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虚假贷款案中银行善意取得抵押权的司法认定
【裁判要旨】根据我国物权法，当银行发放了贷款并就不动产办理了抵押登记后，真正的权利人主张抵押无效时，银行可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主张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法院在审查银行是否构成善意时，应该考虑到商业银行作为从事抵押贷款业务的特殊商事主体，其经营活动应该较一般民事主体更加慎重。如法院发现银行未遵守基本商业准则、管理规范，或者未履行审慎经营义务，应认定银行欠缺“善意”要件，不能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案号】一审：（2011）浦民六(商)初字第5406号；二审：（2012）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39号
摘要2：
摘要1：【要旨】以股权作为质押的担保函中虽有“保证”字样，但非《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应认定为股权质押担保关系，有关保证期间的规定不能适用。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监他字第17号《关于荆州市商业银行与广州世界大观园发展有限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与答复——本案是股权质押担保还是保证与股权质押两种形式并存》
摘要2：
摘要1：【要旨】刑事上构成诈骗罪，民事上应认定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构成欺诈。该欺诈行为损害的是相对方或第三人利益，应认定为合同可撤销。
【案例】安徽芜湖中院（2013）芜中民二初字第00406号《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桥北支行诉芜湖市新远针织有限公司、王旭等借款合同纠纷案——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案件受理、审理以及合同效力问题》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商业银行在合理限度内未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致使存款人及其他客户在银行的营业场所遭抢劫遇害的，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存款人在银行办理业务时被抢劫分子枪杀，负有控制危险、保障客户安全义务的银行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工商部门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否有权查处问题的答复（2006年8月18日 [2005]行他字第10号）
【摘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十条、第七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三条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金融违法行为包括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管理职权，应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行使。
摘要2：无
摘要1：“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是指抢劫银行（人民银行、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抢劫正在使用中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运钞车的，视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摘要2：
摘要1：【96、银行卡纠纷（1）借记卡纠纷（2）信用卡纠纷】1.银行卡，是指由商业银行（含邮政储蓄机构）向社会发行具有消费信用、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2.银行卡纠纷，是指商业银行、银行卡持有人、特约商户、实际收取款人或刷卡人在银行卡的发行与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
摘要2：无
摘要1：【334、票据回购纠纷】1.票据回购，即回购式（返售式）票据（主要是商业汇票）转贴现。回购式商业汇票转贴现，是指对金融机构合法取得、具备真实交易关系，尚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实施限时购买，持票人按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将商业汇票实施限时购买，持票人按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将商业汇票买回的行为。2.票据回购纠纷，是指票据回购行将未到期的已贴现或转贴现的商业汇票以回购方式向其他商业银行或系统内进行融资的行为引起的纠纷。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常民四终字第120号
【裁判摘要】根据查明的事实，由于工行人民路支行未严格依照相关规定办理贷款业务，使得他人利用被上诉人凌智的身份资料办理了个人贷款，导致凌智《个人信用报告》产生不良记录，成为严重违约客户，使凌智的信用权受损，名誉处于不佳状态，凌智名誉受到侵害的损害后果与工行人民路支行的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工行人民路支行的行为已构成名誉侵权，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应当取得被查询人的授权，也仅限于有关商业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凌智有不良记录的个人信用报告，并未向社会广为公开、披露，只在一定范围内被人知晓，且凌智本人对自己的身份信息管理不善，致身份信息资料被他人利用，对本案的发生亦有一定的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945号
【裁判摘要】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对于中行白云支行向征信服务中心所报送的卢英伟贷款及逾期还款信息，中行白云支行在生效判决已认定卢英伟未向其就房屋买卖进行抵押贷款的情况下，仍未向征信服务中心报送卢英伟未贷款的真实信息，从而导致卢英伟在征信服务中心存在和保留不真实的个人信用信息记录，中行白云支行该不作为行为对卢英伟的合法权益已构成侵权。同时，根据该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卢英伟不真实的个人信用信息记录可能会对卢英伟的日常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
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及《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的相关规定，个人信用报告中贷款及逾期还款信息等个人信用信息是由商业银行负责报送，由征信服务中心进行整理、保存，征信服务中心不得擅自更改原始数据；如果发现信息不准确，则由征信服务中心根据商业银行提出的纠错报告进行更正；针对个人提出的异议申请，征信服务中心先进行内部核查排除由于数据处理过程中造成的异议后，发出外部协查函让报送异议信息商业银行对异议信息进行核查，根据核查结果进行处理。因此，个人信用信息实际是由征信服务中心根据商业银行报送的内容进行处理。本案中，关于个人信用报告中卢英伟贷款及逾期还款信息，是中行白云支行向征信服务中心报送，中行白云支行在生效判决已认定卢英伟未向其就房屋买卖进行抵押贷款的情况下，仍未向征信服务中心报送卢英伟未贷款的真实信息，从而导致卢英伟在征信服务中心存在和保留不真实的个人信用信息记录，中行白云支行该不作为行为对卢英伟的合法权益已构成侵权。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办理贷款等业务，可以向个人信用数据库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因此卢英伟不真实的个人信用信息记录确实对办理各项金融活动存在不良影响。
摘要2：
摘要1：【实务要点】借款合同双方协商将“购买棉纱”贷款用于偿还他人借款的垫款，属变更主合同而非以贷还贷，未同意变更借款用途的保证人依法可免除保证责任。
【案例索引】浙江宁波鄞州区法院(2013)甬鄞民初字第228号《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宁波市新大宏纺织品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保证人对变更用途的借款是否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2001）咸秦民初字第0765号民事判决书；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2011）咸秦执恢字第00044-1号执行裁定书
【裁判要旨】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22条第4项规定，“贷款人的权利：依合同约定从借款人账户上划收贷款本金和利息”。这里只规定了约定抵销而没有规定法定抵销。而《商业银行法》规定：“对于单位和个人的存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进行扣划，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并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和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因此，信用社无法定抵销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2号
【裁判摘要】
一、合同约定生效要件为报批允准，承担报批义务方不履行报批义务的，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二、缔约过失人获得利益以善意相对人丧失交易机会为代价，善意相对人要求缔约过失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除直接损失外，缔约过失人对善意相对人的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应予赔偿。间接损失数额应考虑缔约过失人过错程度及获得利益情况、善意相对人成本支出及预期利益等，综合衡量确定。
【摘要１】当事人客观合理的交易机会损失应属于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是实现诚实守信这一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保障。通过要求缔约过失责任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填补善意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以敦促各类民事主体善良行事，恪守承诺。通常情况下，缔约过失责任人对善意相对人缔约过程中支出的直接费用等直接损失予以赔偿，即可使善意相对人利益得到恢复。但如果善意相对人确实因缔约过失责任人的行为遭受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则缔约过失责任人也应当予以适当赔偿。一方面，免除缔约过失责任人对相对人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损失”并未限定于直接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在报批生效合同当事人未履行报批义务的，如合同尚有报批可能，且相对人选择自行办理批准手续的，可以由相对人自行办理报批手续，并由缔约过失责任人赔偿相对人的相关实际损失。上述规定均未排除缔约过失责任人对相对人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缔约过失责任人对于相对人客观合理的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也是贯彻诚实信用原则，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应有之义。虽然交易机会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对相应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存在影响，应当根据具体案情予以确定，但不应因此而一概免除缔约过失责任人的间接损失赔偿责任。
【解读１】《商业银行法》第２８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经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该条规定的批准对象是股权“购买”行为即股权转让行为（而非权利变动），故批准是合同的法定生效条件，未经批准的合同属于未生效合同。
【解读２】金融企业国有股权转让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和金融行业监督管理事项，因违反合同约定未履行报批义务构成缔约过失。
摘要2：【摘要２】标榜公司存在客观合理的交易机会损失。标榜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实际系丧失取得涉案股权的交易机会所带来的损失。所谓机会，是指特定利益形成或者特定损害避免的部分条件已经具备，但能否最终具备尚不确定的状态。而所谓机会损失，则是当事人获取特定利益或避免特定损害的可能性降低或者丧失。一般而言，在交易磋商阶段，合同是否能够订立以及合同订立所带来的交易机会能否最终实现均属未知，故此时交易机会尚不具有可能性。但如果双方已经达成合意并签订合同，在合同生效要件具备前，双方的相互信赖的程度已经达到更高程度，因信赖对方诚实守信的履行相关义务从而获取特定利益的机会也具有相当的可能性。此时，如一方当事人不诚实守信履行报批义务，其应当预见对方因此而遭受损失。
【摘要３】关于标榜公司交易机会损失的数额认定问题。结合本案事实，对标榜公司因合同未生效导致交易机会损失数额，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予以确定：首先，鞍山财政局的获益情况。如前所述，鞍山财政局违反诚实信用，以2.5元/股的价格将涉案股权另行出售，其所获得的0.5元/股的价差，系其不诚信行为所得。标榜公司丧失涉案股权交易机会的损失数额，可以以此作为参考。其次，标榜公司的交易成本支出情况。因涉案合同未生效并已解除，标榜公司未实际支付对价，亦未实际取得涉案股权，其主张应当以鞍山财政局转售股权价差的全部作为标准进行赔偿不符合本案情况，不应支持。本案中，即使标榜公司实际取得涉案股权，因双方合同对股权再转让有期限限制的约定，故约定期限届满之后，涉案股权价值是涨是跌，尚不确定。另外，标榜公司虽丧失购买涉案股权的交易机会，但并不妨碍其之后将资金另行投资其他项目获得收益。综上，对标榜公司交易机会损失，本院酌定按鞍山财政局转售涉案股权价差的10%予以确定，以涉案股权转售价2.5元/股减去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价2元/股乘以22500万股再乘以10%计算，即1125万元。该损失应由鞍山财政局予以赔偿。
【解读３】违反国有金融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未履行报批义务，属于”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构成缔约过失。
【解读４】本案裁判结果突破一般缔约过失案件过错一方仅赔偿另一方实际损失而不赔偿间接损失特别是可得利益的做法，在特定情况下对于明显违背诚实信用的一方应当赔偿另一方的部分可得利益（交易机会）损失。
摘要1：【要旨】公司指定个人账户作为付款账户（结算账户）违反《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条款。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申字第18号
【裁判摘要1】本院审查中，就《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通知的适用范围征求中国人民银行意见，该行在回复意见中明确，银发（2003）251号通知适用范围为各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贷款方的借款合同。本案借款合同的贷款方为个人，故在计算该借款合同逾期利息时，不适用通知的相关规定。
【裁判摘要2】人民法院及其审判组织和法官有权释明生效裁判文书的内容。对申诉人提出的，（2007）柳市民二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关于逾期利息的判项不明确，在执行中是否应当参照银发（2003）251号通知的规定计算逾期利息的问题，柳州中院在执行中，曾征求过作出上述判决的审判组织（合议庭）的意见，审判组织对判决的释明意见是，本案不适用银发（2003）251号通知有关罚息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回复本院咨询的函文中亦明确，银发（2003）251号通知不适用个人作为贷款方的借款合同，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应由生效判决确定。可见，审判组织对本案判决的释明意见与中国人民银行的有权解释意见是一致的。因此，申诉人诉求参照银发（2003）251号通知的规定计算本案逾期利息的主张不能成立。柳州中院有关本案执行逾期利息的裁定，是依据审判组织的释明意见作出的，不适用银发（2003）251号通知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当，依法应当维持。
摘要2：【裁判规则】有关法律文书中给付内容在可以通过文义或者生效文书制作机构的解释后明确的，可以在明确给付内容之后对执行异议作出处理裁定。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及其审判组织和法官有权释明生效裁判文书的内容。
【规则】虽执行依据有关逾期利息的判项并不明确，但执行法院就本案执行逾期利息的裁定是依据审判组织的释明意见作出的，依法应当维持。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06民终778号
【裁判摘要】不同优先权之间的受偿顺序，是由不同债权的性质来决定的。工人工资是基于劳动合同关系产生的，维持劳动者生存权的特种债权。我国海商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6号］等法律和司法解释都规定了对于工人工资的债权应优先予以保护。而担保物权所保障的则是民事主体之间的金钱债权，我国担保法、企业破产法、《执行规定》等法律、司法解释中也规定了基于担保物权的债权应当优先受偿。工人工资债权的特殊性决定其优先权实现针对的标的是债务人的全部财产，而担保物权债权实现针对的标的是债务人的特定财产，在债务人除抵押财产外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实现工人工资债权的标的应当及于抵押财产。即在执行分配中，工人工资债权应当优先于抵押债权受偿。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73号
【裁判要旨】被执行人账户始终在案外人控制下，户内资金不应被执行——被执行人仅负责提供资质和银行账户与案外人合作经营业务，并且该银行账户网银转账所用U盾及其公司合同专用章均由案外人控制时，被执行人对其账户内资金并不能自主支配，并不能作为其责任财产被执行，案外人据此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
摘要2：【裁判摘要】强制执行应当以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为限。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排除不当执行的诉讼制度，审理重点应当围绕着系争执行标的物是否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而展开。若系争执行标的物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则应继续强制执行；若系争执行标的物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则应排除强制执行。根据民法基本原理，责任财产，由当事人所有的具有金钱价值的各种权利的总体所构成，义务并不属于责任财产的范围。据此，案涉账户内的资金能否继续执行，取决于景禹能源公司对案涉账户资金是否拥有实体性的民事权利。根据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中油长运公司为经营燃料油的需要，先是与山东永鑫公司、山东滨阳公司签订了《燃料油委托加工合同》，由中油长运公司提供燃料油生产的原料或指定两公司采购第三方原料，采购的数量、价格由中油长运公司确定，资金由中油长运公司提供，委托山东永鑫公司、山东滨阳公司代为加工。上述合同签订后，中油长运公司与景禹能源公司、允衡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合作经营燃料油，中油长运公司负责燃料油的采购和销售，并负责提供资金，景禹能源公司负责与上、下游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并负责在平安银行上海分行开立专用账户，专用账户的网银和U盾均由中油长运公司指定专人保管，允衡公司负责监督资金支付，所得利润按比例分成。《合作协议》签订后，景禹能源公司分别与上、下游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即景禹能源公司从孤儿村油厂购买燃料油，山东滨阳公司、山东永鑫公司再从景禹能源公司购买同品质、同数量的燃料油，上游公司孤儿村油厂、下游公司山东滨阳公司和山东永鑫公司均由中油长运公司指定，所需货款亦由中油长运公司承担。本案中，中油长运公司将40829664元资金分两笔分别支付至山东滨阳公司、山东永鑫公司，再由两公司支付至景禹能源公司，是为履行《燃料油委托加工合同》和《合作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景禹能源公司在收到案涉40829664元款项后，负有保证将资金及时支付给上游供货商孤儿村油厂的合同义务。《合作协议》虽然约定了中油长运公司、景禹能源公司、允衡公司三方按固定比例分配每吨利润，但在该款因司法冻结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景禹能源公司并不享有请求分享利润的合同权利。由此可见，景禹能源公司对案涉账户内的40829664元款项并未取得控制和支配的权利，仅负有保证专款专用的义务。本案中，江西煤储公司作为景禹能源公司的查封债权人，其对被执行人景禹能源公司案涉账户内的资金依法所能主张的权利，不得大于景禹能源公司自身对案涉款项依法所能主张的权利。因景禹能源公司对案涉账户内的资金并不享有实体民事权利，案涉账户内的资金并非景禹能源公司的责任财产，江西煤储公司不得申请对案涉款项进行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动产物权的设立与转让自交付时生效的规定，系关于权利推定的规定，意在保护基于这一权利外观而与之交易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江西煤储公司作为查封债权人，不是景禹能源公司的交易相对人，并非公示公信原则的保护对象。而且，本案争议并非在商业银行与其客户之间产生，并不适用“谁的钱进谁的账归谁所有”这一支付结算规则。故本院对江西煤储公司关于资金一经进入景禹能源公司的账户即应归属于景禹能源公司所有，其有权申请强制执行的诉讼理由，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关于景禹能源公司仅系提供资质、账户给中油长运公司使用的认定，与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不符，亦无充分的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作为执行异议之诉，在认定讼争款项并非被执行人景禹能源公司的责任财产之后，即可排除强制执行。一审判决关于案涉账户内资金的所有权仍归中油长运公司所有、并未转移至景禹能源公司的认定，虽然论理难言充分，但契合特定目的存款账户的法理逻辑，且其关于不得就案涉款项加以强制执行的判决结果正确，本院在指出其论理瑕疵的同时维持其判决结果，不再就此予以展开。
摘要1：1.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与他人签订的合同及其履行没有关系，也不能证明债务人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不能认定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与他人合同纠纷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中国铁道旅行社与涿州康温木业有限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1160号
2.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他案中债务人与他人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二者并无法律上的牵连，建设工程合同之诉的审理结果对民间借贷之诉的审理结果并无法律上的影响，债权人与他案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张宝升与天津市恒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13号
3.一方为维护自己利益，与另一方及第三人约定由其对案涉工程的相关经营活动进行监管，以便通过案涉工程的经营盈利清偿其债权，另一方与第三人在另案中对案涉工程工程款等进行确认的，可以认定另案的处理结果与一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余洪义与重庆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88号
4.公司股东仅以其股东身份对公司对外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诉讼纠纷要求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活动，没有法律依据——马德祥与格尔木市民大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马强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424号
5.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指向同一标的物，且该标的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不足以清偿工程欠款和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时，抵押权人的权益必然会因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有无以及范围大小而受到影响，抵押权人对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案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河支行与泸州市永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赫章县顺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38号
6.另案解决的纠纷与原告所主张的法律关系诉讼标的不同，另案处理结果单纯事实上、经济上的影响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并不构成法律上的牵连关系，不能作为确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资格的条件——陈十斤与洛阳市西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329号
摘要2：7. 对于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仅限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第三人，以及有证据证明原案存在虚假诉讼情形，对其利益造成损害的案外人，或者法律明确规定给予特别保护的债权人——上海兴贸玉米发展有限公司与安徽省根源光大节能建材有限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684号
8.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作为股东不能对国有公司与他人纠纷案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邯郸市粮食局与武汉润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5）民申字第958号
9.对另案当事人主张优先受偿权的财产享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兰西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572号
10.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一旦确定，则当然优先于抵押权，抵押权人对于工程款债权人与债务人之前确认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诉讼，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所规定的第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193号
11.当事人基于享有债权申请法院轮候查封案涉土地，但该轮候查封并不能使其在原审诉讼之前对案涉土地已经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华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248号
12.二债权人对同一债务人的债权实现，因涉及对同一标的物折价或者拍卖价款的优先受偿顺序而产生冲突，二债权人应认定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厦门市湖里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申881号
13.房屋赠与完成之后，赠与人与该房屋已无直接的法律关系，赠与人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姚贤林、白秀艳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申94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215号
【裁判摘要1】虽然中国工商银行正阳县支行违反《同业拆借管理试行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有关规定，从驻马店信用联社越权拆借资金违规贷给正阳县化工总厂，违背了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但其违反的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影响《借款合同》的效力。
【裁判摘要2】《保证合同》的签订，虽然有地方政府的干预，但正阳县电业公司并未表示反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确认企业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有关保证合同效力问题的通知》的规定，除确系因违反担保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等应当依法确认为无效的情况外，不应仅以保证人的保证系因地方政府指令而违背了保证人的意志，而确认保证合同无效，并以此免除保证责任。因此，《保证合同》亦为有效合同。
摘要2：
摘要1：1、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商业银行3、外资银行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5、信托公司6、财务公司7、金融租赁公司8、汽车金融公司9、消费金融公司10、货币经纪公司11、村镇银行12、贷款公司13、农村信用合作联社14、农村资金互助社15、证券公司16、期货公司17、基金管理公司18、保险公司19、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保险经纪人20、外资保险公司21、直销企业22、对外劳务合作企业23、融资性担保公司24、劳务派遣企业25、典当行26、保险资产管理公司27、小额贷款公司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民终2156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但该项规定的内容主要指的是对公司在提供担保前进行内部决策时的权力配置和审议程序，只是属于对担保人单方的公司内部关系的管理性规定。即使上诉人迪生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存在瑕疵，也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因此当然导致抵押担保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２】上诉人迪生公司称，义得利公司不符合涉案贷款的信贷条件，中信银行青岛分行对其资信状况、银行流水、财务报告、基础《购销合同》等贷款审批材料未尽法定审查义务，违法违规审批发放贷款，上诉人迪生公司应免除抵押担保责任。本院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但此项规定只是商业银行加强内部风险控制的管理性规定，并不是对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即使商业银行没有尽到相关义务，并不当然对借款合同和抵押担保合同的效力及借款人还款责任、抵押人担保责任的承担产生影响。本案中，中信银行青岛分行在与义得利公司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时，已经对相关贷款审批资料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因此，上诉人迪生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支持其要求免除抵押担保责任的上诉主张。
【裁判摘要３】上诉人迪生公司称，中信银行青岛分行未对涉案贷款的用途尽到全面、严格、深入的审查、监督义务，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迪生公司的抵押担保责任，应当免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迪生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借款人义得利公司变更了本案贷款的使用用途。其次，按照约定用途使用贷款是义得利公司的义务，监督义得利公司按规定用途使用贷款是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的权利，即使义得利公司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那么也是义得利公司存在违约过错，而非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的过错。其三，案涉抵押合同也没有约定义得利公司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应当免除上诉人迪生公司的抵押担保责任。其四，上诉人迪生公司与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八条8.4明确约定，中信银行青岛分行与主合同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除展期或增加债权金额外，其它变更事项无须取得上诉人迪生公司同意，上诉人迪生公司不因此免除其承担的本合同项下的抵押担保责任。
摘要2：（续）由此可以看出，贷款用途的变更不属于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免除上诉人迪生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范畴。因此，上诉人迪生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支持其要求免除抵押担保责任的上诉主张。
摘要1：中国人民银行令(〔2007〕第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同业拆借管理办法》，经2007年6月8日第13次行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8月6日起施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225号
【裁判要旨】承包人事先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约定原则上有效。
【摘要】贵州一建吉林分公司虽曾向九台商业银行出具《放弃优先受让权承诺书》，承诺在金滩源公司结清该行贷款8000万元前，放弃工程优先受让权，但金滩源公司在原审中自认上述贷款已经清偿，贵州一建放弃工程受让权或者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存在，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原审判令贵州一建对其承建的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可能损害九台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金滩源公司主张贵州一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965号
【裁判要旨】公司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较为充足，可以由其单独承担责任；如财产不足的，可以在分支机构承担责任的同时，由公司承担补充责任。
【裁判摘要１】首先，恒丰银行青岛分行具有独立诉讼主体资格并可以其管理的财产单独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本案中，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系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根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恒丰银行青岛分行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应诉，独立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法人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依法应由法人承担，并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具体而言，如法人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较为充足的，可以由其单独承担责任，如财产不足的，可以在法人分支机构承担责任的同时，由法人对其分支机构的责任承担补充责任。环城农商行虽将恒丰银行青岛分行与恒丰银行列为共同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但并无证据证明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其民事责任，故其关于恒丰银行青岛分行与恒丰银行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恒丰银行的相关责任可在执行程序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三条规定，其他组织在执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执行对该其他组织依法承担义务的法人或者公民个人的财产。如恒丰银行青岛分行财产确实不足以承担其责任的，可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通过执行程序予以解决。
【裁判摘要２】票据“清单交易”中所涉的转贴现/回购协议如属于通谋虚伪表示归于无效，应按照资金融通行为（借款合同）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关于涉案《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法律性质认定及责任承担问题。首先，涉案《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应认定为资金融通行为。本案中，恒丰银行青岛分行与环城农商行虽采用了银行业关于票据转贴现的格式合同文本签订《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并约定了票款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0号
【裁判要旨】相对人未尽审慎注意义务构成重大过失不适用表见代理。
【摘要１】招商无锡分行没有尽审慎注意义务。无论在本案业务发生时，商业银行是否按规定应实现同业业务专营部门制，代表光大长春分行办理案涉《同业存款协议》的签订业务经办人并不是张某，是由光大长春分行职员张某某负责。而《委托定向投资协议》的签订则没有光大长春分行工作人员出面经办，招商无锡分行也未亲见张某加盖光大长春分行的公章及负责人名章，尤其是当发现加盖在《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及《投资指令》上的印章与光大长春分行银行预留印鉴不符的情况下，仍未引起招商无锡分行高度注意，招商无锡分行不仅没有与光大长春分行负责人员或相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核查，仍与张某联系，并且对刘某某带给其的《情况说明》也未进一步向光大长春分行进行核实。上述事实足以认定招商无锡分行主观上构成重大过失。据此，一审判决认定张某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摘要２】据此，可以认定本案《同业存款协议》系张某、刘某某为实施非法侵占光大长春分行案涉3.5亿元资金的犯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或通道，《同业存款协议》的签订构成案涉刑事案件法律事实的一部分，张某、刘某某也因此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尽管光大长春分行和招商无锡分行主观上不存在以该协议进行违法犯罪的目的，但客观上该协议是被张某、刘某某利用进行犯罪所签订，并因此构成张某、刘某某犯罪链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此，应认定《同业存款协议》的签订目的不具备合法性，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认定无效的规定，《同业存款协议》应属无效。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甬商终字第227号
【裁判摘要】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只有按照通常理解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才应采用不利解释原则。连带共同保证中保证人减少时，应按实际保证人人数平均分配保证份额。
摘要2：【基本案情】2010年8月26日，案外人马某某和原告顾某某与被告林某某、钟某某及“张小君”与案外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载明：原告顾某某、被告林某某、钟某某及“张小君”自愿为债务人(马某某)自2010年8月26日起至2011年8月26日止，在债权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额折合人民币3 500 000元提供担保。但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张小君”的名字并非被告张小君本人签名。
【摘要１】因钟某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保证是以张小君本人提供保证为条件，故其上诉提出的因“张小君”并非该本人签名，故钟某某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不予采信。钟某某、顾某某、林某某与泰隆余姚支行之间保证合同关系依法成立。
【摘要２】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泰隆余姚支行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该合同第8条约定，该合同自各方签名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对此条款双方当事人有不同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因本案各保证人并非作为一个整体对泰隆余姚支行的债权提供担保，而是各保证人分别提供担保，故按通常理解，该合同第8条约定的内容应理解为合同自每个保证人分别签名或盖章后生效。因此，上诉人钟某某提出的此点上诉理由法院不予采纳。
【解读】共同连带责任保证人多人当中其中一人非本人签字不成立保证，不影响其他保证人成立保证合同，除非能够证明以该人提供保证为前提条件；保证合同约定合同自各方签名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如各保证人并非作为一个整体提供担保而是分包提供担保，应理解为合同自每个保证人分别签章后生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68号
【裁判要旨】名义股东擅自处分代持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公司明知仍为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本案中，凤凰时装厂作为名义股东，未经实际出资人春晖贸易公司同意，擅自处置登记在其名下、由春晖贸易公司实际所有的100万股新沂农商行股份，致使春晖贸易公司合法利益遭受侵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凤凰时装厂依法应当向春晖贸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新沂农商行明知春晖贸易公司系新沂农商行100万股股份实际出资人，且春晖贸易公司与凤凰时装厂正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仍然与凤凰时装厂协商以案涉股份折价抵偿凤凰时装厂担保债务，并迅速办理案涉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新沂农商行没有证据证明其曾经就上述事项通知并征求春晖贸易公司的意见，其与凤凰时装厂擅自处分春晖贸易公司实际所有股份、造成春晖贸易公司损失的共同故意十分明显，应当与凤凰时装厂对春晖贸易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审判决认定新沂农商行对春晖贸易公司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解读】公司与名义股东对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存在共同故意的情况下，应当对实际出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规则】名义股东擅自处分代持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的损失应为实施侵害行为之时股份的对价。
摘要2：【原审判决】一、凤凰时装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春晖贸易公司损失375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8月28日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之日止，以375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二、在凤凰时装厂不能清偿上述债务的范围内，由新沂农商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春晖贸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再审判决】（一）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终字第00419号民事判决及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徐商初字第0019号民事判决；（二）新沂市凤凰时装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江苏春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600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8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以6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江苏新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江苏春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01民再41号
【裁判摘要】再审认为：渤海银行在本案中还称，嘉丰公司在人员、财务、场所等方面与其关联公司存在混同，嘉丰公司已成为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逃债工具。鉴于嘉丰公司不具有独立人格，渤海银行的划款行为系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行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储蓄存款纠纷，并非涉公司法的纠纷，故审理本案的法律依据应是有关商业银行和合同法，而非其他法律。其次，即使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嘉丰公司经合法设立，应认为其具有独立人格。本院须指出，公司人格否定一般应通过涉公司法的诉讼方式进行，并由法院依法作出认定。渤海银行在本案中未经专门诉讼而以嘉丰公司不具有独立人格为由，直接将嘉丰公司的存款用于偿付昆宁公司债务，该行为缺乏相关依据，本院不予确认。综上所述，渤海银行擅自将储户嘉丰公司存款500万元扣划用于偿付昆宁公司所欠贷款，系违反约定和法定义务的行为，依法应承担返还系争存款及支付该款利息的责任。
摘要2：【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11043号
【解读】二审认为：（１）故嘉丰公司、B公司、C公司、政珂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互相之间界限模糊，人格混同，财务不独立，其公司财产均受郑某某、汤某某夫妇控制，公司财产亦无法独立于郑某某、汤某某夫妇的个人财产。（２）本案中郑某某、汤某某夫妇是昆宁公司向被上诉人借款的连带保证人．郑某某、汤某某利用实际控制的公司，逃避银行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其行为背离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初衷，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公司实际上沦为股东违法逃债、谋取私利的工具，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刺破公司面纱，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被上诉人自上诉人账户内将资金划转至昆宁公司的账户用于偿还到期贷款是维护自身债权的合法行为，有据可循，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949号
【裁判摘要】由于涉案土地使用权权属证书在拍卖前已被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政府决定撤销，泰安商业银行在委托山东金润拍卖行拍卖涉案标的前未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权属证书，在泰安华盛公司向法院起诉前，也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权属证书，由此导致委托拍卖的标的存在权利瑕疵，以及泰安华盛公司竞买拍卖标的后无法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故一、二审判决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认定拍卖合同无效于法有据。
摘要2：【解读】土地转让方在起诉前未取得土地权属证书，也未经有批准权的政府同意转让，法院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1号
【裁判摘要】金达公司骗取贷款的行为已被上述生效刑事裁判书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金达公司实际控制人庞立冬系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对金达公司的犯罪形成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同时，环城信用社的信贷人员杨某在办理金达公司贷款过程中，没有仔细审核金达公司提供的相关合同的真伪；没有仔细核实圣鑫公司出具的收取股权转让款收据的真伪；在办理案涉贷款担保时，未对抵押人圣鑫公司是否盖章进行核实，也未对圣鑫公司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抵押人圣鑫公司委托债务人金达公司的人员作为公证事项的代理人进行公证提出合理怀疑。杨某违反国家规定，违法发放贷款40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亦被上述生效刑事裁判书认定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金达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庞某的上述犯罪行为足以证明金达公司构成以“签订《借款合同》”这一合法形式，掩盖其“骗取银行贷款”之非法目的。杨某的行为属于发展农村银行的职务行为，在杨某已经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情况下，足可认定发展农村银行在案涉贷款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并因此导致金达公司在采取多种违法行为之后以“签订《借款合同》”之合法形式进而掩盖“骗取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得以实现。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明显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情形，金达公司和发展农村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