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股东诉请行使账簿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纠纷中相对较难处理的案件。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虽然上述规定为股东行使账簿查阅权设置了技术性操作规则，但实践中对于股东查阅账簿正当目的的认定与举证责任分配存在较大困惑，有必要深入研究司法判断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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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违约金过高的司法判断与合理调整
【案号】（2015）浦民初字第1922号；（2015）漳民终字第1651号
【裁判要旨】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应由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进行合理调整予以适当减少。调整标准既要以弥补当事人的损失为基准，又要体现一定的惩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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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要旨】行政审判参与网约车等新事物治理，应当严格遵循比例原则。既要审查行政决定是否具备必要性、适当性和均衡性，又要保持适度谦抑，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判断和权威。行政审判只能将严重违反比例原则的行政行为认定明显不当，并予以撤销，对违反比例原则较轻微的不宜予以纠正。新事物治理遵循比例原则，才能作出既符合依法行政的当下要求，又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和法律变化留有适度空间的司法判断。
【案号】一审：(2015)市行初字第29号；二审：(2017)鲁01行终1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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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程序性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对其权利义务产生明显的实际影响，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而对该程序性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解析】（１）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程序性处置、中间阶段的行为，尚不属于最终的行政决定，根据行政法上的成熟原则，这种程序性处置、中间阶段的行为是不能直接接受司法审查的，排除于受案范围之外；（２）如果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认为“程序违反”已经影响到行政行为之“实体决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则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注解１】程序性行政行为属于可诉行政行为要件——（１）程序性行政行为具有终局性；（２）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３）并且无法提供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６９号裁判要点针对某个具体程序性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确立了两个司法判断标准（程序性行政行为只有同时具备两个要件才具有可诉性）——（１）该程序性行政行为侵犯了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对其合法权益产生了明显的实际影响；（２）该程序性行政行为作出以后，当事人无法通过提起对相关联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
【注解３】（１）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可以依法予以中止，行政机关的中止一般属于过程性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２）但构成拖延履职或者拒绝履职的，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参考案例：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渝05行终115号
摘要2：【注解４】违法发包人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１）发包人将自己的建筑施工业务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的自然人，应对该自然人聘用的职工在从事发包业务时发生的伤亡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参考案例：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渝01行终62号；（２）违法发包的发包人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参考案例：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黑行再12号
【注解５】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是否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核心为其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工程违法发包、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１）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将承包业务违法转包、分包给没有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需要承担用工主体责任；（２）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也应当依法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和工伤保险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3）最高法行申1473号
【注解６】承揽合同不构成违法发包关系，承揽人雇佣人员受伤依法不适用违法发包、转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质的单位承担工伤主体责任的相关规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3）最高法行申1473号
【注释】（１）发包人违法发包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２）但承揽关系的发包人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287号
【裁判摘要】公房承租人与房屋强制拆除行为之间利害关系的考量｜一方面，从郑某某的不动产权益保护角度而言，郑某某已经提供了其与涉案房屋有关联的相关基础证据，人民法院即便不认可其完全意义上的产权，亦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审查对郑某某过去所交集资款、住房性质等作出实体认定、回应与考量，对涉案《租用公房凭证》《收款收据》的性质等作出司法判断。特别是对于被诉的组织实施强拆行为本身也应作出合理评价，而不宜仅以原告举证不足为由不作实体性审查。且在案证据显示，涉案房屋系1987年政府拆除相关简易房后安置于此，现又面临征收补偿定性问题，仓山区政府向郑某某提供的两种补偿安置方案（一种是继续按照公房租赁，另一种是补交差价获得新房产权）均涉及针对郑某某的政策执行，且在无法达成协议时宜作出补偿决定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并作为后续执行依据，且保留郑某某对此不服而申请救济的权利。而在未形成相关补偿决定情形下，原审法院仅以郑某某无房屋产权为由否认其与涉案房屋强制拆除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理据不足。另一方面，从郑某某的屋内动产权益保护角度而言，即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了“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除非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但是对于本案所涉强拆前郑某某一直使用的房屋中，是否有物品以及有何物品，行政机关如欲表明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就需要对强拆活动的基础事实作出合理释明（如强拆活动是否存在、由谁实施，现场是否制作清单、有无影像记录等），这是国务院有关执法全过程公开的要求和判断强拆程序正当性的要素。人民法院对此也应在实体审查中结合案情加以核实，且如果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时，还有权酌定。而本案原审期间没有形成这方面证据，而在本院组织的听证中，郑某某明确主张在强拆当时，其与丈夫在涉案房屋内，并且家具物品均在屋内，存在现场被埋压等情形。如果确系行政机关组织了强拆活动，则可能存在较为明显的程序不当问题，特别是对于合法建筑物的拆除，行政机关在实施强拆活动前至少要依法作出明确的执行依据且必须履行申请人民法院审查作出准予执行裁定之法定程序。而本案以原告举证不足、主体不适格的单一理由未触及上述宜审查事项，有必要通过启动再审全面作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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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鉴定机构的职责为按照人民法院委托事项和鉴定依据客观陈述鉴定结果，鉴定意见不应涉及对具体鉴定内容司法认定的评判；（２）鉴定意见涉及司法认定的评判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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