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4-13 09:3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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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海棠湾案
摘要1：最高法公布十大创新性知识产权案例之八：李某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三亚市海棠湾管理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知行字第41号行政裁定书）
【裁判摘要】根据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属于该条款规定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要考虑其是否属于欺骗手段以外的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以其他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商标法第四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或者其提供的服务，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从该条规定的精神来看，民事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应该有使用的真实意图，以满足自己的商标使用需求为目的，其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应具有合理性或正当性。根据商标评审委员会及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李××申请注册争议商标之前，“海棠湾”标志经过海南省相关政府机构的宣传推广，已经成为公众知晓的三亚市旅游度假区的地名和政府规划的大型综合开发项目的名称，其含义和指向明确；李××自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是在看到报纸报道香港著名企业家将参与开发海棠湾的消息后，认为该标志会非常知名、作为商标会具有较高的价值，因而才将它申请注册为商标的；李××作为个人，不仅在第36类的不动产出租、不动产管理、住所（公寓）等服务上注册了本案的争议商标，还在其他商品或服务类别上申请注册了“海棠湾”商标。此外，李××在多个类别的商品或服务上还注册了“香水湾”、“椰林湾”等30余件商标，其中不少与公众知晓的海南岛的地名、景点名称有关。李××利用政府部门宣传推广海棠湾休闲度假区及其开发项目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抢先申请注册多个“海棠湾”商标的行为，以及没有合理理由大量注册囤积其他商标的行为，并无真实使用意图，不具备注册商标应有的正当性，属于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情形。商标评审委员会及二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的事实，认定争议商标注册属于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裁判撤销该争议商标，相关事实的认定及法律适用并无不当。
摘要2：李某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再审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3)知行字第41号
【解读】从商标法第４条的规定精神看，民事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应该有使用的真实意图，以满足自己的商标使用需求为目的，其申请注册商标行为应具有合理性或正当性。利用政府部门宣传推广及开发项目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抢先申请注册项目所涉地名商标，没有合理理由大量注册囤积其他商标的行为，并无真实使用意图，不具备注册商标应有的正当性，属于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情形。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京行终1605号
【裁判摘要】“绿色、冷灰色、暖灰色组合商标案”——2013年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二)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三)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一般而言，如果注册商标标志本身缺乏显著特征，则应当结合相关证据判断该标志是否属于通过实际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情形。诉争商标是由“绿色、冷灰色、暖灰色”组合而成的颜色组合商标，核定使用在第12类洒水车、卡车、起重车等商品上，属于该类商品的常见外观颜色，缺乏商标固有的显著特征。缺乏固有显著性的标志，如已通过使用在特定商品或服务上达到了必要的知名程度，足以使相关公众将使用在该商品或服务上的这一标志与使用者之间建立起了唯一对应关系，则可以认定该标志在这一商品或服务上具有商标所要求的识别特性，具备应有的显著性，可以维持该商标的注册。……综上，诉争商标核定使用在上述各种车辆上可以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获得了显著性。因此，诉争商标的注册未违反2013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原审判决和被诉裁定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是对该商标注册申请是否侵害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和他人在先权益的审查，在符合商标法规定的注册条件的情况下，商标的注册是对商标申请人就其商标标志在指定使用商品上提出的权利主张的确认。因此，商标注册审查机关对商标申请的审查，应以商标申请文件为准，不能超出商标申请人申请的范围准许其申请商标注册。
摘要2：【摘要】对于颜色组合商标，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条例未要求在商标注册的申请文件中对颜色使用位置、颜色比例、排列组合方式进行特别规定——于2014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申请商标注册，应当按照公布的商品和服务分类表填报。每一件商标注册申请应当向商标局提交《商标注册申请书》1份、商标图样1份；以颜色组合或者着色图样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提交着色图样，并提交黑白稿1份；不指定颜色的，应当提交黑白图样。”根据规定，未要求在商标注册的申请文件中对颜色使用位置、颜色比例、排列组合方式进行特别规定。2013年商标法第八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从法律规定的文义解释，可知2013年商标法并未将各种颜色使用位置、比例等要素作为颜色组合商标的构成要素。本案中，中联重科公司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时明确了商标标志为颜色组合商标，提交了彩色商标图样以及商标说明，在相关公众已经能够将诉争商标与中联重科公司联系对应的情况下，因其已具有显著性而应当予以维持注册。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行终字1459号
【裁判摘要１】注册商标申请人营业执照被吊销不影响注册商标申请核准注册——商标法第四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该规定作为宣示性规定，其立法本意在于规范商标申请的目的，即申请商标应当出于生产、经营所需，而非囤积商标资源，造成商标资源的浪费。本案中，争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日为2000年2月23日，核准注册日为2009年3月16日。株式会社百利达主张争议商标的原始注册人科恒佳公司于2007年9月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具备生产经营和申请注册商标的主体资格。本院认为，2000年2月23日，科恒佳公司未被吊销营业执照，具备完全的经营主体资格，申请注册争议商标并无不当。即使科恒佳公司于2007年9月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是其尚未注销，仍然是民事权利主体，而且也具有恢复营业执照并继续从事生产经营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商标行政机关于2009年3月16日核准争议商标的注册，并无不当。而且，争议商标获准注册之后又被转让至宏亿邦公司的名下，宏亿邦公司完全具有使用争议商标的现实可能性，在此情况下，如果依据商标法第四条的规定撤销争议商标，则完全违背了该条规定的立法精神。另外，我国实行商标注册制，只要民事权利主体因生产经营需要使用注册商标的，都可以向商标行政机关申请注册商标，不以实际使用有关商标为前提。因此，科恒佳公司和宏亿邦公司是否实际使用争议商标，不影响争议商标的注册，一审法院关于宏亿邦公司实际使用争议商标的事实认定，无论正确与否，都不影响争议商标可以获准注册的结论。
摘要2：【裁判摘要２】从法律规定的文义和立法精神来看，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关于禁止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规定是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的法律规定，如果商标注册人在商标申请注册过程中，采用了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冲击了我国的商标注册和管理秩序，其注册商标就应当予以撤销。本案中，无证据表明科恒佳公司在申请注册争议商标的过程中采用了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争议商标的转让发生于争议商标被核准注册后，株式会社百利达主张科恒佳公司与宏亿邦公司在办理争议商标转让过程中采用了欺骗手段的事实不属于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关于禁止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规定的调整范围。争议商标的转让是否合法，应当通过其他程序解决，不应当通过商标注册程序解决。
- 日期： 04-13 16:2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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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院士林案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2)高行终字第1306号
【裁判摘要】商标注册申请人注销则无主体资格取得注册商标专有权——《商标法》第四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品商标注册。商标专用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应由法律规定的民事主体来行使。本案中，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人镇江士林公司早在2010年10月19日已被注销，其民事主体资格已经丧失，且其在被注销前没有申请将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权转移。在此情形之下，商标评审委员会在2011年8月29日作出第19369号裁定，核准被异议商标注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问题提示】合伙人转让财产份额时未对合伙人共同决定申请的商标予以处分，该商标申请权的归属 如何确定？
【要点提示】
本案系争商标由合伙人共同决定以合伙资产申请，其商标申请权应属于全体合伙人共有。
合伙人在转让自己的全部财产份额时，出让人理应对自己财产份额所包括的范围尽到必要的注意义 务。除有特别约定外，在得到受让人支付的对价后，出让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转让给了受 让人，其在合伙企业中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包括有形财产权和无形财产权。本案中，合伙人转让其财产 份额，其作为合伙人所享有的商标申请人资格也应随之转让。
【案例索引】一审：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筑民三初字第52号（2006年2月20日）；二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黔高民二终字第39号（2006年8月8日）
【裁判摘要１】商标申请权具备民事权利的基本特征——关于注册商标申请权的性质，本院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商标实施条例》）对商标申请权没有明确规定，但从商标申请权的本质看，其具备民事权利的基本特征：首先，它是民事主体在生产、经营或者服务等民事活动中对其产品或者服务是否使用商标以及同其他民事主体的产品或者服务相区别的自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四条第二款关于“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提供的服务项目，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服务商标注册”的规定，我国对注册商标实行自愿申请、被动授权原则，即申请人可以自由选择其是否向国家商标局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是否需要取得注册商标权。同时也意味着只有基于申请，申请人才能获得商标。其次，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利益，即不仅可以满足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某种需求，而且还预示可以使民事主体获得某种无形财产和财产收益。因此，作为一种具有财产性质的权利，它可以在平等主体之间根据当事人的约定进行转让。再次，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第（一）款“未经商标注册权人的许可，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以及二十九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的，初步审定并公告申请在先的商标；同一天申请的，初步审定并公告使用在先的
摘要2：（续）商标，驳回其他人的申请，不予公告”的规定，申请人通过在先申请，不仅可以获得其所申请的商标，而且可以限制他人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标上获得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因此，即使是正在申请中的商标，也享有一定的法定权益，申请人的申请权应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
【裁判摘要２】根据国家商标局公告的 “龙大哥”商标的服务项目，该商标实质为服务商标。本案中，全体合伙人经合意授权黄××代表其向国家商标局申请 “龙大哥”注册商标，并同意黄××从合伙资金中拿出2，200元交纳商标注册申请费，且国家商标局也正式受理了该注册申请，故该商标申请权应属于全体合伙人所共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同意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以及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的规定，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体中持有的股份对合伙体进行经营管理、承担亏损、享有利益。因此，合伙人在出让自己的股份时，出让人理应对自己股份所包括的范围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除有特别约定外，在得到受让人支付的对价后，出让人在合伙体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就转让给了受让人，其在合伙体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包括有形财产权和无形财产权。本案中，黄长青、陈英、李利等七个合伙人将自己在龙大哥饭庄中持有的股份有偿转让给李永祥时，并没有进行特别约定。因此，其转让的应是其对龙大哥饭庄享有的全部权利，当然应包括其享有的“龙大哥”的注册商标申请权。因黄××、陈×、李×已不再与李××共有“龙大哥”商标的注册申请权，故一审认定“龙大哥”注册商标属于黄××、陈×、李×、李××四人共有不当，应予纠正。李××关于其在购买了黄长青等七人在合伙体中的股份后，龙××已由其独资经营，“龙大哥”注册商标申请权已由其独自享有的诉请有理，应予支持。
【注解】除另有约定外，合伙人转让其财产份额，其作为合伙人所享有的商标申请人资格也应随之转让。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7年第4期（总第246期）】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640号
【裁判摘要】在商标权共有的情况下，商标权的许可使用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由共有人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共有人不得阻止其他共有人以普通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
摘要2：【摘要１】商标许可合同是否备案并不影响商标许可行为的效力，只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摘要２】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共有人无正当理由不得阻碍其他共有人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使用——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五条规定，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共同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同一商标，共同享有和行使该商标专用权。除此之外，商标法对于商标权共有人权利行使的一般规则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本院认为，商标权作为一种私权，在商标权共有的情况下，其权利行使的规则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由共有人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共有人不得阻止其他共有人以普通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理由在于：首先，商标只有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中，与商品或者服务结合起来，才能起到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作用，体现商标的真正价值。如果因为商标权共有人难以协商一致导致注册商标无法使用，不仅难以体现出注册商标的价值，有悖于商标法的立法本意，也难以保障共有人的共同利益。其次，商标权共有人单独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一般不会影响其他共有人利益，其他共有人可以自己使用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该种许可方式原则上应当允许。商标权共有人如果单独以排他许可或者独占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则对其他共有人的利益影响较大，原则上应禁止。再次，根据商标法的规定，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被许可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因此，从保证商品质量和商标商誉的角度，商标权共有人单独进行普通许可，对其他共有人的利益一般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退一步而言，即便商标权共有人单独进行普通许可造成了该商标商誉的降低，损害到了其他共有人的利益，这也是商标权共有制度自身带来的风险。在商标权共有人对权利行使规则没有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共有人应对该风险有所预期。最后，要求商标权共有人全部同意才可进行普通许可，无疑会增加商标许可使用的成本，甚至导致一些有价值的商标因共有人不能达成一致而无法使用。综上，商标权共有人在没有对权利行使规则作出约定的情况下，一般可以单独以普通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
摘要1：——当事人约定对确定商标权权属的作用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915号
【裁判要旨】商标名义上的注册人与当事人合同约定不符，在确定商标权权利归属的过程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在商标权权属确认过程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商标权的归属。
本案中，虽然涉案商标的注册人曾为周××一人，但周××曾与郭××、李××订立《协议书》，明确约定“名趣"商标由三方投资注册，三方持有，共享权利、共担风险。各方达成协议后，“名趣"商标获准注册。涉案《协议书》体现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予履行。在此前提下，二审法院应当结合《协议书》订立的过程，以《协议书》的明确约定为依据，进一步审查各方当事人订立《协议书》时对于商标权属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确定商标权的归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判断周××转让涉案商标权行为的效力，以及新乡名仁公司是否构成善意取得。
【解读１】郭××、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名趣”注册商标专用权归郭××、李××、周××共同所有；2.确认周××与新乡名仁公司签订的“名趣”注册商标专用权转让协议无效；3.案件受理费由周××负担。
【解读２】周××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解除郭××、李××、周××签订的《协议书》；2.依法判令郭××、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解读３】一审判决：一、确认第7098601号注册商标“名趣”的商标权由郭××、李××、周××共同享有；二、确认周××将第7098601号注册商标“名趣”转让给新乡市名仁饮品有限公司的行为无效；三、解除周××与郭××、李××2009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
【解读４】二审判决：一、维持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7民初42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解除周××与郭××、李××2009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二、撤销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7民初4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三、驳回郭××、李××的诉讼请求。
摘要2：【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豫知民再1号
【摘要１】商标权权属确认过程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商标权的归属。根据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九条、商标法第五条规定，商标权作为一种民事财产权利，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共同享有和行使，商标权的取得可有多种方式。本案中，案涉注册商标虽然曾注册在周××一人名下，但郭××、李××、周××2009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对商标权归属问题明确约定为三方共同投资注册、三方持有、共享权利、共担风险。该协议系三方自愿签订，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予履行。《协议书》签订后，案涉注册商标亦于2010年7月7日获准注册。因此，案涉注册商标专用权应由郭××、李××、周××共同享有。
【摘要２】周××反诉主张解除《协议书》，郭××、李××不同意解除《协议书》关于商标权权属进行约定的第二条和第五条，对解除《协议书》其他条款无异议，即三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同意解除《协议书》中除第二条、第五条之外的条款。鉴于《协议书》第一、三、四、六、七、八条，三方均同意解除且该部分条款关于“名趣"产品生产、销售、分成、风险分担等合伙经营事务的约定内容，与《协议书》第二、五条关于商标专用权归属及案涉注册商标商誉维护责任的约定内容相对独立，具有履行的可分性，符合协议解除的条件，本院予以解除。《协议书》第二、五条不符合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且当事人对解除该条款未协商一致，本院不予解除。一、二审判决《协议书》全部解除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361号
【裁判摘要】注册商标权共有人在注册商标有效期届满时未能主动与其他共有人共同办理续展事宜不足以认定该共有人放弃注册商标专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条规定：“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共同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同一商标，共同享有和使用该商标专用权。”．．．．．．目前，该注册商标已经过商标局审核并获得续展，仍由陈×和刘××共有。在未经法定程序对此予以变更的情况下，不应变更该法律事实。．．．．．．因此，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涉案商标归陈震与刘恒中共同享有并无不当，陈×关于一审、二审法院未确认刘恒中已经放弃“千禧娃”商标专用权存在错误的再审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闽民终字第34号
【裁判摘要】共有注册商标“代表人”便变更不属于法院民事纠纷案件受理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按照这一规定，我国确定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标准是法律关系的性质，即以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是否属于民事关系为标准来确定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换言之，能够以诉诸人民法院的审判方式解决的民事纠纷必须符合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纠纷内容是民事领域的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争议、需要运用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三个构成要件。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共同申请注册同一商标或者办理其他共有商标事宜的，应当在申请书中指定一个代表人；没有指定代表人的，以申请书中顺序排列的第一人为代表人。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的文件应当送达代表人。本案中，陈××、黄××于2004年3月4日共同申请注册涉案商标时，未在商标注册申请书中指定代表人，商标注册行政主管部门遂以申请书中顺序排列的第一人即陈××为代表人。现陈××以涉案商标核准注册后，黄××未经其同意，伪造陈××的签名，擅自将注册商标代表人变更为黄××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陈××与黄××之间因注册商标代表人变更所发生的争议，既不会影响讼争双方基于涉案商标而具有的商标共有权人身份，也不会影响讼争双方对涉案商标权的行使以及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上述争议不属于财产法律关系或人身法律关系范畴，不是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故讼争双方当事人之间因上述问题发生纠纷，理应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请解决，对有关行政主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异议的，还可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寻求救济。综上所述，本案陈××提起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审法院按照民事案件受理本案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陈××请求判令：1、确认双方之间关于申请变更商标注册人共有顺序的协议无效；2、责令黄××协助办理恢复第39××421号“白水洋”商标注册人共有顺序的手续。在庭审过程中，陈××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双方之间关于申请变更商标注册人共有顺序的行为无效。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审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浙民三终字第296号
【裁判摘要】注册商标专用权共有人与第三人在向商标局申请转让注册商标时隐瞒商标存在共有人的事实，恶意串通，属于无效法律行为——“威斯康”商标在1996年8月18日协议书之后由精密电子公司、浙南电容器厂共有，但登记为浙南电容器厂所有，这虽然是当事人之间依合同进行的安排，但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有关法律对商标的共有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虽如此，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对商标的共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规定，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所以原审认为精密电子公司、浙南电容器厂与威海威斯康电气有限公司、威海市专利技术开发公司1996年8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签约各方主体资格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是正确的。2001年10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条规定，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共同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同一商标，共同享有和行使该商标专用权。原审认为，这一规定只是明确了两个主体之间可以共享商标专用权，并没有包含不登记为共有人就当然丧失共有权之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权利登记固然具有公示的效力，但并不排除登记所有人与其他当事人之间就权利归属作另行约定，只要这一约定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这一约定就是有效的，当事人要受此约定约束。从这一意义上讲，精密电子公司、浙南电容器厂关于“威斯康”商标由双方共有但由浙南电容器厂登记为所有人的约定，至今仍然为有效约定，对双方发生效力。精密电子公司并未丧失对涉案商标的共有权。．．．．．．浙南电容器厂与威斯康公司在向商标局申请转让注册商标时，隐瞒商标存在共有人的事实，恶意串通，损害了精密电子公司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浙南电容器厂与威斯康公司间转让涉案商标，损害了精密电子公司的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苏民申5754号
【裁判摘要】注册商标专用权共有人无正当利益不得阻碍其他共有人行使除转让之外其他权利——本案中，王×和李××为“纤思哲”商标的共有人，依据商标法第五条关于“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共同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同一商标，共同享有和行使该商标专用权”的规定，王×和李××有权共同享有和行使“纤思哲”商标的专用权。作为商标的共有人，王×和李××可以约定其对“纤思哲”商标的具体使用方式与范围等，但由于王×和李××并未签订商标使用的书面协议，亦未能就商标使用协商一致，故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王×不能阻止李××行使除转让之外的其他权利，李××有权自己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涉案商标，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共有权人。据此，二审法院判决认定李××授权他人使用“纤思哲”商标的行为不构成对涉案商标专用权的侵犯，其授权他人使用“纤思哲”商标所获收益应由商标共有人合理分配，王×关于李××存在侵权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同时，王×和李××作为“纤思哲”商标的共有人，应当各自诚实经营，相互尊重，尽快协商商标的使用方式，必要时也可以附加一定的区别性标识，以防止市场主体的混淆和冲突，保护消费者权益与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
摘要2：【注解】（１）共同申请商标可以就核准注册商标后如何行使注册商标专用权进行约定；（２）若无约定，共有权人平等享有除转让之外的使用该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权利，除非该共有权人的行为损害了其他共有权人的合法权益，但所得收益应当归属于共有权人。
- 日期： 04-18 09: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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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以招投标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属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不适用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可以适用合同法及有关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根据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招标投标法所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是指采用招标投标方式采购工程、货物、服务等的活动。其中，“招标人”是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交易活动中的受让方及支付价款的一方。“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交易活动中的货物出让方或工程项目、服务的提供者。相应地，是有权收取价款的一方。在上述意义上的“招标投标活动”中，确定中标人的基本规则是以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中标人。而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中，虽然相关活动使用了“招标投标”的名称和竞争定价的形式，但从法律关系的实质看，此类活动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存在重大不同。首先，政府相关部门虽然是名义上的“招标人”，但其实质身份是交易活动中的出让方；而参与此类活动的“投标人”，则是交易活动中的受让方。即，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中，招投标当事人的身份定位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恰好相反。其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的基本规则，是从报价最高的潜在竞争者中确定合同相对人。最后，招投标的标的物是国有土地使用权。此类标的物在法律上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工程项目、货物、服务等存在明显不同。综上分析，以招投标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属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因此，本案所涉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不适用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当事人的法律争议主要集中在双方是否建立了合同关系、相关约定的性质和效力如何认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等。对于上述问题，可以适用合同法及有关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作出裁判。
摘要2：【裁判摘要２】投标人取得投标资格后未参与后续投标活动招标人能否没收投标保证金？——双方当事人虽然尚未进入正式订立招投标合同或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阶段，但对于前序准备阶段中每一个环节的权利义务均予以明确，且达成了合意，可以将其视作为订立正式合同之准备期间的阶段性合同条款，其与正式合同之间有关联但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该阶段性合同条款的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现上诉人未在指定日期参加投标活动，被上诉人依约没收上诉人的保证金，有合同依据。．．．．．．本案中根据约定，20%的保证金随着出让活动的进行，其性质以及对应的合同义务均会发生变化。在出让活动的初始阶段，该保证金是作为参与出让活动的资格条件，只有交纳了保证金才享有进一步参与出让活动的权利。取得参与资格并明确以招标方式出让后至正式投标前的阶段，该保证金的性质实质为投标保证金，对应的合同义务是申请人应当在限定时间内进行投标，违反该义务即以被没收保证金的方式承担违约责任。故就其法律性质而言，仍然属于约定的违约金，可以适用合同法中关于违约金的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认为保证金即违约金的金额明显高于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故请求调整违约金的金额。同时，上诉人还提出按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而其交纳的保证金高达项目估算价的20%，所以即使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没收的保证金也应当以2%为限。．．．．．．现上诉人认为在涉案土地采取招挂复合方式出让，且已经以0.44%溢价率成交的前提下，仍然全额没收保证金，属于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故要求调整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至于上诉人称应当参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的规定确定保证金以2%为限，如前所述本案不适用招标投标法，故对此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 日期： 04-19 06:3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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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438号
【裁判摘要】征收土地行为是由一系列行政行为构成，包含诸多独立的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土地征收行为的，应当针对征地过程中的某一具体行为提起诉讼，笼统要求确认征收土地行为违法的，属于诉讼请求不具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当事人的请求需指向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或者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具体的给付义务。征收土地行为是由一系列行政行为构成，从征收决定到征收安置补偿决定或协议，再到责令交出土地、强制拆除地上附着物等，包含诸多独立的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土地征收行为的，应当针对征地过程中的某一具体行为提起诉讼，笼统要求确认征收土地行为违法的，属于诉讼请求不具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这主要是因为，征地过程中的系列行为在作出主体、法定程序、适用对象等方面均有不同，人民法院在对这些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所适用的审查标准和范围也将不同，有必要由当事人明确其具体的诉讼请求，以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主张本案存在未批先征的违法问题，但却未明确其诉的是土地征收程序中的哪个行政行为，原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笼统的诉路南区政府土地征收行为违法,属诉讼请求不明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起诉条件，并无不当。但需要指出的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要求当事人补正、明确被诉行政行为。本案一审法院未履行法定释明义务，直接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董××的起诉，确有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5416号
【裁判摘要】商标法并没有排除限定了使用位置的单一颜色商标——商标法第八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本院认为，虽然本案诉争商标的标志构成要素不属于商标法第八条中明确列举的内容，但其并未被商标法明确排除在可以作为商标注册的标志之外，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其不属于商标法第八条保护之商标类型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4-21 07: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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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1749号
【裁判摘要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行政协议。从签订主体看，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一方是土地管理部门，系行政主体；从目的要素看，此类协议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对有限的土地资源合理、有效利用的管理目标；从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看，此类协议与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或者完成行政管理任务密切相关，行政机关在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中享有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法定事由单方收回土地等权利。原审法院认定，鸿亿公司与葫芦岛市资源局于2011年7月签订的案涉合同是行政协议，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２】鸿亿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2015年5月1日到2018年2月8日期间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本案中，鸿亿公司因葫芦岛市资源局未按照约定履行合同提起诉讼，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一、二审法院认定，鸿亿公司2012年至2016年间均以书面报告的形式，要求推进征收进度，尽快交付土地。鸿亿公司在发现葫芦岛市资源局迟延交付土地导致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后，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
- 日期： 04-21 08:0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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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95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协议有以下四个方面要素：一是主体要素，即必须一方当事人为行政机关，另一方为行政相对人；二是目的要素，即必须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三是内容要素，协议内容必须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意思要素，即协议双方当事人必须协商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依据上述规定，行政协议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要素：1．主体要素。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规定民事合同的主体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行政协议的主体则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其中具有优势地位的行政主体是不可缺少的主体。2.目的要素。与民事合同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利益不同，行政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这一行政法上的目的。3.职责要素。职责要素是指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必须是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一种方式。4.内容要素。内容要素是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签订合同的内容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5.意思要素。意思要素是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必须经过协商，意思表示一致。因此，与民事合同相比，除协商一致与民事合同相同外，识别行政协议和民事合同的标准主要有二：一方面，形式标准。形式标准也就是主体标准，即它发生在具有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与行政职权所作用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另一方面，实质标准。实质标准也就是标的及内容标准。行政协议的标的及内容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意在提供一种指引，强调行政协议不同于民事合同，这一标准排除了行政机关基于自身民事权利义务而签订的协议。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判断：一为是否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二为是否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三为在协议里或者法律上是否规定了行政机关的优益权。其中，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及行政机关具有优益权构成了行政协议的标的及内容，而是否属于上述标的及内容无法判断时，还可以结合“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这一目的要素进行判断。从所起的作用看，是否行使
摘要2：（续）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为本质要素，只要符合该要素，所涉协议即为行政协议，而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及行政机关的优益权这两个要素为判断是否行使行政职权的辅助要素。
【裁判摘要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大英县政府具有环境保护治理的法定职责，有权对涉污企业作出责令停业、关闭，限期治理等决定。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书》实质上系大英县政府为履行环境保护治理法定职责，由大英县政府通过回马镇政府与永佳公司订立案涉协议替代作出上述行政决定，其意在通过受让涉污企业永佳公司资产，让永佳公司退出造纸行业，以实现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行政管理目标，维护公共利益。故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书》亦符合识别行政协议的实质标准，原审认定案涉《资产转让协议书》系行政协议，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3】在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约定义务，行政机关又不能起诉行政相对人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通过申请非诉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实现协议救济。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的决定，相对人拒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该决定为执行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我国行政诉讼虽是奉行被告恒定原则，但并不影响作为行政协议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的相关权利救济。在相对人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非诉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寻求救济。行政协议中约定了强制执行条款，一旦强制执行条件成就而相对人又不履行约定义务的，行政机关就可以依法直接将行政协议作为执行依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协议未约定强制执行条款，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的决定，相对人拒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该决定为执行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自己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４】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永佳公司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将土地和房屋权证过户登记，资产管理权的移交也晚于约定时间，对永佳公司要求支付违约金等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大英县政府、回马镇政府亦已以不予支付剩余“转让费”行使其先履行抗辩权，但是鉴于案涉协议约定“若不能办理土地房屋过户，乙方扣转让费100万元作为土地款，用于办理过户手续”，且永佳公司同意依约定扣转该笔费用并已移交了资产管理权，大英县政府应支付剩余“转让费”及资金利息。故原审判决对《资产转让协议书》各方责任的认定及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 日期： 04-21 08:2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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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条第４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买卖等协议”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２）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买卖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注解】（１）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买卖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２）政策性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属于民事合同，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
- 日期： 04-22 07:3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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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高行终字第3999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该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同时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要求履行行政协议的前提系其与行政机关之间确实存在行政协议。
【裁判摘要２】对明显不属于行政协议的应裁定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宋××与教育部于2013年5月15日在谈话笔录中形成的合意不是前述法律规定的行政协议。教育部与宋××在该次谈话并达成合意的目的不是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依照《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是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法定权利。教育部在该次谈话笔录中确认去协调北京中医药大学为宋××恢复学籍及认可宋××学分，虽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教育部应依据该谈话中达成的一致意见进行协调、劝说，帮助宋××解决实际困难，但相关协调工作未全部完成确有不妥。因该笔录中教育部承诺履行的事项并非作出某一行政行为，该笔录确实不构成教育部所作单方行政承诺，亦非教育部法定职责。故宋××关于责令教育部履行前述谈话笔录，协调北京中医药大学，在现有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认可宋××之前在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就读时所修课程学分义务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宋××关于责令教育部履行协议内容，协调北京中医药大学，将宋××专科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时间定于2002年9月至2005年7月之间，因在该笔录中并不包含前述内容，故宋××该项起诉，亦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依法均予以驳回，并无不当。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其请求事项应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限范围。本案中，宋××关于请求法院直接判定、裁定或确认其专科毕业时间效力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限范围，对其该项起诉，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亦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4-22 09:4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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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浙行终字第827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上诉人张××等20人因对被上诉人义亭镇政府与张家村村委会签订涉案《土地征、租用补偿协议》不服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可提起诉讼的情形。故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原审以上诉人并非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具有提起诉讼主体资格作为裁定驳回起诉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指正。上诉人诉称其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 日期： 04-23 11:5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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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湘行终442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签订《开通竹园路、拆迁仲贤组院子协议书》的县城建开发公司虽非行政主体，但该协议系县城建开发公司经县政府同意与重贤组签订，内容涉及行政管理职能，且被生效民事裁定定性为行政协议，一审将该协议视为行政协议并无不当。重贤组签订该协议时应当知道协议的内容，请求确认协议第一项关于征地问题的内容无效的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四十一条的规定，应为签订协议之日即从2002年9月28日起计算两年，其于2016年9月才提起诉讼，确已超过了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
摘要2：【摘要】原审经审查认为：行政协议兼具行政与合同的双重属性，但其首先是在行政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执法手段。对于协议无效的内容，涉及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判断问题，按照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应优先适用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应适用六个月起诉期限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本案中，重贤组以县城镇开发公为一企事业法人，不具有征收土地的行政主体资格，请求确认县城镇开发公司采取欺骗手段与重贤组签订的《开通竹园路、拆迁仲贤组院子协议书》中第一项关于征地问题的内容无效。县城镇开发公司经县政府同意，根据县政府的决定及会议纪要，与重贤组签订的《开通竹园路、拆迁仲贤组院子协议书》，应视为行政协议，对该协议提起诉讼，应适用行政法上起诉期限的规定。县城镇开发公司与重贤组于2002年9月28日签订的该协议，有时任组长江三云等人的签字盖印，重贤组于协议签订之日应当知道该协议的内容，其于2016年9月29日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扣除或延长期限的正当理由。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重贤组的起诉。重贤组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
- 日期： 04-23 13:4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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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45号
【裁判摘要】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均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缘汇农业公司、京山县政府双方于2010年6月8日签订《关于处理京国用[2006]第335号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国有农用地问题的协议》，因缘汇农业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在新法施行前以民事诉讼途径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直接驳回缘汇农业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鄂民终971号
【摘要】本案双方当事人系因《335号地协议》的履行引发纠纷。该协议约定京山县政府无偿收回缘汇农业公司持用的京国用[2006]第335号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的228亩国有农用地，京山县政府另在京山县城市规划范围内无偿为缘汇农业公司置换100亩土地，如缘汇农业公司摘牌则京山县政府退还土地出让金，如第三方摘牌，则将剩余土地价款在扣除征地成本后拨付缘汇农业公司。上述约定系政府作为协议一方与享有土地使用权的法人企业之间就征地补偿事项作出的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十二条第十一项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关于“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的规定，本案所涉《335号地协议》在法律性质上应属行政协议。本案的特殊性在于缘汇农业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提起民事诉讼，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于2014年11月1日通过公布，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对2015年5月1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程序性规定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该条款虽未直接规定新法实施前人民法院以民事案件受理的行政协议纠纷应否按修订后的行政案件受案范围规定全部纳入行政诉讼范畴，并不再以民事纠纷案件予以立案受理，但该条款确立了在行政诉讼领域程序性事项适用新法的从新原则。本案双方争议的受案种类及范围问题属程序性事项，依据前述条款规定，本案应作为行政案件审理。故缘汇农业公司主张案涉协议权利应另行提起行政诉讼。
- 日期： 04-24 14:1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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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980号
【裁判摘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诸多的法定条件，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即是其中之一，否则人民法院可依法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7年12月27日，甲方七里社区居委会与乙方庄×（身份证号码：32xxx76××××××××）签订的《搬迁协议》载明：“因赛博电子周边地块项目实施，乙方位于朱方路沿线的非居房屋（调查号Ｂ-59），调查面积共605.74平方米需搬迁，经甲乙双方商议……乙方须在签订本协议一周内，将所属房屋腾空移交甲方。乙方交房屋后15日内，甲方一次性付清乙方房屋搬迁补偿款。”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庄×以润州区政府、蒋乔街道办为被告，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强迫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行为违法。然而，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搬迁协议》的“甲方”并非是本案所诉的润州区政府、蒋乔街道办。此外，虽然再审申请人提供了确有人员与其沟通房屋拆迁事宜的证据材料，但是不能初步证明其所述的被强迫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相关事实。据此，再审申请人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苏行终529号
【解读】原告诉讼请求为确认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镇江市润州区蒋乔街道办事处强迫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行为违法。
- 日期： 04-24 21:0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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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621号
【裁判摘要】诉讼类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要实现此一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诉讼种类之完善。如果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每一种国家权力行为都有一个适当的诉讼种类可供利用，则公民合法权益的受保护程度势必会得到大幅提高。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直接引入诉讼种类的概念，但通过判决方式的丰富和整合，事实上完成了诉讼类型化改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二条通过对“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解释，也对各诉讼种类作出了明示性规定。设置诉讼类型的目的既然在于为公民权利的保护提供一种具体方式，那么选择一个适当的类型就不应成为公民的任务甚至额外增加的负担。诉讼类型制度的根本意义更在于对法院的诉讼行为作出规范，以使法院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选择最适宜的救济方式和裁判方式。通常情况下，原告对于诉讼类型并不表现得多么疏离，因为他在诉讼请求中表达的想要实现的目的本身就已经自然而然地体现为一个具体的诉讼种类。对于诉讼类型不习惯、不熟悉甚至有意排斥的往往是法官，因为他已经在单一的撤销之诉的环境之中浸淫太久，以至于对于任何争议都习惯性地运用合法性审查的方法。
本案中，郭××针对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他的诉讼请求，除了要求撤销补偿决定，还包括要求对其房屋全部按照商用房给予577.35万元的征收补偿。从诉讼类型上说，提出这种金钱支付请求通常属于一般给付之诉。由于一般给付之诉涉及的往往是行政事实行为，而本案之前已有一个补偿决定，因此更进一步归类于作为一般给付之诉亚类的义务之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履行职责之诉。义务之诉与撤销之诉的趣旨有所不同。撤销之诉旨在撤销一个对原告不利的行政行为，一经撤销，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就会随之消除，原告所寻求的权利救济也就不待执行即已实现。义务之诉却不像撤销之诉那样源于经典的干预行政，而是产生于给付行政。义务之诉的原告，总是希望通过他的请求获得授益，总是希望通过判决达到一种较之于初始状态更佳的境况。义务之诉中也可能有一个撤销行政决定的请求，但撤销行政决定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必须，原告的终极目的是要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他所期待的某项义务。正因为如此，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
摘要2：（续）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的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具体到针对补偿决定的诉讼，法院不能仅仅止于对违法的补偿决定的撤销，更要根据原告的请求，对于具体补偿问题作出裁判。本案一审法院对被诉补偿决定进行了合法性审查，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予以撤销；对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补偿577.35万元的诉讼请求则不予支持，理由是“确定涉案房屋征收行政补偿金额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系被告行政职权范围，原告可在被告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过程中提出证据主张自己相应的权利”，很显然是不适当地采用了撤销之诉的审理方式，其结果是将本来是案件审理重点的补偿问题一推了之。诚然，在义务之诉中也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作出这种具体到位的判决，需要原告具有请求权，也需要裁判时机成熟，也就是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前提皆已具备。在有些情况下，法院可以一方面通过责令行政机关补作所欠缺的事实调查，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判定尚不清楚的法律问题等途径，促使裁判时机成熟。如此一来更能减少循环诉讼、实质解决纠纷。但在有些情况下，如果这种事实调查过于繁重，或者存在行政裁量或判断余地之情形，法院也可以作出一种答复判决，即法院不是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而是责令行政机关按照法院的法律观重新作出决定。显而易见的是，原审法院尽管表示了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必要尊重，但却忽视了作出一个必须作出的答复判决。再退一步讲，即使仍然适用撤销判决的方式，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重作判决针对的正是行政行为被撤销后仍有需要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形。
【注解】撤销之诉与义务之诉区分——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判决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是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义务。
- 日期： 05-03 14:2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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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浙11行终1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本案系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引发的协议纠纷。青田县政府房屋征收有限公司与上诉人蒋××签订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受被上诉人的委托，该协议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系被上诉人为实现公共利益而与上诉人签订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条规定的调整范围，上诉人起诉依法不受协议约定仲裁条款的约束。现被上诉人提出协议双方为平等民事主体的辩解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裁定以上诉人起诉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为由予以驳回，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纠正。
摘要2：
- 日期： 05-04 09:1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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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摘要】案涉《投资协议》符合行政协议本质特征，对形成于2015年5月1日之前的案涉《投资协议》产生的纠纷，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或者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其他争议解决途径的，作为协议一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行政协议作为一种行政手段，既有行政性又有协议性，应具体根据争议及诉讼的性质来确定相关的规则适用，在与行政法律规范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故诉讼时效制度可以适用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本案系因成都亿嘉利公司、乐山亿嘉利公司对沙湾区政府未履行案涉《投资协议》而提起的请求解除协议的行政诉讼，应当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不再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结合本案案情，成都亿嘉利公司、乐山亿嘉利公司于2016年8月31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受理本案。
摘要2：
- 日期： 05-04 10:4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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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湘1202行初81号
【裁判摘要】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属于行政协议——根据《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市政公用事业投资者或者经营者，明确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经营某项市政公用事业产品或者提供某项服务的制度。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行业，依法实施特许经营的，适用本办法。"以及《湖南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本省行政区域内涉及公共资源配置和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下列行业可以实行特许经营：……（二）城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之规定可知，涉案的《湖南省怀化市第二垃圾处理场沼气治理与循环利用协议书》中所涉及的怀化市第二垃圾处理场沼气治理与循环利用项目属于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范围，由此可见上述协议是怀化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在履行公共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与深圳市信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协商签订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规定的行政协议。
摘要2：
摘要1：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包括以下情形：（１）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２）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作出的不产生法律效果，但事实上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
摘要2：
- 日期： 05-08 13: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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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保护原则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苏01行终746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认定行政协议的标准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机关；二是协议的内容涉及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三是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本案中，案涉协议的甲方为禄口街道办，显然属于行政机关；协议约定的对建筑物进行拆迁、交付土地、支付拆迁补偿款等内容，均属于行政职权的范畴；协议的目的是为S340道路建设工程，明显也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因此，本案诉争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被上诉人提出的要求上诉人继续履行协议的诉讼请求，也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诉人称其并未启动征地拆迁程序，故在签订协议时也没有行使行政权力。上诉人的这一解释只能说明其在签订协议之前的相关行政手续是否完备，并不能否定案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
【裁判摘要２】经查，案涉协议系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充分协商后签订，上诉人在签订过程中曾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并就如何计算被上诉人的停产停业损失形成了内容详细的会议纪要。即便该计算方法与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一致，亦属于上诉人自愿选择的结果，且上诉人作为曾多次处理拆迁补偿事宜的行政机关，应当对于如此约定的相应后果有清楚的认识。被上诉人在拆迁过程中与行政机关签订协议，其基于该协议产生的信赖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协议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其内容应当得到履行，上诉人存在未完全履行该协议的情形，且其不履行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３】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签订于2017年4月9日错误。经查，2017年4月9日是案涉协议打印的落款日期，上诉人三名签字人员中有一人名下签署有2017年6月2日，被上诉人未签署日期，但称其盖章和签字之日就是2017年4月9日。在协议文本已经打印完毕，并且被上诉人已经签字盖章的情况下，如上诉人所言其迟至一个多月后才签字盖章，不具有合理性。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并未签署日期，目前也无法判断三人签名的时间是否一致，故不能根据其他工作人员的签署日期来确定上诉人的签署日期。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协议的签署日期为2017年4月9日，双方应当自该日起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上诉人未按期履行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日期： 05-08 14: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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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91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效力审查范围：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包括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协议。行政协议具有两面性，既有作为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性”的一面，也有作为公私合议产物“合同性”的一面。因此，行政协议既是一种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是一种合同，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对于行政协议无效的判断，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一、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对涉案《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正是基于行政协议具有的“合同性"。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并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不过，一、二审法院忽略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对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未予审查，存有不足之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行政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襄阳市政府具有征收土地的职权，也有对被征收人予以补偿的法定职责。故，在襄阳市政府相关部门发布《征地告知书》、《听证告知书》，与村委会签订《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对房屋及附属物进行估价后，襄阳市政府委托襄阳市建投公司与喻庆年签订涉案《补偿安置协议》，并不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再审申请人主张襄阳市政府征收其土地没有征地批准文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涉案《补偿安置协议》应当无效。因本案的审查对象是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存有征地批准文件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故再审申请人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委托签订协议协议的行政机关是被告——2010年6月11日,喻××与襄阳市建投公司签订了农房征（2010）《襄樊市襄隆路改扩建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协议就被征收房屋现状、补偿安置、过渡期限及临时安置补助费、付款办法、搬迁期限、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喻××认为上述协议是其在无奈的情况下签订的，以襄阳市建投公司为被告，向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其与襄阳市建投公司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无效。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5年5月21日受理后，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2015〕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04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喻回××的起诉，主要理由是襄阳市建投公司与喻庆年签订的上述协议是受原襄樊市人民政府委托，系政府行为，该协议是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喻××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对该裁定在法定的上诉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2015年12月7日，喻××以有生效的民事裁定书为由，将襄阳市政府作为被告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喻××与襄阳市建投公司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无效。
- 日期： 05-08 16: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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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611号
【裁判摘要】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宗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符合该立法宗旨。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法律救济途径。对于行政争议，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权利保护。人民法院既要充分保障当事人正当诉权的行使，也有义务识别、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具有足以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或必要性，从而避免因缺乏诉的利益而不当行使诉权的情形发生。．．．．．．彭××提起包括本案在内的多起行政诉讼案件以期扩大影响，并不具有依法应予保护的诉讼利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旨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相悖，浪费了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已构成信息公开申请权及诉权的不当行使。一、二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和驳回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