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笔记】投标人能否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中标无效？
解读：（１）根据《中标投标法》第６５条、《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６０条和第６１条之规定，投标人对招投标过程和结果提出异议，应由行政监督部门进行认定和处理；对行政监督部门的投诉处理决定不服或者行政监督部门逾期未做处理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２）投标人对中标结果不服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中标无效的，该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解析１】直接违反招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关于中标无效之规定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中标合同无效。
【解析２】除“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串通投标不正当竞争纠纷”两种案由外，招标投标产生的其他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未中标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人民法院宣告中标合同无效的，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17号
【裁判摘要】关联担保中债权人应审查股东会决议上同意担保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之和是否过半数——就本案来看，该股东会决议有神龙亚飞公司的签章和神龙亚飞公司法定代表人崔某某与股东崔某的签字，因崔某某同时担任神龙亚飞公司、神迪公司和山西神龙亚飞汽车连锁店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行为可以推知神迪公司已经知晓为神龙亚飞公司提供担保事宜。且除神龙亚飞公司外，持有29%股权的股东崔某也已经签字同意，不存在损害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因此，神龙亚飞公司主张担保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67号
【裁判摘要】本案无证据证明联泰公司在与深航公司签订该五份《保证协议》过程中对深航公司相关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联泰公司作为债权人，明知深航公司系为其控股股东提供担保，且知道或应当知道深航公司没有相关股东会决议及其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仍然与深航公司订立保证合同，对于保证合同无效具有重大过错，对于保证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深航公司未尽到对其法定代表人、公章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对于保证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因此，本院综合实际情况及双方当事人过错程度，依法酌定深航公司就汇润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36号
【裁判摘要】我国法律就债务加入未作明确规定，因相当于在债务人之外为债权人增加了一个新债务人，债务加入和保证一样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故与债务加入在法律性质上最为接近并且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应为连带责任保证法律关系，因此，对于苏某某以兰林阁昆明分公司的名义而为债务加入行为是否构成有权代表及相应效力，可参照适用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加以评判。基于分公司属于不完全民事主体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依法享有追偿权等权利，其保证责任相较于债务加入的责任较轻。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对外提供责任较轻的保证尚须企业法人授权，否则无效，根据举轻以明重的逻辑,则其对外加入债务更须得到企业法人授权,否则更应认定为无效。本案中，苏某某作为兰林阁昆明分公司负责人，若要以分公司名义加入债务，自应得到兰林阁公司授权。但一方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兰林阁公司授予苏家荣可以以兰林阁昆明分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或者加入既存债务的权限，故苏家荣实施案涉行为显然构成越权。．．．．．．可见，无论从是否存在明确的授权委托，还是从相关当事人的有关行为看，均无法得出兰林阁公司授权苏某某以兰林阁昆明分公司的名义为债务加入的结论，故该债务加入应为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4号
【裁判摘要】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而非公开招标方式签订合同无效——案涉工程系使用国有资金进行投融资建设，属于招投标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案涉工程系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承建，亦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三十条可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的规定。同时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四条：“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招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在本案的法律适用上亦无冲突。因此，原判决认定兴源公司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而非公开招投标的方式承建案涉项目，违反了招投标法的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认定案涉合同无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794号
【裁判摘要１】违反法律规定采用邀请招标方式是违反行政管理的问题，但并不导致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十条规定，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两种招标方式均系合法有效。而案涉招投标发生于2006年，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不适用于本案。涉案工程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即便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云南省磨黑至思茅公路项目核准的批复》中要求不相符合，亦是违反行政管理的问题，并不存在违反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而无效的问题。
【裁判摘要２】仅凭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的人员任职交叉情形，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串通投标行为，更不能据此认定招标投标行为无效——涉案工程经过立项以及报建审批，《总承包协议》及《补充协议》系真实存在的合同，路桥公司在工程启动之初系同时作为公路的投资人和建设单位的事实，也有相应的政府审批文件认同。项目公司磨思公司成立后作为发包人与总承包人路桥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的意思表示有事实基础，现磨思公司并未提交涉案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的直接证据，仅凭路桥公司与磨思公司之间的人员任职交叉情形，不能证实双方存在串标行为，更不能据此认定招投标行为无效以及《总承包协议》《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680号
摘要1：问题：应当公开招标而违法邀请招标的中标合同是否无效？
解读：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违反法律规定采用邀请招标方式，是违反行政管理的问题，但并不导致合同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89号
【裁判摘要】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存在过错，担保人承担５０％赔偿责任——宁夏银色能源公司未按法律规定在未经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擅自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宁夏银色能源公司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无效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如前所述，兴业银行兰州分行作为金融机构对宁夏银色能源公司对案涉债务进行担保需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未尽到审查义务，亦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无效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宁夏银色能源公司与兴业银行兰州分行的上述过错程度相当,故宁夏银色能源公司对于债务人甘肃飞天公司不能清偿部分,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或者在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内，要求有过错的反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担保人可以根据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对债务人或者反担保人另行提起诉讼"的规定,宁夏银色能源公司向兴业银行兰州分行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甘肃飞天公司追偿。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597号
【裁判摘要】担保人过错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该条规定的“担保人有过错”并非是指担保人知晓主合同无效，而是担保人知晓导致主合同无效的事实。欧沃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某某虽然未必知道案涉借款合同会被认定无效，但根据（2014）西刑初字第124号刑事判决书，欧沃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某某犯骗取贷款罪，欧沃公司在内部管理上缺乏对其法定代表人的必要监督与约束，其对于案涉借款合同的签订具有过错，故二审法院判令欧沃公司承担不超过炜圳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的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担保人为“名实不符”交易担保合同效力——（１）名义交易的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亦无效，担保人承担相应过错赔偿责任；（２）名义交易被否定但名义交易背后“实际”交易仍然有效，如能证明担保人是对“实际交易”提供担保的，则主合同和担保合同仍然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09号
【裁判摘要】担任知道案涉融资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的实际性质而提供担保应承担担保责任——经查，鑫海投资公司在国泰租赁公司之前即与三威置业公司就涉案房地产项目存在业务关系，且三威置业公司用案涉借款偿还了对鑫海投资公司的欠款，故鑫海投资公司在提供保证担保时对案涉租赁物为违章建筑的事实应属明知；鑫海投资公司、鑫海担保公司作为专业的投资、担保公司，在签订《保证合同》亦应知道案涉融资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的实际性质。据此，一审认定案涉《保证合同》系鑫海投资公司、鑫海担保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依据充分，应予维持。因案涉主合同有效，鑫海投资公司、鑫海担保公司与国泰租赁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亦为有效合同。国泰租赁公司在保证期间内主张行使担保权，鑫海投资公司、鑫海担保公司作为保证人应按约定承担保证责任。鑫海投资公司、鑫海担保公司关于案涉《保证合同》无效、国泰租赁公司与三威置业公司存在骗取担保情形的上诉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予以驳回。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由于李某某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书的目的系利用此协议书进行诈骗，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以委托贷款协议书应属无效。又由于主合同的从合同除因自身缺失有效要件而无效外，大多导致无效的原因就是主合同的无效。玉海园支行与九采罗公司之间依法成立的担保合同关系作为委托贷款协议书的从合同关系，即因委托贷款合同关系无效而无效。在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的情形下，担保人的责任决定于担保人对合同无效的过错。也就是说，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依法系担保人对合同无效具有过错。本案中，委托贷款协议书无效的原因是李某某诈骗，而因签订委托贷款协议书使玉海园支行与九采罗公司之间依法成立了担保合同关系的王某某，在签订协议时对李某某的诈骗日的并非明知。据此，应认定玉海园支行对合同无效并无过错，从而依法不应承担责任。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5）海民初字第1533号；二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中民终字第3692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浙民二终字第193号
【裁判摘要】不具有与招标项目相应的经营范围，不构成中标无效的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相关规定，除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以外，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并不导致合同无效。通某某司虽然不具有船舶修造的经营范围，但在当前情况下，造船业并不属于国家特许经营、限制经营或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情形；海峡××在招标文件中也只是载明，招标项目（即船厂）的经营范围是用于船舶修造，而对投标人本身的经营范围并未提出特别的限制条件。因此，通某某司不具有船舶修造的经营范围，不构成其对船厂整体租赁权中标无效的理由。其次，通某某司虽不直接从事修造船舶业务而不具有独立的船厂经营业绩，但根据原判查明的事实，其在1996年曾与盐仓船厂签订为期10年的合作经营船舶建造、修理、改装等业务的协议。该种合作经营事实，有双方的《合作协议》、股东会决议及相关财务资料等证据佐证，他人有理由予以信赖。龙江××主张通某某司与盐仓船厂间的合作协议未实际履行，缺乏证据证明，无法予以采信。在合作经营事实成立的前提下，投标人以合作经营方式修造船舶业务所形成的经营业绩，能否归入招标文件确定的“同类规模船厂经营业绩”，是当事人争执的重点之一。我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规定：“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项目本身的要求，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并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国家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正如前述，造船业不属于国家特许经营、限制经营或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情形，对于类似本案船厂整体租赁权的招投标，国家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并不存在特别的规定，故本案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以及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标准，属于招标人海峡××自行解释与判断的事项，而不属于国家强制干预的范畴。海峡××根据实际情况，将通某某司与他人合作经营修造船舶业务所形成的经营业绩，纳入其招标文件关于“同类规模船厂的经营业绩”范畴，既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也未与招标文件产生冲突，应当予以尊重。龙江××提出“通某某司不具备同类规模船厂经营10年以上业绩，不符合招标文件确定的投标人资格条件”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违法的招投标合作经费（违法利益）不属于法律保护的范围。
摘要2：【注解１】违法行为（违法利益）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违法行为（违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注解２】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招投标中介合同无效。——参考案例：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宁民提字第1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228号
【裁判摘要１】接受公司提供的担保但未审查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对担保不认可的，担保无效——对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程序问题，《公司法》第十六条做了明确规定。根据该规定，担保行为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是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本案中，富控公司、宏达公司均为上市公司，其公司章程亦规定，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或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富控公司、宏达公司与恒丰烟台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盈浩公司提供担保，应当经过股东大会决议。但实际上，富控公司、宏达公司均未召开股东大会对案涉担保进行决议。该行为不仅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也违反了公司章程。恒丰烟台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保证合同》是否经富控公司、宏达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未进行审查，应视为其知道《保证合同》系富控公司、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其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该代表行为无效。一审判决对于《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２】公司越权担保无效，接受担保一方就担保合同无效应承担主要责任，但提供担保公司就其存在人员、公章等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承担１０％责任——关于《保证合同》无效后的责任承担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具体到本案，恒丰烟台分行在知道富控公司、宏达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未经公司机关决议的情况下与两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对《保证合同》无效应负主要过错责任。富控公司、宏达公司虽无需就《保证合同》承担担保责任，但其存在人员、公章等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对于《保证合同》无效亦有一定过错。综合考虑本案情况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一审判决酌情确定富控公司、宏达公司分别对主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债务向恒丰烟台分行承担10%的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给予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时间不少于２０日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标合同不因违反该期限规定而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终1438号
【裁判摘要】招标文件中规定的给予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的时间短于２０日，仅违反管理性规定，不能据此规定否定合同效力——正达公司上诉认为,《招标出让须知》中约定申请人（投标人）可于2010年5月24日至6月4日到储备中心获取招标文件，以及在此期限内提交书面申请，该约定与《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三十一条“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二十日"的规定不符,从而主张合同无效。本院认为，《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为部门规章，而非法律、行政法规，并且上述第三十一条规定是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不能据此规定否定合同效力。因此，虽然《招标出让须知》中规定的提交书面申请的时间短于二十日，但并不导致本案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对于正达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宁03民终933号
【裁判摘要】政府采购行为除了采购工程适用招标投标法外，其他政府采购行为不适用招标投标法——本院认为，本案中，红寺堡资源局通过政府采购行为采购涉案枸杞苗木，采购的苗木属“货物"类而非“工程"类，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四条“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规定，只对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本案采购的枸杞苗木属“货物"类，故虽采用招标投标形式，但不适用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应适用《政府采购法》。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一条，个人可以参与政府采购，故吴某具有合同主体资格，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一审法院认定吴某没有投标资质，签订的合同无效系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青01民终831号
【裁判摘要】投标人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投标人资格条件，不具备法定资格条件的，其中标无效——招标投标是由交易活动的发起方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标的特征和部分交易条件，按照依法确定的规则和程序，对多个响应方提交的报价及方案进行评审，择优选择交易主体并确定全部交易条件的一种交易方式。招投标是合同订立之初要约邀请与要约的过程，中标通知书为对要约的承诺，全部环节为缔约阶段，受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上诉人华跃公司作为投标人，其制造压力容器的资质并不符合招标人在招标公告中罗列的资质条件，违反《中国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投标人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能力；国家有关规定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投标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博众公司发出的承诺，即中标通知书属于无效合同。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
摘要2：【解读】原审判决确认中标通知书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535号
【裁判要点】
1.合同是否成立，应当根据订立合同的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或者交易相对人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签约人有权代表公司或代理公司进行相关民事行为来确定，不应仅以加盖的印章印文是否真实作为判断合同是否成立的标准。
2.法人分支机构未经法人授权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其应当根据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
3.公司股东如未在公司任职亦无公司授权，仅以公司股东身份签订合同，不足以成为相对人相信其在合同中签字盖章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或有权代理的合理理由。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2019年度参考案例之十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19）最高法民终870号
【裁判要点】保兑仓交易是一种新类型融资担保方式，应以买卖双方存在真实买卖关系为前提。双方无真实买卖关系的，该交易属于名为保兑仓交易实为借款合同，如不存在其他合同无效情形，应当认定有效。保兑仓交易认定为借款合同关系的，不影响卖方和银行之间担保关系的效力，卖方仍应当依据合同约定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55号
【裁判要点】对公司融资合同性质的认定应结合交易背景、目的、模式以及合同条款、履行情况综合判断。基金通过增资入股、逐年退出及回购机制等方式对目标公司进行投资，是其作为财务投资者的普遍交易模式，符合商业惯例。此种情况下的相关条款是股东之间就投资风险和收益所作的内部约定。在对合同效力认定上，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正确识别行业监管规定，对合同无效事由严格把握，不轻易否定合同效力。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民终579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对于川冶设计院超过上诉期限新增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审查。
【裁判摘要２】联合体牵头人根据联合投标协议书的授权与招标人签订总承包合同，代表的是联合体的共同意思表示，该合同对其他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他成员对中标无效、合同无效亦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总包合同是和分包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以及另案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华硅公司、贵冶公司、川冶设计院组成的联合体属于不具有案涉工程项目联合投标资格的“联合体"，本案招投标行为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故本案联合体的投标、中标行为当属无效。．．．．．．因此，尽管本案投标、中标行为无效，由华硅公司单方与招标人德铁公司签订的《总承包合同》无效，但依据《联合体协议书》的约定，《总承包合同》的承包方应当是华硅公司、川冶设计院、贵冶公司三方当事人，故《总承包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华硅公司、川冶设计院、贵冶公司三方承担。关于华硅公司与航舰钢构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是否约束贵冶公司、川冶设计院的问题，同样基于《联合体协议书》的约定，华硅公司与航舰钢构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因航舰钢构不具备劳务资质，且在华硅公司与德铁公司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华硅公司不能转分包工程且事后亦未得到德铁公司追认，该合同也是无效合同，但合同无效的后果仍然是由华硅公司、川冶设计院、贵冶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承担。基于对上述焦点的分析，华硅公司、贵冶公司、川冶设计院作为联合体的组成单位，按照《联合体协议书》的约定，应当就《总承包合同》、《劳务分包合同》两个合同无效的后果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905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中标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的规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有效，应当视该合同的内容是否与双方招投标文件载明的内容一致，是否进行了实质变更。而如何认定实质变更问题，应当根据案涉工程的建设工期、工程价款、违约责任等实质性内容加以认定。结合原审法院原审和再审查明的事实看，本院分别比较说明如下：（一）关于建设工期。．．．．．．故本院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案涉工程的工期进行了缩短。（二）关于工程价款。《招标文件》载明：工程总投资为71809900元。《投标文件》载明：建安工程费为人民币58800800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载明：合同价款金额58800800元。三个文件对于工程总价款并无实质差异。（三）关于资金占用率。《招标文件》资金占用率处显示空白。《投标文件》载明：资金占用率1470020元（5.0%）。《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载明：合同价款58800800元整。（建安工程费+当年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资金占用率%）。可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资金占用率由5.0%变更为当年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关于回购。．．．．．．可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于回购款的支付和回购期利息问题，对案涉招投标文件进行实质性修改，无论是付款期限还是支付利息的金额，均加重都兰水利局的合同义务。（五）关于违约责任。《招标文件》载明：不能按期支付回购款并且超过15日宽限期，乙方有权就未付款额按与招标人确定的10%收取延误期的资金占用成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载明：如果甲方应支付的合同款延误支付，每拖延一天，按未付款额的10%收取延误期的资金占用成本。可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违约责任方面对《招标文件》内容进行了变更。二审中，重庆七建举证认为，都兰水利局对于其违约行为是有预期的，只是对于违约金数额有异议，但是该证据系单方出具且仅有一方签字，不符合协议生效要件，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此外，对履约保证金由工程验收合格后30日内返还变更为施工中返还、竣工验收程序和步骤等方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对招投标文件进行了变更和修改。综合以上事实，虽然
摘要2：（续）《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并不是正式的合同，但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不是对《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的具体和细化，而是在实质上对内容进行变更和修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关于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的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解读】中标合同在实质性上对《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内容进行变更和修改，违反《招标投标法》第４６条关于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的协议的规定，中标合同应为无效。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苏民终字第0036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投标。此处的成本应指企业个别成本。姑苏造价事务所出具的鉴定结论系依据建筑行业主管部门颁布的工程定额标准和价格信息编制的，而定额和价格信息反映的是建筑市场的社会平均成本。企业个别成本与企业规模、管理水平相关，管理水平越高的企业其个别成本越低，故姑苏造价事务所出具的鉴定结论并不能当然作为认定百盛市政公司投标价低于其企业个别成本的依据。更何况，鉴定结论载明对于招标范围内的工程，在采用市场询价得出的成本价载重按每车16m3计算时，无论是按照投标时成本价还是实际施工期成本价，均低于东太湖公司的最高限价。现百盛市政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企业的个别成本，故其主张《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低于成本价，本院亦不予支持。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三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规范投标人的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百盛市政公司的投标价是以东太湖公司的最高限价为基础的，其主观上并无以低于成本价投标排挤其他竞争对手的恶意，因此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也不符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再者，百盛市政公司作为专业从事市政工程的单位，应能够依据招标时的工程量清单准确核算工程量，据此判断最高限价是否低于其个别成本而选择是否参加投标，现百盛市政公司在自主投标并中标后，又以工程价款低于成本价为由主张《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884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焦民二终字第00010号
【裁判摘要】投标人不具备投标人资格条件，在投标文件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有关生产许可证和产品鉴定证书等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中标无效，中标合同工亦无效——本案系中晶公司与众恒公司之间的招标投标买卖合同关系，中晶公司为买受人（招标人），众恒公司为出卖人（中标人）。众恒公司不具备中晶公司《招标文件》中对投标人资格条件的规定，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其《投标文件》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有关生产许可证和产品鉴定证书等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该中标应为无效。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是基于中标而签订的，众恒公司违反我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故该《采购合同》无效。中晶公司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判令众恒公司返还设备款298万元，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中晶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并对其他经济损失依法保留追偿的权利，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724号
【裁判摘要１】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未从评标专家库中提选专家评标招投标程序不规范——本案中，涉案工程是住宅工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投标法》）第三条规定的必须招投标的项目。《招投标法》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第三十七条规定：“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其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的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前款专家应当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八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由招标人从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专家名册或者招标代理机构的专家库内的相关专业的专家名单中确定；一般招标项目可以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特殊招标项目可以由招标人直接确定。”本案中，涉案项目进行招标活动未邀请行政主管部门人员参加，参加投标报价的评委均为京汉置业公司工作人员组成，未从评标委员会专家库中提选专家评委，招投标程序不规范。
【裁判摘要２】实质性变更招投标文件内容的中标合同无效——《招投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第五十九条规定：“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本案中，中建二局四公司向京汉置业公司出具承诺书及京汉置业公司向中建二局四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中价格和工期的约定，均对投标文件的价格和工期作出了实质性变更。原审判决据此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是否合法对中标结果会造成实质性影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我，违反该效力性规定的中标合同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541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进行招投标前已经就工程的价格、工程施工等实质性内容签订了合同，对于合同价格、具体施工等实质性内容进行了直接约定，属于相互串通进行投标，直接影响到中标结果，损害了其他投标人的利益，中标应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43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第55条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湖南三建与万城公司在进行招投标前已经就诉争工程的价格、工程施工等实质性内容签订了合同，双方对于合同价格、具体施工等实质性内容进行了直接约定，在进行招标投标之前就在实质上先行确定了工程承包人，直接导致湖南三建中标。因此，湖南三建与万城公司的行为属于相互串通进行投标，直接影响到中标结果，损害了其他投标人的利益，中标应属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3款规定，中标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故万城公司与湖南三建于2011年11月1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无效。
摘要2：
摘要1：解读：合同虽被认定无效，但在认定无效之前双方在履约时仍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承包人逾期竣工，导致发包人逾期交房并向第三人赔偿的，承包人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注解】（1）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人可以参照合同约定的工期要求承包人赔偿工期延误损失；（2）但仅包括已经实际发生的损失，对于尚未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损失不能主张，待以后损失确定了再另行主张。
【注解】（1）停、窝工事实的发生与合同效力无关的，按过错责任原则处理相关损失；（2）停、窝工发生源于合同无效，应根据双方对于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大小分担相关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