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案例189号：上海××互娱文化有限公司诉李×、昆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摘要1：【裁判要点】网络主播违反约定的排他性合作条款，未经直播平台同意在其他平台从事类似业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网络主播主张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请求予以减少的，在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网络直播行业特点，以网络主播从平台中获取的实际收益为参考基础，结合平台前期投入、平台流量、主播个体商业价值等因素合理酌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23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民间借贷隐名代理的处理——关于王××、郑××、朱×、刘×、郝×五人是否为实际借款人，应否对各自借款合同中认可的部分及其对应的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王××、郑××、朱×、刘×、郝×是借款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但是王××、郑××、朱×、刘×、郝×一审抗辩称系受步步升小贷公司委托与大众小贷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大众小贷公司对此亦明知。而大众小贷公司在一审中诉称“2013年10月28日，步步升小贷公司要求向大众小贷公司借款2000万元，经过双方协商，步步升小贷公司确定以其公司副经理刘×及员工王××、郑××、朱×、郝×个人名义于当日及次日分别与大众小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显然，大众小贷公司在借款时知晓实际借款人是步步升小贷公司，王××等五名员工是受步步升小贷公司的委托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而且该事实与王××等五人提交的步步升小贷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相互印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故，在大众小贷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和《补充协议》只约束其和王××等五名员工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支持大众小贷公司关于王××等五名员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有事实依据，亦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裁判摘要２】银行账户出借人是否应对实际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没有关于银行账户出借人对实际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关于杨×是否应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民间借贷合同的双方约定向借款人之外的其他指定账户转款，系借款的履行方式。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约定大众小贷公司将借款付至指定的杨×账户，并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且经一审查明，杨×以个人身份证明开设的账户，实为步步升小贷公司经营所用，账户的资金亦为公司占有、使用、处分，其既非借款人，也非借款实际使用人，故不能据此让杨×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大众小贷公司提出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亦没有关于银行账户出借人对实际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因此，大众小贷公司请求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4民终150号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第二条规定：“对出让土地，凡改变土地用途、容积率的，应按规定补交不同用途和容积率的土地差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用地管理的通知》（闽政〔2006〕4号）第四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严格按照经批准的土地用途和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其他土地使用条件进行建设。因特殊原因，确需改变容积率等规划设计条件的，必须经规划部门书面批准，并按照同等地段土地的市场价格，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补交相应的土地差价。"《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厅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容积率管理意见的通知》（闽政办〔2007〕190号）第四条规定：“……。建设单位未经合法批准在建设过程中擅自提高容积率、增加建筑面积的，应严格依法查处。……，超容积率部分的建筑面积的土地出让金按该宗土地原楼面地价的3倍收取"。一信公司在沙县华山市场项目建设过程中未经有关部门合法批准擅自提高容积率、增加建筑面积，依法应当补交土地出让金。因该土地出让金属于国家财产，一信公司未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补交土地出让金损害了国家利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的规定，资源局要求一信公司补交增加建筑面积的土地出让金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福建省人民政府规章的规定，依法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一信公司对资源局起诉的土地出让金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于法无据，其提出资源局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4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转让后因原基础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一般应当依原基础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中关于管辖作了“如发生争议向债权人(最终受让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该条款由于在约定时最终受让人并不确定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参与缔结该条款，故上述管辖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在借款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未生效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关于“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中出借人为合同约定的接收还款货币的一方，潞州农商行系本案基础合同的出借人，可以认定为接收还款货币一方，潞州农商行住所地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潞州农商行住所地为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本案可以由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买卖合同一方起诉请求判令支付货款的，出卖方作为案涉合同约定接收货币一方其所在地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本案中，涉案《供货合同》虽约定由合同签约所在地方人民法院管辖，且载明“此合同签订地：宁波”，由于宁波市属于地级市，下辖一家中级人民法院及若干基层人民法院，根据上述管辖约定，不能确定当事人在宁波市签订合同的地点，进而也无法确定具体的宁波市管辖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协议管辖不确定的情况下，本案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广铧电镀厂起诉请求判令睿硕公司支付货款，广铧电镀厂作为案涉合同约定的接收货币一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关于“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交付不动产以外的其他标的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广铧电镀厂的所在地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注解】原被告签订的《供货合同》中虽约定由合同签约所在地方人民法院管辖，且载明“此合同签订地：××（某地级市）”字样，由于该地级市下辖一家中级人民法院及若干基层人民法院，依该管辖约定不能确定当事人在该地级市签订合同的地点，进而也无法确定具体的该市范围内管辖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协议管辖不确定的情况下，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16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案涉《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载明为确保硕阳公司在人民币3700万元最高限额内与晋城银行签订的所有业务合同项下债务人的义务得到切实履行，天泰公司向晋城银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第2.1条载明天泰公司保证担保的主债权为合同规定的期间和最高限额内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第5.1条载明保证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仲裁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上述条款明确了本合同的最高限额为3700万元，主债权为最高限额内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担保范围是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等。按照通常文义理解，天泰公司所承担的保证担保的范围是最高限额3700万元内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等。不能认为最高限额3700万元仅为本金，而利息、复利、罚息额外计算入天泰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内。晋城银行向天泰公司发出的《授信业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主要内容是要求天泰公司协助催收或代为偿还，其中载明了债务人所欠本息数额，并非天泰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具体数额。天泰公司确认接收该通知书应视为对其承担担保责任的确认，其在回执中所承诺内容符合《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的约定，具体数额应按照该合同约定计算。若按照晋城银行的主张认为3700万元为最高本金限额，那么根据担保范围的约定，最终天泰公司承担的保证责任将超出3700万元，有悖最高额保证担保的立法目的。案涉《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没有明确约定3700万元为本金最高限额的情况下，最高限额3700万元应认定为最高债权限额。前述《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八条适用于最高额抵押权的设立，本案涉及的是最高额保证担保，不当然适用上述规则。
摘要2：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11民终177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设备的价款问题。腾达公司与戴××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约定了“不含税价"，“不含税价"意在销售方不开具发票给买方，或买方不要求销售方开具发票，即达到“逃税"的目的。据国务院《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此种约定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条款，并不能据此认定腾达公司放弃了其应买方要求开具发票后依法享有的转嫁税款的权利。戴××作为买方负担税款符合交易惯例，亦有利于维护交易公平。况且双方合同中还另行约定了“含税价"，所以腾达公司按照“含税价"向戴××主张剩余价款，符合法律及双方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设备的价款问题，在腾达公司与戴××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同时约定了“不含税价"和“含税价"。本院认为约定“不含税价"意在逃避交税义务，此种约定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条款。故腾达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含税价"向戴××主张剩余价款，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判令戴××向腾达公司按含税价支付剩余价款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工业品买卖合同》不含税价款为260万元，含税价款为291万元（此款包含改造、安装费）；
案例分析：合同约定价款不含税，销售方是否有权要求购买方额外支付增值税款？
摘要1：风险提示：
1、采用不含税价格成交，不开票交税，税务风险极大，一旦被税务机关查处，不仅需要补交税款（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建税及教育附加），还要承担高额的罚款和滞纳金，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在合同中约定清楚含税金额（或货款、税金分别约定清楚），依法开票纳税，才是防范风险的根本方法。
2、如果双方执意通过不含税价格成交，建议在合同明确约定，在销售方开票或销售方已交税的情况下，增值税的负担方式。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粤民申21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约定租金不含税费但并未约定增值税的承担主体，增值税应由法定纳税主体承担——关于涉案的增值税由谁承担的问题。经一审法院查明，案外人清远市清新区××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源公司）将涉案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出租给一路顺风公司使用，并约定租金不含税价格；景源公司在租赁期间将租赁物权属转让给广源公司，广源公司承继景源公司的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案涉《租赁合同》约定，租金不含税费，并未约定增值税的承担主体。在双方未就增值税承担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增值税应由法定纳税主体承担。广源公司作为涉案租赁物新的权属人，其以经营租赁方式将涉案租赁物出租给他人使用，应当承担上述增值税费用。据此，一、二审法院认定广源公司要求承租方一路顺风公司承担因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租赁所产生的增值税，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6民终2110号
摘要1：【裁判摘要】约定“不含税价款”由付款方承担增值税款更符合公平原则——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载明“说明：以上产品报价为出厂价，包安装与运输，不含税票"“说明：以上产品报价为出厂价，不含包税票和运输"“以上产品报价为不含税价，不包安装与运输"等内容，明确双方约定的货款为不含税价；且日鼎公司对此亦予确认，可见双方均认同合同所载价格为不含税价款的货款。在百巨公司依法向日鼎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涉及的税费实为增加了百巨公司的销售成本，减少了百巨公司合同约定的收入，利益明显受损，日鼎公司亦明知此种客观事实和法律后果。如继续以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作为双方结算价格，则日鼎公司实际减少了应负担的购货成本，获得了不当利益；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百巨公司向日鼎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所载的增值税额可以作为受票方日鼎公司抵扣的进项税额，即日鼎公司可以就此获得税收利益。因此，在双方没有对开发票的税费进行约定的情况下，由日鼎公司负担增值税款更符合公平合理原则，故百巨公司要求日鼎公司向其支付百巨公司向日鼎公司所开增值税发票项下的税额53034.51元，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鲁01民终705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挂靠人不能突破承包合同约定仲裁条款对发包人提起诉讼主张权利——电力建设公司与大年建筑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一切由执行合同引起或者与合同有关的争端，均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对于不能自行协商解决的争端，提交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仲裁（依其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裁决）。该约定合法有效。关于赵××所主张权利是否应受到上述仲裁条款的约束，一方面，赵××作为大年建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施工合同》中签字，其对大年建筑公司与电力建设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当是明知的。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明确了对转包合同的承包人和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的权益保护问题，但不包含对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的权益保护。赵××主张其借用大年建筑公司的资质，故其无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向电力建设公司主张权利。赵××向电力建设公司主张的权利来源于《施工合同》中的权利，故赵××向电力建设公司主张权利应受到《施工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法院对此无管辖权。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赵××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津民申592号
摘要1：【裁判摘要】以人事外包方式委托其他单位代缴社保不违反法律规定——刘××以正大天津公司用案外人前锦公司名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违反合同约定为由，主张正大天津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经查，正大天津公司与前锦公司曾签订《前程无忧人事外包服务协议》，就前锦公司为正大天津公司代管员工人事关系、代缴社保和公积金缴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刘××亦签订书面参保类型确认承诺书，认可由前锦公司为其代办社保。正大天津公司按照约定委托前锦公司为刘××缴纳了保险，该做法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未侵犯刘飞龙合法权益。故，刘××主张正大天津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依据不足。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18857号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背书连续，形式要件完备，且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或质押，贷款人通过质押背书获得票据依法享有票据权利——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汇票具备票据具有的一般特征：首先，具有无因性，即票据一经签发，票据关系即与其发生前提的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再受原因关系的存废或效力有无的影响。这是保障票据信用和流通功能的现实需要，成为票据理论和立法的基础，被票据实践和各国立法所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也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故出票人华清公司与收款人斯特威公司是否有其他合同约定或是否已经另行通过其他方式完成交易，以及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与其前手斯特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抗辩事由，均不得对抗其后手即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因此华清公司主张斯特威公司约定其所出具汇票仅用于担保作用，不得转让、质押，该抗辩事由不能对抗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诚然，为防止不法分子滥用权利，利用票据无因性原则进行诈骗活动或者扰乱正常的票据流通秩序，平衡出票人、债务人（承兑人）及持票人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也作了适当的限制，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必须支付对价，并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后手以不法、恶意或重大过失从直接前手取得的票据，不享有票据权利。相对于票据的无因性，上述例外和限制，特别是重大过失的理解和把握应从宽掌握，否则将从根本上影响票据功能的发挥，否定票据制度历史形成的惯例，从而违背现代金融票据业务的发展趋势。因此，本院认为，后手未参与前手的实际交易，其对前手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审查应该也只能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即使事后发现前手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并非真实也并不必然构成过失。因此，票据法意义上的重大过失，应是侧重于票据本身真实性、记载事项的完整性、背书的连续性和文义规范性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涉案票据背书连续，形式要件完备，且票据未记载不得转让或质押，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通过质押背书获得票据，依法享有票据权利。
摘要2：（续）华清公司主张斯特威公司存在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恶意串通的可能性，进而主张票据失权。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的确不能排除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在向斯特威公司发放贷款时存在审查不严甚至内外勾结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华清公司与斯特威公司恶意串通以虚假票据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但这些所谓的“可能性”均无证据可以证明，故本院不予认定。本案中，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发放贷款的事实真实存在，发放贷款的前提是斯特威公司提供了包括华清公司出具的票据在内的担保，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现依据该票据主张权利，华清公司作为票据出票人，依法应当无条件付款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利息损失。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0703民初195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背书转让或签发商业承兑汇票，如出票人或承兑人已经出现票据逾期兑付情况，债权人有权拒收商业承兑汇票——关于支付方式，也即双方争议之处，即在合同约定以全额商票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原告有无权利主张被告以货币方式支付货款。本院认为，虽然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全额商票，但并未明确由谁出具，即便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商票出具人为发包单位达成一致意见，但现在工程因发包单位原因停工建设，而发包单位开具商票已无法承兑，在此情况下原告继续领受已无法实现取得货款的合同目的，故其有权拒绝接收并有权要求被告以货币方式支付未付货款。被告关于继续以背书转让发包单位出具的商票方式支付货款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沪03民终18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背书转让汇票，如债务人未在约定债务履行期间付款，此后债权人有权拒收汇票而要求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付款——一审判决认为关于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的支付方式适用于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现已超过约定的付款期限，中铁工程公司应当以现金方式支付；关于利息及履约保证金双方意见一致，予以确认的判决理由有相关的法律依据，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1183民初435号
摘要1：【裁判摘要】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包括商业承兑汇票、现金等多种方式，债权人有权选择结算方式而拒收商业承兑汇票——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预拌混凝土供需合同》中约定付款方式为现金结算，双方签订的《预拌混凝土供需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中并未约定被告支付货款的方式是以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只是《补充协议》中约定被告如以商业承兑汇票支付货款，需按商业承兑汇票金额的12%支付原告贴现补偿款，贴现款被告需以现金方式付款。故根据《预拌混凝土供需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在合同履行中，对被告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原告应有权选择是否同意接收，且即使原告同意被告以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商票贴现补偿款被告仍需以现金方式付款。因此，虽然被告曾开具了金额540540元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来向原告支付所欠的全部货款及贴现款，但对此原告有权拒收。被告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未能以其他方式付清价款，应当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摘要2：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01民终1015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钢材购销合同》第五条第五项约定，锦弘盛公司在办理支付手续时应按照实际付款金额开具国家正规发票，锦弘盛不得提供虚假发票，否则中机公司将不予支付合同款项。该条规定没有明确锦弘盛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与中机公司付款的先后顺序，双方应当同时履行。中机公司支付货款系主合同义务，而锦弘盛公司按照中机公司实际付款金额开具国家正规发票系合同的附随义务，在锦弘盛公司已经履行交付货物的主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中机公司不能以锦弘盛公司未开具增值税发票为由拒绝支付货款，且锦弘盛公司已经按照实际付款金额向中机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
【裁判摘要２】《钢材购销合同》第五条第一项约定支付方式为“现金转账、电汇、银行承兑汇票”，中机公司以商业承兑汇票向锦弘盛公司付款，不符合合同约定，锦弘盛公司可以拒绝接受。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辖79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第34条约定，双方发生争议，各方均有权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并特别注明合同签订地为天津市河西区。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司法解释，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等司法解释。但是，对于上述已经废止的司法解释中的程序性规定的精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不冲突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等，人民法院可以在办理程序性事项时作为参考。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了合同签订地为天津市河西区，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四条关于“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的规定，天津市河西区可以认定为合同签订地，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至于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的问题，在当事人对此未提出无效主张的情况下，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依职权认定为格式条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川民终863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劳务分包合同》是否有效、代×等5人是否是实际施工人、是否有权主张权利的问题。2012年1月14日，代×等5人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涉案劳务工程，由代×等5人合伙挂靠杰安公司施工。代×等5人之间是合伙关系。2012年2月13日，鼎达德阳分公司与杰安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约定：鼎达德阳分公司将其承建的涉案劳务工程分包给杰安公司，工程范围为除建设所需主要材料外的劳务工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工司法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的规定，代×等5人借用杰安公司的资质与鼎达德阳分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应为无效。但涉案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杰安公司作为涉案第三人，对代×等5人已实施涉案劳务工程无异议，故代×丰等5人为涉案劳务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第二款“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代×等5人有权向鼎达公司主张相应权利。代×等5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鼎达德阳分公司主张代×等5人为合伙关系，无权向其主张权利，与上述建工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悖，不予支持。
摘要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2016)川民申735号
摘要1：【裁判摘要】劳务资质不影响劳务分包合同效力——《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岚景劳务公司未提供其劳务资质证书并不影响《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的效力，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故青羊建筑公司认为岚景劳务公司无劳务分包资质导致《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无效，《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约定的奖励基金也属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7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实际施工人有权请求支付工程款——中铁十二局中标该工程后，将工程肢解并部分转包给翔龙公司，双方于2014年6月5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履行中，翔龙公司将2号楼、部分地下室工程分包给案外人陈××、谯××施工，双方于2014年6月18日签订了《工程分包协议》；将3号楼、会所工程以劳务分包形式转包给案外人陈××、伍××施工，双方于2015年5月18日签订了《劳务合同》。案涉工程于2015年12月竣工验收，质量合格，并于2016年实际交付。建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指的是转包和违法分包的承包人，不限于个人，还包括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翔龙公司系2014年6月5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承包人，组织实施了案涉2号楼、3号楼、会所及部分地下室工程的施工，所涉工程款亦由中铁十二局转入翔龙公司账户内，应认定翔龙公司为本案实际施工人。尽管青藏铁路公司、中铁十二局、翔龙公司三方均主张2014年6月5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关于禁止违法转包、肢解分包的规定，当属无效，并获得了一审法院的支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翔龙公司有权请求支付工程款。中铁十二局、青藏铁路公司关于翔龙公司非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故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亦无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请求青藏铁路公司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应否扣减税金4386497.45元的问题｜中铁十二局上诉主张，双方约定的合同金额128636288.8元中有3.41%的税金共计4386497.45元，应由翔龙公司承担并在其工程款中扣除。本院认为，根据中铁十二局与翔龙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实行固定总价，该总价中包含了人工、材料、机械及承包方管理费、利润、税金等与合同施工相关的所有费用。尽管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依法认定为无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翔龙公司有权在承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因双方约定的合同价款为含税价，
摘要2：（续）并未约定税金由中铁十二局代扣代缴，中铁十二局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代翔龙公司缴纳了税款，其上诉请求在翔龙公司的工程款中扣减税金，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翔龙公司作为原告是否适格｜中铁十二局认为，翔龙公司并非实际施工人，其从中铁十二局承包案涉工程后，并非自己组织人员、机械施工，而是将案涉工程肢解以后全部转包、分包给第三人施工，从中收取“管理费”而已，并未实际参与工程施工建设，因而其并不具备主张工程款的原告主体资格。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是针对保护实际施工人利益的特殊规定。一审法院认为，翔龙公司与中铁十二局签订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翔龙公司为承包人，其系该合同的相对人，且在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中铁十二局拨付工程款亦是转入翔龙公司账户内。故从合同相对性角度，一审法院认定翔龙公司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中铁十二局及青藏铁路公司关于翔龙公司不具原告起诉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２】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青藏铁路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及该公司是否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翔龙公司承担支付工程尾款的补充连带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依据前述规定，青藏铁路公司关于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青藏铁路公司作为发包人，在案涉工程项目管理中，对承包人中铁十二局转包或违法分包行为疏于监管，主观上存在过错。根据前述司法解释之规定，青藏铁路公司应在欠付中铁十二局工程价款范围内对翔龙公司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383号
摘要1：——转包合同无效后管理费的收取
【裁判要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已履行的合同内容无法直接返还，应折价补偿。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实际施工人可参照合同约定主张工程款；发包人实际参与了管理，亦可参照合同约定主张管理费。
【案号】一审：(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429号；二审：(2016)渝民终194号；再审审查：(2017)最高法民申4383号
【裁判摘要】《项目合作补充协议》虽无效，但因中环公司对案涉工程实际进行了管理，故可参照补充协议约定，在工程结算时扣除管理费。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56号
摘要1：【裁判摘要】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质量保证金的返还应遵循当事人约定，合同约定的缺陷责任期届满，发包人应当返还质量保证金。保修义务是承包人的法定义务，发包人返还保证金后，承包人仍应在法定或合同约定的保修期内承担保修责任。
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发包人应承担折价补偿责任，其计算基础仍然是承包人付出的人力、材料和管理成本等，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保护范围。赋予承包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符合《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立法目的。
3．优先受偿权的适用以发包人逾期不支付价款为前提。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结算协议约定了最后一期工程款支付时间，优先受偿权起算时间不宜早于该日。承包人退场之时以及结算协议签订之时，工程款的支付时间未确定或者尚未届满，不能作为优先受偿权的起算时间。
摘要2：【注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发包人应承担折价补偿责任，其计算基础仍然是承包人付出的人力、材料和管理成本等，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保护范围，赋予承包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符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12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劳务分包人只能是具备承揽相应劳务作业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而不允许个人承揽劳务作业——一审法院认为，……劳务分包是指施工总承包企业或者专业承包企业即劳务作业发包人将其承包工程中的劳务作业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劳务承包企业即劳务作业承包人完成的活动。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明确，承接劳务分包的企业，必须获得相应劳务分包资质。因此，对于工程劳务分包而言，其首要要求就是劳务分包人只能是具备承揽相应劳务作业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而不允许个人承揽劳务作业。本案中，劳务分包人何××为无资质的自然人，不能承揽劳务作业。其与天字公司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天字公司将劳务分包给无资质的自然人，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且现实中双方也无实际履行的可能。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寰琨公司主张解除协议书，应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根据甘肃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作出的《鉴定报告》以及案涉工程设计单位青海省化工设计研究院作出的《关于在建甲醇汽(柴)油项目工程已完工程中存在质量问题的整改意见》，天字公司已施工部分，存在着办公楼、宿舍楼地基基础工程质量均不满足设计要求、厂区道路工程质量不满足设计要求、厂区围墙工程质量不满足设计要求等较为严重的质量问题。由于案涉工程尚未施工完毕，寰琨公司即以质量不合格和天字公司违法分包解除了案涉合同，案涉工程尚未完成且存在较为严重的质量问题，因此，一审法院根据《解释》第十二条、第三条的规定，驳回天字公司主张给付工程款的请求，并无不当。另外，由于案涉工程质量问题是不支持天字公司给付工程款请求的原因。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案涉工程是否可能因工程质量无法修复应被拆除、是否能够被修复以满足竣工验收合格的要求等问题都未有最终结论。双方当事人可俟上述问题最终确定后，另循诉讼或者其他途径解决天字公司已施工部分的工程款应否给付以及数额多少的问题。
摘要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川民申字第191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承包人擅自改变设计文件施工方案应当承担工程质量责任——按照合同约定和设计文件施工是施工单位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施工过程中，新艺置业擅自变更施工方案，将设计文件规定的施工方法“两布六涂”变更为“素涂三遍”，且该变更未经业主、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或总包单位任何一方签字盖章予以认可，新艺置业变更施工方案的行为系违约行为。新艺置业施工后，涉案水电站蓄水过程中，大坝坝后出现渗漏情况，说明新艺置业所进行的施工未达到防止渗漏的目的。鉴于该渗水质量问题是在蓄水后才出现，已不可能再采取涂刷防渗涂料的方式进行修复，中水十五局另行委托其他单位采用灌浆处理的方式进行修复是恰当的，所产生的费用理应由引发该质量问题的单位负责。本案中，中水十五局灌浆处理的修复费用已经超过新艺置业所主张的工程价款，原审判决不支持新艺置业要求中水十五局支付工程价款及利息、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摘要1：１.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下列活动：（１）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许可使用合同（以下简称许可使用合同）；（２）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３）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４）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等。
２.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指为权利人的利益依法设立，根据权利人授权、对权利人的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进行集体管理的社会团体。
【注释】目前共有５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１）我国第一家著作权管理组织——１９９２年底创办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２）《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实施后，国家版权局又相续批准成立了４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
摘要2：【注解１】（1）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著作权法》第８条第１款规定）；（２）签订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后著作权人对侵害合同约定著作权权项行为一般情况下不能以自己名义起诉（《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２０条规定），但集体管理组织怠于行使权利、单独出具同意著作权人起诉的声明以及著作权集体管理合同有特别约定的除外。——参考案例：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73民终242号
【注解２】著作权人使用本人作品无须获得集体管理组织许可。——参考案例：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海民初字第1195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30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鹏程开发公司、汇聚投资公司依据2014年住建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主张涉案工程不属于必须招投标项目，进而主张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因该意见发布于2014年，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于2009年，且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对必须进行招投标项目没有进行修订的情况下，仅以该意见为依据主张原审认定涉案建设工程须经招标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错误，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由于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对鹏程开发公司是否应支付工程款，需以涉案苏中建设公司施工的桩基础工程质量是否合格为前提条件。由于鹏程开发公司与苏中建设公司已经终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鹏程开发公司已将诉争工程承包给案外人施工，至诉讼时苏中建设公司施工的桩基础工程已经被后期的上部施工全面覆盖。因此，鹏程开发公司、汇聚投资公司主张苏中建设公司施工的桩基础工程不合格，不具备使用价值，其依法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前所述，鹏程开发公司、汇聚投资公司的证据虽然可以证明涉案桩基础工程存在一定质量问题，但尚不足以证明工程不合格且经修复也无法经验收合格。根据上述《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及本院《建设工程解释》的规定，无论鹏程开发公司是否实际使用了涉案桩基础工程，鹏程开发公司依法负有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以对苏中建设公司已经返还给其的桩基础工程进行折价补偿。据此，原审对苏中建设公司反诉要求鹏程开发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的诉请予以支持，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笔记】工程师在支付进度款前工程量审核报告能否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摘要1：解读：（１）工程师在支付进度款（仅是暂定款）前的工程量审核报告一般不能直接作为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在支付工程进度款前工程师审核的工程量一般仅仅作为支付进度款的依据，而不作为支付结算款的依据）；（２）但不排除合同约定在施工期间按照工程部分进行结算，作为支付该部分工程款支付的依据，工程师的审核就不是进度款而是该部分工程结算款。
【注释】《全国监理工程师培训教材：工程建设投资控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４３－１４５页）——计量的通用方法之一就是“估价法”，该种方法仅仅是一种估算，不能作为最终价款支付的依据。从理论上解释，进度款仅仅是一种暂定款，主要满足于承包人建设资金的需要。结算工程价款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情，而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承包人和发包人的主要精力在于实施工程和监督实施工程，要全力投入斤斤计较地精确计算并不现实。
摘要2：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36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工程变更——JD14号《工程变更（增加）量签证单》涉及的鉴定金额22960.36元应当计入工程造价，另外13张《工程变更（增加）量签证单》及1张《现场签证单》涉及的鉴定金额857868.99元不应当计入工程造价。主要事实和理由：1.根据《分包合同》第6.7条约定，所有因工程变更而引起的费用调整，必须得到工程指令加以确认，否则不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根据设想商贸重庆分公司于2010年6月9日发出的《工作联系函》，对于涉及设计变更的，应由监理公司、管理公司及NOVO（业主公司）三方会议决定，由上海英菲柯斯有限公司、NOVO（业主公司）、管理公司及监理公司依次签署意见后回复施工单位；对于不涉及设计变更的，由管理公司报监理公司、业主公司（NOVO）审核后回复施工单位。本案13张《工程变更（增加）量签证单》及1张《现场签证单》所涉工程既无业主方发出的工程指令，又无业主公司审核签署意见，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工程变更程序，施工行为无论是否真实发生，均不能引起费用调整。2.设想商贸重庆分公司认可曾指令聚富实业公司在第五层增加消防喷淋上喷头的事实，亦认可中平咨询公司基于JD-14号签证单鉴定的工程造价22960.36元，故该22960.36元应计入工程造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17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应以审计意见还是司法鉴定意见作为结算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形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工程价款结算的依据。．．．．．．此外，湖大司鉴中心[2014]建鉴字第1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是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道永公司未对鉴定机构资质和鉴定程序提出异议，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原判决认定应以《司法鉴定意见书》而非《审计意见书》作为案涉工程款结算的依据，无明显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肖××签认变更的工程量能否作为计量依据及清单内工程量应否纳入鉴定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湖南金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是道永公司委托的案涉工程监理公司，而肖××是受湖南金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指派负责案涉工程监理工作的人员，肖××对工程量的签认系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道永公司承担。其次，根据原审已查明的事实，在案涉工程施工期间，由于对该工程重新进行了修改设计，项目实施造价已突破原投资概算，故道永公司向湖南省交通运输厅提出了调整概算申请，并于2009年1月提交了全线工程调整概算资料，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委托长沙天弘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进行了审查。而肖××在案涉工程中的全部签认所对应的工程量均能在湖南省交通运输厅最终核定的《S323线道至永安关公路调整概算审查计费过程资料-1》和《S323线道至永安关公路调整概算审查计费过程资料-2》中体现，道永公司对调整概算文件的真实性亦无异议，表明道永公司对肖××签认的认可。此情形下，道永公司、永州市公路局又主张肖××的签认违反监理权限和程序，不应作为计量依据，有违客观事实，不能成立。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