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55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553号
【裁判要旨】与代建单位签订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无权就建设单位与代建单位之间的合同效力主张权利，建设单位与代建单位之间的合同性质以及合同效力如下与承包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影响其向欠付工程款的代建单位追索工程款。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7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675号
【裁判要旨】委托代建合同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非同一法律关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应追加委托人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案涉工程为市政工程，由黔西县人民政府委托山城公司进行投资代建，后山城公司将工程发包给圣奇公司，黔西县人民政府与山城公司委托代建法律关系与山城公司、圣奇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追加黔西县人民政府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1】首先，案涉工程系扶贫民生工程、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必须进行招标。据此，案涉工程应当招标。其次，《招标投标法》第十条规定，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邀请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招标投标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项目不适宜公开招标的，经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招标投标法》第十七条规定，招标人采取邀请招标方式的，应当向三个以上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资信良好的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出招标邀请书。即无论公开招标还是邀请招标，均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工程已履行招投标程序，原判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认定《施工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工程进度款支付协议》的效力。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即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订立民事合同，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前提下，应当受到尊重和法律保护；但是对于合同性质、效力的审查判断并不受上诉请求范围的限制，人民法院有权依职权审查合同性质、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58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582号
【裁判要旨】破产管理人享有合同解除权仅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债务的情形，而本案中买受人似不存在尚有其他义务未予履行的情形。故原审判决根据该条规定解除合同不当。但在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公司破产申请的情况下，如不解除以物抵债协议，继续履行的效果就是使作为一般债权人的买受人事实上取得了所有权，对其他债权人不公。就此而言解除合同，符合破产法公平清偿债务、避免个别清偿的精神，在结果上并无不当。
摘要2：【最高院认为】根据陆某某、王某某在原审及再审申请书中的陈述，陆某某、王某某与金凤桐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性质上属于以房抵债协议。但直至人民法院受理金凤桐公司的破产申请重整之日，作为抵债物的房屋既未交付，也未办理产权变更记手续，故其仍属于金凤桐公司的破产财产。金凤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向陆某某、王某某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请求解除以物抵债协议。原审判决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认定破产管理人享有合同解除权。但该条仅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债务的情形，而本案中，从目前查明的事实看，似不存在陆某某、王某某尚有其他义务未予履行的情形。就此而言，原审判决根据该条规定判令解除合同，适用法律确有不当。但在人民法院已经受理金凤桐公司破产申请的情况下，如不解除以物抵债协议，继续履行的效果就是使作为一般债权人的陆某某、王某某事实上取得了所有权，对其他债权人不公。就此而言，原审判决判令解除合同，符合破产法公平清偿债务、避免个别清偿的精神，在结果上并无不当。以房抵债协议解除后，如果陆某某、王某某对金凤桐公司确实享有债权的，可根据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向金凤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3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38号
【裁判要旨】违约方抗辩称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但未举证证明该违约金过分高于守约方的实际损失，综合考虑双方履行情况，可以拖欠工程款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违约金。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案涉《承诺书》约定，万炬公司确认截至2015年1月31日尚欠中成公司部分工程款4000万元，并承诺于2015年4月30日前付清全款，在欠付工程款期间同意按照月3%的标准于每月11日向中成公司支付违约金，如未按期支付违约金则每天加罚2万元。该约定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万炬公司抗辩该违约金标准过高，但并未举证证明该违约金过分高于中成公司的实际损失。万炬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系违约方，中成公司并无违约行为，并且中成公司对于万炬公司欠付的198817194元工程款未主张利息，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履约情况，中成公司上诉主张万炬公司以4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违约金，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以400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计算违约金，显著降低了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摘要】合同解除情形下质保金条款终止履行，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围包含质保金——关于万炬公司应付中成公司工程款中应否扣除质量保证金以及中成公司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应否包含质量保证金问题。《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约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案涉《备案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条款应终止履行。根据《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质量保证金为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施工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案涉《备案合同》第26条约定“余款5%作为工程保修款，待工程竣工满1年后7天内支付保修款总价的50%，待工程竣工满2年后7天内支付保修款总价的70%”。该条款系当事人就质量保证金的支付比例及返还时间所作约定。案涉工程至今未完工，缺陷责任期尚未起算，上述质保金条款尚未履行，自《备案合同》解除之时，该条款应终止履行。一审判决仍然依据该条款扣除质量保证金，依据不足。对于中成公司已完工部分，万炬公司并未主张该部分工程存在质量问题需要维修，且承包人的保修义务是法定义务，即便质保金条款终止履行，中成公司仍然应对已完工程的质量问题在保修期内承担保修责任。万炬公司主张扣留质保金，依据不足。一审判决扣除的质量保证金2106万元属于工程价款的一部分，应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保护范围之内。一审判决在万炬公司应付中成公司工程款数额中扣除质保金有误，并导致认定中成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工程款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万炬公司应支付中成公司工程款198817194元，中成公司在万炬公司欠付工程款198817194元范围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0号
【裁判要旨】双方当事人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是房屋买卖还是民间借贷的认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28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286号
【裁判要旨】双方约定房屋所有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互为对待给付，根据双方所签一系列合同、协议所载内容，可以认定双方之间除房屋转让之外还存在建设约定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
【裁判摘要】尽管本案当事人法律关系与单纯、独立的房屋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存在一定差别，即房屋所有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互为对待给付，但根据双方所签一系列合同、协议所载内容，可以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除房屋转让之外还存在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法律关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648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23号
【裁判摘要】认定《预定协议》的性质，需要分析双方当事人依据协议约定内容及实际履约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首先，《预定协议》约定内容表明双方当事人合意目的系形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一是，协议约定虹房公司定向预定经纬公司和泰苑住宅房。按照文意解释，“定向预定”含义为预先约定购买。协议签订时，案涉项目尚未开工进行建设。原建设部颁布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定金或者房价款的行为。按照上述办法对商品房预售的定义，《预定协议》约定的“定向预定”，应理解为经纬公司向虹房公司预先出售将要建设的商品房，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范畴。二是，《预定协议》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协议约定了缔约主体、买卖房屋的位置及面积、价款及价款支付、购房款结算;协议约定在和泰苑符合上海市商品房预售条件下，经纬公司如何履行交付房屋义务；缔约双方未履行交付房屋、支付价款等主要合同义务时违约责任的承担。上述约定表明，《预定协议》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所必备的内容。其次，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了《预定协议》。经纬公司取得和泰苑0000354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双方签订了13830.98平方米房屋商品房出售合同。经纬公司取得0001709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按照虹房公司指令与案外人签订了三份商品房出售合同，经纬公司交付了14012.42平方米房屋，经纬公司在原审诉讼过程中，并未否认虹房公司已经支付上述销售房屋价款。上述事实表明，双方当事人依照《预定协议》约定实际履行了支付房款及交付房屋的合同义务，部分实现了《预定协议》的缔约目的。二审判决认定《预定协议》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正确。
【摘要1】《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担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上述法律规定表明，违约方承担迟延履行违约金后，仍需承担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摘要2：【摘要2】增加新的诉讼请求——虹房公司基于和泰苑二期房屋涵盖在买卖房屋面积中，提出经纬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交付房屋的请求。一审法院经庭审查明，和泰苑二期房屋不属于《预定协议》约定的买卖房屋范围，基于虹房公司在错误判断事实基础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完善，向虹房公司予以释明，并无不妥。虹房公司经释明后将其请求修正为如经纬公司不能交房则按照市场价予以赔偿，该主张应当作为虹房公司的诉讼请求。经纬公司认为虹房公司上述请求为增加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程序违法，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已经依法要求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未予审理且客观上不能形成其他诉讼的除外。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确定的原则，再审程序与普通诉讼程序不同，其是对原审的再次审理，是对已经生效的原审裁判存在错误的纠正程序，因此，必须立足于原审裁判。由于原审生效裁判的作出使得当事人原审诉讼请求已经固定，再审诉讼标的应以此为限，受原审诉讼请求限制。按照上述观点，对于原审被告一方在一审判决后提起上诉，后就终审判决提起再审，再审申请范围应当限定在其二审提起上诉请求范围内。在经纬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未就经纬公司承担房屋过户时应当缴纳的税、费提起上诉具有正当理由情形下，应当认定其已对该请求作出处分，不应作为再审审理范围。
【摘要4】《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经纬公司履行向虹房公司交付房屋义务，必然需要协助虹房公司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这是交付房屋的附随义务。虹房公司请求经纬公司交付房屋，当然涵盖请求经纬公司履行协助过户义务，亦包括因经纬公司未依约交付房屋，经纬公司应承担虹房公司因此增加的税费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8号
【裁判要旨】区分预约与本约，可以结合是否需要另行达成合同，是否直接发生交付、付款义务等因素全面进行分析。
【裁判摘要】一般认为，区分预约与本约，可以结合“是否需要另行达成合同”；“是否直接发生交付、付款义务”等因素全面进行分析。本案中，尽管在涉案《商场租赁及租期内购买约定合同》中，关于商场购买的价款数额、面积如何确定均已作出了约定，但在履行《商场租赁及租期内购买约定合同》时，并不能直接发生交付、付款义务，需要富恒公司另行提出关于购买商场的要约，即需要另行达成合意。富恒公司不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提出前述要约，则商场购买的合同不成立，华德公司不能直接要求富恒公司购买。涉案《商场租赁及租期内购买约定合同》关于商场购买预约的特殊之处在于，双方约定只要富恒公司提出关于购买商场的要约，华德公司不得拒绝承诺，否则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换言之，当富恒公司提出关于购买商场的要约后，华德公司不得以磋商的名义拒绝承诺，而是应当缔约。但这样的约定并未改变合同约定涉案商场购买事项需要另行达成合同（要约、承诺）的内容。
【摘要】涉案《商场租赁及租期内购买约定合同》，既有关于租赁关系的内容，也有在租赁期间达成购买合意的预约，因此合同应当认定为无名合同。该无名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
摘要2：
上诉人长沙××房地产有限公司、上诉人××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摘要1：——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与国有土地原使用权人约定交地义务不足以否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与国土部门随后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性质
【法理提示】国有土地原使用权人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对交地事项作出约定，不能必然得出案涉法律关系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性质的结论，更不能以此否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关系的性质。在具体判断国有土地出让还是转让关系时，应结合两者在合同签订主体、标的土地使用权用途及其使用期限等方面的不同特征加以正确界定。
摘要2：【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181页】
【解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与转让合同区别。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02011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02011号
【裁判要旨】夫妻一方无权处分房屋导致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另一方应就返还已付购房款承担连带责任，而因合同解除导致的其他违约责任则由无处分权一方自行承担。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因涉案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池×系在与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买卖合同，在合同发生效力后，池×收取的75万元购房款系涉案房屋的对价，应为夫妻共同财产，池×负有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闫赛名下的义务。现买卖合同解除，尚未履行的合同义务归于消灭，池×与张×对于涉案房屋的权利恢复到原有状态，对于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恢复原状，故闫赛有权主张返还已经支付的75万元房款，张×及池×作为涉案房屋及售房款的共有权人，对闫赛负有连带返还义务。......关于闫赛所主张的其他违约责任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婚姻法之相关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现池×与闫赛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系池×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个人行为，该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系由于池×违反法律规定，以及张×保护自身权利的正当行为所致，张×对于买卖合同的签订不知情，对于违约责任的产生亦不存在过错。故因合同不能履行而产生的其他违约责任之债务，为池×的个人债务，由池×个人负责清偿。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6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61号
【裁判摘要1】本院认为，意向性协议并非关于合同性质的分类。一般来说，意向性协议并无实质性内容，对协议双方缺乏明显的约束力。但本案双方所签订的“《框架协议》《会议纪要》”已就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作出了约定，且明确约定在排他性谈判期满时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该约定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故被上诉人蓝光公司所主张的该“《框架协议》＋《会议纪要》”属于意向性协议没有法律依据。结合该“《框架协议》＋《会议纪要》”的主要内容分析，双方当事人通过签订“《框架协议》＋《会议纪要》”，明确在将来确定的时间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就将来意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框架协议》＋《会议纪要》”所约定的主要内容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虽系规范买卖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之规定，本案可以参照该解释第二条认定案涉“《框架协议》＋《会议纪要》”属于预约合同。预约合同的目的在于订立本约，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不履行订立本约合同的义务，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2】依法有效的预约合同，对预约合同各方均有约束力，当事人负有订立本约的合同义务，当事人不履行订立本约之义务，即构成违约。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一方不履行订立本约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预约合同当事人虽不能请求强制缔结本约，但在预约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本约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且根据该条规定，守约方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亦不以其违反诚信磋商义务为前提条件。本案中，在双方未能最终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本约合同的情况下，薪环公司基于蓝光公司的违约行为，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薪环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因蓝光公司最终放弃与其签订本约合同，其与案外人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客观上造成了经济损失。因蓝光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薪环公司的损失，蓝光公司应予赔偿。蓝光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即使蓝光公司违约，双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调减。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量的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综合本案签订预约合同后双方当事人的磋商情况、薪环公司的损失情况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合同预期等因素，本院酌定蓝光公司赔偿薪环公司违约金1.2亿元。
【解读１】预约合同约定违约金2亿元，最终判决支付违约金1.2亿元。
【解读２】一方未尽预约合同义务导致本约合同的谈判、磋商不能进行，应承担违约责任。
【解读３】预约合同约定违约金过高可以请求调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7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76号
【裁判摘要】陕西中建与佳宏煤矿签订的托管合同第九条约定：陕西中建支付佳宏煤矿托管抵押金1000万元，合同签字生效之日起支付500万（以佳宏煤矿的收款收据为准），10日内付清剩余500万，合同期满，佳宏煤矿一次性退还托管抵押金1000万元。陕西中建于一审中提交了佳宏煤业出具的收据，载明其收到陕西中建安全保证金1000万元。佳宏煤业不认可该收据的真实性，但既未申请鉴定，又未提交反证证明该收据为伪造，也未证明双方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或双方就合同中有关托管抵押金的约定作出了变更。佳宏煤业作为商事主体，对出具财务收据的意义应当有完全的认知能力，在陕西中建已经举证证明其依照合同应当支付1000万元托管抵押金且已收到佳宏煤业出具的收款收据的情况下，无需就其是否实际支付再进一步举证。一审根据收据认定佳宏煤业收到陕西中建1000万元托管抵押金并无不当。佳宏煤业上诉称陕西中建违反了托管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依照合同约定不应退还1000万托管抵押金。托管合同第十二条约定：“标的矿井生产、经营联合试运转之日起两周年内完成生产60万吨原煤(不包括因政策原因及自然天气、灾害等原因造成停产或不能生产的天数),如乙方的原因未能完成产量,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不退还托管抵押金l000万元。"本院认为，陕西中建离场时距合同签订之日起尚不足两年，托管合同并未履行至“标的矿井生产、经营联合试运转之日起两周年"，也即托管合同第十二条约定的时间条件并未成就，佳宏煤业要求依照托管合同第十二条约定不退换托管抵押金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陕西中建在一审中诉请要求解除托管合同，佳宏煤业也同意解除合同，托管合同在陕西中建2012年底离场时实际处于终止履行状态。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佳宏煤业应当退还陕西中建托管抵押金1000万元。
摘要2：【摘要】一审法院未发现其没有级别管辖权并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０条第１款第４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的规定，应当作为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的依据。"本案一审起诉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规定：“二、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2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陕西中建于2016年11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标的额为4229万余元，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符合上述通知的规定。在审理过程中，因陕西中建对佳宏煤矿的矿井建设费用的评估鉴定无法进行，陕西中建请求将该部分所涉金额2629万余元另行主张，诉讼标的降至1600万余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9〕17号）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未依法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受诉人民法院发现其没有级别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未发现其没有级别管辖权并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确有不当。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一审法院未发现其没有级别管辖权并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不影响本案二审的审理和判决。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闽民申字第1144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闽民申字第1144号
【裁判摘要】经查，再审申请人游某与原一审被告三坊煤矿在2008年12月31日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三坊煤矿将其名下采矿许可证号为350000052104的采矿权转让给游某，故本案合同性质属于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原一、二审判决对此节认定正确。游某不具备采矿权人或采矿权受让人的资质条件，其与三坊煤矿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亦未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违反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一、二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认定该合同无效，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执申字第67号
【裁判摘要】首先，为鼓励矿业权有序流转，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应依法确认矿业权的转让、承包、合作等多种流转方式的合法存在。其次，只有实质具备矿业权转让性质的承包合同，即构成“名为承包、实为转让”的，才可以适用矿业权转让须经审批。否则构成违规转让应认定为违法的相关规定，不应将矿业权承包一概认定违法而予以禁止。矿业权合作，亦非一概采取合作转让的方式，而是包括实体性合作和契约性合作两种模式，前者因需设立新的法人企业并将矿业权转移变更登记在新设立的法人企业名下，涉及矿业权转让的问题；后者仅需通过协议对合作各方权利义务进行安排，无需办理矿业权主体变更登记手续，不存在矿业权转让的问题。本案所涉《协议》即属于后者情形。再者，从法律位阶来看，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属部门规章，不属于合同法及其解释中可作为认定合同无效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从条文内容看，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宜，不属于合同法及其解释中可作为认定合同无效依据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不能根据上述规定得出矿业权承包合同或者合作合同一概无效的结论。最后，有关未经审批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目前存在有效说和未生效说两种意见。但合同性质的认定是判断合同效力的前提，如矿业权承包、合作未构成实质上的转让，则无从适用有关矿业权转让合同须经审批的限制性规定。基于上述考虑，案涉《协议》无论认定为合作合同还是认定为承包合同均为无效的裁判意见不当。依据本案已查明的《协议》约定内容及双方共享利润，未变更矿业权人，有关证照、印鉴、对外指定账号等均由祥兴煤矿持有管理等实际履行情况，并不具有采矿权转让意在转让采矿权对应的全部实体性权益，并变更采矿权人的身份的特征，《协议》在性质上应认定为契约性合作，应为合法有效。
摘要2：【解读１】依法成立的采矿权承包合同有效。
【解读２】矿业权合作包括实体性合作和契约性合作两种模式。实体性合作因需设立新的法人企业并将矿业权变更登记到新设立的法人企业名下，涉及矿业权转让问题，应当办理矿业权转让审批及主体变更登记手续；契约性合作仅需要通过协议对合作各方权利义务进行安排，不存在矿业权转让的问题，无需办理矿业权转让审批及主体变更登记手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一终字第8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一终字第81号
【裁判摘要】从《合作勘查合同书》的内容看，其基本性质是合作勘查合同。因为合同的主要内容是有关由西勘院和凯奇莱公司合作勘查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红石桥勘查区的煤炭资源的约定，即确定在合作勘查过程中双方各自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同时，合同中也涉及了关于探矿权转让的问题。但转让探矿权的相关内容仅仅是作为对合作勘查成果的处置出现在《合作勘查合同书》第十一条中，即取得勘查成果后，由双方按所占权益比例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或者西勘院将其所享有的权益评估后转让给凯奇莱公司，由后者单独开发。因此，将《合作勘查合同书》定性为合作勘查合同，是根据该合同表述的双方权利和义务特点，对合同性质的客观认定。至于该合同第十一条所涉及的探矿权转让，是双方对合作勘查成果的处置，是双方下一步订立探矿权转让合同的意向性表示。《合作勘查合同书》第十一条所嵌入的这一意向性表示，不能影响案涉合同表述的合作勘查合同的性质。合同性质的确认，直接关系到合同效力的认定。由于国家法律对矿产资源的合作勘查与探矿权转让条件的规定存在重大区别，因此一审判决对《合作勘查合同书》的性质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院认为，案涉《合作勘查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于矿产资源的合作勘查合同进行备案而非审批。法律规定某些合同签订后需要向政府主管部门备案的目的在于方便政府主管部门掌握信息、进行必要的监督。备案本身并不创设权利，因而也不是合同生效的要件，故该合同备案与否，并不影响其效力。只要是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即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解读１】认定合作勘查不属于探矿权转让。
【解读２】备案本身并不创设权利，不是合同生效要件，合同备案与否并不影响其效力。
常州工业技术××有限公司与常州市××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其他买卖合同纠纷案
摘要1：【裁判要旨】对于附条件合同，应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范围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是否出现的标准，不能漫无边际没有时空限制。合同履行中出现的事实只要符合当事人意思表示约定的事实范围，且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应当认定条件事实出现，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确定合同的履行。
摘要2：【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审判指导》（第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211页
【解读1】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付款条件是“法院终审维持乙方的专利之日其分期付清”。由于行政请求请求得完全实现，涉案《无效审查决定书》被撤销，工技公司实际上恢复了涉案两项专利的专利权。工技公司行政诉讼胜诉的结果意味着其专利效力得以维持，从而使双方买卖合同的付款条件得到满足，工技公司应当依约向鸿协公司付款。
【解读2】按照民法原理，条件具有限定性（决定未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是否发生）、约定性（由行为人约定，而不能是法律规定或者合同性质决定的事实）、合法性（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不能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款）、不确定性（条件属于将来是否发生不确定的事实）等五方面特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3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320号
【问题】被上诉人财融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能否放弃部分诉讼请求？
【裁判摘要】放弃诉讼请求，是指原告起诉后放弃对于被告的实体权利请求，是当事人对双方争议如何解决、如何消除争议或者退出争议而做出的一种实体权利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第五十一条“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等规定，原告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全部或者部分放弃自己对于被告的实体权利请求。本案中，被上诉人财融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明确申请放弃原审部分诉讼请求，属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行为，既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且，财融公司放弃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并不影响一审裁定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有关管辖的约定确认管辖连接点，即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同时，放弃部分诉讼请求，显然不属于变更增加新的诉讼请求，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上诉人亿隆房地产公司、华德孚公司关于财融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不能放弃部分诉讼请求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上诉期间，财融公司认为在原审起诉时，其对本案所涉一股三卖的后两次股权转让合同性质认识错误，导致诉讼请求选择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向本院提交《放弃诉讼请求申请书》，放弃的诉讼请求为：1.原审诉讼请求第二项：撤销四被告将讼争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的交易行为；2.原审诉讼请求第三项：撤销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将讼争股权转让给王××、张××的交易行为。放弃后保留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四被告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违约金1965.5142万元；2.判令被告方承担原告律师代理费80万元；3.判令被告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注解】当事人在管辖权异议上诉期间可以向二审法院提交放弃诉讼请求申请书。
【解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琼民初18号财融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亿隆等四公司单方解除合同无效；2.判令亿隆等四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违约金共计2095.5142万元（暂计至2017年5月15日，包含律师费130万元）；3.确认亿隆等四公司将涉案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的合同无效；4.确认第三人金谷农林公司将涉案股权转让给第三人ＸＸ豪、张××的合同无效；5.判令亿隆等四公司及第三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工商变更登记，将涉案股权工商登记恢复至违法转让变更前的状态；6.判令亿隆等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终246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终246号
【裁判摘要】本案所涉合同的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还是赠与——2006年10月8日的《转股协议》约定，高明公司将其登记在创富公司名下的注册资本20万美元及其所对应的股份无条件（withoutanytermsandconditions）转让给华恒公司。尽管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华恒公司受让高明公司49%股份的对价，但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明确，高明公司没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华恒公司也无受赠的意思表示。而且，除了上述高明公司与华恒公司签署的《转股协议》外，在华恒公司、高明公司和范智勇三方签署的《转股协议》，创富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签署的董事会决议，范某某出具的《声明书》以及伊某某具的《股份转让确认书》中，各当事人均一再确认49%股权的转移系基于转让关系。此外，2002年6月创富公司设立时，高明公司投资的20万美元实为支付创富公司货款，双方明确约定高明公司毋需支付其他款项。可见，高明公司所拥有的49%股份实际上并未支付相应对价。2006年3月3日陈某与范某某离婚，双方的《离婚协议书》载明，创富公司、华恒公司及宁波创富恒业物流设施有限公司所有资产及原登记在范某某名下的全部股权一次性划归陈某所有。华恒公司、高明公司及范某某于同年10月8日签订本案《转股协议》，实际上是对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内容的进一步落实，高明公司无条件转让49%股权给华恒公司，并非高明公司所称的基于赠与关系。因此，高明公司以案涉股权转让是“无条件转让”为由认为案涉合同性质为赠与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1156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1156号
【裁判摘要】《补充协议》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标的、对价都做出了变更，且是对《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的实质性变更，而非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关于“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规定的精神，应当视为神通公司与中胜公司、南瑞公司以《补充协议》的名义就股权转让问题达成了新的合意，《补充协议》实为独立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新协议，根据后约盖前约的原理，此时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以《补充协议》所确定的内容为准。虽然《补充协议》并未对神通公司所应支付的新对价的履行期限作出约定，但因神通公司所应支付的新对价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确定的对价已经发生实质性变更，故《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履行期限及其对应的违约责任对神通公司不再发生约束力。中胜公司以《补充协议》系《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补充协议》未对《股权转让协议》进行变更的，仍应以《股权转让协议》为准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１】根据《补充协议》中关于“……签订补充协议后，神通公司在最短的时间内以履约的方式支付中胜公司、南瑞房产公司2000万元。以上1-3条实现后全额退还给神通电动公司……”的约定，结合神通公司于2014年9月10日支付300万元，中胜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购坤鼎车业公司履约保证金头笔款”，且神通公司并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来看，神通公司所支付的案涉300万元的性质应当是基于《补充协议》的约定，而支付的履约保证金。案涉《补充协议》关于该履约保证金的约定，并未明确其具有定金的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关于“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案涉300万元履约保证金不具有定金的性质，中胜公司不能基于神通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直接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为担保合同的履行，而给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的金钱作为债权的担保，其功能在于为合同履行提供一种担保，根据债的担保的性质，履约保证金的性质为补偿性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997号
（续）即当缴纳履约保证金的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时，收取履约保证金的一方当事人可以从该保证金中扣除因对方未履行合同约定而给己方所造成的损失。如果在扣除违约损害赔偿后履约保证金还有剩余，应当在合同履行完毕或合同解除后，将剩余的履约保证金退还给对方当事人。
【摘要２】本院认为，一审中中胜公司、南瑞公司的诉讼请求之一即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恢复原状、相互返还财产属于合同解除的法定后果。换言之，中胜公司、南瑞公司关于解除《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中，本身就包含了神通公司所支付的300万元履约保证金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案涉300万元是否返还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且本案中，一审法院明确询问了各方当事人是否将案涉300万元纳入本案的审理范围，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将案涉300万元纳入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将案涉300万元纳入本案审理范围并无不当。中胜公司所持一审法院判超所请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本案签订《补充协议》时，双方当事人将原来的股权收购变更了各方当事人通过成立新的公司的形式运作相应的项目，此时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以签订在后的《补充协议》所确定的内容为准，无须履行原《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不适用于《补充协议》的履行。
简法｜合同无效、被撤销和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有哪些区别？
摘要1：解答：
（１）根据《民法总则》第１５７条、《民法通则》第６１条、《合同法》５７、５８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以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为原则，同时应当赔偿损失（缔约过失责任→信赖利益，而非合同责任）。
（２）根据《民法通则》第１１５条、《合同法》第９７、９８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２６条之规定，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主要有恢复原则、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及支付违约金（合同违约责任→履行利益，包括可得利益），具体责任承担方式需要“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确定。
因此，合同无效、被撤销以恢复原则为原则，合同解除并不以恢复原状为原则；合同无效、被撤销后的赔偿损失不同于合同解除后的赔偿损失。
摘要2：【解读】受让方在股权转回之前作为公司股东实施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或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即使股权转回仍不能免除其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的连带责任（《公司法》第２０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9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95号
【裁判摘要】股权是一种综合性的财产权利，不仅包括财产收益权，还包括公司经营决策权等多种权利。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不仅直接影响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且还会影响目标公司、公司债权人及其他相关第三人的利益。因此，解除股权转让合同除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明确规定外，还应考虑股权转让合同的特点。尤其是在股权已登记变更，受让方已经支付部分款项，且已实际控制目标公司的情况下，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更应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违约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具体到本案，因股权受让方高某、吴某某在履行案涉《协议》过程中存在逾期付款行为，并拒绝继续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对价的合同义务，导致股权转让方周某某、李某某通过转让股权获取转让对价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案涉《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法定解除之情形，应当予以解除。《协议》解除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予以解决。．．．．．．第三，关于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周某某、李某某主张依据《协议》第三条“若乙方逾期未能支付，按月2%向甲方支付逾期利息"的约定，由高某、吴某某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021.853万元。但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导致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法律责任主要表现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因此，在案涉《协议》已确认解除，周某某、李某某未举证证明高某、吴某某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未支持其要求高某、吴某某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17号
【裁判要旨】股权受让人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绝大部分付款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转让人有权解除合同。
【裁判摘要】综上，王某某关于其超付股权转让款的抗辩主张不成立，其没有履行股权受让人的绝大部分合同义务。尽管张某某于2016年9月5日提起本案解除合同之诉时，《转让协议一》所约定的分阶段付款截止日2016年12月15日尚有三个月才届满，但在此前的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内王某某仅履行极小部分付款义务，经张某某多次催告其仍未履行，张某某才提起本案诉讼；在本案一审审理中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已经届至，王某某仍未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故王某某已构成根本违约。而且，王某某因涉及多起债务纠纷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已无继续履约能力。同时，《担保协议书》关于宝清县管委会为王某某提供保证担保的约定，属于无效约定，在王某某逾期不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张某某不能基于无效保证获得宝清县管委会的连带清偿，故张某某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由此，本案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以及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法定解除条件，张某某作为守约方有权解除案涉四份合同。况且，在本案二审审理中，王某某同意解除《转让协议二》、《担保协议书》及《协议书》，应视为双方就该三份协议的解除达成了一致。据此，本案一审判决判令解除案涉四份协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张某某已将宝石河酒业公司全部股权过户给王某某，案涉协议解除后，王某某应将股权恢复原状，返还给张庆霄。．．．．．目前宝石河酒业公司已停止生产经营，在王某某向张某某返还股权后，王某某对宝石河酒业公司的投资、代偿债务以及张某某对该公司欠缴出资等问题，可通过公司清算等途径，与王某某支付给张某某的3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一并解决，本院不予处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9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96号
【裁判要旨】《合资协议书》及《补充条款》并没有约定违约方应返还另一方出资款，股东以其他股东违约为由提出的返还出资款及利息的请求缺乏依据。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合资协议书》及《补充条款》解除后，尚未履行的部分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如何处理，应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决定。王某某要求返还出资款及利息，实为要求“恢复原状”，但是本案中合资公司已经成立，王某某的1000万出资和焦化公司的9000万出资均已转化为了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合资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其设立、运营、解散、清算均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合资公司成立后，王某某和焦化公司作为股东均不得要求抽回出资。另一方面，虽然焦化公司构成违约，但《合资协议书》及《补充条款》并没有约定违约方应返还另一方出资款。故王某某提出的返还出资款及利息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但因合资公司是依据《合资协议书》设立，《合资协议书》解除后，合资公司具备解散事由，故在本案审结后，双方当事人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另行通过合资公司的解散、清算程序解决剩余财产分配问题。
【解读】合作协议书解除要求返还出资款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68号
简法｜合同解除后物权能否自动恢复？
摘要1：解答：根据《合同法》第９７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以及《物权法》第九条第１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解除后物权并不能自动恢复。
摘要2：
简法｜未经批准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上房屋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
摘要1：解答：（１）未经批准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合同无效；（２）未经批准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上房屋合同有效。
【注解】另外观点认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４０条规定属于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未经批准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合同有效。
摘要2：【注解】划拨土地的使用权人在土地改变性质之前与他人私下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１）合同中若有土地使用权直接转让的内容，因转让方无权处分土地使用权，相关内容应为无效；（２）合同中没有土地使用权直接转让的内容，合同性质不宜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而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１０条、第１１条之规定，土地使用权人与受让方订立的合同可以按照补偿性质的合同处理。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０６２.如何认定划拨土地的使用权人在土地改变性质之前与与他人私下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87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873号
【裁判摘要】关于超建部分的利润分配问题。依据妇儿医院与五洲公司所签订合同的性质，妇儿医院作为合作开发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分享合作利益。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为共享合同利益。妇儿医院以土地使用权为出资，理应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五洲公司作为合作方已经享受到政府对涉案项目给予的各项优惠。虽然双方当事人在1999年4月26日签订的合同中对超建面积的分配未作约定，原审法院结合涉案合同性质及实际履行情况，已经考虑到双方对土地预期利益的期待及建设资金的投入情况，酌定按照5：5的比例对于超建部分进行分配，并无不当，亦未损害五洲公司的预期利益。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69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699号
【裁判摘要】锦寓公司与南阳市东峰生化厂（以下简称东峰厂）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性质上应属于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东峰厂以其所有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与锦寓公司合作进行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于案涉土地已经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且锦寓公司已于2011年4月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经营合作补充协议》可以按照补偿性质的合同处理。故二审判决关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妥。《经营合作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有效。锦寓公司关于转让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涉嫌犯罪，双方所签合同无效等申请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解读】未经批准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订立合同合作开发房地产进行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合同有效。
最高法院印发典型民商案件的会议纪要（涵盖合同、破产等八大领域）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民商事主审法官会议纪要（第1卷）
01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利息不应得到支持、不宜轻易以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财产不明为由认定抵押合同不成立——法律问题一合同的违约责任条款不仅约定了违约金，还约定了如违约方未在约定期限内支付违约金须另行支付违约金的利息，合同当事人依据该约定主张违约金利息，是否应予支持——法律问题二《抵押担保合同》虽未列明抵押物的具体名称和位置，但根据相关资料可以明确抵押物的范围，是否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以抵押合同对抵押财产约定不明为由认定抵押不成立；02认定合同是否解除不应拘泥于当事人明确提出该诉讼请求，预见合同履行不能则无权主张可得利益损失——法律问题一当事人未明确提出解除合同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径行认定合同解除，并判令当事人承担合同解除的相应责任——法律问题二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经预见合同履行不能，其是否有权向违约方主张可得利益损失；03破产程序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影响——法律问题破产程序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影响及本案再审终结诉讼的审理路径；04对合同性质应结合在案证据予以综合判断——法律问题案涉合同条款性质和效力的判定；05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当事人之间对内部责任的划分对承包人不具有约束力——法律问题受让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部分区域开发经营权的受让方是否应与转让方对整个项目的工程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06不动产买受人所享有足以排除执行之民事权益的认定——法律问题在连续交易不动产但均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形下，如果被执行人及其后手均主张自己因生效法律文书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而最终交易方已向其前手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不动产，此时最终交易方作为案外人所提出排除执行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07另案查封之后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的能否排除执行——法律问题另案查封之后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的能否排除执行；08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的认定——法律问题甲银行是否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09债权人请求涂销抵押登记的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法律问题乙银行作为一般债权人，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能否请求涂销抵押登记；10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出租——法律问题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能否出租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
摘要2：（续）11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的过错认定与责任——法律问题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的过错认定与责任；12合同标的物已使用情形下，购买人提出产品质量异议的认定——法律问题买卖合同标的物虽存在质量瑕疵，但已投入使用且产出产品合格，买方以质量问题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并请求承担违约责任，应否予以支持；13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起诉条件的认定——法律问题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起诉条件的审查判断；14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案件不应径行判令被挪用资金的最终受让人承担返还责任——法律问题刑事案件仅认定了被挪用资金的走向和资金的最终受让人（案外人），民事案件中是否可以径行判令资金最终受让人返还该笔资金；15对当事人就再审裁判提出申诉的处理——法律问题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案件再审后，当事人进行申诉的，是否予以正式立案审审查；16公文书证真实性的证明责任——法律问题公文书证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人民法院如何审核认定公文书证的真实性；17在承包人与发包人约定以银行贷款走账的情形下，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认定——法律问题承包人与发包人约定以银行贷款走账，承包人是否因此丧失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18再审审查中发现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处理——法律问题再审审查中发现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如何处理；19恶意串通行为之认定——法律问题恶意串通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理解和把握；20绝对控股股东以法定代表人名义撤回对外投资的效力及责任承担——法律问题绝对控股股东以法定代表人名义撤回对外投资的效力及责任承担；21共同抵押中对各项抵押财产担保债权数额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法律问题按份共同抵押的认定问题——可否根据《抵押合同》所附《抵押财产清单》确定共同抵押人应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22虚增诉讼标的规避级别管辖的处理——法律问题虚增诉讼标的规避级别管辖的应如何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59号
【裁判摘要】2009年9月24日艺术学院与左右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二》，该合同又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左右公司尚欠的土地转让款2280万元的支付问题作出了重新约定；二是就艺术学院的合作开发投资收益也作出重新约定：“左右公司同意按税后1000万元的金额作为固定回报，加800万元投资款，合计1800万元，从2011年4月份开始每月支付200万元至2011年11月份结清尾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本案双方之间合同不再具有联合开发性质，而属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性质。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71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719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熙园公司与功德公司的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功德公司对兼并费用实际超出2800万元部分承担支付义务，双方未就功德公司固定收益的保证和风险责任的免除作出明确约定，因此，该约定应理解为双方关于合作开发收益分配方案的约定，而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故对昊雍公司所持熙园公司与功德公司之间合同性质系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据以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应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系管理性规定。故对昊雍公司所持功德公司与熙园公司之间合作协议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解读】合作协议约定成本超出某金额时合作方有继续支付成本的义务或者在开楼盘均价高于某价格时对高出部分增加收益（具体分配办法双方另行协商），实现了“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认定为合作开发合同而非名为合作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