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个人提供设计能否适用无效合同折价补偿规定？
摘要1：解读：（１）个人提供设计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２）设计费可以适用无效合同折价补偿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9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91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效力审查范围：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包括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协议。行政协议具有两面性，既有作为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性”的一面，也有作为公私合议产物“合同性”的一面。因此，行政协议既是一种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是一种合同，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对于行政协议无效的判断，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一、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对涉案《补偿安置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正是基于行政协议具有的“合同性"。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并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不过，一、二审法院忽略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对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情形未予审查，存有不足之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行政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襄阳市政府具有征收土地的职权，也有对被征收人予以补偿的法定职责。故，在襄阳市政府相关部门发布《征地告知书》、《听证告知书》，与村委会签订《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对房屋及附属物进行估价后，襄阳市政府委托襄阳市建投公司与喻庆年签订涉案《补偿安置协议》，并不存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再审申请人主张襄阳市政府征收其土地没有征地批准文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涉案《补偿安置协议》应当无效。因本案的审查对象是涉案《补偿安置协议》，是否存有征地批准文件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故再审申请人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委托签订协议协议的行政机关是被告——2010年6月11日,喻××与襄阳市建投公司签订了农房征（2010）《襄樊市襄隆路改扩建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协议就被征收房屋现状、补偿安置、过渡期限及临时安置补助费、付款办法、搬迁期限、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喻××认为上述协议是其在无奈的情况下签订的，以襄阳市建投公司为被告，向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其与襄阳市建投公司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无效。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5年5月21日受理后，于2015年11月20日作出〔2015〕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04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喻回××的起诉，主要理由是襄阳市建投公司与喻庆年签订的上述协议是受原襄樊市人民政府委托，系政府行为，该协议是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喻××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对该裁定在法定的上诉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2015年12月7日，喻××以有生效的民事裁定书为由，将襄阳市政府作为被告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喻××与襄阳市建投公司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无效。
关于实际施工人的范围及是否享有工程款优先权等8个重要问题的意见
摘要1：【目录】一、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实际施工人不包括借用资质及多层转包和违法分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0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二、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且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请求发包人参照合同约定折价补偿。(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0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三、承包人已起诉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的，实际施工人可以在一审辩论终结前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其另诉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不应受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四、实际施工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五、合同无效，承包人请求实际施工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管理费的，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六、承包人对违章建筑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因工程建成的房屋已经办理网签而消灭。(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八、不能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又告知当事人就此另行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年第21次专业法官会议纪要)
摘要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01民辖终1058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01民辖终105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随行付公司与鸿兴物流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十三条约定：合同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京01民辖终字第53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随行付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在一审阶段，随行付公司也提交了其与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鸿兴物流公司、李××、徐××１、徐××２对于上述事实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随行付公司与鸿兴物流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法院具有实际连接点，约定管辖法院为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符合法律规定。鸿兴物流公司、李××、徐××１、徐××２虽然主张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为无效合同，但《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是否为无效合同属于实体审理范围，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故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笔记】被挂靠人能否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
摘要1：解读：被挂靠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不予支持。
【注释】出借资质的被挂靠人起诉发包人支付工程款具有诉权，但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注解１】被挂靠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苏审三民申字第333号
【注解２】挂靠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发包人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发包人不是适格被告，不符合规定的起诉条件。 ——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1205号
摘要2：【注解３】（１）挂靠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２）被挂靠人（承包人）无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20)最高法民终1269号
【注解４】（１）法律并未有就出借资质的承包人的诉权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出借资质仅涉及合同无效的认定，并没有因出借资质就不能起诉发包人结算工程款的限制性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亦未否定承包人基于合同起诉的权利）；（２）以出借资质的承包人不是实际施工人为由认定其与案件无利害关系，否定其诉权没有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再96号
【注解５】（１）被挂靠方仅负有将收取的工程款支付给挂靠方的义务而非与发包人承担共同付款责任；（２）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方）已取代名义上的承包人作为实际承包人与发包人成立事实上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应当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
【总结】被挂靠单位能否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裁判观点——
（１）第一种裁判观点：被挂靠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20)最高法民终1269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苏审三民申字第333号。
（２）第二种观点：被挂靠人有权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再96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65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655号
【裁判摘要１】如原判决与西安正大所形成共识，因安康正大的特定主体身份以及法律的特别规定，前述合同和董事会决议于彼时尚不生效，有待安康正大履行报批手续并经审批机构审批后方能发生法律效力。在此情形下，前述合同和董事会决议固然不能产生合同相对方以及安康正大及其股东要求西安正大履行交付3000万元的请求权依据，但也并不能说明西安正大交付3000万元不具有合理性乃至合法性。
【裁判摘要２】向对方履行尚未生效合同是否享有要求返还权利？——未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同于自始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因此法律虽不允许相对人强制履行，但亦不禁止行为人自动履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或解除后均明确规定当事人享有主张相对方返还的权利，但并未规定合同未生效时相对方有当然且即时的返还义务。
摘要2：
【笔记】履行未生效合同能否以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
摘要1：问题：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能否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返还？
解读：（１）合同未生效法律虽不允许相对人强制履行但亦不禁止行为人自动履行，且并未规定合同未生效时相对方有当然且即时的返还义务；（２）向对方履行尚未生效合同不构成不当得利和不享有要求返还权利。
【注释】（１）《民法典》第１５７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在《民法通则》第６１条、《合同法》第５８条基础上，增加了民事法律行为确定不发生效力的情形；（２）向对方履行尚未生效合同如果确定不发生效力则有权要求返还不当得利。
摘要2：【注解１】合同未生效不等于合同无效，未生效合同要求恢复原状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55号
【注解２】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能否要求返还原物、恢复原状？——（１）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不构成不当得利，也不适用无效合同返还原物和恢复原状；（２）合同未生效但已经履行，应当适用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原物和恢复原状。
【笔记】能否以行政机关签订行政协议没有合法依据为由判决行政协议无效？
摘要1：解读：（１）诉请履行行政协议案件不能仅因行政机关未提供签订协议的依据即认定协议无效；（２）在行政协议不存在行政诉讼法第７５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下，或者不存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合同无效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协议合法有效。
摘要2：【注解】行政协议无效情形（２种）：（１）根据《行政诉讼法》第７５条规定确认行政协议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２条第１款规定“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２）根据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２条第２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确认行政协议无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民终322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民终322号
【裁判摘要１】保理商向外出借款项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中安融金公司作为商业保理公司，经营范围并不包括发放贷款业务。其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关于金融监管的要求，开展金融业务活动，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活动。中安融金公司在本案中认可案涉出借款项来源于爱投资P2P平台的线上投资人，并非其自有资金。同时，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中安融金公司多次对外出借资金，涉及多宗诉讼案件，借款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因此，中安融金公司向外出借款项的行为属于超越经营范围从事了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即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其行为扩大了借贷风险、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违反了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本案《借款及保证协议》中关于借款合同部分的约定应认定无效。
【裁判摘要２】名为保理实为借贷案件，借款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应当认定担保人存在过错并在不能清偿部分的1/3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本案所涉《借款及保证协议》中关于保证合同的约定，因主合同无效而保证合同无效，但中安融金公司的经营范围、相关法律规定等内容均为公示材料，黄××、大连承运公司、大连春神公司、天宝冰淇淋公司应当知晓中安融金公司违反法律规定、超越经营范围从事放贷业务，其仍对本案债务提供担保，从而使债权人产生信赖与债务人订立借款合同，故黄××、大连承运公司、大连春神公司、天宝冰淇淋公司对于案涉借贷行为的发生存在过错，其应当就天宝绿色食品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15民初17794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15民初17794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以基础合同无效为由提出保理合同无效不能成立｜一般认为，保理融资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根据商业保理公司在债务人无法偿付应收账款时，是否可以向债权人反转让应收账款、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或归还融资，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根据《保理业务合同[有追索权]》中相关条款的约定，原告与被告浩丰公司签订的即为有追索权的保理。从保理融资业务的定义可知，商业保理合同以应收账款的转让为基础，但其与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之间系相互独立的合同，基础合同的效力并不当然影响商业保理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本院查实的情况来看，原告在开展本次保理融资业务时，对证明被告浩丰公司与债务人东方煤炭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库单、入库单进行了审查，在签订保理合同以后，亦告知了债务人东方煤炭公司债权转让的事实，并对应收账款质押进行了登记，符合商业保理业务的操作惯例。被告锌锰数控公司及刘××以增值税发票虚假为由，抗辩原告与被告浩丰公司恶意串通订立保理合同，目的在于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既损害了国家利益，也损害了第三人利益，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而原告陈述在审核系争增值税发票时，其通过税务局网站查询得知增值税发票的票号真实存在，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核义务，对增值税发票为假并不知情，故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对此，本院认为被告浩丰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具备增值税发票的一般特征，发票号亦真实存在，足以让原告产生增值税发票为真的信赖，因此系争增值税发票为虚假发票的事实仅能说明被告浩丰公司存在恶意欺骗情形，不足以证明原告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在被告锌锰数控公司及刘安传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保理业务合同[有追索权]》符合合同法的规定，无导致无效的法定情形，应属有效，合同各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37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379号
【裁判摘要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劳保基金条款应当予以参照适用——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劳保基金不计取由业主代缴”，“劳保基金由甲方代缴政府返还给乙方，甲方按照返还乙方的相应额度从乙方的结算款中扣除,政府返还乙方劳保基金的返还手续由乙方负责出具，如乙方拒绝或在甲方指定的期限内不出具返还手续的，甲方有权从工程款或保修款中扣除”。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属无效，但劳保基金条款是与计算工程价款数额有关的内容，应当予以参照适用，故原审法院采纳鉴定机构的意见，未将劳保基金计入工程总造价，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优先受偿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本案中，四建公司已于2016年9月1日前陆续将案涉工程交付汇丰祥公司使用，但其于2018年11月12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故其主张对案涉工程欠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已经超出了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六个月的期限，原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37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371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东澳公司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是基于胡××、吉×的投资行为，而胡××、吉×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是基于司法拍卖。而案涉房屋之所以被司法拍卖是因为当时的房屋登记所有权人郑××将房屋抵押给银行无力还贷所致。至于郑××与鹏欢公司之间的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均不影响随后的司法拍卖效力。换言之，基于司法拍卖的权威性、公信力，被执行人是否为案涉房屋真实所有权人，一般不影响通过司法拍卖取得的涉案房屋所有权。案涉房屋所有权因司法拍卖从郑××名下转到竞买人时起，即便鹏欢公司向郑××主张返还案涉房屋，也会因事实上或法律上无法履行，而不能得到支持。进而，东澳公司接受投资入股，从司法拍卖买受人胡××、吉×处最终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故原判决以鹏欢公司与郑××的买卖合同无效为由，认定东澳公司取得涉案房屋的基础法律关系灭失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140号
摘要1：【安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140号
【裁判摘要１】委托贷款实质就是民间借贷——根据《贷款通则》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委托贷款实为银行的中间业务，委托人是债权人，借款人是债务人。齐商银行西安分行在委托贷款关系中仅为红岭公司的代理人。原审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实质为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民间借款，将本案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经常性发放委托贷款构成职业放贷——红岭公司贷款对象主体众多，截止到本案二审审结已向不特定对象出借大量资金。红岭公司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活动收取高额利息，未取得金融监管部分批准从事对外放贷业务，扰乱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红岭公司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经营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齐商银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认定无效，鉴于红岭公司与巨富公司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的资金占用费应当以1202884.2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8月2l日开始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黔06民终684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黔06民终684号
【裁判摘要】关于焦点一，案涉《商铺租赁合同》基于谭××、凯祺公司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于2016年4月15日签订，那么合同内容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首先，评价一份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进行认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应当申请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竣工，建设单位应当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收后应当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抽查。”“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其他建设工程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这两项法律规定是基于保障建设工程安全就房屋使用条件作出的管理性规定，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租赁房屋无法使用，承租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租赁房屋具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房屋使用条件强制性规定情况的。”的规定处理，并不导致案涉《商铺租赁合同》无效。最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之规定，案涉商铺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取得时间为2014年1月3日，即案涉合同签订前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因此，出租案涉商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案涉《商铺租赁合同》属有效合同。
摘要2：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黔民申2659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黔民申2659号
【裁判摘要】《建筑法》第６１条第２款“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规定的内容来看，应属关于房屋使用条件的范畴——首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规定的内容来看，应属关于房屋使用条件的范畴。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三项“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租赁房屋无法使用，承租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租赁房屋具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房屋使用条件强制性规定情况的。”的规定并未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房屋使用条件强制性规定而订立租赁合同的情形纳入无效合同的范围，而是赋予承租人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享有合同解除权，从通常来讲合同有效才存在解除的问题。其次，退一步来说，即使案涉租赁合同无效，申请人也需向凯祺公司支付房屋使用费，故也不能达到申请人所主张的其不用给付欠付租金的目的。最后，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凯祺公司就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原审认定案涉租赁合同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2民初177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2民初177号
【裁判摘要】租赁物未被拍卖法院不支持取回——关于长城公司是否应当返还租赁物。《融资租赁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出租人依照本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同时请求收回租赁物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依据该规定，涉案融资租赁合同解除，租赁物归泰和公司所有，长城公司理应返还租赁物，但该解释第四条同时规定:融资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当事人就合同无效情形下租赁物归属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且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租赁物应当返还出租人。但因承租人原因导致合同无效，出租人不要求返还租赁物，或者租赁物正在使用，返还出租人后会显著降低租赁物价值和效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租赁物所有权归承租人，并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和租金支付情况，由承租人就租赁物进行折价补偿;第十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间届满后租赁物归出租人的，因租赁物毁损、灭失或者附合、混同于他物导致承租人不能返还，出租人要求其给予合理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规定表明在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的情形下，法院并非必须判决返还租赁物,亦可以根据个案情况，判决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综合本案具体情形，本院认为不宜判决返还涉案租赁物,理由如下：一是涉案租赁物系长城公司定制的生产设备，返还泰和公司会显著降低租赁物的使用价值和效用。二是涉案租赁物已经固定于厂区土地上及生产车间内，返还泰和公司必须先行拆卸，拆卸会导致租赁物受损，甚至不能使用，价值明显降低。三是本院依据泰和公司提供的发票及照片等证据能够确定涉案合同项下的具体租赁物，但照片并未完全反映租赁物的全貌，故租赁物的范围不能完全确定，返还租赁物可能存在争议。四是泰和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交易的主要目的为获取租金，取得租赁物并非其主要合同目的，而长城公司现进入破产重整阶段，租赁物系其生产设备，租赁物归长城公司，有利于破产重整顺利进行,亦有利于保护破产债权人的利益。五是在本院已经判决确认泰和公司享有的债权为其依法在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享有的全部利益的金钱化债权（下文详细论述）的情形下,不支持泰和公司返还租赁物的请求，亦不损害其合法利益，不会产生明显不公平的结果。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19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193号
【裁判摘要】挂靠借用资质无效并不导致内部合伙协议无效——首先，二审判决在认定权××、姜××、罗××之间合伙关系的基础上，适用《土地使用权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关于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规定认定合伙关系无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再次，个人合伙的内部关系与对外从事的交易行为应有区别，不能混同。《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作为合伙人内部的权利义务约定，对权××、姜××、罗××具有约束力，不存在无效的情形，故在合伙关系内部是合法有效的。至于他们从事房地产开发因借用施工资质而导致施工合同无效，并不影响合伙内部关系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根据该条规定，即使合伙人约定借用资质从事房地产开发，违反《土地使用权司法解释》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合伙人关于分配合伙财产的条款约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合伙协议也属于部分无效、部分有效的合同。合伙人也有权依据约定的分配比例，参与合伙积累财产的分配。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川民再267号
【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857号
【摘要】合伙组织借用资质开发房地产与出借资质公司之间不形成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和《项目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就开发案涉项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两份协议载明的合同甲方虽是中科公司，但《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将中科公司所占50%份额明确约定为“公司参与人权××占20%、姜××占30%”，权××、罗××、中科公司二审中也均认可两份协议的实际签订主体是权××、姜××、罗××，系三人合伙挂靠中科公司开发案涉项目。即《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签订时，权××、姜××、罗××对借用中科公司资质合伙开发案涉项目系明知。因此，上述两份协议因合伙目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且上述协议签订后，权××、姜××、罗××也未成立具有房地产经营资质的企业来开发案涉项目，而是通过权××与中科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开发协议》的方式，挂靠中科公司开发经营案涉项目。中科公司仅出借资质、收取挂靠费，不参与案涉项目的实际开发建设经营，权××、姜××、罗××才是案涉项目的实际开发经营者。故中科公司作为企业资质出借者，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中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8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80号
【裁判摘要】签订合同时是否有有效的探矿、采矿许可证，并非合同的生效要件——关于上述合同效力的认定。从《联营合同协议书》的内容看，双方约定韦××提供“原在铜坑矿近内投资窿道所有设备费用及现有巷道”，梁××提供“探采窿道海拔400米至海拔180米标高水平范围内所需投的一切资金”，还进一步约定韦××负责办理“探采窿道的有关事项所需的一切手续”，梁××方负责“窿道生产安全全部工作统一指导”等等。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探矿、采矿必须获得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取得相应的许可证。尽管签订该协议时兴发矿相关许可证已经过期，但双方当事人已经认识到了该问题并明确约定由韦××方负责办理相关手续，也就是说，本案当事人双方并非意欲违法采矿。事实上，由于国家政策调控，双方当事人为使开发矿产资源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积极采取措施，签订《补充协定》，申请加入富源公司，还通过并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获得了相应的许可证。可见，双方当事人签订上述合同的目的并非规避国家法律，进行非法探矿、采矿。上述合同是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因此，应当认定有效。签订合同时是否有有效的探矿、采矿许可证，并非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二审判决认定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应予指出。
摘要2：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甘民申974号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甘民申974号
【裁判摘要】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签订合伙协议无效——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本案中合伙体所投入的矿洞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申请人投入资金开采矿产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原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合同无效并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宣中民一初字第00061号
摘要1：——个体工商户转让部分经营份额后构成个人合伙
【载《人民司法·案例》2014年第14期，第100页】
【案号】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宣中民一初字第00061号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三）项，《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五条，《安徽省矿产资源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对采矿权转让的情形和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并明令禁止将采矿权倒卖牟利或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上述规定应作为本案纠纷处理的法律依据。肖××、吴××、康×、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以及四人依约在享有大桥砂场不同财产份额的情形下共同经营大桥砂场的事实，业经查证属实。鉴于此，原经登记的个体采矿业主实由肖××变更为吴××、康×、周×和肖××等四人，与大桥砂场经营密切关联的采矿权、采砂权等实体权益，或以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形式被全部转让，或以订立《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的形式被部分转让，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因涉及采矿权和采砂权的变相违法转让，且规避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个体采矿权转让作出的限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协议。
肖某某等诉吴某某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6)皖民终415号
【摘要】本案中证据显示，2009年、2010年宁国市水务局颁发的《安徽省河道采砂批准证》、《安徽省河道采砂许可证》载明的采砂主体为“宁国市胡乐桥下砂场”，2011年5月30日宁国市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载明的采矿权人为“宁国市胡乐大桥砂场”，经济性质为私营企业。而当时“宁国市胡乐桥下砂场”或“宁国市胡乐大桥砂场”均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即该采矿权主体的组织形式并未确定。2010年11月9日，肖××与吴××、康×、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约定由吴××出资112万元受让大桥砂场40%“股权”，康×、周×分别出资56万元各受让大桥砂场20%“股权”。根据前述协议，大桥砂场可以依法登记为个人合伙、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肖××、吴××、康×、周×可以依法成为个人合伙、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个人合伙、合伙企业的相应合伙份额或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应股权。
摘要2：（续）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实为合作投资或投资权益转让协议，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并不导致大桥砂场的采矿权主体发生变更或变相变更，亦不产生变相转让采矿权的后果。后肖××未将大桥砂场登记为个人合伙、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而于2011年10月18日办理了与大桥砂场实际组织形式并不相符的个体工商户登记。故大桥砂场名为肖××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实为肖××、吴××、康×、周×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共同出资经营的个人合伙或合伙企业。但该行为仅产生登记主体的组织形式与其实际组织形式不符的后果，亦不会因此产生采矿权变相转让的后果。《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申请转变为企业组织形式，符合法定条件的，登记机关和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为其提供便利。”肖××、吴××、康×等可以依据前述规定，依法申请将个体工商户转变为个人合伙、合伙企业或者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另行将大桥砂场注册登记为前述主体，以与大桥砂场的实际组织形式相符。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各股东股份比例及出资状况协议书》应认定为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
【注解】转让个体商户“股权”成立个人合伙。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青民申471号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青民申471号
【裁判摘要】违反合伙协议约定对外转让合伙份额认定转让合同无效——案涉《青海油田小梁山区块7-5等8口油井及井位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退出：合作人退出需有正当理由，需提前60天告知其他合作人并经全体合作人同意且退出人所持有的股份定价不得超过初始所投资金，并按照年10%的比例递减，其他合作人享有优先收购权利。只有在其他合作人都无意收购的情况下，退出人才可以自行定价经其他合作人同意后，转让给其他企业或个人。股份的转让：允许合作人转让自己的股份。转让给其他合作人时转让者有自主权，他人无权干涉。如转让给合作人以外的第三人，第三人同意本协议，并重新签订协议书。该条款的目的是对先退出后再转让股份的约定，肖××与孙××签订的《协议书》《股份收购协议》，虽名为股份收购协议，实质是肖××退出合作并转让股份。本案中肖××退出并转让股份并未提前告知其他合作人并经全体合作人同意，且《股份收购协议》将肖××在合作项目中的投资总款由200万元确认为265万元，违反了退出人所持有的股份定价不得超过初始所投资金的约定。故肖××将自己在合作项目中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孙××，违反了《青海油田小梁山区块7-5等8口油井及井位合作协议》的约定，原审判决《协议书》《股份收购协议》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
渭南市潼关县人民法院（2010）潼民初字第154号；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渭中法民一终字第156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陕民二申字第117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夫妻一方转让合伙财产份额无需经另一方配偶同意——本案中，张××、朱××与王××是合伙关系，对合伙房产约定按份共有，伊芝民不是该合伙关系的成员，对房产不享有共有权，因此，朱××受让张××房产份额时，是否审查了张××与伊××协商一致，不是认定朱××是否构成善意第三人的必要要件。张××在进行房产份额转让的过程中，意思表示真实，朱××在受让过程中，并未采取欺诈、胁迫手段，亦无损害伊××利益的主观故意。综上，伊××主张朱××的行为不构成善意取得，《房产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案例索引】一审：渭南市潼关县人民法院（2010）潼民初字第154号（2010年12月25日）；二审：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渭中法民一终字第156号（2012年1月16日）；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陕民二申字第1174号（2013年1月11日）
摘要2：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2民终932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2民终932号
【裁判摘要１】上级法院二次发回重审——上诉人龚××、李××与被上诉人王××，原审被告戴×、周“×及原审第三人谢××１、谢××２、肖××企业出售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原贵州省盘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6日作出（2016）黔0222民初54号民事判决，龚××、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2016)黔02民终162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重新立案后，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2017）黔0222民初3311号民事判决，龚××、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1日作出（2018）黔02民终37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再次重新立案后，作出(2018)黔0222民初4617号民事判决，龚××、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裁判摘要２】上诉人龚××、李××主张案涉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理由是未办理批准手续。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王××向原六盘水市盘县旧屋基煤矿合伙人何××、谢××１、谢××２、肖××等人支付对价后受让了原合伙人在煤矿的合伙份额，又将该合伙份额转让给上诉人龚××、李××及原审被告戴×、周×，并不涉及案涉煤矿变更矿业权主体的问题，故案涉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并非系采矿权转让合同，上诉人龚××、李××主张上述合同无效没有事实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初164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初164号
【裁判摘要】《合伙企业法》关于“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规定，属于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较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于公司担保事项的相关规定更加严格适用——依照《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之规定，楼舜投资合伙、云舜投资合伙、昭舜投资合伙、恩尚投资合伙、拓际投资合伙、麦沃投资合伙、际彤投资合伙、麦心投资合伙在以其自身合伙企业的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时，应当经其自身合伙企业的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现东融公司出示了其均为有限合伙人的云舜投资合伙的《合伙协议》、拓际投资合伙的《合伙协议》的原件，以及仅提交了楼舜投资合伙的《合伙协议》、昭舜投资合伙的《合伙协议》、恩尚投资合伙的《合伙协议》的复印件，虽然东融公司两次向本院提交的上述证据在形式上存在部分差异或者无原件等证据瑕疵，但上述《合伙协议》中的第十条“合伙企业事务执行”第2项均约定“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第7项均约定“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鉴于麦沃投资合伙、际彤投资合伙、麦心投资合伙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且均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质证意见，亦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东兴证券公司亦未能提交相关《合伙协议》，故麦沃投资合伙、际彤投资合伙、麦心投资合伙在以其自身合伙企业的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时，应当适用《合伙企业法》的上述规定，亦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第三，《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对于东兴证券公司是否为善意第三人，本院认为，《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据此，由于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要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此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无论普通合伙人还是有限合伙人，在以合伙企业自身的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时，均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否则将有可能损害其他合伙人特别是普通合伙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2：（续）故《合伙企业法》关于“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规定，属于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较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于公司担保事项的相关规定更加严格适用。由于东兴证券公司未能提交关于案涉全部合伙企业出质人“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相关证据，亦未能举出其他证据证明其在订立上述全部《合伙企业份额质押合同》时对出质人已“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进行了审查的事实，而《合伙企业份额质押合同》第12条“乙方的声明与承诺”中12.2“乙方具备担保人的合法资格。因乙方无权签署本合同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全额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12.4“质押合伙企业份额不存在其他共有人，或者虽然存在其他共有人，但该质押担保行为已经获得其他共有人的书面同意。”的条款，仅是针对合伙企业份额的声明与承诺，未涉及公司机关的决议事项，故东兴证券公司仅以《合伙企业份额质押合同》第12.2条、第12.4条为依据，并认为“合伙企业法第25、31条规定属于管理性的规定，而非效力性的规定，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合伙企业对外提供担保、出质份额不影响相关效力，我方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慎义务”的理由，于法有悖，本院不予采纳。东兴证券公司并非善意第三人。
【解读】（１）在合伙协议未限制的情况下，有限合伙人可以其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出质；（２）在合伙协议未约定的情况下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应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债权人明知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与合伙企业签订担保合同构成非善意，但并不必然造成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能够证明全体合伙人对合伙担保明知且没有提出反对视为已“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担保合同有效；反之则担保合同无效。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黔民终686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黔民终686号
【裁判摘要】《合伙企业法》第３１条规定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执行合伙事务人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擅自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提供担保行为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肖××作为兴隆煤矿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其在《借款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合同》中加盖兴隆煤矿公章并签名捺印的担保行为，无论公章真假均不影响兴隆煤矿对善意第三人徐××的担保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前述法律中的“强制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则作出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已明确了将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作为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之一。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借款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一）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二）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三）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四）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六）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的规定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兴隆煤矿的对外担保行为有效，如该对外担保行为系兴隆煤矿执行事务合伙人肖××的擅自担保行为，合伙企业对外承担责任后，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七条“合伙人对本法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始得执行的事务擅自处理，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另行解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9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99号
【裁判要旨】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另一方即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审查发出合同解除通知的一方是否享有约定或者法定的解除权，不能仅以受通知一方在约定或者法定的异议期限内未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一事实就认定合同已经解除。
【裁判摘要】具体到本案中，军威公司虽于2017年9月22日向南通华晋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但该份通知书并不能产生解除涉案合同的效果。．．．．．．此外，鉴于南通华晋公司在收到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在该份通知书约定的异议期内即回函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加之以上所述，本案也不存在合同解除权异议超期的问题。南通华晋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之一系要求确认军威公司《解除合同通知书》行为无效，该诉讼请求的表述并不规范，结合南通华晋公司一审起诉状中所称“军威公司行使约定解除权已超过合理期限，并以实际行为表示放弃了约定解除权”的内容看，该诉讼请求实质是要求确认军威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如前所述，该诉讼请求具有法律依据，对其该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涉案《合作开发合同书》并未因军威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而解除，南通华晋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具有事实依据。但因南通华晋公司在起诉状中并未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且在一审庭审中表示该请求是指继续履行《合作开发合同书》。二审中又称继续履行仅指“A座办公楼所有权归南通华晋公司所有，协助将A座办公楼的产权登记在其名下”。前后陈述亦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二款“法律文书确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的规定，对其该部分上诉请求，本院在判项中不再予以表述。双方当事人应根据涉案《合作开发合同书》的约定，继续履行该合同，对于履行中所发生的争议，可以协商或依法予以解决。
摘要2：【解读１】南通华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军威公司单方解除合同无效，判令军威公司继续履行《合作开发合同书》，确认位于山西省太原高新区.43平米，地上24层，地上某某地下某某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归南通华晋公司所有并协助南通华晋公司办理产权过户变更手续；2.诉讼费由军威公司承担。
【解读２】二审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民初12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山西军威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9月22日向南通市华晋置业有限公司送达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三、驳回南通市华晋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51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517号
【裁判摘要1】采取BT模式实施的大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属于必须招标范围——案涉“一湖、两桥、四路”工程属于通许县政府投资建设的大型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虽然采取BT模式实施，但不改变其大型市政基础设施的工程性质，原审法院由此认定案涉工程属于上述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项目，并无不当。在涉及使用国有资金进行大型市政基础工程建设的情况下，即便存在相关市场竞争不够充分的情形，也须采取与工程项目建设相适应的缔约机制或履行相应的监管程序，否则难以保障项目建设正当合规的程序要求。浙商公司以签订其时社会认知不足、政策规范缺乏、市场竞争不充分为由主张案涉工程项目不属必须招标的范围，理据不足。案涉BT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先由中希投资公司或浙商公司投资建设，工程建设完成后再由政府回购，项目建设资金最终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BT合同虽有政府借以实现融资的目的，但仅此既不足以改变案涉工程作为大型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性质，也不构成免于履行招标程序的充分理由。浙商公司以案涉《BT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内容属于政府融资行为为由主张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错误，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2】法院在庭审辩论结束后又接受原告补充的证据并同意就其调整后的诉求进行审理不违反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诉辩对抗情况，对其所主张事由或请求适当调整并补充相应证据的情况并不鲜见。一般来讲，只要没有实质上超出之前诉请主张的范围，人民法院可以适时安排对质答辩等审理活动，以便查明事实作出裁判。所以，即便之前已经进行过庭审辩论，原审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同意接受浙商公司补充的证据并就其调整后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亦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54号
【裁判摘要１】在原一审时虽参加了部分庭审但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亦未参与案件的评议等程序，不属于发回重审应当回避的人员——果满堂公司、曹×上诉认为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本案一审审判长曾在发回前的原一审中担任审判长，按照相关规定其应回避而未回避，属程序违法，并提交(2018)新民初6号案一审开庭笔录作为新证据予以证明。经查明，原一审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曾于2018年10月17日开庭审理本案，但该次庭审进行到陈述诉辩意见阶段，即因一方当事人提起反诉而休庭。之后第二次开庭时，法庭即告知各方当事人审判长已经变更，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案发回重审后审理阶段，一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其审判长曾在2018年10月17日开庭时担任合议庭审判长。在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开庭时，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回避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在原一审时虽参加了首次开庭，但该次庭审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其亦未参与案件的评议等程序，原一审第二次开庭变更审判成员后，合议庭又重新开庭并对案件进行评议，故本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不属于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回避的人员。
摘要2：【裁判摘要２】股东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公司资产转让合同，公司虽非合同主体，但结合合同的签订、履行（公司接受他人支付的款项）、股东会授权、尤其是公司反诉要求他人继续履行合同，可以认定公司亦为产权转让合同的主体——首先，关于果满堂公司资产的处置问题。《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签订时，曹××为果满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10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表明，果满堂公司认可曹××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的以该公司名义从事的所有行为都是职务行为，但是对于曹××以其个人名义签订的案涉《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果满堂公司不仅接受了赵××履行该协议所支付的款项，还依据该协议提出了继续履行的反诉请求，并且该《股东会决议》与《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同时，曹×作为果满堂公司大股东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亦授权曹××全权处置该公司的资产。综合考虑合同书的签订及履行、《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的约定，以及当事人事后寻求救济所提请求等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就资产出让事宜果满堂公司系《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的合同当事人并无不当。该部分约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事由，一审认定其合法有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关于曹×所持果满堂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签订后，曹×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曹××全权处置果满堂公司资产等事宜，包括股权转让等。该《授权委托书》足以证实曹×对曹××处分果该部分满堂公司股权的行为进行了追认。故一审判决认定《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中曹×持有股权转让部分的约定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再次，就赵××所持股权及其他资产转让的问题。曹××虽无处分该部分股权和资产的权利，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关“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中的该部分股权和资产转让的约定并无因此而无效。综上，案涉《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所涉股权及资产转让的约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一审判决确认该协议有效，事实依据充分，并无不妥。果满堂公司、曹×认为《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笔记】公司担保与合伙企业担保效力判断规则有哪些区别？
摘要1：解读：（１）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效力判断核心基于债权人签订担保协议是否“善意”（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２）合伙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效力判断主要基于全体合伙人的真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Ａ．当债权人是善意时不需要考虑全体合伙人的合意即可认定担保合同有效；Ｂ．当债权人是非善意时判断担保效力的最后屏障是作为担保人的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的真意。
摘要2：【注解１】（１）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受商事外观主义影响（善意决定合同效力）；（２）合伙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受诚信原则影响（真意决定合同效力）。
【注解２】获得全体合同人的一致同意是确保合伙企业担保合伙有效的关键：（１）提供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合伙决议或者由全体合伙人在担保合同上签章；（２）“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在诉讼中可以通过推断得出。
【注解３】《合伙企业法》第３１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２）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执行人只有在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有权代表合伙企业签订担保合同，否则构成越权代表，相对人只有在构成表见代表时才能主张由合伙企业承担约定的担保责任。
【注解】（１）法律没有限制公司和合伙企业的担保能力（担保资格）；（２）但公司和合伙企业必须满足组织法关于决策程序的要求才能提供担保，否则构成越权代表。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374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37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该条款并未规定违反的效果是合同无效，且违反该规定使合同担保条款继续有效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故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鑫源煤矿为刘××提供担保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也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中的担保责任条款无效。综上，狮溪煤业公司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