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06）琼行终字第131号
摘要1：【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06）琼行终字第131号
【裁判观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规定，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才能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相对人兴建的两栋楼未经规划批准，属于违章建筑，不存在应当依法予以保护的合法权益，相对人就违章建筑物被强制拆除请求国家行政赔偿，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行政裁判和调解书执行
摘要1：执行（强制执行）是执行机关以生效的行政诉讼裁判或者生效的行政行为为根据，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迫使拒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履行义务，实现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活动与程序。
摘要2：【法条链接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公路桥梁下面违法建筑强制拆除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２０１３］行他字第１２号，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８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十六条、第八十一条和《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八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公路管理机构对公路桥梁下面修建的违法建筑，有强制拆除的权力。公路管理机构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法条链接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政部门申请强制执行其对违法土葬乱建坟墓行为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请示问题的电话答复》（２０１４）行他字第１０号，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此类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人民法院在行政执行当中的职责定位，我院正在就此类问题进行调研，稳妥起见，在有关政策明确之前，暂不受理此类案件为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7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7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7〕332号)（指导案例88-92号）
摘要2：指导案例88号 张道文、陶仁等诉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政府侵犯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权案
指导案例89号 “北雁云依”诉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燕山派出所公安行政登记案
指导案例90号 贝汇丰诉海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案
指导案例91号 沙明保等诉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房屋强制拆除行政赔偿案
指导案例92号 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诉张掖市富凯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最高法院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典型案例
摘要1：【目录】1.王风俊诉北京市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拆迁补偿安置行政裁决案；2.孙德兴诉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3.王江超等3人诉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紧急避险决定案；4.陆继尧诉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政府济川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案；5.吉林省永吉县龙达物资经销处诉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政府征收补偿案；6.焦吉顺诉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管理案；7.王艳影诉辽宁省沈阳市浑南现代商贸区管理委员会履行补偿职责案；8.谷玉梁、孟巧林诉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摘要2：无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吉行终594号
摘要1：【案号】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吉行终59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八）起诉人重复起诉的……”。上诉人姜英喜曾以二道江区人民政府、二道江区建设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两次强制拆除行为属违法行使职权，并赔偿其损失195万元。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09）通中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判决维持通化市二道江区建设局城规罚字（2008）第004号行政处罚决定，驳回姜英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姜英喜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09）吉行终字第3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现姜英喜又以通化市二道江区人民政府、通化市二道江区城建局为被告向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两次强制拆除行为造成其土地承包合同不能履行，侵犯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拆除生产厂房造成的损失应予以赔偿”。两次诉讼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相同，诉讼请求亦相同，属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情形。（二）姜英喜请求“追究二道江区政府、二道江区城建局的主要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的诉请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原审裁定对姜英喜的起诉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摘要2：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甘行终7号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甘行终7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邹某某诉请撤销的兰州市发改委作出的《关于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并非针对上诉人作出，仅是针对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区域内的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建设规模、投资估算、资金来源作出的审批，并未对上诉人邹某某的合法权益产生直接和实际的影响，故对其起诉应予驳回。上诉人邹某某认为房屋被强制拆除，可以采取其它的救济途径予以解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82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821号
【裁判摘要】本案被诉的宁乡县政府宁政函〔2013〕075号《宁乡县人民政府关于依法拆除黄某某户非法占用土地上建筑物的批复》，系对宁乡县国土资源局《关于拆除黄某某户非法占用土地上建筑物的请示》的批复，其行文对象系宁乡县国土资源局，属于上级行政机关对于下级行政机关请求事项作出批复的内部行政行为。宁乡县国土资源局以此批复为依据，与宁乡县灰汤镇人民政府等相关单位配合，将黄某某的违法建筑予以拆除，据此对黄某某产生了实际影响。被诉批复行为的内容虽然涉及黄某某户建筑物的拆除，但无证据证明该批复已送达黄某某，该内部行政行为尚未对外发生法律效力，并未对黄某某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对黄某某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是宁乡县国土资源局等单位的强制拆除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依法应当裁定驳回黄某某的起诉。
摘要2：【解读】内部请示、批复一般不可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1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隆某某诉隆回县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给予行政赔偿缺乏事实根据。．．．．．．基于以上理由，一、二审法院以隆某某提起诉讼缺乏事实根据，被告主体不适格，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为由驳回隆某某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理由正当，本院应予维持。
摘要2：【解读】被告不适格且在释明后仍不变更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5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568号
【裁判摘要１】代理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应予处罚——本案中，申请人提出的物品损失数额特别巨大，明显与其经济状况不相符，其提交的物品损失清单及赔偿数额，亦与其委托代理人邓某某一并代理的其他数起案件的物品雷同，不符合常理。邓某某在本院查验过渡房物品时自认提交的物品损失清单存在夸大数额等虚假陈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诉讼参与人伪造、隐藏、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申请人提供的物品损失清单明显不符合常理，属于虚假夸大的证明材料，本应予以相应处罚。考虑到申请人对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缺乏了解，夸大损失数额系因遭受强制拆除引起，故本院对申请人不予处罚。邓某某作为多起行政诉讼的公民代理人，理应熟悉行政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应当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但是在本案所涉强制拆除的数起关联案件中，邓某某作为委托代理人，明显对数起案件中当事人提供相类似的虚假证明材料等行为起到主要作用，属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行为。其行为既挤占司法资源，也影响当事人诉权的正常行使，不利于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邓某某处以罚款处罚。
摘要2：【裁判摘要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虽然该条款并未严格要求推荐的公民应属于该社区及单位，但是人民法院是否准许其他公民作为诉讼代理人，应当考虑该公民的行为能力、是否存在法定的回避情形、是否可能损害被代理人利益以及是否可能妨碍诉讼活动等因素，予以综合考量。社区及单位为保护居民或者职工利益，可以为居民、职工推荐法律知识水平高、诉讼能力强并经当事人的同意和授权的公民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这里的社区，应当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居民委员会、乡镇、街道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主要应当是该社区、单位的人。因为只有社区、单位内的人，才能相互了解，方便代理，方便提供法律援助。作为推荐人的社区和单位，对本社区和单位以外的人，则不具有管理、服务的职能，不存在推荐的条件和前提。如果社区、单位坚持推荐本社区和单位以外的人，则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严格审查，以充分保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对于社区、单位以外的人作为委托代理人曾经存在虚假诉讼或者诉讼失信行为的，可能对被代理人的权益造成损害、妨碍正常的诉讼活动，对其今后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其代理资格。
【解读】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原则上属于该社区、单位的人。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2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21号
【裁判摘要】裁判基准时｜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一般只能以行为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为标准——行政行为作出、被诉请人民法院审查、人民法院对其合法性作出裁判，必然存在时间间隔，以上述不同时间作为裁判基准时，将可能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得出不同结论。一般而言，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根据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作出的，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一般也只能以该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为标准，而不能以所依据的事实、证据或法律发生变更为由，认定原行政行为合法亦或违法。否则，将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有损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当然，基于行政行为性质的不同，行政诉讼的裁判基准时也相应有所区别。但是，对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已于行为作出时确定并实现的，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就仅与处分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有关，而不能以行政机关当时无法预见到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作为认定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依据。
摘要2：【摘要】本案中，根据原浙江省杭州市房产管理局杭房拆许字〔2006〕第03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案涉房屋已被列入拆迁范围，因拆迁双方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原浙江省杭州市房产管理局作出《24号裁决书》，杭州市政府以此为前提作出《8号决定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8号决定书》作出后，案涉房屋也已于2008年5月22日被强制拆除。因此，对《8号决定书》是否合法，只能根据该决定书作出当时的情形作出判断，即便此后《24号裁决书》被依法撤销，也不能仅以该撤销的事实，否定杭州市政府当时作出《8号决定书》的合法性。因此，再审申请人陈某某、张某某认为《24号裁决书》被撤销后将导致《8号决定书》违法，于法无据。．．．．．．再审申请人陈某某、张某某通过主张《8号决定书》违法进而主张杭州市政府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不符合上述规定，不具备相关起诉条件。因此，一审裁定驳回陈某某、张某某的起诉，二审裁定驳回其上诉，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324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3244号
【裁判摘要】应当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起诉状内容或者材料欠缺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起诉人给予指导和释明，明确告知其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起诉人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立案，并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针对当前行政诉讼滥诉问题突出的现状，对于明显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者明显超过起诉期限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起诉人的起诉显然属于滥诉情形的，为防止因滥诉浪费司法资源，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方式不予受理，不给予其上诉和申请再审的权利。本案中，王某某等人的房屋，经协商于2013年11月2日由拆迁指挥部帮助腾空、实施拆除，2017年7月，王某某等人以雨花区政府为被告、以所谓强制拆除房屋为被诉行政行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明显属于滥诉行为。一审法院应当在指导、释明后，退回其诉状并记录在册；坚持起诉的，没有必要出具裁定书，以书面通知方式不予受理即可。
摘要2：【解读】明显属于滥诉的可以通知方式不予受理（不再出具裁定书）——针对当前行政诉讼滥诉问题突出的现状，对于明显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者明显超过起诉期限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起诉人的起诉显然属于滥诉情形的，为防止因滥诉浪费司法资源，人民法院可以通知的方式不予受理，不给予其上诉和申请再审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赔申31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赔申31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行政赔偿是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对受害人合法权益损失进行的赔偿；行政行为违法，但未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不予行政赔偿。本案中，尽管强制拆除养猪棚的行为已经被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但是，生效行政判决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理由是在复议和诉讼期间强制拆除，违反法定程序，并未否定涉案养猪棚未经合法审批手续建设、属于违法建筑的性质。因此，违法强制拆除黄某某、郭某某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并未造成其合法权益的损失。黄某某、郭某某请求赔偿贱卖生猪损失,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强制拆除行为造成贱卖生猪损失。一、二审判决驳回黄某某、郭某某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笼统要求赔偿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应当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单独或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损失内容和赔偿数额。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因此，当事人不能笼统请求予以行政赔偿，否则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赔偿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本案中，黄某某、郭某某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并未明确具体的损失内容和赔偿数额，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一审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要求其列明具体损失内容、提出具体的赔偿数额。至于将来人民法院支持的数额，确需通过司法评估程序确定的，由人民法院自主决定，而不是由当事人在起诉时主张诉讼中通过司法评估程序确定其赔偿请求的数额。一审未予释明不妥，本院予以指正。
【解读】行政赔偿诉讼原告未明确具体的损失内容和赔偿数额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6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高新区管委会在强制拆除过程中，本应依法妥善处置并保全证据，以证明其在强制拆除过程中已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对苏某某所建违法建筑物中的合法财产已予清空并妥善处理。但高新区管委会未能提供任何相关证据，未尽到举证责任。由于高新区管委会的违法强制拆除，苏积庆仅能提供相关现场照片及财产损失清单，业已穷尽举证手段以证明动产损失的存在，虽然其对于动产损失的具体数额无法举证，基于公平原则，对于案涉动产损失及赔偿数额的确定，应适用上述法律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即由高新区管委会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负相应的赔偿责任。一、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而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在本院庭审中，苏某某主张其所养生猪被驱离房屋，无处安置产生相应损失的事实，高新区管委会亦未提出相反证据。对于苏积庆养殖物及屋内合理物品的损失等相关事实，应当进一步核实后依据证据规则予以确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00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00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江南区城市执法局野蛮强拆，未对屋内物品进行清点造册、妥善保管，确实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但是，行政赔偿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在原、被告均不能举证证明具体损害事实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采信证据，准确认定损害事实，而不是简单按照原告的主张认定损害事实。
【摘要】拆除违法建筑中责成行为是内部行为不可诉——应当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作出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的行政机关是江南区城市执法局，江南区政府并未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江南区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责成”江南区城市执法局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是依法分配行政强制执行职权的内部职权分配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3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38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在赔偿、补偿案件中，通常情况下应当由原告对损害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因被告原因导致无法举证时，举证责任发生转移，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无论是原告承担还是被告承担举证责任，都不意味着另一方可以免除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因防城区政府未依法申请强制执行超越职权强制拆除，故对于江某某等人被拆除时屋内财产情况，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其未对案涉房屋中的财产造成损失。防城区政府提供强拆现场视频与《财产物品登记表》，证明该府在拆除过程中，当场对涉案房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点登记并搬出置放，已尽到妥善安置的义务。《财产物品登记表》虽未取得江某某户的人员签名与认可，也未邀请基层组织在场见证，但能够与现场视频资料相互印证，可予采信。防城区政府强制拆除行为程序存在瑕疵，但未对江某某户的财物造成实际损害，不存在需要赔偿的情形。在防城区政府已经提交相应证据的情况下，江某某等人仍然认为存在财产损失，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江某某等人主张有财产损失及生猪被压，但根据江某某等人一审诉讼请求及其提供的证据材料，《丢失或被损坏财物清单》系单方提供，且列明的物品和数量前后不一致，并未列明详细价值，亦无其他证据可予佐证；提供的照片拍摄日期早于强制拆除行为发生的日期，且缺乏原件核对，与申请人主张的财产损失并不吻合。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江某某户成年家属在拆除现场一起搬运财物。如果存在物品和生猪被压埋在废墟内的事实，其在场家属却不当场提出异议，亦不符合常理。一、二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有关证据审核认定的要求，综合全部在案证据，认定江某某户提出的赔偿请求不能成立，判决驳回江某某等人的赔偿请求，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赔再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赔再4号
【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赔偿案件时，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坚持全面赔偿和公平合理的理念，既要体现对行政机关违法拆除行为的惩戒，也要确保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在房屋征收强制拆除的行政赔偿案件中，依照现行法律规定确定行政赔偿项目和数额时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是，赔偿数额至少应不低于赔偿请求人依照安置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全部征收补偿权益，不能让赔偿请求人获得的赔偿数额低于依法征收可能获得的补偿数额，以体现赔偿诉讼的惩戒性和对被侵权人的关爱与体恤，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赔偿制度在维护和救济因受到公权力不法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方面的功能与作用。此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中关于赔偿损失范围之“直接损失”的理解，不仅包括赔偿请求人因违法拆除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还应包括其作为被征收人所可能享有的全部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权益，如产权调换安置房、过渡费、搬家费、奖励费以及对动产造成的直接损失等，如此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应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第二十二条规定，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费。涉及到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补偿，按照上述规定，依法应当给予被征收人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如前所述，在房屋征收强制拆除的赔偿案件中，计算“直接损失”时应当包括当事人因违法强拆行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和其他必得利益。当事人在正常的征收补偿程序中依据安置补偿方案应得的利益，均应认定为其所受到的直接损失，应予赔偿。
摘要2：【解读】赔偿数额不低于依法征收可能获得的补偿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5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57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财产权益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第三十六条第（四）、（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侵害，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原则上应当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在土地、房屋征收过程中，对因违法强制拆除造成被征收人房屋等相关财产损失的，参照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行政赔偿，确保被征收人因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损失获得的行政赔偿，不低于行政机关合法征收拆除房屋给予被征收人的行政补偿，这一做法符合国家赔偿法关于“直接损失”补偿的基本原则，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9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97号
【裁判摘要】房屋损失应当直接判赔，无需当事人再通过补偿程序解决——本案中，案涉房屋系在征收拆迁范围内，在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后，原有的补偿问题依法可以通过赔偿解决，法院应该直接进行实体审理并就赔偿问题作出判决。段某某１、段某某２的第三项诉讼请求是请求石鼓区政府赔偿因违法拆除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系一并提起的赔偿请求，人民法院已予受理，应当依法对赔偿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判。石鼓区政府违法强制拆除段某某１的390平方米房屋及段某某１、段某某２的430平方米违法建设，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具体到赔偿的数额，为确保当事人获得及时、公平、公正的救济，在行政机关违法强制拆除当事人房屋，难以对房屋及其他损失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参照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征收补偿标准，全面、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各项损失，确定损失数额，直接判决行政机关对房屋及其他人身、财产损失一并予以行政赔偿，法院在判令赔偿时的标准至少不应低于补偿标准。行政案件审理应当以实质性化解纠纷为宗旨，及时解决行政争议，在当事人已经提出明确的赔偿请求的情况下，无需将房屋损失视为另一法律关系，判决当事人另行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解决。人民法院直接判决赔偿更有利于公平、公正解决问题，避免行政机关在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后对补偿问题不予处理、拖延处理或者作出不合理的补偿，最后当事人仍然需要通过司法裁判寻求救济，增加当事人的诉累。本案中，一、二审虽判决责令石鼓区政府予以安置补偿，但是在本院再审审查阶段经过询问查明，从二审判决作出至今，石鼓区政府未就补偿问题作出任何补救措施或者行政行为。一、二审判决未对段某某１、段某某２提出的赔偿请求进行审理、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裁判方式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2：
简法｜《民法典》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无效？
摘要1：解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３条之规定，发包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除外之情形：（１）发包人在起诉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２）发包人能够办理审批手续而未办理，并以未办理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我国工程建设“四证”：（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２）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３）国有土地使用权证；（４）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解读２】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无效合同如何结算工程价款？——（１）一般应当参照《民法典》第７９３条规定无效施工合同参照合同工程价款约定折价补偿的原则处理（如虽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已经实际投入使用的情形）；（２）若建筑物在建造过程中或竣工后被行政机关依法拆除的，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原则对承包人进行赔偿。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０５０.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手续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
摘要2：【注解１】违法建筑（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工程）的施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如工程经验收合格的：（１）当地政府或者行政主管部门已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或者强制拆除决定或者已经拆除违法建筑的，由双方根据过错大小分担实际损失；（２）当地政府没有作出“违法建筑”认定或者没有责令拆除的，双方可以参照合同约定计算工程折价补偿款。
【注解２】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是与公共利益具有重大关联的政府行政许可行为——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法律规定是效力性规定。
【注解３】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手续并不当然导致建设工程合同无效——（１）根据《城乡规划法》第４０条规定，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是发包人作为建设单位法定义务；（２）如果具备办理条件而发包人已就未申请办理，由于工程实际上已经满足了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申领要求，建设工程合同不会因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无效。
【案例笔记】被征收人能否对房屋被征收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解读：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一经作出即推定为有效。房屋被依法征收，该房屋所有权即转归国家所有，被征收人对其房屋不再享有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亦同时收回，其享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已经消灭，其针对后续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等行为提起诉讼则不再具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注解１】国有土地收回后，原土地使用权人与政府对该土地上的其他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注解２】行政强制拆除案件确认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不同于有关征收案件中的原告主体资格｜在行政强制拆除案件确认诉讼中，即便实施征收的行政机关在强制拆除行为实施后与被征收人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或者作出征收补偿决定，被征收人在确认诉讼中仍与强制拆除行为有利害关系，被征收人请求确认行政机关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08号
【注解３】执行征收决定行为通常不具有可诉性——（1）有关执行征收决定的行为主要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政府的征收决定办理的注销房屋登记、土地使用权登记或者收缴房屋权属证书、土地使用权证书等行为；（2）对被征收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是征收决定而非注销和收缴的执行行为，对执行征收决定的行为提起诉讼不予受理。
摘要2：【注解４】原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与该土地被征收并出让后国有土地登记行为无法律上利害关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5080号
【注解５】集体土地征收决定实施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否可诉？｜被征收人与进入出让程序的土地使用权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不具有行政可诉性。——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94号
【注解６】集体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原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与后续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颁证行为通常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780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2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23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可见，除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样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有权对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判断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通常要考虑三个基本要素：是否存在一项权利、该权利是否属于原告的正当权利以及该权利是否可能受到了被诉行政行为的侵害。
【裁判摘要２】直管公房租赁权是国家为了保障公民居住权而提供的一项具有重大财产利益的权利。不同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通过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而取得房屋的承租权，直管公房承租人是通过向行政机关申请而获得直管公房租赁权。基于该项权利，直管公房承租人得以长期缴纳低房租居住该房屋，对该房屋享有长期的占有和使用权，其经济地位近似于房屋所有权人。因此，征收部门在征收直管公房的过程中，考虑到直管公房承租人的特殊地位，以及征收行为对直管公房承租人权益的直接且重大影响，应当对其合法权益予以充分保护。对于直管公房承租人认为补偿决定、强拆行为等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认定承租人与该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
摘要2：【解读】（１）直管公房的承租人与公房强制拆除行为具有利害关系；（２）对于直管公房承租人认为补偿决定、强拆行为等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认定承租人与该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6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66号
【裁判摘要】“有明确被告”和“事实根据”的理解——在行政诉讼中，被告适格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形式上适格，亦即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所谓“有明确的被告”，是指起诉状指向了具体的、特定的被诉行政机关。但“明确”不代表“正确”，因此被告适格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实质性适格，也就是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又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里的“事实根据”就包括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关事实根据。就本案而言，再审申请人以怀远县政府对其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为由，以怀远县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次诉讼，被告虽然是明确的，但并不符合实质性适格的要求。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怀远县政府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执法执行决定书、执行公告等证据已证明系怀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再审申请人的房屋具体实施了拆除行为，且怀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为政府工作部门是独立的行政主体，亦具有为其行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再审申请人虽提供了照片、证人证言等材料，以此证明怀远县政府是实施主体，但其提供的证据均不能否定怀远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执法执行决定书等法律文件的效力。在此情况下，再审申请人仍坚持以怀远县政府为被告进行诉讼，显然不具有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要求的“事实根据”。在原审法院予以释明的情况下，再审申请人仍拒绝变更被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形，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被告适格包括形式上适格与实质性适格——（１）形式上适格即《行政诉讼法》第４９条第２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２）实质性适格即《行政诉讼法》第２６条第１款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20)豫行赔终116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20)豫行赔终116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由此可见，只有存在恢复原状必要性与可能性的情况下，才可以判决恢复原状。本案中，涉案院墙、门楼和配房被强制拆除的行为已被确认违法，睢阳区政府应对该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经审查，涉案院墙、门楼和配房拆迁工作已经实施完毕，舒某某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能够恢复原状，在客观上已经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况下，舒某某起诉要求恢复原状，且经一审释明后仍坚持该诉求，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舒某某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29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292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再审被申请人中原区政府的强拆行为已被确认违法，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强拆过程中依法对再审申请人的室内物品进行了清点、登记和保存。而从再审申请人提交的现场照片和室内装修及室内家具明细清单所反映的情况看，其主张的相关损失并未超出日常生活用品的合理范围。在此情况下，中原区政府应当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但一、二审法院却将室内物品损失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再审申请人，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虽不存在产权调换房屋或者安置房屋的问题，但因中原区政府在未与再审申请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违法将涉案房屋强行拆除，该行为必然导致再审申请人在接受赔偿之前，临时另寻住房，并承担相关费用。因此，该项费用损失系中原区政府的违法拆除行为直接导致的，应当由中原区政府予以赔偿。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4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424号
【裁判摘要】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对因历史原因形成的没有建设审批手续和产权证照的房屋，行政机关应当在征收之前依法予以甄别，作出处理，不能简单将无证房屋一律认定为违法建筑，不予征收补偿；违法拆除因历史形成的无证房屋造成损失的，也不能简单以无证房屋即为违法建筑为由，不予行政赔偿。在行政机关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拆除的无证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的情况下，应当将该房屋视为合法建筑，依法予以行政赔偿。行政赔偿的项目、数额不得少于被征收人通过合法征收补偿程序获得的行政补偿项目、数额。
摘要2：【解读】无证房屋不等于违法建筑——无证建筑未经合法程序认定不能视为违法建筑予以强拆。
【笔记】承租人起诉征收补偿决定、征收补偿协议，是否具有原告资格？
摘要1：答：一般而言，承租人与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决定、征收补偿协议行为、强制拆除房屋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资格。但是，承租人在被征收房屋上有不可分割的重大添附，或者依法独立在承租房屋开展经营活动，或者强制拆除房屋行为造成其物品损失的，承租人与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决定、征收补偿协议行为以及强制拆除房屋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
【解读１】（１）承租人与房屋征收（征收决定、补偿决定、补偿协议）以及强制拆除房屋行为一般没有利害关系；（２）承租人在添附、经营活动、强拆物品损失上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解读２】承租人与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决定、征收补偿协议行为以及强制拆除房屋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之情形——（1）承租人在被征收房屋上有不可分割的重大添附；（2）承租人依法独立在承租房屋开展经营活动；（3）强制拆除房屋行为造成承租人物品损失。
【解读３】承租人与房屋征收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一般不能成为房屋征收行为案件的原告；但具有以下特殊情形的房屋承租人具有原告资格——（１）公租房的承租人——公租房（直管公房和自管公房）的承租人与征收决定、补偿决定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２）经租房的承租人——经租房（我国城市中的一些私有房产在１９５８年前后由政府统一经营出租，收取房租）的承租人与征收决定、补偿决定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３）廉租房的承租人；（４）用于经营房屋的承租人——此类承租人与补偿决定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对补偿决定不服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解读４】在房地权属分离情况下，地役权人与征收决定或者补偿决定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地役权人具有原告资格。
摘要2：【注解１】承租人是否具有直接向征收人提出补偿请求的权利？｜（１）在房屋征收补偿案件中，一般而言，只有房屋所有权人才与征收行为和补偿行为有利害关系，可以针对征收行为或者补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房屋的市场化承租人通常并不与补偿行为有利害关系，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其与房屋所有权人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并按照法律规定和租赁合同的约定来解决所租赁房屋上的添附以及因征收而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或赔偿问题。（２）但是，补偿义务主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房屋承租人且承租人具有独立的补偿利益后，既不在其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或者作出的补偿决定中给付上述独立的补偿利益，也不另行与承租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或者作出补偿决定解决上述独立的补偿利益问题，则房屋承租人有权以自己名义主张上述独立的补偿利益。——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110号
【最高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纪要】法律问题：在被征收房屋上有经营事实或重大添附的承租人与拆除该房屋的行政行为是否有利害关系？————特殊情形的房屋承租人可以成为诉房屋征收行为案件的原告。
【最高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纪要】法律问题：征收部门向房屋所有权人发放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后，承租人是否有权提起诉讼主张停产停业损失?——征收部门向房屋所有权人发放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后，承租人无权提起诉讼主张停产停业损失。
【注解２】房屋征收部门应给予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三个条件：（１）被征收房屋具有非住宅房屋权属证明或者经有关部门认定为用于非住宅的合法建筑；（２）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且营业执照上标明的营业地点为被征收房屋；（３）已办理税务登记并具有纳税凭证。——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75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5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52号
【裁判摘要】程序合法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行政机关作出任何行政行为，均应按照相应的法定程序进行，即使行政相对人违法在先，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也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条的规定，行政强制的实施应当适当，该法第四章对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应当遵循的法定程序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行政机关拆除违法建筑应当严格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强制拆除的对象是违法建筑本身，但组成建筑物的建筑材料及建筑内的物品，则属于当事人的合法财产。当事人因违法建筑所负的法律责任，不应当涉及其合法的私有财产。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均未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具体实施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章关于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的规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关于行政赔偿案件中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时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精神，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的，手段、方式必须科学、适中，不得以野蛮方式实施强制拆除。对于建筑物内的物品，行政机关应当采用公证、见证等方式，进行清点造册、制作现场笔录、妥善保管并及时移交。如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上述程序，造成当事人合法财产损失的，则该强制拆除行为应予确认违法。本案中，涉案建筑位于县城总体规划的规划区范围内临武县城管局认定该临时建筑未办理规划许可手续，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陈选金逾期没有自行拆除临武县城管局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之后由临武县政府组临武县城管局等部门对违法建筑强制拆除。上述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程序并无不当。但是，临武县政府在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针对建筑物内的财产，既未与陈选金办理财物交接手续，亦未清点建筑物内的财产或进行相应的证据保全。临武县政府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不符合法定程序，应予确认违法。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6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658号
【裁判摘要１】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法定程序——（１）建设工程所在的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的有关部门，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拆除违法建筑；（２）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应当事先予以公告，并在法定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届满后实施；（３）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发出催告履行通知书，要求被处罚人在合理的期限内自行拆除；（４）实施强制执行行为方式、方法应当合理、适当，不得实施野蛮强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条规定，行政强制的实施，应当适当。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限期履行义务。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根据上述规定，建设工程所在的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的有关部门，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应当事先予以公告，并在法定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届满后实施；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发出催告履行通知书，要求被处罚人在合理的期限内自行拆除；实施强制执行行为方式、方法应当合理、适当，不得实施野蛮强拆。
摘要2：【裁判摘要２】强制拆除违章建筑赔偿损失——（１）只有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才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２）赔偿的范围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将来可得利益损失；（３）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对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被告违法野蛮强拆等原因，造成原告无法举证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当事人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受害人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但是，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根据上述规定，只有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才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将来可得利益损失；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对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被告违法野蛮强拆等原因，造成原告无法举证的除外。
【笔记】法院认定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但未对建筑物是否违法进行实体审理是否属于程序违法？
摘要1：解读：（１）对建筑物是否违法的认定和强制拆除行为系两个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诉讼一案一诉的原则，当事人对有关部门认定为建筑物违法的行为不服可另案提起诉讼寻求救济；（２）法院在审理强拆案件中已经认定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对是否属于违法建筑物的实体问题未予审理不属于程序违法。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72号
摘要1：【裁判摘要】被征收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后还能否就强制拆除行为提起诉讼？|被征收人即使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也依然与可能存在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适格原告就此提起行政诉讼——《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第二十五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据此，征收补偿协议主要解决的是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补偿、被征收人的搬迁损失以及因搬迁引起的停产停业损失问题。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可以据此认定被征收人就房屋的征收以及上述相关事项的补偿与征收人达成了一致。但是，根据该条例的上述规定以及第二十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第二十八条：“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规定，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内容，显然不包括因违法强制拆除可能给被拆迁人造成的不应有的包括屋内动产在内的其他人身、财产损失。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被征收人可在强制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的情况下，取得相应的赔偿。因该利益独立于合法征收行为产生的补偿利益，故被征收人即使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
摘要2：（续）也依然与可能存在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适格原告就此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以不具有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
【注解】（１）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内容不包括因违法强制拆除可能给被拆迁人造成的不应有的包括屋内动产在内的其他人身、财产损失；（２）被征收人可在强制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的情况下取得相应的赔偿，该利益独立于合法征收行为产生的补偿利益，故被征收人即使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也依然与可能存在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适格原告就此提起行政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