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954号
【裁判摘要１】承包人因开具税务发票所应交纳税金由发包人承担——关于昌南公司因开具工程款发票产生的相应损失应由谁承担的问题。案涉工程总造价经当地审计部门审计所出具的结论中，税金部分并未计入工程总价款，因此罗家村委会所支付的工程款中不包含税金，昌南公司所收取的工程款中不含税金收益。在此情况下,作为纳税义务人的昌南公司如应罗家村委会的请求向其开具税务发票，因开具税务发票所应交纳的税金,属于昌南公司增加的额外负担，该负担应由罗家村委会承担。
【裁判摘要２】另外，因昌南公司对该开具发票产生税金部分的上诉请求于已过上诉期限后的二审中提出,在罗家村委会不予认可该上诉请求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并无不当。昌南公司可在案涉工程款税金实际发生后,另行与罗家村委会协商解决。
摘要2：
摘要1：解读：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不同当事人分别向不同法院起诉的，不同法院应当分别审理而不能合并审理。
【解析】当事人依双方合同约定的“可向各自所在地法院起诉”的协议管辖条款，基于同一合同法律关系，分别向各自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提出相反诉讼请求，各自所在地法院已分别先后立案，存在以下三种观点：（１）后案起诉属于重复起诉，立案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２）后诉构成先诉案件的反诉：Ａ．本诉和反诉两案依法可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分别立案、分别审理、分别裁判；Ｂ．反诉应当移送至本诉管辖法院合并审理。——认为在后诉构成先诉案件的反诉的情况下，反诉应当移送至本诉管辖法院合并审理。
【注释１】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不同的法院起诉，为避免裁判之间的冲突，宜将多个案件由同一个法院合并审理。如果其中一个法院立案后发现对于案件没有管辖权，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如果受理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后立案的人民法院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人民法院合并审理。两个以上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有关人民法院均应当停止进行实体审理，并按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协商解决管辖争议，协商不成报请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60号
【注释２】基于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以不同诉讼请求向两地法院分别起诉，相关案件应当合并审理。——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45号
摘要2：【问题】当事人基于合同纠纷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提起合同给付之诉和合同撤销之诉，后立案法院能否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审理？
【注解１】（１）《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３６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是针对《民事诉讼法》第３５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是关于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后先立案的法院与后立案的法院应如何处理的问题，并不适用于当事人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向不同法院起诉的情形。（２）《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２１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适用于“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形，不适用于当事人分别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分别起诉的情形。（３）因此，当事人基于合同纠纷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提起合同给付之诉和合同撤销之诉，两地法院应当分别审理而不能合并审理，后立案法院不能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审理。
【注解２】（１）共同管辖之“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是指最先立案的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２）如果最先立案的法院没有管辖权，则由最先立案的有管辖权法院管辖——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闽民终字第518号《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州宏键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注解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２条规定：“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的，后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在七日内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该司法解释已经废止不再适用，“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不同法院起诉”应当合并审理规定不再适用。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57号
【裁判摘要】为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对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双方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即属于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且不得违反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如若约定与争议毫无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或者对依法应当专属管辖的纠纷约定管辖法院，则约定管辖的协议无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机械租赁合同》中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本着诚实信用、有利于合同履行的原则进行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诉讼裁决。"本案被告中交一公局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原告住所地、工程所在地等均在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根据中交一公局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所作的询问笔录，其表示项目履行不在北京市昌平区，唯一与北京市昌平区有关系的是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在昌平。但中交一公局既未提供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昌平区的证明，更未提供证据证明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系本案实际施工人，与争议有实际联系。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北京市昌平区系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双方当事人关于管辖的约定无效。另外，《场地租赁合同》虽然约定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诉讼裁决，但场地租赁纠纷应按照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确定管辖法院。综上，上述两份合同中关于管辖的约定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4民特602号
【裁判摘要】出租方(甲方)洋鑫公司与承租方(乙方)万和公司、保证方(丙方)嘉频公司、保证方(丁方)郑好于2019年4月3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其中，第21.4条明确约定：对于因合同及其履行而发生的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时，各方在此同意应提请贸仲进行仲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本案中，双方就仲裁协议达成了一致，协议内容体现出双方发生纠纷时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选定的仲裁机构明确具体。因此应为合法有效。申请人所称专属管辖，是针对当事人发生争议到法院采取诉讼形式解决纠纷的情况下应遵循的诉讼原则，本案中双方就争议解决方式约定为仲裁，并不存在违反专属管辖规定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终1583号
【裁判摘要】可依成立与否存在争议的合同中有关仲裁协议条款确定管辖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争议达成仲裁协议的，合同未成立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该条款是对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的规定。本案中，湖北元创公司和新余元创合伙提交的《合伙合同》中，周×与湖北元创公司、新余元创合伙均在合同上签名、盖章，且双方当事人对签名、盖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该《合伙合同》第11.7条第二款约定，因本合同引起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提交仲裁时该委员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据此，依据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的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原审裁定认定案涉《合伙合同》成立与否，均不影响已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的该合同中有关仲裁条款的效力，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94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远洲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远洲公司所称基于《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应由其他人民法院管辖亦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级别管辖或专属管辖的范围。原审法院对远洲公司所提管辖权异议不予审查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２】根据远洲公司与金可尔公司签订的《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远洲公司承诺在三个月内还清上述欠款，故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4月13日起算至2014年4月12日届满。金可尔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与王××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处理有关金可尔公司债务问题，该合同约定以王××持有的远洲公司30%股权转让给金可尔公司结清金可尔公司的债权。合同签订时王××仍是远洲公司股东，对于金可尔公司来讲其作为债权人，面对存在内部纠纷的远洲公司，其与作为远洲公司股东的王××协商解决债务问题，应当认定其积极主张权利。而且，在远洲公司与金可尔公司签订的《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中也有远洲公司不能付清欠款则将王××所持股份转让给金可尔公司的约定，从该约定来看，金可尔公司主张权利亦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和延续性。故而可认定金可尔公司该行为主张了债权，可以引起时效中断。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270号
【摘要】合同无效但签订合同的事实表明债权人主张了债权，可以引起时效中断——案涉《露天煤矿开采协议书》于2012年1月12日终止，远洲公司与金可尔公司签订了《关于有关债权债务处理的协议》，远洲公司承诺在三个月内还清上述欠款，故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4月13日起算至2014年4月12日届满。金可尔公司于2013年10月24日与王某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处理有关金可尔公司债务问题，该合同约定以王某某持有的远洲公司30%股权转让给金可尔公司结清金可尔公司的债权。该合同虽被认定为无效，但签订合同的事实表明金可尔公司主张了债权，可以引起时效中断。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终51号
【裁判摘要１】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属于约定不明应当依法确定管辖法院——《委托协议》《补充协议》对于争议解决条款，均约定为“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各方均应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款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故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裁判摘要２】关于睿鹏合伙企业诉中科招商公司的诉讼应否合并审理问题。睿鹏合伙企业以中科招商公司与中科发明公司系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单××，二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为由，起诉中科招商公司应对中科发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与依据《委托协议》《补充协议》《质押合同》起诉中科发明公司、单××、深圳前海合伙企业承担合同违约责任及担保责任，虽请求权基础不同，但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并具有合并审理的事实基础,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当合并审理的情形。中科招商公司关于两诉系不同法律关系，不构成共同诉讼，不能合并审理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黔 06 民终 506 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及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因松桃苗族自治县正大镇实施盘塘村至包家村砂厂公路扩建改建工程，因征地引发纠纷，吴××主张两被告支付吴××土地补偿款、林木青苗补偿款。．．．．．．本案名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实为土地权属争议，应由人民政府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吴××的起诉。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首先，经审查本案一审原告吴××主张的事实，其与一审被告盛聚宏公司之间并无民事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三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规定，对吴××针对盛聚宏公司的起诉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同时，吴××诉请正大镇政府支付土地补偿款、林木青苗补偿款，该纠纷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其集体经济组织及该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之间发生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四项“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六）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对吴××针对正大镇政府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而，对本案不能按民事诉讼程序作出实体处理。
摘要2：【解读１】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盛聚宏公司支付吴××土地补偿款 39,506 元（暂定金额，待评估后增加）、林木青苗补偿款 7,800 元，合计 47,306 元；正大镇政府在已收盛聚宏公司款项范围内承担支付义务；并自 2020 年 9 月 11 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直至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评估鉴定费由盛聚宏公司、正大镇政府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吴万成的起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注解】（１）关于原告对用地单位的起诉：由于原告与用地单位之间并不存在土地征收法律关系，故对这部分诉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２）关于原告对镇政府的起诉：原告与政府之间是土地征收行政法律关系，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其集体经济组织以及该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之间发生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因而这部分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宁民认字第2号
【裁判摘要】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6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水泥供货合同》，该合同第十七条“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中约定：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北京市海淀区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查明，北京市海淀区并没有商事仲裁机构。上述事实有《水泥供货合同》、中国商事仲裁网下载的《仲裁机构列表》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为证，足以认定。综上事实，本院认为：当事人在民事合同中对争议的解决可约定仲裁协议，但对于仲裁机构的约定应明确、具体，否则属无效的仲裁协议。本案双方在诉争合同中约定，双方的争议由北京市海淀区仲裁机构仲裁，但海淀区并无商事仲裁机构，且双方就仲裁条款并未达成补充协议，故应确认双方所约定的仲裁协议无效。申请人鑫丰公司以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为由，要求确认该仲裁协议为无效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被申请人中铁公司称双方所约定的仲裁机构本意系指北京市仲裁委，但该辩解与合同约定不符，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申请人福建鑫丰贸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6日签订的《水泥供货合同》中的仲裁协议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2018)兵民辖终9号
【裁判摘要】本案双方当事人在《销售合同》中约定：“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提交守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判断何方当事人守约，需要经过实体审理方能确定，在确定管辖权的阶段无法判明，故该管辖协议约定不明确无法执行，一审法院认定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浙行终字第338号
【裁判摘要】劳动人事争议不具有行政可诉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第五十二条规定：“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与本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依照本法执行•••••”二审庭审中，经法庭询问，上诉人胡晓××确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上诉人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市教育局履行受理其申请，解决其与杭十四中续订教师聘用合同以及工资、福利待遇争议的法定职责。上述争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四）、（五）项规定可以仲裁的人事争议。《人事争议处理规定》(2011修正)第二条规定:“本规定适用于下列人事争议：••••••（五）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可以仲裁的其他人事争议。”第三条规定:“人事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调解，其中军队聘用单位与文职人员的人事争议，可以向聘用单位的上一级单位申请调解；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可以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规定表明事业单位内发生的人事争议解决的途径为协商—调解—仲裁—民事诉讼。上诉人已就涉案争议向杭州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并由该仲裁委员会于2012年1月16日作出杭人仲受字[2011]1号裁决，之后又经一、二审诉讼，由法院作出终审裁定，上述仲裁裁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上诉人又以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市教育局为被告要求履行解决涉案争议的法定职责。上诉人要求两被上诉人履行的职责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定职责，而是人事管理职责。如上所述，该职责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解读】（１）我国现阶段人事争议处理的基本程序：协商→调解→仲裁→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２）人事管理职责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35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涉案《定向资产计划受益权转让协议》第十条约定：“甲乙双方之间发生的关于本协议的一切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需诉讼的，由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管辖。”民华公司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时，约定的“原告方所在地法院"即有了确定性。故该协议条款约定内容明确，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合法有效的管辖权约定条款，应当作为认定本案管辖权的依据。至于上诉人恒丰银行主张的双方约定的管辖条款未明确级别管辖，依法应为无效管辖约定的主张，本院认为，级别管辖主要解决上下级法院之间就审理一审案件范围的分工问题。只要当事人约定的地域管辖明确，在约定法院所辖行政区域内具有相应级别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协议约定行使管辖权。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涉案《定向资产计划受益权转让协议》关于地域管辖的约定，结合其级别管辖的受理案件标准，认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恒丰银行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二）原告所在地法院与原告住所地法院的概念和法律含义不同。原告住所地依法指原告工商注册登记的法定地址，其具有唯一性和特定性，而原告所在地可以是其法定地址也可以是其主要机构所在地、日常经营地等，并不具有住所地的特定和唯一性法律特征。因此，涉案合同的“原告方所在地法院"的管辖权约定也属于合同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协议约定不明确、不特定、不唯一，导致选择管辖协议条款无效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恒丰银行认为，原告所在地与原告住所地并非相同概念，对此法院认为，对于民华公司所在地，在民华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的《定向资产计划受益权转让协议》中已予以了确认，民华公司的住所地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察路15号,恒丰银行无证据证明民华公司还存在其他所在地或住所地。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421号
【裁判摘要】华电新疆公司与中瑞华林公司及案外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十条约定：“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任何争议，三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的则向原告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华电新疆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了诉讼费，有华电新疆公司缴纳本案诉讼费2447473.22元的缴款书在卷佐证，一审法院亦将该事实写入裁定。中瑞华林公司上诉称华电新疆公司未缴纳诉讼费缺乏事实依据。中瑞华林公司称华电新疆公司起诉时，针对本案诉讼请求的实体请求权尚不成立，但该问题属于实体审理问题，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审查的内容。华电新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中瑞华林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辖终29号
【裁判摘要】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纠纷中保理合同、基础合同和担保合同应当合并审理，并按照保理合同约定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保理合同是指保理商与应收账款债权人之间签订的，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合同。按照有无追索权，保理合同可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合同和无追索权保理合同。其中，有追索权保理合同是指在应收账款到期无法从基础合同债务人处收回时，保理商可以向保理合同债务人（基础合同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要求保理合同债务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的保理合同。在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纠纷中，因保理商对保理合同债务人享有追索权，故其可选择一并起诉保理合同债务人及基础合同债务人。本案中，中汇信通公司（甲方）与山东恒丰公司（乙方）签订《保理合同》（有追索权）第十三条约定：“在甲方受让的应收账款因任何原因不能收回时，甲方有权向乙方进行追索，乙方应无条件向甲方支付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等全部应付款项。”第十四条第一款约定：“甲方在本合同项下任何权利未充分受偿时，可向乙方的采购商及担保人分别行使追偿权。”因此，本案为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纠纷，保理商中汇信通公司可以保理合同债务人山东恒丰公司、基础合同债务人兖州煤业公司及保理合同保证人柴×、狄××为共同被告，一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追索权保理合同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本案中，涉案《保理合同》（有追索权）第二十四条约定：“凡因本合同履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由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朝阳区）有管辖权人民法院管辖。”上述协议管辖条款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应据此确定管辖法院。因本案合同签订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故本案属于一审法院地域管辖范围。
摘要2：【摘要】关于兖州煤业公司主张诉争《煤炭买卖合同》《应收账款通知书》回执的公章真实性问题，因本案是依据《保理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权，故兖州煤业公司上述关于公章真实性的主张不影响本案管辖权的认定，不构成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的有效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兖州煤业公司可待本案进入实体程序处理后提出，由人民法院予以审查。
摘要1：【案号】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赣01民辖终72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苇禾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泰兴市生华电池配件有限公司签订的《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特别条款第八项明确约定，凡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理商所在地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且双方在致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第３条也明确本案由保理商（上诉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被上诉人沃特玛公司收到该通知后，也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该通知项下的所有条款。故上诉人苇禾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泰兴市生华电池配件有限公司签订的《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关于管辖的约定对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同样具有约束力。苇禾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者地为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9号博能中心，属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冀0102民初638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应依据基础法律关系确定管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债权转让基础法律关系所依据的合同系被告联通公司与运通公司签订的《2013中国联通宽带接入网PONFTTH终端采购框架合同》，该合同第13.1约定：“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由双方当事人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协商一致的，均应向买方住所地（即被告联通公司）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法人的住所地是指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原告提供的被告联通公司的办公机构照片可以证明其住所地为石家庄市，该地址属于石家庄市长安辖区。综上，本院对该案有管辖权。
摘要2：【解读】被告联通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是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江大道89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民辖终17号
【裁判摘要】协议管辖指向管辖明确但不符合级别管辖规定，如果能够确定唯一的级别管辖法院的，该约定管辖条款应视为有效——本案系合同纠纷，中信保理公司与国创兴业公司在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保理合同》第二十一条中约定，“凡因本合同履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管辖，通过司法手段解决。”，该合同中还载明“本合同于2012年4月2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签订”。该约定中双方当事人对地域管辖的选择明确具体，指向北京市东城区。本案涉及当事人的约定管辖条款中地域管辖选择合法有效，但级别管辖不符合当地级别管辖标准的，该管辖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从尊重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出发，同时考虑到在纠纷发生前当事人双方均无法预见今后争议的标的额，要求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约定级别管辖法院有违常理且在实践中比较困难。因此，如果按照当事人双方对地域管辖的约定，结合案件性质、诉讼标的额等，能够确定唯一的级别管辖法院的，该约定管辖条款应视为有效。本案诉讼标的额超过1亿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结合北京市各中级法院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地域管辖的分工等，能够确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为唯一的级别管辖法院，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辖终196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保理合同》第七章第三十二条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本合同签署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当事人均不在北京市且诉讼标的额超过5000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规定的跨地管辖标准的精神，按照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执行，即北京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3亿元以下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因此，本案涉及当事人的约定管辖条款中地域管辖选择合法有效，但级别管辖超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因诉争合同约定的合同签订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属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区域，本案在起诉时能够确定一审法院为唯一的管辖法院，故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03民辖终3383号
【裁判摘要】涉案《保理合同》约定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为“凡因本合同履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通过司法手段解决”。在该《保理合同》落款处注明“本合同于2017年3月26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签订”。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合法有效，故原审法院作为合同签订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02民辖终608号
【裁判摘要】中广投公司以其受让融资租赁合同债权为由，依据吉运公司与魏县妇幼保健院所签涉案《融资租赁合同》，远程视界科技集团向吉运公司提供的涉案《不可撤销担保书》，吉运公司与加油宝公司（原名“江泰金融公司”）所签《债权转让合作协议书》，吉运公司向加油宝公司提交的包含承诺提供担保的涉案《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刘××向加油宝公司提供的《个人无限连带担保责任书》，及加油宝公司与中广投公司所签《债权转让协议书》等证据材料，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向魏县妇幼保健院、远程视界科技集团、吉运公司、刘××等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魏县妇幼保健院向中广投公司支付租金，远程视界科技集团、吉运公司、刘××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等，属于债权受让人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书》等就涉案《融资租赁合同》、《不可撤销担保书》的履行提起的诉讼，应依据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确定案件管辖法院。本案中，吉运公司为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甲方（出租人），魏县妇幼保健院系约定的乙方（承租人），吉运公司及魏县妇幼保健院所在地均属于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故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第十九条第2项关于“有关本合同的一切争议，合同各方应首先根据本合同规定的内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的，各方同意由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29号
【裁判摘要】保理合同是主合同，担保合同是从合同，应当根据主合同保理合同中协议管辖条款确定案件管辖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因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云能保理作为债权人基于主合同及担保合同对债务人及担保人共同提起诉讼，云能保理与上海华信签订的《公开型无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作为主合同，该合同第13.2条有关于合同履行期间当事人发生纠纷如何确定管辖法院的明确约定，即“在合同履行期间，凡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当事人应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云能保理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因云能保理的住所地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属上海市管辖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深圳大生称其与云能保理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并未约定管辖法院，根据“原告就被告”的一般管辖原则，本案应由深圳大生住所地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保理合同中约定有效管辖条款，其担保合同未约定管辖条款的，因保理合同引起的纠纷应根据保理合同约定的有效管辖条款确定管辖法院，不能以担保合同未约定管辖条款为由依据原告就被告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民辖终541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单独起诉保证人，按保证合同约定确定案件管辖，无约定管辖时按照法定管辖——国投公司依据与亿阳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亿阳公司向国投公司支付溢价回购款、违约金及逾期利息等共计约7005万元，故本案系保证合同纠纷案件。双方在《保证合同》中确认亿阳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因此，国投公司单独起诉保证人亿阳公司，符合法律规定。《保证合同》第一条约定该《保证合同》的主合同为《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凡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可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采用与主合同之约定相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国投保理业务合同》第四十六条约定，若甲、乙双方在本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若协商不成，均可向乙方（即国投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约定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确认有效。国投公司的住所地在深圳市，故原审法院作为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依法对本案拥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皖01民辖终864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向债权人、保证人主张收回保理款，（１）主合同约定管辖条款与从合同约定不一致时以主合同约定为准；（２）多份合同管辖条款约定不一致时以后形成版本为准；（３）无法通过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时可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标准确定管辖法院——本案被上诉人是基于主合同即《国内池保理融资业务合同》和从合同即《应收账款回购保证书》、《质押合同》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关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的规定，本案应依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虽然永辉保理公司与美嘉乐商贸公司签订的《国内池保理融资业务合同》第16.2条约定“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至被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但此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九条对《国内池保理融资业务合同》中的管辖约定作了变更即约定“原保理合同及本协议履行期间，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各种问题，协商不成交由本协议签订地合肥市经开区法院裁决。该条款约定的管辖法院（签订地法院）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且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约定，应作为确定本案管辖法院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因案涉《补充协议》载明的签订地合肥市经开区，属于原审人民法院司法管辖区域内，原审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以合同实际签订地与约定签订地不符主张原审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理由，于法不符。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湘01民辖终312号
【裁判摘要】合同约定市级法院未明确是哪个辖区法院，且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确定具体地点，该管辖协议约定不明确应属无效——根据被上诉人即原审原告上海盈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交的起诉状所写明的诉求、事实和理由以及提供的证据，本案系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涉案《认购协议》第十二条争议的解决约定为：“如果在接到要求解决争议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第30日内仍不能通过协商解决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向湖南省长沙市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上海盈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为基层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合同中约定的长沙市当地人民法院，并未明确是长沙市哪个辖区，且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确定具体地点，依据管辖协议无法确定管辖法院，故该管辖协议约定不明确，应属无效。按照法定管辖的原则，本院向当事人进行释明，但被上诉人没有选择管辖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及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当事人对合同履行地点没有约定，上海盈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原审被告盈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等，应以接受货币一方上海盈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上海盈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故本案应由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处理。原审裁定不当，应予以撤销。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赣民辖终128号
【裁判摘要１】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苇禾保理公司与振兴电子公司签订的主合同《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约定“凡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理商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本案中，保理商苇禾保理公司登记的住所地在江西省××××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三条规定：法人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苇禾保理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也在上述同一地址，直至2018年5月23日苇禾保理公司才将住所地变更为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9号博能中心1001-1002室。在变更地址前，上诉人深圳欣迪盟公司与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签订了《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签订后当事人住所地变更的，由签订管辖协议时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依法应由双方签订《国内商业保理合同》时保理商苇禾保理公司住所地所在地新余市内人民法院管辖。又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案件受理后，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的影响。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受理本案，此时苇禾保理公司登记的住所仍为江西省××渝水区××号，之后当事人住所地的变更不影响原审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因此，上诉人深圳苇禾公司请求将本案移送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上诉提出本案系因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无法行使商业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票据纠纷，但又未提交被上诉人无法行使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权利的相关事实和证据，在被上诉人苇禾保理公司依据其与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主张权利的情形下，上诉人振兴电子公司主张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票据纠纷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将本案移送振兴电子公司所在地江苏省泰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理由不成立。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01民辖终105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随行付公司与鸿兴物流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合同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京01民辖终字第53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随行付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在一审阶段，随行付公司也提交了其与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鸿兴物流公司、李××、徐××１、徐××２对于上述事实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随行付公司与鸿兴物流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法院具有实际连接点，约定管辖法院为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符合法律规定。鸿兴物流公司、李××、徐××１、徐××２虽然主张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为无效合同，但《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是否为无效合同属于实体审理范围，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故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合同仲裁条款效力的司法审查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338号
【裁判要旨】判断合同仲裁条款所约定的仲裁机构是否因约定不明而应属无效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基础，客观分析当事人约定仲裁条款时的本意，并据此判断仲裁条款的效力。仲裁条款约定由“某某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即便该市有多家仲裁机构，只要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能够确定唯一的仲裁机构，应当认定该仲裁条款有效。
【案号】一审：（2019）沪73知民初330号之一；二审：（2019）最高法知民终338号
【摘要】仲裁条款约定的“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的字面意思与北京市现有的三家仲裁机构中的“北京仲裁委员会”最为接近仅有一字之差，应当认定仲裁条款约定是明确的，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就是选择北京仲裁委员会作为仲裁机构，仲裁条款能够确定仲裁机构为“北京仲裁委员会”——在判断仲裁条款是否明确、能否清楚确定仲裁机构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基础，客观分析当事人约定仲裁条款时的本意。本案中，首先，双方合同约定为，“产生异议和纠纷，应友好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不能解决时，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在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显然，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本案合同时具有将此后产生的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的合意。其次，从合同约定的文字看，该仲裁条款约定的是“在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并非“在北京市的仲裁委员会仲裁”。从合同文字表述的通常含义看，其中的“北京市仲裁委员会”显然是指特定仲裁机构的名称，指向单一。此与“北京市的仲裁委员会”这种并不指向特定机构的表达明显不同。再次，经查，位于北京市的仲裁委员会有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三家。从涉案《技术开发合同》中仲裁条款约定的“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的字面意思来看，与北京市现有的三家仲裁机构中的“北京仲裁委员会”最为接近，仅有一字之差。本案双方并非法律或者纠纷解决专业人士，对其在约定仲裁机构时，不应苛以过高标准。综合上述因素，应当认定互商网公司与米花时代公司的仲裁条款约定是明确的，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就是选择北京仲裁委员会作为仲裁机构，涉案仲裁条款能够确定仲裁机构为“北京仲裁委员会”。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摘要2：（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仲裁机构名称约定不明确的仲裁协议的效力的请示的复函》（[2005]民立他字第55号）第二款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该函第一款指出：“一方当事人认为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未申请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实体纠纷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认为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仲裁协议无效的，应当依法受理。受理后，被告认为约定的仲裁机构明确，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就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该函第二款指出：“仲裁协议约定由‘××市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如‘××市’只有一家仲裁委员会，应当认定约定的仲裁机构系指‘××仲裁委员会’；如‘××市’有多家仲裁委员会，应当认为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本案中，基于前述分析，涉案合同仲裁条款约定明确，能够据此确定仲裁机构，应该根据上述复函第一款的规定处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60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不同的法院起诉，为避免裁判之间的冲突，宜将多个案件由同一个法院合并审理。如果其中一个法院立案后发现对于案件没有管辖权，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如果受理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后立案的人民法院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人民法院合并审理。两个以上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有关人民法院均应当停止进行实体审理，并按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协商解决管辖争议，协商不成报请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裁判摘要２】本案是基于双方履行《风电项目20MW风力发电机组采购合同》而发生两个关联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一是新誉公司诉长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其诉讼请求主要是请求支付货款及迟延履行的利息；二是长风公司诉新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其诉求是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而导致的损失赔偿，但是仍然属于对于合同履行的争议。关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新誉公司诉长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故本案原告为接受货币一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长风公司诉新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是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而导致的损失赔偿纠纷，新誉公司为该案被告，同时属于该案中“履行义务一方”，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则新誉公司住所地既是被告所在地，又是合同履行地，故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既非合同履行地，也不是被告所在地，对于该案没有管辖权。鉴于两案属于基于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纠纷,为了便于查清案件事实,保证裁判的统一性，上述两案应由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合并审理。
摘要2：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2期（总第306期）第31-33页】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终480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双方发生与合同有关的争议，既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当事人关于仲裁的约定无效。但发生纠纷后，一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提出异议并实际参加仲裁的，应视为双方就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达成了合意。其后双方就同一合同有关争议又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本案明发公司与宝龙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对本合同各条款的执行与解释所引起的争执，合作双方应尽量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争议调节不成，可提交当地仲裁机构仲裁或辖区人民法院诉讼。”2009年11月26日，宝龙公司依据该约定向厦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明发公司收到厦门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及相关材料，未对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以及仲裁机构提出异议，全程参与仲裁活动，直至2018年10月30日厦门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宝龙公司、明发公司的行为符合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案涉合作合同第十二条关于仲裁协议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双方就案涉合作合同产生的纠纷均应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明发公司起诉，并无不当。明发公司关于参加仲裁仅视为其同意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仲裁案件中请求和反请求部分涉及的内容，并不能推定其同意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案涉合作合同项下其他纠纷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66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在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的，视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根据管辖恒定原则，不影响受诉法院管辖权——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依据管辖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问题。案涉《污水处理项目转让协议》第4.2条和《股权转让协议》第13.2条均约定，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如无法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上述管辖协议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该管辖协议合法有效。但是，华通公司和山青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均未提出管辖异议，参加了原审法院于答辩期届满后组织的证据交换程序，并对实体问题发表了陈述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就案件实体内容进行答辩、陈述或者反诉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诉答辩。”根据上述规定，尽管本案当事人事先有管辖法院的约定，但原审法院基于华通公司和山青公司在诉讼程序中的应诉答辩行为，依法取得了对本案的管辖权。山青公司主张本案应当依照管辖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三，关于山青公司是否应对诉讼代理人的行为承担后果的问题。原审程序中，刘××１、孙××２律师持有加盖山青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参加诉讼,其权限为特别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的规定，刘××１、孙××２作为山青公司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陈述意见的行为合法，相应法律后果由山青公司承担。山青公司虽然其后又在诉讼过程中解除对上述诉讼代理人的委托，但诉讼代理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仍然对山青公司有效。山青公司关于诉讼代理人非法代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专属管辖情形的问题。本案是因履行股权及项目转让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案涉《污水处理项目转让协议》虽然涉及项目工程的竣工验收及产权移交等问题，但争议法律关系是股权以及项目权利义务的转让关系，而非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引起的物权纠纷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此本案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山青公司主张本案应适用专属管辖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