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答：（１）合伙人合伙经营的企业法人对外产生的纠纷不属于合伙企业纠纷，不能适用合伙企业法；（２）合伙人之间因经营企业法人产生的纠纷应按照合伙协议处理。
摘要2：【解读】企业的实际性质与工商登记或者其营业执照记载的性质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完全可以依据司法权对企业性质作出认定——（１）涉及企业性质的认定应当遵循商事外观主义；（２）在不涉及第三人的情况下应当以当事人设立企业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企业的性质，企业的实际性质与企业营业执照记载的性质不一致时应以企业的实际性质为准。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浙商初字第2号
【裁判摘要】华东公司在与宏程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明知宏程公司的讼争两宗土地使用权存在出资不到位的可能，而自愿受让其将来持有的溪上鼎园的股权，属于华东公司的冒险行为，其请求宏程公司补齐出资，在公司法上找不到依据。其次，从合同法角度分析。合同是当事人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中设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属于平等主体依法可以处分的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在内的民事权利，至于超越民事范畴设立的权利以及合同当事人无法履行的行政法领域内的义务，均不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也不是合同法规范的合同条款。当事人在合同中设立的超越民事范畴的不是依当事人意志能够履行的合同条款，对当事人不具拘束力，该条款只能产生当事人依据缔约过失责任追究对方的民事责任，而不能产生强制当事人履行该合同条款的预期法律后果。本案“一揽子协议”中约定由宏程公司办妥讼争两宗土地权属，该内容涉及到行政机关诸多的行政行为，办妥土地权属行为并非纯粹的民事行为，亦非民事主体能够以自己的行为完成的事项。换言之，由民事主体办妥土地权属的合同条款，系受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牵制，非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所能完成，因此无法判决当事人强制履行。虽然本案合同前期履行中，在政府政策支持下，“32#地块”、“6#地块”土地使用权由宏程公司办妥了由其名下直接变更至溪上鼎园的权属证书。但对于“21#地块、7西地块”余杭国土分局明确，该两宗地块必须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25%以上，土地使用权才能变更至溪上鼎园。最后，从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角度分析。司法权与行政权在国家权力架构中，其分工明确，不能相互替代。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办妥土地权属事宜，因涉及到诸多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不能在民事诉讼中超越司法权而行使行政权，即不能以民事判决的形式让民事主体行使本应当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综上，华东公司提出宏程公司办妥讼争土地权属至溪上鼎园，并将土地证交于华东公司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但华东公司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宏程公司办理“21#地块”、“7西地块”的变更登记手续。
摘要2：
摘要1：——违法建筑所涉房地产项目利益分配及有关诉权问题
【裁判要旨】房地产项目利益是一个集合概念，一般包括房屋所涉物权、对应的土地使用权、项目利润等权益。未经依法批准、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擅自变更工程规划而建造的建筑，属于违法建筑。违法建筑所涉房地产项目利益本质上属于非法利益，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不宜列为民事诉讼标的，相关利益方也不享有合法诉权。对违法建筑所涉房地产项目利益纠纷，应以行政权处置为先，司法权处置为后，以防通过司法程序将非法利益“洗白”。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抗字第14-1号
【裁判摘要】根据本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适用该条文需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符合该司法解释条文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二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提出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涉案房地产未经有批准权的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亦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无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效力如何，只要当事人请求分配该合同项下的房地产项目的利益，则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条文的规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在涉案合同被一审法院释明为无效的情况下，羽舜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沈志坚返还被占用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由于涉案房地产项目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已经通过合作开发转化为合同项下的房地产利益，不因合建合同的效力而受影响，故原审法院对当事人诉请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检察机关认为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确定的返还原则，支持羽舜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意见忽略了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已经通过合作开发合二为一转变成房地产项目的现实，故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109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类诉讼在学理上通常称为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有时也称为“请求应为行政处分之诉”。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比较清楚地阐明了这类诉讼的要义——所谓“请求履行法定职责”，是指请求行政机关履行的，必须是法律、法规、规章等明确赋予行政机关对外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责。“请求应为行政处分”则是强调，请求行政机关作出的，只能是具有外部效力的调整。那些仅限于行政内部领域的措施，例如请求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一个命令、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监管监督，因其不具有对外性、不直接设定新的权利义务，通常不能在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中提出。
【裁判摘要２】虽然安阳市政府具有监督其所属工作部门的职责，但这种职责系基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层级监督关系，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管理范畴。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监督职责的履行与否，一般并不直接设定当事人新的权利义务。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出发，人民法院也不宜过多地介入行政机关的内部关系当中。此外，从诉的利益考虑，当事人如果认为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通过直接针对下级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在有更为便捷直接的救济方式的情况下，较为“迂回”和“间接”的方式就不能被容许。
【裁判摘要３】“继续确认之诉”是被《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所明确规定的，该项规定的具体内容是，“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由此可知，确认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只是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一个亚类或者补充，其含义是指，本来应当判决责令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只是因为“判决履行没有意义”，才将履行判决的方式转为确认违法判决。正是由于继续确认之诉与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涉及的是相同的标的，所以存在相同的评判基础。如果请求行政机关履行的不是一个具有外部效力的调整，既不能责令行政机关履行，也无从确认行政机关拒绝履行这个请求违法。
摘要2：【解读】请求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监督不属于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1：——既判力对第三人的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11号
【裁判要旨１】所谓既判力，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后诉的羁束力。其作用体现在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消极作用是指，基于国家司法权的威信以及诉讼经济，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后，不准对同一事件再次进行诉讼。既判力的消极作用体现的是“一事不再理”，就此而言，与禁止重复起诉属于同一原理。既判力的积极作用是指，人民法院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出与该判决、裁定内容相抵触的新的判决、裁定。这是法的安定性所决定的。但既判力只对与生效裁判当事人相同的后诉产生诉权的遮断效果，对于第三者而言，只是禁止作出与生效裁判内容相抵触的新的判决、裁定，而不是就此剥夺其诉权。
【裁判要旨２】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更突出地表现为撤销诉讼的主要任务，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在撤销诉讼之外新增了履行诉讼、给付诉讼、确认诉讼等诉讼类型，而在这些类型的诉讼中，常常并没有一个行政行为存在，因此将行政行为统一地确定为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难以起到统领各种诉讼类型的作用。即使在撤销诉讼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仅只属于人民法院的审查对象，而审理对象则还包括该行政行为是否对原告合法权益构成侵犯等因行政行为而引起的行政法律关系。如果将审查对象等同于审理对象，就不能揭示诉讼的本质，不会着眼于案件的全部事实。因此，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应当是“行政行为违法并损害原告权利这样一个原告的权利主张”。
【裁判要旨３】在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针对同一个行政行为分别提起撤销诉讼的情况下，分别对每一个起诉进行审理，确实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也决定了不可能在不同的案件中对同一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相反的认定。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恰当的做法是采用标准诉讼，即，首先审理其中一个或数个有代表性的诉讼，并中止其他诉讼。在首先审理的诉讼中作出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如果其他诉讼的当事人认为其案件与首先审理的案件之间并无事实上或法律上的重要区别且案件事实清楚，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裁定对中止的诉讼适用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行提字第27号
【裁判摘要】政府收回土地行政行为不因土地已被查封而不合法——查封土地系司法机关为保证案件的执行而作出的保全措施，收地决定是行政机关依据相应事实和法律作出的行政决定，两者分别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运用，两种权力的行使应当互相配合和尊重。司法权不能干预行政权的行使，具体到本案中，司法保全措施不影响《收地决定》本身的合法性。故蓟县畜产公司主张因涉案土地被人民法院查封，就不能予以收回的理由，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
（１）合同是当事人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中设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属于平等主体依法可以处分的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在内的民事权利，至于超越民事范畴设立的权利以及合同当事人无法履行的行政法领域内的义务，均不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也不是合同法规范的合同条款。当事人在合同中设立的超越民事范畴的不是依当事人意志能够履行的合同条款，对当事人不具拘束力，该条款只能产生当事人依据缔约过失责任追究对方的民事责任，而不能产生强制当事人履行该合同条款的预期法律后果。
（２）法院不能在民事诉讼中超越司法权而行使行政权，即不能以民事判决的形式让民事主体行使本应当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民再100号
【裁判摘要】【裁判摘要】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就业者与用人单位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无论其是否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并没有对“劳动者虽未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其与用工单位之间属于何种法律关系，即该情形是否属于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进行界定。司法实践中，涉及已达退休年龄又未享受养老保险的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争议也较大，出现裁判不一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处理。”能否该解释第七条规定进行反推、得出“劳动者虽未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的，这种情况下双方构成劳动关系的结论？……对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人员能否建立劳动关系，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虽然均无明确规定，但是在劳动法律法规的实施中，相关行政法规以及涉养老保险等规章制度，却并未将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务工纳入劳动法律关系的保障范围。对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务工纠纷作出司法裁判，不能与现行劳动法律法规相冲突，没有足够理由也不能改变调整养老保险等劳动保障关系的现行规章规定。如确立为劳动关系，则由于已达退休年龄人员不符合我国关于缴纳“五险一金”等相关规定的条件，用工单位将面临司法裁判确立义务难以履行的困境，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对于法治规则的内部统一也产生冲击。司法裁判具有被动性与自制性，司法权能具有有限性，司法不能超出自身中立裁判者的角色范围，主动调整社会纠纷，大范围创制和改变政策，在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及其具体实施规章等规范未赋予已达退休年龄劳动者相应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司法直接做出劳动关系认定，可能与相关制度发生冲突，不符合司法的固有职能特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国务院有权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前五项情形之外的劳动合同终止情形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作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该条例第二十一条做出“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
摘要2：（续）终止”的规定，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项的授权，并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抵触。根据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双方劳动关系应于达到退休年龄之日因法定事由而终止,并没有加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作为退休的前提条件。对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人员，明确了劳动合同终止，法律对构成劳动关系并没有把没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形包括在内。……基于上述分析，本院认定对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但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其继续就业与用人单位形成的用工关系按劳务关系处理。综上，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就业者与用人单位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无论其是否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088号
【裁判摘要】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中裁判理由的内容不能被认定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关于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中裁判理由内容能否被认定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乾顺公司主张，广东高院(2017)粤执复281号复议决定书中“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应被理解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中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本院认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中裁判理由的内容不能被认定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民事诉讼裁判文书所确认的案件事实，是在诉讼各方当事人的参与下，人民法院通过开庭审理等诉讼活动，组织各方当事人围绕诉讼中的争议事项，通过举证、质证和认证活动依法作出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般来说，经人民法院确认的案件事实应在裁判文书中有明确无误的记载或表述。而裁判文书中的裁判理由，则是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或其他争议事项作出评判的理由，以表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或其他争议事项的裁判观点。裁判理由的内容，既可能包括案件所涉的相关事实阐述，也可能包括对法律条文的解释适用，或者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二者之间的联系。但裁判理由部分所涉的相关事实，并非均是经过举证、质证和认证活动后有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因此不能被认定为裁判文书所确认的案件事实。一般来说，裁判文书中裁判理由的内容无论在事实认定还是裁判结果上对于其他案件均不产生拘束力和既判力。因此，乾顺公司主张的广东高院(2017)粤执复281号复议决定书中“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应被理解为民诉法解释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终268号
【摘要】乾顺公司上诉主张，生效的法律文书(2017)粤执复281号复议决定书已经确认滨江公司非法占有涉案土地，以此可以认定滨江公司侵权行为成立。对此，广东高院于2017年9月7日作出的该份复议决定书载明该院经审查认为，人民法院执行中拍卖被执行人用以偿还债务的财产以后，应将拍卖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另外，在执行终结六个月内，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对已执行的标的有妨害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排除妨害，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进行处罚……滨江公司雇请工程队在乾顺公司竞得的上述涉案地块上施工，拒不按照执行法院《责令停止施工通知书》和《退出土地通知书》要求停止施工并退出占用土地，造成执行法院无法交付拍卖标的物给买受人，对案件执行构成严重妨害。执行法院可依法采取罚款措施，作为藐视司法权威的惩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决定驳回滨江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原罚款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及第二款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广东高院的复议决定书在“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的论述不属于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不能以此认定滨江公司构成侵权。且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滨江公司不存在乾顺公司所诉的侵权行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118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行为在未被撤销或未被有权机关认定为无效之前应作为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依据，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评估报告不属于民事案件审查范围——该评估结果已被东坡区征补办采纳并用于与甘××、荣××签订《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故该评估内容是否有效涉及到《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这也是审查本案申请再审事由的关键，征收补偿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在未被撤销或未被有权机关认定为无效之前，不仅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拘束力，对世也具有合法效力，应作为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依据。至于永达事务所评估程序、评估材料是否存在问题，亦非本案审查范围。因此，王×、刘×关于二审法院不应采信永达事务所的《土地估价报告》作为认定案涉土地价格依据的申请再审事由，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外委托案件应当以出具鉴定报告、审计报告、评估报告、清算报告等报告形式结案，或者以拍卖成交、流拍、变卖、终止委托或不予委托的方式结案。”一审法院在对外委托鉴定后，对对外委托案件在形式上未结案即作出判决不当，但一审判决也写明“土地用途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在无证据证明2012年政府委托的第一次评估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不必再另行评估”，一审法院系认为没有鉴定的必要而未继续鉴定，事实上终结了鉴定程序，而不是在鉴定程序中剥夺王×、刘×的举证权。
摘要2：【裁判摘要３】在本案中，王×、刘×与甘××、荣××之间就诉争土地的用途存有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一审法院依职权就诉争土地的用途询问眉山市国土局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４】国有土地的管理，包括土地规划、土地用途和性质的确定，均属于政府的行政职权范围，并非属于人民法院司法权力的调整范围。眉山市国土局的回函，确认诉争土地系学校附属设施用地，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５】东坡区征补办出具的《关于的复函》〔眉东征补办函(2016)21号〕以及《国土局回函》均为公文，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的规定，而不属于该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情形。对于王×、刘×以该函件上无制作人员签名而否定其真实性为由并要求两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二审法院未予准许并不违法。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6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陈××、章××、邱××于2010年3月29日签订的《星泰公司合股投资补充协议》载明：“根据目前投资现状，经三股东协商一致同意，以投产时间为准对投资比例进行调整，以签字为准”，该补充协议是经星泰公司全体股东一致表示同意的书面文件，可以认定星泰公司就股东之间出资比例进行调整形成了决议，但该补充协议的内容仅是拟对投资比例进行调整的约定，并不包括公司注册资本数额应当如何调整的事项。．．．．．．一审判决根据该补充协议以星泰公司股东的实际出资数额为依据认定各该股东的股权比例，混淆了股东的认缴出资与实际缴纳出资之间的关系，系司法权对公司自治事项的僭越，其判决结果明显不当。二审判决以该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有待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不能据此以实际出资额来调整股东认缴出资为依据，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因本案并非星泰公司或其股东所提起的缴纳出资诉讼，陈××在本案中主张的向星泰公司实际出资2631576.46元的数额是否真实，本无加以审理、认定的必要，二审判决将该节事实纳入本案的审理范围不当，但这一瑕疵并不影响二审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摘要2：邱某某等与陈某某等股东出资纠纷上诉案
【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赣民终307号
【摘要】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认定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的依据是公司章程、公司签发给股东的出资证明书或者是置备的股东名册。星泰公司既没有给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没有置备股东名册，那么公司章程就成为认定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的依据。本案中，星泰公司各股东在订立了公司章程之后，又于2010年3月29日签订了《星泰公司合股投资补充协议》，欲调整星泰公司章程中确定的各股东投资比例。．．．．．．本院认为，该份补充协议约定简单、模糊，仅有调整的意思表示而无具体调整办法，其约定的主要内容有待于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不能据此以实际垫资来调整股东认缴出资。．．．．．．本院在星泰公司各股东就出资及出资比例没有达成新的协议或者公司清算程序之前对星泰公司各股东的出资及出资比例均不予认定。星泰公司各股东应缴出资及股份比例仍应当根据星泰公司的公司章程予以确定。一审法院没有分析股东出资的特定性，及公司账册与股东个人账目的混同，而仅根据鉴定意见，将各股东在公司经营中垫付的资金不作区分地笼统认定为股东出资，据此确定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属事实认定不当，应当予以纠正。
【解读１】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陈××在星泰公司出资2631576.46元，占星泰公司66.54%股份；邱××、习××出资20万元，占星泰公司5.06%股份；章××出资1123264.4元，占星泰公司28.4%股份。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确认陈××为星泰公司出资2631576.46元，占星泰公司59.07%股份；确认邱××、被告习××为星泰公司出资790000元，占星泰公司17.74%股份；确认章××为星泰公司出资1033264.4元，占星泰公司23.19%股份；二、驳回陈××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３】二审判决：一、撤销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5民初1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的诉讼请求。
摘要1：解读：（１）投资比例区别于出资比例；（２）全体股东约定对“投资比例”进行调整，该约定并不包括公司注册资本数额（出资比例）应当如何调整的事项。
摘要2：【注解】法院以股东实际出资数额为依据认定股东股权比例，系司法权对股东认缴出资公司自治事项的僭越。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621号
【裁判摘要】诉讼类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要实现此一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诉讼种类之完善。如果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每一种国家权力行为都有一个适当的诉讼种类可供利用，则公民合法权益的受保护程度势必会得到大幅提高。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直接引入诉讼种类的概念，但通过判决方式的丰富和整合，事实上完成了诉讼类型化改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二条通过对“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解释，也对各诉讼种类作出了明示性规定。设置诉讼类型的目的既然在于为公民权利的保护提供一种具体方式，那么选择一个适当的类型就不应成为公民的任务甚至额外增加的负担。诉讼类型制度的根本意义更在于对法院的诉讼行为作出规范，以使法院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选择最适宜的救济方式和裁判方式。通常情况下，原告对于诉讼类型并不表现得多么疏离，因为他在诉讼请求中表达的想要实现的目的本身就已经自然而然地体现为一个具体的诉讼种类。对于诉讼类型不习惯、不熟悉甚至有意排斥的往往是法官，因为他已经在单一的撤销之诉的环境之中浸淫太久，以至于对于任何争议都习惯性地运用合法性审查的方法。
本案中，郭××针对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他的诉讼请求，除了要求撤销补偿决定，还包括要求对其房屋全部按照商用房给予577.35万元的征收补偿。从诉讼类型上说，提出这种金钱支付请求通常属于一般给付之诉。由于一般给付之诉涉及的往往是行政事实行为，而本案之前已有一个补偿决定，因此更进一步归类于作为一般给付之诉亚类的义务之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履行职责之诉。义务之诉与撤销之诉的趣旨有所不同。撤销之诉旨在撤销一个对原告不利的行政行为，一经撤销，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就会随之消除，原告所寻求的权利救济也就不待执行即已实现。义务之诉却不像撤销之诉那样源于经典的干预行政，而是产生于给付行政。义务之诉的原告，总是希望通过他的请求获得授益，总是希望通过判决达到一种较之于初始状态更佳的境况。义务之诉中也可能有一个撤销行政决定的请求，但撤销行政决定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必须，原告的终极目的是要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他所期待的某项义务。正因为如此，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
摘要2：（续）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的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具体到针对补偿决定的诉讼，法院不能仅仅止于对违法的补偿决定的撤销，更要根据原告的请求，对于具体补偿问题作出裁判。本案一审法院对被诉补偿决定进行了合法性审查，以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予以撤销；对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补偿577.35万元的诉讼请求则不予支持，理由是“确定涉案房屋征收行政补偿金额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系被告行政职权范围，原告可在被告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过程中提出证据主张自己相应的权利”，很显然是不适当地采用了撤销之诉的审理方式，其结果是将本来是案件审理重点的补偿问题一推了之。诚然，在义务之诉中也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作出这种具体到位的判决，需要原告具有请求权，也需要裁判时机成熟，也就是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前提皆已具备。在有些情况下，法院可以一方面通过责令行政机关补作所欠缺的事实调查，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判定尚不清楚的法律问题等途径，促使裁判时机成熟。如此一来更能减少循环诉讼、实质解决纠纷。但在有些情况下，如果这种事实调查过于繁重，或者存在行政裁量或判断余地之情形，法院也可以作出一种答复判决，即法院不是直接宣布行政机关的义务，而是责令行政机关按照法院的法律观重新作出决定。显而易见的是，原审法院尽管表示了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必要尊重，但却忽视了作出一个必须作出的答复判决。再退一步讲，即使仍然适用撤销判决的方式，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重作判决针对的正是行政行为被撤销后仍有需要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形。
【注解】撤销之诉与义务之诉区分——法院在义务之诉中并非只是对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判决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一撤了之，而是要进一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进行裁判，只要原告对所申请行政行为有请求权，法院就应当直接宣布行政机关义务。
摘要1：【裁判摘要】法院查封不动产对应拆迁补偿款系受查封特定款项，在该特定款项为被执行人、案外人非法转移时法院有权循款项走向予以追及——本案中，为执行诚隆公司的债权，法院冻结的被执行人长春中心库的财产本是该单位的土地和房屋，为特定的不动产，并非作为种类物的货币，仅是因为政府行政拆迁，政府承诺担保将解封的土地、房屋对应的拆迁补偿款存入法院账户，才导致查封的土地、房屋转化成拆迁补偿款，故相应数额的拆迁补偿款应属查封物的“替代物”或者“赔偿款”。……因案涉拆迁补偿款系受查封、冻结的特定款项，在该特定款项为被执行人、案外人非法移转的情况下，允许人民法院循款项的走向予以追及，有利于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据此，本案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确认长春中院（2013）长执字第137号案件中冻结的收储公司6541账户内存款1100万元为长春中心库的拆迁补偿款，许可在该存款1100万元范围内予以执行，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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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一)要深刻理解司法监督的根本目的。(二)要严守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范围。(三)要符合行政案件的法定受理条件。(四)要尊重行政机关对事实和法律问题的初次判断。(五)要尊重行政机关对专业技术问题的判断。(六)要守住依法判决的底线。(七)要依法支持行政机关申请非诉执行和生效判决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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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政府信息确实存在是行政机关提供政府信息的前提——行政机关提供政府信息的前提是政府信息确实存在。所谓确实存在，是指政府信息客观存在，而不能依据逻辑进行想当然的“推理”。在没有确凿证据否定行政机关关于政府信息不存在的答复，或者在申请人提供不出政府信息确实存在的相关线索的情况下，一般不宜判决行政机关重新答复。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理由也主要是从逻辑推理的角度坚持认为政府信息存在，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和谐官民关系，促进行政争议的顺利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虽然确立了“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原则，但同时也允许有“不能出庭”的例外。据此可知，法律并非要求每一起案件都要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除上列情形之外，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的，不构成违反法定程序。即使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而不出庭应诉，人民法院所应采取的处理方式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的“记录在案和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作出处理”。如果案件裁判结果正确，不能仅以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发回重审或者提起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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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鉴定机构的职责为按照人民法院委托事项和鉴定依据客观陈述鉴定结果，鉴定意见不应涉及对具体鉴定内容司法认定的评判；（２）鉴定意见涉及司法认定的评判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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