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分包合同工程价款结算是否受前手“黑白合同”效力影响？
摘要1：问题：分包合同约定“当承包人与发包人就工程价款结算标准发生变更时，分包合同的工程价款结算亦随之调整。”分包合同的工程价款结算是否受前手“黑白合同”效力影响？
解读：（１）分包合同不受招投标法律规定的约束，分包合同具有独立性，不受中标合同效力变更的影响；（２）分包合同结算变更仅是形式上借用了中标合同的约定内容，分包合同的工程价款结算应按照变更后的数额或计价标准进行结算，不受前手“黑白合同”效力影响。
摘要2：
曾某某与盛仕兴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实际施工人未依约结算情形下工程款的认定
摘要1：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之八：曾某某与盛仕兴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实际施工人未依约结算情形下工程款的认定
【裁判要旨】在审判实践中，工程价款支付问题是引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主要矛盾之一，而结算文件是矛盾产生的根源。在发包人、承包人认可结算文件时，双方对工程价款达成初步合意。因此，结算文件的合法性至关重要，而结算文件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与结算程序有关。合同对工程款结算手续有约定的，应按照约定处理。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可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承包人未按合同约定办理结算手续的，应允许发包人委托审计，否则同样将造成结算拖延，不利于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发包人委托相关单位出具审计报告，承包人在收到审计报告后，在未按合同约定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视为承包人认可审计报告。发包人请求按照审计报告结算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
摘要2：
市政中心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财政评审结论是否应作为建设工程造价结算依据
摘要1：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之九：市政中心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财政评审结论是否应作为建设工程造价结算依据
【裁判要旨】以财政评审结论作为工程造价结算依据，应严格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只有在双方明确约定以财政评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的情况下，才能将其作为认定工程造价的依据。同时，财政评审结论作为民事诉讼证据，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亦需经人民法院审查后，方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若有证据证明财政评审结论违反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当事人申请对工程造价争议部分进行鉴定的，应予准许。
摘要2：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青民终132号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青民终132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交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和经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建设单位在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二）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三）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四）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五）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案涉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第32.1条约定：“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承包人按国家工程竣工验收有关规定，向发包人提供完整竣工资料及竣工验收报告。双方约定由承包人提供竣工图的，应当在专用条款内约定提供的日期和份数。”提交工程竣工报告和竣工资料是承包人的法定义务和合同约定义务。本院认为，煜豪置业公司与广宇建设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广宇建设公司又将该工程以分包名义交由梅××实际施工。广宇建设公司作为案涉工程承包方，对其承包的工程负有提供施工资料并协助发包方完成竣工验收的义务。梅××虽然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人，但其是广宇建设公司的转承包人，也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依法负有协助广宇建设公司向发包方煜豪置业公司交付案涉工程施工资料和配合完成竣工验收的义务。二审庭审中，梅××和广宇建设公司均认可并同意提交案涉工程施工资料并配合竣工验收备案，故各方当事人应切实履行其承诺。一审法院判决梅××与广宇建设公司交付完整的工程竣工资料和验收报告，予以维持。
摘要2：
最高法院有关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裁判观点12条
摘要1：【目录】1.双方当事人在竣工结算方面并未按照约定的程序和条件进行，当事人主张工程款和质保金付款应当分段计息的主张不能成立；2.质量保证金条款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对应的是“缺陷责任期”,而非保修期，工程未完工情况下，已完工部分仍应按照质保金条款，对于合同约定的缺陷责任期已经到期的部分，应返还质保金并承担法定保修义务，对于缺陷责任期未至届满的，应预留至期满再行返还；3.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停工，且停工期限超出约定的质保金期限的，发包人应当返还质量保证金；4.质保金条款属于结算条款，合同解除不影响质保金条款效力，在合同约定的条件满足时，工程质量保证金应返还施工方；5.施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不再履行，但保修期已满，后续工程由其他主体继续施工，在结算工程款时应不再提取质保金，但是，并不因此而免除施工人对于其已经完成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的保修责任；6.承包人的保修义务是法定义务，在施工合同解除情况下，质量保证金条款虽然终止履行，但不免除施工人对其施工工程的质量保修法定责任；7.发包人对工程未经竣工验收擅自使用，只是推定工程质量合格，并不能免除承包人对工程质量保修义务，发包人有权按照约定在欠付工程款中扣除保证金；8.《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关于缺陷责任期最长二十四个月的规定，并非法律关于质保金返还期限不得超过二年的强制性规定；9.双方合同约定质保金返还的条件为，保修期满且无工程质量问题或者所产生的质量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在上述条件未能全部满足情况下，发包人有权拒绝返还质保金；10.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质保金条款属于结算条款的一部分，不因合同无效而免除承包人留取质保金的义务；11.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实际施工人对所建工程就无需承担质量保修义务，施工合同约定的质保金条款，对实际施工人具有约束力；12.质量保证金属于工程价款的一部分，应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保护范围之内
摘要2：【观点】1.工程质保金本质上并不是建设工程价款，不能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2.施工合同无效，工程质保金约定无效，即便工程质保期未届满，承包人也可主张返还；3.工程质保金比例约定属意思自治范围，即便超过行政规章规定比例上限，也为有效约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45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455号
【裁判摘要１】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停工，且停工期限超出约定的质保金期限的，发包人应当返还质量保证金——质保金是否应当退还｜文泰公司认为，案涉工程至今没有竣工验收，质保金不满足合同约定的退还条件，不应退还。本院认为，案涉工程因文泰公司未依约对宇洪公司报送的工程资料进行签证、未及时支付进度款等违约行为而于2013年8月停工，至今已七年之久，已远远超过案涉工程质保期限，且文泰公司已经进入破产重整，如再以竣工验收为条件扣留宇洪公司质保金显然不合理，故一审法院认定文泰公司应向宇洪公司返还质保金70.3万元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宇洪公司是否享有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及优先受偿权范围的问题｜案涉工程停工后，双方未对工程价款进行结算，案涉工程造价系在诉讼中通过司法鉴定确定，宇洪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未超过司法解释规定的期限，宇洪公司对其施工的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在尚欠工程价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3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37号
【裁判摘要１】质保金条款属于结算条款，合同解除不影响质保金条款效力，在合同约定的条件满足时，工程质量保证金应返还施工方——工程总价款5%的质保金是否应当扣除。福建九鼎认为合同解除后，质保金条款不再适用，故不应扣除质保金。本院认为，质保金条款属于结算条款，合同解除不影响质保金条款效力，因此在合同约定的条件满足时，工程质量保证金才应返还施工方。虽然案涉工程未完工，但福建九鼎的质量保修义务并不因此免除。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工程质量保修书》之约定，工程质量保修金按实际完成工程结算总价款5%扣留5年，案涉工程于2016年1月8日完成主体封顶，至今工程未竣工验收，也未交付使用，质量保修期尚未届满，故福建九鼎主张质保金不应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关于福建九鼎是否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佳鸿宇合主张，福建九鼎自认的停工时间距离起诉时已超过六个月，超过了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且会影响到案涉工程后续承包方的优先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本案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时工程尚未完工，且双方对于已完工程价款尚存争议，后经司法鉴定得以明确案涉工程价款的具体数额。故一审法院以福建九鼎起诉之日确定佳鸿宇合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的时间，于法有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32号
【裁判摘要】首先，本案合同解除系因发包人违约，承包人并无可归责事由。合同约定的质保期最长为五年，但工程停工至今五年有余，扣留质保金，有悖于公平正义。其次，在施工过程中监理单位对分部工程的质量进行了把控并确认验收合格，栩宽公司亦未主张工程存在质量问题，案涉合同业已解除，上述质保金条款终止履行。再次，承包人的保修义务是法定义务，保证金条款虽然终止履行但不免除华建公司对其施工工程的质量保修法定责任。华建公司关于本案案涉质保金不应暂扣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20号
【裁判摘要】发包人对工程未经竣工验收擅自使用，只是推定工程质量合格，并不能免除承包人对工程质量保修义务，发包人有权按照约定在欠付工程款中扣除保证金——关于工程价款中是否应当扣除1%质保金的问题｜东阳三建对保修期自2015年4月30日起算无异议。根据《烟台经纬广场施工总承包合同》专用条款第26.3条约定，至2020年4月30日，剩余的1%质保金全部到期，对此，烟台经纬亦予以认可。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为避免当事人诉累，本院认定，在计算案涉工程总价款时，不再扣除质保金。当然，是否扣除质保金不影响施工人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质量承担保修责任，如烟台经纬有证据证明东阳三建施工的工程出现质量问题，自可另行主张权利。
摘要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8236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8236号
【裁判要旨】除合同约定或当事人确认外行政审计结果不能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裁判摘要】在政府投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中，行政审计报告可否作为工程造价结算依据，应根据施工合同的约定作出认定——首先，双方在合同中关于合同价款的约定为“本工程最终造价，由发包人在工程竣工后，根据承包人编制的工程总价结算书经审价后确定”，在专用条款竣工结算部分的约定为，竣工报告批准后28天内，承包人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和结算资料，发包人在收到上述资料后90天内自行审价或委托审价单位审价完毕，经发包人或发包人委托审价单位审价核准后的工程结算造价为本工程的最终造价。从上述合同约定内容来看，涉案工程造价应通过审价予以确认，并不存在被上诉人所主张的需要通过二次审计确定工程造价，在上诉人予以否认且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主张按照市政工程惯例涉案工程需要二次审计缺乏依据，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后，被上诉人委托相关单位进行审价，在两份工程审价审定单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盖章确认，故该审定价系双方真实结算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再次，虽然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工程需要二次审计的相关约定，但是实际履行过程中，涉案工程确实进行了二次审计，而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石龙路、老沪闵路排水管道工程审计工作关于2标的审计意见书”，审计单位对排水管道工程核减了39.7767万元，上诉人在该意见书上盖章确认，该行为应视为双方对排水管道部分工程造价达成了新的合意，双方应按该金额进行结算；对于道路部分的二次审计，因上诉人未确认核减金额，故该审计结论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双方仍应按原审价结论进行结算。
摘要2：
（2012）沈河民二初字第416号；（2013）沈中民二终字第637号；（2014）辽审一民申字第598号
摘要1：【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26期】
【裁判要旨】合同双方当事人经协商签订的补充协议，针对主合同中的某一条款内容予以变更，在变更后的特殊条款与主合同中的其他一般条款出现冲突时，比照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原则，应作出特殊条款效力强于一般条款的认定。
【案号】一审：（2012）沈河民二初字第416号；二审：（2013）沈中民二终字第637号；再审：（2014）辽审一民申字第598号
摘要2：【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第七条约定已竣工但未出售房屋的物业服务费由昊宇公司全额交纳，与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安泰公司不得采用任何理由收取昊宇公司未售出的房屋、车位等闲置费用，是否矛盾；如矛盾，是否应适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第四十一条约定“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存在冲突的，以本合同为准。”首先，主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未出售房屋的物业服务费”与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的“未售出的房屋、车位等闲置费用”是指同一费用，该两项条款的约定存在矛盾。其次，对于上述两项条款之间的矛盾不应适用主合同第四十一条解决。第一，主合同第四十一条的约定不符合常理，如补充协议与主合同存在矛盾以主合同为准，那么补充协议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第二，主合同系安泰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其对同一天签订的补充协议与主合同约定相矛盾亦是明知的，而其未尽合理的告知义务，因此，应以非格式条款的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再次，因备案在王某名下的11处房产并非真实买卖关系，亦属于未售出房屋，不应交纳物业费。故判决驳回安泰公司的诉讼请求。
【摘要２】现安泰公司仅以主合同中的一般条款否定补充协议中的特殊条款的效力，属依据不足，亦属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避”原则，即在特殊条款与一般条款不一致时，特殊条款应视为对一般条款的例外，其效力及证明力应强于一般条款。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民再69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民再69号
【裁判摘要】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未交付土地纠纷属于应予受理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不同于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承包合同纠纷；(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宋庄村委会与刘××于2017年10月6日签订两份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在两份合同中分别约定将宋庄村玉国开荒地东8亩、河西地25亩承包给刘××，由刘××代村委会偿还20.9万元债务。村委会不再另收承包费。刘××作为宋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村委会签订两份土地承包合同后，宋庄村委会未按合同约定将案涉土地交付给刘××，刘××据此提起诉讼，该纠纷属于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原裁定将宋庄村委会未向刘××交付案涉承包土地，认定为刘××作为宋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实际取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该纠纷不属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裁定驳回刘传贵的起诉，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07号
【裁判摘要】股东抽逃出资其他股东明确知晓但未提出异议也未要求补齐出资，对抽逃出资行为各方具有默示的一致意思表示，抽逃出资在实质上并未违反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并不构成违约，亦无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实基础，抽逃出资股东不承担抽逃出资的违约责任——亚通公司虽然在本案目标公司澳通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但是其对该抽逃出资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理由如下：首先，亚通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获得伟升公司的默示同意。本案中，在澳通公司成立时，伟升公司、亚通公司在澳通公司内各委派代表，其中，伟升公司委派代表陈××为澳通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根据澳通公司章程，总经理负责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组织实施公司年度计划和投资方案，并直接领导公司负责财务工作的总会计师、审计师，而澳通公司对外转款凭证亦盖有陈××名章。因此，案涉1042万元澳通公司对外转款，伟升公司应明确知晓，且自2007年至2017年起诉的较长时间内，伟升公司均未提出异议，也未要求亚通公司补齐出资。上述事实表明，对亚通公司抽逃出资行为，伟升公司与亚通公司具有默示的一致意思表示。因此，亚通公司抽逃出资在实质上并未违反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并不构成违约，亦无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实基础。其次，伟升公司主张亚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缺乏合同依据。案涉《中外合资佳木斯澳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仅约定合资一方未按合同约定出资，按月支付逾期10%的违约金，守约方有权终止合同，要求赔偿损失，但并未约定一方抽逃出资的法律后果，故伟升公司请求亚通公司就抽逃出资承担违约责任，缺乏合同基础。并且，在案涉澳通公司运营过程中直至本案诉讼期间，伟升公司并未要求亚通公司补充其所抽逃部分的出资，此节事实足以说明，亚通公司所实施的抽逃资金的行为并未对澳通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更谈不上产生损失，在此情况下，也不存在损失赔偿的问题。再次，伟升公司请求亚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有违公平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由于亚通公司的投资额约定是在扣除其所抽逃的出资后，以其实际出资额认定，在涉及澳通公司的权益分配上，亚通公司也只能以其实际出资额为基础享有权益，对于抽逃出资的部分不能享受任何利益。在此情况下，如果要求亚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续）亦不符合公平原则。因此，亚通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判决亚通公司支付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亚通公司承担抽逃资金1042万元的违约金，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
《伟升（香港）有限公司、福建亚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股东出资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945号
合同解除后，守约方能否要求违约方赔偿预期利益损失？
摘要1：合同解除后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2019年第26次法官会议纪要）
【会议意见】釆部分支持说｜合同解除既对将来发生效力，又可产生溯及既往的效果。对于尚未履行的应当终止履行，对于已经履行的则可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乙公司在甲公司厂房范围内为甲公司修建的生产线已建成，无法简单恢复原状，根据双方『BOT协议』的约定，乙公司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由甲公司收购该生产线。至于解除合同后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问题，因合同己经履行了5年，应分情况、分阶段进行考察。在已经履行的5年运营期内，甲公司具有按300元/吨的固定单价以及每年10万吨的最低接收量收购乙公司生产线产品的合同义务，因甲公司实际接收量不足10万吨/年，依约双方应按10万吨/年进行结算，由甲公司补足差价。该差价扣除乙公司的生产成本及税费后，即为乙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在合同解除后，对于尚未履行的5年运营期，则不应计算可得利益损失。因为，如案涉『BOT协议』得到完全履行，则运营期满后该生产线应无偿移交甲公司。现因甲公司违约，乙公司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甲公司按照合同解除时该生产线的/余值进行收购，该项诉讼请求获得了人民法院的支持，其损失已经得到填补。而根据合同约定，甲公司支付收购款后，生产线及其未来的权益均归甲公司所有。乙公司同时主张生产线余值收购款以及尚未履行的5年运营期可得利益损失，存在重复主张，且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22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22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可得利益是合同被履行后可以取得的利益。赔偿可得利益可以弥补因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使守约方恢复到合同得到严格履行情况下的状态，促使当事人诚信履行合同。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综合予以判定。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参照合同所约定的住宅销售奖励计算标准，和信致远公司对此应得到可得利益损失为5102669元[（93820676元-3000元/㎡×24470㎡）×25%]。关于金利公司不继续履行合同而造成的损失问题，．．．．．．根据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合同造成损失的计算方式，和信致远公司的此部分损失为2304752.21元（451279.08㎡×3404.77元/㎡×1.5%×10%）。上述两项共计7407421.21元（5102669元＋2304752.21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2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258号
【裁判摘要】应当将可得利益纳入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范围但不应超过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预见或应当预见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关于刘××１、刘××２应否赔偿学海公司可得利益损失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从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存在违约行为是合同解除的原因之一，在出现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违约行为的情况下，守约方实际面临两种利益抉择，其一是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其二是选择解除合同。而合同解除后必然涉及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等问题。可得利益是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是对债务不履行的赔偿，法律规定可得利益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加重当事人的违约成本，以期遏制违约行为的发生，督促当事人诚信履约，保护守约方的信赖利益，并弥补守约方因对方违约而造成的实际损失。如在因违约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将损害赔偿范围仅限定于守约方因对方违约而产生的损失，不将可得利益损失纳入其中，显然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甚至纵容当事人违约行为的发生，亦不符合合同法关于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立法初衷。因而，可以并且应当将可得利益纳入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范围，但应以不超过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预见或应当预见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为限。本案中，根据《开发项目内部承包协议》的约定，案涉项目承包价款包括三部分，其一为8000万元款项和价值2000万元的车位，其二为童××无偿为学海公司建设的34300平方米的毛坯房，其三为童××无偿为学海公司建设的150个地下车位。可见，如《开发项目内部承包协议》得以完全履行完毕，学海公司将可以获得上述收益。作为《开发项目内部承包协议》当事人，童××应可预见违反合同可能给学海公司造成的损失，
摘要2：（续）而作为案涉项目承包权利义务承接人的刘××１、刘××２亦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故原判决判令刘××１、刘××２向学海公司支付可得利益损失，并无不当。
工程总承包
摘要1：工程总承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工程总承包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
总包服务费是指总承包人为配合协调发包人进行的专业工程发包，对发包人自行采购的材料、工程设备等进行保管以及施工现场管理、竣工资料汇总整理等服务所需的费用。
摘要2：【注解１】工程总承包规定：（１）《国务院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失效）；（２）《建筑法》第２４条、第２９条、第５５条；（３）《合同法》（失效）第２７２条；（４）《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２９条；（５））《总承包管理办法》。
【注解２】（１）《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３５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不得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２）总承包中的服务不包括工程监理。
【笔记】固定总价合同发生签证变更、设计变更、索赔或者不可抗力等情形时能否调整合同价款？
摘要1：解读：固定总价合同发生签证变更、设计变更、索赔或者不可抗力等情形，结算时应当据实调整合同价款。
摘要2：【注释１】固定总价包含——（１）施工图总价；（２）清单总价；（３）施工图和清单共同构成总价。
【注释２】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约定工程款实行固定价而实际施工的工程量比约定的工程范围有所增减，可在确认固定价基础上参照合同约定对增减部分进行结算，再根据结算结果相应增减总价款（不应对整各工程造价进行重新结算）。——参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９条第２款
【注释３】固定总价合同承包人工程预算漏项或错误如何处理？｜（１）图纸包干——应由承包人自行承担。（２）清单包干——如双方约定承包人漏项或错误部分由承包人自行承担不得再行调整，由承包人负责；如未约定且承包人在报价时根据施工规范无法确定的则相应责任，仍然应由发包人承担。
【笔记】当事人对补偿款用途约定不明能否基于合同目的要求返还？
摘要1：解读：（１）当事人对补偿款用途约定不明，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由付款方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补偿用途；（２）如付款方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补偿款用途的，则对其要求返还补偿款请求不予支持。
解析：
（１）当事人对１２００万元补偿款是否包括对３６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存在争议，在合同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
（２）如付款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1200万元补偿款包括对３６户职工宿舍楼的搬迁安置费用，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对其要求返还补偿款的请求不予支持；
（３）法院基于合同目的认定１２００万元补偿款应包括对３６户职工宿舍楼拆迁安置费，显属对合同目的的片面解释，在逻辑上不能周延。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55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555号
【裁判摘要】根据建设工程监理工作规范，监理单位代表工程建设方对建设工程的质量、造价、进度等进行控制管理。建设单位与承包单位之间就工程建设有关的联系活动，一般通过监理单位进行。签署工程计量凭证、审查处理工程洽商变更，亦在监理单位职责范围之内。因此，建银公司将相关签证资料提交监理单位予以审核确认，符合工程建设管理一般流程。昌华公司关于签证资料未经其签字确认属于伪造等主张，依法不予采信。虽然涉案合同约定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为陈××，但昌华公司在提起上诉时已经声称，陈××并未实际参与涉案工程的监理工作，亦未参与签证资料的审核签字。因此，签证效力与是否经由陈××亲自签字并无必然联系。在没有足够相反证据否定签证资料所加盖公章真实性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现场勘查情况认定争议签证部分工程系由建银公司施工完成，符合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
摘要2：【注解】本案承包人提供的工程签证单存在瑕疵（仅有监理单位的盖章而无监理人员签字，或签字人员表示不知情），发包人对于签证工程的真实存在没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实地勘察了争议工程的签证单所涉的工程真实存在并已由承包人施工完成，签章上加盖监理印章使用过且监理单位证明印章的真实性，根据证据盖度盖然性原则认定工程签证单合法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0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004号
【裁判摘要】“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的工程缓建，承包人不收取停、窝工费，并自愿放弃向发包人索赔的权利”排除适用条款有效——两江房地产公司应否赔偿巨杉园林公司工程管理费损失。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4条约定，合同价款为闭口包干价1460万元，其包括的项目中含有管理费等可预见及不可预见的费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6.6条约定，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的工程缓建，承包人不收取停、窝工费，并自愿放弃向发包人索赔的权利；本工程因发包人原因停建，在发包人书面通知承包人后，所产生一切费用及相关损失发包人不再承担。发包人书面通知前所产生的费用按本合同约定办理结算。根据前述约定，即使本案存在因两江房地产公司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误的事实，在双方未达成赔付损失协议的情况下，巨杉园林公司向两江房地产公司主张工程管理费损失缺乏合同约定。巨杉园林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其请求为两江房地产公司未按期移交施工场地导致工期延误损失，而并非工程停缓建所造成停工费、窝工费，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巨杉园林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6.6条为格式条款和违反《合同法》规定而无效。本院认为，格式条款系指一方当事人事先制定好的其内容未经双方当事人讨论的合同条款，其签约对象具有广泛性和不特定性，一方面巨杉园林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合同条款为格式条款，另一方面双方当事人为平等民事主体，巨杉园林公司为专业公司，应该具有签约时商业风险判断能力，其也并未在合理期间内对其认为显失公平的合同条款提出变更或撤销的救济。另外，《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技术资料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因发包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缓建的，发包人应当采取措施弥补或者减少损失，赔偿承包人因此造成的停工、窝工、倒运、机械设备调迁、材料和构件积压等损失和实际费用。但该两条规定并非确认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巨杉园林公司该项主张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摘要2：
合同当事人预先放弃调整违约金条款的效力
摘要1：约定违约金是意思自治原则在违约损失赔偿领域的体现，作为民事合同的主要救济方式之一，具有可以保障合同顺利履行与补偿守约方损失的功能。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有观点认为司法干预应当保持克制，不应予以调整。另有观点认为，不能将违约金条款全部留待当事人约定，尤其是对不公正的违约金条款。本文摘自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21年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以供参考。
【乙说：无效说】当事人请求法院对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是《民法典》第585条赋予民事主体请求司法保护的法定权利。事先约定放弃违约金司法调整请求权，将可能使当事人的法定权利被约定所剥夺。《民法典》第585条确定的违约金调整规则具有强制性规范性质，若允许通过意思自治事先排除违约金调整规则的适用，不利于平衡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违公平正义。
【法官会议意见：采乙说】
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应以公法提供的公共秩序为基础，民事法律行为的自由须限定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范围之内。当事人请求法院对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本质上属于公法性质的诉讼权利。
《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规定的违约金司法调整制度，是为平衡当事人利益而对契约自由适当限制的结果。如果允许当事人通过预先约定放弃向法院请求调整违约金的权利，容易造成意思自治对公共秩序的冲击，法定的违约金调整规则将大概率被规避，进而影响市场交易安全并提升虚假诉讼的风险，《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的立法目的有可能被架空。因此，当事人事先约定放弃违约金司法调整请求权，违约方再向法院请求调整违约金数额的，法院原则上应予以准许并依法进行审查处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44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443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解除应支付全部工程款——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力新公司按照工程进度向达鑫公司支付工程款，这是双方基于正常履行合同而作出的互利约定，即力新公司通过预留部分工程款加强对达鑫公司后续施工的督促，达鑫公司亦可在后续履约过程中逐渐收回施工成本。但在合同解除后，达鑫公司已无后续施工的可能，力新公司无督促之必要，达鑫公司也无法通过后续施工收回施工成本，力新公司主张仍以合同约定的方式按施工进度付款，已无事实基础，对达鑫公司也有失公平。据此，二审判决力新公司支付全部工程款，达鑫公司交付全部工程内页资料，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确有因场外高压线路施工、电梯图纸设计调整、设计的外墙粉刷材料和部分门窗玻璃种类等与预算清单不符、暴雨等影响达鑫公司施工进度，只因达鑫公司未按约办理工期签证而无法计算实际顺延天数。但并不是只有工期签证单才是确定工期顺延天数的唯一依据，达鑫公司有其他证据证明顺延天数的，人民法院仍可予以确认。故二审法院根据达鑫公司2013年1月24日、2013年4月21日和2013年5月6日向监理工程师提交的《报告》和工作联系单，认定达鑫公司可顺延102天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19.2条约定，若工程逾期完工交付，达鑫公司应按5000元/天向发包人支付工程逾期违约金，表明双方约定了逾期完工的违约金计算方法。．．．．．．力新公司主张其因逾期完工所受损失达1475.5577万元，要求达鑫公司予以赔偿。．．．．．．力新公司称其损失包括经营管理成本2701039.98元、监理费422133.33元、广告宣传费57000元、商品房价格下跌损失5112328.7元、商品房未能销售导致资金无法收回的利息损失6480927.11元、借款利息39147.95元等。但是，经营管理成本、广告投入和借款利息，属力新公司为自身经营需要而支出的固有成本，与达鑫公司无关；商品房销售收入受制于海景花园项目的自有品质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是达鑫公司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的损失。因此，二审判决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法，根据达鑫公司至合同解除时的实际逾期天数计算违约金，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8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89号
【裁判摘要１】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应随付款期限的延长同步顺延——《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根据该条规定可知，建设工程优先受偿的对象是工程折价或者拍卖价款，而工程需折价或者拍卖的前提是发包人逾期不支付工程价款。当发包人支付工程价款已届履行期时，承包人通过诉讼要求支付工程款才可能得到支持，并相应主张优先受偿权才有意义，故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宜从发包人应付工程款期间届满之日起算。《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承包人就未付工程款对所承建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系为保护承包人对工程价款的实际受偿，在认定该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时，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关于支付工程价款期限的约定，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应早于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工程价款支付期限，以保证实现该优先权权能。《优先受偿权问题批复》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限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宜理解为前述起算点与应付工程款的期限一致的情形。本案中，汉华公司在2014年10月24日办理竣工结算备案之日，向协和公司出具“欠条”，确认实际拖欠工程款3316万元，承诺于2015年1月27日之前完成支付，并在“欠条”中载明协和公司就拖欠的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由此可见，虽然案涉工程已于2012年10月18日竣工，但双方实际办理竣工结算备案的时间是2014年10月24日，约定的付款时间是2015年1月27日之前。因此，本案优先受偿权宜从2015年1月28日起算，计算6个月至2015年7月27日止。
摘要2：【裁判摘要２】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不以法院立案为标准，承包人提交起诉装主张优先受偿权应视为行使了优先受偿权——原审查明，协和公司于2015年5月15日向株洲中院提交起诉状，主张欠付工程款及优先受偿权。因协和公司无力缴纳诉讼费，其降低了诉讼请求标的额并重新提交起诉状后，株洲中院于2015年7月29日予以立案。虽然本案一审立案时间是2015年7月29日，但协和公司第一次提交起诉状的时间是2015年5月15日，在株洲中院对协和公司第一次提交起诉状未作处理的情形下，应认定协和公司后面提交的起诉状是对之前起诉状的变更，其通过起诉主张权利的效力处于延续状态，故本案应认定协和公司提起优先受偿权主张的时间是2015年5月15日。该时间点未超过优先受偿权保护期限，协和公司主张就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浙02民终172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浙02民终172号
【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缺陷责任期内，由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缺陷，承包人应负责维修，并承担鉴定及维修费用。如承包人不维修也不承担费用，发包人可按合同约定从保证金或银行保函中扣除，费用超出保证金额的，发包人可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进行索赔。承包人维修并承担相应费用后，不免除对工程的损失赔偿责任。……质量保证金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涉诉的质量保证金本就是从应付工程价款中预留的，来源于工程价款，是工程价款的一部分，只是按约被发包人扣留，目的是用于对承包人履行质量保修义务形成约束，其对应的价值其实就是建设工程价款的一部分，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工程价款的范畴，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二审法院认为：质量保证金属于工程款的一部分，目的是对承包人履行质量保修义务形成约束，一审判决认定景业公司对质量保证金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也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48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483号
【裁判摘要１】在投标前签订施工合同并实际进场施工合同无效——案涉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为无为县政府，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土地出让拨款，属国有资金投资项目。无为县政府与中城投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合同价款暂定金额2亿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第一款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该项目属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2010年3月10日，中城投公司对案涉工程项目进场施工。2010年4月1日，中城投公司与无为县政府就案涉工程项目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1年9月20日，无为县政府向中城投公司发送中标通知书，确定中城投公司为案涉工程项目中标单位。无为县政府于招投标前与中城投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实际进场施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故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成本加酬金方式——关于无为县政府是否应向中城投公司支付投资回报20530409.51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案涉工程于2014年5月23日全部验收合格，中城投公司与无为县政府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约定，合同价款采用成本加酬金的方式确定，有关成本和酬金的约定：详见补充条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条款约定：“投资回报为项目总工程款乘以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经双方商定为5%。”该投资回报是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的组成部分。故一审法院判决无为县政府支付中城投公司投资回报20530409.51元，并无不当。
摘要2：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赣01民再23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赣01民再23号
【裁判摘要】承兑区别于兑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承兑是指汇票付款人承诺在汇票到期日支付汇票金额的票据行为。”民生银行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对案涉汇票进行“承兑的日期”（即案涉主债务发生日）系2013年7月17日，发生在普莱特公司授信额度有效期限内，属于案涉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故案涉汇票的承兑日期应为银行对案涉汇票加盖“本票已承兑，到期日由本行付款”印章之时，也就是该两张汇票出票日2013年7月17日，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营业部在此时做出了承兑的意思表示，与持票人形成了汇票到期日见票即付的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故本日应为案涉汇票的实际承兑之日，本案原审判决错误地将汇票兑付的日期，即2014年1月17日认定为案涉汇票的承兑日属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两张汇票的承兑日期在2013年7月17日，故这两张汇票是依据授信合同的约定，已经在授信期限内进行了承兑，并非原审所认定的案涉汇票的承兑日期超过了约定的授信期限。
摘要2：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温鹿商初字第4683号
摘要1：【案号】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温鹿商初字第4683号
【裁判摘要】被告红晨鞋业公司为债务人浙江犀牛鞋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理应在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依照规定，破产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债权人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未受清偿的债权，依法继续承担清偿责任，故被告应在债务人浙江犀牛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得清偿的部分继续承担保证责任。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故主债务应全部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并停止计息。部分票据款虽系在浙江犀牛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开始后由原告继续予以付款，但原告依法可对该部分款项主张权利。原告主张对逾期利息计收复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判决被告在主债务人破产程序终结后一个月内，对原告所享有的债权10245008.78元未得清偿部分继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承担保证责任的总额以430万元为限。
摘要2：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02民再30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02民再30号
【裁判摘要１】在双方已约定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作为唯一结算方式的情况下，南京东宇公司能否在合同债权请求权与票据追索权中择一诉权行使？本案中，使用万福客运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支付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唯一结算方式，中车电动公司依合同约定方式将票据交付给南京东宇公司，实际上是在按约履行合同的主债务，债权人南京东宇公司在获得该票据后，债务人中车电动公司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债权人基于原因关系对于债务人的债权因此消灭。在此情形下，如南京东宇公司在获得票据后，置票据权利于不顾，又来主张原因关系之债权，则违反合同约定，其仅能通过票据关系来实现其债权。如果当事人对于清偿既存原因关系之债的方式未作约定，或约定以票据方式结算但票据付款后原因关系才消灭的，债权人应当先提示票据付款，如果票据被拒绝承兑或付款的，则债权人可在票据之债和原因之债法律关系中，择其一行使。本案不符合此种情形。本院二审认为“双方交易本意是由南京东宇公司先凭票据取款”与事实不符。南京东宇公司称其有权选择行使原因债权和票据债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线下追索不具有签章效力，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行为无效——南京东宇公司能否通过线下追索的方式请求支付票款？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票据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本法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系中国人民银行在职责权限范围内，为规范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保障电子商业汇票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直接授权而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故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作为专门规范电子商业汇票的部门规章，可以作为裁判依据参照适用。其次，电子商业汇票线下追索行为无效。
摘要2：（续）票据行为具有法定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规定：“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电子商业汇票是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票据，需要通过特定方式的信息记录、解读才能以被人理性感知的形式呈现，必须依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这一载体来运行和完成。因此，《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进一步明确：“票据当事人在电子商业汇票上的签章，为该当事人可靠的电子签名”，故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审核的电子签名系电子商业汇票唯一合法有效的签章。南京东宇公司在线下追索的行为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签章的法定程序，不具有签章效力。《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因此，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因不具备有效签章，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五条票据行为要式性的要求而无效。而且，电子商业汇票的线下追索将导致：线下追索未被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致使该票据脱离中国人民银行及金融监管机构对电票领域的监管；持票人主张的追索权与系统默认的追索权不一致，导致所有前手对其票据义务理解不同而产生纠纷；持票人客观上无法线下交付票据，被追索人清偿后无法行使再追索权等多重不利后果。综上，本院认为，南京东宇公司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中车电动公司行使追索权，而以向法院起诉的方式进行的追索，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十四条的规定，不属法定的票据追索行为，对被追索人中车电动公司不产生追索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故南京东宇公司自被拒付之日起六个月内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行使追索权，对其前手中车电动公司的票据权利已消灭。
云南省罗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云0324民初2408号
摘要1：【案号】云南省罗平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云0324民初2408号
【裁判摘要】《供用电合同(高压)》，约定：……；未经供电方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用电方不得向第三方转供电力；……；用电方存在危害供用电安全、扰乱正常用电秩序的情形时，供电方有权予以制止，用电方除补交有关费用外，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承担违约使用电费，补交费用和违约使用电费按《供电营业规则》第一百条的有关规定计算。……《供电营业规则》第一百条第六项规定：“危害供用电安全、扰乱正常供用电秩序的行为，属于违约用电行为。供电企业对查获的违约用电行为应及时予以制止。有下列违约用电行为者，应承担其相应的违约责任：……6.未经供电企业同意，擅自引入(供出)电源或将备用电源和其他电源私自并网的，除当即拆除接线外，应承担其引入(供出)或并网电源容量每千瓦(千伏安)500元的违约使用电费。”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东源罗平煤业公司在履行《供用电合同(高压)》过程中，违反合同约定转供电，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告罗平供电局主张的违约使用电费1050000元具有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且计算结果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