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2民终9196号
【裁判摘要】涉案房屋《住宅质量保证书》载明，防水工程质量保修期限、外窗与入户门质量保修期限等不得低于5年，其上并无重新起算保修期的内容体现，且相关法律、法规等亦未对商品房现房买卖关系中售房人需对住宅质量承担维修后重新起算保修期的义务进行明确规定。故谢××关于自首创奥莱公司将涉案房屋漏水部位维修完毕且经双方确认之日起重新起算保修期的请求，缺乏充分的依据，一审法院对该项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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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774号
【裁判摘要１】违反当时强制招标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依照其规定。”2000年4月4日国务院批准，2000年5月1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规定：“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包括：(五)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六)其他公用事业项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本案中，涉案尚锦华城项目系商业、住宅及配套建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及当时生效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的规定，涉案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但是华程公司与万利公司未经招投标程序，2016年12月23日签订《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万利公司随后进场施工，双方又于2017年履行招投标手续并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同时华程公司声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只限于办理建筑施工许可证，用于其他性质一概无效。本院认为，该《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该合同应为无效。《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建市(2014)92号】和《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改革非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发包方式的通知》【豫建(2014)102号】不能成为判定涉案《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
摘要2：（续）因此，万利公司以案涉工程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必须招投标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应为有效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质保金应否扣除问题。建设工程质保金是用于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本案中，《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约定了质保金的提取比例以及支付办法，但鉴于该《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已被认定为无效不再履行，结合两年保修期已满，万利公司主要对主体进行了施工，后续工程由其他公司继续施工，原审认定不再提取质保金并无不当。但是，并不因此而免除万利公司对于其已经完成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的保修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0378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举报违法建房应举证证明对其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对处理行为才具有“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指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亦即法律上的权益存在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李××在原审请求撤销莲都区政府作出的莲太农建处[2017]89号《莲都区农民占用集体土地违法建住宅处理通知》（以下简称89号《占地处理通知》）。该《占地处理通知》的相对人为第三人李××１，李××并非相对人。关于李××与被诉的89号《占地处理通知》是否具有利害关系。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李××１未经批准在集体土地上违法建造住宅，已受到处罚。李××举报李××１违法建房，莲都区政府针对该举报作出的处理行为，因李××尚未在与李××１相邻的该土地上建造房屋，并未对李××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因此该处理行为与李××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关于李××提出李××１违反“一户一宅”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故一、二审裁定驳回其起诉与上诉，维持原裁定，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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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22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可得利益是合同被履行后可以取得的利益。赔偿可得利益可以弥补因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使守约方恢复到合同得到严格履行情况下的状态，促使当事人诚信履行合同。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综合予以判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参照合同所约定的住宅销售奖励计算标准，和信致远公司对此应得到可得利益损失为5102669元[（93820676元-3000元/㎡×24470㎡）×25%]。关于金利公司不继续履行合同而造成的损失问题，．．．．．．根据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合同造成损失的计算方式，和信致远公司的此部分损失为2304752.21元（451279.08㎡×3404.77元/㎡×1.5%×10%）。上述两项共计7407421.21元（5102669元＋2304752.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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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54号
【裁判摘要１】案涉工程为商品住宅项目，根椐2000年5月1日施行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2018年6月1日废止）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商品住宅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但是，根据2018年6月1日施行的《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的规定》，案涉工程不再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2011年8月29日凯元公司与中天公司签订的两份《施工协议书》，虽然属于没有经过招标而签订合同的情形，但是由于在一审过程中，国家关于必须招标工程项目的范围规定发生了变化，案涉工程已不再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因此，一审判决认定2011年8月29日凯元公司与中天公司自愿签订并实际履行的两份《施工协议书》有效，并无不当。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
【裁判摘要２】发包方能否诉请承包人交付完整施工技术资料并配合竣工验收？——关于中天公司应否交付完整的施工技术资料及配合验收的问题……因案涉工程一直未依法定程序完成竣工验收，中天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即负有向建设单位提供完整的施工技术资料并配合建设单位组织的竣工验收工作的义务。中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凯元公司交付了完整的施工技术资料，因此，一审判决中天公司向凯元公司交付案涉工程施工技术资料并配合竣工验收，既有合同依据，也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四、中天公司在15日内向凯元公司交付完整的技术资料三套，并在凯元公司组织竣工验收时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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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津02民终30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本案团泊湖公司与金地格林公司为独立法人，即使该二被上诉人的法人出资直接或间接与案外人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王×亦无证据证明有可能影响招标的公正性；．．．．．．故本案《天津市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合法有效，王×应当受该合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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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123号
【裁判摘要】两地法院存在执行冲突，协助执行单位按照其中一个法院要求协助执行不构成“擅自”处分——本案重点审查的问题为，承德住建局是否构成“擅自”处分，对承德住建局进行处罚是否妥当。首先，对于秦皇岛中院首封裁定的协助义务问题。本案中，秦皇岛中院裁定查封被执行人安盛公司双滦分公司名下案涉两栋住宅楼，而该标的物的土地使用权主体及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均为德龙公司，并非安盛公司双滦分公司，即出现了与协助执行通知书不一致且承德住建局无法判断权属的情形。此种情况下，简单要求其必须履行协助义务，否则就进行处罚，缺乏法律依据。其次，承德住建局及时履行了向相关法院告知相关情况的义务。承德住建局在收到承德中院与秦皇岛中院两份通知后，认为秦皇岛中院与承德中院要求的内容相悖，于2016年2月3日同时向两法院做了书面说明，但两法院未回复。承德住建局已经履行及时向法院报告的义务，其办理相关手续并非系自主作出，而是在承德中院通知要求其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作出。在本案存在执行争议的情况下，承德住建局向两个法院说明情况，后按照承德中院的书面释明和要求进行了协助执行，不能认定其有过错，更不能认定其行为为“擅自”处分。综上，承德住建局在本案办理相关手续的行为并不构成“擅自”处分。秦皇岛中院及承德中院在明知执行事项具有冲突的情况下，应积极协商，协商不成及时将执行争议交由上级法院进行协调，依法维护各方当事人的权益，而非通过处罚协助义务人解决。秦皇岛中院及河北高院对承德住建局进行处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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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新审二民提字第00116号
【裁判摘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规定：“建筑单位、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工程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该规定现行有效。本案中，维泰公司作为建筑施工单位将其承包坤嘉园住宅楼的部分工程分包给李××，并由李××招用了陈××在坤嘉园第九项目部从事工程预算员工作。据此，对李××招用的劳动者陈××，用工主体责任应由维泰公司承担。原判依据上述规定，认定维泰公司与陈××之间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并无不当。维泰公司申请再审称其与陈××不存在劳动关系的理由,与上述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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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40号
【裁判摘要】在夫妻一方不能证明财产属于个人财产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协议分割共同财产不产生物权变动效力，不能排除强制执行——关于焦××是否有权要求停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的问题。．．．．．．本案中，焦××并未举证证明其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焦××购买的案涉房产，虽已付清全部购房款，但焦××并未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不能证明该房产归其个人所有。其次，案涉房产系焦××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购房首付款290余万元系从牛××的银行账户中支出，且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亦共同使用焦××银行账户，故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此外，焦××虽提交夫妻婚内财产协议，但并未提交该协议原件而无法核实，退一步讲，即便该协议属实，依法只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由于焦××、牛××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宏宇公司对该协议知晓，故该协议并不能证明案涉房产已归焦××个人所有。因此，宏宇公司有权对牛××与焦××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共同房产申请执行。综上，焦××不能证明案涉房产归其个人所有，宏宇公司申请查封该房产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焦××要求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民终516号
【解读】焦××一审诉讼请求为：停止对北京市朝阳区配套项目C地C2号住宅楼5单元××室房屋的执行，确认案涉房产归其所有，该房产剩余债务由其偿还，被告承担诉讼费。
摘要1：【裁判摘要】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属于家庭成员共同享有——本案中，苑××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自己是案涉房产唯一权利人、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虽然涉案房产《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使用者为王××，但该宅基地用地权应当属于家庭成员共同享有。王××去世后其家庭成员除苑××外，还有王××等一子二女，故不能证明涉案集体土地用地权只归属苑××一人所有，不能排除王××在其上享有权利的可能性。其二，涉案房产系在老房子全部拆除后的新建房产，苑××未能提供房屋翻建过程中由其个人全部出资的相关证明；证人王××１、李××均不能证明新建房屋系苑××个人出资。其三，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第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因此，县级人民政府是宅基地的批准机构和证明机构，南金庄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力不足。综上，苑××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宅基地及地上房屋是农村村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本案查封的房屋系苑××及王××等人共同生活居所，执行中应当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保护苑××等产权共有人的合法权利，保障王××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所需。
摘要2：
摘要1：【注解１】属于建设工程：（1）矿山、铁路、公路、隧道、桥梁、堤坝、电站、码头、飞机场、运动场、营造林、海洋平台等土木工程；（2）建筑工程是指房屋建筑工程，即有顶盖、梁柱、墙壁、基础以及能够形成内部空间，满足人们生产、生活、公共活动的工程实体，包括厂房、剧院、旅馆、商店、学校、医院和住宅等工程；（3）包括电力、通信线路、石油、燃气、给水、排水、供热等管道系统和各类机械设备装置等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4）对建筑物内、外进行以美化、舒适化、增加使用功能为目的装修工程。
【注解２】以下几种情形属于承揽事项，不属于建设工程：1）国家已取消对城市园林绿化企业的资质要求，园林绿化工程一般情况下不应认定为建设工程；2）农民自建低层（四层及四层以下）住宅（《福建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第28条）；3）房屋修缮活动、家庭的装修装饰及小型工装活动（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的非住宅装饰装修活动）；4）企业建设临时简易房屋建筑；5）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更换电梯的安装工程；6）农业温室大棚建设（一定规模以上有资质要求的除外）。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卖方未开具发票导致买方无法缴纳住房专项维修基金亦无法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属于“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用以证明涉案房屋因舒斯贝尔公司的原因没有给范××开具购房发票，范××因此无法缴纳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亦无法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本案中，范××提供了其与舒斯贝尔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付款凭据、《舒斯贝尔新天地房屋移交协议书》及《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明范××是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二审审理期间，范××又提供了公证书、涉案《土地登记卡》、《登记卡续表》及系列生效裁判文书等证据，用以证明涉案房屋因舒斯贝尔公司的原因没有给范××开具购房发票，范××因此无法缴纳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亦无法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据此，舒斯贝尔公司作为涉案房屋的销售方，在范××向其支付购房款后，负有向范××开具购房发票的义务。对没有开具发票的原因，舒斯贝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金×出庭作证，证明因该公司没有缴纳相关税费等原因，不愿也无法向范××出具购房发票。证人金×作证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证人进行了询问，对证人证言进行了质证。证人金×是有关事实的亲历者，与双方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具有客观性，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范××提供的《土地登记卡》、《登记卡续表》证明涉案土地因舒斯贝尔公司原因自2013年以来陆续被法院查封至2018年。青岛中院、日照中院等法院的一系列生效文书亦证明，舒斯贝尔公司出售的其他房屋在购房户取得购房发票、缴纳了住宅专项维修基金及税款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办理房屋登记过户手续。上述证据之间可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因舒斯贝尔公司原因没有给范××出具购房发票，且即使在取得购房发票的情况下，舒斯贝尔公司亦无法为涉案房屋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是指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该项资金的缴纳以购房发票为计算依据。因舒斯贝尔公司不向范××出具购房发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亦无法缴纳。综上，范××关于涉案房屋没有办理过户手续非其原因所致的主张成立，
摘要2：（续）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系范××原因导致涉案房屋未能办理过户手续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范××对涉案房屋提出的异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其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认定范××不具有排除对涉案房屋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裁判摘要】只有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情形的商品房买受人才能够排除金钱债权人基于抵押权而申请启动的对买受人所购房屋的强制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但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能对抗已经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所购商品房价款的消费者。据此，已经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所购商品房价款的消费者，对于所购房屋所享有的民事权益，可以排除基于抵押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等优先受偿权的强制执行。故抵押权人申请执行登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但已销售给消费者的商品房，消费者提出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这种情况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商品房预售不规范现象，为保护消费者生存居住权利而作出的例外规定，应当严格把握条件，避免扩大范围，以免动摇抵押权具有优先性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根据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并非只要是支付了全部或大部分对价款、合法占有了房屋、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没有过错的买受人均可排除基于抵押权等优先受偿权的强制执行，而是对此种情形下的房屋买受人的范围进行了限定，即限于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房的人,不包括一般的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因此，在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房屋买受人能否排除对所购房屋的强制执行时，亦应当遵循上述原则。也就是说，只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商品房买受人，才能够排除金钱债权人基于抵押权而申请启动的对前述买受人所购房屋的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中，2014年8月16日，黄××即与盛景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日，黄××与海峰建设公司签订《黄水“明月绿洲"室内装修合同》，并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其他税费、装修款。上述时间既早于案涉房屋被设定抵押的时间，
摘要2：（续）也早于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时间，更早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时间。无论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申请再审所称的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进行查封的时间应认定为2017年7月14日的事实是否成立，无论“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的查封是否仅指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均不影响上述认定，更不会因此导致对相应法律问题的判断，故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再审不能成立。对于“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条件不宜仅从文义出发作过于机械的理解，从该条规定系为保护消费者生存居住权利的立法目的看，在房屋数量上，商品房消费者名下虽然已有1套房屋，但购买的房屋在面积上仍然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要的，仍可以理解为符合该规定的精神；在范围上，可以在案涉房屋同一设区的市或者县级市范围内商品房消费者名下没有用于居住的房屋为标准加以判断。本案中，案涉房屋性质系住宅商品房，根据本院依职权调查的黄××在重庆市范围内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其仅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有一套建筑面积为110.88平方米的住宅房屋，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范围内并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案涉房屋的建筑面积是36.53平方米，在面积上亦在正常的生活居住范围之内。综上所述，黄××对案涉房屋的权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排除人民法院基于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的申请而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华融资产重庆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
摘要1：【裁判摘要】棚改公司收购安置项目以被征收安置户名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认定为购房消费者，不能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排除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湘潭棚改公司与金荣公司于2011年6月14日签订的《收购合同》约定，湘潭棚改公司收购“金荣•世纪外滩”项目所建商品房成套住宅的处分权，实际购房人为达成安置协议的在该项目进行安置的棚户区改造片区的被征收户，湘潭棚改公司以金荣公司的名义根据拆迁安置协议与购房人签订商品房网上备案合同及办理相关手续，房屋销售价格按安置协议确定的价格执行，由金荣公司在购房合同上盖章并向购房人开具相关票据。上述约定虽然表明，湘潭棚改公司收购涉案房屋后，拟以被征收的安置户名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亦在于履行安置协议。但在被征收户与金荣公司实际签订购房合同之前，被征收户尚非涉案房屋购买人，湘潭棚改公司不能以被征收户消费购房名义主张权利。原审判决认定湘潭棚改公司并非消费者，不能依照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主张排除执行，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关被征收户如因本案执行行为不能购得涉案房屋，可以依照其所签订的相关安置协议另行提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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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基于所有权而享有的债权优先于普通债权分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八条第二、三款“多个债权人的债权种类不同的，基于所有权和担保物权而享有的债权，优先于金钱债权受偿。有多个担保物权的，按照各担保物权成立的先后顺序清偿。一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执行的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各债权比例受偿。”及第九十四条“参与分配案件中可供执行的财产，在对享有优先权、担保权的债权人依照法律规定的顺序优先受偿后，按照各个案件债权额的比例进行分配。”的规定，在参与分配案件中对执行款物进行分配时，应当按照先清偿基于所有权和担保物权而享有的债权，后清偿普通债权的原则进行。本案中一、二审法院认定陈××所享有的债权是基于所有权应优先受偿，赖××认为陈秀林所享有的债权是普通债权，因此，上述规定应当作为审理本案的参考依据。关于陈××对江××的债权在涉案土地拍卖款分配中是否应当优先其他普通债权受偿的问题。由于本案涉案土地（贺州市星光路村民安置地规划地内三类××号城镇住宅用地），原是属于陈××享有和使用。后陈××将其所有的涉案土地转卖给江××并办理了过户登记。陈××参与分配的438000元债权，是原土地《买卖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江××未支付的剩余土地款项。陈××参与分配的438000元债权，是基于被执行涉案土地而来，应当认定为基于所有权而享有的债权。．．．．．．而本案中陈秀林申请执行的依据是（2015）贺八民二初字第1684号民事判决书，并非2016年10月17日达成的《和解协议书》。因此，赖××关于陈秀林的债权因在2016年10月17日达成《和解协议书》而成为普通债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桂11民终39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二审判决长沙市食品公司向佳居酒店支付装饰装修价值、停产停业损失是否正确。．．．．．．芙蓉区征收办根据法律规定和省、市征收拆迁的文件与长沙市食品公司签订了《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佳居酒店的装饰装修价值、停产停业损失、设备搬迁费用等内容未包括在该协议里。根据该协议，长沙市食品公司的所有损失，政府已经补偿。案外人欧蒂克整体家居有限公司与佳居酒店的征收拆迁情况一致，其所有损失也已通过行政诉讼得到补偿。佳居酒店通过民事诉讼方式救济其权利，应同样获得相应征收拆迁补偿，长沙市食品公司应当将其所得的相应拆迁补偿款支付给佳居酒店。长沙市食品公司申请再审称，双方已在合同中约定房屋装饰装修价值补偿需通过双方协商的方式解决，且涉案租赁房屋并非单位自管住宅，二审法院依据有关单位自管房的法律规定判决申请人向佳居酒店支付装饰装修补偿款系适用法律错误。经查，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在租赁期内，如果遇有关政策变化或甲方生产经营重大改变，甲方提前30天通知乙方，装修部分的费用根据同期政府相关拆迁文件协商解决。”该条系双方对于违约责任的约定，即当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责任。该条并未就租赁房屋因被征收造成装修、停产停业等损失的归属进行明确约定。经原审查明，长沙市食品公司因涉案租赁房屋征收所得房屋装饰装修、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金额为2907655元，其中涉案租赁房屋的装饰装修补偿金额为765466元。对于装饰装修补偿金额所涉及的具体装修项目，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对其中的某项进行了装修，故二审法院根据发生实际损失的应获得相应补偿原则和公平原则，参照《长沙市国有土地上征收直管公房和单位自管房对承租人补偿安置的规定》中关于单位自管房承租人的相应拆迁补偿损失应由产权单位补偿的法律规定，判决长沙市食品公司向佳居酒店支付装饰装修价值765466元并无不当，长沙市食品公司该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停产停业损失的问题。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系拆迁人针对被征收拆迁房屋内合法经营主体因房屋被征收拆迁而无法继续经营所受利润损失进行的补偿。长沙市食品公司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停产停业损失属于被征收人所有，而非承租人所有。且被申请人实际搬离租赁房屋的时间为2018年7月，期间一直在正常经营，被申请人佳居酒店并未产生停产停业损失。
摘要2：（续）经查，长沙市食品公司虽然系涉案租赁房屋的所有权人，但其已将房屋出租给佳居酒店。对长沙市食品公司而言，其因涉案房屋被征收拆迁所造成的经营损失主要体现为租金损失。佳居酒店公司缴纳房屋租金至2017年3月，剩余租金，长沙市食品公司已经通过另案诉讼解决，并未造成申请人产生实际的租金损失，且申请人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还因涉案房屋拆迁造成其他的停产停业损失。而针对佳居酒店而言，其作为涉案租赁房屋的实际经营者，因涉案征收拆迁行为，客观上必定会造成其产生一定停产停业损失，故佳居酒店有权获得停产停业损失。但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涉案租赁房屋的实际停产停业损失，二审法院根据申请人与芙蓉区征收办签订的《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所确定的房屋面积和评估单位标准，按照协议中确定的3个月计算停产停业损失并未导致双方利益失衡，并无不当。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4年第11期(总97期)】
【裁判摘要】根据城市规划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编制分区规划城市的规划主管行政机关，依照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授权规划许可的建筑工程，虽然缩短了相邻人住宅的原日照时间，但符合国家和当地行政主管部门技术规范规定的最低日照标准，且不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应认定其许可行为合法。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李×在人民法院查封前是否已合法占有案涉房屋。包道村村委会主张李×并未合法占有案涉房屋，其主要是认为李×并未实际入住。本院认为，东川公司已于2010年10月8日向李×出具了《准住通知》，表示交付房屋；李×又与物业公司签订了《服务协议》《装饰装修管理协议》《住宅小区管理规定》等书面协议，表示其接受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且在对案涉房屋进行管理和使用时将遵守相关管理规定。能够说明李×在2010年已经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实际控制和管理，而房屋的合法占有，应以实际控制为标准，购房人是否实际入住则不是房屋占有的必要条件。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关于“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的规定，仅要求买受人“合法占有"，并未以必须实际入住或使用为占有的唯一必须要件。李×已对签订买卖合同至提出执行异议的数年间未予实际使用作出了解释，考虑到案涉房屋具有商用性质，并非普通住宅，以及东川公司承认出租给案外人使用是其单方行为，李×并不知情。二审法院关于不能因为东川公司将案涉房屋擅自出租而否定李×的合法占有的认定，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注解１】公民个人租赁住宅楼开办个体餐馆的，是否属于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中规定的“建设项目”？——（１）公民个人租赁住宅楼开办个体餐馆未改变房屋主体结构，一般装修的，不属于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名录”规定中“建设项目”；（２）公民个人租赁住宅楼开办个体餐馆申请营业执照时，无须进行环保评估。
【注解２】受到环境污染的救济途径问题——公民之间因个体餐馆排放的噪声空气污染产生争议的，可以依照这两条的规定处理,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使其边界噪声空气达到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空气排放标准;对他人造成危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注解３】公民对其使用的房屋改变房屋主体结构的改建,则属于“建设项目”,应当取得环保评价的许可证后,方能进行改建。
摘要2：
摘要1：【要旨】擅自扩大卫生间属于室内装修中的违规行为——人民法院在审理住宅装饰装修行政案件时,对于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理解，要紧密结合案件事实加以综合、释明，避免仅对字面表述作简单判断。《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的规定，包括了未经批准而擅自将房间全部或一部分加以改动的情形，“扩大”也应当视为“改为”的表现形式之一。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从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来看，没有规定农村征地补偿中商业用房的安置补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虽然本案不是因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提起的诉讼，但停水停电措施造成的后果和此类似，故本案可参照此赔偿标准计算赔偿数额。《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二款规定，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应当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给予补偿。补偿的标准不低于被征收房屋价值的百分之五，具体标准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生产经营者认为其停产停业损失超过依照前款规定计算的补偿费的，应当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房屋被征收前三年的效益、纳税凭证、停产停业期限等相关证明材料。参照前述规定，生产经营者应当提供房屋被征收前三年的效益、纳税凭证、停产停业期限等相关证明材料证明其停产停业损失。本案中，从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看，黄××虽然主张损失额为1552200元，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案涉餐馆停水停电时间长达三年四个月，在黄××没有提供前三年的平均效益、纳税凭证等证据证明停产停业损失，亦无法证明其存在其他经常性费用开支的情况下，原审按照每年的租金支出计算赔偿额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住改非”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产权证记载为住宅用房，尽管被征收人实际用于经营，但从房屋的性质上讲仍应认定为住宅——关于住宅兼营业用房的补偿问题｜《征收评估办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对于已经登记的房屋，其性质、用途和建筑面积，一般应当以房屋权属证书和房屋登记簿的记载为准。国务院办公厅国办［２００３］４２号《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第四条规定：“对拆迁范围内产权性质为住宅，但已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经营性用房的补偿，各地可根据其经营情况、经营年限及纳税等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偿。”依照以上规定，产权证记载为住宅用房，尽管被征收人实际用于经营，但从房屋的性质上讲仍应认定为住宅。42号通知同时授权地方人民政府对此类房屋的补偿标准作出具体规定。梅河口市政府制定的本案征收补偿方案规定，不临主要街路自行改变用途的住宅房屋，工商税务手续齐全，实际用于经营的，按照住宅标准予以补偿安置；选择货币补偿，营业损失按照被征收房屋价值的10%予以一次性补偿。征收补偿方案的上述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不相冲突，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崔××的30平方米有照房屋登记为住宅，实际用于经营，129号《征收补偿决定》按照住宅予以评估补偿，并给予住宅总价值10%的营业损失补偿，符合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崔××主张应当按照经营性用房的标准予以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市、县级人民政府已经依法保障被征收人就近安置选择权且异地安置更有利于保障被征收人居住权的，法院可以支持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静安区政府将上海市奉贤区房源作为安置房源，虽然不属于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房源，但静安区政府在征收补偿程序中已经充分保障了再审申请人就近地段房屋安置选择权，因再审申请人在行政征收程序中未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静安区政府结合被征收房屋实际状况，选择市场价值明显高于被征收房屋价值、更有利于保障再审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居住权的异地房源实施安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有关“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的规定，也不违反《征补条例》第二条有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的规定，依法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属于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行政行为的一部分，不属于规范性文件；（２）被征收人如认为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侵害其合法权益，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针对征收决定及其附件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救济——关于上诉人主张对涉案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被上诉人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等事项”的规定，作出涉案《房屋征收决定》后予以公告，同时将涉案《河北区鸿顺里街零散平房片区（一）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作为附件一并予以公告，该《河北区鸿顺里街零散平房片区（一）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依法属于被上诉人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行政行为的一部分，不属于规范性文件。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四条“被征收人对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上诉人如认为《河北区鸿顺里街零散平房片区（一）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侵害其合法权益，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针对涉案河北政房征字（2018）第003号《房屋征收决定》及其所附《河北区鸿顺里街零散平房片区（一）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救济。现上诉人要求对《河北区鸿顺里街零散平房片区（一）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根据(2018)最高法行申9268号行政裁定主张应对涉案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委托执行由受托法院审查执行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云南高院是否应当对杨××提出的异议申请进行审查。具体分析如下：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2020)最高法民终44号民事裁定的具体内容为：继续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晓安公司价值人民币183200968.88元的财产。本院随后委托云南高院实施保全行为，云南高院根据本院的委托，对“别样幸福城”项目下的住宅438套、车位1447个采取了具体的续封措施。杨××作为案外人以其对别样幸福城3号地块8栋××号房产享有权利为由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诉讼争议标的以外的财产进行保全，案外人对保全裁定或者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不服，基于实体权利对被保全财产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审查处理并作出裁定。案外人、申请保全人对该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中，本院保全裁定是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对争议标的外的金钱标的进行概括保全，杨××是对云南高院实施保全裁定过程中查封相关房产的具体执行行为不服，基于实体权利而提出的执行异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云南高院应当进行审查。云南高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关于“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原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由提出异议时负责该案件执行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后，案外人对原执行法院的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参照前款规定处理。”的规定，认为杨××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原则上应由本院进行审查处理的意见属于对适用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云南高院应当对杨××所提异议理由能否成立进行审查。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委托实施保全行为并非执行过程中委托执行情形，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在保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保全提出异议，应当根据其所提异议指向的是保全裁定还是保全具体执行行为，来判断应予受理的法院及救济途径。尤其是保全裁定未载明具体保全标的物的情形下，实施了保全执行行为，对案外人所提异议在处理上应有所区别。根据各方所提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云南高院是否应对官渡区政府提出的异议申请进行审查。具体分析如下：本院在二审审理中铁公司与晓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过程中，中铁公司请求对晓安公司名下价值人民币183200968.88元的财产继续保全。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终44号民事裁定，内容为：继续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晓安公司价值183200968.88元的财产。随后本院委托云南高院实施保全行为。云南高院根据本院的委托，对“别样幸福城”项目下的住宅438套、车位1447个采取了具体的续封措施。官渡区政府作为案外人以其对“别样幸福城”部分房产享有权利为由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诉讼争议标的以外的财产进行保全，案外人对保全裁定或者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不服，基于实体权利对被保全财产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审查处理并作出裁定。案外人、申请保全人对该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因此，从保全裁定的内容看，该保全属于概括性保全，未针对某一具体明确的保全标的物。官渡区政府是对云南高院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查封房产的具体执行行为不服，基于实体权利而提出的执行异议，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云南高院应当进行审查。本案并非执行过程中委托执行情形，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中关于“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原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由提出异议时负责该案件执行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后，案外人对原执行法院的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参照前款规定处理。”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工程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建设内容为住宅区，该项目工程不属于法定必须招标工程。案涉《总承包施工合同》《总承包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其为有效合同，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涉案工程已完成分部分项质量验收，未进行竣工验收，但是涉案房屋已交付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本案只针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问题进行审查。．．．．．．该院认为，该鉴定意见虽对存在的建设工程问题及处置作出意见和建议，但D2某住宅楼的实际位置不符合规范问题，主要涉及规划部门、设计方、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各自责任，但不属于建设工程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问题。如果因位置问题产生损害赔偿，华恒公司可与相关责任方协商解决或另行主张。对于C1某、C2某、C3某住宅楼单元入口处梯梁、梯板净高不符合规范是否属于主体结构质量问题没有专业性的认定，且华恒公司未提出具体的改造措施或为改造的赔偿费用，故本案不予处理，华恒公司可待具备条件时另行主张。关于C2某住宅楼单元入口处梯梁存在人为损伤不符合安全等级问题，由于涉案建设工程已经交付，华恒公司没有举证该损害由中冶公司造成的相关证据，故不予支持该部分诉请，其可于证据充分时另行主张。至于7某、8某、9某、10某住宅楼连廊处供水管线的设置存在设计缺陷，属于设计方面的问题，应另行主张解决。以上，华恒公司诉请改建和修复不合格工程或赔偿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本院认为，第一，本案一期、二期工程已完成地基与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分部分项验收还是竣工验收，所涉工程均应当是不存在质量不合格等不符合规定情形的，参与验收的各单位才能作出通过或者同意质量验收的决定。而且，监理单位系受澳美基业公司委托，代表和维护的是澳美基业公司的利益，在无证据表明监理单位属于未获得授权或者存在故意损害澳美基业公司利益等情况下，其基于委托关系对质量验收记录予以确认，可以视为澳美基业公司对工程通过分部分项质量验收是同意的。第二，澳美基业公司认为案涉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坚持要求就案涉全部工程进行质量鉴定。对澳美基业公司为证明案涉工程质量有问题而提交的案涉工程金融街3某楼质量鉴定报告，中建二局公司认为系澳美基业公司单方委托，鉴定材料未经质证，鉴定程序没有中建二局公司和法院派人参加，不能采信。而且其认为从报告内容看，恰恰说明“主体结构构件布置、混凝土强度等级、构件配筋、构件柱截面尺寸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所提及相关问题不能证明工程质量存在问题。同时，中建二局公司承认工程存在应当整改维修的质量通病问题，并承诺履行整改保修义务。可见，双方对已完工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争议较大，相比较而言，中建二局公司的观点和做法更有说服力，一审法院认定澳美基业公司申请质量鉴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澳美基业公司提出工程质量整改费用7000万元的反诉请求的理由是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因其无法证明其主张，故该项反诉请求无法获得支持。另外，一审法院暂扣鉴定造价数额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以保证工程竣工验收及保修期限内相关质量修复，是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兼顾双方利益的做法。如后期在整改保修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合理修复费用超出一审法院暂扣数额的，澳美基业公司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959号
【摘要１】案涉施工合同的效力问题｜澳美基业公司与中建二局公司围绕案涉一期、二期工程分别签订了多份施工合同。其中一期工程的首份施工合同签订于2010年9月30日，早于工程项目招投标程序，存在事先磋商、先定后招的行为，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无效。
【摘要２】原审法院未准许进行工程质量鉴定是否不当｜据原审查明，案涉一期、二期工程已完成地基与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对于一期商业部分验收记录由施工单位、勘查单位、监理单位三方签章，且质量验收记录已经监理单位确认。对于二期住宅部分，验收记录由施工单位、勘查单位、监理单位及设计单位四方签章，且已部分入住。监理单位系发包方澳美基业公司委托，代表和维护的是澳美基业公司的利益，其确认上述验收项目对澳美基业公司具有约束力。澳美基业公司提交的证据2系其单方委托制作，证据3、4无其他证据佐证，上述证据均不足于推翻原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原审认定澳美基业公司提出的工程质量问题应界定在整改维修范畴，并暂扣工程价款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中建二局公司亦对案涉工程已承诺履行整改保修义务。在此情况下，澳美基业公司对一期工程申请质量鉴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建筑法》并未要求从事室内装修装饰施工必须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请求发包人承担违法发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并未要求从事室内装修装饰施工必须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建设部《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标准》虽然规定了核定从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活动企业资质等级的依据，但并未明确规定未取得资质企业及个人不得从事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现行法律法规亦未明确规定个人承包住宅室内装修装饰工程施工需要资质，且本案仅为室内墙面的打砂纸作业，故杨××主张开通酒店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