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泉民初字第4910号
摘要1：【案号】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泉民初字第4910号
【裁判摘要】《售房合同》系名为房屋买卖合同实为民间借贷合同，被告在合同期限内电话联系原告主动要求向原告方偿还本息，但因原告不认可借贷关系，致使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合同履行不能，应视为借贷合同的中止履行，原告要求被告偿还民间借贷合同中止期间的利息，不予支持。
摘要2：
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认定及纠纷处理
摘要1：【要旨】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原告向二被告投入本金20万元，不论盈亏均向二被告收取20%的固定利息，因此，应当认定双方为民间借贷关系，二被告应当在借款到期后向原告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
摘要2：
浙江宁波中院判决朱晓燕诉王建民等民间借贷纠纷案
摘要1：浙江宁波中院判决朱晓燕诉王建民等民间借贷纠纷案——借据未收回债务是否履行的证明
【案号】（2011）甬镇商初字第390号；（2012）浙甬商终字第457号
【裁判要旨】借款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借据未收回情况下，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据所记载的内容，否则仅凭转账凭条，一般不能轻易否定借据的证明力。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价值选择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
【来源：《商事审判指导》2014年第2辑（总第38辑）】
【裁判要旨】当事人确认债权行为导致诉讼时效重新起算——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人只是丧失了胜诉权，即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但并未丧失其实体民事权利，也没有丧失程序上的诉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债权人的债权仍然存在，只是变成了自然之债。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原债务进行重新确认，是就原债务的履行达成了一个新协议，产生了一个新的合同关系，依据《民法通则》第90条的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因此，当事人双方达成的继续履行原债务的新协议应受法律保护。
摘要2：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6民终237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6民终237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系基于民间借贷关系取得对被执行人的债权，而并非基于对被执行人在公司享有1510万元出资额的工商登记公示产生的信赖，进而与被执行人进行了与合伙企业出资额有关的交易，不涉及保护交易安全的问题。
摘要2：无
法院案例精选：合同纠纷典型案例8则｜天同码
摘要1：【规则摘要】
1.循环贸易不构成闭合模式，应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如循环贸易关系不构成闭合模式，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当事人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
2.约定一方可单方终止合同，并当然赋予任意解除权——房屋长租合同约定一方可单方终止合同，应认定系对合同履行中违约责任约定，并非赋予双方任意解除合同权利。
3.项目负责人指示将已付货款转付他人，非表见代理——材料供应商依施工方项目部负责人指示将已付货款转付他人，虽具有权利外观，但不构成合理信赖，非表见代理。
4.政府工程财政经费审定表，不能作为工程结算依据——政府财政部门出具的工程相关经费审定表系对政府工程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合同效力及履行。
5.出借账户当事人，对被害人损失，应相应过错赔偿——违反金融法规规定，出借银行账户当事人，对刑事诈骗案件中被害人损失，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当的赔偿责任。
6.银行依银商转账协议约定指令履行职责，非为违约——银商转账业务中提供平台服务的银行，依银商转账协议约定完成指令，即为履行了约定职责，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7.期货交易无效，交易平台应依过错赔偿交易者损失——未经批准的期货交易被认定无效，交易平台及承担部分交易账户管理责任的会员单位应相应过错赔偿交易者损失。
8.进出口代理公司报关编码错误，应赔偿委托人损失——进出口代理公司未尽注意义务，致委托人损失的，应赔偿。受损一方未采取适当措施的，应就扩大损失自担责任。
摘要2：无
天津滨海投资集团商贸有限公司等诉中铁物贸（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39号
【提示】循环贸易不构成闭合模式，应认定为买卖合同关系——如循环贸易关系不构成闭合模式，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当事人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 。
【实务要点】如循环贸易关系不构成闭合模式，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当事人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
【裁判摘要1】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高金公司贷款对象主体众多，除了本案债务人德享公司以外，高金公司于2009年至2011年间分别向新纪元公司、金华公司、荟铭公司、鼎锋公司和顺天海川公司等出借资金，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以及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高金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不含专项审批）、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高金公司所从事的经常性放贷业务，已经超出其经营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出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金融业务活动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故依照上述规定也应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高金公司上诉主张《借款合同》有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2】鉴于高金公司与德享公司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有别于向金融机构借款，本院酌定将已经履行部分的利率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中长期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的两倍，未履行部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32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32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根据上述规定，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前两款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和无独立请求权两类第三人才能作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
摘要2：【争议焦点】第三人撤销之诉中要求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作何理解？
【裁判要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要求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非“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作为与债务人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普通债权人，其在债权能否实现方面与原案（债务人与他人股权转让纠纷案）存在一定事实上的关系，但这种事实上的联系不同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属于原案即股权转让纠纷案的第三人，故其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大民一终字第1409号
摘要1：【案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大民一终字第140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被上诉人依据银行出具的转账凭证向上诉人提起借贷诉讼，按照上述最高院的规定，被上诉人已经完成借贷关系成立的初步举证责任，上诉人否定双方之间该笔转账行为是借贷关系，为此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诉人称案涉转账款项是被上诉人向其支付的居间费用，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居间关系并存在居间费用的约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给付其居间费用的目的是其为被上诉人做了项目推广，但其亦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上诉人就案涉款项为居间费用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汇款给上诉人并主张为借款，上诉人予以反驳但未能推翻被上诉人的主张，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偿还案涉款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54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543号
【裁判摘要】双方签订三份《株洲市商品房（预）销售合同》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将案涉房产转让，转让案涉房产并非双方的真正意思表示，而是为了促使履行债务，实为对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担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因此，本案应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
摘要2：
周××１、周××２诉王××委托合同纠纷案
摘要1：【裁判摘要】
一、在借贷关系中，出借人为防止借款无法按期收回而要求借款人提供不动产作为债权担保的，双方应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物登记。出借人回避抵押担保制度，选择指定第三人与借款人签订委托合同并由该第三人取得出售借款人的不动产等重大权利的，此时委托合同虽意在实现抵押担保功能，但其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仍应受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则之制约。
二、在委托合同项下，受托人负有遵照委托人指示，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在授权范围内依法善意处理委托事务之法定义务。受托人无视委托人的真实意愿与切身利益，转而根据出借人指令恶意处分委托人财产，即使该处分行为对交易相对方发生效力，受托人仍应就其严重侵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摘要2：【解读】受托人无视委托人利益恶意处分委托人财产的，即使该处分行为发生效力，仍应就其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63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639号
【裁判摘要】孙某提供了2007年7月10日至2007年11月23日期间的银行汇款凭证以及证人证言，证实其将780万元分12次打入路某某的两个个人账户。路某某对收到孙某780万元汇款的事实没有异议，且在一、二审庭审中认可双方之间无其他经济业务往来，故孙剑已完成对基础事实的举证责任。路某某主张其合法占有该780万元不需要返还，应就合法占有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以推翻孙某的举证。因路某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占有孙某所汇款项的合法依据，一、二审法院判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借款人未清偿到期借款，出借人诉至法院要求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借款人对借款事实予以否认，出借人只能证明二者之间存有转账关系，而无法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的，转出方可以变更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要求相对人归还款项，收款方对非基于借贷关系合法收受款项的原因负有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3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332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是：林某某是否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林某返还案涉款项。本案中，因双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所争议的案涉款项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我国现行法律基本确认了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即主张权利的人应就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对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因此通说认为，不当得利的基本要件有四：一方获得利益，一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获得利益及利益受损均无法律上的原因。现林某某主张其享有不当得利请求权，应当对本案是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负举证责任。虽然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无法律上的原因往往是一种消极事实，举证较为困难。但结合本案事实，林某某自始至终以及新提交的（2013）思民初字第172号民事判决，都在证明其给付行为系民间借贷关系，且林某某的给付对象和给付金额非常明确，说明林某某完全是基于其真实意思控制财产的变动。二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存在给付意思欠缺或意思错误的情形，不构成不当得利正确。至于已生效的（2012）宁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的既判力问题，虽然该判决因林某某主张债权依据不足，其诉请被驳回，但依据该判决结果并不必然推定出林家德的给付行为欠缺意思表示。只是基于现有证据，林某某的给付原因无法认定，在给付原因未查明之前，不能有责推定，直接视为无法律上的原因。故林某某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因缺少足够证据再以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林华返还款项，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足。至于林某某和林华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与否，本院对此不予审查。
摘要2：
当事人拒绝明确法律关系的后果认定
摘要1：【摘要】在本案中，张某虽拒绝明确其和李某之间的法律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张某的诉讼请求不明确，故不宜直接驳回张某起诉。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应按照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审理。
摘要2：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01民终3591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闽01民终3591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1日，薛某某向原告出具一份收款收据（第二联，复写联），载明向原告借款20万元。2017年2月4日，原告向薛某某汇款15万元。同日，薛某某向原告出具一份收款收据（第二联，复写联），载明向原告借款15万元。
【裁判摘要】上诉人对两份收款收据中薛某某的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业经原审笔迹鉴定，鉴定结果为复写件中“薛某某”三个字确实为薛某某本人亲笔签名，原审认定两份收款收据明确载明向原告借款，薛某某与原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本院亦持相同观点。
摘要2：【解读】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复写件应与原件具有相等效力。当事人如对复写件中笔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复写件通常可以作为适格的检材进行鉴定（复印件原则上不可以作为适格的鉴定材料）。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海民初字第1504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海民初字第1504号
【裁判摘要】原告主张被告陈某借取原告的民生银行信用卡刷卡借钱99300元并产生利息1397.65元，有原告陈述及银行卡交易明细予以证明。原告提交的微信记录中，与原告微信对话一方的照片为被告陈某的头像，微信内容显示原告的民生银行信用卡由被告陈容持有，且微信聊天信息显示被告陈某有使用该信用卡向原告借钱，与原告陈述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原告的主张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被告陈某通过借用信用卡透支消费的方式向原告借款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双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被告陈某应按约在银行规定借款期限内及时偿还该借款99300元。被告陈谬未按约及时归还，因此产生利息1397.65元，被告陈某应予承担。至于原告还主张因原告无偿还能力只能分期偿还而产生增加费用3395.35元，此部分费用系因原告自身原因造成的扩大损失，并不是必然产生的损失，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
简答｜向他人借用信用卡透支消费方式能否认定为民间借贷？
摘要1：解答：向他人借用信用卡透支消费方式向他人借钱，双方形成民间借贷关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裁判要旨】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条款调整的是公司内部管理事项，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该条款对外提供担保将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并非规制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虽然不能仅依上述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但也不因此而意味着该合同确定有效，其是否有效还须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梁某某不是寿光广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其在并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显系无权代理，这一点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刑二终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中已有充分体现。因此，在王某某与寿光广潍公司之间能否有效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取决于梁某某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亦即取决于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是否“有理由相信”梁廷国有代理权。在本案中，梁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开始于2010年，王某某多次向梁某某提供借款，金额共计高达1200万元。虽然双方对于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况有不同主张，但可确认至2012年6月19日双方签订案涉《借款协议》之前，梁某某至少已向王龙江支付利息377.50万元，且仍欠利息90万元。案涉《借款协议》就是在梁某某尚欠借款本金1200万元且不能支付利息的情况下签订的。毫无疑问，此时王某某明知其巨额债权面临巨大风险，而无论是谁为梁某某提供担保亦将同样面临巨大风险。梁某某系寿光广潍公司聘用的经理，虽然其掌握公司公章，但在其个人巨额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的情况下，未通过任何方式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等进行沟通，
摘要2：（续）即在《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不能清偿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显然超越了其作为经理的职权范围。换言之，从一般社会常识判断，任何公司通常都不会在不问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还款资金来源等条件，亦即对主债权债务的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轻易授权其聘用的经理对外提供担保。何况像本案这样，金额巨大的主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且主债务人恰恰就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就更难轻易相信公司会同意该经理以授权代理人的身份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因此，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应当知道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王某某提出的“梁某某有权决定使用公章，不存在所谓无权代理的问题”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换言之，王某某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寿光广潍公司与王某某之间并未成立有效的担保合同关系，寿光广潍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该款规定解决的是在特定情形下认定保证合同成立的问题，并未规定在该情形下保证合同已生效，且其适用以保证人签字或盖章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为前提。二审判决援引该款规定判令寿光广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２】《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梁某某作为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经理，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上加盖了该分公司的公章。现潍坊广潍公司对其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不认可，债权人王龙江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得到了潍坊广潍公司的授权，故应认定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在此情形，王某某如主张潍坊广潍公司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则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举证证明潍坊广潍公司存在过错，但王龙江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潍坊广潍公司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皖民四终字第00503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皖民四终字第00503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本解释所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统称为出卖人）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原审中，双方提交的六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均是围绕《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进行约定，并没有相关借贷内容的表述；尹某某委托北京阳光精益信息咨询中心支付徽州文旅公司的11564840元的《支付业务回单（付款）》上，载明的银行附言和用途为“其他购房款”；尹某某提供的徽州文旅公司出具的NO5424943《收据》上的记载虽已模糊不清，但徽州文旅公司质证并无异议，且没有举证该《收据》留存联中有其他收款用途的记载。根据上述证据，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建立的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2012年8月16日双方签订的《房屋回购协议书》，是就出卖人徽州文旅公司收回买受人尹某某所购房产一事进行协商约定，其中约定了回购时间和未能回购的结果。根据该回购协议约定内容，徽州文旅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可对涉案六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回购方式行使解除权，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解除权是否行使可由徽州文旅公司进行选择。徽州文旅公司在回购期限届满后没有回购，即未选择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依约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出卖人的义务，即在2012年11月15日前为买受人办理房屋产权所有权证。一、二审中，徽州文旅公司均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尹彦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借贷作抵押担保，故徽州文旅公司上诉认为双方在短时间内就购房、降价、回购、补偿进行约定，不符合正常的房屋交易习惯，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本案双方应属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0号
摘要1：——债权人明知夫妻一方的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0号
【裁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夫妻一方作为借款中间人向债权人出具借条，借款金额远超日常生活所需，借款款项实际由债权人转入与夫妻双方无关的第三方账户并由第三方支配使用，债权人知晓夫妻一方借款中间人的身份以及款项流转情况，应当认定其明知借款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也并非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该借款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摘要】就《借据》所载"本借据正式失效日为款项汇入之日"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诉争《借据》明确约定了案涉民间借贷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借款金额、收款账户、借期等内容，系构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重要凭据。《借据》中对应语句若按"失效日"理解，则会推导出借款汇入指定收款人账户后，《借据》即失去效力的结论，那么本案《借据》将全无签订之必要，这一理解显然违背民间借贷的生活常识。故原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对借款原委的陈述、民间借贷交易习惯，认定案涉《借据》中"本借据正式失效日为款项汇入之日"中的"失效日"应为"生效日"，更贴合本案民间借贷实际发生的真实情况，符合情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林某关于《借据》中关于款项汇入日为借据失效日的诉讼理由，不符合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借据》中“本借据正式生效日为款项汇入之日”中的“失效日”应为“生效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1民终11610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1民终11610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是否应认定为借款合同关系。尚颖公司确实已在应缴注册资本金之外向富川公司汇款12,715,700元，富川公司也陆续还款。虽然本案没有书面的借款合同，但尚颖公司提供了会计师事务所发出的《企业询证函》，其中载明富川公司对尚颖公司有4,790,000元暂借款。以上事实初步证明了双方之间有借款关系存在。富川公司认为尚颖公司所汇的款项是股东按照章程应在注册资本之外投资的款项，但富川公司提供的公司章程并没有规定股东有增加投资的义务，富川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各股东达成协议对公司增加投资，或事实上所有股东均按比例增加投资。富川公司还提出系争款项应计入资本公积金，股东可以按出资比例向公司主张所有者权益，但不得抽回，也不得转变为公司的债务计算利息变相抽逃，然而富川公司也陈述其获得银行抵押贷款后就开始陆续返还股东的投资款，而没有采取召开股东会确定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分红的方式，富川公司也未证明其向股东返还款项的金额是按出资比例计算。富川公司的陈述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并未排除股东出借款项给公司的情形。尚颖公司的陈述更符合本案事实，其证据具有优势，而富川公司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尚颖公司主张的借贷关系，尚颖公司主动减少诉请的借款金额系其处分自身民事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未加重富川公司负担，故一审法院支持尚颖公司的主张并无不当。
摘要2：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2民终10503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2民终10503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王某某与力澄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王某某已按约向力澄公司履行了出借借款100万元的合同义务，力澄公司仅归还本金35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归还剩余本金65万元及相应利息的法律责任。相应利息应按实际欠付的本金金额分段计算。郭某某、曲某某作为力澄公司的股东，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后，未足额缴纳出资，属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在各自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力澄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院审理中，郭某某提供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以证明其作为力澄公司股东的出资认缴期限并未届满。对此本院认为，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虽依法享有期限利益，然债权人亦享有期待权利。涉案借款发生于2015年12月，借款到期日为2016年12月，此时工商载明的力澄公司股东的出资认缴期限为2018年12月31日，也就是说，在力澄公司未按时还款的情况下，王某某可以期待2018年12月力澄公司股东出资认缴期限届满时以股东出资获得还款。且不论目前郭某某并无证据证明其以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或其他合法合规的方式办理了认缴期限变更的手续，即使其确实办理了变更，因该变更系在力澄公司债务产生后，未经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所进行，实质损害了债权人的期待利益，故作为力澄公司的股东亦不能据此免责。
摘要2：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5）澄商初字第00446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民终字第01094号
摘要1：——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股权让与担保行为的认定
【裁判要旨】在双方当事人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债务人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债务人将其所持公司股份转让给债权人，股权转让款由债权直接转化，且债权人仪按照原债权数额收取固定分红而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事后又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应认定为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让与担保的行为。让与担保作为法律未规定的非典型担保行为的一种，应结合当事人的本意、立法目的等，综合认定该行为的效力。
【案件索引】一审：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5）澄商初字第00446号（2015年10月13日）；二审：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民终字第01094号（2016年4月5日）
摘要2：【要旨】股权让与当行为的实质是通过让与股权所有权的方式担保债务的履行，而非一般的股权转让行为。双方约定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作为债务的担保，系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种担保方式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解读１】（１）双方一致认可原存在２５０万元的借贷关系未归还借款；（２）结合“陈某某将其在弘润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顾某某后，顾某某不参与弘润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并且享受每年不低于15％的保底分红”的内容，则说明顾某某为了保证自己的债权得以实现，要求债务人陈某某将股权转让给自己。该行为实质是通过让与股权所有权的方式担保债务的履行，而非一般的股权转让行为。双方约定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作为债务的担保，系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该种担保方式应认定为合法有效。（３）担保仅是为了保证主债务的履行，在双方当事人存在原借款合同关系的情况下，陈某某应首先履行归还借款的义务，而非强制顾宝良接受弘润公司的股权。退一步讲，即使陈某某无法清偿到期借款，也不能直接以其持有的弘润公司的股权直接变更登记给顾某某以用于抵偿结欠顾某某的债务，系因此行为符合流质契约的性质，应认定无效。（４）综上，《股权转让协议书》无解除的必要性，但陈某某应向顾某某偿还借款250万元及利息。
【解读２】在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而享有保底分红，应理解为股权让与担保。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1民终6521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1民终6521号
【裁判摘要】
（１）本案的争议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涉案房屋是否存在借名购房协议，还是仅为购房款的借贷关系。针对于此，双方虽均未能提供购房款的直接支付凭证，但被上诉人通过提供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原始购房发票、部分缴费凭证、出租合同及录音等证据，已经证明了涉案房屋系由其出资并实际控制使用、出租收益的事实，且在涉案房屋取得产证八年的时间内上诉人均未提出任何异议；而上诉人对其与被上诉人为购房款借贷关系的主张却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对于涉案房屋实际由被上诉人占有使用的事实也无法合理说明或进行反驳，故一审按照举证责任规则采信被上诉人关于双方之间就涉案房屋实为规避动迁房上市交易政策而借名购房的主张，更具有合理性，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现涉案房屋过户已无障碍，上诉人理应按照诚信原则，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被上诉人名下。
（２）但是，涉案房屋的物权登记不存在错误，涉案房屋为动迁安置房，上诉人系作为安置对象而取得涉案房屋，登记机关据此将涉案房屋产权证上权利人登记为上诉人，并不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其实是安置资格的买卖，只是因政策限制，被上诉人无法立时成为涉案房屋的登记产权人，故涉案房屋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确为双方当事人当初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本案并非所有权确认纠纷，而是被上诉人依据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借名购房协议提起的债权给付之诉，一审确定的案由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借名购房协议仅发生债权效力，该协议并非涉案房屋物权变动的原因，不足以否认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推定效力。故一审直接确认涉案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于法无据，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判令上诉人协助被上诉人办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至被上诉人名下的过户手续，则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28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281号
【裁判摘要】依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梅某某于2016年1月10日向康华公司出具一份《收条》，同意康华公司将点头茶叶市场约10000平方米，折价为5000万元，中山商场5号楼22间店面折价为1500万元，两处资产合计6500万元用于抵偿康华公司欠其的借款5650万元和利息850万元。梅某某出具《收条》时，康华公司已实际将中山商城5号楼22间店面交付并过户至梅某某名下，因此双方就该部分房产达成的以物抵债涉及的债务已经清偿。但对于尚未登记至梅某某名下的点头茶叶市场10000平方米的场地，由于梅某某并未实际取得该部分房产，涉及该部分的债务并未清偿，原债务并未消灭。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梅某某仍可就其与康华公司之间原存在的民间借贷关系向其主张权利，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111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4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45号
【裁判摘要】因出卖人（开发商）未按照约定期限交付房屋致使《商品房预售合同》解除，《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亦被解除，应由出卖人将收取的购房贷款本息返还担保权人（贷款银行）和买受人，而买受人不负有返还义务——《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取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本案中，因越州公司未按照约定期限交付房屋，致使案涉《商品房预售合同》解除，《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亦被解除。根据前述规定，应由出卖人越州公司将收取的购房贷款本金及利息返还建行青海分行，王某某等三人不负有返还义务。第二，关于案涉《借款合同》中相关格式条款的适用问题。案涉《借款合同》第十九条载明：“贷款人与借款人的借贷关系解除的，借款人应当立即返还其所欠贷款的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或委托售房人直接将上述款项归还贷款人。”该条款系建行青海分行为重复使用而提前拟定的格式条款。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解除后，出卖人将收取的购房贷款的本金及利息直接返还给贷款人而非购房人（借款人）的情况下，建行青海分行拟定该条内容，意味着要求王某某等三人在既未取得所购房屋亦未实际占有购房贷款的情况下归还贷款，明显不合理地加重了王忠诚等三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之规定，该条款对王某某等三人不具有拘束力。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579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579号
【裁判摘要】在保理业务中，债权人与银行之间的实际是资金借贷关系，债权人转让的应收账款实际是担保借款的实现——在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中，卖方将对买方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银行，保理银行向卖方发放保理融资款。当保理银行向买方请求给付应收账款受阻时，卖方负有偿还保理融资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责任。故卖方对于保理融资款负有最终偿还责任，其与保理银行实际上形成资金借贷关系。卖方将对买方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银行，实际上是用以清偿保理融资款本息，当买方拒绝付款而卖方又未依约履行回购义务并足额清偿保理融资款本息时，保理银行依约仍保留对买方主张应收账款债权的权利，此时保理银行受让应收账款实际上起到担保作用。故有追索权保理中的应收账款转让实质上系债权让与担保。因此，在有追索权保理所涉法律关系中，保理银行与卖方的金融借贷系主法律关系，保理银行与卖方、买方之间形成的债权转让关系系从法律关系，并起到让与担保的作用。故卖方对保理融资款本息负有首要偿还责任，买方在应收账款金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796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19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190号
【裁判要旨】双方存在特殊身份关系时不得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１７条规定分配举证证明责任——双方存在特殊身份关系时，一方依据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借贷关系，而对方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并主张转款系基于双方特殊个人关系产生的其他法律关系，该情形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７条规定的“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情形不符，法院不能适用该条司法解释分配举证证明责任。而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第１款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由主张借款关系的一方对其与对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以及其实际给付借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6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60号
【裁判摘要】股东收取公司转款的行为虽不构成人格混同，但亦应在其所收款项及利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１）人民政府制定和发布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属于对原相关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实的，不属于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其主张上述相关政府政策调整构成不可抗力进而主张免责的依据不足，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否认公司法人格，须具备股东实施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以及该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法定要件。认定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判断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公司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是否存在其他混同情形等。公司向股东的单笔转账行为尚不足以证明公司和股东构成人格混同。债权人亦未能举证证明公司的该笔转账行为严重损害了其作为债权人的利益，故人民法院不得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径行判令股东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同时，作为公司股东在未能证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或者借贷关系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接收公司的转账，虽然不足以否定公司的独立人格，但该行为在客观上转移并减少了公司资产，降低了公司的偿债能力，该股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并参照《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关于股东抽逃出资情况下的责任形态的规定，股东应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注解】公司股东接受公司转账但不能提供合法依据应对债权人承担相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