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923号
【裁判摘要】嘉龙公司主张《项目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嘉龙公司投资款的返还时间及收益的分配时间，且实际住宅面积已经最终审批确定，投资总额也据此可以确定。即使协议已解除，也应当对案涉项目进行评估清算后确定应当返还嘉龙公司的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因嘉龙公司违约已解除，尚未履行的合同应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可以依当事人的要求恢复原状，即返还嘉龙公司投资款。福建高院认定嘉龙公司的1500万元投资款是货币，系可以返还的种类物并判令返还，并无不当。嘉龙公司作为违约方，其自身违约行为导致合同解除，合同已终止履行，对于其要求根据约定条款进行结算，对已投资的份额参与分配收益的请求不成立。
【解读】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解除后即已终止履行，当事人不再享有项目利益分配请求权。
摘要2：
摘要1：【目录】1. 合同的违约责任条款不仅约定了违约金，还约定了如违约方未在约定期限内支付违约金须另行支付违约金的利息，合同当事人依据该约定主张违约金利息，是否应予支持；2. 《抵押担保合同》虽未列明抵押物的具体名称和位置，但根据相关资料可以明确抵押物的范围，是否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以抵押合同对抵押财产约定不明为由认定抵押不成立；3. 当事人未明确提岀解除合同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径行认定合同解除，并判令当事人承担合同解除的相应责任；4. 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经预见合同履行不能，其是否有权向违约方主张可得利益损失；5. 破产程序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影响和本案再审程序终结诉讼的审理路径；6. 案涉合同条款性质和效力的判断；7. 受让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部分区域开发经营权的受让方是否应与转让方对整个项目的工程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8. 在连续交易不动产但均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形下，如果被执行人及其后手均主张自己因生效法律文书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而最终交易方已向其前手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不动产，此时最终交易方作为案外人所提出排除执行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9. 另案查封之后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的能否排除执行；10. 甲银行是否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11. 乙银行作为一般债权人，是否是本案适格的原告，能否有权请求涂销抵押登记；12.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能否出租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13. 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的过错认定与责任；14. 虚增诉讼标的规避级别管辖的处理；15.合同标的物已使用情形下，购买人提出产品质量异议的认定；16.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起诉条件的认定；17. 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案件不应径行判令被挪用资金的最终受让人承担返还责任；18. 对当事人就再审裁判提出申诉的处理；19.公文书证真实性的证明责任；20.在承包人与发包人约定以银行贷款走账的情形下，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认定；21.再审审查中发现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处理;22.恶意串通行为之认定;23.绝对控股股东以法定代表人名义撤回对外投资的效力及责任承担;24.同抵押中对各项抵押财产担保债权数额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摘要2：【目录】01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利息不应得到支持、不宜轻易以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财产不明为由认定抵押合同不成立；02认定合同是否解除不应拘泥于当事人明确提出该诉讼请求，预见合同履行不能则无权主张可得利益损失；03破产程序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影响；04对合同性质应结合在案证据予以综合判断；05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当事人之间对内部责任的划分对承包人不具有约束力；06不动产买受人所享有足以排除执行之民事权益的认定；07另案查封之后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的能否排除执行；08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的认定；09债权人请求涂销抵押登记的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10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出租；11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的过错认定与责任；12合同标的物已使用情形下，购买人提出产品质量异议的认定；13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起诉条件的认定；14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案件不应径行判令被挪用资金的最终受让人承担返还责任；15对当事人就再审裁判提出申诉的处理；16公文书证真实性的证明责任；17在承包人与发包人约定以银行贷款走账的情形下，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认定；18再审审查中发现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处理；19恶意串通行为之认定；20绝对控股股东以法定代表人名义撤回对外投资的效力及责任承担；21共同抵押中对各项抵押财产担保债权数额有约定的从其约定；22虚增诉讼标的规避级别管辖的处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11号
【裁判摘要】案涉在后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实际已无法继续履行，且根据最高法院122号判决《项目转让合同》有效，但实际已无法履行，法院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认定合同解除并无不当——判断《项目转让合同》是否解除不能仅仅拘泥于利成公司、宝源公司是否明确提出该项诉讼请求，而应结合本案具体情形予以判断。第一，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08年3月26日，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与晶隆公司签订《项目转让合同》后，支付了部分项目转让费6000万元，但由于李某依据其与晶隆公司在先签订《协议书》的约定，已先行合法占有案涉土地，先行支付部分价款并进行开发建设，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实际并未占有案涉土地。期间，麦某某妻子蔡某某认为该《协议书》无效提起了诉讼，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4日作出（2008）粤高法民二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认定麦某某代表晶隆公司与李某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判令麦某某与蔡某某将其名下晶隆公司的股权全部过户给李某。此时，在后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实际已无法继续履行。第二，2008年12月17日，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项目转让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该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最高法院122号判决。根据最高法院122号判决，尽管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与晶隆公司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有效，但实际已无法履行。故一审法院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认定合同解除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如前所述，《项目转让合同》已经解除，晶隆公司应返还利成公司、宝源公司支付的项目转让款。．．．．．．晶隆公司应返还利成公司、宝源公司项目转让款6000万元。考虑到晶隆公司长期占用该资金的事实，本案利息应自项目转让款支付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五年以上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晶隆公司关于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只有在主张解除《项目转让合同》且《调解协议》无效的前提下，才可以要求晶隆公司返还6000万元项目转让款，但利息损失应按过错各自承担50%的上诉请求不成立。
摘要2：【摘要】对合同履行不能的后果有预见不能主张可得利益损失——根据本案事实和合同法相关规定，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不应予以支持。利成公司、宝源公司与晶隆公司于2008年3月26日签订《项目转让合同》时，知晓麦某某代表晶隆公司与李某在先签订《协议书》，约定将晶隆公司全部股份及“莲湖山庄”项目整体转让给李某，也知晓麦某某妻子蔡某某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麦某某代表晶隆公司与李某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虽然上述合同签订之时，该院已作出（2007）东中法民二初字第156号民事判决，确认《协议书》中麦某某转让蔡某某股权部分的协议内容无效，蔡某某应当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对麦某某的90%股权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但该判决因李某提起上诉尚未生效。因此，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承担着可能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巨大商业风险，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4日作出（2008）粤高法民二终字第86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述《协议书》有效，判决麦某某与蔡某某将其名下晶隆公司的股权全部过户给李某。此时，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项目转让合同》实际已经无法履行，在此情况下，应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或者与晶隆公司商谈解除合同、要求返回已付的项目转让款以及赔偿损失，但其并未采取相应措施，而是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项目转让合同》有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与麦某某代表的晶隆公司在不到10日内达成继续履行《项目转让合同》的《调解协议》，加剧各方纷争，有违诚信原则。综上，因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对《项目转让合同》不能履行负有过错，其签订合同时知晓晶隆公司与李某在先签订有《协议书》的事实，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故其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号
【裁判摘要1】被告主张情势变更应提起反诉，否则不属于审理范围——人民法院应否对农行燕郊支行提交的《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申请书》进行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合同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前提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明确的请求。本案中，农行燕郊支行虽然提交《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申请书》，主张《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应当变更，但是在2018年3月13日庭审笔录中其已明确表示不作为反诉，而是作为抗辩理由提出，即农行燕郊支行所称的合同变更并未作为诉讼请求提出，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2】债权转让合同中转让的实为基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享有的请求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等债权应为有效——根据《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第四条等条款约定，宏成公司转让给思菩兰公司的，为宏成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全部合同权利，即对农行燕郊支行所享有的债权，故《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的性质为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后，思菩兰公司作为受让人，取得宏成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中原享有的合同权利，而不是直接取得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故宏成公司有关《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实为房地产转让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再次，关于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根据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中,《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作为债权转让合同，转让的实为宏成公司基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对思菩兰公司享有的请求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等债权。对于此债权，《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双方当事人农行燕郊支行和宏成公司并未约定不得转让，债权的主要内容即案涉土地使用权在性质上也不属于不得转让的权利，已经生效的一审法院（2008）冀民再终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也已经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摘要2：（续）书》合法有效，故《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除外情形，亦不具有其他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宏成公司主张《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为高泽成和思菩兰公司恶意串通、应为无效，但在《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签订时，高泽成是宏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宏成公司又确实享有对农行燕郊支行的债权，宏成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构成恶意串通，故其有关《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1】办理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行政职权，是否予以登记、多长时间之内办结登记手续，都属于其具体职权事项。故思菩兰公司作为合同权利受让人，可以依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及《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的相关约定请求农行燕郊支行及宏成公司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但至于最终能否办理下来、多长时间能够办结，仍需由不动产登记机构予以审核。故本案中，人民法院不宜直接判决将土地使用权办理变更登记至思菩兰公司名下。一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经查看一审卷宗，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经组织各方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一审判决书没有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一一列举，属于裁判文书的正常写作方式，不属于程序违法。
【解读１】债权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基于债的关系而产生的、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债权转让受《合同法》调整（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等行为属于物权转让，是所有权权能的分离和处分行为）。
【解读２】当事人提出合同应当解除但不作为诉讼请求而是作为抗辩理由的不予审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74号
【裁判要旨】抵销的债务不限于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产生，法律并未禁止发包人和转包人抵销互负的债务——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该条并未规定抵销的债务应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产生。．．．．．．本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并未禁止发包人和转包人抵销互负的债务。广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计算其欠付工程款数额时应扣减该已经抵销的4457776.9元，该抵销既有法律依据也有合同依据，二审判决未予抵销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解读：合同解除后仍可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
摘要2：【注解】（１）原则《合同法》第９７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法》未规定合同解除后违约责任条款是否适用。（２）《民法典》第566条第2款新增规定“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包括合同内定的违约金），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３）合同因违约而解除，违约金条款可继续适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22.合同因违约解除后，违约金条款可否继续适用；026.旅游者行使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否导致违约条款无效
摘要1：问题：建设工程监理合同是否属于建设工程合同范畴？
解答：（１）根据《民法典》第７８８条第２款之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不包括建设工程监理合同；（２）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不属于建设工程合同范畴，监理合同性质上属于委托合同而非承揽合同。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适用范围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不适用于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和监理合同。
摘要2：
摘要1：——对设计咨询合同的性质应综合判断
【裁判要旨】当设计方缺乏相应资质时，就设计咨询合同的效力认定，应以合同约定的具体设计内容为基础，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认定合同性质为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或装饰装修设计合同。若系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则应当依照建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若系装饰装修合同，则需进一步审查房屋的性质与用途、设计工程的规模、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及难易程度、是否涉及公共安全等因素，综合认定合同效力。
【摘要】本案设计咨询合同系针对涉案项目的方案设计至施工图设计咨询，合同具体文字表述显示，摩斯公司委托树权公司进行的设计工作明确排除了机电、消防、给排水、暖通及结构专业等方面内容，故合同约定的工作范围和内容并不涉及工业建筑设计领域，属室内装饰装修范畴。因此，该合同并未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当属合法有效。
【案号】一审：(2016)沪0104民初24412号；二审：(2017)沪01民终13460号
摘要2：【解读】应以设计内容为基础，判断设计咨询合同属建设工程设计合同还是装饰装修设计合同。
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立案审判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一)（2018年12月4日）
一、关于管辖权相关问题（一）约定管辖相关问题（二）地域管辖相关问题（三）级别管辖相关问题（四）专属管辖相关问题（五）集中管辖相关问题（六）法院依职权审查相关问题（七）其他管辖权相关问题；二、关于法院主管相关问题；三、其他程序性问题
1.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中，当事人可以书面约定管辖法院，“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如何判断？2.管辖协议约定由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债权转让后发生争议的，原合同约定的“一方当事人住所地”应如何认定？3.原合同没有管辖协议约定，也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点，债权转让后发生争议的，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 4.合同约定的合同履行地应如何认定?当事人对于某项合同义务履行地的约定能否认定为对合同履行地的约定？ 5.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双方就管辖法院达成一致意见的，能否依据该协议确定管辖？6.管辖权异议程序中，当事人双方对涉案合同是否存在约定管辖条款存在争议的，如何处理？7.合同存在效力瑕疵时，能否依据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确定管辖？8.当事人约定管辖时笼统约定由“某省法院”或者“某市法院”管辖的，如何处理？9.当事人约定管辖时明确约定由“某地某某法院”管辖，但案件级别管辖不符合当地级别管辖标准的，如何处理？10.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仅以变更、撤销、解除合同或确认合同效力为诉讼请求的，如何确定管辖？11.当事人主张因侵权行为受到经济损失的，能否以原告账户所在地或原告住所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 12.双方均为外籍且在国外缔结婚姻，原告以被告经常居住地在国内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被告经常居住地法院是否有管辖权？13.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以合同未成立为由否认存在合同关系进而否认合同履行地作为管辖连接点的，如何处理？14.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如何确定管辖？15.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住所地”应如何认定？16. 名誉权纠纷、信息网络侵权纠纷等侵权纠纷中，侵权行为发生时到起诉时，原告住所地发生变化的，起诉时原告住所地法院是否有管辖权？17.诉讼标的额如何确定？18.当事人提出反诉的标的额超出本诉级别管辖的标的额时，如何处理？19.涉及驰名商标的案件如何确定级别管辖？20.民事诉讼中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情形主要有哪些？
摘要2：21.很多婚姻家庭类纠纷会涉及不动产的分配及权属问题，是否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22.委托贷款合同纠纷属于何种案由，如何确定管辖？ 23.立案阶段及管辖权异议审查阶段是否需要对被告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查？24.因期货、基金交易等行为引发的合同纠纷，能否以第三方支付机构为共同被告并确定管辖？25.在管辖权异议阶段，法院审查的范围是否限于当事人提出的异议理由？26.当案件法律关系的性质影响案件管辖的确定时，如何处理？27.在审理管辖权异议案件时，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基本证据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与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不一致的，如何处理？28.实践中，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买卖合同等三类合同容易混淆且合同性质的认定对管辖有较大影响，应如何予以区分？29.受诉法院依职权审查管辖有何时间限制？30.先受案法院在立案审查阶段以本院无管辖权为由对案件裁定不予受理，当事人又以相同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诉至另一法院，后受案法院认为作出生效不予受理裁定的法院有管辖权时，如何处理？31.第三人是否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32.多个被告分别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如何处理？33.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但在管辖异议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及仲裁条款时，法院是否需要对仲裁条款进行审查？34.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何种情形下可视为当事人放弃仲裁协议？35.涉及军队房地产腾退、拆迁安置纠纷案件是否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36.当事人享有司法管辖豁免的如何处理？案件起诉时享有特权与豁免人员职务已终止的当事人是否享有司法管辖豁免？37.涉落私政策案件是否受理？ 38.公务员因退休、辞退等提起诉讼是否受理？39.涉村民自治案件是否受理？40.仅针对政府机关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提起的诉讼，是否受理？41.针对信访事项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受理？42.当事人针对不具有相应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履责之诉，是否受理？43.当事人针对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管理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受理？44.当事人针对行政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是否受理？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主要包括哪些行为？45.当事人不服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民事裁定，能否提出异议？46.当事人不按时交纳反诉费用的，能否视为反诉未成立？47.上诉人主张上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061号
【裁判摘要】对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目前仍为我国金融法律及相关政策所不允许，相应的司法解释仍具法律效力。原审一、二审判决对本案企业之间借款协议认定为无效，从而认定担保公司的保证合同也无效，符合我国担保法有关规定。担保公司对保证合同的无效，亦应该按照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处理适当。原审判决对展英公司主张担保公司承担延期付款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处理正确。本案保证合同第十三条第1项约定：本案借款协议解除或被撤销、或被确认无效，不影响本案担保合同的有效性和担保公司应承担的担保责任。主债务人因借款协议解除或撤销，或被确认无效，而应当承担的借款本金归还等法律责任，由担保公司继续承担担保责任。该约定内容实质为独立担保合同性质，我国法律中尚无明确规定，但当其被用来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的风险时，其效力不应被认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718号
【裁判摘要】法院应当对行政协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更为直接、具体的裁决｜一般的行政诉讼，当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或者明显不当时，人民法院原则上判决撤销并视情况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仅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时，为了降低程序运作成本，实质化解行政争议，避免判决撤销、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可能导致的循环诉讼，人民法院方享有司法变更权。而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基于行政裁量权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一致而达成的，是行政性和合同性的创造性结合，虽其因行政性有别于民事合同，却又因协商一致而与民事合同性质接近，其中约定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得到遵守和履行，这也是行政法原理所体现的全面履行原则的应有之义。故因行政协议引起的行政诉讼，相较于一般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对行政协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更为直接、具体的裁决，仅判令行政机关再行作出行政行为或者当事人重新协商签订协议，极易导致裁决的无法执行，当事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实质性保护。．．．．．．二审法院仅判决桐梓县政府履行与左某某签订的案涉协议，未明确具体的安置面积和违约金，不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并极易导致循环诉讼，故本案应当依法再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55号
【裁判要点】对公司融资合同性质的认定应结合交易背景、目的、模式以及合同条款、履行情况综合判断。基金通过增资入股、逐年退出及回购机制等方式对目标公司进行投资，是其作为财务投资者的普遍交易模式，符合商业惯例。此种情况下的相关条款是股东之间就投资风险和收益所作的内部约定。在对合同效力认定上，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正确识别行业监管规定，对合同无效事由严格把握，不轻易否定合同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132号
【裁判摘要】因主体不符合法定保理商的规定，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不属于保理合同——关于案涉《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案涉合同系商业保理合同，根据2012年商务部《关于商业保理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2019年10月18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商业保理合同系从2012年开始试点，并着重完善从事保理业务的企业主体资格和经营行为的合规性，在法律上尚无特殊规定。同时，本案各方在签订案涉合同之时并未表明保理行为的意思表示，即使案涉《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内容有保理合同的特征和倾向，因双方主体以及意思表示的因素，也不应认定该合同性质为商业保理合同。
摘要2：
摘要1：——合同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应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6）最高法民终822号
【裁判观点】
1．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出让方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合同，具有行政协议的属性。根据现行法律，尤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合同性质界定和诉讼程序适用上，在认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具备行政协议属性的前提下，仍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遵循当事人选择适用并已经进行的民事诉讼程序。
2．合同解除权的放弃应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除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有明确约定外，不得仅以单纯的沉默推定解除权人放弃解除权。以解除权人默示的行为推定其放弃解除权的，亦应严格加以把握。只有解除权人对债务人依据合同约定全面履行给付义务的行为予以受领的，才构成对解除权的放弃，以实现契约严守的诚实信用。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二——合同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应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4026号
【裁判摘要1】当事人是否享有风险代理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本院认为张某享有合同法第410条规定法定解除权，具体理由如下：1．案涉合同类型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的合同类型。案涉合同虽属于风险代理的法律服务合同，但究其合同性质依然属于法律规定中的委托合同的类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2．本案履行情况符合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情形。任意解除权是特殊的法定解除权，法律之所以赋予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系由于委托行为通常以较强的信赖信任为基础，信任丧失则委托的基础不复存在。．．．．．．因此基于委托合同特别是以代理案件为主要内容的委托合同以信赖为基础，张某在丧失对于北方律所信赖的基础上行使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２】北方律所因风险代理委托合同解除的损失如何认定。根据合同法410条之规定，委托人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4．期待利益损失是否属于北方律所可获赔偿的损失范围。鉴于北方律所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期待利益的取得条件成就，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委托律师的代理行为足以促使期待利益条件成就，及期待利益的损失与张某解除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结合本案中张某的解除合同时间节点和原因，无法认定张洁的解除行为直接导致北方律所丧失应得的期待利益。
摘要2：【解读】风险代理期待利益构成要件：（１）证明期待利益的取得条件成就或者委托律师的代理行为足以促使期待利益条件成就；（２）证明期待利益的损失与解除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54号
【裁判摘要１】以房抵债协议不能阻却有其他合法权利的第三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强制执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是通过诉讼阻却、排除人民法院对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订立系基于魏某某与中海盛明置业之间的工程款抵账行为，案涉合同性质实质上是以物抵债协议，该协议的目的在于消灭魏某某对中海盛明置业的债权而非单纯的房屋买卖。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以物抵债协议，不能体现双方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不必然地引起房屋权属的变动。且讼争房屋并未完成权属登记的变更手续，债权人只有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本案中魏某某寻求救济途径不当，以物抵债协议约定的交付房产，是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的债的履行方式，在完成房屋变更登记之前，以房抵债协议并不形成优于其他债权的利益，且破坏了债权平等受偿的原则，损害了其他与中海盛明置业之间存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救济途径，故不能认定依据以房抵债协议而产生的物权期待权及物权本身，该合同的订立并不能阻却有其他合法权利的第三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强制执行。
【裁判摘要２】买受人对于房屋限购措施而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明知，应当自行承担不能办理过户登记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山东省青岛市于2011年1月31日出台限购措施，案涉《青岛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于2011年12月26日。魏某二审主张因中海盛明置业无故拖延导致未办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虽然魏某本人名下并未有商品房登记信息，但根据魏琳在前述执行异议案件中提供的情况说明，其对于房屋限购政策内容是明知的，对于案涉房屋因限购措施而无法办理过户登记也是明知的，因此应当自行承担不能办理房屋过户登记而产生的不利后果。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05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的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第54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本案双方无退伙协议，也没有退伙的结算或清算事实，故蔡某某要求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从案涉《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及实际经营情况看，实为个人合伙，该经营方式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作协议书》属于合同性质，且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为有效合同。．．．．．．蔡××主张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错误，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并非合伙企业关系，已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在合同双方无退伙协议也没有退伙结算或清算事实的情形下，一方要求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295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利率、付息方式以及逾期付息的滞纳金等即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当事人约定将借款用于证券投资不影响借款合同性质为借款合同，不属于场外配资合同。
摘要2：【摘要】场外配资的基础法律关系亦是借贷关系，其本质上也是借贷关系的一种。只是由于场外配资存在于金融证券市场，因此须纳入金融法律法规监管的范畴。场外配资业务主要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配资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为确保融出资金安全，配资公司亦设置平仓线和预警线，当客户资金达到预警线，配资公司通知客户减仓或补保证金，一旦触及平仓线，配资公司有权平仓。可见场外配资合同因规避相关部门的行政监管而具有违法性，其主体、手段和权利义务具有与一般借贷关系所不同的特殊性，即其主体为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且以融资配资为业；手段上利用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二级分仓功能搭建融资平台。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科特公司出借20000万元资金给亿舟公司进行证券投资，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利率、付息方式以及逾期付息的滞纳金等，以上形式和主要合同内容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但《借款合同》中亦详细约定了出借资金以及亿舟公司保证金如何汇入万某某、涂某某、袁某某证券账户、如何购买股票，并设置了警戒线、平仓线等内容，这些约定与场外融资合同有类似之处，但与场外配资合同有本质差别。首先，科特公司不具有场外配资业务的主体特征。科特公司并非从事融资配资业务的专门公司或融资平台，其借款给亿舟公司进行证券投资的行为具有临时性和偶发性，与融资公司的专门性与经常性有本质性的区别，故科特公司不符合场外配资的主体特征。其次，虽案涉借款用于证券投资，但科特公司并未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二级分仓功能搭建融资平台，而是运用传统手段，将借贷资金打入合同指定的证券账户进行股票操作。故资金流入股市的方式亦不符合场外配资的操作流程。通过以上分析，案涉《借款合同》的法律性质为借贷法律关系，而非场外配资关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38号
【裁判要旨】合同受让方未参加合同纠纷诉讼该民事判决应予撤销——（１）已经概括受让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受让人是该合同纠纷的利害关系人，作为合同的受让人依法可以参加原案诉讼；其作为诉争合同的受让人申请参加诉讼未获准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２）原民事判决存在错误并损害了合同受让人的民事权益。
摘要2：【摘要】案涉《投资开发协议》在性质上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和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内容是承包人根据约定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造价等条款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相应价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根本特征。案涉《投资开发协议》约定博大公司以涉案工程投资，提供设计图纸及开工手续，监督工程建设质量及外围配套设施建设投资；乙方在建设过程中以现金方式投资，提供所需资金，并承担与项目施工直接相关的一系列义务。该协议没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常应当包含的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拨款和结算、竣工验收、质量问题等主要条款。乙方合同义务的本质是投资资金，管理项目施工，最终保证项目竣工验收。协议第四条第四项还约定，“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使用原项目的建筑公司、工程队、监理、技术员等项目人员”。庭审中博大公司亦认可涉案项目存在实际施工方，乙方与实际施工方另有施工合同关系。因此，《投资开发协议》首先符合共同投资的要件。
《投资开发协议》约定，博大公司必须提供合法的项目手续，如因此不能正常施工，损失由博大公司承担；乙方必须确保竣工验收，因乙方原因导致工程建设不能正常运行的，其前期投资不予清退。依此可知，甲、乙双方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受涉案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及商品房转化收益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合同双方对于涉案工程最终的竣工验收负有各自的合同义务并共同承担经营的风险，符合合作开发合同的共担风险的要件。
《投资开发协议》在收益分配方面约定，双方在涉案工程建成后按比例分配所建商品房，并以售房资金作为收益。这符合合作开发合同的共享利益的要件，明显有别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收取固定价款的内容。
综上，《投资开发协议》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法律特征,应认定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2016)宁0303民初1768号民事判决和(2017)宁03民终666号民事判决错误认定该协议的合同性质，判决《投资开发协议》为无效合同，应属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904号
【裁判摘要１】商品房买卖返租合同和回购合同性质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非民间借贷合同——唐某某等62户买受人与云天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一次性支付全款购买商铺，同时将商铺返租出卖人；买受人在购买本商铺前，本商铺已经由出卖人租赁给食天下公司统一经营食天下国际博展中心项目；买受人还有权在一定年限后选择以原价要求出卖人回购该商铺；双方还对办理备案及办证事宜达成合意。合同签订后，唐某某等62户支付了房款，商铺则依约由云天公司统一返租，并向买受人支付租金。上述约定和操作，虽然与一般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方交房、一方付款的单一交易模式有所不同，但并未超出以买卖商品房为核心的合同目的。唐某某等62户在出资购买商铺后，通过向云天公司返租收取租金，实现对房产的收益，符合多数买受人购买商铺并不是为了自用而主要以出租为目的的使用形式，不能得出双方达成了隐藏的民间借贷合意的结论。即便合同约定了买受人在一定年限后享有要求出卖人回购商铺的权利，亦不能因此认定买受人无购房之本意。零陵农行再审申请中提交的中国房地产协会发布的《永州商铺10年房价概况和走势分析》不属于新证据，不能真实反映案涉商铺约定的售价与当时同地段商铺的市场价格存在差异，也不能直接证明案涉商铺价格售价过低、双方并非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因此，零陵农行主张唐某某等62户与云天公司之间为固定出资、保本收息的民间借贷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者应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唐某某等62户买受人为案涉商铺的真实权利人。
摘要2：【裁判摘要２】已经买受并实际占有、使用和受益的房产作为抵押财产，抵押权不构成善意取得——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唐某某等62户在支付完毕全部房款并将所购商铺返租后已实现租金收取，应当认定其已实际对案涉商铺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虽然唐某某等62户因云天公司的原因尚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但现有证据表明，唐某某等62户曾多次要求云天公司办理合同备案登记和房屋产权登记，但云天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故案涉商铺未办理产权登记并非唐某某等62户的过错所致。零陵农行作为商业银行，其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案涉借款人云天公司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其主要资产为案涉楼盘“云天·芙蓉广场”。该楼盘商铺均采用先出售再统一返租形式进行销售，在销售期间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宣传，零陵农行向云天公司发放贷款时对此应当知悉。当云天公司以“云天·芙蓉广场”的商铺作为抵押财产向零陵农行提供借款担保时，零陵农行应当对云天公司“云天·芙蓉广场”的销售情况进行充分的审查，尤其是案涉部分商铺返租的租金还是通过零陵农行向买受人发放。零陵农行更应审慎甄别云天公司提供的抵押财产中是否涉及已经出售的房产，避免错误接受已经出售的房产作为抵押，损害买受人的权利。由于零陵农行未尽到金融机构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在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时错误接受已经由唐某某等62户买受并实际占有、使用和受益的房产作为抵押财产，零陵农行对案涉商铺抵押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因此，（2014）永中法民三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认定零陵农行对唐某某等62户所买受的商铺基于抵押权而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明显损害了唐某某等62户无过错买受人的权利，原判决对该判项予以撤销，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民辖终205号
【裁判摘要】北京深蓝公司主张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是基于《框架协议》约定产生的，合同性质、起诉标的相同，合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环球景行公司主张本案诉讼标的涉及十一个交易合同，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与《框架协议》无关，不应合并为一案受理。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虽然系十一个相对独立的合同法律关系，但合同相对人均是北京深蓝公司和环球景行公司，诉讼主体具有相同性；合同内容均是围绕MGC-T8302多媒体网格通信机买卖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诉讼客体具有关联性；针对该十一份合同，北京深蓝公司均要求环球景行公司履行价款支付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诉讼请求类似，诉请性质具有一致性。因此，本案北京深蓝公司将该十一份合同一并起诉，一审法院受理后进行合并审理，属于诉讼客体的合并，因双方均无共同诉讼人，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关于诉讼主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规定情形，且我国法律并无诉讼客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北京深蓝公司一并起诉，一审法院一并受理并无不当。且原、被告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对同一种类的几个独立的诉讼标的进行合并审理，既便于当事人诉讼，节省双方当事人诉讼成本，又便于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避免同诉不同判，维护法院裁判结果的统一性，也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符合民事诉讼法设立诉的合并制度的原则和目的。至于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与《框架协议》之间的关系以及货款结算情况，北京深蓝公司提出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系基于同一《框架协议》签订，双方在《框架协议》中明确约定以框架协议为基础，签订购销合同，且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货款滚动支付的主张，并提供了双方工作人员就《框架协议》《产品购销合同》签订、履行情况的微信沟通记录的《公证书》，环球景行公司就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一并提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以及北京深蓝公司对此作出的《回复函》，北京深蓝公司就涉案十一份《产品购销合同》的总计欠付的货款及违约金向环球景行公司发出的《催款函》等初步证据予以证明，环球景行公司虽予以否认前述主张，但并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环球景行公司关于本案涉及十一个合同，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与《框架协议》无关，不应合并为一案受理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11265号
【裁判摘要】已经工商变更登记的增资款不能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恢复原状”规定——其次，《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本案中上诉人虽主张恢复原状、返还钱款，但仍须基于系争合同的性质、钱款的性质，依照法律的具体规定处理解除后果。其三，从增资协议书的约定来看，上诉人投入的3,250万元是其作为目标公司新股东所需缴纳的出资，并非是对被上诉人西北工业公司、北方能源公司享有的普通债权。在经过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后，其股东身份、认缴数额、股权比例及公司注册资本均已对外公示，该3,250万元转化为公司资本性质，已形成公司资产。其四，上诉人所谓因增资协议书解除而要求返还出资，从本质上说，系基于其股东身份的退出。但正如上述认缴、出资、登记等均需由各方当事人按照《公司法》关于公司增资的程序完成，股东退出公司，包括采取何种退出方式、资本、股权的处分等等，亦应当适用《公司法》作为特别法的相关规定。其五，上诉人要求将其出资直接返还以“恢复原状”，实质上等同于股东未经法定程序任意抽回出资，将造成公司资产的不当减少，显然有违公司资本的确定、维持和不变原则，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债权人利益保护。综上所述，本案系争增资协议书的解除虽然适用《合同法》规定，但协议解除的后果，实际系处理上诉人作为原增资股东的退出问题。在上诉人出资已转化为公司资本的情况下，应按照《公司法》的特别规定适用执行。现本案各方当事人虽均确认协议解除，但未予明确上诉人退出的具体方式，如通过股权转让、股权回购、公司减资、公司解散等，更未经相应的法定程序，上诉人仅就返还出资一节单独提出主张，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01民终12367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基于各方当事人订立的增资合同而产生的诉讼。楚天公司股东资格的取得、公司章程和股权的变更均来源于《增资协议》，现楚天公司依据《增资协议》约定提出返还增资款、赔偿损失以及变更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并无法律上的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三方在《增资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合同的解除条件，楚天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解除与上诉人的《增资协议》符合合同的约定，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楚天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之间的《增资协议》在楚天公司向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之日即2017年8月10日已经解除并无不妥。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在因上诉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判决郎利维公司承担返还增资款、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并判决郎利维公司变更工商登记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１】楚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向楚天公司返还增资款7500000元；2、判令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向楚天公司支付增资款利息损失2503561元（按照年利率24%的利息标准，自付款之日暂计算至2018年6月6日，从2018年6月7日起至增资款全部返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另行计算）；3、判令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将楚天公司移出朗利维公司的股东名录；4、由朗利维公司、聚兴公司、张×、王×、卫××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解读２】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朗利维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楚天公司增资款7500000元；二、朗利维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楚天公司损失495781.25及后段损失（已计算至2018年6月6日，后段损失以实际未返还的增资款为基数，按年利率4.75％继续计算至增资款实际返还之日）；三、朗利维公司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将楚天公司移除股东名录的工商变更登记；四、驳回楚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494号
【裁判摘要１】第一，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与审查。首先，对于民商事合同纠纷的处理应当秉持“鼓励交易”的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应当尽可能尊重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达成的合意，在当事人未主张的情况下不能依职权变更或者撤销合同。其次，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人民法院仍应依法审查合同是否存在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无效情形，此种审查为依职权审查，不以当事人主张与否为转移。因此，即使合同当事人不主张合同无效，仅要求判令解除合同或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人民法院仍可依职权认定合同无效，并向当事人释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引导当事人重新调整诉讼请求。．．．．．．第二，关于合同无效的审查依据。．．．．．．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应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准确认定其性质。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等等。应当指出的是，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第三，关于涉案合同的效力。首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公告》虽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或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但其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故不能仅因其非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属性就不予考虑。其次，从规范对象层面加以审视，《公告》是国家有关职能部门针对特定金融风险防范联合发布的文件，规范的对象是利用融资交易平台从事代币或“虚拟货币”的融资交易行为和交易服务行为；而涉案合同约定的交易事项是建金公司委托玖星公司开发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软件。故应当区分涉案平台软件的“开发行为”与“经营使用行为”，只有后者属于《公告》规范的对象，而前者并不属于《公告》规范的对象。由于涉案合同的交易事项并非《公告》规范的对象，故涉案合同并不存在无效情形。
摘要2：【裁判摘要2】涉案合同第九条“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变更/修改/补充”之第4点约定：“双方均可由于对方未履行其在本合同内的义务而终止本合同，但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该约定内容仅是泛泛指出合同一方当事人有权基于相对方未履行合同义务而单方终止合同，但没有明确写明“未履行合同义务”的具体违约情形。如果仅基于上述约定内容即认为建金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显然有可能使合同当事人恶意利用合同相对方的轻微违约而行使解除权，这种因合同约定不明而可能使合同相对方动辄得咎的不确定性，将会使合同履行陷入极大的不安定状态，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如果允许合同当事人利用约定不明的解除条款单方行使解除权，将明显背离“契约自当严守”的合同法精神。因此，应认定建金公司和玖星公司就涉案合同的解除条件实际上并未达成合意，本案中建金公司无权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使约定解除权。
【裁判观点】（１）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应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准确认定其性质。（２）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向合同相对方发出解除通知，合同相对方即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效力之诉，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３）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部分并非当然恢复原状，而是应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加以权衡。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解除后应否恢复原状，特别是开发方先期收取的开发款应否返还，需综合考量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自身特点、开发方实际履行情况、开发方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开发方实际投入的工作量及已完成的成果等多种因素，秉持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加以判断。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解除的原因如不应当归责于开发方，则开发方在开发过程相应阶段收取的款项并不失去继续保有的正当性。
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法律问题（2015年）
【目录】（一）关于企业间借贷的问题；1、关于借款合同效力。；2、关于利息保护的标准及偿还顺序。；（二）关于涉及循环买卖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1、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2、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及事实认定；3、关于是否应当追加交易环节的各方当事人；4、关于买卖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问题；（三）关于涉保理的合同纠纷；1、关于案由；2、关于法律适用；3、有追索权保理合同的诉讼主体；（四）关于请求解除合同的纠纷；1、关于法定解除的情形；2、关于支持当事人诉请合同解除的判决主文；3、关于解除时间的确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720号
【裁判摘要】原、被告的起诉及反诉均未提出解除合同诉求但庭审中均同意解除合同，而法院未作为判项列出的，是否属遗漏诉讼请求？——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解除《联合开发住房兼商业房合同书》，一审法院就此已依法予以确认。因双方诉讼请求及反诉请求均不涉及解除合同，原审判决在判理阐述中进行说明后未就此作为专门判项不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情形。原审将案涉合同定性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因土地使用权及项目的其他权证仍登记在长茂公司名下，故合同解除后不存在土地使用权等与合同直接相关的返还事宜，且当事人亦未诉请要求返还的事项，原审在确认合同解除后未作“恢复原状”类的裁判亦不存在漏判情形。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川民终344号
【摘要】一审法院认为，．．．．．．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解除《联合开发住房兼商业房合同书》，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现双方当事人本诉、反诉的争议焦点均集中于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及违约责任认定问题。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2641号
【裁判摘要1】周××、王××上诉称《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不一致，实质为协助信业公司逃税的阴阳条款，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交易先决条件“将013号地块、014号地块转入项目公司(天维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周××、王××和信业公司在同一天签署了两份价格不同的合同，但周××、王××未能证明该两个价格条款旨在协助信业公司避税的事实，如哪一价格为真实价格，哪一价格为虚假价格，如何利用两个价格条款避税，以及可能规避的税费金额等，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鉴于双方均放弃了“将013号地块、014号地块装入天维公司”这一合同条款，本院对该条款的效力无须再进行审查。最后，即使前述条款未被当事人放弃，从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股权转让合同》第三条第2款第(2)项、第四条第1款的内容来看，当事人约定“将013号地块、014号地块转入项目公司(天维公司)”的含义，应当理解为由天维公司和政府土地出让管理部门签订013号和014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最终由天维公司获得该两幅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该约定反映了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天维公司股权交易实现信业公司向周××、王××购买013号和014号地块67%的权益，该约定及所反映的合同目的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且013号和014号地块能否登记在天维公司名下，属《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问题，不影响该份协议的法律效力。综上，周××、王××未能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法定情形，一审认定该《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有效正确。
摘要2：【裁判摘要２】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因周××、王××根本违约被解除，一审判令违约方周××、王××向信业公司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5360万元及按年利率4.35%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赔偿律师费损失105万元正确。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六条第4项第一款的约定，“本合同签署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擅自终止履行或解除本合同的，视为重大根本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3000万元的违约金”，一审另判令方周××、王××向信业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具有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３】周××、王××另提出一审法院未及时向其送达保全裁定、告知保全事项导致审判程序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保全人、被保全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保全裁定实施过程中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审查处理”，如周龙书、王岳芳对一审保全程序有异议，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周××、王××在二审程序中方提出保全执行行为异议，本案不予处理。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晋立商终字第38号
【裁判摘要】锅炉安置工程适用专属管辖规定——本案系因双方当事人在履行《蒸汽锅炉及附属系统安装工程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对该合同性质的认定是确定管辖法院的前提。案涉合同系为蒸汽锅炉及附属系统安装工程建设施工事项而订立，合同对建设工期、工程造价及付款结算方式、施工图纸的交付、竣工验收等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其内容均属施工合同内容，因此本案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专属管辖的相关规定，裁定本案管辖权在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主张本案为承揽合同，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管辖移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069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解除及违约责任承担｜一、关于《企业补偿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再审被申请人与再审申请人签订的涉案《企业补偿协议》约定，定城镇政府从幸福路双塘安置点门面给予刘××东西方向长53米，南北方向宽12米（红线退让以后）的门面房土地用于建安置房。但该土地已于2013年3月7日由定远县。因此，《企业补偿协议》的上述约定显已无法履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再审申请人刘××关于解除《企业补偿协议》的主张应予支持。二、关于《企业补偿协议》解除后，再审被申请人应当如何承担违约和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涉案协议中约定的土地，已经由定远县人民政府批准，由定远县国土资源局于2013年3月7日拍卖出让，并被案外人以5553.88元／平方米的价格竞买取得。原审据此认定上述土地使用权2013年3月7日的市场价值应为3532267.68元（53米×12米×5553.88元／平方米）并无不当。在该土地使用权被拍卖出让致《企业补偿协议》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再审被申请人应当及时根据该土地的市场价值赔偿刘××的损失，但由于其至今尚未支付，因此，再审被申请人在支付上述款项的同时还应当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故，二审法院判决再审被申请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向刘××支付上述3532267.68元赔偿款的利息，自2013年3月7日至款清之日止，结论正确。
摘要2：
摘要1：解读：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并未对股权转让合同被法院判决撤销税务机关应当退还已经缴纳所得税作出规定，税务机关不能退税。
摘要2：【注解】《契税法》第１２条规定：“在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前，权属转移合同、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纳税人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已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权属转移合同、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不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可以退还契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