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劳动部门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不必提供劳动者属于工伤的直接证据
【摘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刘某某是上诉人同达公司聘用的维修人员，与同达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刘某某是在上诉人同达公司安排的工地拆除下水管道过程中摔倒受伤，现同达公司认为刘某某拆除下水管道的行为未受公司指派，是其个人行为，不应认定为工伤，但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刘某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
摘要2：【注解】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不提供证据，行政机关可推定受伤职工为工伤——（１）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２）经通知，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未通过有关证据，劳动和社会保障机关据此推定为工伤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苏01行终17号
【裁判摘要１】《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理解与适用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如何适用，应从以下几方面把握。首先，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中规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理解。《工伤保险条例》未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分别规定了职工工作时间、单位规定时间和制定上下班具体时间，以及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一般来讲，工作时间是指法律规定的或者单位要求职工工作的时间。工作岗位和工作场所并无区别，是指职工日常工作所在的场所以及因受临时指派所从事工作的地点。本案中，对洪某某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中规定的“突发疾病"的理解。1.突发疾病的种类。《工伤保险条例》未对“突发疾病"作出明确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劳动社部函〔2004〕256号）第三条规定：“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这里的‘突发疾病’包括各种疾病"，由此可见，突发疾病种类，并没有具体限制。2.“突发疾病"的性质。《工伤保险条例》未对突发疾病的性质作出规定。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的“突发疾病"结果仅包含死亡一种情形，而对于突发疾病导致的其他后果不能视同工伤。“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状态包括突发疾病立即死亡、突发疾病未立即死亡而事后未历经抢救死亡、突发疾病历经抢救无效死亡等情形。再次，关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中“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理解。1.“48小时"的起算时间。《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苏人社规〔2016〕3号）规定：“十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是指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于工作场所内死亡或者从工作场所直接送医抢救无效死亡。‘48小时’的起算时间，
摘要2：（续）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2.死亡时间。死亡时间的认定应当以医疗机构证明为准。医疗机构相关从业人员具有专业的医疗知识，对死亡有专业的判断，且作为医疗机构，亲临了对患者的救治过程，其对患者死亡的宣布，一般是在死者亲属等均在场的情况下，通过医疗器械的显示，作出宣告，相对更为客观。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黔行申232号
【裁判摘要】在公司宿舍午休上厕所摔伤不能认定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或者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再审申请人唐某某上班时间为上午8:00-12:00，下午15:00-19:00，其于当天下午14时03分左右午睡后在宿舍区厕所内摔伤，该时间为再审申请人的休息时间，不属于工作时间，其摔伤地点也非工作场所，更非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是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受到伤害。故再审申请人唐某某于14时03分左右在宿舍区厕所内摔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一审判决撤销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二审判决予以维持，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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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粤民再77号
【裁判摘要】刑事诉讼中的追赃和责令退赔程序仅解决受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财产返还和赔偿问题，不影响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被告人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主张民事权利——本案审查的焦点问题是：在刑事案件已判决退赔的情况下，周××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要求光大银行珠海分行赔偿其相应的经济损失是否具有民事可诉性。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光大银行珠海分行并非（2015）穗天法刑初字第1279号、（2017）粤0402刑初433号刑事案件的犯罪主体，故不存在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向光大银行珠海分行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情形。而本案，周××是以光大银行珠海分行储户的身份，认为兰某是利用光大银行珠海分行的平台和工作场所，并在工作时间蒙蔽客户兜售非本企业受托的理财产品，给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光大银行珠海分行作为用人单位对工作人员这种非法兜售理财产品的行为监管不到位，故应对其因内部金融秩序管理混乱而造成周××的经济损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因而对光大银行珠海分行提起本案侵权之诉。由此可见，周××与光大银行珠海分行之间形成的侵权法律关系与涉案相关刑事案件被告人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应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不属于同一事实。而且刑事诉讼中的追赃和责令退赔程序仅解决受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财产返还和赔偿问题，并不影响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被告人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主张民事权利，因此，周××提起的本案诉讼应属于人民法院可直接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据此，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周晓南的起诉和上诉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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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京03行终36号
【裁判摘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现有证据能够证明2018年2月11日，高×在联子网络公司组织的年会上担任主持人，在年会上组织的游戏项目，高×遭受鼻外伤、鼻骨骨折伤害的事实。朝阳区人社局依法履行受理、调查、送达等程序，依据上述事实作出《工伤决定书》，认定高×所受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工伤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联子网络公司认为高×所受伤害并非工伤，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联子网络公司的上述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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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鄂01行终524号
【裁判摘要】工伤保险制度的最主要的宗旨是维护工伤职工的救治权与经济补偿权，并促进工伤预防与职业康复及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本案中，被上诉人吴某某在未完全脱离工作场所的合理区域的情况下，利用工作时间内合理的间隙休息时间，在仓库大楼院门口右侧铁栅栏旁吸烟，其行为的实质是实现自身的休息权利，应视为工作的延续，故其由此受到的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立法目的。结合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查与采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对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认定，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充分，故原审法院作出撤销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上诉人市人社局限期重作的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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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闽行申644号
【裁判摘要】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受到伤害，没有证据证明非因工作原因导致伤害应当认定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证实事发当日舒××在洪锦公司锅炉房上班，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福建新时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闽新时代（2018）临法鉴字第780号《临床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对舒××致伤方式所作的鉴定结论，其鉴定意见“无法证明伤者舒××右肱骨中下段粉碎性骨折的致伤方式系生产过程中被板材运输机绞伤或弹出后受伤所形成”，仅能表明舒××的受伤无法证明系其自述的致伤方式形成，该证据以及再审申请人、三明市人社局提供的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舒××所受伤害是非工作原因导致，亦表明用人单位未完成举证责任。据此，三明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三明市政府作出维持三明市人社局不予工伤认定决定的复议决定，亦应予以撤销。原一审判决驳回舒叔华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三明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撤销三明市政府的复议决定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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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最高法行再118号
【裁判摘要】（１）法人企业将承包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的自然人，该自然人聘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工程时受伤，企业法人与劳动者之间并非典型的劳动关系而是法律拟制的用工主体责任关系，劳动者以法人企业为用工单位申请认定工伤，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２）行政复议机关仅以受伤职工签订调解协议并领取损害赔偿款为由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可能损害受伤职工的法定权利应予撤销；（３）受伤职工在认定工伤、鉴定劳动能力后，若通过调解实际获得的医疗费、损害赔偿款少于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有权要求补齐——《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本案中，东锐公司将承包的“一村山庄宴会厅”等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谢××，谢××聘用的周××从事承包工程时受伤，周××以东锐公司为用工单位申请认定工伤，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东锐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东莞市政府以周××已领取了谢××支付的损害赔偿款，其因工作遭受的事故伤害已获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不再具有工伤认定所保护的权利为由，撤销了《认定工伤决定书》。本院认为，东锐公司与周××之间并非典型的劳动关系，而是法律拟制的用工主体责任关系，周××在劳动仲裁机构认定其与东锐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下，对其能否要求工伤保险赔偿存在认识不足。而且，民事损害赔偿系周××在未进行伤残等级鉴定的情况下与谢××调解达成，赔偿金额可能低于工伤保险赔偿金额。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劳动者享有的法定权利，东莞市政府仅以周祖华签订调解协议并领取损害赔偿款为由，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
摘要2：（续）可能损害周××的法定权利，应当予以纠正。需要说明的是，周××在认定工伤、鉴定劳动能力后，若实际获得的医疗费、损害赔偿款少于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有权要求补齐。
【注解】受伤职工通过司法调解获得损害赔偿后还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劳动者享有的法定权利，职工在认定工伤、鉴定劳动能力后，若实际获得的医疗费、损害赔偿款少于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有权要求补齐。
摘要1：【裁判摘要】下班途中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疾病猝死不属于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中，2018年10月24日早上7点26分左右，程××在下班途中，突然倒地，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开平市中心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其死亡原因为急性心肌梗死。程××的死亡情形不符合上述条例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开平市人社局作出涉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程××的死亡不属于工伤符合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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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因此认定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情形为工伤需要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履行工作职责三个条件。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看，认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各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是否为“履行工作职责”是本案核心焦点。 (一)关于刘×受到暴力伤害是否因履行工作职责所致的问题。本案情形是否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关键不在于职工所受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在于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的关联性是否足以达到认定工伤的程度。根据(2015)高新刑初字第147号刑事判决书及附案询问笔录等在案证据，刘×与刘××在涉案纠纷发生前并不认识，二人并无个人恩怨。涉案伤害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刘×在工作中需使用塔吊机吊运钢材，在催促过程中与塔吊指挥人员刘××发生争执，在双方第一次争执打斗未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刘××为报复刘×返回宿舍取刀后将其刺伤。从伤害事件发生的初始因素来看，刘×是在履行其工作职责，虽然刘×处理工作纠纷的方式方法欠妥，但从客观行为上看刘×在经过第一次打斗后并无与刘××继续争执的相关表现，其在笔录中自述找刘××的目的是配合其完成工作任务，说明刘×始终具有完成工作职责的主观意愿。二人之间的争执打斗系因工作原因引起，刘××心生怨气产生犯意致刘×受伤，且前后两次争执打斗时间连续、地点均在工作场所之内，具有较为明显的连贯性。换言之，刘×的伤害后果是工作原因与刘××的故意伤害行为共同导致，其中刘××的故意伤害行为虽是直接原因，但刘×受伤与工作原因之间亦具有因果关系，不能将刘××刺伤刘×归因于私人恩怨而否认刘×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故二被申请人关于“刘×受伤系私人恩怨所致不应认定为工伤”的答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工作纠纷发生后处理不当是否属于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职工之间因履行工作职责发生争议时未能正确处理纠纷，甚至存在行为不当情形时能否认定为工伤，需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具体分析。正如二审法院所言，因履行职责发生争议时，劳动者应以恢复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状态为目的，并以适度的方法和手段达到该目的，行为不应超过合理、必要的限度。
摘要2：（续）但二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严重不当的行为会阻却履行工作职责与受到暴力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导致其不被认定为因‘履行工作职责’”，该认定对受到伤害的劳动者而言过于严苛。首先，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并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可以参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关于“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第十六条关于“故意犯罪的、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或者自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规定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原则进行认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高新刑初字第14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刘×对纠纷的发生并无明显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上述事实表明，刘×对于暴力侵害行为的后果并无明显过错。其次，二人因工作纠纷发生争执后，双方均未能冷静处理确有一定过错，但刘×的过错并不应导致其受到暴力伤害，不足以阻却对履行工作职责的认定。况且二被申请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二人系因涉案工作纠纷之外的其他个人恩怨导致伤害后果的发生。最后，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作适度从宽解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旨在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该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立法意旨是为了保护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后的救济。从制度价值的角度适用本款对是否属于工伤进行认定时，不能要求“纯洁的受害人”，即只有在暴力伤害中完全无过错的受害人才能够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这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立法意旨有违。故本案情形不能成为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
【解读】《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项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反之，则应认定为工伤。
摘要1：【要旨】（１）“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在《工伤保险条例》中未有明确定义；“突发疾病”在《工伤保险条例》未有明确的规范定义。（２）职工上班期间突发疾病回到宿舍４８小时内死亡视同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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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要旨】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２００３年）第十六条第（一）项“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指的是因自身的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造成的伤亡。职工在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因他人犯罪或违反治安管理造成的伤亡，不适用该条该项，而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之规定，认定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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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所遭受的暴力伤害与其履行工作职责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连续不构成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李××不慎跌倒将正在工作的同事田××压倒，二人发生争吵并相互撕扯，被同事柳×等人劝开。后李××持矿用工具扁铲与田××撕扯，并在田××面部顶了一膝盖，二人再次被同事劝开后，田××持矿用工具斧抓朝李××头部打了一下，致其受伤。李××受伤虽然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发生，并且与履行工作职责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是直接的，李××受伤的直接原因是与他人发生殴打被他人打伤，这一事实被华亭县人民法院（2015）华刑初字第×××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所确认。因此，李××所遭受的暴力伤害与其履行检修工作职责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李××的受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情形。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