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转包合同无效后管理费的收取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已履行的合同内容无法直接返还，应折价补偿。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实际施工人可参照合同约定主张工程款；发包人实际参与了管理，亦可参照合同约定主张管理费。
【案号】一审：(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429号；二审：(2016)渝民终194号；再审审查：(2017)最高法民申4383号
【裁判摘要】《项目合作补充协议》虽无效，但因中环公司对案涉工程实际进行了管理，故可参照补充协议约定，在工程结算时扣除管理费。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委托执行由受托法院审查执行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云南高院是否应当对杨××提出的异议申请进行审查。具体分析如下：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2020)最高法民终44号民事裁定的具体内容为：继续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晓安公司价值人民币183200968.88元的财产。本院随后委托云南高院实施保全行为，云南高院根据本院的委托，对“别样幸福城”项目下的住宅438套、车位1447个采取了具体的续封措施。杨××作为案外人以其对别样幸福城3号地块8栋××号房产享有权利为由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诉讼争议标的以外的财产进行保全，案外人对保全裁定或者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不服，基于实体权利对被保全财产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审查处理并作出裁定。案外人、申请保全人对该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中，本院保全裁定是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对争议标的外的金钱标的进行概括保全，杨××是对云南高院实施保全裁定过程中查封相关房产的具体执行行为不服，基于实体权利而提出的执行异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云南高院应当进行审查。云南高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关于“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原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由提出异议时负责该案件执行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后，案外人对原执行法院的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参照前款规定处理。”的规定，认为杨××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原则上应由本院进行审查处理的意见属于对适用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云南高院应当对杨××所提异议理由能否成立进行审查。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委托实施保全行为并非执行过程中委托执行情形，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在保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保全提出异议，应当根据其所提异议指向的是保全裁定还是保全具体执行行为，来判断应予受理的法院及救济途径。尤其是保全裁定未载明具体保全标的物的情形下，实施了保全执行行为，对案外人所提异议在处理上应有所区别。根据各方所提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云南高院是否应对官渡区政府提出的异议申请进行审查。具体分析如下：本院在二审审理中铁公司与晓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过程中，中铁公司请求对晓安公司名下价值人民币183200968.88元的财产继续保全。本院于2020年2月14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终44号民事裁定，内容为：继续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晓安公司价值183200968.88元的财产。随后本院委托云南高院实施保全行为。云南高院根据本院的委托，对“别样幸福城”项目下的住宅438套、车位1447个采取了具体的续封措施。官渡区政府作为案外人以其对“别样幸福城”部分房产享有权利为由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诉讼争议标的以外的财产进行保全，案外人对保全裁定或者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不服，基于实体权利对被保全财产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审查处理并作出裁定。案外人、申请保全人对该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因此，从保全裁定的内容看，该保全属于概括性保全，未针对某一具体明确的保全标的物。官渡区政府是对云南高院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查封房产的具体执行行为不服，基于实体权利而提出的执行异议，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云南高院应当进行审查。本案并非执行过程中委托执行情形，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中关于“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原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由提出异议时负责该案件执行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执行案件被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委托执行后，案外人对原执行法院的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参照前款规定处理。”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建设工程存在质量问题，施工单位未对工程质量不合格部分进行维修并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判决发包人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不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及时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接收该建设工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二）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有过错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第十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后，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参照本解释第三条规定处理。因一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方应当赔偿因此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原判决亦认定案涉工程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但在三建集团公司未对案涉工程质量不合格部分进行维修并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判决锦绣实业公司向三建集团公司支付工程款，与上述规定不符。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新能源发电项目属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项目工程，属于强制招标工程，未经过招标投标程序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工程总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２）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无法投入使用导致发包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发包人已支付的工程款属于因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关于高山公司已支付的697万元工程款属于因涉案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还是因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对于该损失谁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问题。经审查，高山公司与许继公司签订的《甘肃高山新能源有限公司高台县高崖子滩9MW+1MW+40MW分布式发电与升压站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及《甘肃高山新能源有限公司高台县高崖子滩9MW+1MW+40MW光伏并网发电项目工程总承包框架技术协议》属于未经过招标投标程序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上述合同被原审法院认定为无效，并无不妥。经原审法院对案涉已完成工程质量进行司法鉴定，其中高山公司申请检测的9项内容中，绝大部分工程不满足设计要求及相应工程质量验收规范的要求，使案涉工程最终无法投入使用，此后国家就光伏发电产业出台了新的相关标准和政策，使案涉工程修复后亦无使用价值，高山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认定许继公司应对工程质量不合格承担全部过错责任，并参照高山公司已付工程款数额酌定高山公司损失为697万元，判决许继公司赔偿高山公司697万元损失并无不当。因此，许继公司再审申请认为高山公司已支付的697万元工程款属于因涉案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并非因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
摘要1：解读：固定价格合同中途被解除，在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难以确定工程造价的，按原合同约定的计价模式采用已完成工程量与合同总量折算方式不可取的情况下，应采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定额确定已经完成工程价款的结算方式。
摘要2：【注解】固定总价合同未履行完毕对于已完成部分工程价款结算三种方式：
（１）比例方法——以固定总价为基数乘以已经完成的工程量占全部工程量的百分比，即：已完成工程结算价款＝固定总价×（已经完成的工程量／全部工程量）；
（２）定额价结算方法——参照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方法或者计价标准进行结算（即依据“定额”进行结算，主要依据为《民法典》第５１１条第２项规定）；
（３）下浮计价方法（一般情况下该方式对双方比较公平）——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参照定额计算的价款乘以固定总价占全部工程量参照定额计算的价款的百分比，即：结算价款＝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参照定额计算的价款×（固定总价／全部工程量参照定额计算的价款）。
摘要1：【裁判摘要１】原设计单位未参与的工程质量鉴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三章“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第二十四条有关“设计单位应当参与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析，并对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的规定，系针对产生质量事故时，设计单位的义务，而非针对建设工程质量鉴定的规定，故本案不适用该条规定。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价款结算参照本解释第三条规定处理”；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二）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上述规定适用于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情形，因案涉建设工程施工作业并未竣工，鉴定结论系存在质量问题，已完工部分工程可修复，并非竣工验收不合格，故本案不适用上述规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双方在履行法定的招标投标之前就订立协议，进场施工，此行为属于先定后招、明招暗定的串标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及五十五条的规定，苏中公司中标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建设工程中标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２】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二）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有过错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银古公司已在本案中提起反诉，主张由苏中公司承担修复费用，并在一审时申请对工程修复方案及修复费用进行鉴定，可以此认定银古公司认可工程经修复有使用价值。二审中银古公司又以工程未进行实际修复认为支付工程款条件未成就拒绝支付工程款，自相矛盾。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可以参照上述鉴定意见由苏中公司承担修复费用，视为工程验收合格。银古公司以工程未经验收合格，不应支付工程款的理由不能成立。
【注解】对于发包人认可工程可以修复且经修复后有价值的，法院可以将修复费用从应付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径行判决发包人支付剩下工程款。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388号
【摘要】根据原审查明，苏中公司与银古公司在2011年7月18日就案涉工程签订《银古花园补充协议》，之后苏中公司即进场施工。2011年8月18日苏中公司中标，2011年8月25日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在履行法定的招标投标之前就订立协议，进场施工，此行为属于先定后招、明招暗定的串标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上述施工协议应当认定无效。
摘要1：【裁判摘要１】鹏程开发公司、汇聚投资公司依据2014年住建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主张涉案工程不属于必须招投标项目，进而主张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因该意见发布于2014年，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于2009年，且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对必须进行招投标项目没有进行修订的情况下，仅以该意见为依据主张原审认定涉案建设工程须经招标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错误，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由于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对鹏程开发公司是否应支付工程款，需以涉案苏中建设公司施工的桩基础工程质量是否合格为前提条件。由于鹏程开发公司与苏中建设公司已经终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鹏程开发公司已将诉争工程承包给案外人施工，至诉讼时苏中建设公司施工的桩基础工程已经被后期的上部施工全面覆盖。因此，鹏程开发公司、汇聚投资公司主张苏中建设公司施工的桩基础工程不合格，不具备使用价值，其依法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前所述，鹏程开发公司、汇聚投资公司的证据虽然可以证明涉案桩基础工程存在一定质量问题，但尚不足以证明工程不合格且经修复也无法经验收合格。根据上述《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及本院《建设工程解释》的规定，无论鹏程开发公司是否实际使用了涉案桩基础工程，鹏程开发公司依法负有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以对苏中建设公司已经返还给其的桩基础工程进行折价补偿。据此，原审对苏中建设公司反诉要求鹏程开发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的诉请予以支持，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约定审价完成时间结清工程款以约定时间届满之日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起算之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南京漆桥公司行使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否超过法定期限。案涉合同及补充协议虽然无效，但因案涉工程质量验收合格，故工程款的结算仍可参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进行。双方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工程审计完成后二个月内，支付至审计后的工程决算总价的95%，5%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马鞍山苏杭公司收到南京漆桥公司齐全有效的工程结算书及资料后，在三个月内审核完毕并经双方确认后，甲方按双方确认工程总造价，扣除5%的工程质量保修金后，其余尾款一次性结清，如双方产生分歧的，提交其他审计事务所审计。2015年11月2日，南京漆桥公司提交案涉工程9某、13某以及地库的土建、水电竣工结算报告。监理单位2015年11月3日审核“同意报审"。马鞍山苏杭公司2015年11月4日也“同意报审"，但此后既未进行审核确认，也未明确提出异议。因此，根据双方上述约定，马鞍山苏杭公司应当于2016年4月5日支付工程结算价款，其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应从2016年4月5日起算。但马鞍山苏杭公司于2017年3月14日才提起一审诉讼并主张该权利，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法定期限。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发包方在未经竣工验收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案涉工程丧失了以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抗辩拒付相应工程款的权利；（２）法院可以根据鉴定意见判决承包人对不合格工程项目承担返工返修直至工程质量合格的义务——关于案涉工程是否应视为已经竣工并具备结算条件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九条第二款均规定，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国宾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开发商，对于项目工程主要用于出售，其在明知工程未经竣工验收的情况下，将案涉工程房屋交付业主并装修入住，其行为已经构成擅自使用。同时，案涉工程除零星工程外已经基本完成，主体工程已经验收合格，双方办理了水电交接手续。综合以上情况，应视为工程已经竣工并具备结算条件。……关于原审判决国宾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数额是否适当的问题。国宾公司在再审申请中提出，对于案涉工程不合格项目的工程款有权拒绝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后，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参照本解释第三条规定处理。”第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二）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有过错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双方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且未能修复的，可相应核减不合格部分工程价款。本案中存在部分工程项目质量不合格问题，对此双方均无异议并有鉴定结论证明。但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同时规定：“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续）国宾公司在未经竣工验收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案涉工程，丧失了以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抗辩拒付相应工程款的权利。同时，原审法院基于国宾公司关于工程质量的反诉请求，根据国宾公司的申请对案涉工程质量进行了委托鉴定，并依据鉴定结论，判决某某公司对不合格工程项目承担返工返修直至工程质量合格的义务，在工程质量方面已经充分考量和保护了国宾公司的权益。因此，判决国宾公司依照《结算书》中某某公司主张的价款支付工程款并无明显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１】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或者未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但依法经过招标投标程序并进行了备案，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施工合同与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是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实际也未依法进行招投标，当事人将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当地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备案，备案的合同与实际履行的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备案的中标合同与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施工合同均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认定为无效的，可以参照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工程价款。本案之中，涉案工程经过了招投标程序，亦签订了备案合同，即2017年9月5日的《合同协议书》，根据前述分析，本案应以该《合同协议书》作为双方工程价款结算依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于2017年7月19日的《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不应作为双方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裁判摘要２】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招投标双方在同一工程范围下另行签订的变更工程价款、计价方式、施工工期、质量标准等中标结果的协议，应当认定为实质性内容变更。本案中，涉案工程经过了招投标程序，亦签订了备案合同，即2017年9月5日的《合同协议书》，根据前述分析，本案应以该《合同协议书》作为双方工程价款结算依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于2017年7月19日的《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不应作为双方工程价款结算依据。同理，玉宽公司虽然于2018年8月3日做出《关于北京中宏运医疗器械生产基地1号丙类厂房项目工程延期承诺》，但该承诺系基于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于2017年7月19日的《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作出，且该承诺中所记载工期与备案合同工期具有实质性变化，故一审法院驳回中宏运公司基于该承诺书所主张的延误工期违约金等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１）发包方明知实际施工人身份，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２）发包方已完成工程的质量未提出异议视为工程合格；（３）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参照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可见中铁十二局二公司明知潘××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故本案中潘×与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因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承包建筑工程法定资质的自然人潘××，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的事实合同。该事实合同虽然无效，但潘××已完成部分工程，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对潘××已完成工程的质量未提出异议，视为该部分工程合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潘××作为无效合同的相对人有权请求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参照双方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价款。鉴于潘××与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之间形成的是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参照双方约定计算工程价款的基础不存在，且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院认为，铁路部门发布的预算定额属于政府指导价，参照铁路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潘××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符合前述规定，也能够反映潘××在工程中的实际投入，与双方当事人预期的价款较为接近。故一审法院采信华昆咨询价鉴(2019)2号鉴定意见书按铁路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的工程价款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确认。潘××主张其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应参照《施工总价承包合同》所附《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结算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摘要２】自然人实际施工人是否有权主张企业管理费和规费、营业税？（１）企业管理费与实际施工人的资质无关，且自然人实际施工人在建设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具体的工程管理，故管理费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２）规费作为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以及按规定缴纳的施工现场工程排污费等费用，规费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３）利润是实际施工人理应获得的相应对价，利润亦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４）营业税在本案中是对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税种，营业税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对潘××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上诉主张，间接费868，820元和按照税率3.35%计算的营业税218，898元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对此，本院认为，华昆咨询价鉴(2019)2号鉴定意见书载明，间接费868，820元包括了企业管理费、规费和利润。因企业管理费与实际施工人的资质无关，且潘××在建设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具体的工程管理，故管理费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而规费作为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以及按规定缴纳的施工现场工程排污费等费用，因案涉工程由潘××组织的工人施工，所涉及的五险一金等应由潘××承担，故规费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至于利润，作为施工方的潘××，其劳力、材料等已物化在建设工程的整体价值中，在潘××完成的工程不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中铁十二局二公司的合同目的已实现，利润是潘××理应获得的相应对价，如将该部分利润留给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则基于同样一份无效合同，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将获得更多的非法利益，有违合同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故利润亦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营业税在本案中是对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税种，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并非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上诉主张由其在当地税务局缴纳，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综上，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关于间接费、营业税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赔偿标准（《著作权法》第５４条）——（１）按照实际损失或者违法所得赔偿标准（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２）参照使用费赔偿标准（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３）侵权惩罚性赔偿标准（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１倍以上５倍以下给予赔偿）；（４）法定赔偿额标准（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５００原以上５００万元以下的赔偿）；（５）合理开支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摘要2：【注解】可以根据侵权部分利润贡献率计算侵权赔偿额。——参考案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民终301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津民终208号
摘要1：——侵害境外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件中权属的认定
【裁判要点】著作权权属的认定是人民法院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的逻辑起点，也是人民法院判决的重要依据。境外作品著作权权属的认定，涉及对域外证据的审查。原告的举证充分与否对权属的认定起着决定性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域外证据的形式要件作出了明确规定，当原告所举之证不能满足域外证据的形式要件时，是严格地以此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还是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其权属，属于价值判断的选择。根据目前的司法政策规定，对于域外形成的公开出版物等可以直接初步确认其真实性的证据材料，除非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能够提出有效质疑而举证方又不能有效反驳，原则上可以直接认定其证据的形式合法性，无需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据此，我们可以直接认定域外证据的真实性，结合行政审批材料和合法出版物的署名情况，认定原告享有境外作品的著作权。
【案件索引】一审：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2362号（2012年12月12日）；二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三终字第00136号（2013年7月15日）
摘要2：【摘要】对于海外形成的公开出版物等可以直接初步确认其真实性的证据材料，除非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能够提出有效质疑而举证方又不能有效反驳，原则上可以直接认定证据的形式合法性，无需办理公证认证等证明手续——某公司享有涉案制品《托××友》的发行权。其理由为：首先，涉案制品《托××友》属于经过行政审批的合法出版物，《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涉案制品《托××友》电视系列100-700VCD系合法出版物，其外包装盘封、光盘表面和影视作品的片头和片尾均标有：HIT公司提供版权，?2010GTL，辽宁文某术音像出版社出版，某公司独家发行，根据上述署名可以认定某公司享有涉案制品《托××友》的发行权；其次，参照《文化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音像制品进口管理的通知》第二条：“禁止版权贸易之间、版权贸易与制成品之间平行进口；禁止非授权独家使用的音像制品进口”和第三条：“进口音像制品要按照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授权使用方式引进。进口音像制品授权单位不得将同一音像制品在同一授权期内以不同载体或不同录制格式授予不同单位分别进口”的规定，国家文化管理部门禁止以非独家授权的形式进口并出版音像制品，辽宁文某术音像出版社对涉案制品《托××友》享有独家出版权。《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出版单位可以发行本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不得发行其他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辽宁文某术音像出版社对其出版的涉案制品《托××友》享有当然的发行权；辽宁文某术音像出版社将其出版的涉案制品《托××友》电视系列100-700的专有销售（发行）权授予某公司，符合相关规定，因此某公司享有涉案制品《托××友》的发行权。邓某甲以某公司提交的授权文件的翻译文本没有经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认证为由，主张某公司不享有涉案制品《托××友》的发行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知识产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与财产权客体的具体类型无关;（２）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转让应当参考物权善意取得的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知识产权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为保障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取决于其构成要件和价值目标，与财产权客体的具体类型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权处分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建立的是一套全方位的善意取得之制度，不仅仅是适用于动产与不动产，还可以适用于其他物权。因此，在没有例外规定的情况下，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转让也应当参考物权法关于物权善意取得的规定。善意取得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是善意的，所谓“善意”是指“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不知情是指对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了解，而是相信、信赖了物权享有的公示推定效力，如不动产的登记效力与动产的占有公信力；无重大过失是指对他人是否享有物权尽到了一般理性人在一般交易场合下的审查义务，而仍然无从发现真实权利状态与公示出来的权利状态不一致。第二，受让人支付了合理对价，即该物权的转让是一种有偿转让，且支付的对价符合交易习惯等。第三，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本案中，如前所述，乔××是涉案作品的推定著作权人，因此作为一般理性人的久邦数码公司有理由相信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乔××所有，进而相信乔××有权对涉案作品进行处分。久邦数码公司在网络上传播涉案作品的时候，潇湘书院已经与作者签订《文学作品独家授权协议》，可以认定久邦数码公司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主观上善意且无重大过失。久邦数码公司也已经将涉案作品上传至网络平台进行传播，足以证实潇湘书院已经将涉案作品交付给久邦数码公司。但是久邦数码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
摘要2：（续）因此，本案不符合善意取得的基本构成要件，久邦数码公司不能善意取得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未经许可在信息网络上传播涉案作品的行为侵害了花季文化公司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摘要1：解读：购买者从合法渠道购得且并不明知产品侵害他人著作权可以类推适用《著作权法》第５９条规定的合法来源抗辩免除侵害著作权责任。
解析：我国《著作权法》未规定使用合法来源抗辩的主观要件，但是《商标法》第６４条第２款关于合法来源抗辩的规定中明确了“不明知”的前提，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而言，可以参照解释。
摘要2：【注解１】（１）对于合法来源的认定不要要证明侵权产品系合法取得，同时应当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没有尽到必要注意义务合法来源抗辩不能成立，即使有合法来源但未尽到必要注意义务仍然构成侵权）。——参考案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辽民终511号；（２）著作权合法来源抗辩成立应当满足主观状态为“善意”。——参考案例：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782民初4996号
【注解２】能够证明合法来源的发行者应当停止侵权但不承担赔偿损失法律责任。——参考案例：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锡知民终字第0039号
【注解３】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不免除支付维权合理开支责任｜（１）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权利人维权合理开支仍应得到支持（如权利人追加侵权商品的制作者、生产者为被告，则相关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应由制作者、生产者负担；如权利人仅起诉销售者，即使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其仍应承担权利人的维权合理费用）。——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25号；（２）合法来源抗辩仅免除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而权利人为获得停止侵权救济的合理开支仍应得到支持（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的情形下，不能免除支付维权合理开支的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1781号
摘要1：——债务人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向债权人作出抵销债务表示的，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
【裁判摘要】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主动向债权人发函核定借款本息的行为应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广州银行向宁波资金融通中心发出的函件是否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双方当事人均认为，在2002年3月14日广州银行向宁波资金融通中心发出函件时，案涉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上述函件主要内容如下：贵中心担保的原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欠广州市商业银行本金2亿元及利息，鉴于我行尚欠贵中心拆借资金本金7000万元及相应利息，建议三方签订有关协议，明确相关权利义务关系。该函件下方为利息清单，注明了两笔债务冲抵后的余额。在上述函件中，广州银行主张了2亿余元担保债权，确认其负担本金7000万元及利息，并建议协商冲抵两笔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务人向债权人发出确认债务的询证函的行为是否构成新的债务的请示的答复》指出：“对债务人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主动向债权人发出询证函核对贷款本息行为的法律后果问题可参照本院上述《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的规定进行认定和处理。”根据上述规定，广州银行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主动向汇达公司发函核对本案贷款本息的行为，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广州银行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签收“贷款对账签证单”的行为是否属于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问题的复函》，“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是指债权人要有催收逾期贷款的意思表示，债务人签字或盖章认可并愿意继续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也规定，当事人须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才可达成恢复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因此，广州银行的回函只构成向宁波资金融通中心催收保证债权的意思通知，不包含继续履行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从该函内容上看，广州银行不仅核对了本案债务本息，还对原约定的利息计算进行了变更，
摘要2：（续）并作出将上述拆借资金本息与其主张的担保债权本息进行冲减的意思表示。若广州银行无继续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则不必提出“抵销”这一债务履行方式的建议。故广州银行的发函行为应认定为同意履行本案债务的意思表示，该债权债务关系经广州银行发函而获得确认，应受到法律保护。
摘要1：——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中的适用
【裁判要旨】诉讼参与人之间在进行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无法割裂，基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依法产生的责任、权利，人民法院可在同一案件中一并处理。技术合同类纠纷案件因履行标的技术性、无形性，履行过程的密集交互性，导致查明事实难度大，对诚实信用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更紧迫的需求。在举证质证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不实陈述，导致增加诉讼活动，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因增加诉讼活动而支付的交通、住宿、餐费、误工、证人出庭等必要费用。
【裁判摘要】此外，经庭审核实，未发现原告方提交的工作日志与在线版本不一致，本院难以认定原告伪造了证据或者提供了虚假的证据。但是，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未能进行审慎核实，将被告方工作人员的工作日志作为原告的证据提交，未能遵守诚实信用的民事诉讼原则。当事人之间因民事法律纠纷而引发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等诉讼参加人以及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专家辅助人等诉讼参与人之间形成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诉讼行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项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基本制度落实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诸多具体措施中，这些制度不仅包括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进行制裁的相关规定，也包括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需承担对方当事人额外诉讼成本的相关规定。例如，证人出庭作证的出庭费用由败诉方承担。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证人因某某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又如，一方逾期提供证据应补偿另一方额外的诉讼成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要求另一方赔偿因逾期提供证据致使其增加的交通、住宿、就餐、误工、证人出庭作证等必要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参照此等规定，本院认为，在举证质证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的不实陈述，导致增加诉讼活动，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补偿因增加诉讼活动而支付的交通、住宿、餐费、误工、证人出庭等必要费用。在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聘请律师代理民事诉讼，是正当的维权措施，因此，合理的律师费开支也可认定为“必要费用”。民事诉讼活动的目的是审理民事法律关系，诉讼参与人在进行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又形成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二者无法割裂，
摘要2：（续）据此，基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依法产生的责任、权利，人民法院可在同一案件中一并予以处理。就本案而言，在本案诉讼程序开始时，本院已向双方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充分释明了本院在先案件(2017)沪73民初89号中的裁判理由，当事人在庭审活动中应当如实陈述，若未能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对方额外的诉讼成本。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案原告的不诚信诉讼行为造成被告额外的应对，包括被告提交质证和答辩意见指出原告的不实陈述之处、本院经过远程视频听证、现场勘验质证，在现场勘验过程中被告有两名员工出庭，被告需花费相应的时间成本、来往法庭的差旅费用，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本院酌情确定原告补偿被告额外的诉讼成本为1万元。（并判决原告补偿被告额外诉讼成本１万元）
摘要1：【裁判摘要】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欠付工程款债权的担保方式，不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而丧失——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赋予建设工程施工人的一项法定优先权，目的是保障施工人能够及时取得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即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如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亦可主张工程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欠付工程款债权的担保方式，自然不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而丧失。长城资产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为由，主张庄××对工程款不享有优先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新证据，可以认定为新的证据——中原区人民政府在再审申请时提交了郑州市中原区柿园安置房建设单位碧桂园项目部提交的建设计划及2020年8月17日现场进度照片、2020年12月21日柿园安置房现场进度及照片、2019年8月12日郑州名兴置业有限公司向郑州市中原区建设局提交的《关于柿园(宋庄)城中村改造项目A-04-02地块申请质量和安全监督提前介入的报告》等。根据《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般原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三百八十七条、三百八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上述证据属于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新证据，可以认定为符合《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新的证据，中原区人民政府依照新的证据申请再审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豫行终143号
【解读】河南高院再审判决撤销河南高院二审判决，维持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审判决。
摘要1：【裁判摘要】（１）约定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起生效”，仅有双方公司加盖的公章，没有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不符合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且并未付诸实际履行，应当认定该协议尚未生效；（２）解除合同的对象，应当是已经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尚未生效的合同不属于可以依法解除的对象；（３）原审认定未生效合同能否解除对当事人债权债务关系未产生实质影响再审法院驳回再审申请——关于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协议效力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双方2014年3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十二条约定，“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了协议的生效条件是须经双方公司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该协议上仅有双方公司加盖的公章，没有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协议的签署不符合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而且在该协议盖章后，并未付诸实际履行。本院认为，在双方当事人没有依约履行协议签订程序，协议尚未达到当事人约定的发生法律效力条件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协议尚未生效。解除合同的对象，应当是已经依法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尚未生效的合同对各方当事人未产生法律效力，不具有相应拘束力，因而不属于可以依法解除的对象。二审判决认为解除合同不以合同生效为前提，系对法律规定的错误适用。在合同缔约程序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该合同内容无论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均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广鹏物资公司申请再审所持上述协议违法无效的理由虽不能成立，但二审判决解除未生效协议的做法确有不当。在双方当事人关于还款安排的协议未生效的情况下，广鹏物资公司与广鹏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应当仍按照原基础法律关系认定和解决。本案一审、二审判决虽然对上述未生效协议予以解除的做法存在错误，但是认定该协议未生效和解除该协议，对广鹏物资公司与广鹏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产生实质影响。换言之，无论是按照二审判决解除该未生效的合同，还是按照合同未生效来认定诉争协议的效力，都将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回归到二审判决判令广鹏物资公司偿还广鹏房地产公司欠款及利息的结果上来。而且，二审判决并未按照诉争协议的内容认定广鹏物资公司应当偿还的欠款数额，而是根据双方之间款项的实际支付、偿还时间，最高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欠款利息，
摘要2：（续）支持了广鹏房地产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因此，对本案进行再审不会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实质内容产生影响。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院对广鹏物资公司的再审申请予以驳回。
摘要1：【裁判摘要】未经质证的证据并非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不构成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再审事由——关于原审法院未对2012年12月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进行质证是否构成程序违法的问题。……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履行的合同并参照该《协议书》的约定确定案涉争议工程的结算工程款，……2012年12月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是原审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亦未作为本案当事人之间工程价款结算的依据，故本案中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四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情形，龙化公司关于原审法院未对该份合同进行质证构成程序违法的此项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未适用非规范性法律文件不构成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事由——汉中市政府、汉中市旅发委认为，其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交指导案例作为抗辩理由的情况下，根据《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未在裁判理由中回应是否参照了该指导性案例，也未说明理由，法律适用错误。经查，二审法院虽然未在裁判理由中回应是否参照了该指导性案例并说明理由，但该实施细则并非法律亦非司法解释，未适用该实施细则，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第三人撤销之诉可以改变原审裁判、调解书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规定：“对第三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请求成立且确认其民事权利的主张全部或部分成立的，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二）请求成立，但确认其全部或部分民事权利的主张不成立，或者未提出确认其民事权利请求的，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三）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北大荒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是：1、撤销山东省陵县（2011）陵商初字第372号民事判决和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德中商终字第250号民事判决；2、确认与艳阳天公司签订的化肥供销合同合法有效，确认北大荒公司对自己购买的668吨磷酸一铵享有所有权；3、判令蓝星公司返还668吨磷酸一铵的价款2037400元；4、判令蓝星公司赔偿668吨磷酸一铵的价款2037400元的利息损失；5、判令艳阳天公司对北大荒公司的货款本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6、本案诉讼费用由蓝星公司、艳阳天公司共同承担。可见，本案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蓝星公司主张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故不应对原审判决进行实体处理，显然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不符，因而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当陵县人民法院2011年9月17日查封涉案化肥后，9月26日北大荒公司即提出异议，并主张对涉案化肥的所有权。在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驳回其请求后，北大荒公司又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上诉被驳回后，北大荒公司虽未申请加入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2011）陵商初字第372号案诉讼，但由于蓝星公司在北大荒公司提出异议并被最终驳回之前，在（2011）陵商初字第372号案中的诉讼请求一直是判令艳阳天公司返还欠款，而非直接指向涉案化肥的所有权，故北大荒公司无法作为第三人参与到诉讼当中。蓝星公司增加了确认涉案化肥的所有权的诉讼请求后，法院并未告知或者通知北大荒公司参于诉讼，北大荒公司无从得知蓝星公司变更了诉讼请求，故并不构成怠于行使权利。因此，北大荒公司未参与相应诉讼主张涉案化肥的所有权，应属“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
摘要2：（续）二审判决认定山东省陵县人民法院（2011）陵商初字第372号和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德中商终字第25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未采取适当措施对北大荒公司的权利进行救济而程序违法，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１）第二审程序裁定发回重审的处理并非对案件的实体审理，在一审法院对该案件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合议庭组成人员无需回避；（２）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指令再审，可参照适用发回重审后再进入二审不需回避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但是，经过第二审程序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受本条规定的限制。”其基本精神是对于已经参加过同一案件实体审理的审判人员，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等原因从而对公正审理案件产生影响，其应当在该案的其他程序审判时予以回避，但由于第二审程序裁定发回重审的处理，并非对案件的实体审理，故在一审法院对该案件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合议庭组成人员无需回避。．．．．．．指令再审与发回重审在适用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在一审法院已经进行过审理，而二审法院认定应当由一审法院重新审的，适用发回重审；而在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时，由于该院实际上并没有对案件进行过审理，故二审法院裁定一审法院审理案件，当然就不存在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的问题，而属于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但在实质上，两者的效果并无不同，均为由一审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而且，二审法院作出发回重审或指令审理的裁定，在程序上均未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因此，本案的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但书规定的基本精神，可参照发回重审后再进入二审不需要回避的规定适用，左××作为合议庭组成人员参加本案二审，并不构成法律规定的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情形。
【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民终119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原判决正确，诉讼费、鉴定费、保全费的分担问题不能单独作为申请再审的依据——关于原判决确定的案件诉讼费、鉴定费和保全费负担比例能否单独作为申请再审的理由问题。《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不得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起上诉。当事人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院长申请复核。复核决定应当自收到当事人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决定诉讼费用的计算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请求复核。计算确有错误的，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更正。"参照上述规定,因原判决正确，诉讼费、鉴定费、保全费的分担问题不能单独作为申请再审的依据，宇昊公司该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福建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的通知（闽高法(2023)155号）
摘要2：本次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主要明确了：
1.医疗费——非医保费用在18000元以内的，先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
2.误工费——受害人既不能证明近三年的平均收入，也不能够证明所从事行业的，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3.护理费——重症病房（ICU）住院期间的天数，不计入护理费赔偿范围。
4.交通费——按凭证据实计算，没有交通费凭证的按30元/天*门诊次数或出入院次数。
5.住院伙食补助费——60元/天*住院天数。
6.营养费——30元/天*营养期+若构成伤残等级，每一级伤残等级以1000元内酌定（逐级递增，总额不超过10000元）。
7.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赔偿年限按整年计算。
8.辅助器具费——受害人年满75周岁或者一级伤残的赔偿年限暂按5年计算，期满确需继续配制的，可另行依法主张。
9.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的，应当提供由劳动能力鉴定部门出具的劳动能力鉴定证明或者其他相关机构证明。
10.精神损害抚慰金——参考金额十级5000元，死亡100000元（详见参考金额表格），需单独核算。
11.鉴定费、评估费——属于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数额。
摘要1：【裁判摘要】带驾驶员租赁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致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主体是出租人还是承租人？｜在带驾驶员租赁机动车情形下，出租人提供的驾驶员受承租人的指令驾驶机动车，承租人正常指令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的，由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承租人不承担责任；承租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发布错误的指令，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如承租人强令驾驶员超速、疲劳驾驶等，承租人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此时承租人的责任认定可以参照新《道交损害赔偿解释》第一条进行认定——中铁第四公司与信丰物流公司签订《运输车临租合同》，约定由信丰物流公司提供运输车，其中也包括郭××所有的赣Ｂ×××××重型厢式货车，用于钢筋产品与半成品倒运。郭××在驾驶赣Ｂ×××××重型厢式货车从中铁第四公司施工工地由西往东逆向倒车进二环路过程中，与于××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于××受伤，双方车辆受损，经江西省赣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定，该事故郭××承担主要责任。根据《运输车临租合同》约定，信丰物流公司提供运输车和驾驶人员供中铁第四公司临租使用，原判仅根据郭××的陈述，即“事故发生时其是在中铁二十一局开车，有合同证明”，就认定郭××与信丰物流公司是劳务派遣关系、中铁第四公司是用工单位确有不妥，但本案事故是在中铁第四公司租赁使用过程中发生，且中铁第四公司如认为信丰物流公司、郭××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以依据《运输车临租合同》的约定，另行向信丰物流公司主张权利，还有其他法律救济途径，原判确定中铁第四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亦无不可。为减轻当事人诉累，本院对中铁第四公司申请再审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供应商因其分公司重大违法记录而无投标资格——１.关于对分公司的行政处罚结果能否及于总公司的问题｜东北亚客运公司主张，对东北亚客运公司下设分公司的处罚不能视为东北亚客运公司有“重大违法记录”，也不能等同于对东北亚客运公司的处罚，否则处罚决定中就没有必要写明被处罚对象是东北亚客运总站。本院认为，1.关于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分公司的法律地位等问题。有关行政法律、法规对此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在此情况下，可依照“行政参照民事”这一法律适用规则。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一规则是在《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确立的，但鉴于司法程序较之于行政程序更加严谨规范，有关行政诉讼程序中法律适用的相关理念、规则及原则，当然可以适用于行政执法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分公司是指公司在其住所以外设立的从事经营活动的机构。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第四十六条规定，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得超出公司的经营范围。依照以上规定，分公司自身不具备法人资格，经工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公司可以在工商核准的营业范围内对外从事经营活动。分公司作为总公司的分支机构，是总公司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总公司基于财税和经营便利等原因，根据总公司的意志所设立的对外从事总公司部分经营业务的机构，且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得超出总公司的经营范围。既然分公司经营的业务只是总公司经营业务的一部分，那么对总公司经营业务的总体评判，必然要包含对分公司经营业务的部分。就本案而言，上诉人东北亚客运公司自认“东北亚客运公司是拥有10个分公司、9个子公司的集团企业，仅具有单独营业执照的客运站就有11个，运输分公司6家”。由此可见，上诉人东北亚客运公司的总体经营也是由各分公司和子公司来具体完成的。倘若法律允许总公司以自身名义获得行政许可，此后又将许可事项交由分公司来具体经营，一旦分公司在实施行政许可事项中因存在违规而被认定为存在“重大违法记录”，而这种不利影响又不及于总公司，那么《政府采购法》及其他有关行政许可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对行政相对人获取行政许可所设置的条件，必将流于形式。
摘要2：（续）不仅损害了其他行政许可申请人的公平竞争权，也必将使得行政执法无所适从，且有违立法本意。2.至于上诉人东北亚客运公司提出的分公司可以单独成为被处罚的行政主体的问题。诚然，《行政处罚法》赋予分公司在行政执法程序中行政相对人的资格，分公司可以被列为被处罚人,《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也赋予分公司以其他组织的身份参加诉讼的资格。但是法律这种设定本身仅是从分公司具备一定的承担法定义务特别是财产给付能力，将其作为行政相对人或诉讼当事人，有利于纠纷的解决等角度考量。并不因此而使行政机关对分公司经营行政许可事项的行政处罚事实结果，完全独立于对总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记录”的评审之外。因此，对东北亚客运公司提出的其下设分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不能视为总公司有“重大违法记录”、也不能等同于对总公司处罚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投标保证保险性质属于投标保证金——1.本案讼争的投标保证保险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规定，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保险业务。本案投标人畅跃公司向保险人汇友保险社投保的是投标保证保险，故本案应为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2006）民二他字第43号】指出，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没有作出任何担保承诺的意思表示，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上仍然应属于保险合同，纵观汇友保险社所提供的《汇友相互建设工程投标保证保险条款》中，并没有对投保人不履行招投标合同义务的担保承诺条款，汇友保险社主张其作为保证人，仅承担保证责任，与保险合同的法律属性及保险合同的约定不符，不能成立。故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财产保险等有关规定，而不适用担保法关于保证担保的规定。2.汇友保险社应承担的责任形式问题。首先，《汇友相互建设工程投标保证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在保险期间内，投保人在向被保险人招标建设工程投标的过程中，发生以下列明的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可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保险人依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金额内承担损失赔偿责任，该条款第（二）项为投保人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可见投标保证保险合同以保险的形式替代了投标保证金的作用。其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投标截止后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招标人可以不退还投标保证金。可见，投标保证金具有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违约方需承担定金罚则的特征，法律性质应为立约定金。因此，投标保证保险替代投标保证金这一功能，在投标人违反了招投标合同的约定及上述招投标法律法规的规定时，应当由保险人以保险责任替代承担上述的定金保证责任，否则与投标保证保险这一新保险险种设定初衷相违背。因此，本案中，畅跃公司按连发公司《招标文件》中的规定，向连发公司以汇友保险社出具的投标保证保险形式提交了投标保证金并参加了投标，表明其愿接受《招标文件》各项规定的约束，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其行为合法、有效。
摘要2：（续）由于发生了《招标文件》约定的保险事由，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保险责任并不以投保人即投标人的履行招投标合同义务为前提，保险人不具有先诉抗辩权，汇友保险社主张应先由投标人承担支付投标保证金为保险赔付前置条件的理由不能成立，畅跃公司因以投标保证保险合同的方式缴纳了投标保证金，已经履行了招投标合同的该部分合同义务，无需再行承担支付投标保证金的义务，至于汇友保险社承担保险责任后能否向畅跃公司追偿，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另外，投标保证保险与投标保证金的法律性质相同，均适用定金罚则的规定，本案投标保证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的规定，其主张应当调整违约金的理由亦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