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豫0811民初963号
摘要1：——能否追加未届认缴出资期限即转让股权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案号】（2018）豫0811民初963号
【裁判要旨】公司股东在认缴出资期限未届至即转让股权，应视为其以行为明确表示不再履行未届的出资义务，属于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应追加其为被执行人。
摘要2：【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报2019年09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576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5769号
【裁判摘要】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如不存在恶意不承担未出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该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出资额，股东对于认缴的出资享有期限利益，在出资期限届满前无实际出资的义务，因此，股东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不属于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本案中，高某将其500万元出资转让给国信智玺中心时，该出资的认缴期限尚未届满，亦无证据表明该转让行为存在恶意串通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转让行为不属于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边某某对北京正润能源公司享有的担保债权发生在高某转让出资之后，即公司债权在股权转让时并不存在；高某与国信智玺中心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由受让人国信智玺中心继受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北京正润能源公司将转让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出资转让协议书》在工商部门进行了登记备案，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边某某在接受北京正润能源公司提供担保时应当知晓高某已不是股东，其与北京正润能源公司之间发生担保法律关系与高某无关，其对高某不存在期待利益或信赖利益。因此，二审判决认定高某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转让股权，其出资义务一并转移，不属于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并无不当。边某某申请再审认为高某转让出资系对公司出资责任的预期违约，无法律依据。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系对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以外的公司发起人责任的规范，与本案情形不符，边某某据此主张由高某作为发起人股东对该出资义务承担责任，依据不足。边某某未就高某与国信智玺中心存在关联关系提交相关证据，即便二者存在关联关系，亦不足以据此认定双方的转让行为存在恶意串通，边某某认为高某恶意将认缴出资额转让给无出资能力的第三人，缺乏事实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29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293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２款规定的“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应理解为“在未按期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永城市蓝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刘某某、闫某某、于某某同为蓝奥公司股东，其出资方式、出资时间均相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情况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因此，该条所规定的“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应理解为“在未按期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民终1453号民事判决书判项第二项为被告刘某某、于某某对上述工程款及利息在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明显不当，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同时，在该同一判项中，对于承担民事责任基础相同的另一当事人闫某某判决其在认缴期满未出资部分承担民事责任，出现了相同情况不同处理的结果。虽然再审申请人于某某未提起上诉，但在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下，二审法院应一并妥善处理，避免裁判结果相互矛盾。
【解读】判决裁定责任的公司股东部分上诉部分未上诉，在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下，二审法院认定股东上诉请求合理，对未上诉股东责任应当一并改判，避免裁判结果相互矛盾。
摘要2：【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豫民终1453号
【注解】（１）一审判决刘某某、闫某某、于某某对上述工程款及利息在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２）二审判决被告刘某某对上述工程款及利息在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闫某某对上述工程款及利息在20万元的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8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82号
【裁判摘要】（一）关于六十日除斥期间……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六十日为除斥期间，计算不得中断、中止。经过六十日，撤销权人不行使权利的，撤销权消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虽然齐某某于2007年3月29日提起股东撤销之诉时存在遗漏，未将副食品公司列为被告，但该诉讼行为表明齐某某已在法定期限内积极行使其作为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法定撤销权，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六十日除斥期间，故对副食品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2007年3月6日股东会的召集与通知……公司法第四十二条及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通知全体股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实际参加股东会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是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因此股东会的召开，不仅要在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内通知全体股东，且应以一定的方式有效地通知股东。公司未依法通知全部股东参加股东会而作出决议，剥夺了包括齐某某在内的未受通知的股东就公司重大事项表达意见、参与决策等重大权利，故2007年3月6日股东会的召集程序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三）关于2007年3月6日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权计算——首先，对于总表决权数额，齐某某主张应以公司注册资本82.5万元以及载于股东名册上的职务配股31万元，共计113.5万元计算总表决权数额。副食品公司则主张31万元的职务配股未经验资、工商登记，不应予以认定，只应以公司注册资本82.5万元计算总表决权数额。……虽然公司将该笔资金作为流动资金挂在其他应付款帐中，未按照规定报验资机构审核检验，但股东之间已就该笔职务配股的资金达成合意并形成有效文件、进行实际出资。即使部分股东尚未履行出资义务，公司也未进行验资登记，公司可以根据部分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的实际情况对其财产方面的权益作出合理限制，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补缴与违约责任，不影响股东依据其出资比例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主张并行使基于出资而享有的表决权。故应以113.5万元计算表决权，对齐某某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实质上的权利人因自身过错未完成股
摘要2：（续）东名册上的股东名义变更，不能对抗公司。故不应以转让后的股份数额计算表决权，对齐某某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最后，对于表决权的计票方式，……对于公司股东的身份认定，应当遵循内外有别的标准，如果属于公司外部法律关系，应当贯彻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以公司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内容为准；如果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则应当坚持实质要件优先于形式要件。本案中，虽然副食品公司主张在公司注册登记时选出了5名持股代表进行工商登记，但在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名册》中列明了全部103名股东的信息，并且在公司成立后制备了由103名股东组成的股东名册，向103名股东出具了《海拉尔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转制股东身份确认书》。由于本案为公司决议纠纷，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不涉及第三人，故首先应当认定副食品公司股东人数为103人。在此基础上，因副食品公司5名出资代表与其他98名股东签订了股东代表委托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因该代表委托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应认定该代表委托书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应当由5名出资代表代其余98名股东行使表决权。同时，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即委托人拥有随时解除权。因此，当被代表的普通股东参加股东会并自行行使表决权时，应视为对原委托的撤销，故对于本案中参加股东会会议并在会议决议上签字的普通股东，其表决权应当予以计算。
【笔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认缴出资额作为转让价格能否认定为附条件赠与行为？
摘要1：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认缴出资额作为转让价格，股权出让方能否请求受让方按照认缴出资额支付股权转让款？
解读：（１）未满出资期限的股权具备可转让性；（２）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认缴出资额作为转让价格，且股权出让人保证出资真实的，该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为附条件的赠与行为，即出让人将股权转赠与受让人，其所附条件是由受让人承担对公司的出资义务。
摘要2：【注解】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认缴出资额作为转让价格，在股东出让方未补足所认缴的出资的情况下，该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行为，股权出让方不能请求受让方按照认缴出资额支付股权转让款。
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鲁0283执异2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鲁0283执异2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涉案债务产生后，被申请人张某某在出资未届满前零价转让股权，2019年5月7日出资期限到期后，青岛恒和物流有限公司作出章程修正案，出资时间延长到2039年5月7日前到位，由于青岛恒和物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触发未届出资期限即转让股东被申请人张某某的出资义务，被申请人张某某出资加速到期，符合会议纪要要求。被申请人张某某出资未届即转让股权，新股东出资到期后又延长出资期限，导致青岛恒和物流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被申请人张某某应交出资额加速到期。
摘要2：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渝05民终6296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渝05民终6296号
【裁判摘要】侵权之债属于法定之债，债务产生的时间应当认定侵权行使发生之时——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除外。依据（2016）渝0108民初06592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何某某与瑞港清洗公司之间系侵权债务关系。侵权之债属于法定之债，债务产生的时间应当认定为2013年11月8日何某某烧锅炉受伤之时，而瑞港清洗公司是在2016年5月17日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将股东认缴出资时间确定为2023年12月30日，即何某某与瑞港清洗公司之间的债务形成在先，瑞港清洗公司延长股东出资期限在后。瑞港清洗公司原股东侯某某、唐某、刘某某、马某某、侯某某１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瑞港清洗公司现股东冉某亦未达到认缴的出资额，故在瑞港清洗公司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情况下，刘某某、候某某、唐某、马某某、冉某应当在未出资范围内对瑞港清洗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何某某要求追加刘某某、候某某、唐某、马某某、冉某为(2017)渝0108执恢470号案件被执行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之规定，一审判决正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8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80号
【裁判摘要】因抚昌实业公司的股东出资期限为2038年1月26日，目前均未届出资期限，中建华夏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抚昌实业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形。发生案涉债务后，虽投资发展公司和科技集团公司进行了股权转让及变更，但中建华夏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抚昌实业公司以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因此抚昌实业公司的股东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的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情形。二审判决认定中建华夏公司要求抚昌实业公司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赣10执异19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赣10执异1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新农创投资公司、新农创科技公司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之前分别将股权转让给严某某、练某，由严某某、练某履行缴纳出资的义务，后练某又将股权转让给傅某某，该股权转让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现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新农创抚昌公司股东出资具有加速到期的法定事由，对申请人要求追加新农创投资公司、新农创科技公司、傅某某为本案被执行人，并在未履行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湘破终9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湘破终9号
【裁判摘要】股东出资尚未到期但债权人的债权远小于公司注册资本，即使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债权人也不能以资不抵债为由申请公司破产，但债权人可请求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就债权人的的债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正道公司的注册资本远大于债务，目前并无众多债权人要求正道公司履行清偿义务，任一股东提前履行部分出资义务即可清偿案涉债务，在魏某某、严某某已提出另案诉讼，通过个案诉讼程序清偿案涉债务并不损害正道公司全体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正道公司无需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因此，一审法院基于本案的实际情况和当事人诉求的目的，裁定不予受理魏某某、严某某的申请，并无不当。
摘要2：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沪0116破申45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沪0116破申45号
【裁判摘要】股东出资义务尚未到期与债务人债务相比不符合资不抵债的破产条件——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债务人可以向法院申请破产。本案申请人作为债务人，申请破产需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二是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首先，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前提，据申请人所述，部分债权人已获胜诉判决，但是执行情况不明，不能认定申请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其次，申请人提交资产负债表证明资产不能清偿全部债务，然而其表示对外债权有300余万元，未提出诉讼主张，且本院注意到，申请人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出资义务尚未到期，与申请人所列债务相比，显然不符合“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条件。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53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538号
【裁判摘要】增资决议未经登记公示不能作为要求股东担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办理登记，亦是将公司的信息予以公示，以便交易对手了解该公司的情况，以利于在交易过程中作出决策和判断。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在案涉借款形成之前，天瑞公司就增资问题已作出股东会决议，并修改了公司章程。但是，在案涉借款形成时，天瑞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2500万元。虽然敖××称其在向天瑞公司出借款项时了解到天瑞公司股东会已决议增资，并修改了公司章程，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即便是其确实了解到此情况，但因天瑞公司尚未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变更为2亿元不是既成事实，不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在天瑞公司尚未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情况下，敖××对于天瑞公司偿还能力的预期和评估仍然基于天瑞公司变更登记前的注册资本情况，并无不当。《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旨在保护公司债权人基于对公司注册资本所体现的公司履约能力的信赖，与该公司进行交易时，所产生的商业风险的一种保护。虽然该条并未对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形成时间与股东出资义务的形成时间的先后进行区分规定，但对公司履约能力的信赖还是应当基于该公司登记的、对外公示的信息，基于对公司未经登记、未披露的信息所作交易产生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更符合公平原则。因此，二审判决认定对于敖××向天瑞公司出借款项之后，天瑞公司的股东存在增资瑕疵的情形，敖××不能以此为由要求股东对公司欠付其的债务承担责任，并由此驳回敖××要求天瑞公司股东承担相应责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民申3255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民申3255号
【裁判摘要】减资行为与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本质相同，债权人有权追加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规定，公司减资时，应当采取及时有效的方式通知债权人，以确保债权人有机会在公司财产减少之前作出相应的权衡并作出利益选择，公司则根据债权人的要求进行清偿或者提供担保。本案中，爱国人公司明知佳特尔公司是其债权人，根据爱国人公司的陈述爱国人公司在减资时仅在报纸上刊登了减资公告，而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减资时已经对佳特尔公司进行了通知，在报纸上发公告的行为不能当然地免除爱国人公司的直接通知义务，故爱国人公司的减资行为并未依法进行，损害了佳特尔公司的权益。公司减资是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结果，减资的受益人是公司股东，曹某某、何某作为爱国人公司的股东，在明知尚欠佳特尔公司债务，且在减资时未按照法律规定通知佳特尔公司的情形下，减资行为损害了公司的清偿能力，也损害了佳特尔公司的权益，其减资行为与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本质相同，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在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之前，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或者第十四条请求相关当事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曹某某、何某应当就佳特尔公司的债权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曹某某、何某有关没有实际减资，不应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7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79号
【裁判摘要】瑞华公司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系请求判令公交公司限期补足其认缴的出资额5000万元；第二项诉讼请求系请求判令公交公司承担巨额出资不到位的违约责任，赔偿瑞华公司因其出资不到位而造成的购车款和设备款实际损失共计89167278.52元及其利息。本案的争议焦点系该两项诉讼请求是否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第一项诉讼请求系瑞华公司依据《股东合作协议》，主张公交公司履行该协议项下的出资义务，该法律关系是基于《股东合作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当事人通常为《股东合作协议》的签约各方。第二项诉讼请求系主张公交公司承担出资不到位的违约责任即因其出资不到位而造成的购车款和设备款损失,关于该项诉讼请求，依据瑞华公司提交的起诉状，瑞华公司主张的购车款系其与瑞华特公司之间签订的公交车销售合同项下瑞华特公司应向瑞华公司履行的义务；瑞华公司主张的设备款系其与瑞华特公司之间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瑞华特公司应向瑞华公司履行的义务。因此，瑞华公司第二项诉讼请求的合同依据系公交车销售合同及产品购销合同，该法律关系是基于公交车销售合同及产品购销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当事人通常为该销售合同及产品销售合同的签约各方。虽然在管辖权异议案件审查中，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进行实质审查，但在经过初步审查即可认定瑞华公司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和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提出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不应依据该两项诉讼请求的标的额的总额确定管辖法院。公交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将两个存在明显冲突的诉讼主张在同一个案件中立案受理，导致管辖错误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第二条的规定，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在省级行政辖区，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中，瑞华公司的住所地在上海市，公交公司的住所地在海南省，瑞华公司主张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的诉讼标的额分别未超过1亿元。因此，本案应由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68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68号
【裁判摘要】股东投资协议与公司章程关系——股东投资协议通常是指公司设立前，由全体投资人所共同参与订立的协议，其主要作用在于表明发起人设立公司的目的、确定公司的基本性质和结构，以及分配和协调发起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协议本质应属于合同，依法受我国《合同法》一般规则的规范和调整。至于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认缴注册资本的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则具有公司自治规范的性质，依法属于我国《公司法》所规制的范围，并对签署股东、公司以及公司董事、监事等人员具有规范和约束的效力。因此，股东投资协议与公司章程系由投资人形成的两种在本质存在不同的协议安排，两者之间应为相互平行而非前后承接的法律关系。基此，股东投资协议的效力存续与否，同公司章程的制定不存在效力上的关联性，依法只受限于该协议本身的约定条款内容以及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调整规范。事实上，在投资人订立的股东投资协议中，既有调整公司设立完成之前的事项，同时又有调整公司成立后股东之间、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容。且基于各种原因，其中的许多内容并未被纳入之后所订立的公司章程之中。况且，有时股东投资协议中确实存在某些不便载入公司章程的约定内容。此外，往往还由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按照其统一制定的样本格式起草公司章程的原因，造成许多股东间特别约定的协议内容无法被载入公司章程之中。在此情形下，股东投资协议实际承担了公司章程之外的规则性协议的功能。因此，在公司完成工商登记设立后，由全体投资人所共同参与订立的股东投资协议仍具有法律效力，其中涉及以公司成立后的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协议内容，只要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与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冲突，对各缔约投资股东依法具有规范和约束的效力。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公司立法中体现有这种效力的认定精神，我国《公司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起人不依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应当按照发起人协议承担违约责任。”上述规定表明，在公司成立后发起人协议的法律效力仍被确认。上述分析意见表明，公司成立后，股东投资协议在没有被修改、变更、解除以及与公司章程的内容相悖的情况下，其效力并不自然终止或被公司章程的效力所取代，只是在具体个案的司法诉讼中，两者具有不同的证明和适用对象，不存在以两者中哪个为准的问
摘要2：（续）题。……关于原审法院作出的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予以强制罢免的事由，应严格限定在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这一范围之内的判决认定意见。经查，我国现已颁布的民商事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法院作出的相应司法解释中，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解除的法律规定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2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中有相应的规定内容，该司法解释的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上述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的条款只是针对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情况，规定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予以解除相应股东的股东资格。但由此并不能得出，我国法律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予以强制罢免或解除的事由，只限定在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这一范围内。相反，从上述司法解释条款的内容可以证明，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解除股东的股东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18号
【提示】能否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审理、追加欠缴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
【裁判要旨１】（１）一般情况下，不宜在执行程序中依据《执行变更追加规定》第17条规定由执行法院裁定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２）但是，由于欠缴出资股东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有关事实有工商档案材料作证且已经有生效裁判确认，执行法院依据外观上具有明显性的事实，在申请执行人债权未能及时获得清偿的情况下，依法作出执行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无明显不当。
【裁判要旨２】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可以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的规定审理追加欠缴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
【解读】能否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股权受让人为被执行人？——执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应当以股东承担责任的事实具有外观上的明显性为基础。（１）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１８条规定精神，由于受让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转让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这一事实通常不具有外观上的明显性，因此一般不宜执行程序中依据《执行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７条规定由执行法院裁定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反之，具有外观上明显性的则应当在执行程序中追加为被执行人。
摘要2：【注解】执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应当以股东承担责任的事实具有外观上的明显性为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2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298号
【裁判摘要】按照其认缴的出资享有并行使表决权的前提是出资未届履行期限——二审法院认为：一方面，股权源于出资，在潍坊古韵公司未如期履行增资义务且经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多次催缴仍不履行的情况下，其不应享有该增资部分对应的股权，自然也不享有相应的表决权。．．．．．．另一方面，因解除潍坊古韵公司认缴增资股东资格，与潍坊古韵公司存在利害冲突，故完全按照半岛书院公司章程约定的“应由股东一致表决通过”履行，将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的立法意图形同虚设。故一审法院认定“山东大众报业与潍坊古韵公司实际出资分别为5100万元、490万元，实际出资比例为91.23%：8.77%，对诉争股东会决议实际上已经半岛书院公司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股东会决议解除股东增资资格——再审法院认为：参照《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为半岛书院有权以股东会决议解除古韵公司的增资资格，不属于法律适用确有错误。．．．．．．《纪要》第7条针对的是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届履行期限的表决权问题，而本案增资期限已经届满，故该条精神不适用于本案。最后，我国法律目前并未对瑕疵出资股东的表决权行使应否受限作出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此也存在争议，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按照实际缴纳出资比例认定7.3决议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为合法有效，适用法律并不属于确有错误。
摘要2：【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终2966号
【解读１】山东大众报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山东大众报业对半岛书院公司追加实缴的4410万元出资具有股东资格，并按照山东大众报业实缴出资比例确认山东大众报业持有半岛书院公司的股权比例为95.1%；2.判令半岛书院公司就山东大众报业追加支付的出资款签发出资证明，并将该出资额及对应股权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3.判令半岛书院公司、潍坊古韵公司根据股权及股东变更情况修改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4.判令半岛书院公司、潍坊古韵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青岛半岛书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按山东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5.1%、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9%的比例修改公司章程，并向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二、青岛半岛书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按山东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5.1%签发出资证明，并将该出资额及对应股权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案件受理费262300元，由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解读３】2019年7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有两项：1、同意解除古韵公司认缴增资4410万元的股东资格；2、同意由山东报业公司向公司追加出资4410万元。
【笔记】破产案件有关债务人民事案件是否应当中止审理和中止执行？
摘要1：解读１：以破产债务人为被告的就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案件，破产受理前已经受理尚未审结——（１）应当中止诉讼→（２）恢复审理（裁定驳回破产申请或终结破产程序）→（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破产宣告）。
解读２：以破产债务人作为被告的非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案件，破产受理前已经受理尚未审结——（１）应当中止诉讼→（２）继续审理（破产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后）。
解读３：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法院提起债务人财产分别清偿诉讼（不包括仲裁）的不予受理。
解读４：破产债务人作为原告的民事案件——（１）一审应当移送受理破产法院；（２）二审应当继续审理。
解读５：破产申请受理后尚未执行完毕的有关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应当中止执行，债权人应当依法向管理人申报相关债权。
摘要2：【注解１】（１）受理破产申请后中止诉讼（含仲裁）和执行主要是债务人作为被告之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２）债权人针对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在破产宣告后依法申报债权。
【注解２】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企业破产法规定二》第２１条第１款）：（１）代位权：主张次债务人代替债务人直接向其偿还债务的；（２）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主张债务人的出资人、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直接向其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的；（３）人格混同：以债务人的股东与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主张债务人的股东直接向其偿还债务人对其所负债务的；（４）其他就债务人财产提起的个别清偿诉讼。
【注解３】（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个别清偿诉讼或者仲裁案件应当中止；（２）法院宣告破产后债务人仲裁案件应当继续仲裁。
【注解４】（１）对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即《企业破产法规定二》第２１条之规定），破产受理前基于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破产申请受理时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债务人破产宣告后，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但是，债权人一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追收的相关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除外）；债务人破产宣告前，法院裁定驳回破产申请或者终结破产程序的，中止审理的案件应当依法恢复审理。（２）非对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诉讼或者仲裁，应当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２０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注解５】破产程序终结后是否还可重新启动执行程序？——（１）破产程序终结后，原则上应当不再可能根据个别债权人的申请启动个别执行程序；（２）破产终结２年后发现破产人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债权人应无通过破产法上的程序获得救济的可能，能否再启动执行程序进行处理目前尚无明确的规则，但实务中不应否定根据相关债权人的申请启动执行程序的合理性。——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复69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民申4785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民申4785号
【裁判摘要】金××当时为煜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绝对控股股东，金××和煜展公司为油联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仅凭金××向油联公司进行银行转账尚不足以证明金××实际缴纳注册资本，且该资金并未进行验资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7年油联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减至100万元(认缴)，并进行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虽经金××申请，该登记行为被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撤销，但不足以影响油联公司股东会决议本身的效力。金××在相关案件的答辩及股份转让行为，均不足以认定股东会减资决议对金××不产生效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原审法院认为油联公司通过恶意减资逃避债务，免除了股东的出资义务，性质与抽逃出资并无不同，故判决追加金××等股东为被执行人，在其减资范围内对陈晗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津民终146号
摘要1：【案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津民终146号
【裁判摘要】此外，本案存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亦规定了公司减资时的通知义务。中远船代公司的债权形成于璟业公司减资之前，李××作为璟业公司股东，在公司减资过程中，明知公司对中远船代公司负有债务尚未清偿仍同意减资，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通过必要方式通知中远船代公司，致使债权人的债权于债务人减资后不能清偿，亦构成对中远船代公司利益的损害。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情形，认定李××应当在其作为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以及璟业公司减资数额范围内，对中远船代公司不能受偿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李××应当被追加为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豫民申8169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豫民申8169号
【裁判摘要】是否实质减资还是形式减资不影响减资对外承担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是股东对公司承担责任的限额，也是公司承担债务责任的基础。由于公司减资减少了以公司资产承担责任的能力，会直接影响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减资比增资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法律程序，其目的就是在于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公司在进行减资时，应当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履行完整的法律程序，确保债权人有机会在公司责任财产减少之前要求清偿或提供担保，也即是说通知已知债权人并依照债权人的要求对债务进行清偿或者提供相应担保，是相应减资程序对该债权人发生法律效力、股东在减资部分免责的必要条件。在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事实，昌业化工公司欠付浩翔公司款项1622975元，海创基金、张××、刘××、赫××作为昌业化工公司的股东，在昌业化工公司与浩翔公司履行合同期间，决议对昌业化工公司减资，并在报纸上刊登减资公告，同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出具了《公司债务清偿和债务担保情况说明》，但并未就减资事项通知债权人浩翔公司，导致浩翔公司丧失在减资前要求昌业化工公司清偿债务和提供担保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仅应履行足额出资义务，而且股东认缴的出资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抽回、减少。本案中，昌业化工公司在未向浩翔公司履行通知义务的情况下，其股东海创基金等人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减资，违反了公司资本不变和资本维持的原则，与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及抽逃出资对于债权人利益的侵害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故不能免除公司股东在减资部分的责任。海创基金主张减资仅是形式上的，并未实际收到昌业化工公司返还的减资款，并以此为由认为不应承担补充责任，对此，虽然公司法理论上对减资有实质减资和形式减资的区分，但在我国现行的公司法中并未对此进行明确区分，而且公司减资无论是实质减资或形式减资，减资的受益人均系公司的股东，至于海创基金有没有从昌业化工公司收回减资款，系其公司内部操作，不影响对外承担责任。综上，原审法院判决海创基金应在减资范围内对昌业化工公司欠付浩翔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11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112号
【裁判摘要】股东延长出资期限债权人有权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对公司的出资是公司法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现行《公司法》确定的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度，为股东出资赋予了更多地灵活性和自主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东的出资义务可以当然或变相免除，特别是在可能存在公司股东利用注册资本认缴制逃避出资义务、损害债权人权益等道德风险时，应当对股东在宽泛条件下出资行为合法性、合理性严格审查、从严把握。……新元公司在修改前的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届满时不仅未缴纳出资，反而大幅增加认缴出资额并长期延长出资期限，在无证据证明中石大公司具有债务清偿能力的情况下，上述行为客观上对中科研究院债权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中石大公司修改前的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新元公司的相关出资信息经过工商登记确认，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原审认定债权人中科研究院基于公示公信效力产生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并无不当。案涉交易发生后，中石大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对新元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出资期限进行了调整，但在后发生的事实不能作为中石大公司在先交易主观认知的判断因素。况且，公司章程关于宽限公司股东自身相关义务及加大债权人潜在风险的修改，不足以对抗债权人中科研究院对债务人原章程产生的合理信赖。原审综合考虑中石大公司的履约能力、新元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实际情况、中科研究院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等的情形，认定新元公司关于其不应对中科研究院承担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公司恶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能否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在无证据证明公司具有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公司延长股东认缴出资期限客观上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债权人有权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要求该股东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就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923号
【裁判摘要】在未取得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大幅增加认缴出资额并延长出资期限，债权人有权申请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经查明，中石大公司2013年12月10日的章程显示，中石大公司于2013年12月10日设立，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鲍××出资数额为75万元，其中2013年12月10日设立时实际缴付5万元，剩余70万元于2015年12月9日缴付。2014年7月31日，中石大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万元，鲍××认缴出资额3750万元，出资时间为2034年12月9日。截止2016年3月22日，鲍××实缴出资为5万元。首先，中石大公司于2014年7月31日修改章程，将鲍××的出资期限调整至2034年12月9日，新修改的公司章程虽已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但中石大公司与中科研究院签订《技术服务合同书》的时间为2014年3月7日，对于中科研究院来说，其已对合同签订时中石大公司对外公示的鲍××出资期限为2015年12月9日的股东出资期限产生了合理的信赖利益。其次，鲍××在修改前的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届满时未履行出资义务，在未取得中科研究院同意的情况下，大幅增加认缴出资额并延长出资期限，在无证据证明中石大公司具有债务清偿能力的情况下，上述行为客观上对中科研究院债权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原审法院综合考虑中石大公司的履约能力、鲍××履行出资义务的实际情况、中科研究院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等的情形，认定鲍××关于其不应对中科研究院承担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465号
【裁判摘要】以非货币财产出资应当进行评估作价并依法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否则公司债权人有权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关于渤船总公司是否足额履行对渤海造船公司的出资义务问题，渤船总公司在原审期间提交了《验资报告》《验资事项说明》《会计报表》等证据证明其已向渤海造船公司实际履行4900万元的增资义务。但渤船总公司主张的增资系通过特种钢材等进行材料拨付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该类型增资属于以非货币财产出资，应当进行评估作价，并依法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但本案原审及申请再审期间，渤船总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对该部分资产进行评估作价，并与渤海造船公司办理财产权属转移手续，不足以证明该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向渤海造船公司的增资义务，因此渤船总公司不能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此项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摘要2：
【笔记】股东损害公司利益纠纷如何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1：解读：（１）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２）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８条关于“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４条关于“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规定，侵权结果地公司住所地和被告住所地均可以作为确定案件管辖法院的连接点均具有管辖权。
摘要2：【注解】债权人请求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能否由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债权人主张公司股东应当出资而未出资侵害其合法权益，公司股东应当出资而未出资地即公司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68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3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33号
【裁判摘要】被执行公司原股东已在出资期限届满之前将各自股份转让，并非“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东”的情形，不得追加为被执行人——本案中，2007年4月27日鑫天利公司设立登记时的注册资本35万元已全额缴纳，2014年5月9日及2014年10月30日鑫天利公司的注册资本从35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及7000万元，公司章程约定两次新增注册资金由其股东分别于2019年5月9日前及2019年10月30日前缴足。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中启鑫公司对鑫天利公司享有的买卖合同债权发生于鑫天利公司2014年5月9日、2014年10月30日两次公司注册资本增资之间，鑫天利公司于2014年5月9日将公司的注册资本从35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对债权人鑫天利公司案涉交易产生公示效果和信赖基础。强制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是执行依据在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或者一定范围内对于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主文没有明确的义务履行主体的扩张。鉴于鑫天利公司的原股东麦××、武×、李××、隆昌煤矿公司已在出资期限届满之前将各自的股份转让，二审判决追加受让股份的袁××为被执行人，没有追加麦××、武×、李××、隆昌煤矿公司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
摘要2：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2民终8430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2民终8430号
【裁判摘要】首先，股东出资的内容涵括出资金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等，股东依据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时间享有相应的期限利益。潮旅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三名股东的出资时间均为2039年12月31日前。在此之前，包括倪××在内的股东均无出资义务，即便王××１、王××２均已提前实缴出资，亦无法推定倪××即构成拖延出资。其次，涉案变更股东出资期限的决议内容系仅针对小股东倪××，依据查明事实，王××１与王××２系一致行动人，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其已实缴出资，在王××１、王××２与倪××享有同等出资期限利益、且目前同未实缴的情形下，王××１与王××２利用股东会多数决原则通过仅针对倪栎言、剥夺倪××一人出资期限利益的决议，构成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928号
【裁判摘要】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是否有权请求解散公司？｜在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存在抽逃出资等行为等情况下，该股东仍然有权在法定情形出现时请求法院解散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六条关于“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在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等瑕疵出资的情况下，对股东权利的限制并不及于请求公司解散的权利。故对于西北车辆公司关于兰驼公司无权提起本案之诉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复字第17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生效判决享有实体权利的第三人具有申请执行主体资格——首先，本案中，青海碱业虽然不是《增资协议》的缔约主体，但该协议明确约定了由新湖集团向青海碱业出资的相关义务。因新湖集团未依约足额缴纳出资，青海碱业是本案第三人，生效判决确定了新湖集团向青海碱业承担补足出资义务，青海碱业根据生效判决享有实体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本案中，青海碱业是生效判决已经明确判定的权利人，其符合上述规定中申请执行人的条件。青海碱业虽然没有参加诉讼，放弃了诉讼阶段的权利，但诉讼程序与执行程序是相对独立的程序，其缺席诉讼的行为并不表示其当然放弃了执行阶段的权利，更不意味着其放弃了行使履行请求权的权利。浙江高院认为法律未赋予第三人申请执行的权利，并认为青海碱业未到庭参加诉讼即不得享有申请执行权利，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２】破产管理人可以作为申请执行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六）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债权人破产后，其包括诉讼、申请执行等在内的权利义务应由其破产管理人代为行使。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破产管理人作为全面接管破产企业、对破产财产进行估价、变价、处分和分配的法定机构，其职能旨在公平、合法保护破产企业的权利、保障破产企业债权人的权利，而正是基于这一职责，其有权要求出资不足的股东继续补缴认缴出资，纳入破产企业财产，从而实现破产清算之最终目的。本案中，青海碱业破产管理人即代表青海碱业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其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新湖集团根据生效判决履行补足出资的义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监字第12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监字第129号
【裁判摘要】（1）执行监督撤销原审执行裁定发回重审对争议未予以最终裁判，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亦未产生实质性影响，鉴于发回重审裁定具有程序性、不可逆转等特殊属性，不宜直接撤销；（２）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在执行程序中对于债务人的出资人是否应当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是否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审查也应一并中止，执行法院对被执行人及追加的被执行人采取的执行措施亦应一并中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的规定，上级法院依法可以对下级法院的执行工作进行监督。执行监督既包括对具体执行行为的监督，也包括对下级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所作执行法律文书的监督。本案执行程序中，蒙阴县法院认定中信深圳分行出资不实，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对其异议予以了驳回。临沂中院经复议，撤销了蒙阴县法院追加中信深圳分行为被执行人的裁定及异议裁定。申请执行人恒晟公司对复议裁定不服，向山东高院申诉，山东高院按照执行监督程序对临沂中院的复议裁定予以立案审查。此监督是对下级法院所作执行裁定是否具有正当性、合法性予以审查，并不会直接导致执行法院继续采取执行措施，亦不是在被执行人已被受理破产的情况下对个别债权人予以清偿的确认。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中信深圳分行是否在银友公司设立时存在对其注册资金出资不实而依法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情形。在山东高院监督案件审查过程中，中信深圳分行申请银友公司破产，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根据《破产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破产受理申请前，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起下列诉讼，破产申请受理时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二）主张债务人的出资人、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直接向其承担出资不实责任或抽逃出资责任的。”在执行程序中对于债务人的出资人是否应当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的审查也应一并中止。但山东高院经审查后认为临沂中院复议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欠当，以(2014)鲁执监字第59号裁定撤销原复议裁定，指令临沂中院重新审查。从内容上看，(2014)鲁执监字第59号裁定是程序性的发回重审裁定，仅对程序性事项做出处理，虽然一经送达即发生否定既有裁判的效力，
摘要2：（续）但并未最终解决争议纠纷，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可不撤销。在银友公司破产案件审理期间，执行程序中对是否应以出资不实为由追加中信深圳分行为被执行人的审查依法应当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