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2-15 15: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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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050号
【裁判摘要】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事益公司与付××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付××向事益公司支付1300万元款项，借款一年后，按照3000万元的收益计算回报；超过3000万元，按照实际收益计算回报；事益公司承诺四年内支付给付××的收益达到其投资的数额。协议内容表明，付××所获收益是以固定回报方式计算，且约定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付××均按标准获得投资收益。因此，《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事益公司工商登记虽变更付××为公司股东，但事益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付××参与了公司的实质性经营活动。付××不参与事益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投入的资金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的收益，该1300万元名为投资，实为借款。仅就事益公司与付××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原审认定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事益公司收到付××支付的1300万元后，没有按照双方协议约定按期给付利息，事益公司应当将借款偿还给付××，并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合同的内容及履行情况，并根据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事益公司应支付的利息标准，亦无不当。
摘要2：【解读】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并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而是约定一方出资后，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均按标准计算并享有固定投资收益，应认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
【注解１】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付××、事益公司之间的《投资合作协议》；2.事益公司向付××偿还1300万元借款；3.事益公司支付付××624万元利息（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4.事益公司支付付××本案的律师代理费19万元；5.由事益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注解２】一审判决：一、解除付××与事益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二、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付××本金1300万元；三、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利息624万元利息（以13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四、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律师代理费19万元。
【注解３】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付××与事益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当然，如果事益公司将付××的借款全部清偿，付××应将股权返还事益公司。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日期： 02-17 08: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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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民终1142号
【裁判摘要】由于工程款债权与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系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属于他物权范畴，它可以就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或特定财产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优于其他有担保或无担保的债权而受清偿。优先权的价值在于打破债权平等原则，赋予一些特殊债权人享有以优先于其他债权人而受偿的权利，最终实现债权人之间利益的实质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确立了建设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已明确了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为六个月，该期间为除斥期间，当事人应在工程价款应付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当事人逾期行使则导致该权利归于消灭。根据查明的事实，港口公司自前案诉请发包人支付其工程款直至前案判决生效后申请强制执行等过程中，均仅主张工程款债权，而未主张过工程款的优先受偿权效的厦门海事法院(2015)海法商初字第384号民事判决，确认解除《港口工程施工合同》并判令连江县晓沃陆岛交通码头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港口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该判决确认的工程款给付之日作为港口公司行使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六个月期限的起算日，直至2018年9月11日港口公司对执行财产分配方案提出异议时才第一次主张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早已超过六个月的除斥期间，故其优先受偿权已经消灭，原审驳回港口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0)最高法民申1579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因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虽系法定优先权，承包人仍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且工程款债权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概念、性质及效力上均有区别，主张工程款债权并不等同于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港口公司称申请执行工程款当然包含优先受偿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中，港口公司于2015年5月向厦门海事法院起诉主张案涉工程款时并没有同时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该案判决于2015年9月生效，发包人此时即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港口公司于2015年11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程序中亦没有主张优先受偿权。厦门海事法院于2016年5月作出终本裁定后，港口公司仍然没有主张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的款项优先受偿，直至2018年9月另案执行拍卖后才向一审法院提出优先受偿的主张。此时距港口公司主张工程款债权的判决生效之日早已超过法定的六个月期限，原审法院据此认为港口公司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已经超过了行使期限，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 日期： 02-18 09:5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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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之六——私募资管业务中差额补足等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认定
摘要2：
- 日期： 02-19 13:4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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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性质
【裁判要旨】发包人在欠付转包人的工程价款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其责任性质为替代责任。只有在发包人已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价款后，实际施工人对转包人的债权相应部分才能消灭，在发包人尚未支付的情况下，不应免除转包人的支付责任。
【本案案号】（2021）晋0581民初1452号；（2021）晋05民终1862号
摘要2：【来源：2022年02月17日《人民法院报》】
【解读１】原告李某某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22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摘要２】（１）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张某支付原告秦某工程款210117元，并支付利息；被告王村村委支付原告秦某工程款939883元。（２）二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张某支付被上诉人秦某工程款115万元，并支付利息；上诉人王村村委在欠付被上诉人科鸿公司工程款939883元的范围内向被上诉人秦某承担责任。
【注解】（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法律性质应为替代责任，而非直接支付责任；（２）在发包人尚未实际支付实际施工人工程价款的情况下，不应免除转包人的直接支付责任；（３）判令转包人全额支付不会造成实际施工人双重受偿。
- 日期： 02-22 10:1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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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210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瑞隆公司主张其与中恒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提起本案诉讼，向中恒信公司及其他担保人主张权利。为此，瑞隆公司提交了前述《粮食产品购销合同》《粮食产品购销补充协议》《贸易协议》《价格确认函》《收货确认函》《协议》《对账函》等证据，以证明双方之间建立了粮食买卖合同关系及其履行、对账结算的相关事实。仅从形式上看，该部分证据可以反映双方当事人建立的关系和交易过程。．．．．．综合本案证据所反映出的事实，瑞隆公司与中恒信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与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关于“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不相符，二者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实际关系并不是粮食买卖。综合现有证据判断，其更有可能是双方基于资金融通需求发生的借贷行为。鉴于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向瑞隆公司进行了释明，但瑞隆公司明确表示不变更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瑞隆公司不具有其所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基础上的权利，其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于如何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真实性质，不能仅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及往来函件进行形式判断，而应立足双方约定，并综合合同价款、交易过程、交易目的等因素，全面客观审查。本案中，瑞隆公司为证明其与中恒信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虽举示了《粮食产品购销协议》及补充协议、《贸易协议》《玉米价格函》《收货确认函》《委托出库书》《协议》《对账函》《企业往来对账单》等证据，但《粮食产品购销协议》及补充协议、《贸易协议》仅能证明双方订立合同的情况，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实际履行了买卖合同并发生了真实的货物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2019年7月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强调，“民商事审判工作要树立正确的审判理念。注意处理好民商事审判与行政监管的关系，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
摘要2：（续）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综合本案情况，一审法院对瑞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瑞隆公司可就其与中恒信公司之间形成的真实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另，关于鑫顺公司是否有权就案涉法律关系的真实性进行抗辩的问题。鑫顺公司就案涉主合同提供了抵押担保，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之规定，结合主债务人中恒信公司未参加一、二审诉讼的实际情况，鑫顺公司作为担保人享有债务人针对债权人的抗辩权，其可就主债务不成立、无效等事由进行抗辩。．．．．．．关于一审法院的调查取证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调查笔录经被调查人校阅后，由被调查人、调查人签名或者盖章。”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为查清案件事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可依职权向相关单位调查取证，并就被调查人了解的情况依法制作笔录予以留存。本案中，在主债务人中恒信公司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为查清本案事实，依当事人申请向《粮食产品购销合同》涉及的青白江粮库调查取证，未违反法律规定。瑞隆公司主张一审法院调查取证超出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 日期： 03-17 08:1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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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90号
【裁判摘要】对合同效力的审查，属于人民法院裁判权范围，人民法院应依职权进行审查。本案中，双方在《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中约定双方合作，欲对案涉土地进行商业开发，兴建顺兴生产及配套用房房地产项目，从约定内容可见双方的合作目的意在将工业用地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一审法院据此确定本案案由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双方约定是否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法对此予以审查。顺兴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等规定均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违反上述规定，合同并非无效。神东天隆公司辩称上述规定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正确理解、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仅关系到民商事合同效力维护，还影响市场交易的安全与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综合认定相关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判断某项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根本在于违反该规定的行为是否严重侵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否需要国家权力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行为予以干预。土地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经营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违反上述规定即改变土地用途，将会损害国家、集体和社公共利益。因此，上述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顺兴公司违反该规定将案涉工业用地用于商业开发，改变了土地性质，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作协议》无效符合法律精神，但引用业已作废的本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存在瑕疵，应予纠正，然裁判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摘要2：【注解１】判断某项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根本在于违反该规定的行为是否严重侵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否需要国家权力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行为予以干预。
【注解２】（１）《土地管理法》第５６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１８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１７条、第１７条等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２）违反上述规定改变土地性质将工业用地用于商业开发应当认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无效。
- 日期： 03-19 10: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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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196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第十九条规定，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山东高院认为需要审查作为本案执行依据的民事调解书中是否有民事责任的约定，从而来认定被执行人是否还需要承担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这一审理思路本院予以认可。但是，山东高院对本案执行依据（2014）青金商初字第337号民事调解书中第一项和第二项内容之间的关系认定为无论是按月息8.6‰计算，还是按月息8.6‰二倍计算，这都是针对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本金数额的两种计息方式，是调解书约定的给付内容本身，本院不予认可。案涉调解书第一项约定，被执行人臧家存于2015年3月31日前偿还申请执行人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3月21日起按月息8.6‰计算至2015年3月31日止）这是当事人双方对主要义务的履行作出的约定。调解书第二项约定，如果被执行人臧家存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则被执行人臧家存应按合同利率月息8.6‰的二倍，以未履行本金的金额自2014年3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计算利息。上述民事调解书第二项实质是约定，当被执行人未按照调解书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时，因其迟延履行应当承担加重的义务，属于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性质。现申请执行人建国房地产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被执行人按照调解书第二项的约定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不能再同时要求被执行人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摘要2：【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需要审查作为执行依据的民事调解书中是否有民事责任的约定，从而来认定被执行人是否还需要承担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２）当被执行人未按照调解书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时，因其迟延履行应当承担加重的义务，属于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性质。
- 日期： 04-18 09:2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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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以招投标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属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不适用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可以适用合同法及有关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根据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招标投标法所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是指采用招标投标方式采购工程、货物、服务等的活动。其中，“招标人”是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交易活动中的受让方及支付价款的一方。“投标人”是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交易活动中的货物出让方或工程项目、服务的提供者。相应地，是有权收取价款的一方。在上述意义上的“招标投标活动”中，确定中标人的基本规则是以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中标人。而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中，虽然相关活动使用了“招标投标”的名称和竞争定价的形式，但从法律关系的实质看，此类活动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存在重大不同。首先，政府相关部门虽然是名义上的“招标人”，但其实质身份是交易活动中的出让方；而参与此类活动的“投标人”，则是交易活动中的受让方。即，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中，招投标当事人的身份定位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恰好相反。其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的基本规则，是从报价最高的潜在竞争者中确定合同相对人。最后，招投标的标的物是国有土地使用权。此类标的物在法律上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工程项目、货物、服务等存在明显不同。综上分析，以招投标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属于招标投标法规范适用的“招标投标活动”。因此，本案所涉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不适用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当事人的法律争议主要集中在双方是否建立了合同关系、相关约定的性质和效力如何认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等。对于上述问题，可以适用合同法及有关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作出裁判。
摘要2：【裁判摘要２】投标人取得投标资格后未参与后续投标活动招标人能否没收投标保证金？——双方当事人虽然尚未进入正式订立招投标合同或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阶段，但对于前序准备阶段中每一个环节的权利义务均予以明确，且达成了合意，可以将其视作为订立正式合同之准备期间的阶段性合同条款，其与正式合同之间有关联但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该阶段性合同条款的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现上诉人未在指定日期参加投标活动，被上诉人依约没收上诉人的保证金，有合同依据。．．．．．．本案中根据约定，20%的保证金随着出让活动的进行，其性质以及对应的合同义务均会发生变化。在出让活动的初始阶段，该保证金是作为参与出让活动的资格条件，只有交纳了保证金才享有进一步参与出让活动的权利。取得参与资格并明确以招标方式出让后至正式投标前的阶段，该保证金的性质实质为投标保证金，对应的合同义务是申请人应当在限定时间内进行投标，违反该义务即以被没收保证金的方式承担违约责任。故就其法律性质而言，仍然属于约定的违约金，可以适用合同法中关于违约金的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认为保证金即违约金的金额明显高于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故请求调整违约金的金额。同时，上诉人还提出按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2%。而其交纳的保证金高达项目估算价的20%，所以即使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没收的保证金也应当以2%为限。．．．．．．现上诉人认为在涉案土地采取招挂复合方式出让，且已经以0.44%溢价率成交的前提下，仍然全额没收保证金，属于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故要求调整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至于上诉人称应当参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的规定确定保证金以2%为限，如前所述本案不适用招标投标法，故对此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 日期： 05-17 17:0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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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善意保理商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7)最高法民再164号
【裁判观点】本案再审判决明确界定保理合同纠纷中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细化了保理合同纠纷的裁判规则。（一）在有追索权的保理纠纷案件中，保理商向债务人的追索权、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以及债权反转让的法律性质及相互关系如下：债权反转让的法律效果应为解除债权转让合同，解除后保理商不再具备次债务人的债权人地位，故该项权利与保理商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不得并存；而追索权的功能相当于债务人为次债务人的债务清偿能力提供担保，其功能与放弃先诉抗辩权的一般保证相当，其与保理商向次债务人的求偿权能够同时并存，其中一方的清偿行为相应减少另一方的清偿义务。（二）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转让债权存在瑕疵的情况，若该瑕疵系债务人和次债务人共同的虚伪意思表示，根据当事人的虚伪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绝对无效，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基本原理，应审查保理商在受让债权时是否尽到审查义务，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债权存在瑕疵。若保理商为善意，则次债务人不得以债权瑕疵为由对抗保理商。
【解读】在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中，其所包含的债权转让合同不是纯正的债权让与，而应认定是具有担保债务履行功能的见解给付契约——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所包含的债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性质并非纯正的债权让与，而应认定为是具有担保债务履行功能的间接给付契约。间接给付，学说上又称为新债清偿、新债抵旧，或为清偿之给付。根据民法基本原理，间接给付作为债务清偿的方法之一，是指为清偿债务而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清偿，并不具有消灭原有债务的效力，在新债务履行前，原债务并不消灭，只有当新债务履行且债权人的原债权因此得以实现后，原债务才同时消灭。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对保理商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中，在债权未获清偿的情况下，保理商不仅有权请求基础合同的债务人向其清偿债务，同时有权向基础合同债权的让与人追索这一问题，并无分歧认识，但在原有债务和受让债权的数额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如何确定清偿义务范围和顺序，还没有先例判决可以遵循。
摘要2：【注解１】保理商向债权人反转让与向债务人求偿权不能同时并存——保理商行使了反转让，债权人向保理商足额归还保理融资款及相关费用后应收账款应回转给债权人，保理合同自动终止，保理商不能再以债权人向债务人行使求偿权。
【注解２】（１）案涉《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中关于广州大优公司归还了保理融资款及相关未结清费用后，与该应收账款有关的一切权利亦应同时转回，以及发生江西燃料公司不履行偿还义务等情形珠海华润银行有权通知广州大优公司反转让债权的约定，应当解释为案涉债权转让合同的约定解除条件。因此，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的情况下，如果珠海华润银行向广州大优公司反转让债权，因债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其已不再具有江西燃料公司的债权人身份，其要求江西燃料公司清偿债务的权利基础已不存在，故该项权利与其对江西燃料公司的求偿权在法律性质上不能同时并存。据此，珠海华润银行在本案中要求江西燃料公司清偿债务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取决于其另案提起的诉讼是否应当认定为已经行使了解除债权转让合同的权利，将债权返还给广州大优公司。（２）故本院认定，珠海华润银行在另案诉讼中所主张的权利，在性质上属于要求广州大优公司归还借款的追索权，并非债权的反转让。
- 日期： 05-29 06:1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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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申661号
【裁判摘要】保证人与合伙企业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入伙投资人的投资款返还提供担保，即使保证人未直接与投资人签订保证合同保证人仍需承担保证责任——关于申请人上合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原审法院充分分析了《保证合同》与《入伙协议》两个合同在目的、主体、合同指向、保证期间、保证方式及保证金额、范围六个方面的联系，结合最高额担保的性质，认定《保证合同》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及于上海泓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澄公司）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纪×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是否与在先裁定相矛盾的问题。虽然在先裁定以纪×与泓澄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和债务数额尚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了纪×的起诉。但是，该裁定生效后，纪×通过仲裁程序确认了与泓澄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和债权数额，发生了新的法律事实，因此，本案与在先裁定并不矛盾。
摘要2：【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10939号
【摘要】上合诚公司上诉主张其未与纪颖直接签订过保证合同，亦未向纪颖承诺过保证责任，因此不成立保证合同关系。但是对照《保证合同》和《入伙协议》的内容来看，两份合同具有如下特征：1.目的相互衔接。《保证合同》是为约定期间内入伙上海泓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入伙协议》则是约定了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上海泓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享有的权利义务，包括利益保障和风险控制机制；2.主体身份一致。《保证合同》的委托保证人为泓澄公司、汉红公司，其作为上海泓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和管理人的身份，与《入伙协议》上所载一致。3.合同指向相互对应。《入伙协议》第十条明确约定了普通合伙人为入伙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提供第三方保证责任，上载保证合同编号与上合诚公司和泓澄公司、汉红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的合同编号一致。4.保证期间相符。2013年7月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自该合同签订之日起36个月，同年8月签订的《入伙协议》则约定投资期限为有限合伙人基金权利起始日18个月退出，后该有限合伙企业（基金）于2013年8月30日成立，后者确定的主债务期间涵盖在前者保证合同期间。5.保证方式相同。《保证合同》第一条与《入伙协议》第十条均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6.保证金额及保证范围相符。《保证合同》约定最高额保证金额为壹亿元，保证范围为入伙协议项下的投资额本金，《入伙协议》第十条约定担保范围为本协议第五条项下的出资，而第五条则对有限合伙人纪颖出资额本金的数额、出资方式及缴付期限进行了约定，可见，保证范围均为投资额本金。根据以上两份合同紧密对应的条款及相互印证的内容，结合最高额担保的性质，可以认定上合诚公司与泓澄公司、汉红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及于泓澄公司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纪×，对上合诚公司以未与纪颖签订保证合同为由，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 日期： 06-01 15: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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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性质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最高法民申6881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基于让与担保目的进行预告登记不能对抗执行——关于盛鸿投资公司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问题．．．．．．但本案中，盛鸿投资公司与集洲房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为借款提供担保，双方并未建立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盛鸿投资公司于2012年11月29日办理预告登记也是为了担保债权得以实现，并非为了实现物权转移，故盛鸿投资公司不享有物权期待权，其为了担保而办理的预告登记不足以排除执行。故二审法院认为盛鸿投资公司的执行异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的规定，改判准予执行案涉房屋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对合同性质的认定应当以签订合同时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准，与当事人事后在诉讼中的陈述意见并无直接关联。
- 日期： 06-03 15: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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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陕行申408号
【裁判摘要】不进行纳税申报的纳税人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少申报的，对于少申报部分应按《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３条偷税处理；对于申报部分应按《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６４条第２款规定处理——申请人在旬阳地税局菜湾税务所2013年3月4日发出责令限期整改通知后，仅申报补缴了部分税款，仍有部分税款未依法申报缴纳。被申请人在查清中成公司上述违法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将其违法事实区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一部分为经菜湾税务所限期改正后，其仍未申报缴纳部分，对仍未申报缴纳部分，依法认定为偷税；另一部分为限期改正后，申请人已缴纳部分，对该已整改缴纳部分，认定为未在法定所属纳税期限内申报纳税。针对以上两种不同的违法事实，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不同的条款规定，分别予以处罚，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
摘要2：【案号】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安中行终字第00037号
【摘要】因中成公司在旬阳地税局菜湾税务所2013年3月4日发出责令限期整改通知后，仅申报补缴了部分税款，仍有部分税款未依法申报缴纳。旬阳地税局在查清中成公司上述违法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将其违法事实区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一部分为经菜湾税务所限期改正后，其仍未申报缴纳部分，对该仍未申报缴纳部分，依法认定为偷税；另一部分为限期改正后，中成公司已缴纳部分，对该已整改缴纳部分，认定为未在法定所属纳税期限内申报纳税。针对以上两种不同的违法事实，旬阳县地税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不同的条款规定，分别予以处罚，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综上，原审判决将上诉人旬阳地税局基于被上诉人中成公司不同违法事实、依据不同法律规定分别进行的处罚，认定为重复处罚，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
- 日期： 06-08 10: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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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执行异议之诉综合判断异议人是否享有阻却执行的民事权益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511号
【裁判观点】
（１）判断执行标的能否执行，需查明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此确定异议人所享有的权利在效力上是否优先于申请执行人的权利。
（２）执行异议之诉中，在考量权利优先性问题时，应当结合案外人与执行标的的关系的性质、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支配权的范围、执行标的是否构成交易的信赖等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裁判摘要】债权成立于股权登记之前不能对抗隐名股东实际权利——本案富新节能公司等被申请人对案涉股份享有的实际权利与萍乡农商行股权登记外观上存在冲突，在考虑权利优先性问题时应当综合案外人与执行标的关系的性质、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支配权的范围以及执行标的是否构成交易的信赖等因素综合予以判断。1.富新节能公司通过继受取得萍乡农商行的股份，熊×等人因公司转制而取得萍乡农商行的股份，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均是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股东权益，太红洲公司仅是基于登记外观，虽有股东之名而无股东之实，太红洲公司对案涉股权并无支配权利，实体股东权利为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所享有。易××申请执行的是实体权利已经虚化的股东权，不能对抗已经查明的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实体权益。２.本案执行标的并不构成太红洲公司与易××交易的责任财产，对易××的债权并不因丧失信赖而造成损害。易××与太红洲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于萍乡农商行成立之前，太红洲公司所持有的萍乡农商行的股份尚未对外公示，并不存在易××对太红洲公司所持股权的信赖问题。因此，易××仅依据对事后的公司股东登记信赖申请执行案涉股权，不能对抗富新节能公司、熊×等人的实体权利。
【摘要】至于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的收取问题，因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因此类案件当事人的请求涉及财产权益，属于财产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本案当事人诉争的标的是能否对登记于太红洲公司名下的萍乡农商行2000万股的股份排除执行，一、二审据此收取诉讼费用并无不当。易××申请再审中提出应当按照申请执行的545万元的债权为标的收取诉讼费用，混淆了本案诉讼标的与另案诉讼标的的不同，该申请再审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涉改制等特殊企业股权的强制执行时，在考虑权利优先性问题时应当综合案外人与执行标的关系的性质、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支配权的范围以及执行标的是否构成交易信赖等因素予以判断。
- 日期： 06-25 09: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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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以“挂靠”有关公司名义实施经营活动并让有关公司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性质》征求意见的复函（法研【2015】58号）
摘要2：
- 日期： 07-05 21:1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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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鄂民终640号
【裁判摘要１】原审判决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一般取回权纠纷。本院认为，该案由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据该条的规定，一般取回权的权利基础为物权，尤其是所有权。本案鹏程公司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合同，其权利基础是合同债权，不属于物权，故本案不属于一般取回权纠纷。本案系因宏昌公司管理人对鹏程公司申报的债权不予确认引发的诉讼，鹏程公司提交的证据5即宏昌公司债权审查报告能证明上述事实，鹏程公司诉讼请求的核心仍然是确认其对宏昌公司的债权，故本案属于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第5条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根据该条的规定，一审法院有权在开庭后根据查明的法律关系性质变更案由，其行为并未违反法定程序，鹏程公司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３】《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系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所制定的司法解释，而随着200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已经废止，针对该部法律所制定的司法解释原则上应不再适用。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施行后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对不应认定为破产财产的情形，作出了不同于《破产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即使在《破产案件若干规定》尚未明确废止的情况下，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规则，本案亦应适用《破产法司法解释二》认定案涉房屋是否属于破产财产。《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一）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承揽、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他人财产；（二）债务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三）所有权专属于国家且不得转让的财产；（四）其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本案案涉房屋并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不应排除在债务人财产之外，
摘要2：（续）应属于宏昌公司的债务人财产。此外，认定案涉房屋属于宏昌公司的债务人财产也符合物权法确定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生效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为债务人财产。”案涉房屋尚未变更登记至鹏程公司名下，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所有权仍归属于宏昌公司，应为宏昌公司的债务人财产。由于鹏程公司依据上述合同享有请求交付15套房屋的债权不属于消费类购房债权，此类债权对于其他普通债权不具有优先性，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鹏程公司不能对案涉15套房屋优先受偿，现鹏程公司请求确认其享有案涉合同的购房债权实质上是确认其购房债权相比其他普通债权具有优先性，该项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的规定，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罗小峰对宏昌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后，宏昌公司即不得对鹏程公司进行个别清偿，现鹏程公司请求宏昌公司按合同约定向交付15套商品房的行为性质为请求个别清偿，该项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鹏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鹏程公司与宏昌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15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合法有效，鹏程公司享有合同约定的购房债权。2.判令宏昌公司按上述合同约定条件交付鹏程公司15套房（××××××）。3.本案诉讼费用由宏昌公司、泰奥公司承担。
摘要1：解读１：（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２３条之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因客观情况发生了在招标投标时难以预见的变化而另行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仅限于“依法不属于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即“黑合同”对“白合同”实质性内容进行合理变更仅限于非必须招投标工程（性质等同于废标，双方当事人在废标后不再进行招投标程序直接另行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２）对于必须招投标范围内的中标合同，不得对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和工程价款进行变更——否则变更内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仍继续按中标合同的白合同执行。
解读２：“黑合同”对“白合同”非实质性内容进行合理变更合法有效。
摘要2：【注解１】（１）属于必须招标项目的中标备案合同无效，对中标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款的实质性内容进行变更的补充协议属于另行订立的与经过备案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无效协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75号；（２）不属于必须招标的项目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在招投标程序之后签订合同的行为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的变更（合理变更的性质等同于废标后直接另行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56号
【注解２】确定是否对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进行变更应考虑以下两个方面｜（１）是否足以影响其他竞标人能够中标或者以何种条件中标（发包人与承包人的补充或变更协议的内容排除其他竞标人中标的可能或其他竞标人中标条件的，构成对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变更）；（２）是否对招标人与中标人的权利义务产生较大影响（发包人与承包人另行订立的补充或变更协议较大的改变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导致双方利益严重失衡的，则背离了中标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申262号
- 日期： 10-09 09:2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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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755号
【裁判摘要】关于案涉股权转让款尾款支付约定系附条件还是附期限的问题。对该问题的认定应根据协议内容、签订背景以及股权价值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考量。首先，根据协议内容看，协议双方不仅明确了协议签订的基础在于“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签订了《成华街6号项目合作开发意向书》及补充协议”“钟××已明白哲宇公司注册原因及成华街6号项目基本情况”，而且明确约定李××转让的不仅是其持有的哲宇公司45%的股权，还包括其在成华街6号项目拥有的一切权益，即哲宇公司即将参与合作开发成华街6号项目所能给股东带来的商业机会或预期收益。另从字面上看，钟××支付2000万元股权转让尾款是在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正式签订成华街6号项目有关合作开发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而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就案涉项目未正式缔约，双方前期所签订的合作开发意向书及其补充协议亦经仲裁解除，已不具备签约及履行条件。其次，从协议签订背景看，哲宇公司系李××等人为与建隆公司合作开发成华街6号项目而成立的项目公司，公司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积极筹备合作开发相关事宜，促使成华街6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恢复登记至建隆公司名下，除此以外，该公司并未从事与合作开发无关的其他经营活动。在钟××受让股权前，哲宇公司注册资本已转入股东李××的个人账户，除因协调成华街6号项目土地使用权登记所垫支的费用外，公司并无其他债权债务及相应资产。即使李××前期投入了不少资金和精力，但股权价值不能仅以其前期投入来衡量。钟××受让李××持有的哲宇公司股权，其目的在于通过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合作开发成华街6号项目获取收益，若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未能就案涉项目签订正式合作开发协议，哲宇公司股权的价值亦会降低，钟××受让股权的目的亦不能完全实现。再次，从协议约定的性质看，钟××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前提是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正式签订合作开发协议，而正式签订合作开发协议需由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协商一致，并非单方能够决定，最终能否正式签订协议亦属于不确定是否发生的事实。而合同所附的履行期限应是指确定的、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实，故本案双方关于余款支付的约定属于履行条件的约定。最后，现无证据能够证明钟××不正当阻止了条件成就。
摘要2：《李某某、官某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川民终1133号
【摘要】综合协议内容、签订背景等，不能认定该约定为附条件的履行期限。．．．．．．因而，在哲宇公司未与建隆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钟××不能实现受让股权的预期收益前，不能认定钟××负有支付全部转让价款的义务。再次，从该约定性质看，钟××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前提是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正式签订合作开发协议”，而是否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以及何时签订需由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非哲宇公司一方的意思表示或行为所能决定，更非作为股东的钟××一方所能控制，该约定能否实现存在不确定性，不属于履行期限而是履行条件。综上，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3款的约定应认定为履行条件，李××关于该约定为附条件的履行期限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在案涉履行条件客观上已不能成就且钟××不存在为自身利益不当阻却条件成就的情形下，李××诉请钟文平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股权转让协议》第２.3.在哲宇公司与建隆公司就成华街6号地（见附件）项目，正式签订了有关合作开发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钟××再向李××支付股权转让尾款贰仟万元正。
【注解】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余款２０００万元，在目标公司与第三方就某项目正式签订有关合作协议后５个工作日内支付”，该约定综合协议内容、签订背景等，应认定为履行条件，不能认定该约定为附条件的履行期限。
- 日期： 11-01 10:5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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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陈××诉莆田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福建省地方税务局税务行政处理及行政复议案——涉税行政诉讼案件名不副实合同性质的认定：以民行交叉案件司法审查标准的规范化建构为视角
摘要2：
- 日期： 01-10 10:2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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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目前《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能否适用以物抵债裁判尺度不尽统一；（２）以房抵债协议系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无论其是新债清偿还是债务更新，与买卖合同在债的性质以及对其他债权人合法利益的保护上均存在不同。加之以物抵债产生的物权期待权缺乏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判断其真实性具有较大难度，故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不宜简单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的规定，轻易认定以物抵债权利人可以对抗金钱债权人——本案苏华公司对案涉房屋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及其他担保物权，在王××不属于商品房消费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参照《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审查王××的权利能否对抗苏华公司的一般金钱债权。但王××对案涉房屋系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取得，目前《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能否适用以物抵债，裁判尺度不尽统一。在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情况下，该条明确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权利能够排除执行须同时符合四个方面的条件：(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王××与鸿基米兰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记载签订时间，该合同内容及其他证据也无法佐证在案涉房屋被查封前签订了前述合同。对于是否在查封前合法占有案涉房屋的问题，一般而言合法占有是指因交付而对案涉房屋具有事实上管领和支配的状态，案涉抵账协议作为诺成合同，签订协议行为以及卓越伟业公司同意将案涉房屋登记给王××的意思表示，仅表明王××取得对案涉房屋的债权，不必然证明其已实际控制和支配案涉房屋。王××提交的法院查封前支付热费的凭证，系由具有利害关系的鸿基米兰热力公司开具。王××虽提交其以鸿基米兰热力公司所欠工程款抵顶众合物业公司2014年至2017年物业费的《抵账协议》及附件，以佐证其在查封前实际占有案涉房屋，但该协议及物业费清单标注日期均系2022年，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鸿基米兰热力公司与众合物业公司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就该抵顶真实性及查封前已占有案涉房屋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王××提交的其他案外人购买王××顶账房的相关证据与本案亦不具有关联性，
摘要2：（续）而其他用以证明实际占有的证据均出具于法院查封之后。故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在查封前合法占有案涉房屋，一审法院认定王××的主张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进而对其关于享有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况且，案涉履行期满后双方达成的以房抵债协议，系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无论其是新债清偿还是债务更新，与买卖合同在债的性质以及对其他债权人合法利益的保护上均存在不同。加之以物抵债产生的物权期待权缺乏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判断其真实性具有较大难度，故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不宜简单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轻易认定以物抵债权利人可以对抗金钱债权人。
- 日期： 01-15 08: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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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无权向其他未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追偿
【裁判要旨】同一债务设立多个保证人，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任何一个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只能向债务人进行追偿，无权向其他未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追偿。但保证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可以相互追偿的除外。
【裁判摘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有关担保人之间可以相互追偿的规定因与《物权法》产生冲突不再适用；但各方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关于担保人之间是否能够相互追偿的问题，我国法律规定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199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该条文对两人以上保证（即相同性质的共同担保）作出释义，即在无约定之情形下，赋予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享有对债务人的追偿权以及要求其他保证人承担相应份额的权利。2000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对此，最高院又赋予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享有选择追偿债务人或其他担保人的权利。2007年出台生效的《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可以看出，《物权法》赋予了混合担保中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权利，
摘要2：（续）至于担保人能否向其他担保责任人追偿问题，《物权法》并未作明确规定，而对于相同性质的担保人之间的相互追偿问题，《物权法》其实并未做出规定。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有关担保人之间可以相互追偿的规定因与《物权法》产生冲突，故不再适用。但，各方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故本案中，华商公司在承担担保义务后，仅能向债务人追偿，而无权向其他担保方追偿。理由如下：第一，从理论上讲，各反担保人之间无合同关系，要求其为债务人提供担保外，另为其他担保人亦提供担保，不符合法理。本案中，华商公司、赵恒、徐喆等各方反担保人分别出具反担保协议及承诺函，各协议独立，并无各反担保方之间可相互追偿的相关约定，故华商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其他担保方追偿缺乏合同依据及理论基础；第二，违反诉讼经济原则。债务人是最终偿债义务人。在存在多个担保方时，如允许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后可相互追偿，可能导致多个相互追偿的诉讼程序发生，最终亦导致更多向债务人的追偿的诉讼。故从诉讼经济原则考虑，不应允许担保人之间享有追偿权；第三，如上所述，若有多个追偿权案件发生，在存在多个担保方，特别是在保证与担保物权并存的情况下，在确定追偿份额上缺乏可操作性；第四，基于公平原则考虑。各担保方在设立担保时，对于承担担保责任后只能向债务人进行追偿的规定明确、具体。若允许各担保方在没有约定相互追偿的情况可以相互追偿，则降低了担保人在设立担保方可以预见的风险。综上，华商公司已经履行担保义务，其可向债务人安迈公司求偿，但其不享有对包括赵×、徐×在内的其他反担保方的追偿权，故其要求向赵×、徐×追偿的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３６条规定，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差额补足、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其法律性质分别为——
（１）保证：具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保证的有关规定处理。
（２）债务加入：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具有加入债务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等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５５２条规定的债务加入。
（３）按照保证处理：前两款中第三人提供的承诺文件难以确定是保证还是债务加入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保证。
（４）合同责任：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不符合前三款规定的情形，债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不影响其依据承诺文件请求第三人履行约定的义务或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摘要2：【注解１】增信措施——（１）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保证；（２）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债务加入；（３）难以确定债务加入或者保证——保证；（４）不符合上述三种情形，不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连带责任，但应履行承诺文件的义务或责任（合同责任）。
【注解２】增信措施认定为担保或者债务加入仍然必须符合担保或者债务加入的条件（如公司决议等）。
【注解３】差额补足协议（差补协议）系独立合同并准用担保规则，无公司决议不发生效力。——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粤民终1734号民事判决书
- 日期： 03-07 14:5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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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将非营运车辆长期用于从事“滴滴”营运活动，无论保险公司是否已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保险公司均不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但不免除交强险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根据当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法释〔2018〕13号）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二）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本案中，刘×在2015年即已经为滴滴快车司机，长期从滴滴快车运营中获取收入，刘×系按照非营业类别进行的投保，但刘×在涉案保险期间长期使用涉案车辆从事滴滴快车运营，可以认定为车辆的用途和性质发生了变化，结合考虑涉案事故发生时刘×正在从事滴滴运营的情形，故本次事故应当认定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刘×未向保险公司告知其长期使用涉案车辆从事滴滴快车运营的相关事实，本案属于保险公司因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刘×未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情形，本院认为保险公司关于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的主张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就保险公司的提示说明一节，本院认为，关于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该规定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赋予保险人的法定抗辩权，该条款效力并不因保险人是否尽到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受到影响，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因保险公司不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故该部分损失应由侵权人刘×自行承担。
摘要2：（续）就交强险一节，当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机动车在交强险合同有效期内发生改装、使用性质改变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情形，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使用性质改变并不导致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免除责任，故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具有法律依据。
摘要1：解读：根据《保险法解释三》第１３条规定，除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人身保险金请求权可以转让，该转让行为有效。
【解析】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金请求权随即成为确定的、纯财产给付性质的债权，不具有特定的人身属性，可以自由转让。
摘要2：【注解】（１）根据《保险法解释三》第１３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人身保险金请求权可以转让，但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１条规定，交强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转让或者设定担保的行为无效。
- 日期： 04-05 10:2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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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发布十个保险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之三——驾驶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报险及法定报警义务致使事故的性质原因无法查清，保险人不予赔偿
【裁判要旨】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员不得离开现场的情形，在法律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即造成道路、供电、通讯等设施损毁的，驾驶人应当报警等候处理，不得驶离，在排除了人员伤亡等紧急情形后，因驾驶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报警义务，而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摘要2：
- 日期： 04-23 16:1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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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取缔既可能是行政强制措施，也可能是行政处罚，应当依据行政机关采取的具有措施确定取缔的性质是行政处罚还是行政强制措施。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都青羊区大通商贸公司企业经济性质问题的答复 （１９９８年５月５日，［１９９７］行他字第４号）
【摘要】成都市青羊区大通商贸公司是由成都市青羊区城乡管理委员会的下属单位环境卫生管理局申办的，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表明该公司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主管部门也由环境卫生管理局变更为青羊区城乡管理委员会。青羊区城乡管理委员会关于暂停许东风的大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的职务，暂停公司营业活动的决定是合法的，人民法院应判决予以维持。
摘要2：【注解】行政机关撤换企业法定代表人行为的可诉性。
摘要1：解读１：部分共有人与承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是否因未征得其他共有人同意而无效？——部分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与承租人擅自订立租赁合同系债权设立行为（负担行为），不适用《民法典》第３０１条关于处分共有财产应当经占份额２／３以上共有人或者全体共有人同意的规定，如不具有其他无效情形的应为有效合同。
解读２：其他共有人能否要求分得租金？——（１）其他共有人可以要求按份分享房屋租金；（２）其他共有人还可以追究签订租赁合同的共有人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
解读３：其他共有人能否要求承租人返还共有房屋？——如部分共同人出租共有房屋未改变共有物房屋的性质、用途且其持有共有物份额超过１／２以上，不动产其他按份共有人向承租人主张返还共有物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民法典》第３０１条规定仅适用于处分行为；（２）房屋租赁合同行为系负担行为的债权行为，不适用于《民法典》第３０１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
- 日期： 05-22 16: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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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法律性质等有关问题的复函（行复[2023]33号）
【摘要】
一、行政机关作出无偿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决定，针对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人“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两年未动工开发的”情形，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条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认定收回土地使用权行政决定法律性质的意见》([1997]国土法字第153号)第五条规定，我们倾向于该行为属于行政处罚。
二、依法取得闲置土地抵押权的人，系无偿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4年)第五条、第二十条和《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等规定，依法应当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
摘要2：【注解】无偿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属于行政处罚。
- 日期： 05-23 10:1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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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租房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8号第三条：“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
《建设部关于经租房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建住房〔2005〕226号）“二、各地在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中，已经按当时规定予以处理的‘经租房’，应予维持，不再另行处理。”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不属于法院主管范围的房地产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３条｜经典案例１）——（１）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２）因行政指令而调整划拨、机构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３）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
解读２：历史遗留劳动纠纷（经典案例２）——（１）国企政策性破产后职工安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２）农村老电影放映员生活待遇等历史遗留问题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３）非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发生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民事案件受理范围。
解读３：历史政策不属于受理范围（经典案例３）——（１）行政机关完全依据政策进行决策的行为（历史政策），法院无法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２）民办教师辞退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注解１】名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实质为对私房历史遗留问题相关事实的认定不服，属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应由人民法院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参考案例：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3)鄂江岸行初字第00033号
【注解２】单位没有及时依房改政策为本单位职工办理房改房的登记手续导致没有获得拆迁补偿款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参考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桂11民终610号