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73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该规定所称“争议标的”是指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具体合同义务。诉讼请求为给付金钱的，不应简单地以诉讼请求指向金钱给付义务而认定争议标的即为给付货币，而应根据合同具体内容明确其所指向的合同义务。本案系劳务派遣合同纠纷，当事人在本案中诉请履行的义务是支付劳务派遣服务费，故可以以此确定合同履行地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12号
【裁判摘要】因履行挂靠协议发生纠纷不属于专属管辖——挂靠是指挂靠者通过借用被挂靠者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银行账户等资质，以被挂靠企业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挂靠者一般自负盈亏，被挂靠者收取固定管理费或者挂靠费。与挂靠相比，内部承包一方主体通常为发包单位的人员，与发包单位有合法的人事、劳动合同关系。在经营上，挂靠主要以挂靠者自己投入财产为主，而内部承包以使用发包企业财产为主，发包企业通常还提供工程所需的必要技术，进行必要的安全、质量管理。另，非法转包、分包与挂靠虽然都是将项目工程整体或者部分转交他人，但非法转包、分包往往是承包方在承包案涉工程后，再将工程整体转包或者一部分内容分包，而挂靠通常是实际施工人事先与承包人进行约定后再承包工程，一般而言，非法转包、分包实际施工人可能有相应施工资质，但挂靠人基本都没有施工资质。．．．．．．据此，力筑公司与邵某之间更符合挂靠特征。综上，本案属于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在挂靠过程中履行挂靠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并非发包人与承包人、转包人或分包人之间发生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适用有关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当按照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的法定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2：
摘要1：解读：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在挂靠过程中履行挂靠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并非发包人与承包人、转包人或分包人之间发生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适用有关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当按照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的法定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注解】因履行挂靠协议发生纠纷不属于专属管辖。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第１１条第２款、第３款规定，（１）当事人请求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损失为限；（２）当事人请求减少违约金的，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损失的３０％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解析１：减少违约金举证责任分配——（１）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２）相对人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也应提供相应的证据。
解析２：《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６５条规定——（１）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履约背景等因素，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进行衡量，并作出裁判。（２）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３０％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３）恶意违约的当事人一方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１）原《合同法解释二》第２８条、第２９条规定调整违约金的基准为“实际损失”；（２）《纪要》修改为调整违约金标准为《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规定的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更有利于维护守约方利益，鼓励诚信交易。
【注解２】《纪要》第１１条明确：（１）违约金计算基础——《民法典》第５８４条规定的违约损失赔偿额（包括实际损失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受可预见规则限制）；（２）综合因素——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当事人约定违约金的目的、其他因素；（３）违约金司法酌减的举证责任：Ａ．举证责任应该由主张调整违约金的一方承担，但是有可能该方无法的得知对方的损失的大致范围，所以相对人也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违约方需要提供足以让法官对违约金约定公平性产生怀疑的证据，然后法官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守约方）；Ｂ．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违约损失的具体数额，可依公平原则对违约金是否过高作出裁量。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1211号
【裁判摘要】（１）可以合并审理的诉讼应“基于同一事实”发生，所依据的事实关系或者法律关系应具有一致性或者重叠性；（２）不属于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不应当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根据该规定，可以合并审理的诉讼应“基于同一事实”发生，所依据的事实关系或者法律关系应具有一致性或者重叠性。国金公司根据其与太平洋公司签订的三份《合作协议》、三江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提起诉讼，要求太平洋公司与三江公司共同支付居间报酬及资金占用费。三份《合作协议》分别约定了国金公司为太平洋公司与耿马县人民政府、云县人民政府、姚安县人民政府对接洽谈BT项目提供全面协调服务，虽然合同主体相同，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但所约定的居间服务地域不同、协调的相对人不同、标的内容不同，《承诺书》也未对居间报酬总额作出明确承诺，因国金公司认可与太平洋公司没有对居间报酬进行统一结算，国金公司是否为太平洋公司与耿马县人民政府、云县人民政府、姚安县人民政府签订合同履行了居间协调义务以及所完成的工作量和对应的居间报酬等基本事实，宜分别追加上述三县人民政府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予以查明。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两便原则，结合当事人行使诉权和抗辩的具体情况，从有利于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等角度，认为本案应分案审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211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变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诉讼请求导致法院无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至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确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进行审理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如果当事人变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诉讼请求导致法院无管辖权，应当将案件移送至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本案中，邢某某的诉讼请求为要求能拓公司支付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开发费用56000元。根据邢某某的主张，本案的争议事项涉及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原审法院据此将案由定为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并确定管辖法院并无不当。至于邢某某主张的技术开发合同能否成立，需经原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实体审理之后才能确定，不影响现阶段根据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的民事法律关系确定本案管辖权。原审法院如果对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实体审理后，发现本案不属于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导致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原审法院则应当将本案移送至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处理。在审查管辖权异议案件时首先需要确定管辖权异议案件审查的法律标准。管辖权异议案件解决的是受诉法院对案件有无管辖权的问题，并未进入案件的实体审理。因此，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原则上只需审理与建立案件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如果与建立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只需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成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结点事实即可，一般不对案件实体争议内容作出明确认定。本案中，邢某某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涉案合同约定能拓公司委托邢志刚进行国网江苏泰州配电自动化系统终端遥控操作报文与状态分析模块修理项目的开发工作，微信聊天记录亦显示双方就涉案项目的技术开发及现场调试等问题进行协商。上述初步证据能够证成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结点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南京市、苏州市、武汉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跨区域管辖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批复》第二条规定，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发生在南京市技术合同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本案属于技术合同纠纷，能拓公司的住所地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属于原审法院辖区，故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解读：“若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时，应提交起诉方（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的约定具有法律依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摘要2：【注解１】约定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合法有效。
【注解２】《民事诉讼法》第３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被告住所地、原告住所地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可以约定为管辖法院。
【注解３】“向原告方所在地法院起诉”和＂向原告方住所地法院起诉“区别？——（１）约定”向原告方住所地法院起诉“，该约定是明确的，在起诉时管辖法院是确定的；（２）约定“向原告方所在地法院起诉“，当原告为自然人且存在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时，可能同时存在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原告方所在地是指住所还是经常居住地不明确；当原告方是公司且存在公司主要经营地与登记地不一致时，原告方所在地是指公司主要营业地的公司住所还是公司登记地、其他营业地不明确。从而导致约定”向原告方所在地法院起诉“不明确而无法确定管辖法院。
【注解４】约定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债权转让时可以由债权受让人所在地即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234号《吉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与中广投（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
摘要1：解读：人民法院根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依据，不得以法律、行政法规的其他规定或者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解析１】如何理解“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１款规定，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能够实现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关于“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的规定认定该合同不因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一）强制性规定虽然旨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但是合同的实际履行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的影响显著轻微，认定合同无效将导致案件处理结果有失公平公正；（二）强制性规定旨在维护政府的税收、土地出让金等国家利益或者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而非合同当事人的民事权益，认定合同有效不会影响该规范目的的实现；（三）强制性规定旨在要求当事人一方加强风险控制、内部管理等，对方无能力或者无义务审查合同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将使其承担不利后果；（四）当事人一方虽然在订立合同时违反强制性规定，但是在合同订立后其已经具备补正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条件却违背诚信原则不予补正；（五）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情形。
【解析２】违反旨在规制合同订立后的履行行为的强制性规定是否无效？｜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２款规定——（１）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旨在规制合同订立后的履行行为，当事人以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为由请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但是，合同履行必然导致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者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析３】违反强制性规定不导致合同无效情形如何处理？｜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３款规定——（１）依据前两款认定合同有效，但是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未经处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司法建议。（２）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线索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属于刑事自诉案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摘要2：【解析４】如何认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情形？｜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７条规定——（１）合同虽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２款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一）合同影响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国家安全的；（二）合同影响社会稳定、公平竞争秩序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违背社会公共秩序的；（三）合同背离社会公德、家庭伦理或者有损人格（２）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时，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动机和交易目的、政府部门的监管强度、一定期限内当事人从事类似交易的频次、行为的社会后果等因素，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理。当事人确因生活需要进行交易，未给社会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响，且不影响国家安全，也不违背善良风俗的，人民法院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解析５】“应当”“必须”或者“不得”等表述是否一定属于强制性规范？——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８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虽然有“应当”“必须”或者“不得”等表述，但是该规定旨在限制或者赋予民事权利，行为人违反该规定将构成无权处分、无权代理、越权代表等，或者导致合同相对人、第三人因此获得撤销权、解除权等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关于违反该规定的民事法律后果认定合同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221号
【裁判观点】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民诉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裁判摘要】合同双方能否约定或者限制一方当事人的起诉权？——合同双方不能约定排除一方当事人的起诉权｜起诉权是法定的权利，除非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排除或者限制。北京萨利公司作为涉案合同一方当事人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其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系其依法行使民事权利的表现，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北京萨利公司明确以中达信龙公司、赵某某为被告起诉，提出具体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且为平等主体间的民事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和原审法院管辖范围。该起诉符合法定条件，原审法院予以受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原审法院查明，涉案合同的甲方为北京萨利公司，乙方为中达信龙公司，该合同第十一条第3款约定如下：“双方保证严格遵守协议各项条款，如双方在协议执行中发生争议时，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以友好协商形式解决；如协商无法解决争议问题，则向甲方所在地法院起诉。”．．．．．．中达信龙公司、赵某某上诉主张北京萨利公司未经协商直接起诉违反合同约定，原审法院立案时未审查立案行为的合规性，为管辖权异议埋下问题隐患的问题。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23号
【裁判摘要】国通信托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的具体数额，其在二审庭审中称其损失为差额补足款3.2亿余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属于其诉讼请求，并非实际损失数额。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因王某未履行差额补足义务致使国通信托公司产生实际损失的数额。通常情况下，国通信托公司的损失应为资金占用损失。王某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差额补足义务，国通信托公司既主张王某对国通信托公司投资于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资金本金、信托期限内8%的预期收益、信托计划终止至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之日10%的预期收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又主张王某从2019年2月12日起以应付未付补足款为基数按年利率24%支付违约金，其所主张的金额与资金占用损失相比过高。案涉合同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结合本案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的规定，本院对王悦关于调减违约金的请求予以支持。国通信托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向王某发出要求其付款的《通知函》，根据《差额补足协议》约定，王某应于国通信托公司发出付款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差额补足款，据此，王某应于2019年4月4日前向国通信托公司指定账户支付全部差额补足款。根据《差额补足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关于补足款计算公式的约定，王某应支付的差额补足款为320380523.39元。故本院将违约金改为以320380523.39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4月5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
摘要2：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黔民终1125号
【裁判摘要】评估机构对于实际损失的评估结论可以作为赔偿的依据，但不宜再评估结论的基础上再上调违约金——大众房开主张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并就佳诚公司停业202天的损失申请评估，经一审法院委托评估，佳诚公司2014年10月31日至2015年5月22日的停业损失为7915850元，流动资金成本572853元，南关桥店员工人工成本1133182元及管理人员人工成本损失金额42631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守约方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现有财产的减损、灭失以及费用的支出，是一种现实的财产损失。间接损失即可得利益损失，是指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导致对方当事人本来可以获得的利益没有得到，即失去了原来可以预期取得的利益。本案中，评估意见中的停业损失和成本符合法律规定，且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所租买房屋用于超市经营，并未超出大众房开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的合理范围，评估意见应予采信。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佳诚公司的损失已经评估明确，应以评估结论作为大众房开违约赔偿的依据，结合佳诚公司已接收涉案房屋作经营超市之用，以及并无证据证明大众房开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况，本案不宜在评估结论的基础上再作上浮，即佳诚公司因大众房开迟延交房造成的损失为10048198元（7915850元+572853元+1133182元+426313元=10048198元）。一审判决上浮30%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491民初11167号
【摘要】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就原告所主张的侵权行为基于违约产生，从而不能认定为本案属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亦不能适用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
摘要2：深圳市××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与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民事裁定书
【案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4民辖终63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徐某认为广州××公司、××深圳公司、××计算机系统公司利用信息网络侵害其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而以广州××公司、××深圳公司、××计算机系统公司为被告提起的网络侵权责任纠纷，因此本案管辖权应当根据徐某的诉讼请求所主张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确定。三上诉人主张本案系因履行涉案协议产生的纠纷，应当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确定本案的管辖法院，对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协议管辖条款适用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本案中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要求三上诉人承担利用信息网络侵害其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的责任，本案因履行涉案协议引起，但是从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来判断，本案系利用信息网络产生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纠纷，并非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因此本案不符合协议管辖的适用条件。三上诉人此项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予以驳回。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苏01民辖终302号
【裁判摘要】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管辖协议并未排除基于合同而产生的侵权之诉不予适用，故本案仍应合同管辖约定来确定管辖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即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竟合的情况下，当事人有权根据自身的利益，选择诉讼路径行使请求权。根据上诉人哈某某的诉请，其是依据《融资融券合同》履行过程中其财产权益遭受侵权损害为由提起的侵权责任之诉。而案涉的《融资融券合同》第八十四条明确约定：“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应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融资融券合同》中载明的乙方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诉人系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该管辖约定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并未排除基于该《融资融券合同》而产生的侵权之诉不予适用，故本案仍应以《融资融券合同》中的管辖约定来确定管辖法院。因《融资融券合同》中乙方即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在北京市西城区，故原审法院在其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的情形下裁定移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目录】１.什么是《民法典》不溯及既往原则及例外？２.什么是《民法典》有利溯及规则？３.什么是《民法典》既判力优先于溯及力规则？４.什么是英雄烈士等人格权益保护溯及适用？５.什么是流押、流质条款溯及适用？６.什么是合同效力溯及适用？７.什么是格式条款效力认定溯及适用？８.什么是合同解除时间认定溯及适用？９.什么是“合同僵局”处理规则溯及适用？１０.什么是保理合同溯及适用？１１.什么是继承权和受遗赠权和恢复溯及适用？１２.什么是侄甥代位继承溯及适用？１３.什么是打印遗嘱溯及适用？１４.什么是自甘风险溯及适用？１５.什么是自助行为溯及适用？１６.什么是好意同乘溯及适用？１７.什么是高空抛物、坠物溯及适用？１８.什么是合同履行持续衔接适用？１９.什么是优先承租权衔接适用？２０.什么是准予离婚衔接适用？２１.什么是公证遗嘱与其他遗嘱衔接适用？２２.什么是侵权责任衔接适用？２３.什么是合同解除权除斥期间衔接适用？２４.什么是撤销受胁迫婚姻除斥期间衔接适用？２５.什么是保证期间衔接适用？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327号
【裁判摘要】调解书确认继续履行合同，调解书履行期间提出解除合同属于发生了新的事实不构成重复起诉————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朝民一初字第00045号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为继续履行《设备采购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双方就付款方式、抵账房源及价格和办理时间、设备交货范围和期限，按2012年6月19日《设备采购合同（袋收尘器）变更协议书》执行，即按照原合同约定继续履行。依据合同法规定,合同履行期间，符合法定条件的合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效力。本案调解书确认继续履行合同，丰德公司根据履行期间出现的新情况，有权提出解除合同。调解书生效后，丰德公司于2012年9月23日向兰凌公司交付矿渣磨袋收尘器设备一台、双方就案涉《设备采购合同》履行等问题多次以往来函件等形式沟通协商。协商未果情形下，2014年9月19日兰凌公司向丰德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签约双方已依调解书内容，继续履行原合同时出现了新的事实，兰凌公司有权就此通过诉讼形式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与(2012)朝民一初字第00045号案件为重复诉讼，裁定驳回兰凌公司起诉及丰德公司的反诉，属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61号
【裁判摘要】以特征履行地规则确定管辖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该条规定的“争议标的”，是指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而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周某作为卖方，其起诉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经支付的货款，该诉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是赵某某应当按照约定交付钢材，该案当事人争议标的不是给付货币和交付不动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本案合同履行地应为履行该义务的赵某某所在地，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本案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均在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34号
【裁判摘要】（买卖）合同没有约定履行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不宜再以送货地、收货地、验货地来确定合同履行地，也不能以实际履行地作为认定标准，要根据当事人争议或案件纠纷所针对的合同项下的某项特定义务来确定。本案中，原告是因被告违反了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诉请被告给付货款，故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应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即本案原告张×的所在地滨海县为合同履行地。
摘要2：
摘要1：解读：工程结算协议约定转包方收到业主款项后支付实际施工人工程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转包方是否收到业主款项不影响转包方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且转包方何时收到“业主款项”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该约定有失公允，不具有约束力。
摘要2：【注解１】（１）工程结算中“背靠背”条款合法有效；（２）但当事人怠于履行职责应视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组织条件成就而视为条件已成就情形。
【注解２】当“背靠背”条款约定的前提条件因合同履行发生变更而不可能履行时，承包人不能以背靠背条款的条件未成就为由拒绝向发包人结算工程款。——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662号
【注解３】“甲方收到上家款项再支付下家货款”合法有效，因付款义务人过错导致合同付款条件不成就则该付款条件不能成为被告拒付货款的抗辩理由。——参考案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沪02民终158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093号
【裁判摘要１】无法证明一人公司与股东财产是否相互独立的审计报告不能作为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是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原则性规定，适用于所有的公司形式，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中的特殊形式。因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股东，股东与公司联系更为紧密，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更强，股东与公司存在人格混同的可能性也更大，因此，在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平衡时，应当对股东课以更重的注意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独立的事实，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在其未完成举证证明责任的情况下，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为法律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应当优先适用。本案中，从举证情况看，能源公司虽提交了置业公司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审计报告以及所附的部分财务报表，但从审计意见的结论看，仅能证明置业公司的财务报表制作符合规范，反映了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无法证明能源公司与置业公司财产是否相互独立，不能达到能源公司的证明目的。而且，根据审计报告所附的资产负债表，2013年10月15日置业公司成立后，即有对张家口华富财通公司投资款2900万元，与能源公司在本院二审庭审中关于置业公司只开发案涉国储大厦，无其他业务和对外活动的陈述相矛盾。能源公司与睿拓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约定看，不管是能源公司还是睿拓公司，与置业公司的财务均不是独立的，在股权转让中，双方又将置业公司的财产进行了处置。因此，在能源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其应当对置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睿拓公司，其在本院二审庭审中自认，在受让能源公司股权时对置业公司欠付工程款一事知情，这与《股权转让合同》第二条“乙方陈述与保证"中睿拓公司“已知悉天津国储置业有限公司全部债务情况"的约定一致。而且，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与签订《支付协议》均在睿拓公司受让能源公司股权，成为置业公司一人股东之后。在其未提供证据证明置业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财产的的情况下，应当就置业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２】工程款支付方式由预付款加进度付款改为承包人全垫资施工属于实质性变更——《总包补充协议》与中标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比，工程款支付方式由预付款加进度付款改为承包人全垫资施工。而款项支付方式系工程价款的重要内容，因此，应认定《总包补充协议》构成对中标合同的实质性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该协议无效，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南通二建依据《总包补充协议》第26条第2项约定，请求置业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依据不足。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前，置业公司未支付任何预付款和工程进度款。即便2018年2月7日南通二建向置业公司借款1000万元并自愿按照年利率4.5%支付资金占用费时，亦未提出抵扣前期预付款和进度款的主张。可见，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2018年8月17日双方签订的《支付协议》首部明确，“鉴于双方分别于2015年4月15日和2016年1月18日签订了国储中心大厦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支付协议》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完毕后对所有工程款数额的最终结算，并详细约定了工程款的具体支付时间。因此，虽然中标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了工程预付款和进度款的支付事宜，但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而且工程结算的《支付协议》中又对工程款支付作出新的约定，应视为是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款支付方式的变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变更后的合同内容确定。《支付协议》并未约定预付款和进度款迟延付款违约金的事宜，南通二建关于支付2018年8月17日之前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判决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注解】《支付协议》具有决算性质，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594号
【裁判摘要】税率变化较小不属于情势变更——沈阳集体联社关于变更《补充协议书》税款承担条款的请求不应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一方面，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使用税税额调整幅度较小，在国家国家征收法律法规确定的税额范围之内，应属双方当事人可能预见的范围，不属于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创业广场将涉案16000平方米房产免租金租赁给沈阳集体联社，沈阳集体联社仅承担2006年之后的房产税、土地税，此次税额标准的调整不会严重影响涉案合同履行，也不会导致合同履行后权利义务显失公平。沈阳集体联社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变更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税费承担依据不足，不应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11民终422号
【裁判摘要】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系双方对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买卖合同中所涉及的税通常为增值税，结合本案庭审情况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案涉合同约定“本单价不含税，若需方需要税票，需方支付货款总额的6%税款”所指“税”及“税票”为增值税及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增值税普通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武某作为案涉货物销售方系相应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应依法向税务部门缴纳相应增值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系双方对交易价格的特别约定，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第二十条规定，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后，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武某作为自然人，在其与戴某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应依法向戴某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戴某应依法向武某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应增值税税率为3%。本案中，武某与戴某关于“若需方需要税票，需方支付货款总额的6%税款”的约定至少包含三层含义：1、如戴某不需要，武某可以不向戴某出具增值税发票；2、如戴某要求武某出具增值税发票，则戴某应当支付武某相应税金；3、税金计算方式为合同总价款的6%。关于第一层含义，因出具发票及收取发票系法定义务，该约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损害国家利益，依法应当认定无效。第二层含义涉及税负转嫁。虽然我国税收法律法规对于各种税收的征收均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并未禁止纳税义务人与合同相对人约定由合同相对人或者第三人负担税款。因此，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由纳税义务人以外的人承担税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此外，增值税以包含在货物价格范围的方式
摘要2：（续）进行转嫁亦是一般买卖合同的交易模式。武某与戴某约定案涉交易所产生税费由戴某负担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确认。第三层含义特指案涉交易税费的税率为6%，因税率法定，双方当事人对案涉税率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综上所述，武某应依法向戴某出具增值税发票，戴某向武某支付相应税费。戴某主张其要求武某出具的系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非增值税普通发票，因其与武某之交易应出具增值税发票类型依法确定，其此项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武某主张按照戴某按照合同价款的6%支付相应税费亦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就案涉交易，武某共向国家税务总局文水县税务局共计补缴增值税428420.91元，该部分税费按照双方约定由戴某向武某支付。已经生效的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1民终514号民事判决确认李某作为戴某配偶，对戴某所欠武某货款与戴某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因本案所涉税费承担亦属于武某与戴某买卖合同范畴，故按照生效民事判决，该部分增值税费由戴某、李某负担。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341号
【裁判摘要】尊重可得利益的违约金条款，衡量违约金高低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本案再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乐府大酒店应否承担相应的可得利益损失方面的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中，案涉能源服务合同第七条第1款第1.8项约定：“乐府大酒店不得擅自解除或者终止合同，否则，除应赔偿直接经济损失外，还应根据合同约定的收费年限每年按合同约定的能源费用年包干总费用的20%计算赔偿中新能源公司可得利润损失”。该条款明确直接经济损失与可得利润损失均为乐府大酒店违约损失赔偿的内容，系双方对自己可能承担的违约后果的预先安排。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维护诚实信用的合同原则考虑，当乐府大酒店违约时，其应按上述合同约定向中新能源公司支付违约金。原二审判决认定投资和运营成本与可得利润损失属重复计算，系认定事实错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条规定：“认定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一般应当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这里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原审查明，2017年12月25日双方签订案涉能源服务合同并约定服务收费期限为15年，2018年10月乐府大酒店出现迟延付款、将中新能源公司驱离能源站等违约行为导致案涉能源服务合同解除。原一审兼顾本案合同解除双方过错程度、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与实际履行时间，参照双方关于可得利润损失的明确约定，酌情支持由乐府大酒店承担可得利润损失2,028,000元(1,690,000元×20%×6年)，符合公平原则。原二审法院认为违约金的认定仅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而作出否定守约方中新能源公司应获可得利润损失赔偿的违约金调整，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最后，针对可得利润损失这一部分。在双方签订的案涉能源服务合同第六页第七项中第一款1.8项明确约定了可得利润损失的计算标准，应为合同中约定的能源费用年包干总费用，也即169万的20％，乘以该合同约定的收费年限来赔偿。该款同时约定，采取这种计算方式的适用前提是乐府大酒店不得擅自解除或者终止本协议。本案中，乐府大酒店存在迟延付款的情形，亦将中新能源公司驱离能源站。因此，系乐府大酒店违约行为导致案涉合同的解除。而上述条款实际上是对于乐府大酒店的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考虑到本案中双方合同解除的原因及合同的履行时间，根据公平原则，参照双方关于可得利益损失的约定，一审法院考虑酌情支持由乐府大酒店承担可得利益损失2028000元(1690000元×20％×6年)。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可期待利益是一种推断的事实，并非约定。中新能源公司与乐府大酒店在订立合同时约定将能源费用年包干总费用的20%作为可得利润损失实际上是规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二审庭审中，中新能源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乐府大酒店支付的能源费的对价不仅包含中新能源公司提供的服务等，还包括《吉林省乐府大酒店污水源热泵工程合同书》所涉工程的工程款及利息和中新能源公司对能源站项目进行改造的追加投入。在合同解除，乐府大酒店应一次性给付中新能源公司能源站投资和运营成本4,546,431.36元的情况下，仍以能源费用年包干总费用的20%作为计算违约金的方式不妥，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现乐府大酒店要求调整违约金，人民法院应予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的规定，违约金的认定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因中新能源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损失，故二审法院对该部分违约金不予支持。
摘要1：——违约方请求确认合同解除的审查思路
【裁判要旨】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违约方的单方解除通知行为构成违约，不能引起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虽然在符合特定情形时，违约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但只能以起诉的方式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对于违约方提起的确认解除合同的请求，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未解除的，在违约方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应依法予以驳回。即使已经形成合同僵局，法院也不宜直接判决解除合同，以维护守约方的程序利益。
【案号】一审：（2020）渝0112民初3512号；二审：（2020）渝01民终4206号
摘要2：【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21年第2期第55-56页
【摘要】违约方不享有单方合同解除权。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未出现法定解除或合同约定解除的情形时，违约方的单方意思表示并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即使出现合同陷入僵局等特定情形，在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作为违约方亦应当以起诉的方式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解除合同，而不能单方行使合同解除权，故上诉人要求确认合同已于解除租赁通知函送达被上诉人之日（2019年6月30日）解除，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民辖终205号
【裁判摘要】北京深蓝公司主张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是基于《框架协议》约定产生的，合同性质、起诉标的相同，合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环球景行公司主张本案诉讼标的涉及十一个交易合同，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与《框架协议》无关，不应合并为一案受理。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虽然系十一个相对独立的合同法律关系，但合同相对人均是北京深蓝公司和环球景行公司，诉讼主体具有相同性；合同内容均是围绕MGC-T8302多媒体网格通信机买卖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诉讼客体具有关联性；针对该十一份合同，北京深蓝公司均要求环球景行公司履行价款支付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诉讼请求类似，诉请性质具有一致性。因此，本案北京深蓝公司将该十一份合同一并起诉，一审法院受理后进行合并审理，属于诉讼客体的合并，因双方均无共同诉讼人，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关于诉讼主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规定情形，且我国法律并无诉讼客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北京深蓝公司一并起诉，一审法院一并受理并无不当。且原、被告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对同一种类的几个独立的诉讼标的进行合并审理，既便于当事人诉讼，节省双方当事人诉讼成本，又便于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避免同诉不同判，维护法院裁判结果的统一性，也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符合民事诉讼法设立诉的合并制度的原则和目的。至于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与《框架协议》之间的关系以及货款结算情况，北京深蓝公司提出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系基于同一《框架协议》签订，双方在《框架协议》中明确约定以框架协议为基础，签订购销合同，且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货款滚动支付的主张，并提供了双方工作人员就《框架协议》《产品购销合同》签订、履行情况的微信沟通记录的《公证书》，环球景行公司就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一并提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以及北京深蓝公司对此作出的《回复函》，北京深蓝公司就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的总计欠付的货款及违约金向环球景行公司发出的《催款函》等初步证据予以证明，环球景行公司虽予以否认前述主张，但并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环球景行公司关于本案涉及十一个合同，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与《框架协议》无关，不应合并为一案受理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25号
【裁判摘要】劳动关系具有人身属性，不适用协议管辖的有关规定，劳动合同约定管辖条款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可见，协议管辖的适用领域为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这里的合同纠纷包括因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违约等所产生的纠纷，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包括因物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而产生的民事纠纷，因身份关系产生民事纠纷的不能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劳动争议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具有人身属性，不适用协议管辖的有关规定。故本案中《劳动合同》里所约定的管辖条款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作为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为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对本案都具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在原告韩鹏选择向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况下，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57号
【裁判摘要】为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对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双方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即属于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且不得违反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如若约定与争议毫无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或者对依法应当专属管辖的纠纷约定管辖法院，则约定管辖的协议无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机械租赁合同》中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本着诚实信用、有利于合同履行的原则进行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诉讼裁决。"本案被告中交一公局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原告住所地、工程所在地等均在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根据中交一公局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所作的询问笔录，其表示项目履行不在北京市昌平区，唯一与北京市昌平区有关系的是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在昌平。但中交一公局既未提供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昌平区的证明，更未提供证据证明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系本案实际施工人，与争议有实际联系。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北京市昌平区系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双方当事人关于管辖的约定无效。另外，《场地租赁合同》虽然约定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诉讼裁决，但场地租赁纠纷应按照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确定管辖法院。综上，上述两份合同中关于管辖的约定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湘民申754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依据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无需查明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可直接依据该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由此可知，当事人依据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无需查明当事人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可直接依据该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加以裁判。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此前虽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了《借条》承诺偿还债务，该借条属于当事人通过清算，对各自的权利义务达成一致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故原判决认为案涉《借条》系双方通过清算达成一致的债权债务协议，无论双方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被申请人可直接依据该协议向申请人主张债权，并据此支持申请人部分诉请于法有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382号
【裁判摘要】《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5条关于“审理一房数卖纠纷案件时，如果数份合同均有效且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应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房屋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但恶意办理登记的买受人，其权利不能优先于已经合法占有该房屋的买受人。对买卖合同的成立时间，应综合主管机关备案时间、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以及其他证据确定”这一规定，确定了一房数卖情况下的保护顺位，本案应据此审理各方当事人对101、102号房屋的优先保护顺序。原审关于姜××和延兴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处分案涉房产，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行为的认定，证据不足。案涉房产于2009年8月26日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法院查封，姜××和延兴公司达成执行和解的时间是2011年7月14日，在此之前，即2010年4月3日，执行法院驳回了案外人迟××、刘××提出的异议。由于客观上已有执行异议裁定否定了案外人主张，姜××和延兴公司主张其主观上没有恶意，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本案应根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5条精神，进一步审查各当事人占有及合同履行等情况，依法妥善处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716号
【裁判摘要】合同解除后如何处理合同解除以前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若没有特别约定，合同解除后如何处理合同解除以前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而具体确定。以时间因素在合同履行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为标准，合同可以分为一时性合同和继续性合同。对于一时性合同而言，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解除的合同自始不成立，合同解除前已履行的部分，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对于继续性合同而言，合同解除不具有溯及力，合同解除的效力仅使合同向将来消灭，解除之前的合同权利义务仍然有效存在，当事人无须恢复原状。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42号
【裁判要旨】原告因被告未向其实际出借款项而诉求撤销其房产抵押权登记如何确定管辖法院？——原告向被告借款并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但被告并未实际出借款项，原告起诉请求撤销被告对其房产抵押权。合同履行地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指向的合同义务作出判断。原告之所以请求撤销抵押登记，其成诉的原因是被告未履行出借款项义务造成，故本案“争议标的”应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即原告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同时本案涉及不动产权利的变更，而该不动产所在地为原告所在地，从案件审理和未来执行的角度考虑，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更为妥当。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