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行政审批与合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6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违反《商业银行法》第28条规定，未经行政监管部门批准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如何？
【法官会议意见】依据《合同法》第44条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 依照其规定。该条仅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但并未明确批准的对象究竟是合同本身,还是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变动,抑或是特定主体资格的准入。如果批准的对象是合同本身,则批准是合同的法定生效条件,未经批准的合同因其不具备法定生效条件而属于未生效合同。当然,如果确定不能获得批准的, 则法定条件确定不成就,合同确定不生效。此外,如果批准的对象不是合同,而是权利变动, 则此时批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仅影响合同的履行。换言之，未获批准的合同有效，但嗣后履行不能，属于合同应予解除的情形。本案中，《商业银行法》第28条批准的对象是股权“购买”行为，即股权转让行为，故批准是合同的法定生效条件，未经批准的股权转让合同属于未生效合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081号
【裁判摘要】成立未生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一定约束力，若该合同无继续履行的可能应当解除——《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农村商业银行股东单独持股不能超过10%。．．．．．．从目前情况看，案涉《股份转让合同》因违反前述规定而不再具有经银行监管机构批准的可能性。再者，成立未生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即履行报批手续的义务，应当解除。国轩控股公司关于成立未生效合同不需要再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股份代持协议》在《股份转让合同》生效且巨浪公司已取得拟转让股份的情况下才发生效力，前已述及《股份转让合同》不再具有经银行监管机构批准的可能性，故《股份代持协议》亦应一并解除。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928号
【裁判摘要】储蓄合同案件中银行不能以自身无过错而免责——在储蓄合同关系中，银行在对外付款时，要核实取款人的身份，尤其是在取款人并非存款人本人时，要核实有无合法有效的授权。本案中，沈阳农商行于洪支行未尽核实义务，在谢某没有取得合法有效授权的情况下向案外人付款，该付款行为不能导致案涉储蓄合同关系的消灭，科力经销部依据储蓄合同请求沈阳农商行于洪支行承担付款责任于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故原审判令沈阳农商行对沈阳农商行于洪支行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要旨】
（１）储户与银行签订存款合同并将货币存入银行后，双方据此成立存款合同关系，银行未依约向储户或者储户授权的主体支付款项，不能构成存款合同项下的有效清偿，储户可以基于存款合同请求银行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
（２）因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原则上实行严格责任，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认为存款合同实行严格责任，银行不能仅通过举证证明自身无过错而免责，而只能通过举证证明持卡人具有过错，才能减轻或免除自身的责任；
（３）储户预先收取较高利息，并不意味着储户在存款合同项下存在过错，该部分预先收取的利息应当在存款本金中予以扣减。
摘要1：【案号】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鄂0606执异58号
【裁判摘要】受让人受让股权未依法经过审批机关批准对其主张依据股东名册登记取得受让股权不予支持——本院依据丹江口农商银行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股东信息，冻结茂弘纺织公司在该行的股权份额符合法律规定。丹江口农商银行虽然提交了茂弘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坤会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三方的转让协议等证据，用以证实茂弘纺织公司已将股份转让给坤会贸易公司，转让后受让人坤会贸易公司的名称及住所已记载于股东名册中，但根据《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的规定，“农村商业银行变更持有股本总额10%以上单一股东的变更申请，由银监局受理并初步审查，银监会审查并决定”，丹江口农商银行未提交转让经过银监局、银监会审查决定的证据，故其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904号
【裁判摘要１】商品房买卖返租合同和回购合同性质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非民间借贷合同——唐某某等62户买受人与云天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一次性支付全款购买商铺，同时将商铺返租出卖人；买受人在购买本商铺前，本商铺已经由出卖人租赁给食天下公司统一经营食天下国际博展中心项目；买受人还有权在一定年限后选择以原价要求出卖人回购该商铺；双方还对办理备案及办证事宜达成合意。合同签订后，唐某某等62户支付了房款，商铺则依约由云天公司统一返租，并向买受人支付租金。上述约定和操作，虽然与一般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方交房、一方付款的单一交易模式有所不同，但并未超出以买卖商品房为核心的合同目的。唐某某等62户在出资购买商铺后，通过向云天公司返租收取租金，实现对房产的收益，符合多数买受人购买商铺并不是为了自用而主要以出租为目的的使用形式，不能得出双方达成了隐藏的民间借贷合意的结论。即便合同约定了买受人在一定年限后享有要求出卖人回购商铺的权利，亦不能因此认定买受人无购房之本意。零陵农行再审申请中提交的中国房地产协会发布的《永州商铺10年房价概况和走势分析》不属于新证据，不能真实反映案涉商铺约定的售价与当时同地段商铺的市场价格存在差异，也不能直接证明案涉商铺价格售价过低、双方并非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因此，零陵农行主张唐某某等62户与云天公司之间为固定出资、保本收息的民间借贷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者应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唐某某等62户买受人为案涉商铺的真实权利人。
摘要2：【裁判摘要２】已经买受并实际占有、使用和受益的房产作为抵押财产，抵押权不构成善意取得——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唐某某等62户在支付完毕全部房款并将所购商铺返租后已实现租金收取，应当认定其已实际对案涉商铺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虽然唐某某等62户因云天公司的原因尚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但现有证据表明，唐某某等62户曾多次要求云天公司办理合同备案登记和房屋产权登记，但云天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故案涉商铺未办理产权登记并非唐某某等62户的过错所致。零陵农行作为商业银行，其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案涉借款人云天公司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其主要资产为案涉楼盘“云天·芙蓉广场”。该楼盘商铺均采用先出售再统一返租形式进行销售，在销售期间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宣传，零陵农行向云天公司发放贷款时对此应当知悉。当云天公司以“云天·芙蓉广场”的商铺作为抵押财产向零陵农行提供借款担保时，零陵农行应当对云天公司“云天·芙蓉广场”的销售情况进行充分的审查，尤其是案涉部分商铺返租的租金还是通过零陵农行向买受人发放。零陵农行更应审慎甄别云天公司提供的抵押财产中是否涉及已经出售的房产，避免错误接受已经出售的房产作为抵押，损害买受人的权利。由于零陵农行未尽到金融机构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在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时错误接受已经由唐某某等62户买受并实际占有、使用和受益的房产作为抵押财产，零陵农行对案涉商铺抵押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因此，（2014）永中法民三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认定零陵农行对唐某某等62户所买受的商铺基于抵押权而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明显损害了唐某某等62户无过错买受人的权利，原判决对该判项予以撤销，并无不当。
摘要1：——执行异议之诉中商业银行股权转让效力的认定
【裁判要旨】银行作为股权转让的直接参与者，享有信息和资源优势，对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掌握和遵守更应严格，如其漠视与懈怠法定程序的履行及审查，将极大增加金融风险和不法行为的逃避。对股权转让，银行负有严格遵守及审查法定程序的义务和责任。
【案号】一审：(2015)鄂宜昌中民一初字第00133号；二审：(2016)鄂民终字278号
【摘要】枝江农商行作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广润豪公司作为持有股本总额7.57%的股东，其变更申请，应由银监分局或所在城市银监局受理，银监局审查并决定。因广润豪公司对夕卜转让股权未获有关部门批准，亦未得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未在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公示，广润豪公司与永富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尚未完成。
摘要2：【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17年第32期
【注解】股权转让应经有关部门批准而未经批准，不符合法定转让条件，且未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未在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公示，案外人以其系该股权受让人为由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244号
【裁判摘要】关于债权人履行通知义务问题。法律规定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的目的是避免债务人重复履行、错误履行或加重履行债务负担，对通知的形式并无具体法律规定。从避免发生纠纷的角度看，债权人如能书面通知并由债务人签字认可是最佳形式，但如果债权人以登报的方式通知债务人，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视为履行了通知义务。本案中，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美环亿速公司，在陕西日报上发布了债权转让通知，且陕西日报是在陕西省内公开广泛发行的报纸，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嗣后亦作出债权转让确认函。应认定债权人已将债权转让的事实告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申诉人仅以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在报纸上登载转让不当为由否认债权转让对其发生法律效力，据理不足。．．．．．．申诉人还提出债权转让缺乏有效支付对价凭证、债权转让程序存在合法性问题，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等问题。一般来说，执行程序中判断是否依法转让债权，主要形式审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是否真实，是否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等。在双方当事人对债权转让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并不影响被执行人履行债务，称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摘要】关于美环亿速公司作为受让债权主体问题。本案所执行的债权为公证文书确定的债权，后经历了两次转让。第一次为原债权人将案涉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第二次为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美环亿速公司。被执行人九州公司、神州公司申诉提出金融债权转让的受让对象存在一定限制，美环亿速公司受让债权适用法律错误。其主要依据是《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的相关规定，经审查，该批复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于2001年针对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商业银行将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是否妥当的请示》做出的，主要内容为因放贷收息为金融机构的一项特许权利，故由贷款形成的债权及其他权利只能在金融机构之间转让。在当时对于行业管理及避免变相由非金融机构行使特许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该批复并非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美环亿速公司依法受让已经确定的案涉债权不违反禁止性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4号
【裁判摘要１】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中，有别于执行异议程序中以形式审查为主的标准，对执行标的权利的归属，不能简单地仅根据权利外观及程序性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的规定加以判断，而是应当以民事实体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进行实质审查。本案中，对于案涉股份是否属于滇资公司所有，则应当依照法律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规定，结合凌丰公司向滇资公司转让案涉股权的交易事实、股权名册的记载、股权证的颁发、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及履行相应义务等事实进行实质性判断。
【裁判摘要２】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属于必须进行登记事项，而股份转让导致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变化并非法律规定的工商登记事项，无需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股权不是物权，是复合型权利。．．．．．．因此，虽然《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了商业银行及其股东应当充分披露相关股权信息，但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未有法律明确规定对股权转让必须进行工商登记变更。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请求解除对执行标的的冻结，应通过向法院执行部门申请，由执行部门作出相应的执行行为，并非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法院对此不予审理。
摘要2：【解读】滇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撤销(2018)云01执异33号执行裁定；2.不得执行滇资公司所有的临沧临翔沪农商行200万股股份，解除对标的股份的冻结；3.确认标的股份为滇资公司所有。
【摘要】此外，还需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不得对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故本判决生效后，（2018）云01执异33号执行裁定即失效，而无需本院对该裁定再明确在判项中撤销。另，凌丰公司再审请求解除对案涉200万股股份的冻结，应通过向人民法院执行部门申请，由执行部门作出相应的执行行为，并非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故本院对此不予审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96号
【裁判摘要】银行在收取贷款利息外又收取资金托管费、合同变更费、金融服务费等服务费用，质价不符，系变相收取利息，该款项应抵扣借款本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1条规定：“金融借款合同中，借款人认为金融机构以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管理费等为名变相收取利息，金融机构或者由其指定的人收取的相关费用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情况确定借款人应否支付或者酌减相关费用。”据此，金融机构对服务费等相关费用的收取必须质价相符，即商业银行应当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提供价格合理的服务。顾问与咨询类、资金监管类、资产托管类、融资安排类等业务，特别应当体现实质性服务的要求。如果商业银行收取的财务顾问费等费用与其为付费方提供的服务不对等，则属于质价不符。首先，关于资金托管费及合同变更费124万元。……根据《贷款通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自营贷款和特定贷款，除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收利息之外，不得收取其他任何费用；委托贷款，除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收手续费之外，不得收取任何费用”的规定，工行贵港分行在已按照合同约定收取借款利息后，又收取上述服务费用，系变相收取利息。其次，关于龙升国际大酒店支付的金融服务费1228万元。……工行贵港分行没有根据龙升国际大酒店的实际需求及自身业务范围提出有实质性帮助的建议和方案，其未依据服务协议向龙升国际大酒店提供与其收取费用相对等的实质性服务，属于质价不符。再次，关于案外人中景公司支付的金融服务费646万元。……工行贵港分行主张其向中景公司提供了《投融资顾问业务服务协议》及相关国际业务金融服务，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中景公司提供了质价相符的服务，也不足以证明中景公司支付的646万元服务费与本案无关。综上，原判决认定工行贵港分行向龙升国际大酒店提供了实质性服务，应当收取1998万元服务费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龙升国际大酒店主张工行贵港分行收取上述1998万元服务费用不合理，该款项应抵扣本案借款本息成立，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0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受让人申请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不予准许的，可以追加其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将争议权利义务转移至第三人的，除受让人申请替代原权利人参加诉讼且被人民法院批准外，诉讼仍在原当事人之间进行。转让人的诉讼当事人资格并不因此丧失，在后续诉讼中自然具有全部诉讼权利。现行法律规定虽未明确后续诉讼程序是否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但考虑到转让人是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本院认为在法无明文限制的情况下，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确立的“当事人承继”原则，应作肯定性解释，即诉讼中转让争议权利义务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关于诉讼期间争议的权利义务转移后诉讼主体地位的规定，与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判决、调解书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调解书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适用范围有别，并不矛盾。受让人如受让的是生效裁判确定的权利，从维持法律关系稳定性角度出发，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不允许申请再审；如受让的是诉讼中争议的债权，则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案涉债权系在诉讼中转让，不受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约束，陕西龙门公司关于如允许中信成都分行申请再审将使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落空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综合授信是商业银行在对客户的财务状况和信用风险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其能够和愿意承担的风险总量，确定授信额度和授信期限。为匹配综合授信的业务特点，商业银行通常采用最高额保证的方式提供担保，但是并非所有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特指某一个综合授信合同。
【解读】综合授信合同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保证期间以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准——被保证人债务发生的时间未在综合授信合同期限内的，只要还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限内，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1：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民营企业职务侵占犯罪典型案例
１.S保险公司业务总监徐某乙、“保险黑产”犯罪团伙徐某甲、朱某某等7人职务侵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关键词】职务侵占 “挂单” “保险黑产” 法律监督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诉源治理
【要旨】保险公司员工内外勾结形成黑色产业链，以“挂单”形式骗取公司钱款，构成职务侵占罪。对于多区域多层级团伙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综合运用立案监督、追捕追诉等方式，深挖彻查漏犯漏罪。对于在刑事案件中侵犯众多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于在办案中发现的社会治理问题，可以通过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普法宣传等方式，有效推动行业治理，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２.Y电商企业运营人员雷某某职务侵占案
【关键词】职务侵占 虚拟物品采购 引导取证 合规经营 电商平台反腐败
【要旨】在办理涉电商企业职务侵占案件中，要结合互联网新经济模式特性，准确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厘清职务侵占与挪用资金犯罪的界限，严惩电商企业内部腐败。针对电商职务犯罪案件中虚拟物品电子数据取证难、查处难、易灭失等问题，检察机关要积极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针对案件暴露出的企业内部腐败问题，制发检察建议，推动企业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合规经营，同时提出建议督促电商平台优化规则，完善反腐败机制制度，为电商企业与行业健康发展营造更加公平的法治环境、提供更加优质的法治保障。
３.D科技公司营销中心总监张某某、经理罗某某职务侵占案
【关键词】职务侵占 虚增交易环节 立案监督 追赃挽损 社会治理
【要旨】检察机关在履行民营经济保护职能过程中，要主动“走出去”，通过搭建检企交流平台、开展立案监督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面对虚增中间交易环节等新型疑难案件，通过退回补充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夯实证据体系。要坚持目标导向，多措并举追赃挽损，守护好民营企业的“钱袋子”，同时延伸检察职能，积极参与企业合规经营社会治理。
摘要2：４.A商业银行下属支行主办会计王某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
【关键词】职务侵占 挪用资金 业务系统漏洞 抗诉改判 追赃挽损 防范金融风险
【要旨】该案系金融系统管理人员利用银行柜面业务系统（以下简称业务系统）漏洞侵占银行巨额资金的案件，检察机关厘清资金去向，结合套取资金数额、资金用途和偿还能力等客观行为，综合认定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精准抗诉并成功改判。检察机关在夯实证据基础的同时注重为企业追赃挽损，结合案件特点和资金流向，联合公安机关、金融部门在第一时间找准追赃挽损的最佳路径，积极为企业挽回损失。积极延伸检察职能，主动参与社会综合治理，以案释法对金融领域从业人员进行警示教育，制发检察建议助推金融行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效堵塞金融系统漏洞。
５.M、N全国连锁饮品企业运营经理常某某职务侵占案
【关键词】职务侵占 “蚂蚁搬家” 电子数据筛选 追赃挽损 快消行业合规
【要旨】“蚂蚁搬家”式职务侵占利用快消品行业消费频率高、使用时限短、消费群体广的特点，增加了取证和定性难度。检察机关通过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与自行补充侦查并行，完善证据链条，运用数字化分层思维制定电子数据筛选标准。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依托积极开展追赃挽损，同时，通过检察监督和普法回访，推动企业筑牢防火墙，合规有序发展。
６.Z公司技术服务部门陶某及代理商等46人职务侵占案
【关键词】职务侵占 虚假售后理赔 内外勾结 法律风险防范
【要旨】对于企业员工与代理商内外勾结的职务侵占案件，检察机关要综合考虑多方证据，准确认定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于人数众多的涉企案件，要注重听取企业意见，分情节分区域分层级精准化审查处理。对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以教育转化为主，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主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合理运用不起诉权，充分保障涉案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同时，结合企业特点和区域特点，查找制度漏洞，引导企业有效防范化解法律风险。
摘要1：【安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140号
【裁判摘要１】委托贷款实质就是民间借贷——根据《贷款通则》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委托贷款实为银行的中间业务，委托人是债权人，借款人是债务人。齐商银行西安分行在委托贷款关系中仅为红岭公司的代理人。原审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实质为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民间借款，将本案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经常性发放委托贷款构成职业放贷——红岭公司贷款对象主体众多，截止到本案二审审结已向不特定对象出借大量资金。红岭公司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活动收取高额利息，未取得金融监管部分批准从事对外放贷业务，扰乱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红岭公司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经营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齐商银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认定无效，鉴于红岭公司与巨富公司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的资金占用费应当以1202884.2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8月2l日开始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苏行终字第00508号
【裁判摘要】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１）凡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２）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房地产开发费用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10％以内计算扣除。——上诉人大山公司2009年至2013年支付泗洪宏源公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利息2608617元，支付苏中实业有限公司利息36905500元，两项合计39514117元，系向非金融机构借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三）项：“开发土地和新建房及配套设施的费用（以下简称房地产开发费用），是指与房地产开发项目有关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凡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按本条（一）、（二）项规定计算的金额之和的5％以内计算扣除。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房地产开发费用按本条（一）、（二）项规定计算的金额之和的10％以内计算扣除。”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清算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220号）及《江苏地税1号公告》的规定：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凡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在按照“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5%计算扣除；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房地产开发费用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10%计算扣除。被上诉人宿迁地税稽查局在被诉的税务处理决定中将房地产开发费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10%计算扣除，符合上述法律规范的规定。这种计算扣除，并非上诉人所说的“调减”。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967号
【裁判摘要】银行分行有权转让所辖支行不良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本案中，浦发昆明分行与浦发曲靖支行均属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均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作出的相关行为均系代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发昆明分行就案涉债权向云南资产公司转让，并未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同时，浦发昆明分行作为一级分行，对其下辖的浦发曲靖支行有权进行管辖，并有权统一转让浦发曲靖支行的债权。宇恒公司主张案涉债权转让行为及登报公告行为对其不发生效力的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终161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款表明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损害建筑工人利益。案涉《承诺函》虽系作为承包人的惠一公司向作为发包人富泰公司的债权人建行新罗支行作出，而非直接向发包人富泰公司作出，但《承诺函》的核心内容是惠一公司处分了其自身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且《承诺函》以建行新罗支行依约发放贷款给发包人富泰公司用于“香榭景园”项目建设为条件。判断惠一公司该意思表示、处分行为的效力，应当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即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放弃或者限制，不得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因富泰公司拖欠惠一公司工程款导致惠一公司拖欠诸多农民工工资，以至惠一公司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提起诉讼。政府部门于2016年期间组织包括建行新罗支行在内的多部门协调会，由建行新罗支行负责解押“香榭景园”项目1800万元在建工程资产用于变现,筹措资金专项用于项目后续工程建设，以保障农民工等群体利益。本案若允许惠一公司基于意思自治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必然使其整体清偿能力恶化影响正常支付建设工人工资，从而导致侵犯建筑工人利益。建行新罗支行根据上述《承诺函》主张承包人惠一公司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有悖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在建工程的抵押权人对于该房屋建设工程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在建工程设立抵押后，抵押权人对该在建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并优先于普通金钱债权。如果房屋建设工程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发生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受偿，该案件一旦确认了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必然会影响抵押权的受偿顺序，而且在抵押物价值不足以同时覆盖二者的情况下，还会直接损害抵押权人的权益。因此，在建工程的抵押权人对于该房屋建设工程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
摘要2：（续）权的诉讼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所规定的第三人。本案中，建行新罗支行作为案涉工程的抵押权人，在惠一公司已向其承诺放弃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就惠一公司与富泰公司对案涉工程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裁判摘要３】第三人应当预见并关注到因案涉工程而发生诉讼的情况，其能够跟踪了解到与案涉工程相关的诉讼情况，其本应知道诉讼情况并申请参加该案诉讼，但因其自身原因未能参加该案诉讼，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作为专业的商业银行，建行新罗支行在惠一公司已向其出具放弃案涉工程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承诺函》的情况下，多次参与龙岩市政府就案涉工程召开的协调会，知晓案涉工程因资金短缺而停工的情况，其应当预见并关注到惠一公司与富泰公司之间因案涉工程而发生诉讼的情况。此外，案涉工程由惠一公司与昌源公司两家建设公司承建，建行新罗支行自认得知涉及昌源公司与富泰公司的诉讼后，以第三人身份提交申请并参加诉讼，这表明其能够跟踪了解到与案涉工程相关的诉讼情况。但是，建行新罗支行并未跟踪了解惠一公司与富泰公司之间的诉讼情况，并陈述其在申请强制执行富泰公司后无需关注案涉工程的涉诉情况。而且，在(2018)闽民终790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情况已于2019年5月28日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发布后，建行新罗支行仍然未及时了解到相关信息，直至长达一年零三个月后的2020年8月31日才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综合考虑以上情况，建行新罗支行本应知道惠一公司与富泰公司之间的诉讼情况，并申请参加该案诉讼，但因其自身原因未能参加该案诉讼，故其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起诉条件。建行新罗支行关于其已于2016年11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闽08民初32号民事判决，并在执行过程中时刻关注案件进展，没有必要时刻关注富泰公司涉诉信息的主张，不能成立。因建行新罗支行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故本案应裁定驳回建行新罗支行的起诉。
【注解】在建工程的抵押权人是否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在建工程的抵押权人对于该房屋建设工程承包人和发包人之间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之第三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68号
【裁判要旨１】《商业银行法》第２４条所规定的商业银行变更持股5%以上的股东应当经银监部门批准，旨在维护银行体系稳定与防控金融风险，商业银行5%以上股东变更如未经银监部门批准，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
【裁判要旨２】案外人主张以其股权交付请求权对抗申请执行人之金钱债权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１）已签订书面转让协议；（２）转让协议合法有效；（３）案外人已交付转让款项；（４）案外人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５）签订转让协议与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均在冻结之前；（６）案外人不存在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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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终1047号
【裁判摘要】邮寄送达退回缺席案件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受理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城支行起诉甘肃星通物资有限公司、民和乐华冶炼有限公司、甘肃金洲颐和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梅××、薛××、马××１、马××２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后，采用邮寄方式向被告甘肃金洲颐和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起诉状、传票等诉讼材料，邮递信息显示退回。此后，一审法院未依法采取其他合理方式进行送达即缺席审理并判决，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依法应当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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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428号
【裁判摘要】从该执行依据可以看出，只有在诗雨鼎泰公司和夏××履行完毕第三项判项确定的义务即支付被告(反诉原告)陈×、胡××、詹××、丁××剩余股权转让款1.25亿元(已付的1000万元已冲抵股权转让款)之后，才可以主张被告(反诉原告) 陈×、胡××、詹××、丁××将其所持第三人晨阳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原告(反诉被告)诗雨鼎泰公司、夏××名下。但根据武汉中院查明的事实，诗雨鼎泰公司和夏××并未按照判决主文第三项要求将股权转让款1.25亿直接向执行法院提存，而是向法院提供了一张案外人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和履约公函。由于该承兑汇票的承兑人是案外人中商盛世（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而非商业银行，能否承兑、贴现以及承兑汇票本身的真实性均无法确定。申诉人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经按照执行依据主文第三项内容履行了前置性义务。因此，武汉中院认为夏××和诗雨鼎泰公司不符合申请执行的条件，从而驳回夏成亮、诗雨鼎泰公司的执行申请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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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追索权是指在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或者在汇票到期日之前有法定情况出现，持票人在依法行使或保全票据权利后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请求偿还汇票金额、利息以及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的权利。
【目录】追索权类型；追索权行使；追索权丧失；拒绝事由通知；追索权效力；追索权限制；追索权客体（追索权金额）；再追索；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效力
【注解１】票据追索权纠纷申请追加未被追索的汇票债务人为第三人不予支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95号《吉林集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里国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注解２】放弃追索权的约定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有效——（１）票据后手承诺对直接前手及其指定的前手放弃追索权，持票人仍享有对其前手的起诉权，前手也可依据双方约定免追索的合同关系进行抗辩，法院应依据双方的合同关系作出裁判；（２）持票人与前手达成免追索协议，不影响持票人基于基础合同关系向其相对人主张其他民事责任，法院依据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作出裁判。
【注解３】法院支持票据利息按照《商业汇票贴现协议》的约定的利息计算之案例。——参考案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鲁民终189号
【注解４】仅有持票人出具的清偿票据款证明而未提供银行付款凭证即足以证明被追索人已经向持票人支付了票据款本息，被追索人可据此行使再追索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18号
【注解５】（１）直接前手依基础法律关系向持票人清偿债务后享有票据再追索权。——参考案例：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豫04民终3109号；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皖0181民初6642号；（２）持票人依基础法律关系向后手清偿债务并取回票据后享有票据再追索权。——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11273号
【注解６】持票人行使票据追索权如何确定追索对象？｜持票人在行使汇票追索权时可以追索的对象包括（其中数人或全体行使追索权）（１）出票人、（２）背书人、（３）承兑人、（４）保证人。——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闽民申1847号
摘要2：【注解７】（１）行使票据请求权时持票人对于被告人选、数量具有选择，可以选择就一个或者多个票据债务人行使追索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49号；（２）被追索人付款之后取得票据权利，可以继续对其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可以选择将票据的背书人、出票人、保证人等汇票债务人中一人或数人列为被告.）——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民终3643号
【注解８】（１）追索权人向背书人行使追索权，被告要求追加出票人（非必要共同诉讼人）为第三人不予准许。——参考案例：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渝0109民初11062号；（２）原告未将出票人列为被告的票据追索权之诉中被告申请追加出票人为第三人不予支持。——参考案例：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109民初5024号；（３）原则上出票人系最终票据义务承担者，案件处理结果与出票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应当追加出票人为第三人。——参考案例：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0105民初10474号之一
【注解９】票据前手是分公司，持票人将票据前手的分公司和不是票据当事人的母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两者承担付款义务，仅支持持票人对母公司的诉讼请求。——参考案例：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4民终3462号；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鲁02民终824号
【注解１０】前手系一人公司，持票人有权将该前手股东列为共同被告；如该股东不能证明一人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其应当与该一人公司连带承担票据责任。——参考案例：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黔01民终12530号
【注解１１】电子商业汇票操作固定证据方式｜（１）公证操作过程——参考案例：河南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1民终11897号；（２）使用可信时间戳记录全过程——参考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1421民初1863号、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豫16民终1420号；（３）申请法院向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效公司调取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后台数据——参考案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新01民终1160号
摘要1：【案号】上海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74民终122号
【裁判摘要】贴现银行在贴现过程中对关涉基础交易关系相关资料过程中虽有疏忽但不构成重大过失仍享有票据权利——关于农商行肇庆分行对案涉票据是否具有真实交易关系的审查，因我国票据法并未对贴现问题进行规定，关于贴现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相关部门规章中。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银发[1997]216号)第19条规定：“持票人申请贴现时，须提交贴现申请书，经其背书转让的未到期商业汇票，持票人与出票人或其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交易合同复印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号)第92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三)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01]236号)第1条规定：“所办理的每笔票据贴现，必须要求贴现申请人提交增值税发票、贸易合同复印件等足以证明该票据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书面材料，必要时，贴现银行要查验贴现申请人的增值税发票原件。对不具有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不得办理贴现。”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第1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申请贴现时，贴现申请人应向银行提供交易合同原件、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间根据税收制度有关规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或普通发票。”本案中，《商业汇票贴现合同》明确约定汇票贴现需要审验汇票贴现申请人与其前手之间的基础交易关系，冠幅公司主张农商行肇庆分行未提交任何其对案涉票据进行审查的证据，然农商行肇庆分行一审已提交朋宸公司与冠幅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以及相关发票。冠幅公司主张农商行肇庆分行应审查朋宸公司有无实际交付《购销合同》项下的货物，然案涉汇票出票日期系2018年1月30日，农商行肇庆分行依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01]236号)、《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等规定，审查了案涉票据项下的《购销合同》以及相关发票，其发票总金额虽与《购销合同》总金额不完全一致，但农商行肇庆分行称因发票数量较多，
摘要2：（续）其对发票进行了抽查。鉴于农商行肇庆分行提供的发票数量较多，总金额近2,000万，与案涉汇票金额大致相当，故本院认为农商行肇庆分行上述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已通过核查《购销合同》及相关发票审验基础交易关系的真实性，冠幅公司主张农商行肇庆分行对案涉票据项下基础交易关系真实性的审查存在重大过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农商行肇庆分行是否系合法持票人，首先，虽然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农商行肇庆分行发起追索之时，冠幅公司已对外发布关于案涉票据在内的相关票据属违规开具的公告，但该公告仅表明案涉票据的开具存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等内部管控问题，并未否认票据的真实性，故不能产生对外否定票据权利的后果。其次，农商行肇庆分行一审提交的转账贴现流水等证据证明其已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转账实际支付了票据金额。故冠幅公司关于农商行肇庆分行非合法持票人的抗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农商行肇庆分行系合法持票人，冠幅公司应向农商行肇庆分行支付票据金额，该认定并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可。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新民终322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金城银行是否是《转贴现合同》相对人，金城银行认为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理由能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即民事诉讼要求原告必须适格，而对于被告，只要求其有明确的被告即可。疏勒农信社基于其与金城银行作为合同相对方而签订的《转贴现合同》，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金城银行，主张由金城银行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是对双方之间签订合同中约定权益的主张，金城银行作为合同相对方明确具体，疏勒农信社以金城银行作为本案被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还是票据追索权纠纷。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中，在存在票据追索请求权与合同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疏勒农信社依据双方签订的《转贴现合同》要求金城银行支付汇票本金、违约金、律师费等，其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履行及违约责任的规定。虽然金城银行与疏勒农信社作为案涉票据的直接前后手，双方存在票据关系，疏勒农信社亦有权基于该票据关系向金城银行行使票据追索权，但疏勒农信社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选择该法律关系行使请求权，故民事案件的案由应依据疏勒农信社主张的法律关系来确定。
【裁判摘要３】《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2条规定：“【转贴现协议】转贴现是通过票据贴现持有票据的商业银行为了融通资金，在票据到期日之前将票据权利转让给其他商业银行，由转贴现行在收取一定的利息后，将转贴现款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转让行为。转贴现行提示付款被拒付后，依据转贴现协议的约定，请求未在票据上背书的转贴现申请人按照合同法律关系返还转贴现款并赔偿损失的，案由应当确定为合同纠纷。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有效成立的，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虚构转贴现事实，或者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按照真实交易关系提出诉讼请求，并按照真实交易关系和当事人约定本意依法确定当事
摘要2：（续）人的责任”。金城银行认为根据该规定，持票人只能在请求未在票据上背书的转贴现申请人返还转贴现款并赔偿损失的才能确定为合同纠纷。本院认为，上述规定并未禁止持票人向已在票据上背书的转贴现申请人按照合同法律关系返还转贴现款并赔偿损失。本案中，疏勒农信社与金城银行存在真实的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确认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并无不当。金城银行认为本案属于票据追索权纠纷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1：解读：转贴现是通过票据贴现持有票据的商业银行为了融通资金，在票据到期日之前将票据权利转让给其他商业银行，由转贴现行在收取一定的利息后，将转贴现款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转让行为。
【解析】（１）转贴现行提示付款被拒付后，依据转贴现协议的约定，请求未在票据上背书的转贴现申请人按照合同法律关系返还转贴现款并赔偿损失的：Ａ．案由应当确定为合同纠纷；Ｂ．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有效成立的，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２）当事人虚构转贴现事实，或者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按照真实交易关系提出诉讼请求，并按照真实交易关系和当事人约定本意依法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摘要2：【注解】当事人虚构转贴现事实或者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的，应当按照真实交易关系和当事人约定本意依法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其权利义务不受《票据法》调整，应当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和参照最相类似的借款合同的规定予以调整）。
摘要1：——约定管辖虽不能确定具体管辖法院，但可以排除内地法院管辖的，内地法院无管辖权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205号
【裁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一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外国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保证书》中约定了“台湾＿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上述协议虽未明确本案具体由台湾地区哪一个地方法院管辖，但当事人可以根据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确定由哪一个地方法院管辖，且可以确定的是该协议已经排除了内地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据此，原审裁定认定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并驳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终53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恒丰银行向凯里农商行主张票据追索权，依法不应支持。．．．．．．票据行为成立以签章为要件，只有在票据上签章，才能依票据上的文义负票据上的责任。案涉票据上凯里农商行的印章系伪造，因凯里农商行未在票据上签章，且恒丰银行非善意，故凯里农商行不应负票据上的责任。综上，恒丰银行向凯里农商行主张票据追索权，依法不应支持。
【裁判摘要２】另结合一审法院审理时所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以及证据交换的情况，归纳争议焦点，并就归纳的争议焦点征求当事人的意见。本案一审庭审中，已明确归纳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主张的追索权是否能得到支持？(二)原告主张的损失和律师费是否应支持？一审法院就该归纳的争议焦点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双方均予确认。现恒丰银行在二审中又要求对其已经确认的争议焦点之外的事实和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显然不能得到支持。
【裁判摘要３】至于恒丰银行主张的一审应当追加违法交易链条参与方加入诉讼以一次性解决纠纷。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而基于本案恒丰银行一审的诉讼请求和其选择主张行使的票据追索权，不能认为有其他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一审没有依职权追加所有票据交易链条上的参与方参加诉讼，并不存在程序违法。
【裁判摘要４】最后，恒丰银行庭后提交补充代理意见对本院当庭归纳的争议焦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能仅审查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即便一审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也应继续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查明是否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本院认为，恒丰银行二审的上诉请求不仅在本金金额上超出一审起诉请求，主张利息起算的时点也早于一审起诉所主张的利息起算时点，更为重要的是，恒丰银行二审上诉所主张的请求权基础的法律关系与一审诉讼中所主张的完全不同，所以其才主张一审仅查证了一半事实、而未查证另一半事实，要求还应审理票据清单交易法律关系。而本院认为，该事实和法律关系均是一审审理之外的内容，如果一审并不存在严重程序违法，则二审当然不能对一审并未涉及的事实和法律关系进行实体审理。
摘要2：（续）鉴于恒丰银行坚持其二审上诉请求，其要求二审对一审并不涉及的事实和法律关系作为焦点问题继续进行实体审理，显与民事诉讼上诉制度不符。综上，没有证据表明一审的审理严重程序违法，恒丰银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诉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案》【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初1号
摘要1：保证金优先受偿权的审查标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7号
【裁判摘要】保证金账户内资金可以区分，与所担保债务具有一一对应管辖，案外人基于质权能够排除另案强制执行——1142账户为鑫达矿业公司开立的信用证保证金账户，账户中的3000万元为与案涉两份信用证一一对应的其项下的保证金；该账户自开立以来，账户中的保证金一直由唐山分行、迁安支行控制及占有；唐山分行、迁安支行已经垫付了案涉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的规定，唐山分行、迁安支行有权对上述3000万元优先受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和扣划措施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或执行案件时，依法可以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如果当事人认为人民法院冻结和扣划的某项资金属于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应当提供有关证据予以证明。人民法院审查后，可按以下原则处理：对于确系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不得采取扣划措施；如果开证银行履行了对外支付义务，根据该银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立即解除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相应部分的冻结措施；如果申请开证人提供的开证保证金是外汇，当事人又举证证明信用证的受益人提供的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时，人民法院应当立即解除冻结措施”。据此，唐山分行、迁安支行对1142账户内的3000万元保证金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唐山分行、迁安支行诉请人民法院停止对该3000万元的执行，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唐山分行、迁安支行对该款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据此驳回唐山分行、迁安支行的诉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观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与普通诉讼不同，一旦人民法院对某些财产进行了查封、扣押、冻结，就意味着该财产已处于非正常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就该项财产所产生的争议，应当通过特殊程序处理，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排除对异议标的的强制执行，
摘要2：（续）而其前提则是享有对于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如何界定上述法律规定中的“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占有”问题，是判断案涉资金是否为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前提条件。本案中，根据唐山分行、迁安支行在原审及再审中提交的证据，结合1142账户的账号名称、天津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有关账户管理规定，1142账户开户时对账户性质的约定，鑫达矿业公司开立案涉信用证及履行所涉合同的情况以及该账户的资金流水明细，可以认定1142账户为信用证保证金账户。原审判决以唐山分行、迁安支行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为其内部文件，第三人无从知晓不能显示出质押外观为由，认定该账户为一般存款账户，与案件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因此，唐山分行、迁安支行根据天津银行的相关规定，在其各自职责范围内办理案涉信用证业务，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及本案实际情况，案涉1142账户内3000万元资金已归唐山分行占有。唐山分行、迁安支行有权对上述3000万元优先受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和扣划措施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或执行案件时，依法可以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如果当事人认为人民法院冻结和扣划的某项资金属于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应当提供有关证据予以证明；人民法院审查后，可按以下原则处理：对于确系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的，不得采取扣划措施；如果开证银行履行了对外支付义务，根据该行申请，人民法院应当立即解除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相应部分的冻结措施；如果申请开证人提供的开证保证金是外汇，当事人又举证证明信用证的受益人提供的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解除冻结措施。综上，根据本案证据，可以证明案涉账户属于信用证开证保证金账户，唐山分行、迁安支行对1142账户内的3000万元保证金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本院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不得对鑫达矿业公司在迁安支行开立的1142账户内存款3000万元执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99号
【裁判摘要】保证金账户的性质必须明确约定，且账户资金往来的用途必须仅用于保证债务的实现而不可用于其他目的——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5012190400036账户是否为保证金账户，晋中银行对该账户内资金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首先，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5012190400036账户不属于保证金账户。晋中银行与金联担保公司于2011年、2013年先后签订的两份《协议书》中虽约定开立保证金账户，但未明确特定保证金账户的账号。案涉5012190400036账户于2012年设立后，2013年协议中双方亦未确定该账户为保证金账户。双方约定根据存入的保证金金额，金联担保公司可在保证金五倍范围内为借款人提供保证担保，被保证人未按约还款，晋中银行可从金联担保公司保证金账户和在该行开设的其他存款账户中划转，无需征得金联担保公司的同意等。以上两份合同的约定，均不能证明该协议具备质押合同的基本要件，故原审法院认定晋中银行与金联担保公司并未成立质押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其次，保证金账户作为金钱特定化进行质押的形式之一，在判断是否构成保证金账户时，一方面要求账户内资金特定化，另一方面，要求账户移交于债权人占有。本案中，金联担保公司向晋中银行提交的申请中虽称“需在晋中市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办理保证金专户，用来存取有我公司反担保业务上收取的保证金。”但在《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中并未明确申请开立的50xxx36账户系保证金账户，不符合申请书填写说明所要求的“申请开立专用存款账户，必须填列资金性质”，且人民银行审核意见处为空白，此亦与晋中银行陈述案涉账户在人民银行备案相矛盾。从该账户使用情况看，存在多笔资金往来，除了缴存保证金及保证金的扣划，还用于非保证金业务的日常结算。晋中银行辩称系业务员操作失误，不符合客观事实。因此，该账户资金不符合特定化和移交占有的要求。
摘要2：
摘要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2016〕10号 2016年12月12日）
摘要2：【目录】一、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1、对于食品消费领域；2、对于食品、药品消费领域；3、在食品、药品以外的普通消费领域；4、消费者购买的食品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5、同一主体在同一商家重复购买单价较小的若干件商品；6、经营者承诺假一罚百、假一罚万等赔偿的；7、商品房买卖合同；8、医疗美容服务。二、关于新型消费问题9、关于快递丢失的赔偿问题;10、关于网络约车问题;11、关于商业银行伪卡交易问题;12、关于网络购物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货币真伪鉴定行为是否可诉的电话答复（2012年5月17日 〔2012〕行他字第4号）
【摘要】货币真伪鉴定系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委托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业务机构对货币的真伪问题实施的科学技术鉴定行为，人民法院难以通过诉讼程序对相关科学技术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因此，货币鉴定行为本身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可以在当事人对没收假币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对货币真伪鉴定行为作为证据进行审查。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神舟兴陇卡”作为甘肃银行发行的一种银行卡的种类名称具有区分银行卡“服务的功能内容”的作用，不具有识别银行卡的“服务的来源主体”的作用——思睿观通公司与金石公司起诉请求判令甘肃银行立即停止在其银行卡上使用“神舟兴陇”商标，停止发行带有“神舟兴陇”字样的银行卡，停止在其网站及其他商业宣传方面使用“神舟兴陇”商标，并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在银行卡业务领域发生的商标侵权纠纷。银行卡，是指由商业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者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在我国，作为银行服务的一项业务，银行卡服务的来源是银行，而不是其他民事主体，这是持卡人、商户及其他消费者共同知晓的，容易识别而不至于混淆。在本案中，甘肃银行在该行发行的借记卡左上方标注有宋体“甘肃银行神舟兴陇卡”字样，其中“甘肃银行”字体较大，“神舟兴陇卡”字体较小。根据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如前所述银行卡业务的特点，在“甘肃银行神舟兴陇卡”字样中起到识别服务来源作用的是“甘肃银行”字样，而不是“神舟兴陇”字样。“神舟兴陇卡”作为甘肃银行发行的一种银行卡的种类名称，具有区分银行卡“服务的功能内容”的作用，不具有识别银行卡的“服务的来源主体”的作用。这是判断本案是否构成侵犯商标权的关键所在。二审法院认定，“甘肃银行在银行卡上使用‘神舟兴陇’标识，起到在商业活动中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因此是商标性使用”，并且在此基础上判决承担侵权责任，显然不当，应予纠正。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甘肃银行不构成侵权，金邦达公司作为银行卡的生产者，亦不构成侵权，并且在此基础上驳回思睿观通公司及金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结果是正确的，应予维持。在本院以上分析澄清了本案纠纷的实质之后，至于甘肃银行对“神舟兴陇”是否构成在先使用，以及思睿观通公司和平凉汇丰公司、五谷公司对涉案注册商标是否具有使用目的，这些问题对于判断本案是否构成侵犯商标权，不再具有决定性意义，本院不予评述。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原股东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重新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受让人所得分红款也仍然有效——股权转让交易中，受让人通过受让股权继受取得股东资格后，即依法享有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监督公司经营以及获得分配等权利。股东基于身份关系实施的决策、参与公司管理等行为，涉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以及与公司交易的不特定第三方的交易关系，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即便股权转让合同嗣后被解除，股权受让人在作为股东期间依法行使的各项权利通常仍应具有法律效力，公司亦应因股东投资以及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而向其分配股息和红利。易言之，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前，亿丰公司、金信公司的股东身份及基于股东对公司投资而获得的分红收益仍然有效。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基于该解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明达意航公司并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通过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程序才能再次成为抚顺银行的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商业银行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五)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的规定，案涉股权占比逾7%，明达意航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要重新成为抚顺银行股东，除应履行公司内部的股东变更程序外，还须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股东应当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纳税记录和财务状况，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监管要求。”明达意航公司现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显然不符合前述规定要求的成为商业银行股东的条件，辽宁银保监局亦在向本院回函中明确指出明达意航公司不符合《中国银保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关于股东资格的相关规定。故明达意航公司主张其为抚顺银行股东并要求变更登记的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明达意航公司因不符合商业银行股东条件而不能重新取得抚顺银行股东身份，但其在该股权中的财产性权益却应依法予以保护，明达意航公司可通过申请拍卖案涉股份而以其价款折价补偿。故一审判决关于明达意航公司对案涉股权享有所有权但不具有抚顺银行股东资格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金信公司与明达意航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未就股权转让款利息进行处理，金信公司虽在本案一审中撤回主张股权转让款利息的反诉，但在明达意航公司主张返还分红款时，仍以明达意航公司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占用利息进行抵销作为抗辩，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3条关于“抵销权既可以通知的方式行使，也可以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方式行使”的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注解】（１）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即便股权转让合同嗣后被解除，股权受让人在作为股东期间依法行使的各项权利通常仍应具有法律效力，公司亦应因股东投资以及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而向其分配股息和红利；（２）基于股权转让合同解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出让方在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并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通过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程序才能再次成为公司股东；（３）因不符合成为股东的条件，出让方主张其为公司股东并要求变更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但其在该股权中的财产性权益却应依法予以保护，可通过申请拍卖股权而以其价款折价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