单，昊欣公司抗辩认为已收到相应增值税发票，但其非依发票付款而系按实际发货数量付款，所付118万元已结清货款。首先，本案双方之间在2012年至2013年间存在持续业务往来，昊欣公司已收到部分货物且支付了部分货款，在没有对账凭证的情况下，其作为经营者对没有收到相应货物就收取凤祥公司开具的146929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予以抵扣，其中风险显而易见，昊欣公司却未曾向凤祥公司催讨过剩余货物，不合情理。其次，根据双方往来的函件内容，昊欣公司仅是对货物质量问题有异议，从未对货物有无交付及数量等问题提出过异议。特别是凤祥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向昊欣公司发送了案涉货款的催款函后，昊欣公司在回函中并未对凤祥公司是否已经履行货物交付义务及数量提出异议，只是提出了质量异议，并称解决了质量问题后方能对货款进行核算，说明其对货物已经交付等并无异议。再者，既然昊欣公司尚需对货款进行核算，则必有核算的依据。昊欣公司既不认可增值税发票系核算凭证，亦不能提交送货单等核算凭证，甚至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已支付118万元货款的依据，显然难圆其说。此外，昊欣公司认可了凤祥公司提交的双方之前曾经交易的2012年9月12日的两份出库单，该两份出库单所载数量、金额与送货当月已经抵扣的增值税发票中所记载的货物数量、金额能相互对应。在昊欣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结算依据的情况下，一、二审综合现有证据，认定凤祥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系双方结算依据进而认定昊欣公司收到增值税发票所载货物，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
【注解】一审法院“参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企业必须在购进的货物已经验收入库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对货物尚未到达企业或尚未验收入库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作为纳税人当期进项税额予以抵扣；”——《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已于２００９年失效。
摘要1：付款是指汇票的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向持票人支付汇票金额的票据行为。
提示付款是是指持票人向付款人或者承兑人出示汇票要求其付款的行为。
【目录】汇票付款；提示付款；付款人即时足额付款义务；持票人签收；委托收款银行和委托付款银行责任范围；付款审查责任；付款期日期前付款责任；外币汇票付款方式；付款效力
摘要2：【注解】质权人是否负有提示付款义务？｜质权人对案涉票据不负主动提示付款的合同义务，其未在提示付款期限内主动操作提示付款，而是根据出质人的指示对案涉票据操作提示付款，并不构成违约。——参考案例：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赣民终114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普民二(商)初字第492号
【裁判摘要】根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汇票的出票人签章系绝对记载事项，未记载则汇票无效。《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商业汇票上的出票人的签章，为该单位的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签章”；《支付结算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三款规定：“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应为该单位的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支票的出票人和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人在票据上的签章，应为其预留银行的签章”；第二十四条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票据无效；承兑人、保证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本办法规定的，其签章无效，但不影响其他符合规定签章的效力；……。”上述规定系由中央人民银行颁布的部门规章，该行系金融行业主管机关，故本院参照适用。被告复天公司是系争商业承兑汇票出票人、承兑人，其系以上述两重身份在系争商业承兑汇票上签章。根据上述部门规章规定及票据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即使被告复天公司作为承兑人的签章与预留银行印鉴不完全相符，承兑签章无效，但其作为出票人在票据上已盖有相应财务章及授权代理人的印鉴，且签章符合法律规定，出票行为合法有效，被告复天公司作为出票人应承担相应的最终付款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津03民终968号
【裁判摘要１】天恒公司二审提供微信记录、短信记录，意在证明天恒公司在票据权利时效内直接向万隆公司、鑫盈公司，并委托鑫盈公司向鼎超公司进行了有效追索。但从法律法规规定层面，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负有向被追索人发出书面追索通知的义务，具体到电子商业汇票这一特殊形式的票据，其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均应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从天恒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天恒公司自万隆公司处背书取得涉诉汇票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国投公司就涉案汇票屡次提示付款亦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而涉诉汇票被拒付后，天恒公司亦可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前手进行追索，且天恒公司直至起诉前仍持续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国投公司提示付款，并不存在使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进行涉诉汇票操作的客观障碍，但天恒公司并未循该途径行使追索权。从天恒公司意思表示层面，天恒公司在涉诉汇票被拒绝付款后，虽与前手万隆公司、鑫盈公司存在多次微信沟通，但其并未明确作出向前手行使票据法意义上的追索权的意思表示，其通过鑫盈公司向鼎超公司转达的内容更不包含追索之意，均不能构成有效追索，无法导致票据权利时效的中断。
【裁判摘要２】票据权利时效是票据法上关于票据权利期限的特别规定，除票据法中明确规定因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而发生的中断事由外，并无其他中止、中断、延长等法律规定，票据权利时效经过，直接导致票据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票据权利时效是票据法上关于票据权利期限的特别规定，除票据法中明确规定因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而发生的中断事由外，并无其他中止、中断、延长等法律规定，票据权利时效经过，直接导致票据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天恒公司在涉诉汇票拒付后，除在法定期限内向出票人和承兑人国投公司主张权利外，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在法定期限向其他前手依法行使追索权，因法律规定的对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应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截至天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已超过六个月未进行有效追索，其向相应前手的追索权因票据权利时效经过而归于消灭。
摘要2：【摘要】持票人被拒付后又数次向承兑人提付付款且均被拒付，追索权利时效期间起算点以第一次被拒付之日为准，后续重复提付付款构成持票人向承兑人行使票据追索权——在票据到期后，天恒公司于2019年8月8日向承兑人提示付款，被拒绝付款日为2019年8月1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天恒公司自2019年8月13日被拒绝付款后，其虽连续不断提示付款，但都是向承兑人国投公司主张权利，并无证据证明自2019年8月13日后向其所有前手主张过权利，故天恒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起诉向其所有前手即万隆公司、开海公司、荣华公司、泽源公司、鼎超公司、鑫盈公司行使追索权，因超过了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了票据权利，故对天恒公司要求万隆公司、开海公司、荣华公司、泽源公司、鼎超公司、鑫盈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国投公司作为承兑人，即成为了该汇票的主债务人，应当承担付款责任，故国投公司应向天恒公司支付票据款2000000元及利息。但天恒公司主张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息，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原审判决判令黄××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是否适当的问题。本案中，伟富公司在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之前，已委托东浩公司开展了一系列招商洽谈等工作，并向黄××推荐了磐石公司董事长王××。2012年11月26日，黄××与伟富公司签订了案涉《咨询中介协议》，并约定了咨询中介费的支付标准和支付时间，而磐石公司与新疆塔城公司、海成公司、黄××系于2012年11月签订《财务顾问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之后，东方外贸公司与海成公司、黄××、塔中矿业公司等于2012年12月13日签订以资产重组方式解决海成公司14亿元巨额债务的《调解协议》。原审法院据此认为，如此规模和复杂程度的资产重组方案，2012年11月26日时应已接近完成，如该重组方案与伟富公司提供的“投融资”服务无关，则黄××此时再与伟富公司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显然不符合商业逻辑，并无不当。黄××作为一名理性的商人，应当预见到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后果，从其与伟富公司签订协议的时机分析，可以推定黄××对伟富公司工作予以认可并愿意支付相应的中介服务费，2015年10月29日、11月16日陆××与黄××两次对话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综上，原审判决综合考虑伟富公司已经提供了一定的中介服务，在资产重组方案近乎完成的情况下黄××愿意与伟富公司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等情况，认定伟富公司有权依据案涉《咨询中介协议》要求黄建荣支付相应的1490万元服务报酬，并无不妥。
【裁判摘要２】连带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产生。由于连带责任对责任人苛以较为严格的共同责任，使得责任人处于较为不利地位，因此对连带责任的适用应当遵循严格的法定原则，即不能通过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任意将多人责任关系认定为连带责任，而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才能适用连带责任。本案中，首先，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明确法律依据。其次，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系黄××以其个人名义签署，海成公司并非该协议的签约当事人，伟富公司也无充分证据证明黄××与其签订上述协议的行为系代表海成公司而实施或海成公司在该协议之外与其达成过为黄××的案涉债务承担付款责任的补充约定。虽然海成公司客观上从案涉资产重组方案中获得了利益，但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海成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该合同责任。
摘要2：（续）因此，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也缺乏当事人约定依据。最后，原审判决不应直接适用公平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民事审判中，只有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个案正义，法院才可以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进行裁判。通常情况下，法院不能直接将“公平原则”这一法律基本原则作为裁判规则，否则就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违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本案原审判决以公平原则认定非合同当事人的实际受益人海成公司对黄××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既缺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无视当事人在民商事活动中的预期，还容易开启自由裁量的滥用。综上，在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仅以黄××系海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委托伟富公司提供案涉融资服务实际系为海成公司的利益而实施为由，判令海成公司对黄××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确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注解１】当事人在中介事务近乎完成完成的情况下签订中介协议，中介人有权依据中介合同要求支付相应的服务报酬.
【注解２】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中介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非合同当事人的实际受益人的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注解３】民事审判中，只有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个案正义，法院才可以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进行裁判。通常情况下，法院不能直接将“公平原则”这一法律基本原则作为裁判规则，否则就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违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民事诉讼理论，民事诉讼分为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形成之诉三种类型。其中确认之诉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某种民事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存在或有效的一种诉讼类型。理论通说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不能成为民事诉讼确认之诉的确认对象，当事人不能就某一事实提起确认之诉。实际施工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创设的一个概念，是指建设工程施工领域中的建筑资质借用合同关系、转包合同关系、违法分包合同关系等合同法律关系之下的一方合同主体。即使当事人自认为是某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能提起确认之诉的也只能是请求确认资质借用合同关系、转包关系、违法分包关系是否成立、是否有效。工程由谁实际施工完成的，是基于签订并履行资质借用合同、转包合同、分包合同所形成的客观事实，需要根据相关证据作出判断，是属于事实认定；而双方当事人之间构成何种合同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是否成立、是否有效则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的法律性质判断。事实是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对事实在法律性质上的判断。认定事实是民事诉讼裁判的基础和前提，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是裁判的结果。因此，原告杨××请求确认其为履行案涉《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际施工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金房集团请求确认其为案涉景观工程的唯一实际施工人，均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该诉讼请求均应驳回。
摘要2：【解读１】杨××一审诉讼请求：一、确认杨××为履行案涉《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际施工人，二、判令被告支付杨××工程款18745364.5元，并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及交易习惯支付原告利息损失至债务清偿完毕（暂计算至2017年6月20日为11415118元），三、二被告支付违约金937268元。
【解读２】第三人金房集团一审中提出独立诉讼请求:1.确认金房集团为韶山高速公路至南环线景观工程项目（下称案涉景观工程）的唯一实际施工人，2.森鑫公司支付工程款1245364.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704177元(须付至工程款付清之日)，3.韶山市政府在欠付工程价款1245364.5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对本案承担连带付款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解读３】一审判决：一、驳回原告杨××的诉讼请求；二、被告韶山市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第三人金房集团支付工程款1245364.5元；三、被告韶山市政府按未按期拨付的工程款额（××××××）；四、驳回第三人金房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４】二审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3民初2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杨××溪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审第三人湖南金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摘要1：【裁判摘要１】虽然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本案中，违法转包人北京世纪源博公司、山东显通公司、山东显通五公司与陕西森茂闳博公司、李××并无直接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赋予了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主张工程价款。因此，陕西森茂闳博公司、李××主张由以上主体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再者，该条所规定的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并不以合同无效为适用前提，古浪鑫淼公司与北京世纪源博公司签订的发包合同有效并不影响该条的适用。故原判决依据该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由发包人古浪鑫淼公司承担案涉工程欠款的付款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鉴定费用负担问题。案件鉴定费用的负担系人民法院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依职权作出的决定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申请事由，故本院不予审查。
摘要2：
摘要1：解读：法院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应当根据拖欠工程款的比例确定发包人分担诉讼费及鉴定费用，发包人不承担诉讼费用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先刑后民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以违法手段取得票据，且原告与各被告之间发生的是票据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原告系合法持票人，故本案不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予以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
【裁判摘要２】原告被追索清偿后向前手提起诉讼但只对前手发生票据权利时效中断的效力，原告对其他前手的追索权因超过３个月再追索时效而消灭——关于原告行使追索权的问题。票据权利分为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付款请求权是指票据持票人向票据主债务人或者其他付款义务人请求按照票据记载的金额付款的一种票据权利。追索权是指票据到期不获付款或期前不获承兑或有其他法定原因时，持票人在依法履行了保全手续以后，向其前手请求偿还票据金额、利息及其他法定款项的一种票据权利。本案中，因案外人非拒付追索至原告处，原告已经清偿票据款后签收，故原告为涉案票据的持票人，依法享有相应的票据权利。被告宝塔财务公司作为承兑人，承诺汇票到期无条件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持票人提示承兑或者提示付款被拒绝的，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必须出具拒绝证明，或者出具退票理由书，未出具拒绝证明或者退票理由书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因此，出具拒绝证明或者退票理由书是承兑人或付款人的法定义务，也是持票人行使追索权的必备形式要件。承兑人宝塔财务公司的公告写明其存在造成持有宝塔票据的客户不能如期兑付的问题，其作为付款义务人向所有持票人以发布公告的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表明其存在拒绝付款的事实，该公告一经发布即对所有持票人发生效力，该公告可以认定为拒付证明。故，原告行使追索权的条件成就。原告所持汇票信息完整、背书连续，其享有票据再追索权。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且持票人可以不按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
摘要2：（续）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不行使而消灭。原告被追索清偿，票据显示清偿日期为2019年4月15日，原告于2019年4月15日针对海宁亚兰公司提起诉讼，但只对海宁亚兰公司发生票据权利时效中断的效力。原告于2019年5月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三个月的票据追索权利时效期，故原告对被告张家港科贝奇公司、青岛银承公司、青岛轶昌公司的再追索权消灭，对被告海宁亚兰公司的再追索权未消灭，海宁亚兰公司应对原告承担票据责任。出票人宝塔能源公司，其签发汇票后，即承担保证该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承兑人宝塔财务公司，承诺到期后无条件付款，故承兑人及出票人仍应承担付款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公示催告期间票据转让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现第二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公示催告期间，以公示催告的票据质押、贴现，因质押、贴现而接受该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以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以前取得该票据的除外”。依上述法律规定，公示催告期间票据转让无效。本案中，上诉人淮安东大公司因与新沂辉寰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向新沂辉寰公司交付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货款的行为发生在涉案银行承兑汇票公示催告期间，且涉案承兑汇票已被法院生效判决依法宣告无效，新沂辉寰公司未能取得涉案票据的相关票据权利，因而，淮安东大公司在票据基础法律关系即与新沂辉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支付相应对价的合同义务事实上没有履行，新沂辉寰公司基于基础买卖合同关系向淮安东大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淮安东大公司依法应承担向新沂辉寰公司付款100000元的民事责任。对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涉案票据挂失后未及时向其通知，同时也未将涉案票据及时退还，导致涉案票据被作废，给其造成损失，被上诉人应予赔偿。本院认为，该主张属于上诉人基于票据法律关系提出的新的请求，二审中本院依法不予理涉。至于上诉人主张为减少诉累，人民法院应迳行判决涉案票据最初出具方承担付款责任，因该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审查。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但本案在审理中查明，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第七手原被背书人为浙江××钢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6年5月11日持票号30800053/94077499银行承兑汇票向招商银行即墨支行办理委托收款被拒绝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付款超过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汇票责任。因此无论是浙江××钢业有限公司还是其上手张家港市××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均不得将涉案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已经转让的属期后背书，违背了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招商银行即墨支行对期后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承担付款责任。因此，北开公司要求招商银行即墨支行支付票据款5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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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双方未明确约定交付票据即合同价款请求权归于消灭的情况下，非因持票人原因导致承兑汇票被拒付，持票人可以行使票据追索权，也可以基于票据基础合同关系向票据直接前手主张相应的债权请求权，持票人有权择一主张——葛洲坝公司主张金额分别为100万元、2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已由坤铭公司支付魏祥钢结构公司，票据纠纷也已经处理完毕，不应重复主张。本院认为，魏祥钢结构公司接受汇票并不等于已经收到工程款，只有在承兑变现后，才应视为收到了相应的工程价款，本案中魏祥钢结构公司在收取商业汇票后虽将汇票进行了背书，但在汇票被拒付后被法院判决承担付款责任，且已执行，未实际收到工程款。故魏祥钢结构公司依然有权向葛洲坝公司主张工程款。
摘要2：【注解】债权人接收汇票不等于已经收到款项，只有在汇票承兑变现后才应视为收到了相应的款项。
摘要1：【裁判摘要】提示付款的法定期限从票据到期日次日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三条中关于“持票人应当按照下列期限提示付款：(二)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或者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自到期日起十日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持票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在作出说明后，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仍应当继续对持票人承担付款责任”、《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关于“提示付款是指持票人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承兑人请求付款的行为。持票人应在提示付款期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提示付款期自票据到期日起10日，最后一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的规定，汇票的法定提示付款期为票据到期日起10日，但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该期间起算日存在两种理解，一种是从到期日当天起算，一种是从次日开始起算，而前述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该10天是从票据到期日当日起算还是从次日起算。因涉案票据行为涉及的是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故在票据方面的特别法无规定的情况下，相关期间的起算应受民法基本规范的调整和约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一条关于“按照年、月、日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日不计入，自下一日开始计算”的规定，涉案票据的到期日为2020年3月23日，法定提示付款期应从前述日期的次日即2020年3月24日开始起算，由此，持票人常青藤公司于2020年4月2日提示付款，并未超过法定的提示付款期，故依法并不丧失对前手建工公司、南星公司的追索权。建工公司认为常青藤公司提示付款超过法定提示付款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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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追索权是指票据到期不获付款或期前不获承兑或有其他法定原因时，持票人在依法履行了保全手续以后，向其前手请求偿还票据金额、利息及其他法定款项的一种票据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本案票据于2018年9月11日到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定日付款的汇票，持票人应自到期日起十日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持票人提示付款的，付款人必须在当日足额付款。案涉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故原告至迟应于2018年9月21日便已知被拒绝付款。原告于2019年9月2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超过6个月的票据追索权利时效期间，故其他被告不承担付款责任。但根据法律规定，出票人被告宝塔盛华公司，其签发汇票后，即承担保证该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承兑人被告宝塔财务公司，承诺到期后无条件付款，故应由承兑人及出票人承担付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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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持票人因操作错误选择“线下清算”，票据状态最终维持于“票据已结清”，即便事后承兑人未向持票人支付票据款也不属于承兑人拒付款情形，持票人不享有对前手的追索权——原告要求被告中建二局三公司承担本案责任，对于其中两张状态为“票据已结清”的票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二条“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持票人提示承兑或者提示付款被拒绝的，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必须出具拒绝证明，或者出具退票理由书。未出具拒绝证明或者退票理由书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的规定，这两张票据状态为“票据已结清”，并不存在被拒付的情形，被告中建二局三公司基于背书人的责任已经免除，不应当对这两张票据承担付款责任。对于其中一张状态为“拒付追索待清偿”的票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以及第六十八条“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票人可以不按照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持票人对汇票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已经进行追索的，对其他汇票债务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的规定，被告中建二局三公司应当与被告实地公司就该票据承担连带责任，即被告中建二局三公司、被告实地公司应当就号码为xxx30920201127781588277的电子商业的承兑汇票本金50000元及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从2021年5月2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向原告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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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持票人逾期提示付款丧失对前手追索权，前手仍向持票人付款不得取得再追索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分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和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第十三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为定日付款票据。案涉票据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及该办法的规定，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方式为先按期提示承兑，再按期提示付款，若未按期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则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具体而言：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定日付款或者出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持票人应当在汇票到期日前向付款人提示承兑。提示承兑是指持票人向付款人出示汇票，并要求付款人承诺付款的行为。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汇票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承兑的，持票人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则规定，承兑人应在票据到期前，承兑电子商业汇票。从案涉票据记载看，承兑人已于2018年1月29日即汇票到期前承兑，记载“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字样。明洲公司称持票人未按期提示承兑，并据此主张联威公司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缺乏事实依据。其次，持票人除了应按规定期限提示承兑外，还应按规定期限提示付款。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提示付款是指持票人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承兑人请求付款的行为，持票人应在提示付款期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提示付款期自票据到期日起10日。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提示付款的，接入机构不得拒绝受理。持票人在作出合理说明后，承兑人仍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并在上款规定的期限内付款或拒绝付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则规定，持票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在作出说明后，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仍应当继续对持票人承担付款责任。《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还规定，追索分为拒付追索和非拒付追索。拒付追索是指电子商业汇票到期后被拒绝付款，持票人请求前手付款的行为。非拒付追索是指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持票人请求前手付款的行为：（一）承兑人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二）承兑人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的。该办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提示付款被拒付的，若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内曾发出过提示付款，则可向所有前手拒付追索；若未在提示付款期内发出过提示付款，则只可向出票人、承兑人拒付追索。
摘要2：（续）据此，若未按期提示付款，持票人仍可向出票人、承兑人主张付款请求权，但将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本案中，持票人联威公司向其前手明洲公司进行追索，认为该票据因承兑人宝塔财务公司有关票据活动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正在调查取证而未能承兑，其已经向后手兑付了款项。但从案涉票据记载看，该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即相关持票人未能在提示付款期内向承兑人请求付款，持票人此时如被拒绝付款，仅可向承兑人和出票人拒付追索。明洲公司并非案涉票据的承兑人或出票人，即使联威公司被拒绝付款并已经向其后手支付了票据金额，也丧失了对其前手明洲公司的追索权。最后，无论是拒付追索或者非拒付追索，持票人均应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持票人不能出示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提供其他合法证明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但是，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责任。本案中，联威公司提供的承兑人因涉嫌犯罪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组进驻的相关公告，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二条以及第六十四条所指向的“拒绝证明”，也不属于“其他合法证明”，不能证明案涉汇票已被拒绝付款或承兑人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相反可以证明承兑人对相关到期票据正在积极处置过程中。故联威公司在本案中并不享有对其前手明洲公司的票据追索权，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可另行向承兑人或出票人主张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